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May 10, 2015

永恆:曠野中的瞻望


            改變會屈服於時間之下,
            時間會屈服於歷史之下,
            而唯一能讓歷史屈服的,
                         大概只有永恆了。
                                            ——拙作

猶太裔哲學家Franz Rosenzweig曾寫道:“人類歷史一直是對永遠的追尋。”埃及金字塔下的木乃伊希望保持身體,以便靈魂回來時復活。印度教倡導靈魂沒有生死,只在身體毀壞後又轉為另一個生命體。佛教追求涅槃,道教希望成仙,基督教祈求永生,回教渴慕樂園。假若宗教提供人類精神寄託,那麼相反來說,人類潛意識裡都一直清楚,也一直懼怕自己短暫的存在。不論賢愚貧富,人一旦不存在,再多的計劃期待都將落空,連畢生努力累積的也將歸給別人。不朽,是什麼呢?

為了回答這問題,人類幾乎都努力追求長壽。杜甫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或許是對龜鶴遐齡的艷羨,但奇怪的是,舊約聖經、印度神話、中國殷商時期各記錄了曾經活幾百歲的人;後代基督教歐洲、回教的西亞北非、或唐宋之後的中日韓地區卻幾乎沒有這類記載。這並不是人不想長命百歲,而是對生命的認知改變。希臘神話中有個女神為所愛的世上男子求永遠不死,卻忘了為他求青春永駐,結果他年老體衰,身體難以動彈,終日喃喃自語,極其悲慘。就算這樣是‘壽比南山’,一般人恐怕也寧可不要。沒意義沒尊嚴的長生,值得麼?

假若長壽不是答案,永存於世人記憶中也算是一種不朽。這就是為什麼歷史上有不少人建立豐功偉業、創辦空前企業,有人寫下萬古名著、雕刻絕倫藝術,有人在科技醫療領域悉心竭力、在政壇金融方向遐邇知聞、在慈善關懷事業無人不曉。這種自我實現精神固然是改變歷史的原動力,可是自己願意付出是一回事,想讓人紀念畢竟很冒險;常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成功是眾人集合努力,但功勞被紀念的卻只一人。就算今日大家印象深刻,明日也可能後浪推前浪,又有國土更廣、資產更多、技術更突破的成就,相較之下自己反而黯然失色。也可能‘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自豪的作品卻遭後代踐踏,甚至多年研究貢獻被人據為己有、被推翻、被埋沒,到最後整個社會都不記得自己,結果努力一輩子也照樣存在短暫。

既然個人沒辦法達到不朽,整個群體就可以吧?很多文化都強調生養眾多,遍布全世界,這也是對永遠的另一種追尋。等到人類思想從物質界昇華後,又誕生了廣傳福音,讓萬民成為信徒的‘精神’繁衍;然後有民族主義興起,大家為了是英國法國的子民而交戰百年;又有民主運動掀起巨浪,大家再為抗暴而奮鬥。反正只要整個群體能繼續發展下去,就算自己犧牲也有意義。可惜要維持這種理念,先決條件是這個群體要有辦法繼續克服歷史難關;萬一不能,自己血淚白流又如何?為什麼猶太人被巴比倫擄走,先知耶利米會心碎如刀割?因為沒有群體,比自己死亡還痛苦。為什麼基督教在西羅馬滅亡後變得封閉極端,奧古斯丁會心冷落寞?因為群體變質,已經不是自己所捍衛的信仰,身為最後一片秋葉,豈能不哀?當然,猶太人被擄後歸回,基督教從中世紀黑暗走到新教之爭,雖然路途坎坷,至少是死後復生;世上卻有很多民族被屠殺被同化,也有很多思想墮落後永無翻身之日。群體,終歸是一大堆人集合的有機體,枯榮興衰,聚散無常;曾幾何時,埃及、蘇美爾、亞述、迦勒底、迦太基的人民已經改用阿拉伯文;耶穌時代法利賽人再多,十字軍東征的士兵再多,義和團肇事者再多,如今卻一個門徒也沒有。在西方,永生的觀念起於基督教,而基督教所教導的,是成為屬靈的以色列人;換言之,以色列是唯一神所認同的永遠的民族。兩千年來基督教也確實創出超越國度、超越人種、超越語言、不論是羅馬市民或哥德侵略者都接納包容的一個群體;可惜等到民族國家各自抬頭後,卻把大家共同的母親‘教會’拋棄;之後群眾只以種族辨識,不再歸屬於教會這大家庭。羅馬梵蒂岡領導宗教至今,但現在歐洲上教堂的只剩下一成。‘暮去朝來淘不住,遂令東海變桑田’;歷史所逐漸淘汰的族群恐怕數以萬計,奉獻畢生的個體更顯得微渺。

沒有永恆,人或許會希望至少接觸到永恆也好;這也是為什麼到最後人還是在尋找神。然而要接觸到神,談何容易?自古以來固然有許多人被神感動,卻有更多人希望能獲得屬靈體驗,但一生都未能有機會。天主教獻身印度慈善的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死後蒙教皇讚譽宣福,也備受世界景仰;可是她自己的日記信件中其實有不少孤獨、不少信仰疑惑,甚至認為其他聖徒走在神光中,自己似乎一直在黑暗荒蕪地找路。雖有人解釋這代表她的屬靈掙扎與凡人無異,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連這麼投入神聖事工的人都感覺不到神,那其他人還能指望什麼?

*     *     *     *     *

世人對宗教各有執著,但大體對神的定義多少有些相似之處。創世紀或許說神用自己形象造人,反過來說,人也以自己形象造神。所有拜神的人幾乎都標榜下面七種觀點:
  1. 人需要安全保障,免受傷害。有神才能庇護一切危險。
  2. 人需要天理公義,善惡必報。就算今世不報也有來世。
  3. 人需要社會和睦相處,愛心互助。慈悲向善的宗旨實無宗教之分。
  4. 人需要被了解,被原諒,被擁抱。天父赦世人罪愆,可謂至愛。
  5. 人需要創造、發現、探索。造物主就是最偉大的靈感泉源。
  6. 人需要有道德引領,有奇蹟來激勵自己,扭轉人生。
  7. 人需要相信有團結超凡的力量。世上發生的事都出自神的旨意。
問題是,既然有定義,凡是定義無法通容的狀況,就會讓人對神困惑質疑。倘若神蔭庇人,為何有天災殃及善男信女?倘若神重視公理秩序,為何祂給人類自由,縱容人類為非作歹?倘若神慈悲,為何戰亂暴力不斷?假若神愛世人,為何有人一生亨通,有人卻無論怎麼虔誠都一生坎坷?假若世上發生的一切事都出於神的旨意,那麼神絕不可能至善至愛、和平公正。諸如此類的疑惑,在各文化各種族都存在過,而宗教人士也做過多方釋疑;然而人類對這些答案始終難以接受。科學時代有人把科學發現當作神來看待,連牛頓也不例外;但是幾百年來的科學理論、宇宙發現,並沒有為人類帶來更高深的認識,理論物理學家反而問:為什麼神要擲骰子決定世界命運?心理學問世之後,也有人問:是神在赦免人,還是人把自己潛在的渴望映射給神?腦神經學進步後,人又繼續問:為什麼大腦會有認知,會去了解探索自己的存在,亦或這一切僅是幻覺而已?而究竟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對於世界各宗教親眼目睹神蹟異能治愈的人,這絕非幻想;可是對於沒有這類體驗的人,他人經歷可信麼?哈佛醫學學曾花幾年時間調查統計,教會代禱是否對病人心臟手術有幫助?結果上千病例比較卻顯示兩者並無關聯,也就是說,即使心誠也未必靈。信教的人若讀了這份報告,不知做何感想?

當然,有許多人的虔誠,與盲信也相去不遠。他們或許太願意接受怪力亂神,儘管荒誕傳奇也寧信其有不信其無;或許太本位主義,覺得所看到想到夢到的,都一定是神在對自己啟示;或許太墨守成規,寧可倚靠習慣的宗教儀式,也不肯踏出思維的範疇;或許過度排外,對固有信仰造成威脅的都列為異端,偏激的甚至用血腥制裁,證明自己對神明的忠誠;或許畏懼死亡,害怕業報,所以只要可以讓心靈有所寄託,就不必太在乎信的合不合理。

這幾種態度當然都很極端,而且還會像病毒般感染,結果信仰單純的人也跟著狂熱,跟著固執,跟著拋棄理性,跟著依樣畫符。不過極端是程度問題,一般信徒多少也擔心神的懲罰,或因神不眷顧而絕望,或不斷覺得自己罪孽深重,或對遵守教條感到心力交瘁,或把世界二分法做抉擇,或認為除了自己群體以外都是神所不愛的人,或希望藉著更慷慨的奉獻、更通宵達旦的祈禱、更積極的事工參與、更投入的社會慈善,行為好到讓神一定會祝福自己。最後這種心理其實也往往是潛意識的自我滿足,因為世界幾乎都用物質財富來衡量人的價值,但貧富差距卻讓某些人覺得永遠卑賤,那如何彌補人格瑕疵?就是為宗教大發熱心,為社會正義出生入死,來證明自己比富人還有價值。好比一個學生考試成績不好,就為學校校慶奔波,希望獲得別人承認。假若這些症狀發生在人與人之間,大家都會說這是不健康的人際關係;換成是人與神之間,為什麼反而理所當然?

舊約聖經的《約伯記》,是很耐人尋味的一段辯論。約伯記本身應該是寓言,記敘一個叫約伯的人財產盡失、子女全亡、又受瘡病折磨,連妻子都拋棄自己。他朋友來規勸他向神悔改,約伯卻說他自己並沒有犯錯得罪神,為何神將他如此狠心拋棄?仔細看敘述,約伯一直固定獻祭,一直做善事,從未侵占別人財產,也從未忘記為自己家人無心之過代禱,該遵守的都遵守,額外的也盡力而為,可說在宗教上無懈可擊。當他受苦時還自己安慰說,神是要讓他火煉精金,變得更完全;但是在與朋友一番唇槍舌戰後,終於徹底信心動搖,到最後幾乎是哭著想與神對質。他的掙扎,在於所做的確實是合乎律例傳統所教導的,難道這樣做還不夠麼?儘管他活了大半輩子,卻只看見宗教,只看見祭壇,從來沒有接觸到神。

祭壇、教堂、公會、神社、廟宇、清真寺,假若放下宗教隔閡不談,這些機構組織都有能力,也有責任提供世人能孕育信仰的環境,讓人有機會到神面前;然而它本身並不等於神。所謂‘買櫝還珠’,其實人類常為宗教赴湯蹈火,所做的卻與神無關。

約伯與朋友們各執一詞,連辯論都不想繼續了,這時卻有個一直在旁邊聽的人終於發言:既然大家都一直說神高過人,神的旨意不是人能了解的,那為何又一直強調,要按照如此這般做,神才會眷顧自己?而相反地,約伯的‘擇善固執’,只是因為他所付出的與所期待的不成正比,居然還理直氣壯,自以為站在公義一方。發言的人乾脆打開天窗說亮話:“天不是比你高麼?你姑且抬頭看天,看那無盡的穹蒼。你若是犯了罪,關神何事?難道你的惡行能讓神受害麼?就算你多了百倍的過犯,對神又有什麼損失呢?反過來說,你假若行為正直,到底能為神加添什麼?難道神是從你手裡獲得好處?既然不是,那人類的惡只是對他人有害,人類的善也僅是對世界有益,有什麼資格自我膨脹,以為神虧欠自己?”

說穿了,這是有信仰的人最常見的盲點。人際關係多半建立在對等交易,所以我對人好,人通常也對我好;結果人往往也用這種思維模式,以為勤勞多方地進香朝聖就能蒙神眷愛,實際上獻祭再多也未曾看見神。

那麼,讓約伯改觀的是什麼?約伯記中列舉的,是浩瀚萬物的創造奧妙,是比人類龐大的自然現象,是神曾經顯在世上的一切作為。對外界知道的越多,就越自感汗顏。個體的存在猶如天地一蜉蝣,居然想與神理論,簡直比螳臂當車還可笑。這當然不代表宇宙本身是神,但是連五官可感覺到的宇宙都視若無睹,還能看到神麼?人眼界越狹隘,就越看不到自己以外的一切,然後受欺壓時才向神哀嚎,受轄制時才向神求救,受委屈時才憤怒地問,神在哪裡?平時卻不曾想過這問題。一旦真正與更大更廣的宇宙相比,再回想這宇宙只是神的能力的一部分,才驚覺自己無知。量子力學可以假設宇宙由大爆炸形成,卻無法回答,為什麼世界會有東西而不是空無一物?畢竟理論推演絕不只一個可能性,甚至幾兆次的模擬也未必能產生我們所知的宇宙,而‘太空’還幾乎都是空的,我們就偏偏活在那個最特殊的可能性當中。約伯最後說:“我從前風聞有神,現在親眼見神。”聽到的,是傳統律例宗教儀式;看見的,是與無限接觸的那一剎那。

讀歷史也是一樣。人可以凝視無限的空間而感到卑微,一樣也可以瀏覽無限的時間而感到渺小;但是自覺之後,人又會怎麼做?是積極把握光陰,或是消極自甘沉淪?是更否定神,還是更相信神?神或許不在乎個人的善行惡行,但這些終究會影響人類世界,間接造成某些族群長存,某些團體消失。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心理、語言、人文學對歷史上群體的存亡都各有解釋,但誰也無法預測究竟千百年後歷史會淘汰哪些人,留下哪些人?假若歷史篩選了極少數的群體,我們的祖宗前輩又何能何德,讓我們今日能存留在世上?老子說的最坦誠:“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舊約先知也說:“世人哪,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謙卑與神同行。”

謙卑,代表認清自己所知有限,不敢自傲 ,更不敢隨便把自己對宗教的扭曲態度轉授給他人。這並不是不去認識神,而是返璞歸真,走在沒有狂熱、沒有指責、沒有奢求、沒有自滿的信仰路上。

從亙古到永遠,人在看自己滄桑一粟,站在有限與無限之間,似乎明白了什麼,又似乎還是什麼也不明白。不明白,那就繼續走下去吧,反正有神同行,就是微渺也無所謂,又何必擔心不朽是什麼?萬一在喧囂塵世中迷失了,在寂夜孤獨中恐懼了,在宗教氣氛中看不到神了,也照樣可以回到曠野再度瞻望。屈原《離騷》道:“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幾千年來,亞伯拉罕所走過的曠野路,又遙遠又坎坷,人卻依舊在走,甚至在朦朧中摸索著路前行。幾千年來,儘管人看不到神,失望時埋怨神,驕傲時褻瀆神,憤怒時要與神對質,神仍然一直在看顧帶領人。或許人所要接觸的永恆,其實就在自己身邊,只是從未去注意而已。英國奇幻作家Sir Terry Pratchett曾說:“難道將水變酒才是神蹟?用陽光、藉葡萄藤、加上時間與酵素將水變酒的常見現象,豈不是比它精彩千倍的神蹟麼?”

人是宇宙的一部分,也是歷史的一部分。不過歷史是由神與人一同寫出來的,所以看歷史比看宇宙更能了解神與人的關係。人雖不才,卻不斷有機會選擇想走的路,神也不斷從中修正目標,引導方向。所以山高水長也好,平坦大道也好,甚至峰迴路轉、此路不通也好,只要能寧靜致遠,順利走向未來,就該感謝神了。

(完)

Sunday, April 5, 2015

亙古:讀聖賢書學何事?

(圖:杜拜Dubaiدبي‎)

幾年前有個流行的話題,稱為‘巴別塔的咒詛’。傳說人類為了弘揚己名而建造通天的巴別塔,神因此分散人類語言,讓人分佈各處;現代的詮釋則是:建造世上最高建築物的地方,接下來都會面臨經濟困難。1894年費城市政廳成為最高的建築物,賓州鐵路業從此蕭條;1931年紐約帝國大廈落成,華爾街的股災卻已經帶來為時十多年的經濟衰退;1973年芝加哥的Sears大樓竣工時,美國中西部產業正因石油恐慌開始‘生鏽’;1998年馬來西亞Petronas雙峰塔完工時,正值東南亞金融風暴;2004年台北101啟用,台灣的經濟已經在走下坡;2010年杜拜興建哈里發塔(Burj Khalifa,برج خليفة),之後波斯灣經濟幾乎完全停頓。說是咒詛,似乎也不為過。

人之所以記載歷史,分析歷史,教導歷史,主要莫過於是希望能從歷史中,看到與現在相關的實例,作為鑑戒。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不管是個人想出人頭地,或是國家為了尋找長治久安的法則,汲取先人教訓總是能減少自己的冤枉路。

可惜歷史往往充滿悖論矛盾,偏偏都能自圓其說:有人因努力而布衣卿相,也有人因走後門而飛黃騰達;有人積少成多而腰纏萬貫,也有人不義而富且貴;有人靠汗血功勞立國安邦,也有人靠耍權謀坐擁天下。傳道書留下諷刺,一個窮人用智慧拯救一個國家,卻沒有人紀念他;沒有紀念,就代表歷史沒記載,那麼到最後歷史留了什麼?是史官一成不變的貶敵抬己、成王敗寇?還是民間一廂情願地塑造傳說、美化英雄?就算以整個社會而言,典籍裡有因背棄神而滅亡的,也有因執著宗教而變得文明封閉晦暗;有因追求自由而獨立成功,也有因自由而被斬草除根,甚至因自由變得無序,最後連提倡自由的人也死在斷頭台下;有因崇尚平等而打破階級分隔,也有為公平而劫富濟貧,導致富人遷離或停止產業,結果社會‘公平’貧窮;有因嚮往‘愛人如己’的精神而造就互助關懷的大同世界,也有因過度博愛而讓救濟的重擔壓垮政府。

諸如此類的例證不勝枚舉,但究竟歷史教訓相不相關?人究竟在推本溯源,還是在刻舟求劍?其實都很難評定,因為篩選資料時總會加入個人主見,但主見也可能是偏見。矽谷有些知名創業家是輟學開公司,但其他輟學又事業失敗的人,既沒財名也沒學位,社會自然未曾聽說過,於是就斷定完成學業與成功無關。果真如此麼?船難中或許有人祈禱後獲救,這固然讓虔誠的人信心大增,但其他求神眷顧卻仍溺斃的又該如何算?不過這類個人意見影響還小;有心煽動社會的人,往往擅稱史書是執政者撰寫的‘謊言’,全部不可信,然後自己就名正言順地改寫歷史。這種態度實在很齷齪,似乎前人的畢生貢獻全是有企圖,自己借題發揮反而清高。難道不尊重古人的智慧結晶反而值得誇口?實際上再怎麼矛盾的資料,也比自己亂編數據有價值:印第安人在歐美移民登陸前,終究沒有科技、教育、或商貿關係;黑奴被賣到美洲前,在非洲平均壽命可還不到三十。歷史即使會郭公夏五、指鹿為馬、張冠李戴,畢竟不能無中生有,把戰敗寫成戰勝,把天災人禍寫成國泰民安。

既然如此,歷史中肯定有關鍵性的條件因素,才讓某些國家成長卓越,某些國家銷聲匿跡。不過這一來很多政客又短視地認為,只要加入某些政策,國家社會就會富強繁榮。結果努力鼓吹教育,高學歷者卻找不到工作;積極強調科技,科技園區卻在養蚊子;提供低收入戶房貸福利,貧富差距卻因炒作而拉得更遠;立法提高勞資,產業卻因競爭困難而不斷外移。一個國家要走上康莊大道,又不是在檢查學生作業,怎麼能偵試合格打勾就算了事?

身兼哈佛、史丹福與牛津歷史經濟教授的Niall Ferguson,曾提出國家要長久所需的四個基礎條件:民治、法律、經濟、和社會約束力。乍看之下有點眼熟,其實這四個簡單的要素,幾乎就是中國古書上所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現代版新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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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先秦百家許多智者,縱算不是拯救靈魂的宗教聖人,也都希望能以文治武力,奠定國家的根本。然而時代變化下,四維八德已經被遺忘;文革紛亂中,傳統道德觀倍遭唾棄;物阜民豐後,大家又只追求標新立異的社會進步偉論。其實最基礎的,反而是最難的:

一、禮,不逾節。不逾節,則上位安。當然,《禮記》中的禮,並非僅是禮節,大半還是政策程序、官員司職需要等等考慮。再原始的人類社會也會有政治制度;儘管國王可能被總統總理取代,但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不可能持久。‘國不可一日無君’誠是至理名言,至少要有中央政府,讓人民有行政制度可依靠,不致成為一群無牧人的羊;換言之,政府是為人民需要而形成,不論古代‘馬上得天下’,或是現代‘選賢與能’,總要得民心才能得天下。

問題是,今日社會大多講求民主,民主卻未必是民治。人的注意力有限,所以能吸引民眾目光的,甚至能花錢用媒體造勢的,就眾望所歸地成為領導。更遺憾的是,大部分人會把自己的需要,與整個社會的需要混為一談,許多政客自然打著‘不勞而獲’的旗號欺哄民眾。或許有人相信民主社會可以罷免選出的領導,其實民眾的意見很紛雜,再怎麼貪污的官員,一樣有無知民眾為他們辯護。既然民主達不到目標,熱心人士乾脆用示威靜坐絕食抗議,或用名人上新聞,網路輿論攻擊,來達到政治目的;說這些是變相廣告,也不為過,畢竟這種手段就是在省略必要程序,直接強迫社會立刻對事情做判斷。大家探討的,可能是芝麻蒜皮的無聊瑣事,可能是捕風捉影的性侵歧視案,可能是商業對手的污衊伎倆,可能是政客參選的心理戰術。假若有足夠時間冷靜思考,民眾大概要對這種‘非禮’的政治行為嗤之以鼻;但在24小時媒體轟擊專家警告下,大家又覺得這些果然是嚴重問題,不趕快達到共識不行,然後就正中下懷,群眾威脅領導者做出莫名其妙的決策。到最後有效解決問題的制度被破壞了,社會問題卻未必得到改善,甚至政府所做的決定反而對多數人有害。

但即使是君主或專制社會,‘不逾節’還牽涉另一層問題,就是政府機構滋生:每當有社會問題無法解決,官僚們與其對症下藥,倒不如另立新部門,好對人民有現成交代。這現象短時間看不出來,久了卻會導致‘九龍治水’的問題:每個局長都參與開會討論,每個官吏都領薪水,卻沒有人真正負責問題。誠實說,超出需要的政府制度,是人民的不幸。國家若不防範政府不做事,人民不服從的現象,終會導致政治動盪,民心思變的結局。

二、義,不自進。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人類自古就知道法律的重要性;但有太多地方締造的並不是‘法律社會’,而是‘律師社會’——只要能贏,誇張扭曲事實、顛倒是非也沒關係;只要賺錢,社會正義淪喪、殺人犯獲釋也無所謂。根據2014年問卷調查,80%美國人信任護士,卻只有21%人信任律師。然而美國這等法治國家中,律師只佔6%人口,國會卻有45%是律師出身;換言之,擅於耍嘴皮走入政壇的人特別多,而這些人偏偏又是負責立法。也因為有太多人知法玩法,甚至以身試法,‘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已不稀奇:社會常稱的‘特殊利益團體’,其實就是獲得政府特權優待的團體。估計一家公司靠遊說政府所得到的投資報酬,竟可高達22000%,也就是說,單靠政府補貼減稅壟斷尋租,居然比正規經銷所賺的還多。也難怪越來越多工會集團、國際企業、金融公司,都因‘朝中有人好辦事’而養肥自己,保障利潤。舉例說明:近年來谷歌計劃在一些城市提供光纖高速網路,足以帶動地方資訊業,可是有些城市的當地網路服務,卻拉攏政府立法禁止新競爭,結果城市白白損失更有利的科技,只有那些霸占一潭死水的人得意洋洋。

失去正義,人就只求自己的益處,然後大家拼命動歪腦筋走後門。不過社會正義很少瞬間消失,而是像血管被膽固醇梗塞,導致血液循環逐漸下降,最後連組織也壞死。但會讓法律社會變質的,卻往往是不良的法律:政客為討好民眾而趕緊通過華而不實的法令,等到律師開始鑽法律漏洞,政客又增加新條例,補了一個漏洞卻製造兩個新麻煩,讓法治更混亂,最後立法的本意已經被意料外的後果抹殺了,白費筆墨。可是再怎麼失敗,這些律令從沒被廢除,寫了就永遠擦不掉;而政客也從不為自己的錯誤道歉。西方法學有諺語說:“特殊狀況會造成壞的法律。”意思是法律是要為一般民眾寫,不是為了解決極端貧窮可憐、暴力恐怖等例外案件,而讓更多百姓受害。今日一些新法案動輒上千頁,連律師都無法詳讀,何況民眾?而不懂法律的群眾,又怎能維繫法治社會?

三、廉,不蔽惡。不蔽惡,則行自全。無論‘清廉’(不貪財)或‘廉價’(便宜),廉的意思多少與金錢有關。在經濟未繁榮的社會,不妄求不浪費就是一種美德;可惜經濟起飛後,奢侈反而是大家標榜的模範。當然,吝嗇並不值得尊敬,花錢也不全是壞事——至少歷史每一代產業突破,總要先有富人願意訂購印刷書籍、搭輪船鐵路飛機、買鐘錶留聲機收音機汽車電視冰箱冷氣電腦手機;等到這些產業成氣候,市場有相當的供需,小市民們才有辦法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講更直接點,沒有相當的經濟,就沒有日後的產業進步;重要的並不是省錢,而是明白錢的重要性。人對真正看重的事物,畢竟要負責,否則肯定會賠上相當代價。

那麼,不明白錢的價值,可能就任意揮霍。這對個人而言或許造成貧困,但假若整個社會對錢運用不當,政府反而會拿人民的錢來掩飾惡果。舉最明顯的例子:2007年經濟衰退,世界許多國家都趕快花錢‘拯救’經濟,美國甚至對房利美(Fannie Mae)房貸美(Freddie Mac)輸困兩千億美金幫助周轉。但真正造成次貸危機的不正是這兩家瀕臨破產的‘政府贊助企業’麼?而其他大公司大銀行接受政府保護的,也都是經手次貸的罪魁禍首,那政府拯救這些公司,到底是在隱瞞自己大幅降息的後遺症,還是在鼓勵同流合污的人繼續不負責任?就像錢可以助長富二代的豪奢墮落,政府也樂得矇騙自己,覺得不讓這些‘大到不能倒’的企業受到挫折,是身為人民保姆的天職,殊不知自己就是姑息問題的肇因。而比較有責任感的小公司,既因經濟拮据倒閉又得不到政府救援,反而是這時代的淘汰者。應該適者生存的環境,卻被大量救濟扭曲成弱存強亡,不成材的反而捧著鐵飯碗。

而掩蓋罪惡的後果,就是未來碰上經濟問題時會變得更危險。錢是人生必要的盾牌,可以抵擋意外減少損傷,所以聰明人都會預備資產做後盾;但假若把盾牌敲裂耗薄了還不自覺,總有一天會失去安全。今日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烏克蘭、委內瑞拉、阿根廷等地區財政紊亂,逾七成人民靠政府吃飯,但這些地區並非不毛之地,甚至可說條件比大多數國家優厚,理應不該如此窘迫,那為何處境這般?以史為證,它們有錢時對國內企業過於呵護,每遇到經濟困難就不惜向外國借錢保護這些產業,到頭來寧向外國賴皮不還債,也不敢讓沒生存能力的企業瓦解,結果債台高築。這終歸是執政者‘豐年不記旱年苦’的下場。

四、恥,不從枉。不從枉,則邪事不生。社會約束力並不像其他三維容易定義,畢竟人不喜歡在精神層面被綁住,但它一直都存在:可能是家族朋友的督責、或私塾學院的諄誨、或宗教信仰的道德觀、或商協黨派的門規、或社會慈善團體的號召、或警察保安鄰里守望,形式不一。約束當然是希望人有固定的行為模式,比方不要好色邪淫,不要酗酒吸煙,不要見死不救。縱算沒有法律明規,很多人仍願意奉行這些約束,因為約束的背後,也形成一種社會向心力;否則只有民治、法律、經濟,誰想歸屬於一個連鄰舍都不互助的國家?

然而在國富民強的環境下,很多人逐漸自毀長城,把約束看為無聊的傳統包袱,我行我素。孝敬父母、尊師重道的程度大不如前,而只生不育的父母、敷衍了事的教師也大有人在;美國自稱固定上教堂的人只有37%(實際還不到20%),歐洲大半地方還低於10%;社會上曾有獅子會推行市容整潔活動,有扶輪社鼓勵高品質服務社會,有癌症協會提升民眾認知,有紅十字會與樂施會提供戰爭災區的醫療或生活需要,還有各樣基金會提供許多成績優異的學生全額獎學金,可是這些團體都日益式微,甚至因為一些污點而被政客媒體抨擊,民眾也就不再共襄盛舉;近年來各國都有警民衝突問題,種族紛爭地方尤其嚴重,很多人民甚至視警察為死敵,隨時準備以暴力抵制。當然,人都有缺點,所以約束力也可能矯枉過正;但這些倫理、師道、信仰、公安、社會關懷的體系,都是古人傳承下來,為了不讓社會瓦解的珍貴遺產,甚至可說缺乏這些約束的社會,都在歷史洪流中湮沒了。難道滿口破舊立新的現代人,比古聖先賢還智慧麼?

當然,人都會挑選血統思想經濟水準相似的人,也就是自己認同的人,視為團體的一份子,這是生物物以類聚的天性。可惜社會往往要群體強制接受不相似的人,不服從的就貼上歧視侮蔑的標籤,結果成績好的學生被迫與程度差的一齊受教育,愛護社區的老人被迫與垃圾狗糞滿屋的邋遢漢為鄰,白手起家的董事長被迫向女權運動的暴君道歉,社會只製造出更多衝突折磨。不想與世界爭辯,世界卻還來死纏不休,算了,既沒有約束力,那就從此不再付出向心力。今日種族最複雜的社區,反而是左鄰右舍最漠不關心的地區,連曾享盛名的學者都懶得參與當地學校的活動。再廣義地說,社會缺乏凝聚力,人民也不可能愛國;在歐美受教育的青年,卻處心積慮要在歐美國家製造恐怖行動,這並不是社會包容不夠的問題,而是社會失去約束力的問題。

說了這麼多,實在很令人沮喪;然而歷史教訓有時讀起來的確不舒服,難道就不去讀?人類社會好比摩天大樓,建得越高,地基越要紮穩,否則只追求世界第一卻搖搖欲墜,不築也罷。因為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歷史,歷史畢竟並不只是豐功偉業的記錄,更非讓人大膽推斷未來的工具。我們讀歷史時似乎會產生幻覺,讓我們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一面。究竟世界秩序、因果關係、未知變數如何?假若我們連今日都控制不了,那我們預測、計劃、安排未來,能有多少效益?

建造巴別塔或是建造哈里發塔,始終都為了留下不朽的名譽,但不朽,又是什麼?我們若遺忘了過去,未來是否會記得我們?

Wednesday, March 18, 2015

累積:資訊轟炸


戰爭是破壞,所以一般人都反戰;然而科技所帶來的‘創造性破壞’,卻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90年代世界最重要的改變,既不是經濟金融,也不是政治軍事,而是大量資訊流通。這大概是自文藝復興以來,最顛覆傳統的突變,而這突變仍在持續演進。就像第一本印刷聖經出版時,根本沒有人能預料:1)天主教權威即將動搖,2)新科學即將誕生,3)歐洲的經濟與軍事即將稱霸世界,4)人類對教育兒童越來越重視,甚至視為理所當然,5)中產階級會取代貴族,更出現沒有皇室的國家。相同地,現代人生活幾乎不能沒有網路、手機、數位影像、音樂、視頻;加上各國政府擁有民眾資料,廣告公司蒐集消費動向,軍事反恐需要可靠的偵查情報,金融投資靠的是瞬息萬變的財經分析,飛機貨輪交通水電醫療快遞信用卡,全憑日理萬機的電腦系統24小時無休負責全球七十多億人口的一切事務。縱算有人排斥新科技,資訊時代也不會消失。正因為它如此重要,又有誰能預料,未來世界會出現什麼樣的改變?

當然,沒有電腦就沒有資訊時代;但是美國陸軍研究實驗室在1946年建造ENIAC計算機時,資訊業並沒有問世。就算到了60年代,太空總署為登月計劃而購買‘個人電腦’,或70年代日本開發電子計算機,美國Intel公司生產第一款八位元處理器,蘋果電腦開始銷售方便自用的電路板,國防工業設立最早的網路ARPANET,資訊仍不成氣候。80年代家用電腦逐漸有銷路,IBM佔領商業電腦市場,銀行業也爭相購買大型主機負責金融交易與數據處理;通訊業者開始有網路服務供應商,甲骨文公司(Oracle)成為世界最大的數據處理軟體業者,年收入僅次於微軟(Microsoft);有人創制網路控制的國際標準(TCP/IP),有人發明WWW(萬維網)的統一標識,連最早的網路病毒都亮相了,可是‘資訊’一詞實在還太抽象。這些發展固然奠定基礎,但對於非科技業的人,恐怕與目不識丁沒兩樣,更別說參與投入。

真正水到渠成的催化劑,是1993年改良的網頁瀏覽器。人是視覺動物,眼睛若看不到,就難以判斷事物的實用;可是一旦看到,網路立刻變成炙手可熱的媒體新產品。不久論壇出現,大家踴躍討論意見;青少年熱衷於線上日記或自做網頁;畢業生標榜網站經驗求職;公司怕競爭被淘汰而積極僱用網路工程師。電郵、網路新聞、即時通訊、網際通話、網路購物、社交網、線上游戲,都在短短幾年內變成許多人的每日需要。

而也在這期間出現兩種異動。第一種是對等網路(P2P),也就是每個用戶都不需經過一般網站的中央服務,而是各自形成服務器,藉著整個群體交流信息,所以能取得文件卻不容易追踪。對於想保障隱私、盜版音樂電影的人,對等網路可說是無上福音;甚至後來的網路貨幣流通、網路黑市販毒,也是靠這種難以查詢的線上活動。首先遭新科技威脅的自然是娛樂業,之前高價賣的唱片,可能只有一首歌值得,很多人寧可從網路上抓,抵制唱片公司賺取暴利;音樂界想要打壓網路上的文件交換,卻難以斬草除根,而隨著電腦容量擴大、網路速度加快,連尚未播放的電視節目或剛殺青的電影,往往都在幾小時內成為年輕人惠而不費的娛樂,更有人說,網上哪有人花錢買色情?言下之意,免費就是網路帶給人最棒的福利。這看法道德與否不討論,‘資訊’的定義已涵蓋古往今來所有智慧產品。

第二種異動,是大量資料的蒐集堆積。谷歌(Google)和臉書(Facebook)都是代表。它們固然也提供其他服務,但他們最重要的收入來自廣告費;要廣告就得投其所好,知道每個用戶想買什麼;而要了解,就要先看個人電郵短訊、查詢消費習慣。對這些公司,收集資料並不困難,免費的背後,很多人已經習慣甚至樂意與人分享,舉凡珍藏幾十年的絕版書報,或是自己數位拍攝的照片,都逐一搬到網路上(就是所謂雲端)。既有資料,要查出一個人生日家庭、證件號碼、學校工作記錄、收入資產、犯罪前科、病歷服藥都可以,連吃什麼早餐、用什麼牙膏、聽什麼廣播的嗜好也清楚。一個人腦容量有限,頂多只能認識150人;但公司們要認識用戶,憑電腦大量記憶就夠了,可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然而堆積了這麼多資料,又代表了什麼?

*     *     *     *     *

中世紀煉金術認為,一個人包含水35公升,碳20公斤,氨4公升,石灰1.5公斤,磷800克,鹽250克,硝石100克,硫磺80克,氟7.5克,鐵5克,矽3克,其他少量元素十五種,但全部加在一起卻不能變成人。科技發達後,專家也開始實現人類基因組計劃,不過就算能解開每個基因的奧秘,加起來仍不等於一個人。同樣地,現在社會努力獲得個人資料,但難道這些資料本身就等於人?

我們對資訊要問的問題太多了。首先,資料可信麼?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線上資訊只會更混亂。青少年為了不讓人知道自己在鬼祟什麼,很多報假名、改性別、亂填資料、謊稱成年;交友網站上的用戶,多半用修飾照片,有的謊報身高年齡三圍,有的不公開自己已婚,更沒有人直認有性侵記錄。有不少網站為了向投資人證明自己創辦成功,連假用戶也得濫竽充數。相反地,每家公司網上徵人,都習慣把履歷表中的花團錦簇打了折扣再評量。一般人讀了網頁上的訊息,會直覺地懷疑,因為可能是變相廣告,可能是惡意誣衊,可能是無名氏不負責任亂講,可能是無聊人故意找話題鬥嘴。真實世界通常要篩選資料,鑑別專家,否則債台高築的人談投資致富,報社連刊登都嫌對聲譽有累;但網路讓任何人都能自己當主編主播,於是狗皮膏藥也能吹噓為萬應靈丹;垃圾郵件更不在話下。甚至詐騙在科技輔助下,偽造身份易如反掌,也讓各國調查局難以追踪。

不過另一方面,資料誰在看?政府?保險業?行銷公司?非法集團?愛挖瘡疤的記者?喜歡三姑六婆的親屬?善妒的前妻?報復的男友?很多人太隨便與人分享資料,等到緋聞艷照曝光後才又哭說自己是受害者。沒有網路之前,明星偶像會有經紀人幫忙建立、保持形象;網路固然可以讓人一夕成名遍天下,但大部分人並不懂得如何培養或維護形象,結果把自己招牌砸爛了還懵然不知。這是個人魯莽,不提也罷。比較危險的是由於錯誤資訊而遭殃:有人無法開銀行戶頭,應聘也沒被錄用,甚至租房子都被刁難,只因某個同名同姓的刑事犯被逮捕時,政府人員把資料搞混;這種麻煩已不罕見,可惜如此細微的問題卻會讓無辜人一生受苦。更危險的是匪徒駭客專門鎖定某種資料,伺機竊取,畢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越值錢的資料就越有人下手。一家保險公司的電腦失竊,可能波及幾百萬人;一家大型連鎖店的顧客信用卡資料被盜,恐怕會使整個社損失上億。儘管密碼讓破解時間變長,解碼技術卻也每年進步,而最善於解碼的又莫過於網路駭客與情報機構。當然,世界各國政府都重視機密保管,但大家總是相互監聽,甚至對自己人民也防範猶恐不力。到最後資料越多,圍觀者也越多,然後人又擔心資料外洩而建築各樣防護牆,如此循環不息。

這樣講似乎危言聳聽,實際上資料價值為何?絕多數都是不值錢的。雖說人人平等,但許多人的生活實在枯燥乏味;單以一大堆社交網站所分享的照片來看,57%是食物,30%是自拍特寫,10%是自家寵物,毫無創意可言,甚至拍照幾萬張,連自己也沒翻過,更不知為何留念。假若有人認為手機可以讓人變成攝影藝術家,網頁能讓人變成文豪,線上書籍能讓人隨時進修,很抱歉,一般人並不是‘見賢思齊’的料,年輕人反倒爭相‘與下層看齊’。別人有刺青,自己也弄個刺青來拍照留念;當紅電影主角出口成‘髒’,線上視頻裡大家也髒話對喊。就算是正經內容,網路上仍有太多‘天下文章一大抄’,‘為賦新詞強說愁’,‘三過其門而不入’之類,要找值得的資料簡直是海底撈針。50年代有Sturgeon定律說:“90%的任何東西都是垃圾。”這是還沒有資訊劇增前的感慨,現在大概99.9999%的網路內容都是垃圾,即使儲存再多的資料也未必‘開卷有益’。舉例來講:假若國安局要尋找恐怖份子,因而搜索每個民眾的網路通話記錄,一億通電話也未必能獲得一分鐘的相關資料。不蒐集資訊,根本無法辦事;但蒐集了資料,有誰讀得完?就算讀完了,又有什麼意義?

換言之,沒有分析,再多的資料也是白費。可是這堆龐大的資料要靠電腦來分析也有不少問題,比方最基本的住址,沒有分項解讀,怎麼知道哪個是郵遞區號,哪個是公寓號碼?東亞記錄日期是用年月日排列,美國卻是月日年,而歐洲是日月年;其餘公制英制、攝氏華氏、成長率如何計算、價差以什麼為基準,諸如此類細節就讓人傷腦筋,單是整理出可用的資料格式已經要佔去大半時間。這才只是開頭。電腦系的人常說:“輸入垃圾,輸出也垃圾。”符合格式的數字未必合乎邏輯,一個人身高總不可能小於零,年齡總不會幾千歲;如此篩選適用的資料又會花不少手續。連數字都不易分析了,網路上浩瀚資訊幾乎以圖文居多,也沒有用戶愛填枯燥表格,怎麼辦?矽谷不少公司現在都在研究語義學(Semantics),任何能將一串文字符號轉化為含義的軟體系統,自然能領先市場,獨占商機。然而語義並不是文法;就算句法結構符合規格,就算網路搜尋可以根據輸入而提供建議,這只是憑大部分字句組合的常用性猜測,與含義還相去甚遠。

坦白講,電腦網路記憶驚人,看似聰明,其實連五歲孩子能理解的事,電腦都做不到;它可以辨認指紋,可以立體模擬一張臉,甚至可以查出這人的身世背景,卻不能判斷他手上拿的盒子,是要給孩子的禮物。人工智慧專家Ray Kurzweil曾下定義:“能有目的地消除資訊,就是聰明的第一個表徵。”其實每個人眼睛每秒鐘也捕捉了許多資料,但人並沒有‘過目不忘’地記憶這些資料,而是抓到重點,然後把其他的刪掉;所以我們看到別人能直覺地認得是誰,倒是連自己父母孩子的五官都未必能正確形容——畢竟無誤地描繪一個人幫助不大,能知道對方是誰而適當溝通才更重要;記住別人的生日血型學校成績,益處還小,能在接觸中認知對方今天很累很忙很消沉,了解對方興奮什麼擔憂什麼生氣什麼,才是日常生活所需的‘本能’。也可以說,現在電腦還做不到人類的歸納整合推理判斷。它能搜索西洋棋下一步的所有可能性,但這僅限於有固定規則的環境;人類卻無時無刻地編出新準則、更改舊條例、剔除壞習慣。思考學習,就是為了不必去累積所有繁複的資訊:一個萬有引力公式可以取代幾千年的渾天儀記錄,一種病理研究可以解釋幾萬人的不明症狀,一句至理名言可以涵蓋幾百代的跌倒站起。當然,電腦軟體仍在持續進步,今日出現無人駕駛的汽車,十年二十年後照樣會日新月異;但資訊理論並不會改變——不簡化,就不算聰明。

可惜簡化的同時,人也不斷增加新資訊,而且增加的速度比整合歸納還快。今日很多人靠知識賺錢,即使是針對每家公司的業績利潤員工薪資產品反應,資訊都已經多如洪水;何況知識還衍生更多知識。舉例而言,市場競爭會促進產品改良,但怎麼改良、誰負責改良、何時開始改良、要多少預算、是否有產權專利問題、改良後如何評量、如何測試消費者滿意程度、若達不到預期要怎樣善後等等,都是之前沒有的資訊。越上層的經理董事,越需要面面俱到,也因此大家努力開會研討查資料問專家,唯恐一點疏忽,擔當不起責任。職場以外,人還是每天面對數不盡的資訊:有房子的人會閱讀稅金貸款的項目,有車子的人會注意維修保養的要訣,有孩子的人會著重師資校友的水準,有投資的人會擔心報酬風險的變動,有電腦的人會顧忌病毒隱私的問題,想購物的人在網上不是‘貨比三家’,而是‘貨比三十家,每家三十款’。在乎的事情多,要找的資訊也更多。就算不想碰資訊,資訊一樣隨著媒體廣告氾濫、親友口耳相傳;何況很多人吸收資訊已經上癮了,不查網路比不吃飯還難熬。但是人終歸受限於腦神經科學,攝取得多,能轉化為養分麼?或者徒然耗時耗力而已?

究竟資訊轟炸下,人類想學的是什麼?又是否真學到了呢?

        我們在資訊裡面失去的知識,到哪裡去了?
        我們在知識裡面失去的智慧,到哪裡去了?
                        ——艾略特(T. S. Eliot),《磐石》,1934年

Sunday, February 15, 2015

淌血:剛者易折


1987年黑色星期一,美國股市大跌22%。儘管後代對雷根總統的經濟政策好評連連,但是從1982年聯儲穩定利率,到1987年的道瓊指數崩盤,起伏實在太快了,連十年週期都談不上。這未必是國家政策問題,畢竟80年代許多投資公司,甚至借貸銀行與信託基金,都假借數學、企管、金融業的深奧術語,來掩飾自己‘老鼠會’的本質;結果早該倒閉的公司卻撐得更久,而欠債也比以往企業多。等到1986年稅改,政府大力消除房產投資的避稅法門,很多公司才東窗事發。1989年美國政府接管了加州爾灣一家引發儲貸危機的大公司,連董事長都下獄;但即使亡羊補牢,整個公司債務已超過五兆美金。聯邦政府花了三十億解救,根本只算杯水車薪,其他幾萬人積蓄全失,經濟蕭條幾年,甚至連帶加州商業地產在1990年慘賠30%至50%,住屋房產成交量也縮減42%,這些後果又如何擔當?到1992年經濟仍然欲振無力,布希總統終究要敗選。

這段期間為了給市場好彩頭,華爾街出現了象徵興隆的銅牛;為了加強監督,八大會計師行競爭變得更激烈;民眾為了省錢,紛紛到新開張的Kmart和沃爾瑪(Walmart)零售店購物,大型百貨反而營業慘淡。可惜禍不單行,80年代末日本經濟達到頂點,隨著也是每況愈下;澳洲、紐西蘭、北歐各國都出現財政問題,還帶來政治上的連鎖反應;英國縱算有‘鐵娘子’治理,一樣陷入1990年的經濟停擺,民生不濟,更導致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各地暴動,連月出現反政府的爆炸案。美國是自求多福,因此對1989年中國的天安門事件,與同年東歐的絲絨革命,都只置身度外,不聞不問;然而1990年伊拉克進攻科威特,威脅沙烏地阿拉伯與波斯灣各國油田。油價大漲之餘,紐約股市又再重挫18%。

面對中東動亂,美國可按耐不住了,八月立即展開‘沙漠風暴’,保衛科威特,平息亂象。這可算是美國自越戰以來,首次動用相當武力開戰,也是自二戰以來,再現輝煌戰果。幾十年來由於越戰之恥,大部分美國人已經自信盡喪,對世界各國態度也較為收斂;雖然偶爾也以聯合國名義出兵,倒很少勞師動眾。可是一旦戰勝伊拉克,很多人又開始沾沾自喜。加上1990年東歐鐵幕瓦解,東西德重新合併,1991年蘇俄宣告解體,冷戰從此結束。國際兩強只剩一個,美國等於是世界獨霸;即使這時各國已不再是二戰後的殘破戰區,不少美國人終究覺得自己的確是世界的老大哥,當然也肩負領導各國的‘重責大任’,尤其維護世界和平的‘使命’,舍我其誰?

只是要實踐這‘使命’,代價由誰出?1993年美軍到索馬利亞調停內戰,結果18名美軍戰死,73人受傷,1人被俘;已死的士兵居然還被街頭拖曳示眾。1996年再次對付伊拉克,也無功而返。1998年東非兩處美國大使館被炸,逾兩百多人死亡;因為恐怖事件是蓋達組織所為,美軍又動用導彈對付蘇丹與阿富汗境內機構。然而它還手,反而被稱是殺死無辜,回教國家更異口同聲指責美國的‘好鬥行為’,連媒體都說克林頓總統是在性醜聞之際,想轉移民眾注意力。1995與1999年兩次出兵南斯拉夫阻止種族殘殺,雖然達到目的,巴爾幹半島的紛爭卻未減輕,倒是世界更多人認為美國跋扈蠻橫。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各國見到紐約慘狀,都立刻與美國同仇敵愾,甚至合作對抗蓋達組織,聯手出兵伊拉克。可惜開始是一頭熱,久了還是得為自己軍隊安危而退盟;到2008年整個歐洲更瀰漫在反戰氣氛之下,連美國主戰一方也在選舉中失勢。

雖說‘老氏誡剛強’,但‘主和’就是好麼?與人簽條約就能達到世界大同麼?老羅斯福總統曾對外交定義:“說話委婉,但要帶大棍子。”實際上大部分國家並不會達到這種‘剛柔並濟’或‘外柔內剛’的理想狀態,連美國也一樣。不願戰爭,社會反而連戰爭都不去想,結果變得‘仁柔寡斷’。

*     *     *     *     *

今日大部分美國人都不支持中東戰爭,不過美國人對軍伍的支持率卻遠超出其他政府機構。公共場合穿軍裝的,常被熱烈鼓掌讚揚。近年來有關戰爭的電影,票房仍高。

可是這種支持,並不代表重視。各大機場都有24小時電視新聞,每次提到軍事,多少有人轉頭看幾眼,然後注意力又回到自己手機、咖啡、漢堡。政客不停地說,民眾是多麼感謝這些軍伍人員長年無休地駐紮海外、肩負重責、甚至犧牲生命維護世界安全,比方2004年印尼海嘯,美國派兵去幫助救災;2014年西非洲伊波拉病毒蔓延時,美國也派兵到賴比瑞亞搭建緊急醫療中心。總統讚譽美軍是世界歷史上最傑出的武裝部隊,民眾早已聽到麻木;尤其今日的人對政府信任度不高,還覺得這些自吹自捧、陳腔濫調的‘政治秀’太做作。當然,比起教育醫保稅務等政府高幹,一般人比較不會對三軍將士們尖酸刻薄;每年到國定假日,大家仍對軍人肅然起敬,紀念先人的捐軀奉獻。然後民眾照常過著太平安穩的生活,再度遺忘那些穿軍裝的人。

縱算不看老百姓,國會中也充滿對世界局勢毫無概念的議員。究竟美國該支持敘利亞政府還是反叛軍?要向北韓施壓還是輸糧?運到墨西哥的武器最後又流落誰手中?很多政客對這些地方恐怕毫無概念,最後只把民意調查化為自己主見,以免失去民心;但民眾對世界的認知已經很膚淺了,除非威脅到美國,大部分人連那些動亂地帶都沒聽過,還能有什麼‘民意’?也因此幾十年來美國不斷重複相同的外交政策:一)期望中東不起硝煙,二)期望中國多出現問題。前者是從70年代奠定的石油貿易方針,儘管日後奈及利亞、委內瑞拉、墨西哥、加拿大、甚至美國自己已可取代中東石油的重要性,大家對中東各國仍是又敬畏又憎惡,似乎非得討好這些土皇帝不可。中國則是自從90年代蘇俄的軍事威脅消失、日本的經濟威脅退散後,大家所設立的新‘假想敵’;即使中美貿易持續蓬勃發展,華盛頓仍有很多政要食古不化,對中國一直抱持朝夕戒懼、不敢稍懈的態度。結果越怕中國,就越怕失去中國;越控制中東,就越管不住中東。

或許有人會誤解,中東的亂象全是美國搞出來的,因此後來的軍事問題都是活該。這種看法未免太幼稚。很多人總幻想,只要有足夠的經濟、文化、相互了解,就能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但人類總有不同,也總會有一些愛戰亂不愛和平的人。就算沒有美國干涉,政變、侵掠、種族衝突、走私海盜、宗教屠殺、恐怖份子依然會存在;蓋達組織囂張之前,歐洲80年代一樣有煽動獨立的恐怖行為,美國1995年也曾有白人裝卡車炸彈襲擊聯邦大樓的事件,顯然經濟與文化都不足以遏制動亂。倘若大家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沒人出面解決問題,天下太平不過是紙上談兵,民眾又如何能安居樂業?

其實大部分人潛意識裡都明白,沒有軍伍就沒有保護,所以對軍人敬重三分也應該。但是敬重之餘,大家仍保持事不關己的態度:為軍隊鼓掌多年,卻盡量不去想有關軍事的一切。這種思維真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危險。二戰期間全美國有10%人口經歷過戰場,越戰後仍有70%民眾熟識曾在前線作戰的人,所以民眾雖敬仰為國捐軀的人,倒也從不把軍隊視為全能。無論是《第22條軍規》、《奇愛博士》、《現代啟示錄》,娛樂界總喜歡拿軍中的蠢事糗事、迂腐無能來開玩笑。今日暢銷的軍事小說或走紅的戰爭電影,不是把作戰詮釋為高難度動作片,就是炫耀一擊必殺的科技武器,再不然則是刻畫士卒的孤獨辛勞,或杜撰政府背叛軍隊的劇情。觀眾固然看得熱血澎湃、鼻酸落淚,卻始終深信螢幕上的驍勇善戰、無堅不摧、正義必勝;假若現實中達不到這種效果,那就是出力還不夠,必須再增兵投入戰局,或動用更先進武器。

正因為民眾對戰爭知道的越來越少,只憑媒體印象來‘支持’軍隊,當然也無法自行衡量,到底軍隊能力真有多強?是否有資格勝任重擔?既然不了解,自然也不會有情感聯繫,就像歐美消費者購物時不會感謝外國工廠勞工,頂多是聽說有哪裡員工自殺才動容關注一下;現代人視軍隊如傭兵,再怎麼同情也不會像以往:家中男人在浴血奮戰,女人在後方幫忙製造軍需,一旦開戰就必須整個社會配合,一旦戰敗每個人都有連帶犧牲,沒有人能全身而退。這種同心協力,可說是維繫一個國家的向心力;缺乏這種聯繫,民眾也等於一盤散沙。現在大家口是心非,滿嘴敬重,心裡卻對軍人著實瞧不起。

而軍伍人士對這些民眾的鼓掌,也聽到厭煩了。對他們而言,自己同胞才是最苛刻的人,尤其大庭廣眾下灼熱歡迎、欣喜若狂的高呼,根本只出自最深需要——有錢的律師、醫生、董事長、全職媽媽們,大家其實都需要這群年薪一萬五的18歲青年替自己為國效命。換言之,向英雄們致敬,其實只是在彌補自己心中的罪惡感,而不是在提升士氣。還有一大堆到第三世界國家‘解決’社會問題的慈善機構,遇到危險或被挾為人質,又要等美軍來救。這兩種心態差不多結合了士兵對民眾的不滿:只要有別人的孩子願意去前線,美國人就自認為是世界第一;只要把他們標榜為道德崇高的騎士,就可以使喚他們去赴湯蹈火,縱算鞍馬勞頓也該全力以赴。更危險的是,國家高層越充滿頤指氣使的軍事態度,就越浪費軍事資源,也越不懂得建立長期實際效益;大家對武力驕傲自滿,卻不考慮萬一用兵失敗了,後果何堪?

不難想像,這也嚴重導致美國對外政策朝三暮四,一下子裁兵,一下子增援。政客已遺忘‘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所有戰爭都變得有頭無尾,連是否達到起初目的也不過問了。近年來美國贏得了戰役,贏不了戰爭,並非偶然。中東畢竟距離歐美國家太遠,要控制,勢必要在別人土地上樹威立信;可是並不是所有地方都值得去耀武揚威,而就算有些不法之事值得平定,嘗試也總會有錯誤。但而許多人已經習慣把巴爾幹、利比亞、索馬利亞、伊拉克、阿富汗、葉門、敘利亞、伊朗等範例,全當沒發生過。策劃伊拉克戰爭的首腦人物,今日都噤若寒蟬,執政者也從不請教他們從錯誤中學習的教訓,似乎只要忘記背後,只向前看,就可以樂觀面對世界。

講難聽點,軍隊與決策者如此脫節,猶如一柄利劍被三歲孩子玩弄,既沒有保護作用還耍得全身受傷。假若總統議員高官們自己至親在伊拉克戰爭中喪命,難道他們還肯如此隨便就遺忘教訓?可是正由於下注押的並非自己損失,大家也就眼不見為淨,繼續‘位高權重責任輕’。

美國是今日軍備最多,軍事訓練最優良,軍事耗資最龐大的國家;那麼為何它的軍隊還常被武器短缺、資金拮据、不夠現代化的敵人,打得鼻青臉腫?根據官方數字,這十餘年來花在中東的軍事開銷至少1.5兆美金,學者估計真正支出可能還超過三倍;但由戰爭發展而論,簡直與直接燒錢沒兩樣。美國唯一達到的目標只有擊殺蓋達首領賓拉登,然而現在中東亂象四起,伊斯蘭國出現,美國在中東扶植的政權居然不戰而走,等於枉費了這些年來的‘投資’。也許有錢人就只會想用錢解決問題,有軍隊的國家一樣只會想派軍隊解決問題。但正如花錢消災未必可行,動武也未必能建立和平;怕的是研發的新戰鬥機、新飛彈、新潛水艇價格驚人,卻只讓民眾對自己軍事效益更不加懷疑,甚至讓人更矜功負勝,更樂意調度軍隊去當炮灰。

自從1991年波斯灣戰爭以來,美國並沒有真正勝利過。可惜除非再度面對越戰的恥辱,美國人恐怕仍會自以為是地窮兵黷武,而等到越戰重演後,大家又只想做縮頭烏龜,藉用和平主義的口號掩飾自己不問世事。兩種態度其實一樣可恥。至剛至柔,都太偏激;而且無論是把士兵置之險地,或是把犧牲名單遺忘腦後,都同樣缺德。

法國諷刺文豪伏爾泰,曾寫下他對軍事外交政策的感想:“對活著的人我們欠他們尊重,而對已死的人我們欠他們真理。”

Saturday, December 20, 2014

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三)


70年代的美國,剛好站在石油危機、經濟滯漲、越戰失敗、政府債券到期等各種問題的交界點;加上1978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更讓美國對自己信心崩潰。這並不偶然:越自負的人,其實越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一旦失去錢所建立的心理支撐,反而變得極端自卑。

究竟這時代經濟有多壞?1975年通膨9.1%,1980年通膨13%,官方數據尚且如此,民間實際數據恐怕更慘。不過失業率一樣觸目驚心,1982年平均10.8%,賓州一帶甚至高達18.7%,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記錄。之前的經濟緊縮,公司會暫時裁員,等經濟復甦又趕快徵人,所以衰退後仍可重振。現在不同的是:政府所鼓勵的退休福利、最低薪資、平等招聘制度,已經迫使很多工廠外移,不繼續留在美國製造,否則就是學日本用機械取代人力;換言之,即使經濟復甦,工作機會可能也回不來了。所以70年代的衰退,洛杉磯、亞特蘭大的外郊工業區一下子變成鬼鎮。洛杉磯還算幸運,爭取到舉辦1984年奧運的機會,也能趁機廣告吸引國際資金,所以儘管工業負成長,服務業、娛樂業依然可以彌補所失。其他地方就可憐了:沒工作的亞特蘭大,接下來十幾年人口頓減五分之一,紐澤西到伊利諾的中西部各州更是從此被譏為‘鐵鏽地帶’。再加上政府在60年代花錢如流水,這時反倒資金不足,推動的教育、醫療業都已受損,科技業更不在話下。1972年登陸月球的阿波羅計劃告停,1975年越戰熄火,各大國防工業只好用武器外銷來維生;偏偏這些軍火賣給外國,又導致領導者濫殺人民,整個中東與非洲陷入長時間獨裁、暴動、革命的惡性循環。美國遭世界各國非議,自然要趕快立法‘懲治’業者。結果大的國防公司倖存;小公司無法應付官僚刁難,終究只能任人併購,或是關門大吉。

這就是70年代的現實。但即使美國從繁榮的夢想中被驚醒,所得到的教訓仍是片面的。第一、很多政府顧委們認為,美國嬰兒潮之後人口成長明顯減退,而消費和人口總是成正比,所以沒有人口成長就會蕭條。之前社會擔心人口爆炸而鼓勵節育,這時反而開始用福利、稅法、補助等各種奇怪措施,希望人民不要孩子生太少。當然,養育孩子的消費很可觀,責任心重的人不敢輕忽,至少會等到經濟許可才計劃家庭;但許多只生不育的父母,這時乾脆靠生孩子養活自己,反而造成社會問題。何況經濟沒改善,有良心的父母要如何消費養孩子?政府沒答案,倒是各大銀行從1975年開始發行通用的Visa等信用卡,積極說服民眾欠債不算罪過,也奠定日後窮者益窮的畸形社會。

第二、70年代哈佛的經濟學家提出新理論:歐美各國已經步入‘後工業社會’,所以也不需要經濟價值低的傳統產業,更不需要工廠、工會、藍領階級等社會副產品;只要有服務業、娛樂業、金融業、研發創造、和靠知識賺錢的行業,一樣能讓國家繼續繁榮。話是很動聽,政客尤其喜歡這種理想答案:社會的損失並不是政策問題,而是成長的必然現象,所以我們更要鼓勵高等教育,讓民眾都成為文化人,才能保持經濟穩健——或者用商品比喻,別人賣廉價爛貨,我們只賣高檔名牌就夠了。但講難聽點,學者鼓吹高等教育,畢竟有幾分自我推銷;再說象牙塔裡的人多半唱高調,身邊圍繞的又都是知識份子,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大部分人並非才智之士,創造力也不足以賺錢。鼓勵大家靠腦袋吃飯,到最後只有頂尖人才致富,其他人依然要做打雜般的低薪服務業。但整個社會受到這種崇高理想‘薰陶’,也開始好高騖遠,冀望進大公司飛黃騰達,到好萊塢一夕成名,在華爾街財源滾滾;結果大家藐視農村土臭、工廠黑手,辛勞的父母還叫孩子別像自己一樣沒出息,再怎麼貸款也要去讀大學。今日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現象,幾十年前已種下禍根。

但是辛苦的工作總得有人做,如何填補額缺?這就是為什麼從70年代末,歐美各國,甚至長期排外的澳洲,都突然開放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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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州生產的蔬果,幾乎佔全美國產量之半,但大部分種植者都是西班牙裔,有的鄉鎮甚至90%是墨西哥人。不只農村,建築、園藝、清潔、醫療看護、廚房打雜、工廠運作、汽車維修等工作,墨西哥裔佔的比例相當高。雖然他們集中加州德州,只佔全美國11%人口(不包括非法居留),但估計不需高中學歷的工作,竟有22%是西班牙裔從事。

50、60年代移民美國的人很少,因為二戰後世界各地都需要大量民眾重建,而且冷戰時西方封鎖共黨國家,自也排斥東歐亞洲的新移民。不難想像,這段期間出生外國的美國人只佔5.4%,父母其中之一是外國人的也只有13.4%,算是二十世紀最低的數字。除了墨西哥還有人進美國,移民局比起今日簡直門可羅雀,每年25萬人申請移民,幾乎不需排隊。1955年自由女神像旁的移管局埃利斯島關閉,改建為博物館。

由於進美國的人有限,管理不難,社會也比較強調同化。到美國本土的新移民,必須努力學英文、習慣新生活;申請美國公民就必須徹底放棄海外一切,不能藕斷絲連。那段時間非法偷渡的中國人,被捉到遣送回國的很多。美國聲稱是民族‘熔爐’,但熔不進來的人,一樣會像雜質般被撈掉。然而隨著時間改變,越多的新移民不願入境隨俗,熔合的效果也越差。民族、語言、宗教、文化、階層、教育水平,即使在美國人之間都很難達到和諧,何況外來移民?有不少研究分析提到,一個地方人口成分越雜,睦鄰關係就越弱,團體的向心力也式微;畢竟大家物以類聚,即使能包容吃鯨魚肉、拜大象神、婦女蒙頭的種族,也不代表心裡沒有隔閡。

最重要的是,移民還分好幾種。70年代技術移民佔了所有移民70%,表示除非在美國有人聘請,否則拿綠卡的機會不高。要在美國工作,就不能與世隔絕,頂多是靠唐人街韓國城等新移民落腳處,暫時同鄉互助一下。這確實對語文能力不足的人壓力很大,可是既然社會對移民進來的人要求高,就算非技術移民也都努力在美國爭出頭。比方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英特爾(Intel),創辦人之一Andrew Grove是匈牙利移民,1957年到美國時連英文都不會講,居然還刻苦求學,獲得伯克萊博士,從此在科技界貢獻非凡。然而從70年代以來的移民人數連年增加,儘管偶爾也有值得欽佩的人才,大部分新移民團體卻成為罪惡溫床。加州有四分之一的監獄囚犯是墨西哥新移民,而走私毒品的有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2012年數據顯示,有七千多個非法移民,犯刑法卻因身份問題無法起訴;這些人尚未被遣送回國前,竟又被警察逮捕一萬六千次,其中約兩千起是謀殺強暴等重罪。或許墨西哥裔在美國農工業是必要的,但合法移民有繳稅的義務,也就會注重社會安全;非法移民卻因不想被捉而走在法律邊緣,所以更容易與幫派毒梟牽連上,也更讓警方棘手。

不過合法移民難道就沒問題?聯邦從70年代開始放寬親屬移民,所謂親屬移民原指配偶或子女,這時則延伸到父母兄弟姐妹祖孫等親戚關係。歐美社會以小家庭為主,世界卻有不少人注重大家族體系;雖然法律通容是為移民方便,卻也造成‘一人移民十人入境’的連鎖反應。正確地說,不論是技術移民或是農工需要而移民,申辦者都以年輕人居多;商業社會畢竟現實,篩選有用的人口,倒沒什麼不對。可是親屬移民卻往往不是美國社會所需要的人,年長者來等領福利金,青少年來接受免費教育,孕婦來待產順便申辦政府贍養,這對整個社會純粹是增加負擔。聯邦有些機構估計,每個非法移民一生會獲得五萬美金的各樣福利,但合法移民即使繳稅,平均所獲福利卻更多。美國人領救濟的佔人口22%,新移民領救濟的卻佔37%,加州的西班牙裔甚至有48%靠政府養。也就是說以整體看來,移民對經濟影響還是不樂觀。

這當中最大弊病,就是技術移民日漸式微。美國鼓吹移民的人,往往以矽谷科技人才為模範,再用中加州農業人口為佐證,呼籲民眾必須大開移民之門。可惜2011年獲得親屬移民的,佔總移民人數65%,而技術移民竟不到13%(共139000人,已經比70年代少了幾萬),還有11%是難民,另有五萬人是靠抽籤獲得移民身份。不難想像,技術移民對經濟有幫助,其他幾項卻是對政客拉票有幫助。幾十年聯邦政策下,獲益最多的始終是譁眾取寵之輩。

還有一層弊病:沒放寬親屬移民之前,赴美生子的實在不多,因為即使孩子有身份,自己仍是非法居留,美國甚至會強迫拆散母子,將嬰兒轉交別人領養;但政策一改,‘拋錨嬰兒’頓時大增。反正孩子是公民,自己辦身份的期間政府就沒資格刁難。美國甚至從1983年起,每隔幾年就有特赦,讓大批非法父母合法化。1986年又加改革法案,希望特赦後,公司行號就不必再請非法移民工作。政府法令有時實在愚蠢到讓人不敢恭維。越赦,走法律漏洞的人就越多,今日美國甚至有幾百萬人等總統下旨讓自己合法,幾乎視法律為無物;排隊的人被拒門外,不排隊的人卻吃香喝辣,這點立法的人責無旁貸。

亞裔當然也喜歡辦親屬移民,不過一方面早期亞洲移民要遠渡重洋,終歸是冒風險,所以到美國求發展的,多少會發奮圖強,不敢丟臉回家鄉遭人白眼;墨西哥就比較沒距離差,所以西班牙裔也比較沒上進心。洛杉磯學區有73%學生是西班牙裔,他們高中畢業率居然只有40%,畢業的也只有22%達到能進大學的成績標準。孩子以翹課為榮,高中女生竟然每一千人有95個未成年懷孕,比黑人青少年還高(65/1000,白人是27/1000,亞裔只有17/1000)。其實就算成年人,西班牙裔未婚生子領救濟的比例也超過黑人。這和一般政客辯解的‘天主教文化較著重家庭’幾乎背道而馳;正由於家庭維繫力強,天主教又反對墮胎,所以生下孩子反而會倚賴親人幫忙照顧,結果很多墨西哥裔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爸是誰,就算知道也不確定他是在做雜工還是在坐監獄。美國的西班牙裔在近三十年人口膨脹三倍,可是如此繁衍,下一代仍舊落後其他移民;更因為沒有學歷文憑,語言也照樣有障礙,結果下一代仍繼續做低薪勞工。

同樣的現象在英法德國也可見到。原先經濟穩定時引進廉價勞工,到了80年代反而因經濟衰退,原先的勞工又變成新的一群靠領福利的階層。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中東和非洲來的移民,一旦抵達歐洲幸福的天堂,難道還能叫他們回政變暴動宗教戰亂的祖國麼?至少歐洲的親屬移民比較嚴,沒有美國的‘孕婦團’現象,但是只要各州各郡沒權利選擇如何分配福利救濟,民眾終歸只能養一群自己不想要的移民。歐美各國和澳洲近年來出現不少排外人士,德國甚至有新納粹黨,其實也是因為見不到移民政策的益處,大家對外來人士變得偏激。

那麼美國是否真的沒有新移民不行?以社會現狀來看,確實如此。假若沒有非法墨西哥裔當廉價勞工,食物價格肯定上漲,其他方面也可想而知;但需要勞工的老闆們,未必能找到吃苦耐勞的年輕人去從事,畢竟很多人寧可領失業救濟也不想自貶身份。讀了大學,是為了回家啃老麼?是為了在咖啡店賺最低薪資麼?是為了創作藝術等人發掘麼?而移民來的勞工,又是否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份子?或只是被經濟剝削的一群人?

所謂‘好了傷疤忘了疼’,從二戰以來政府每十年採取新方針改善經濟、指揮經濟、刺激經濟,更多的建設,更多的福利,更多的移民,得到的成就卻比不上製造的問題多。也可以說,我們製造了問題,然後在解決這些問題途中,又衍生更複雜的問題。十七世紀英國有牧師曾說:“愚者的天堂,便是智者的地獄。”當大家把衡量經濟成長當作目標,衡量本身就失去了意義。偏偏人只擔心股市不上漲,看不到繁華下的隱憂。

每一代人都把問題歸諸於上代,這是歷史的鐵則。可是‘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假若不想同樣被下一代譴責,又該怎樣解決問題?

Sunday, December 7, 2014

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二)

50年代的經濟刺激,到60年代又逐漸乏力。之前的大型建設,已經帶動了房市與商圈發展;但到了60年代,郊區房價大漲,第一批嬰兒潮人口也正值青少年,開始和現有職員搶工作。由於年輕人不計較薪資高低又願意加班,公司工廠自然樂得僱用年輕人來降低成本;這無形中威脅到資深員工的生存,也因此這段期間工會勢力不斷擴充。

參與工會的人,多半要求加薪減時,遂有今日最低薪資和每週40小時的固定工作制度。站在現代社會的立場,這當然值得感謝;不過反過來說,公司既要付一定酬勞,就會少請經驗不足的年輕人,而既不能強迫加班,用不用年輕人都沒差。換言之,工會這些要求,對資深職員反而有利。可惜工會所提出的加薪條件,公司未必能答應,畢竟生產獲利盈虧很難說。之前十多年歐洲日本經濟都尚待萌芽,美國企業可算是一支獨秀;現在卻出現了許多國際競爭對手。既然環境變了,假若沒賺錢還要加薪,豈不破產?然而在工會示威罷工、輿論交相攻擊下,老闆董事們又不能不採取行動,最後只好用福利代替薪水:我們沒辦法為員工加薪,但我們可以提供建保和退休金。這種商業術語翻譯出來,意思就是‘寅吃卯糧’:今天沒有錢,用二三十年後的錢開空頭支票也行。

問題是,一家公司開始提供福利,其他公司的員工就會抗爭得更激烈。為什麼他們的老闆可以提供退休金,我們的老闆居然如此吝嗇?媒體和政客們也趁機炒熱話題,動輒搬出一些窮苦職員、黑人員工家庭的辛酸故事,賺取社會同情。這幾乎等於和工會沆瀣一氣,對產業界聯手施壓。最後產業界投降,開始縮減工廠、關閉公司分行,結果只讓需要工作的人更找不到工作,轉而走上街頭惹是生非。60年代美國經濟動搖,有一半是自找的;不過凡出現突如其來的人口膨脹,就會一下子把社會結構撐垮。這現象後來在東亞、印度、中東、非洲都可見到,美國只是第一個病例而已。

當時總統甘乃迪(John F. Kennedy),面對經濟瓶頸,哪能不管?尤其從二戰到現在,在顧委會的指揮下,經濟一直不斷成長,豈可到自己就碰壁?那不是太失面子?因此他提出民權改革,強調美國並不能只讓有錢人在工作、醫療方面有保障,而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安心。然而很多人對甘乃迪的評價是:他出身富豪之家,對社會問題的了解其實很膚淺,對改革也往往是逢場作戲。比方1962年他頒布行政特令,讓聯邦政府職員也能自組工會;這對於沒有裁員壓力的政府機構實在不必要。1963年他慫恿國會通過精神病患醫療改革法案,最後卻只讓患者家屬自行處理,醫院反而要增加負責婚姻問題諮詢、或是協助輔導青少年叛逆、未婚媽媽、酒精依賴等問題。這段期間甘乃迪最希望能通過的是醫療法案(Medicare),可是對很多人而言,這種由政府承包的建保法案,聽起來實在很像共產制度,所以朝野內外反對聲浪也不小。當時名演員雷根(Ronald Reagan,後來的總統)是美國醫學會的代言人,還特別呼籲民眾:“你們假若不寫信給國會議員們反對這建保計劃,它肯定會通過,隨之而來的還會有更多的聯邦法案,侵占我們每一項自由...直到有一天我們醒來,才發現我們在扛社會主義的重擔。假若你不採取行動,我不採取行動,有一天我們只能告訴子孫,美國曾經是個自由的地方。”這斬釘截鐵的言辭,甚至讓甘乃迪自己的民主黨內陣腳大亂,很多評論家還預測總統沒把握連任了。

誰也沒想到,1963年11月22日,甘乃迪在德州達拉斯被槍擊頭頸,未到急診室已不治死亡。噩耗之餘,人民對總統頓時改觀,媒體將他捧為烈士,各國政要、工會領袖、黑人民運代表紛紛對他的社會改革‘感恩戴德’。大家愛屋及烏,連他的改革法案都一併認同。1965年國會高票通過醫療法案;1966年已經有近兩千萬人加入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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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甘乃迪上位的是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他出身農莊,家境比起甘乃迪簡直是天壤之別;現在甘乃迪的建保遺志仍在,但民眾只景仰前總統,卻看不到自己,未免讓詹森不是滋味。也因此他利用這時機推出兩個響亮口號:“消滅貧窮”和“偉大社會”,等於是把甘乃迪的改革再擴大十倍。

這種做法可看出,詹森不太有自知之明。甘乃迪雖然出身豪門,卻很得群眾人緣,所以才成為美國年紀最輕的總統;詹森是天生的政客,但他跋扈粗暴、講話帶刺,擅長要挾有權勢的人,所以其他政客對他的評價不佳,一般民眾也覺得他欠缺親和力。詹森的行政措施包括1964年的食物券法案、經濟機會法(就是政府保障就業機會平等)、16-24歲年輕人的就業訓練、國內的和平義工隊、1965年的社會安全法改革、中小學教育法案、貧窮戶法律援助、低收入戶補助政策、低收入戶醫保、美國年長者法案(提供營養、介護、療養院、安寧病房等福利)。或者可說,他所實施的正是理想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諷刺的是,他立了這麼多有益社會的法令,理應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然而詹森在美國近代史上居然沒什麼名氣,不只今日許多美國中學生對他名字瞠目不識,就連知道名字的也認為他是差勁的總統。1968年詹森是在自己民主黨人士的勸告下,放棄競選連任——他們的理由是越戰讓民眾支持率降低,對詹森不利;其實美國的反戰情緒要到1970年才達到最高點,那麼1968年詹森面對眾叛親離,原因何在?

答案很簡單:政府要做好人好事,往往適得其反,有時甚至揠苗助長,讓民眾失望。

有些法案確實造福民眾,但再好的法案也必須有適當的人去執行。而不好的法案可能只會治表不治根,到最後民眾對政府的信賴也降低了。何況國土廣大,要實施法令就倍加困難,因為首府的美意,未必適用於千里外的鄉鎮。比方美國60年代還有很多童工,小型農場請不起人,家裡孩子都必須從小幫忙;即使都市裡送報紙送牛奶修剪花草的,也幾乎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但是中小學教育的實施,卻一方面讓很多農夫店主失去幫手,二方面強迫許多不想上學的孩子接受義務教育;接著自然有不讀書的孩子在學校搗蛋,影響其他人學習,更嚴重的自組不良幫派,學校只好懲罰壞孩子,不然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然政府提供義務教育,也相對要向人民證明政策效果彰顯,所以又增加了多層官僚,終年審核學校教師;可惜這只造成學校以通過審核為目標,以考績升學率為基準,以種族比例為著眼點,以更多的學生課外活動為校方爭取政府資金。至於學生有沒有在學習?反正政府考試過關就夠了。儘管這數十年來社會增加了一大堆教師校長督學的工作,教育的素質卻不斷下降,甚至今日很多大學畢業生還缺乏基礎語文能力。

再看工作保障。由於60年代工會活動、女權運動、黑人暴動頻繁,聯邦開始下令公司聘人不可憑膚色性別年齡篩選。公平的用意當然是好的,但公平要怎麼衡量?這才是困難處。政府機關既然不可能重審各公司收到的履歷表,更不可能分析聘人條件,最後只會用職員的膚色性別年齡比例,斷定是否有歧視問題。假若員工30%是女性,就會遭人非議:難道女人才幹不如男人?還是你們只請年輕貌美的小姐當秘書做廣告?假若員工當中黑人比例少,輿論攻擊就更劇烈。面對政府和員工雙面夾攻,公司只好增加用人,還刻意把女性或少數民族升為主管階級,以顯示自己是‘一視同仁’。可是增加人員不一定增加效率,反而因為管理階層逐漸官僚而終日開會,薪水福利退休金的支出也更沉重;有些能力強的下屬被‘公平’地派任到一堆沒本事又愛搞政治的經理手下工作,心裡不快,工作勢必打折扣。公司獲利能力不如從前,更會惡性循環地砍研發資金、降價促銷大熱賣、或併購新潮的小公司。當日本歐洲企業正打入國際市場時,美國企業界經理對員工比例竟然高達1:7或1:4,這等於注定要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被淘汰。強調工作保障,結果只讓十年後美國經濟加倍蕭條。當政府機關自鳴得意時,官員們可能正在抱薪救火。

醫療法案的弊病更多,因為支出更龐大。今日美國政府用在醫療的錢,約佔生產毛額的18%,這還不包括公司提供員工家庭建保,或是個人選擇購買保險。但民眾健康並未相對改善。沒有醫療保障之前,人一方面怕生病看不起醫師,所以多少會存一點錢以備不時之需,二方面怕治療昂貴,所以很多人不敢隨便就醫,更不敢拿自己身體開玩笑。不過有了保障,不必擔心自掏腰包,看病的人當然也變多了。美國醫學會在60年代極力反對醫療法案,主要是因為社會還沒有足夠的醫療人員應付市場需求,到最後政府連庸醫都發資格證;這簡直是把病人當實驗鼠看待,對社會也是醫療浪費。當然,醫療浪費是不分年齡的,但由於年紀大的人需要的醫療服務多,卻未必具備醫學常識,所以一旦不肖醫師推薦更昂貴的治療,自也欣然接受;至於藥有沒有效,誰來負責?

然而比起年長者,嬰兒潮的年輕人對醫療的威脅更大。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批不缺醫療服務的人,但也因不愁醫保,暴飲暴食、運動傷害、刺青、身體穿洞、吸毒、性氾濫、未婚生育的現象,都在十年內倍增。諮詢心理醫師的居然短期內漲了六倍。1969年起有三十州將飲酒合法年齡降到18歲,愛滋病(AIDS)也同在這期間蔓延社會。年輕人多半不為長遠著想,或者考慮不夠遠,總覺得自己畢竟時間很多,復原很快,加上醫療進步,感染性病也不過是吃抗生素幾週,酒醉駕車也不過是拿拐杖幾個月,有什麼好擔心的?

一言蔽之,改善社會,反而讓社會變得更糟。政客只計算第一步,卻不考慮社會的複雜性,第二步、第三步接踵而至,自己又該如何招架?再說,改變可不是免費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許多人反因增稅而頭痛,聯邦也只得拼命賣債券做緩兵之計。

但另一邊,政府向人民開了空頭支票,不兌現還會挨罵,有些人是排隊領福利的等待時間太久而埋怨政府,甚至有些人是一邊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一邊罵政府做得太少。這是所有慈善者都會遇到的矛盾:第一次幫助,受益者是感激不盡;第二次幫助,是期待有收穫;第三次幫助,是所得在預料之中;第四次幫助,是認為有得到的權利;第五次幫助,受益者已經是完全依賴的心理。不斷的給予,會讓施受兩方的關係變質,越救援就傷害越重。

不過傷害再重,只要是自己卸任調任後才爆發問題,就可以讓別人去收拾爛攤子。在詹森任內,美國國防經費大增,對就業率和科技發展當然很有幫助;但政府人員的退休金與聯邦承諾人民的福利,更是漲幅驚人。畢竟比起人民福祉,聯邦法令的首要目的還是鞏固執政者的權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民主國家,法令就是得民心的工具。對一個就業壓力大的時代,不管法案是否對民眾有幫助,能製造工作機會才是先決條件;第二層是回饋那些提供政治獻金的團體,包括聯邦人士的工會,因此法案寫得越複雜,就越有撈油水的管道,各單位各階層雨露均霑,此可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第三則是製造媒體爭相拍攝、記者諛詞連連的機會,只為了要讓觀眾感動到自行飛蛾撲火。反正民眾意見分歧,注意力也有限,所以真要替國家省錢、替人民擔憂長遠的法案,肯定遭唾棄。這也是為什麼成功的政客,多半是短視近利之輩——只有他們才最會迎合多數投票人的期望。

1961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將職位轉交給甘乃迪那天,曾語重心長地告誡民眾:“當我們注視未來時,我們要避免只為今天活,甚至為我們自己的方便和快捷,掠奪明天的寶貴資源。一旦我們抵押子孫的財產,他們的政治和精神傳承也必蕩然無存。”

他的忠告,甘乃迪沒聽見,詹森也沒聽見,一般民眾更沒聽見。幾十年後這個‘有福同享’的國家,仍在繼續‘有禍同當’。。。

(待續)

Sunday, November 16, 2014

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一)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對歐美社會可說是信心打擊。儘管從二戰以來與共黨國家關係緊張,但戰爭勝利後人心振奮,美國甚至自詡為世界領導國,也是不爭的事實。那時代解甲返鄉的人觸發了嬰兒潮;而國際間雖有局部動盪,卻沒有世界性大規模戰爭,經濟自然成長。一般人民當然也安居樂業,甚至恣意揮霍、朝歌暮弦。也因此中東爆發第四次戰爭,石油國宣布禁運原油,等於是在西方歡宴上來個天雷霹靂,冷水澆頭。

說穿了,中東石油國的目的,是打壓歐美支持以色列的各國;不過假若威脅無法正中要害,哪會有用?美國自從十九世紀就有賓州的油井開發,之後紐約、俄亥俄河谷、德州、南加州到處開採,二戰期間更提供盟國大量燃料支援。然而1953年地質學已提出哈伯特頂點(Hubbert peak)的看法,預測美國產油在1960年代會達到頂峰,然後逐年減少。石油畢竟不是再生資源,剛開採成本雖低,但抽取一定量之後,原先的設備或技術已經無法繼續供油,要裝新設備或開發新技術,卻又不符合投資報酬率,所以會改靠石油進口。這預測果真實現,1970年代美國已經開始仰賴中東油田。可是一旦石油開始禁運,紐約油價幾個月內暴漲四倍,經濟慘跌近10%,美國根本只有向中東磕頭的份。之後幾十年歐美各國積極‘維護’中東和平,簡單講就是大家吃過苦頭,卻又找不到應對方法,只好一直脅肩諂笑。

不過請問,歐美在戰後二十年不是社會繁榮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怎麼連一點中東的威脅都完全招架不住,甚至連經濟制裁都不會?中東既靠石油換取糧食物資,當然也有弱點。然而美國在戰後用強硬態度處理世界問題,在石油危機期間居然不敢高姿態與人談判,到底怎麼了?

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先問:美國50年代、60年代經濟真的好麼?由1971年它廢除金本位就可以知道,70年代的美國經濟並不理想。所謂不再以黃金做匯率基礎,說穿了純粹是想改變美金印行的流量。以古代帝國為鑑,動亂後產生的新皇帝,會鑄造高純度的金幣鞏固經濟基礎;但國勢下坡後的皇帝鑄造的金幣,純度都比較低。美國二十年來成長得很快,但相對政府所花的錢也成長驚人。像大型建設、普及教育、國防科技、建保和失業救濟等等,大半是靠政府撥巨額資金。這種經濟刺激可能有效,但投資成本不一定能很快回收;也可能是全盤浪費,徒然為政客爭取選票而已。縱算政府花錢的效果好壞不談,這段期間美國的經濟觀已經與傳統經濟學有天壤之別:以傳統看法,經濟猶如季節更替,是有循環週期的;但美國50年代的經濟觀卻希望不要循環,只要不斷成長就可以免除1929年那段經濟大蕭條。政府當然是幕後操控經濟、穩固民生的手;假若經濟開始有衰退現象,就適當花錢製造新就業機會。1946年的勞動法可說是這新觀念的象徵,而當年成立的總統經濟顧委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簡稱CEA),目標就是要推動高就業率、高利潤、低通膨。後來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耶倫,都曾是顧委會首席。

問題是,要適當刺激經濟談何容易?單看今日美國各地城市就可知,大家已經陷入經濟成長的流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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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全世界已有三十多個千萬人以上的龐大城市,前五名包括東京、德里、索爾、上海、孟買。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還不斷往都市遷移,也不斷製造新的貧民窟和社會治安麻煩,有些地區連基本的水電供應都沒有,更別談道路鋪設、食品衛生、廢水處理等等。奇怪的是,紐約在1930年代就擴張成千萬人的巨城,但至今人口與印尼雅加達也差不多,難道七十年來都沒有明顯成長麼?那倒不是。紐約市自己成長不多,卻持續向郊區蔓延。其他國家都市居住密度猶如蟻巢蜂窩,但美國大城市幾乎都演變為都會區,甚至很多人不喜歡大都會區,又繼續搬往小城鎮。1950年美國超過百萬人口的都市有14個;七十年來全國人口倍增,這14個都市的成長率卻遠低於全國平均,反而是原先都市附近的農田一一被建商造鎮。

這種現象今日在東亞各國也看得到,不過美國終究是最早‘郊區化’的國家。原因不難猜測:二戰期間聯邦為鼓勵民眾從軍,在1944年簽署法案,提供軍人大學學費和房屋貸款。戰後有一千萬以上人利用這項貸款,因為聯邦利率優惠,付貸款比付房租還便宜,所以引發購屋潮。只是這項立法刻意地要求,貸款僅限新屋,而且不能是連棟、分層之類的公寓套房,換言之就是一定要郊區的新建設才合乎規定。儘管後來有人評這法案是受建商政治獻金的影響,至少民眾都開始推崇愛國、勤奮工作,貸款買屋的理念。‘美國夢’從十八世紀的自由平等,演變為十九世紀的淘金創業,現在又衍生了二十世紀的購屋致富。買房子無疑是大家最自由、最平等的行為表現。

另一項法案也同樣重要:1956年艾森豪總統大力支持州際公路系統,目的一是經濟連通,二是國防保障。但除了這兩個理由,州際公路最重要的功能仍是製造工作機會,畢竟戰後的經濟成長,農業上主要是使用化學肥料、機械耕作、農藥噴灑、和品種改良,工業上除了食品、製藥、五金、汽車、造船、石油之外,又開拓了電子、航太等新方向。可是十年後這些行業都達到飽和,政府再度面臨經濟循環的壓力。若沒有規模龐大的新工程動土,美國很快就會見到類似法國、阿根廷之類的民眾示威。當然公路系統好處不少,縱算政府提倡建設是另有目的,民眾照樣受益匪淺。

但有了寬廣方便的新公路,人自然不必繼續在市中心蜂屯蟻聚。舊社區又小又窄,加上年久失修,走在地板上嘰嘰嘎嘎,水電瓦斯管線也可能破損;沒關係,外郊的嶄新平房開敞舒適,院子還有草皮供全家享受,更可按自己喜好配合設計,包君滿意。反正一上高速公路就可以去上班,距離不成問題。再者,1950年代美國的種族關係日益嚴重,最後還因公車上黑人被強迫讓位給白人,造成全國民運。從此很多政客開始變本加厲,大肆強迫黑白混合,讓許多白人不厭其煩,乾脆搬離都市。由於郊區多半自己成立市鎮,有的稅收比原先都市便宜,這固然是好事,但大部分新區並不是以低價取勝,而是以高價篩選住戶,因此居民素質相當,閒雜人少,學區也較優良,對新購屋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條件。其他行業見到有錢的新市鎮成立,也紛紛在郊區設醫院、超市、銀行、餐廳、球場、教會、美容院、律師事務所,應有盡有。不少公司甚至一併‘遠離塵囂’,到新區發展,原先的市中心反而逐漸沒落。搬到城市的黑人雖受政府‘保護’權利平等,但自己越來越找不到工作,只能窩在貧民窟;窮加上絕望,導致幫派、搶劫、仇殺、酒色賭毒等各種案例層出不窮。高犯罪率的都市,又迫使民眾深覺‘危人不與,險地不居’,經濟再怎麼拮据也不要留在市區,免得三更半夜聽槍聲。某些白人區只聽說有其他種族人搬進來,就紛紛發牢騷:“這兒住不下去了”,然後繼續尋覓更偏僻的住宅區。確實,這類排斥心理很要不得;不過房價被黑人或新移民拉低,在美國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再怎麼呼籲平等的人也不願看自己的投資貶值。

可惜人住得越遠,通車就越辛苦。洛杉磯是這七十年來都會區膨脹最大的都市,今日市區內某些路段每天負荷四十萬台汽車。面對惡劣的空氣品質,周邊的違規駕駛,塞車時的怨聲載道,幾乎是每個市民必須接受的文明‘洗禮’。美國平均通車時間約半小時,舊金山、紐約、華盛頓首府等地,竟有6%人士要開超過90分鐘上班,再開90分鐘回家,只為了讓家人住好區讀好學校。不開車而靠捷運的,動輒要花兩小時以上趕車、等車、坐車、轉車,一樣耗時耗力。

而這種汽車文化最大的隱憂,就是石油。

科技發展史上有個詞叫杰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大意是:科技進步,對資源的使用就更有效,可是大家對這資源的消費卻會相對提高。以煤炭為例,工業革命初期燃燒的煤炭,由於還不實用,熱能浪費很多;後來有蒸氣機,甚至有發電機,化學能量幾乎毫不浪費,結果今日煤炭開採量每年近80億噸,幾乎是1700年的三千倍。石油也如此:汽車飛機引擎進步,人類卻對石油更浪費。歐洲許多人到美國,第一個反應都是,怎麼沒有人步行,也沒有地方可以走路抵達?石油恐慌後,美國開始看重省油的日本車;然而隨著恐慌的結束,石油減價,大家又開始買更巨無霸的卡車、吉普車、休旅車,四處旅遊的人群也是與日俱增。幾年前經濟不景氣,高速公路上車流量頓減;一旦經濟復甦了,高速公路又回到擁擠堵塞、車滿為患的常態。這已經不只是美國,連中東、非洲都有同樣症狀,居住密度最高的東亞更不例外。人或許願意節省資源,短時間犧牲自己方便,但以全世界來看幾乎很難持久。一個人可能是理智的;一大群人絕對是不理智的。

還有另一層頭痛:既有買主搶購,建商自會推出粗製濫造的量產房屋,今年美觀,一個模子鑄出的大批建築上市售罄,三十年後又如何?沒落的就任其沒落,荒蕪的就任其荒蕪,遍地塗鴉的就任其自生自滅,反正再殘破也是別人的問題。曾有作家寫道:“美國漸漸變成一堆不值得關心的地方的集合體。”在交通不便的時代,人會珍惜自己環境,把小地方善加應用,甚至努力讓社區有些紀念價值;交通發達後,人類喜新厭舊的態度也更明顯,反正房屋只是商品,保養是為了保值轉賣,不是為了留給子孫。英文有句俗諺說,一個人的屋子是他的城堡,意思是外界無從干涉;可是相反看待,一個社區若有人沒公德,垃圾亂丟、噪音污染、景觀破壞,縱使大家可用社區名義要求更正,甚至罰款,這對厚臉皮的人未必有用。也因為個人很難干涉外界,乾脆眼不見為淨,一走了之。今日很多人對腳下的泥土、附近的鄰居、市鎮的長期發展,已經不帶任何感情。合則留,不合則去,剩下的就只有褪色的醜陋社區。

這種思維也迫使大家不斷尋找更好的環境,不過所謂更好又是什麼?很多人鑑賞價值能力很高,卻缺乏主見,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最後往往以價格、年度、坪數大小、外觀佈置、學校評價、社區設施來判斷好壞。多就是好,似乎成為交易的共識。因為人想要更多,所以銷售的房屋連年加大,價格也水漲船高;可是這和買更大杯的飲料,換更流行的名牌,心態上實無不同。加州大學曾有論文報導,換大房子的人未必快樂,雖然剛開始欣喜若狂,可是很快就膩了,然後又希望再加個房間、添個車庫、增個游泳池。更多,並不能讓人更幸福。不顧後果的成長,徒然讓郊區變成享受人生的美夢,交通堵塞的惡夢。

令人費解的是,要人挑選大房子或縮短通車時間,很多人還是苦笑。。。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