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搬遷也有幸與不幸。像猶太人到了巴比倫，偶爾也可能與當地人起衝突（就像海外華人有時也會受到敵對或歧視的眼光，1969年馬來西亞有五一三事件，1998年印尼也有排華事件）。不過比起歷史上許多失去家園的民族，猶太人已經是特別蒙巴比倫皇帝照顧；到波斯建國後，居魯士大帝甚至下令，只要是猶太人想要回迦南地開墾的，都可以自行歸家，不必禁止（耶利米先知預言被擄七十年後歸來，與事實大概相去不遠）。
當然，這並不代表居魯士沒有政治目的；他之前一進入巴比倫境內就舉行祭河典禮，建國大業完成後，又先後讓許多民族回鄉。說他是仁君，不如說他也很有籠絡人心的手段。雖然巴比倫亡國後人心思變，但是並不一定會尾隨波斯帝國的領導；尤其這麼多民族聚集在巴比倫附近，起義肇事的機會未免太高，更怕的是連鎖反應之下，甚至連兩河流域都保不住。現在只要一通不用錢的詔諭，那些蠢蠢欲動的激進分子，頓時少了一個作亂的理由，攀附的民眾也自會減少。這手段之妙，後代政治家實可作為借鏡。
那麼，這些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是否又像出埃及記，大舉回鄉？歷史並沒有如此記載。正確地說，這份詔諭讓猶太人心情複雜。為什麼要回耶路撒冷？那裡只剩下蕭條、貧窮、和重新開墾的辛勞。用二十世紀的實例對照，許多猶太人為了躲避納粹黨的殘殺，紛紛逃亡美國，但是1948年以色列重新建國後，回到巴勒斯坦定居的猶太人卻不多。若按照今日美國猶太人的觀點，當時波斯帝國的猶太人也會自問：“我在巴比倫城生活得不錯，為何要回去？”
到最後，波斯境內十五萬猶太裔，只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利用這機會回故鄉。後來猶太人中有種說法：一個猶太人用第二個猶太人的錢，送第三個猶太人回巴勒斯坦。這樣的比喻也不過分。在巴比倫的猶太人，有的已經有顯赫地位，有的因貿易經商而家財萬貫，於是他們多半出力出資，讓發展不順利的親友回歸祖國謀生。被擄時是大批東遷，回去時卻是細水涓流慢慢移動。不過耶路撒冷究竟是重新住人了，農業和商業也逐步上軌道，居魯士更從這行省獲取貢品稅收，和預期的效果一樣。唯一不一樣的，只有耶路撒冷原先的重要性。從前它是政治宗教文化的中心，現在它只是波斯附庸地區的一座城市，聖殿也沒有了，而猶太文化的傳播卻是在幼發拉底河邊，而不是在大衛之城。既然能力強、錢包闊、文化高的人不回國，耶路撒冷也只不過成為波斯帝國千百個城郭中，無甚與眾不同的一個市集。
我們還是要再問一次：為何不回家？
要回答這問題，也許要看看當時另一個‘流散’民族。畢竟在公元前六世紀，流散最廣的並不是猶太人，而是地中海沿岸的希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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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琴海、巴爾幹半島、土耳其、塞浦路斯、黑海、高加索、意大利南端、埃及、利比亞、西西里島、科西嘉島、法國、西班牙東岸，希臘人在這些地區建立了不下四百個拓殖地。其中有的只是漁村，有的卻是希臘土地上所沒有的繁榮的大都市。雖然說拓殖，其實他們所到之處，並不是沒有其他民族先來佔領；有的與希臘人漸漸同化，有的卻刀劍相對。希臘人在土耳其沿海建了以弗所(Ephesus)，曾經被附近的呂底亞人焚燒多次，燒了又重建，可見雙方並不太平。在波斯建國前後，以弗所的希臘人已經是第三次重建亞底米斯的神廟（這神廟也是古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到新約時代還曾掀起宗教衝突的風波，公元401年被基督教暴徒摧毀）。
類似以弗所這樣的拓殖地比比皆是，亞歷山大東征之前，敘利亞邊境的安提阿(Antioch)，和尼羅河三角洲西側的拉科提斯（後來被改名叫亞歷山大港Alexandria）都已經是當代數一數二的大都市。希臘人在這些地方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發展（呂底亞人是西方最早創造貨幣的民族；埃及的宗教藝術領先當世；安提阿附近的傳說，幾乎完全翻版成為希臘神話中的天神宙斯），然而當地人的排外意識仍不時出現。盲詩人荷馬的第一部史詩是敘述特洛伊戰爭，第二部史詩《奥德赛》卻影射了當時希臘人流散各地的遭遇。
《奥德赛》並非史實，而是冒險故事。主角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戰爭後，觸怒海神，讓他們在大海中漂流，還不時有海難、怪物、災禍出現；奥德修斯卻憑機智勇敢不斷死裡逃生，漂流十年終於回到家。除去故事的成分，荷馬所描述的世界，其實就是當時希臘人流散的領域；故事中有人因貪圖美食，結果被咒詛變成豬；有人吃了蓮花，沉睡在幸福美夢中；有人被關在獨眼巨人的石洞中，一一遭到吞噬；海妖的歌聲會引船撞崖；水怪的漩渦會將船吸到海底粉碎；岸邊的食人族會獵取船員；奥德修斯自己被仙女留在孤島上長達七年，仙女希望與他永成伴侶，他卻惦念故鄉的妻兒，最後還是離島啟航。翻譯成現實，當時流散各地的希臘人，可能被騙被賣，被誘被搶，被捲入利益的陷阱、政治的混亂、甜美的夢想，只有少數能夠在異地安居樂業；然而就算是這些能在別人土地上發展的少數，也一直記得他們自己是希臘人，故鄉在千里汪洋的彼岸。
但是流散的人卻沒有辦法回家。陌生的地方雖然討生活比較難，但是比起自己的家園，卻仍要好太多。當時的希臘還沒有形成國家意識，所有城鎮各自為政，不只是法律、權益、經濟上互相衝突，連文化思想、傳統習俗也往往與鄰村有隔閡。就算是同鄉鎮的人，有錢的地主還是可享相當於貴族的特權，住在雅典豪宅，點收土地的收入；沒錢的佃農則是一生在地主的產業上勞碌，永無翻身之日，否則也有可能因為地主為了還賭債，而被賣到外地為奴。政治上，很多人還標榜古代皇族血統，各自結黨（當時的奧運會，其實只不過是上流社會家族，互相競爭名譽頭銜的比賽）。這種階級制度，完全扼殺了社會進步的可能；不認命的年輕人，就算是不告而別，就算是偷渡充軍做苦力，也希望可以到其他拓殖地方發展。或許有一天他們在異鄉出人頭地，可是祖先的家園卻始終沒有改變，政治一樣紊亂，地主一樣跋扈。回到一個沒有出路的故鄉，值得嗎？
換言之，希臘人那時可稱為地中海的‘一盤散沙’，毫無前景可言。要不是西元前六世紀出了一個有名的改革家梭倫(Solon)，或許世界史上根本不會有希臘值得一提。
梭倫往往被稱為是雅典的民主之父，不過他的改革並非短期見效，甚至在他有生之年也未見到雅典走出世襲的門檻。對於他的記載不多，連他所立新法的詳細部分都很難考證，因為後代有太多法律都一併冠上他的名字，增加可信度。基本上，他的改革是針對古雅典社會在政治、經濟、道德三方面走下坡。希臘各城鎮，有的出暴君，有的殺人奪權，也有投機的貴族藉動亂發橫財。梭倫當時已有賢者的名望，不知是什麼原因，有一年雅典出現政變失敗，全城政黨無法妥協，居然請梭倫來調停，甚至賦予他絕對權威。真相如何，或許不重要了，因為他能夠執行改革，那時的絕對權威其實是很大的關鍵。
他首要之務，就是廢除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苛政，除了殺人償命一條，其他全部刪去。越複雜的律令，越難執行，甚至到最後只有小老百姓任其宰割，地主世家反而懂得鑽漏洞，得以逍遙法外。在那個一點法律改變都會惹怒財主的時代，這算是一位立法者的獲勝，一場勇於正視人命的挑戰。
不止如此，梭倫在經濟上也是大刀闊斧。其一、廢除土地抵押，這可以減少一些辛苦買地的小老百姓再度成為佃農僱工。其二、禁止債主納欠債者為奴，而且以前被納為奴的人也恢復自由；賣到海外的，債主有責任盡量買回。其三、父親要協助孩子尋求謀生之道，否則年老時孩子沒有義務照顧。其四、廢除巨額嫁妝，也不再強迫沒有兄弟的女性要嫁給近親才能繼承遺產。其五、任何人都可以為權益受損的他人申訴。這法令造就了後來的律師制度。其六、統一度量衡，不過不是用雅典為標準，而是用希臘境內最富有的哥林多(Corinth）作定位。其七、雅典開始採用以弗所和土耳其沿岸城邦的鑄幣，促進整個愛琴海的經濟聯繫（在梭倫之前，雅典的貿易船隻還很罕見，也未曾鑄造貨幣）。其八、除了橄欖油之外，不准農產品出口。這條規在當時有其必要：看看希臘的海岸線，可想而知它是山多平原少，糧食短缺也很常見；如果有錢的地主將農產販賣海外，先是出口貿易賺一筆，等希臘境內糧價居高時再賺一筆，那麼普通人民無論怎麼省吃儉用也存不住一毛錢。其九、鼓勵工匠由海外回到雅典，並授予雅典公民身份；這一來許多流散在外的手工業人才，也可以重回祖國創造未來，不但幫助雅典的經濟文化，也降低希臘境內的人才流失問題。
話說回來，梭倫雖被稱為民主之父，他所推廣的‘民主’並不是一人一票，而是按照財產來決定政治權力。公民分為四個收入等級，最富有的人可以擔任城邦執政官，土地生產一定數量的，可以參選為議員，而底下的僱工階級（一半以上的公民）可以參加公民大會。不過凡是在雅典需要時不願拿兵器的人，都會被褫奪公權。
這樣的制度是否完善，我們姑且不討論，但若要一步登天，從世襲走進民主，恐怕會先天下大亂、社會瓦解。同樣地，若要一次改革經濟體系，讓農業社會急速轉化為工商業社會，不只會讓財主憤怒地抵制新政，平民也會因改變太快而無所適從。梭倫在這方面做得很巧妙。他先請雅典人同意，將法律刻在石頭上，接下來十年間不可更改；然後他也沒繼續留在雅典——反正要強迫執行新法，既得利益者必定受威脅，反彈會太強；不如先不強迫執行，讓人慢慢去接受新法，早晚會有人選擇對個人有利的條文，加以推廣。這種‘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態度，竟讓十年後回雅典的梭倫無往不利，連一般痛罵改革的聲浪都沒出現。後世會尊他為古希臘七賢之一，也不無道理。
不論是對希臘本土的人民，或是四百多處拓殖地的僑胞，雅典這樣的徹底改變，讓他們對希臘祖國重建信心。短短五十年內，愛琴海西側的一個小城邦，一躍而成為地中海的經濟重鎮。雅典南端的海神殿，原先是望著無數遊子離鄉遠去，現在卻是望著商船滿載貨品。雅典出品的精美黑陶器，纖細刻畫的藝術，一時享譽外邦，連在巴比倫、埃及、迦太基都身價非凡。能有如此成就，實是希臘人的驕傲。
相比之下，流散的猶太人就沒如此這份‘機運’。這當然也不能怪他們。雖然一般人總認為，每個人都有改變自己、改變環境的潛力，但是也要因素齊全、社會允許為大前提，才有可能發生。像梭倫這樣的人，一百年不見得有一個誕生；而波斯雖然允許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卻沒有讓他們擅自立法，更不可能讓他們自行改革經濟政治（零星記載顯示，回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中，若是有政治領袖之類的人才，多半都被波斯帝國藉故處死，以免猶太人自己立王）。到最後，猶太人只有在異鄉能夠發展，卻無法像希臘雅典一樣大放異彩，殊為可惜。
至於波斯帝國東征西討，這時疆界已東至印度河與中亞的興都庫什山脈，北達高加索，西邊又併入埃及與土耳其。接下來自然也盯上了愛琴海對岸這顆耀眼的新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