Sunday, February 20, 2011

烈火:迷惘歲月(二)



若說以利亞是神的代言人,其他的神學生又算什麼?看到別人上鏡頭出盡風頭,一些本來噤若寒蟬的學士,也開始輕狂起來,趨炎附勢、故弄玄虛、甚至用誇大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也是神的代言人。(不過再怎麼誇大,也大不過天降烈火吧?)這些當然不全是一派,亞哈既畏於以利亞所顯的神蹟,又不便得罪皇后一黨的腓尼基人,朝中多半要‘公平’用人。不過用什麼人,結果也相去不遠;畢竟以利亞還潛居西奈山靜思時,迦南地濫竽充數、招搖撞騙的‘先知’,竟多得像蚜蟲白蟻,不斷腐壞國政。

最嚴重的大概是他們對亞哈的建言。亞哈在位時雖然致力恢復約旦河東,但北方的亞蘭也一直覬覦河東土地,還趁亞哈打敗亞們摩押之餘,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亞哈不得已,只好和南國猶大議和,藉機慫恿兩國聯合出兵。猶大這時招惹不起北國,但又不想浪費兵馬去攻這塊對自己毫無利益的地盤,只好問:先知們怎麼說?偏偏一堆自封的先知都說作戰必勝,還有人做精鐵牛角以示凱旋。猶大王不死心,再問有沒有其他先知,最後召來一位‘烏鴉嘴’的先知,說國王必死在這些謊言中。亞哈不信,仍舊聯合出兵,果真兵敗如山倒,自己死在戰車上,屍體被運回撒瑪利亞,兒子繼任為王。

然而亞哈一死,約旦河東的政局就更失控,繼亞蘭之後,摩押也再度叛變。接著,亞哈之子上台不到一年,居然自己在皇宮內摔跌導致重傷(以北國政權易位的常見性,這次是否有人為因素,不得而知),病情不得好轉,國王於是遣人到非利士去求問神明。雖然非利士也稱之為巴力(就是‘主’的意思),為什麼是非利士神祗,而不是腓尼基的巴力?或許父親死在戰場上,讓他認為巴力不夠靈,加上‘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錯覺,他當然認為越是難求的卜簽越可信。

不過信差才剛上路,就當道逢貴人。從西奈山回來的以利亞,親自迎接使者,只留下一句話:“你們為何去問非利士的巴力,難道以色列中沒有神麼?所以神說國王必不下床,必定要死。”使者帶口信回報,不久國王真的逝世,因沒有子嗣,由弟弟繼位。

這件事比起烈火試先知,當然顯得微不足道,而且以後果而論,和其他報不祥音訊的先知也無不同。但以利亞話中另有玄機,他其實也可以說:“你們難道不知道哪位是真神?為何要去求問偶像?”只是他沒有這樣說。由記載上作比較,以前先知的警告多半著重於個人禍福,早期的以利亞說話則是以信仰真假為中心,不過現在的發言卻又加上一層民族意識——換言之,宗教即是民族,民族即是宗教。以色列既然有神,身為以色列國王豈能捨本逐末?所以該死。或者對民眾而言,國王因無知自食其果,人民自己又該如何?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小老百姓也許無法分辨‘真偽’,但辨認‘敵我’卻做得到。不能從上矯正,就從下著手吧。

民族主義的抬頭,並非近代才有的國際局勢,其實自從歷史上有人發起愛國運動,民族主義就一直存在(以色列人自從進迦南地,對民族的重視也相對提高)。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活在單一民族的國家,畢竟有共同的血統、語言、文化、甚至神話作為國家的基本結構,族群的歸屬感自然成為建國的精神意識。當然,現代很多打著民族旗幟的,幾乎都以排外為宗旨,也往往演變成軍國主義或分離獨立,偏激的甚至主張自己的優越性,還導致‘種族清洗’(中國也一向提到‘非我族類’云云)。正因如此,民族主義多半被冠上極端的形象,一般人更因種族衝突造成的負面影響,而對整個民族產生反感。

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信仰主義,卻是史上罕見。今天要討論以色列這個國家,總會和猶太人、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歷史文化、還有猶太教分割不開。泱泱大國會把語言文化向他人傳播(漢字就沿用於日本韓國,西班牙文就流通半個美洲),熱心的傳教士則會把宗教文化與他人分享(天主教遍及歐美,回教徒從印尼到摩洛哥都有);像以色列這樣不主動對外宣揚文化,又沒有被外來文化淹沒的,也算是歷史上的奇蹟。

不過若把民族和宗教劃上等號,仍和原本信仰本質有出入,以後的人還會增加疑問和誤解。那以利亞又為何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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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對民族信仰的質疑,莫過於後來基督教的誕生。使徒們原先只把福音傳給猶太人,但由於猶太人不肯信,反而非猶太人渴慕福音,因此使徒說:是猶太人自己棄絕真理,神才讓外邦人有機會得救。當然,這一來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隔閡就更大了。

可是信仰上的困惑,倒不用等到基督教出世,以利亞之後很多先知和拉比,也寫下自己難明之處。有問:如果神擊打四周敵國,為以色列伸冤,為何又興起更兇殘的國家來威脅以色列?有人問:以利亞行過讓死人復活的神蹟,為何那人是腓尼基寡婦的孩子,不是以色列人的孩子?以利亞的接班人曾經讓一位亞蘭將軍大痲瘋得醫治,為何他不曾醫治自己以色列人?(這問題甚至到新約時代還有人提過。)更出名的是一位叫約拿(Jonah)的先知,被神差遣去敵國亞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傳警告,結果敵國上下禁食懺悔,災禍因此沒有降臨,然而先知自己卻忿忿不平地認為,以色列的神怎麼反而去幫外族人?

其實曠野中亞伯拉罕認識的神,根本不屬於任何國家民族;約瑟當年向法老解夢,拯救的不只是雅各一族,也是拯救當時天下面臨飢荒的所有人;摩西雖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當中也不乏迦勒之類的異族人;掃羅大衛以來四疆平定,對以色列是修生養息,對其他國家又何嘗不然?所羅門時代富甲天下,難道四周列國沒有因此獲益?這樣說來,猶太教根本不應只局限於猶太人;以利亞要號召民族信仰主義,倒是走退原路,甚至可稱是以偏概全、劃地自限(以宣傳而言,幾乎有點拉攏本位主義者的味道。)這對於一個堅持宗教真偽的人,明智麼?

或者,他這樣做實是別有目的?

有一件事,當時的巴勒斯坦可能不知就裡,連今日學者或許也未見全貌。從公元前九百年開始,全世界多處有氣溫降低的跡象,有人稱為鐵器時期的冷卻期,它沒有小冰河期的影響巨大,但和歷史仍有密切關聯。然而氣候變更出現在各地卻並非同時:中東一帶可能從耶羅波安以來就慢慢降溫,希臘卻在此時得到溫暖的洋流;等到希臘在公元前四百多年開始氣溫下降,義大利半島卻開始蓬勃發展;再輪到義大利的羅馬帝國感受寒冷已是公元第二世紀。這種長時間的‘風水輪流轉’,很難從歷史判斷,氣象學家甚至要從千年神木的年輪才分析得出氣候的改變。不過就算當局者對氣候變化一無所知,降溫所引發的社會變動,仍會擺佈他們的一生。(事先聲明,歷史並不是宿命論,世界的變動也不單純由於一個因素引起。這裡只是提出一種觀點做參考。)

上古文明留下資料不足,但羅馬帝國的文獻至少算充分,所以要討論氣候對歷史的影響,還是要比對羅馬歷史。公元第一世紀,奧古斯都成為第一位皇帝時,羅馬正值氣候最佳狀況,農產豐收,人口也不斷增加;可是到了第二世紀Marcus Aurelius執政時,羅馬人的世界已經變冷了;皇帝雖然是羅馬歷史上五賢君之一,卻也無法讓欠收的農作恢復從前。沒有豐收,人民也開始有營養不良、生育率降低、疾病纏身的問題。更棘手的是,人口既然不再增加,政府的稅收和軍隊編制都會開始出缺口;歐洲西部的蠻族也就變得難以抵擋。

這時全羅馬帝國人口尚有六千五百萬。不過氣候越來越寒冷,連大自然的食物都變少了,也因此野生動物開始靠近人類住處覓食。這會造成兩個麻煩,第一是野獸攻擊人類;第二是野獸遷徙時會帶來村民未曾接觸過的疾病,甚至導致瘟疫。這些疾病掃掉了當時歐洲近半的人口,連皇帝Marcus Aurelius也死於瘟疫。公元200年羅馬人口已不到四千萬。

然而苦難還沒結束。人口減少,帝國為了支付慣常作業和軍事開支,只好削減金幣,可是這又立刻導致通貨膨脹,讓政府更傾危。公元235年,帝國陷入內亂,接下來五十年的內戰,各路權貴不斷爭奪皇位,羅馬政府已經成為廢棄的機械,而內戰又讓生育年齡的人口再度減少。公元310年,羅馬的官方數字說有五千五百萬人口,其實這已經包括新增的東歐地盤,也就是說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在帝國東方,甚至集中在較穩定也較繁榮的君士坦丁堡一帶。羅馬的文化此時已經一分為二,將來在政治上也會分道揚鑣。東羅馬的形成,只會讓義大利原來的羅馬更加式微,有些皇帝乾脆不再待在羅馬城了,這一來許多人民自會跟著喬遷東渡。西方人口已經夠少,官方只好裁減軍隊數量;沒有足夠的邊防,日後也無以抵擋日耳曼哥德人的入侵。

當然也有皇帝想改變人口的缺乏,但是西歐的氣溫到西元第五世紀仍未好轉,人口仍不斷下降。公元378年哥德人強攻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居然獲勝;東羅馬政府敗中求活,便加倍防守邊境,讓哥德人無機可趁。只是,東羅馬防守越嚴,蠻族勢必轉攻西方,西羅馬的處境也就越危險。在軍隊不足,自身難保的劣勢之下,羅馬城三番兩次被攻陷,公元476年,西羅馬亡。那時沒有人知道,歐洲的寒冷氣溫還要持續三百多年之久。

若把羅馬調換以色列,蠻族調換亞蘭、亞們、摩押、以東,應該也可以想像當時景況。當時迦南地不斷有戰爭、飢荒、瘟疫的事,(亞蘭圍攻撒瑪利亞時,就有嚴重的物價上漲,城內易子而食的悲劇;後來亞述來攻耶路撒冷時,一夜之間因瘟疫死了十八萬人,無功而返。)其實舊約聖經也記了好幾回野獸攻擊人類的慘事,最糟的一次有兩隻熊撕裂咬死了四十二個孩童。(記載說這些是神的懲罰,未免太牽強。)其他如爭權奪位的內戰,不止以色列,亞蘭和亞述也發生多次,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各地資源糧食不足,弱肉強食的現象就會更頻繁,然而強者的國度仍然不久長。後來南國的先知以賽亞(Isaiah)預言,不只是猶大以色列,當代中東所有國家都要走上窮途末路;這無形中也暗示著,世界已經變了,沒有一國能獨善其身,也沒有一國能以武力對抗天意。亞述敗在巴比倫之下,巴比倫又敗在波斯之下;波斯統治時代,巴比倫曾想反叛獨立,三次都沒成功,可見此時巴比倫人口蕭條,已不足抗衡波斯的勢力。

要到中東一帶氣溫慢慢回升,已經是波斯帝國的前葉,居魯士大帝(Cyrus,或譯為古列)時代。當時他統治的許多人種,有不少都稱他是有道賢君,一方面是他讓宗教開放(這對以色列有莫大影響,以後再談);二方面其實也是農作物產增加,人民逐漸恢復自給自足,間而歸功於國君;三方面,原先荒蕪的各國土地,居魯士讓各國的人回去自行開墾(這也影響以色列不淺),於是帝國人口再度增加,稅收和軍事得以更上層樓。不過,當年土地為何荒蕪?為何這時撒種能夠收割?難道只因一個皇帝的命令,就能化沙漠為良田?

幾百年的異常氣候,改變了近東歷史,造成文化斷層,一個個王國被焚城吞併,一個個民族被時代的洪流埋葬;但是人生如滄海一粟,在亞哈那時代,誰又知道未來將如何?知道了,又該如何面對?

或許,以利亞所提倡的民族信仰精神,只是出於他本人的愛國情操。也或許,他只是嫉惡如仇,堅持以色列人不可和其他信仰同流合污。不論出發點如何,他讓這些迷惘的以色列民找到新的亮光,這亮光不是從焚燒的祭壇上來,而是從點燃的民族自尊而來。或許,他也很清楚,民族和信仰一旦變得不可割捨,也會讓人極端情緒化、盲目崇拜自己民族、看不起別國文化、甚至對其他團體懷惡意與仇恨。不過,假如生命沒有了,再崇高的理念有什麼用?假如國土淪亡了,再博愛的精神有什麼用?假如民族垂危了,再純正的信仰有什麼用?

德國歷史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就像天堂地獄的觀念能符合人心的渴求,民族信仰的產生也不無道理。只有種族,勢必被同化;只有宗教,勢必被排斥;但若民族和信仰結合,反而能深植人心,如此就算以色列王國不復存在,血和靈魂都不會消失。

在我的想像中,那天西奈山上,一個滿懷救國熱心的先知哭了,因為他預見了這世代的未來。但是淚水過後,他還是選擇自己決定的路,繼續走下去。

其後千百年,一個古老的民族像是一炬烈火,在風雨中不斷地搖曳,卻始終未曾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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