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7, 2014

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二)

50年代的經濟刺激,到60年代又逐漸乏力。之前的大型建設,已經帶動了房市與商圈發展;但到了60年代,郊區房價大漲,第一批嬰兒潮人口也正值青少年,開始和現有職員搶工作。由於年輕人不計較薪資高低又願意加班,公司工廠自然樂得僱用年輕人來降低成本;這無形中威脅到資深員工的生存,也因此這段期間工會勢力不斷擴充。

參與工會的人,多半要求加薪減時,遂有今日最低薪資每週40小時的固定工作制度。站在現代社會的立場,這當然值得感謝;不過反過來說,公司既要付一定酬勞,就會少請經驗不足的年輕人,而既不能強迫加班,用不用年輕人都沒差。換言之,工會這些要求,對資深職員反而有利。可惜工會所提出的加薪條件,公司未必能答應,畢竟生產獲利盈虧很難說。之前十多年歐洲日本經濟都尚待萌芽,美國企業可算是一支獨秀;現在卻出現了許多國際競爭對手。既然環境變了,假若沒賺錢還要加薪,豈不破產?然而在工會示威罷工、輿論交相攻擊下,老闆董事們又不能不採取行動,最後只好用福利代替薪水:我們沒辦法為員工加薪,但我們可以提供建保退休金。這種商業術語翻譯出來,意思就是‘寅吃卯糧’:今天沒有錢,用二三十年後的錢開空頭支票也行。

問題是,一家公司開始提供福利,其他公司的員工就會抗爭得更激烈。為什麼他們的老闆可以提供退休金,我們的老闆居然如此吝嗇?媒體和政客們也趁機炒熱話題,動輒搬出一些窮苦職員、黑人員工家庭的辛酸故事,賺取社會同情。這幾乎等於和工會沆瀣一氣,對產業界聯手施壓。最後產業界投降,開始縮減工廠、關閉公司分行,結果只讓需要工作的人更找不到工作,轉而走上街頭惹是生非。60年代美國經濟動搖,有一半是自找的;不過凡出現突如其來的人口膨脹,就會一下子把社會結構撐垮。這現象後來在東亞、印度、中東、非洲都可見到,美國只是第一個病例而已。

當時總統甘乃迪(John F. Kennedy),面對經濟瓶頸,哪能不管?尤其從二戰到現在,在顧委會的指揮下,經濟一直不斷成長,豈可到自己就碰壁?那不是太失面子?因此他提出民權改革,強調美國並不能只讓有錢人在工作、醫療方面有保障,而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安心。然而很多人對甘乃迪的評價是:他出身富豪之家,對社會問題的了解其實很膚淺,對改革也往往是逢場作戲。比方1962年他頒布行政特令,讓聯邦政府職員也能自組工會;這對於沒有裁員壓力的政府機構實在不必要。1963年他慫恿國會通過精神病患醫療改革法案,最後卻只讓患者家屬自行處理,醫院反而要增加負責婚姻問題諮詢、或是協助輔導青少年叛逆、未婚媽媽、酒精依賴等問題。這段期間甘乃迪最希望能通過的是醫療法案(Medicare),可是對很多人而言,這種由政府承包的建保法案,聽起來實在很像共產制度,所以朝野內外反對聲浪也不小。當時名演員雷根(Ronald Reagan,後來的總統)是美國醫學會的代言人,還特別呼籲民眾:“你們假若不寫信給國會議員們反對這建保計劃,它肯定會通過,隨之而來的還會有更多的聯邦法案,侵占我們每一項自由...直到有一天我們醒來,才發現我們在扛社會主義的重擔。假若你不採取行動,我不採取行動,有一天我們只能告訴子孫,美國曾經是個自由的地方。”這斬釘截鐵的言辭,甚至讓甘乃迪自己的民主黨內陣腳大亂,很多評論家還預測總統沒把握連任了。

誰也沒想到,1963年11月22日,甘乃迪在德州達拉斯被槍擊頭頸,未到急診室已不治死亡。噩耗之餘,人民對總統頓時改觀,媒體將他捧為烈士,各國政要、工會領袖、黑人民運代表紛紛對他的社會改革‘感恩戴德’。大家愛屋及烏,連他的改革法案都一併認同。1965年國會高票通過醫療法案;1966年已經有近兩千萬人加入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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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甘乃迪上位的是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他出身農莊,家境比起甘乃迪簡直是天壤之別;現在甘乃迪的建保遺志仍在,但民眾只景仰前總統,卻看不到自己,未免讓詹森不是滋味。也因此他利用這時機推出兩個響亮口號:“消滅貧窮”和“偉大社會”,等於是把甘乃迪的改革再擴大十倍。

這種做法可看出,詹森不太有自知之明。甘乃迪雖然出身豪門,卻很得群眾人緣,所以才成為美國年紀最輕的總統;詹森是天生的政客,但他跋扈粗暴、講話帶刺,擅長要挾有權勢的人,所以其他政客對他的評價不佳,一般民眾也覺得他欠缺親和力。詹森的行政措施包括1964年的食物券法案經濟機會法(就是政府保障就業機會平等)、16-24歲年輕人的就業訓練、國內的和平義工隊、1965年的社會安全法改革中小學教育法案、貧窮戶法律援助低收入戶補助政策低收入戶醫保、美國年長者法案(提供營養、介護、療養院安寧病房等福利)。或者可說,他所實施的正是理想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諷刺的是,他立了這麼多有益社會的法令,理應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然而詹森在美國近代史上居然沒什麼名氣,不只今日許多美國中學生對他名字瞠目不識,就連知道名字的也認為他是差勁的總統。1968年詹森是在自己民主黨人士的勸告下,放棄競選連任——他們的理由是越戰讓民眾支持率降低,對詹森不利;其實美國的反戰情緒要到1970年才達到最高點,那麼1968年詹森面對眾叛親離,原因何在?

答案很簡單:政府要做好人好事,往往適得其反,有時甚至揠苗助長,讓民眾失望。

有些法案確實造福民眾,但再好的法案也必須有適當的人去執行。而不好的法案可能只會治表不治根,到最後民眾對政府的信賴也降低了。何況國土廣大,要實施法令就倍加困難,因為首府的美意,未必適用於千里外的鄉鎮。比方美國60年代還有很多童工,小型農場請不起人,家裡孩子都必須從小幫忙;即使都市裡送報紙送牛奶修剪花草的,也幾乎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但是中小學教育的實施,卻一方面讓很多農夫店主失去幫手,二方面強迫許多不想上學的孩子接受義務教育;接著自然有不讀書的孩子在學校搗蛋,影響其他人學習,更嚴重的自組不良幫派,學校只好懲罰壞孩子,不然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然政府提供義務教育,也相對要向人民證明政策效果彰顯,所以又增加了多層官僚,終年審核學校教師;可惜這只造成學校以通過審核為目標,以考績升學率為基準,以種族比例為著眼點,以更多的學生課外活動為校方爭取政府資金。至於學生有沒有在學習?反正政府考試過關就夠了。儘管這數十年來社會增加了一大堆教師校長督學的工作,教育的素質卻不斷下降,甚至今日很多大學畢業生還缺乏基礎語文能力。

再看工作保障。由於60年代工會活動、女權運動、黑人暴動頻繁,聯邦開始下令公司聘人不可憑膚色性別年齡篩選。公平的用意當然是好的,但公平要怎麼衡量?這才是困難處。政府機關既然不可能重審各公司收到的履歷表,更不可能分析聘人條件,最後只會用職員的膚色性別年齡比例,斷定是否有歧視問題。假若員工30%是女性,就會遭人非議:難道女人才幹不如男人?還是你們只請年輕貌美的小姐當秘書做廣告?假若員工當中黑人比例少,輿論攻擊就更劇烈。面對政府和員工雙面夾攻,公司只好增加用人,還刻意把女性或少數民族升為主管階級,以顯示自己是‘一視同仁’。可是增加人員不一定增加效率,反而因為管理階層逐漸官僚而終日開會,薪水福利退休金的支出也更沉重;有些能力強的下屬被‘公平’地派任到一堆沒本事又愛搞政治的經理手下工作,心裡不快,工作勢必打折扣。公司獲利能力不如從前,更會惡性循環地砍研發資金、降價促銷大熱賣、或併購新潮的小公司。當日本歐洲企業正打入國際市場時,美國企業界經理對員工比例竟然高達1:7或1:4,這等於注定要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被淘汰。強調工作保障,結果只讓十年後美國經濟加倍蕭條。當政府機關自鳴得意時,官員們可能正在抱薪救火。

醫療法案的弊病更多,因為支出更龐大。今日美國政府用在醫療的錢,約佔生產毛額的18%,這還不包括公司提供員工家庭建保,或是個人選擇購買保險。但民眾健康並未相對改善。沒有醫療保障之前,人一方面怕生病看不起醫師,所以多少會存一點錢以備不時之需,二方面怕治療昂貴,所以很多人不敢隨便就醫,更不敢拿自己身體開玩笑。不過有了保障,不必擔心自掏腰包,看病的人當然也變多了。美國醫學會在60年代極力反對醫療法案,主要是因為社會還沒有足夠的醫療人員應付市場需求,到最後政府連庸醫都發資格證;這簡直是把病人當實驗鼠看待,對社會也是醫療浪費。當然,醫療浪費是不分年齡的,但由於年紀大的人需要的醫療服務多,卻未必具備醫學常識,所以一旦不肖醫師推薦更昂貴的治療,自也欣然接受;至於藥有沒有效,誰來負責?

然而比起年長者,嬰兒潮的年輕人對醫療的威脅更大。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批不缺醫療服務的人,但也因不愁醫保,暴飲暴食、運動傷害、刺青身體穿洞、吸毒、性氾濫、未婚生育的現象,都在十年內倍增。諮詢心理醫師的居然短期內漲了六倍。1969年起有三十州將飲酒合法年齡降到18歲,愛滋病(AIDS)也同在這期間蔓延社會。年輕人多半不為長遠著想,或者考慮不夠遠,總覺得自己畢竟時間很多,復原很快,加上醫療進步,感染性病也不過是吃抗生素幾週,酒醉駕車也不過是拿拐杖幾個月,有什麼好擔心的?

一言蔽之,改善社會,反而讓社會變得更糟。政客只計算第一步,卻不考慮社會的複雜性,第二步、第三步接踵而至,自己又該如何招架?再說,改變可不是免費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許多人反因增稅而頭痛,聯邦也只得拼命賣債券做緩兵之計。

但另一邊,政府向人民開了空頭支票,不兌現還會挨罵,有些人是排隊領福利的等待時間太久而埋怨政府,甚至有些人是一邊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一邊罵政府做得太少。這是所有慈善者都會遇到的矛盾:第一次幫助,受益者是感激不盡;第二次幫助,是期待有收穫;第三次幫助,是所得在預料之中;第四次幫助,是認為有得到的權利;第五次幫助,受益者已經是完全依賴的心理。不斷的給予,會讓施受兩方的關係變質,越救援就傷害越重。

不過傷害再重,只要是自己卸任調任後才爆發問題,就可以讓別人去收拾爛攤子。在詹森任內,美國國防經費大增,對就業率和科技發展當然很有幫助;但政府人員的退休金與聯邦承諾人民的福利,更是漲幅驚人。畢竟比起人民福祉,聯邦法令的首要目的還是鞏固執政者的權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民主國家,法令就是得民心的工具。對一個就業壓力大的時代,不管法案是否對民眾有幫助,能製造工作機會才是先決條件;第二層是回饋那些提供政治獻金的團體,包括聯邦人士的工會,因此法案寫得越複雜,就越有撈油水的管道,各單位各階層雨露均霑,此可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第三則是製造媒體爭相拍攝、記者諛詞連連的機會,只為了要讓觀眾感動到自行飛蛾撲火。反正民眾意見分歧,注意力也有限,所以真要替國家省錢、替人民擔憂長遠的法案,肯定遭唾棄。這也是為什麼成功的政客,多半是短視近利之輩——只有他們才最會迎合多數投票人的期望。

1961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將職位轉交給甘乃迪那天,曾語重心長地告誡民眾:“當我們注視未來時,我們要避免只為今天活,甚至為我們自己的方便和快捷,掠奪明天的寶貴資源。一旦我們抵押子孫的財產,他們的政治和精神傳承也必蕩然無存。”

他的忠告,甘乃迪沒聽見,詹森也沒聽見,一般民眾更沒聽見。幾十年後這個‘有福同享’的國家,仍在繼續‘有禍同當’。。。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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