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傾：黑雲壓城城欲摧

北歐瑞典南部，最靠近丹麥的地區，稱為哥德地（Götaland，或譯為約塔蘭）。這裡是哥德人最早的故鄉。不過在公元前三百年，哥德人已逐步移往歐洲大陸。公元三世紀左右沿著波蘭的河流遷徙，四世紀初更分散到東歐的羅馬尼亞、烏克蘭一帶。羅馬帝國動亂時，哥德人還曾在黑海上做海盜，甚至侵犯愛琴海和希臘半島，活躍囂張了幾年。這和中國13至16世紀，沿海地區遭受倭寇出海搶掠的歷史有點類似，而後來英國‘探險家’搶奪西班牙船艦也是如此，今日開發中國家盜取歐美智慧財產權亦不例外。正確說來，晚興起的文明，總會有洗劫繁榮地區，走捷徑致富的企圖；這是用最少的人力獲得最高報酬的一種方法，歷史當然不否定它的可行性。然而‘强得易貧’也是歷史的教訓；習於強取的人，能不能走出‘海盜’的階段，進入真正的文明，還要看這些民族對未來的適應能力。

君士坦丁在公元334、336年兩次打敗哥德人，史上記載近十萬哥德人戰死，尚有許多淪為奴隸。但是哥德人並未投降；一時的慘敗，讓他們更努力汲取羅馬長處。休戰後哥德人一方面開始學習拉丁文、希臘文；二方面增加與羅馬帝國的貿易關係；三方面藉著‘共同保衛前線’為由，充分獲取軍事經驗。羅馬帝國其實並不能長期與蠻族抗戰，以往‘籬牢犬不入’的堡壘時代早已成為過去，所以對手願意合作，正是求之不得。接下來數十年雙方倒也太平無事，哥德人在東歐牧羊，增加生產力，還幫助羅馬抵禦俄國伏爾加河流域更遠的強敵。既有新來生力軍補充軍防，羅馬皇帝也盡量不干預哥德人的發展。

可惜外交上的互惠，並不代表雙方是友非敵；多瑙河以南的人民，仍把北方的哥德人視為茹毛飲血的餓虎貪狼。德國的日耳曼民族至少還會開墾耕種；這些北方常遷徙不紮根的民族，該不該信任？《國語·吳語》說：“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那時君士坦丁堡也有許多將領認為，不應縱容哥德人任意活動。無奈君士坦丁的數任繼承人，儘管也是軍事將領，卻都缺乏前瞻性，只想步步為營，不想惹事生非，更不想耗用國庫。何況哥德人是熟悉的民族；從烏克蘭、俄國、到中亞草原，還有太多未知的敵人；何必玩兵黷武，加添自己麻煩？

事實證明，沒解決的問題，終究要釀成禍端。公元369年，哥德人贊助君士坦丁堡的政客爭奪皇位，沒有成功，反而導致皇帝瓦倫斯(Valens)對哥德人進行焦土政策，焚毀多瑙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又大幅縮減了與哥德人的物資貿易。哥德人種植不多，大半還是會從羅馬進口糧食，換取忠誠；這次的破壞卻讓雙方關係僵化。用羅馬的角度來看：我沒殺你們十萬人，你們就該感激我了，這不是很仁慈了麼？但是用哥德人的角度來看：你們羅馬人平時對我們大肆利用，現在居然還師出無名地燒了我們的田地，我們怎麼能再相信你？再者，你們的經濟制裁讓我們生計斷絕，生活水平嚴重倒退，還要賣子女為奴，我們不怪你又怪誰？

公元376年，哥德人與羅馬帝國再次交戰，竟然一戰六年，皇帝瓦倫斯戰死，帝國軍隊節節敗退。哥德人甚至佔領了一大塊羅馬行省（包括今日巴爾幹半島上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馬其頓、科索沃、波士尼亞、黑山、克羅地亞、阿爾巴尼亞等地區），自立王國。這是從六百年前與北非迦太基戰爭以來，羅馬最丟臉的戰績。

更諷刺的是，戰爭的起因，卻是一場人為的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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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稱哥德人是蠻族，世上還有許多民族比他們更野蠻。那年中亞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大舉西征，哥德人首當其衝，黑海、烏克蘭一帶根據地相繼失陷。不少難民流離南移，擠在多瑙河北岸，糧食短缺，哀鴻遍野。一般而言，羅馬軍隊對於徘徊邊界的外族，是不會手下留情的；多瑙河除了冬季結冰，平時河寬一里，想偷渡的就算沒溺死，也會被羅馬兵斬死。然而沒有皇帝的指示，軍隊終究不敢擅自大開殺戒。

不過那時瓦倫斯不在君士坦丁堡，而是在東方與波斯的薩珊王朝交戰。哥德人特地請人到土耳其的前線遊說皇帝，希望能讓族人遷到多瑙河以南發展。瓦倫斯一收到消息，竟真的下令，要大臣設定喬遷地區讓哥德人移居，而且在搬遷準備期間，軍隊會先建難民營，每日供應哥德人糧食一份。說得好聽，其實瓦倫斯主要是想用‘安撫’的方式讓哥德人歸順，順便選取青壯的哥德人開墾沒人要的土地，改善經濟，充實軍伍。換言之，皇帝一開始就沒安好心，打算只收留有用的人口，剩下的老弱婦孺就拋棄在多瑙河北岸。

追根究底，瓦倫斯會這麼做，還是因為他在民間風評很差。君士坦丁以來幾乎代代皇帝都是基督徒，但是瓦倫斯對宗教太狂熱，而且是那種太在意一己私忿的狂熱。許多他看不順眼的主教都被他貶謫流放，有些還引起民眾群體抗議。他常常不假思索地發號施令，但卻很少考慮到‘牽一髮動全身’的後果——這次的‘仁政’也一樣。

貪美名者，終要被名所毀。因為多瑙河以北的情況，從一開始就急速惡化：難民營擁擠不堪，衛生條件糟得可怕，而軍隊供給的糧食根本不夠這群難民吃。

難道一個羅馬帝國連慈善工作都做不來？倒也不是。皇帝下令賑災，真正被救濟的卻不是難民。說穿了，鎮守多瑙河的將領，根本無意把這群難民遷入內地；別人的災難，正是他們賺暴利的良機。貪污在羅馬軍隊早就屢見不鮮，軍方與糧商的‘協定’一向是發橫財的不二法門，每個人自然把詐騙計劃拖得越久越好。假若糧食短缺，飢餓的人只好賄賂士兵；而本來要免費發給難民的食物，在黑市反而會賣得更高價。

當然，這種違法亂紀、公然欺詐的行徑，終會管不住；將領們撈錢多了，既怕被朝臣上奏彈劾，更怕難民暴動，總得趕快草草預備難民喬遷地。多瑙河沿岸的守備軍，全部被調來控制移居的哥德人，避免生事；反正難民營剩下的只有殘疾傷病者，成不了氣候；而且哥德人這時有求於己，多瑙河岸不防守也沒關係。不過羅馬帝國境內的人民，看到這浩浩蕩蕩的外族人穿越自己田地，總難以放心。哥德人早已經對羅馬軍隊傲慢貪婪的態度沒好感，現在要步行幾週到目的地，又是一批士兵鞍不離馬，甲不離身地監視他們行動，也是心裡有氣；不過只能自我安慰，到新的地方總會比較好過吧！

十幾天後，羅馬前鋒已經見到一座城。對哥德人而言，這已經是他們見過最都市化的地方，坐落青蔥的山谷，林地廣大，土壤又肥沃，他們當然以為這就是羅馬帝國給他們準備的喬遷地區。何況走這麼久，早就累了，大家只希望能在城裡露宿，能獲得軍隊承諾已久的糧食。然而事實根本不是如此，城不是要給人的，裡面什麼也沒預備；城主只想叫這些哥德人繼續上路，居民更是緊閉城門，希望這群蠻子趕快滾。失望的哥德人掏出身邊僅存的物品，想換取糧食給家人吃，城民卻始終不肯。結果雙方衝突爆發，士兵上前調停。大家本來就擔心難民與守衛不成比例，現在最壞的噩夢終於發生：哥德人被逼得狗急跳牆、困獸反噬，這時他們不止殺了士兵，搶了武器裝備，更放手擄掠這座禁止通行的城，裡面城民無一倖免。不過一座城還不夠他們發洩；怒氣沖天的哥德人又奪了馬匹，將附近所有農村全部搶盡、屠盡、燒盡。有了馬，他們也立刻星夜趕回多瑙河以北，把這一切‘侮辱’傳給自己同胞知道，免得族人再被矇騙。最後在部族酋長率領之下，大批哥德人造筏渡過多瑙河，準備向羅馬討回公道。

出了這麼大的糗，羅馬駐守多瑙河的將領卻遲遲沒有報告皇帝——瓦倫斯居然一年多後才知道事態嚴重。怎麼回事？官場的定理是欺上瞞下；想升遷的人絕不會做傻事，自曝其醜。身為將領的，寧可向皇帝通報難民問題已經解決，絕不願及時向皇帝求增援救兵。何況羅馬一向常勝不敗，即使現在局勢危急，他們仍極度自信，還在平原佈陣，準備殺幾個蠻子頭目邀功。要從多瑙河南岸徵兵兩三萬人並不難，但是這裡距離君士坦丁堡已經不到三百里，皇帝又正與波斯人交戰；一旦調兵對抗哥德人，首都的防守怎麼辦？最後能調動的部隊或許只有五千。不過這五千人至少是訓練過的士兵，甲胄、刀劍、槍矛也比較齊全；相比之下哥德人數量逾萬，真正戰士卻不多，手上頂多只有一隻長槍，一面木盾，連短劍也是首領才有的奢侈品。

乍看之下，羅馬勝算還是很大；尤其難民暴動才剛開始，大多數哥德人對羅馬軍仍然心存恐懼，士氣不堅。那為什麼反而是羅馬輸了？原因不外乎太久沒用陣仗，居然不堪一擊，破綻百出。幾百年來銅牆鐵壁般的邊界鎮守，使得羅馬人沒有機會‘練兵’，只有追殺流寇的經驗而已。等到哥德人正面衝擊，羅馬兵才知道自己防守太脆弱了。何況‘野蠻’並不等於‘有勇無謀’，哥德人的總司令還很懂得戰略，第一次成功或許是僥倖，但之後接二連三的勝利，絕非偶然。每一次獲勝，哥德人得到的物資軍備就更多，也更勤加練習。

至於羅馬這邊，既沒有向人道歉的肚量，又不懂得以德服人；這種有錯難改的態度，不幸卻成了羅馬的絆腳石。當時羅馬帝國的軍隊已經有些是哥德民族的傭兵，其中還有兩個酋長在哈德良堡(Arianople)附近守城；這時皇帝瓦倫斯得到消息，為了怕他們被自己同胞招攬，立刻命令全部傭兵到敘利亞報到。傭兵本來就效忠出錢的人，也無意反抗羅馬帝國的指令；然而這時所有羅馬人聽說有多瑙河之變，竟如驚弓之鳥，恨不得趕快把哥德人趕走。哈德良堡的總督甚至發武器給城裡人民‘自衛’。

蘇洵的《辨奸論》寫過：“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也是一樣，從徵兆就可推知會發生什麼事。民眾的不信任，演變成丟石頭，再變成亂射箭。本來不是要造反的傭兵也被惹火了：我們為你們羅馬人賣命打仗守城，換來的是這樣的感謝麼？那天許多老百姓慘死街頭，兩隊傭兵也參與暴動，再加上被賣到周遭的奴隸聯合響應，哥德人聲勢已經浩大得讓君士坦丁堡深受壓力。

瓦倫斯這時後悔太遲了，不吃羊肉空惹一身膻，‘仁政’沒達到，反而讓自己心急火燎；與波斯的對抗只好作罷，改去討伐哥德人。接下來幾場消耗戰，雙方都損失慘重；但是哥德人曾經飽受飢餓勞頓，現在又公然造反，沒有回頭餘地了，所以這時反而倔強不怕死。羅馬軍隊則剛好相反，養尊處優慣了，被派到帝國邊界已經心不甘情不願，何況軍隊中不少是英、法、西班牙、北非的男丁，從軍只是職業，要為羅馬送命倒也沒必要；再加上剛開戰就折損三分之一的士卒，竟還無法擊敗對手，頓時帝國氣焰大減，逃兵越來越多。羅馬的將軍們仍不肯改變策略，還以為冬天到了，哥德人在冰雪中自然要解散；可是，既然哥德人所向披靡，擄掠不停，其他的蠻族知道了又會怎麼做？

沒錯，東歐幾個重要的蠻族，全部來和哥德人合作，一齊搶劫羅馬帝國。此所謂‘有財大家發’。

公元378年，整個帝國東方陷入空前的危機，沒有人知道要如何擺脫動亂。皇帝瓦倫斯本來就不受群眾愛戴，這時更是被萬民唾棄。為了先安定民心，他派了最精銳的隊伍，連續幾回‘夜襲’成功之後，再由瓦倫斯親自率軍做最後的攻擊。如此一來，萬軍之戰，功勞盡歸一人。為了誇耀，皇帝幾乎把可用的士兵全部搬上戲台，還特地犒賞大軍，讓氣氛炒得更激昂。不過戰爭可不是兒戲；哥德人的總司令早已故佈疑陣，不直接挑戰羅馬，反用小隊讓瓦倫斯輕敵，主力其實正繞道等著羅馬大軍自投羅網。結果在進退兩難的坡道上，皇帝中伏，其他人抵擋箭雨尚且無暇，更別提救援了。有的將領早就與皇帝不合，這時竟帶部隊先行退去。據說那天，瓦倫斯在親兵和太監掩護下改裝逃走，到一間農舍避難，蠻人來搜時本來可以躲過一劫；但是偏偏親衛中有人從屋頂上誤向哥德人射箭，哥德人當然二話不說就焚燒了農舍，結果連同皇帝都一齊被燒死。

羅馬人是很迷信的。不少人認為瓦倫斯的死，是因為他藐視主教，被神懲罰，所以繼位的皇帝為了顯示自己敬虔，立刻宣布以天主教為國教。實際上整段悲劇幾乎與宗教無關，頂多只能怪瓦倫斯自己固執，追慕虛名。

之後幾年，哥德人建立自己的國度，把羅馬帝國切成東西兩塊，陸地上已無法相通。而這段期間，蠻族仍不斷滋擾巴爾幹半島。但是君士坦丁堡至少把外牆守得密不透風，到最後入侵的人得不到好處，乾脆把目標指向西羅馬。。。

遷都：新人笑，舊人哭

（圖：柏林）

要敘述基督教的歷史，肯定會談到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畢竟他是第一位信基督教的羅馬皇帝，也是第一位藉政治名義改變基督教的皇帝。是好是壞，我們先不討論。除了基督教之外，君士坦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設立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日伊斯坦堡İstanbul)，亦即後來東羅馬帝國的首都。

其實歷朝皇帝都會建立新興都市，一方面，喜新厭舊是人之常情；二方面，皇帝若想留名青史，城市遠比書卷廣為人知；三方面，新建城市也可以促進地方繁榮，增強控制。但是君士坦丁堡的意義，與一般政府花錢造鎮不同：皇帝在位期間，表面上還是以羅馬為重心，實際上政府機能已經逐步轉往東方的新城市，後來更公然‘遷都’。君士坦丁本人出生在東歐（今日塞爾維亞境內），羅馬對他而言不過是個政治舞台；遷都往東，自也不算忘本。不過既然君士坦丁放棄了羅馬，選擇了帝國東部，上行下效，大家自然跟著‘良禽擇木而棲’。而他做了這個抉擇後，帝國西部也在一個世紀內徹底瓦解。

單從這角度來看，君士坦丁堡的建立，無疑是在加速羅馬城的衰亡。

究竟君士坦丁在做什麼？假若他只憑一時喜好而搬遷，難道他是不諳世事的阿斗之輩？假若這是一時錯誤決策，豈不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假若他是有意推波助瀾，那不更是主動送葬羅馬的未來？我個人總認為，政治人物都不單純，是非善惡難下定論。即使當時決策會留下後遺症，至少東羅馬帝國還能因君士坦丁堡的存在，而繼續維持一千年的偏安局勢。或許這不是君士坦丁預期的結果，但總得算他一份功勞。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問：假若君士坦丁沒有遷都，羅馬存活的機會有多大？之前提過：

• 天時：這時西歐的氣候逐漸寒冷，接下來幾世紀更是荒時暴月、食不充飢；倒是希臘半島、近東地區恢復正常農作，六畜興旺。羅馬向來就倚賴埃及與黑海一帶進口的糧穀維生，現在有利的條件都握在帝國東半部，這種局面能撐多久？
• 地利：羅馬從共和開始，已有一千年發展，皇帝們興修羅馬城是天經地義的事。不過盛極則衰，水利建設不敷使用，石砌街道維修昂貴，車馬街販同擠狹隘市集，卻難以拆除改建。越久遠的城市，麻煩越多；古代的遷都，除了戰亂或政權交替的緣故，多少都因為舊都已失去城市功能。
• 人和：羅馬等候政府救濟的人口太多；到第三世紀末，連皇帝也已經無法駕馭這群‘貧民’。至於皇戚貴族、政府官僚、豪門縉紳，大家只會相互爭奪名譽權益，百般扼制任何改革方針，更讓羅馬變得不可救藥。

何況除了天時地利人和的三方面問題，君士坦丁還要為另外兩件事傷腦筋：政黨威脅和通貨膨脹。

第三世紀的羅馬帝國早已多次出現行刺篡位的慘劇。繼公元69年的四帝之年，公元193年居然同時有五個皇帝，公元238年甚至同時有六個皇帝。從238年之後，皇位爭奪戰進入白熱化的新時期，因為那年的羅馬皇帝，是史上第一個既非貴族，也不是中層階級，而是濫用軍權干政，最後穿上紫袍的人。先例既開，就有更多軍人想踴躍登基，之後五十年總共有12任皇帝，個個免不了兇殺血腥。到了公元284年，新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上台，總算暫時中止了這段官場鬥爭。戴克里先這時已經領悟到，一個羅馬皇帝繼承的權柄，根本不足以管轄這廣大的帝國；何況文者不能武，武者不能文，要攬權，就無法分身對抗外敵。所以他乾脆立自己心腹為‘共任皇帝’，再加兩位統帥，總共是四位皇帝共管天下。這有點像今日的副總統分擔責任，差別是連皇帝也有任期，時間到就換兩位統帥接班，以免造成貪婪腐敗的現象。

表面上看來這制度可圈可點，但是實際上利害關係最嚴重的，正是兩位統帥。戴克里先當時的統帥，一個坐鎮土耳其，一個則盤踞意大利北部（他便是君士坦丁的父親）。兩人尚未接任皇帝，就已經積極提拔自己人做將領；為了互示友好，君士坦丁還曾被當作人質交換。然而離鄉背井到土耳其的他，卻在軍事方面表現出色，無論在多瑙河、敘利亞、兩河流域都有卓越的戰績，連皇帝戴克里先也對他青眼有加。

不過就在君士坦丁身為人質的這段期間，皇帝戴克里先發動了最殘酷的基督教殲滅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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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3年初，戴克里先獲得神廟中的阿波羅神諭，開始大肆屠殺基督徒。當時土耳其地帶有剛完工不久的大教堂，被焚毀一空，經文卷籍全部付諸火海。然而逼迫的背後卻有更重要的原因：當時所有教堂的財金全部被沒收充公，許多基督徒的家產也蕩然無存。對照羅馬帝國的貨幣，公元三世紀的金幣銀幣是越鑄越爛，參雜其他金屬也越多，所以越晚期的貨幣保存得越差。但是等到戴克里先的貨幣改制，又突然出現相當不錯的貨幣，這當然不是挖掘到新的礦脈，而是搜刮了部分民間的財物，然後趁機調整貨幣，遏止之前的‘劣幣逐良幣’現象。類似這樣的‘宗教逼迫’在歷史上倒不罕見：後來的十字軍東征，很多是藉機征討某些‘異端’教會群體（還有猶太人）；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黨也是迫害猶太人之後，才得到相當的資金為自己加強軍備。換言之，要殺人搶錢，也可以名正言順，甚至讓半個國家都一齊‘勇往值錢’。

可是到公元304年底，戴克里先突然身體不適，次年就提早讓位給統帥。當時有政治輿論、民間傳言，說是他被神懲罰；羅馬人敬畏神，相信天譴的人自然很多。新的統帥上寶座，立刻停止逼迫屠殺的事，還特頒公文，宣告所有宗教都合法。君士坦丁的父親身為‘共任皇帝’，這次卻被政敵搶先一步；而且戴克里先下台之前，早知道兩人嫌隙，便故意擺他們一道，另外起用兩個統帥，讓原先各自培植勢力的兩黨無法正面衝突。不過父親既然當上皇帝，君士坦丁總算被調任英國處理軍務，不必繼續在東方當人質。

不幸的是，第二年君士坦丁的父親就因病過世；臨死前堅持要兒子直接繼承他的皇位，免得其他統帥先聲奪人，自己黨羽全被換掉。那時在他統轄之下的英法地區都願意為君士坦丁效命，西班牙舉棋不定，意大利則尚未臣服。長年寄人籬下，君士坦丁倒磨練出不同凡響的應變能力。他立刻叫人為自己畫肖像，像中卻是穿紫袍戴桂冠；使者送給政敵時還聲稱，是君士坦丁手下軍隊‘強迫’他穿的。言下之意：我有足夠的軍隊撐腰，你們敢不把我放在眼裡？政敵見到，氣得當場燒了肖像，但是這時不能意氣用事，最後大家妥協，讓君士坦丁退一步，不當皇帝當統帥，算是暫時認同他。

能在政權上分一杯羹，已經是很好的開始。那年有蠻族想趁亂偷襲，反而被君士坦丁擊敗，從此帝國西北對這統帥口服心服。這段期間，他在法德交界的各城邑鼓勵基督教發展，甚至把以前強奪的財產都還給教會。他的政敵本來宣布基督教合法，後來仍是出爾反爾地迫害；相比之下，君士坦丁雖然還沒信基督教，他的‘仁政’至少讓許多教會信徒放心得多。

接下來君士坦丁逐步掃除政治對手，尤其讓其他各派勢力相互批鬥，自己則置身意大利政局外，最後再來漁翁得利。公元310年，東方的皇帝駕崩，四帝共治的規矩也名存實亡了。東部的兩派政黨互相殘殺，西部則是另一黨人馬與君士坦丁在意大利米蘭(Milan)附近開戰。不過內戰一開始，羅馬立刻徵稅加倍，貿易頓減，意大利本土幾乎不攻自破。一次戰役，君士坦丁面對的是自己兩倍的敵人，情況並不樂觀，但是他先用‘以慢打快’的戰術，讓急進的對手惹人民抱怨，然後雙方開戰時，君士坦丁居然用特殊的旗幟為記——記載說他夢到異象，神對他說，要以這標誌獲勝(In hoc signo vinces)，後代藝術家因此描繪‘十架旗開得勝’的景象；實際上那時君士坦丁用的是XP標誌。但是這旗幟一上戰場，真的讓君士坦丁無堅不摧；他的對手戰敗逃走時，淹死河裡。公元312年十月，君士坦丁佔領羅馬城，不久就命人在使徒殉道處建教堂（今日的聖彼得、聖保羅大教堂）。之後十多年，他還會以‘任何人都不可逼迫基督教’為理由，徹底消滅其他皇帝統帥，重新統一羅馬帝國。

一個人的行為，動機何在？是出於宗教的虔誠，還是政治的利益？君士坦丁信教時已經四十歲，但是他並沒有放棄以往的羅馬宗教，身為皇帝的他還是到各廟各壇獻祭。他提拔基督徒任官職，但是仍以平等為前提，所有宗教的聖職人員都不必納稅。他退還從基督教搜刮來的財產，卻又針對其他看不順眼的宗教團體勒索搶錢，平衡國庫。君士坦丁本人還有很強的控制慾，經常用皇帝的頭銜干涉宗教：公元321年，他強迫基督教與非基督教都要一同舉行‘太陽日’，從此以後基督教中多了12月25日為‘耶誕節’。今日天主教不在逾越節辦聖餐，頂多只在復活節剝餅飲杯，也是當時君士坦丁決定的。在他引導之下，希臘羅馬的眾神，逐一被同化成‘主保聖人’（Patron Saint，某位聖徒特別保佑某種人）的奇怪傳統。他還主動舉辦多次教義討論會，包括公元325年著名的尼西亞會議，更親自裁決誰是正教，誰是異端。政治與宗教的牽連，大概以君士坦丁為最。

只是，他對宗教大發熱心，並不代表其他政治經濟的問題就可以不必解決。當時戴克里先設立四帝共治，不正因為一個皇帝無法管轄全帝國麼？現在輪到君士坦丁恢復獨裁，又如何應付問題？他的答案是：不該解決的問題，根本就不值得解決。這並不是拿帝國的命運開玩笑，更不是避重就輕的姑息態度。老子說過：“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如果龐大的帝國是難以維持的狀態，一個皇帝再怎麼案牘勞形，也於事無補。與其撐到最後照樣心死黃河邊，君士坦丁寧可只要殘缺的版圖，足以安邦定國。

至於要哪部分，自然是富有的一半。

更正確地說，當時爭權獲勝的不論是誰，都會得到相同的結論。之前軍人干政時期，很多皇帝根本‘直把杭州當汴州’，從未踏入羅馬一步；君士坦丁的政敵會以帝國東方為本營，就是因為這裡比羅馬值得開發。Max Weber《作為職業的政治》中寫道：“對政治家來說，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這三項資質是非常重要的。”倘若君士坦丁不取東方，反而被人捷足先登，最後一樣會懊悔莫及。

經濟繁榮的時期，人會有拓荒精神，願意挑戰未知的事物，就算羅馬西北的英法地區出產不豐，土壤與地中海有異，還是值得投資，值得慢慢改良適合種植的品種。但是帝國通貨膨脹後，失敗的風險變高了，人寧可往物產豐饒的地方去，短期投資比較有利；更好的是在新的貿易路線上開發據點，左右逢源。大西洋邊的土地，尚必須廣種薄收，要獲得報酬太長期，物競天擇之下自然變得蕭條；歐亞交界的君士坦丁堡則掌握了多瑙河、黑海、地中海的貨船運輸，海峽最南端的關卡還被稱為‘金角灣’，繁華可想而知。戴克里先雖然設法改善帝國經濟，但是除了新貨幣之外並沒有實際成效；他推行的價格控制反而導致貨物短缺，黑市氾濫，結果通貨膨脹、經濟危機益發嚴重。到了君士坦丁時期，羅馬的貧富差距已經過分懸殊，暴動迭起，不法事件與日俱增；公元328年，他正式設立君士坦丁為新都，把‘朽木不可雕’的羅馬城拋在腦後。

也許，並不是君士坦丁放棄羅馬，而是歷史的演變把羅馬遺忘了。不過歷史終究是由他的手改寫，一切後果也只能算在他頭上。算不算其實也沒差，畢竟君士坦丁無暇分心；遷都沒多久，多瑙河北岸竟又出現另一支強悍的蠻族——哥德人（Goths)。

野獸來了。

潮流：入境隨俗

今天，十架是基督教的不二象徵；其實在公元三世紀之前，基督徒並不用十架為標誌，只有逼迫他們的人才會把十架劃在他們牆上，像是要咒詛他們去死。那時代的信徒真正用的，往往是‘XP’標誌（希臘文‘基督’ΧΡΙΣΤΟΣ的頭兩個字母），從英國到北非沙漠邊緣的遺跡，甚至早期信徒的石棺上都可看見。十架會被普及化，還要到基督教被承認合法以後才有可能。不只十架，很多人一說到天主教，就會直接聯想到教皇、聖母瑪利亞、眾聖徒、三一神觀等等；然而這些都是當時羅馬基督教界沒有的。

那麼這些觀念傳統，究竟何時出現，它們又出自何處？

第一世紀使徒們去世之後，各地教會仍然有長職負責，較大的基督教區還有宗主（Patriarch，或譯為牧首），但是由於教會分佈甚廣，相互之間聯絡仍有困難。第二世紀的教會領導人也留下許多書信作品，以後被整理成為‘教父作品’。比起保羅書信，這時候的著作缺乏勸慰全教會的整體性，畢竟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會被流傳下來，寫得自然不是很有系統，只因應當時需要而提筆。有的是信徒行為手冊，有的是殉道記；雖然也有些是為了辯護基督教教義而寫，但是內容已有點駁而不純，後來也沒有被列入正典。較有名的是革利免（Clement of Rome）寫給哥林多教會，委婉責備他們黨派紛爭，甚至年輕一輩驅逐長老等問題。負責羅馬教會的革利免，自也清楚羅馬對‘秩序’的重視，所以他主張神所造的宇宙是最有秩序，因此基督教也應依照秩序，不得混亂。

這種看法對教會影響很深遠。羅馬的法官兼作家Pliny the Younger曾對皇帝提過，基督徒過的生活既和平又道德，值得全羅馬作為典範；當代著名醫學家Galen從162年到羅馬行醫，也指出基督徒的生活有紀律、懂節制、道德崇高，比起一般人暴飲暴食、放縱情慾而染上疾病的要少。坦白說，基督徒屢次被無辜犧牲，給城裡暴民做精神上的宣洩，實在令人義憤填膺。但是他們卻沒有自暴自棄，跟暴民一齊威脅羅馬的秩序，也沒有像猶太人一般，死纏不休地挑戰羅馬政府。借用耶穌的登山寶訓：“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謙遜忍耐的基督徒，行為上無可指責，這些優點連不信的人都觀察得到，反而比政府的惡意污衊來得有說服力。

何況教會能後來居上，勝過異教，並不是因為基督徒不怕死。當時曾有皇帝嘲笑說：“既然這群人視死如歸，那我們又何必手下留情？”言下之意，敢死，固然精神可嘉，卻還不值得讓人尊敬。二十世紀的歷史家Will Durant認為，基督教能獲勝，是因為它的教義，比傳統希臘羅馬眾神，甚至異族崇拜，都要進步得多。羅馬宗教紛雜，神明的旨意卻難以測度；基督教則不一樣：神到世上是為了救人，更教導人要放眼在永生。正因為這個外來宗教對人生的解釋更有說服力，也更能補足人類的需要，所以雖然逼迫不斷，民眾還是願意相信。

然而羅馬的基督徒，並不代表整個基督教界。儘管革利免好言相勸，儘管羅馬的基督徒潔身自愛，那時基督教的重心根本不在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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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使用‘教皇’尊稱的，是埃及的亞歷山大教會。最早寫三一神觀的，是敘利亞的安提阿教會，後來被北非迦太基教會的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發揚光大。而最早的聖母瑪利亞則是源自於帝國當時的艾西斯崇拜（Cult of Isis）。

艾西斯是古埃及的女神；根據傳說，她丈夫被殺害，是她設法讓丈夫復活，而後來她兒子又為父報仇，順理成章當上古埃及第一任法老。幾千年的傳說演變之下，艾西斯成為眾神之母，既掌管死亡又兼生育之神，連同守護孩童，更以皇后身份母儀天下。亞歷山大未到尼羅河之前，整個上埃及幾乎都是艾西斯的信徒，至今殿宇仍在。自從希臘的托勒密王朝統治埃及之後，艾西斯崇拜也輾轉流入希臘羅馬社會，尤其在羅馬帝國時代特別興旺，大小城鎮都香火鼎盛。很特殊的是：艾西斯的崇拜幾乎吸收了以往所有女性神祗的特質，變得比男性神祗還偉大。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希臘羅馬社會中，這是很特異的現象。或許人已經厭倦了之前過度陽剛的宗教，才希望尋找不同的信仰思考方向，尤其在希臘文化褪色之後，艾西斯更代表了一種母親對子女的關愛，從搖籃到墳墓的安詳幸福。縱算這個外來宗教沒有廣為傳揚，信徒仍是蜂擁而至。

當然，艾西斯崇拜只滿足了當時人心的一部分需求；另一部分卻是由基督教補足了。我們不難理解：與其只幸福地活到死，何不再加死後上天堂？平心而論，當時兩種外來宗教倒有許多雷同之處，就是不分貴賤，不分男女老少，都可以與神建立一對一關係，也因此在下層社會中特別普遍。艾西斯是保衛女性的代表，而耶穌幫助婦女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其他希臘羅馬的傳統信仰、外族異教，卻不特別重視女性。這可能與當代社會性別比例有關：據估計，公元200年左右，羅馬城裡男女比例大約131：100；距離首都較遠的地區，甚至有140：100的嚴重現象。殺嬰的現象在羅馬帝國並不罕見；希臘出土的族譜文獻顯示，六百個家庭中，只有六戶養超過一個女兒。既然比例如此懸殊，到某個程度社會也會變得畸形。羅馬的記錄，10%女孩十一歲之前結婚，44%女孩十四歲之前出嫁。雖然早婚在古代社會很常見，但早到某種程度，並非女性之福，根本像商品被出價高的人買走，而由於生理方面尚未發育完全，還有很多女孩死於產事。可是在基督教家庭中只有20%女孩十四歲之前出嫁，甚至有將近一半的女孩十八歲之後才出嫁；新約聖經更有許多婦女擔任教會執事，女性在教會中的地位比起在社會上高得多。艾西斯的信徒也是一樣，充分讓女性提高社會地位。有學者認為，不論是艾西斯崇拜或是基督教，都是因為虔誠婦女而傳入上流社會。

但是相似處只到此為止了。基督教有許多艾西斯崇拜缺乏的，不過它畢竟沒有女性神祗作為代言人。有心之人自然會想，何不截長補短，讓‘聖母瑪利亞’取而代之？福音書中的家譜已經提到，瑪利亞也是大衛皇室的後裔，加上她童女生下耶穌，身份格外不同。然而新約聖經可沒說要敬拜耶穌的母親。公元二世紀末的教會，為了要把瑪利亞‘升格’神性化，居然出現‘皇后’、‘眾聖徒之母’、‘耶穌與世人間的中保’、‘聖母升天’等教義，加油添醋、畫蛇添足太多了。信徒把一切美德都歸諸於瑪利亞，更有人根據亞當夏娃的傳統，硬是稱瑪利亞為‘新的夏娃’，還有人編寫‘瑪利亞傳’，真是越扯越遠。考古學家所發現西元前的艾西斯懷抱兒子的雕像，和後來的聖母抱子像沒兩樣。到西元四世紀，聖母瑪利亞的崇拜已經根深蒂固，再也剷除不掉了。

這種改變，是初世紀信徒們始料不及的。入境隨俗，本來就利弊參半；基督教固然可以汲取羅馬文化的優點，卻也容易近墨者黑，甚至誤入歧途。諷刺的是，教會對聖母瑪利亞的敬拜，並沒有讓男女平等的觀念普及，卻有許多神父斷章取義地要求女人絕對服從男人。歐洲從十二世紀起，甚至有年輕女孩被冠以‘女巫’名義獵殺。如此看來，反倒是沒有敬拜瑪利亞的初期教會，比較重視婦女信徒。

改變，不一定有意義；可是人往往在良久之後，還繼續為無意義的改變編造理由。

三一神觀的演變也是如此。當時福音書中有片段敘述，卻還沒有‘父、子、聖靈’的稱呼；一般教會也不在乎，反正信耶穌得救就很夠了。但是這在學術發達的希臘一帶卻引起糾紛，尤其排斥基督教的評論家，總喜歡挑出經卷裡的蛛絲馬跡來考倒基督徒：“你們不是只相信一位神麼？為什麼寫的一套，講的一套？那不是自相矛盾了？”面對質難，教會裡的知識份子自然要努力澄清，證明信仰有理。只是著述多，抄襲的也多，真正有條理的文章倒很少。何況有許多事，越解釋越複雜；不信的人沒興趣聽，信徒反而越聽越糊塗。更糟的是，仍然有信徒要打破沙鍋繼續追問：假若耶穌是被生下來的，那麼出生之前存不存在？假若耶穌和天父一樣是自古就存在，那他怎麼能算是被造？假若三個位格都相等，但是三個都彼此分開，那怎麼能算是只有一位神？到最後連神學家都說：我們不是神，自然無法全部了解其中的奧秘。這等於是沒解釋，浪費唇舌又死不認賬。

除了神觀，教會裡的知識份子也喜歡探討猶太教裡的‘屬靈意義’，既可與猶太人劃清界線，又暗示自己比猶太人懂得多。教父作品中有不少是在字面意義之外大做文章，另外尋找第二、三層的意義，還認為這些引申意義比字面、歷史、倫理的本來意義更重要更經典。新約聖經的希伯來書已經有這現象，二世紀的教會文學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比方猶太人不吃豬肉，他們就解釋是不可活得像豬一樣；猶太人不吃兔子，他們就解釋是不可性關係氾濫。這種‘屬靈’的啟示，實在牽強得讓人不敢領教。猶太教的內容不夠討論，他們還蒐集其他宗教的神話。比方中東傳說的火鳥死而復生，他們就把這傳說當成是預表耶穌復活。講難聽一點，這種無稽‘論文’在今天的學術界都會被淘汰，當時教會卻沾沾自喜地認為是至寶，實在有點敝帚自珍的味道。

同樣地，教皇的制度也是無中生有。早期基督教發展期間，很自然地學到羅馬人對組織結構的重視。其實古今中外一般宗教的發展，都不是很有系統，許多是各祭壇自己訂立敬拜方式，青廟黃廟不往來；基督教卻努力讓各教會的崇拜方式一致，洗禮方式一致，更發行信徒行為手冊給各教會，還為了教義問題開過好幾次會議。說它民主，不如說它很有企管概念；畢竟人總是比較習慣固定的宗教儀式，到任何地方都不陌生。也正因為各地教會有頻繁聯絡，才沒有在逼迫下被各個擊破，反而讓它互通有無、同舟共濟、迅速成長。

然而群龍無首的問題尚未解決。革利免雖然以羅馬教會名義寫信，但他也只以道德為由，並不認為羅馬有權管轄哥林多教會。到了二世紀中葉，亞歷山大的宗主自稱‘教皇’時，其他地方的宗主也不甘示弱，各自開始給自己‘加官進爵’。羅馬的宗主甚至以繼承彼得、保羅兩使徒的名義，宣稱羅馬代代主教都算是教皇。這其實和救恩根本無關，到最後不過是搞政治派系，搞得自己敵友難分。不過比起聖母瑪利亞的崇拜，教皇的設立至少有點功勞。那時教義上的紛爭不少，若沒有權威性人物消釋嫌隙，肯定會在教會裡結怨。羅馬的教皇會成為後來唯一的天主教代表人物，也是因為當時羅馬教會在闡釋教義、止息異端上有不少貢獻，才逐漸被各地教會認同。

不過其他的教皇並沒有認輸，尤其是被指為異端的‘政壇’敗將，豈肯善罷？到基督教合法化之後，反對的聲浪更烈：你這個羅馬的主教算哪根蔥？還不是靠皇帝關係狐假虎威？四世紀的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aea)後，教會裡僵化的關係終於到了‘圖窮匕首見’的程度。最早脫離的是東方亞述教會（不是後來的希臘東正教），曾傳到波斯、印度、中國等地（唐朝稱之為景教）。接下來埃及亞歷山大的教皇也逐漸與羅馬脫離關係，自己在埃及獨立，甚至慢慢走火入魔，唆使信徒惡性攻擊不信的人。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亞歷山大的燈塔，其實是亞歷山大的教皇命令教眾去摧毀的，連同當代最大的亞歷山大圖書館都被焚毀一空，盛極一時的大學學者被殺戮乾淨。只因為一個宗教首腦不容許其他文化的存在，古世界的智慧資產竟要面臨浩劫。至於希臘、土耳其一帶，是由以弗所教會為首，雖然沒用教皇頭銜，但是在神學上向來自認第一，根本不願附庸羅馬之下，屢次在教會會議中與羅馬作對；到了東羅馬帝國時期，君士坦丁堡教會成為重要的政治勢力，宗主們自然也不再聽命於羅馬教皇。後來成立的東正教只以耶穌為領導，並沒有立教皇，而各地方宗主也不像羅馬教皇有權威。

換言之，政治派系到最後還是讓整個基督教界四分五裂；教皇的名義更是分裂的導火線。

基督教既然在羅馬帝國境內生根發芽，肯定會受到羅馬潮流的影響。只是，明明現有的宗教就已經很有吸引力，何必還要去‘隨波逐流’地加入雜亂的教義，戴上虛榮的冠冕，追逐世界的頭銜，到最後自己也變得‘俗不可耐’？明朝學者傅山有四句書法名言：“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可惜懂得這原則的人不多。看似笨拙的，其實卻是最寶貴的；看似亮麗光鮮的，其實卻是把自己塗抹得不倫不類。教會信徒的道德秩序，對某些人來說，遠比不上行銷、論述、政權來得重要，而歷史終究也只記得聖母崇拜、神觀探討、教皇設立等細節。

百代光陰雲煙過，本來面目君知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