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歌：欲哭無淚

亞述的滅亡，讓當代中東產生了政權中空。巴比倫/迦勒底由於和米底合作，得以佔領兩河流域的黃金地段；其他與它聯手攻陷尼尼微的各民族，短暫獨立後，又在短短幾年內一一被巴比倫打敗。這時的巴比倫只掌控了底格里斯河上下游，其實範圍還不到今日伊拉克的一半；接下來還有從土耳其到紅海的整塊地盤要收復（加上亞述皇室在土耳其邊境，還有一小撮土地，不除總是心腹之患）。問題是巴比倫建國未久，難以左右兼顧，因此開國元君必須坐鎮中央，另派戰場上一同出生入死的兒子，也就是尼布甲尼撒，往西進軍。

不過當時有野心有魄力的領導人，並非只在巴比倫；遠在尼羅河畔的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原是亞述扶植的傀儡，這時也出現了一位罕見的法老尼科二世(Necho II，就是上篇提及要去協助亞述末代皇室的埃及王，舊約聖經譯為尼哥)。尼科本人驍勇善戰，對內政外交也有相當的心得。他在位時與土耳其的呂底亞人、愛琴海的希臘人都有密切的貿易關係，甚至還派遣了腓尼基的船艦隊，歷時三年環繞非洲一圈。既然埃及重新取代了亞述在地中海的勢力，那接下來尼科的擴張目標，自然也是巴勒斯坦一帶。換言之，埃及會去幫助亞述的孤臣孽子，是很大膽的下注：最好的打算，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否則若能因此鞏固自己在近東的勢力範圍，也不吃虧。

也就是說，當年亞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東西兩大勢力。兩雄相遇，起衝突是早晚的事。但這一來就苦了夾在兩頭猛獸之間的各小國，舉凡亞美尼亞、基利家、亞蘭、腓尼基、亞們、摩押、猶大、非利士、以東、亞瑪力、阿拉伯等地，是該向巴比倫靠攏？還是該向埃及投誠？上篇提到，當時巴勒斯坦起先都依附埃及，唯獨猶大王約西亞(Josiah）出兵攔截尼科，希望埃及不要去幫助亞述，不幸戰死。約西亞算是治國的能才，可惜要對抗埃及，直如以卵擊石；而他之後的猶大王，更缺乏外交上的判斷力，不是舉棋不定，就是執迷不悟。

若要說‘眾人皆醉我獨醒’，大概只有先知耶利米一人。

耶利米(Jeremiah）出生於祭司家，也有地產，幼年生活算幸福；但是到了29歲他開始預言國家的毀滅，滿口卻只有消極和淒涼，甚至後來所有經學家都稱他為‘哭泣的先知’。這時正值猶大的約西亞王努力振興宗教之時，為何耶利米如此悲觀？其實他的寫作中隱藏了許多與當世的人截然相反的政見，引用一句就看得出來：“你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尼羅河的水呢？你為何在亞述路上要喝幼發拉底河的水呢？”言下之意，當時有太多人為了討好埃及，還是討好兩河流域，爭執不休。耶利米的原則卻是：猶大根本不該去國際政治上攪渾水。東西兩勢力要去爭，就讓他們去爭算了，自己退一步海闊天空，豈不甚好？

這觀點就算到了二十世紀都鮮有人接受，連二次世界大戰，也只有瑞士等寥寥數國，永遠當世界中立國。實際上要中立，除了要有像阿爾卑斯山的先天地理條件，真正不可或缺的，倒是一個國家在政治上不仰賴他人的決心。從地理分析，猶大本身沒有出產木材金鐵，糧食耕作也不特別豐裕，所以就算佔領了也沒有實際價值。再來，猶大不靠海，不論是埃及北上，還是亞述/巴比倫南下，都只會經過非利士地平緩的‘濱海公路’，根本不會經過死海以西的丘陵地，所以猶大也不會被當作補給驛道。第三，猶大雖是小國，之前的‘戰績’卻絕不會讓人小看；單單亞述攻城時一日折兵十八萬人，就足以讓後世各國不敢隨便挑釁，惟恐觸怒猶大的神明；只要猶大不去招惹別人，別人也會識相地網開一面。歸納這些條件，猶大真的要採取中立，也並非不可能。

可是先知的遠見，畢竟忠言逆耳。不只是約西亞不聽，連之後幾任國王，也沒有一人接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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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一個理智的答案，當時竟沒有人願意相信？這基本原因在乎經濟條件。猶大自從所羅門的鼎盛以來，生活素質還是很高，即使南北紛爭、朝貢亞述、兵連禍結的年代也從未改變。然而金環銀飾、綾羅綢緞、象牙玻璃、貨物財寶，沒有一樣是出自猶大（不過這時猶大的工匠鐵匠倒是舉世聞名）。畢竟今日的自由貿易，在古代根本不存在。假若耶路撒冷保持中立，進出口可能會大受影響，許多靠買賣奢侈品的中上層富商，都難以生存，而這些人又是最能影響政策，賄賂高官的人。反過來說，假如耶路撒冷靠攏埃及或是兩河流域，不但能增加政治資本，還可以在貿易上左右逢源。

不過除了物質成面，心理成面或許還更強烈。之前的希西家，一下子向亞述搖尾乞憐，一下子又拼命要與第三國結盟，渾然忘了猶大已非往昔的泱泱大國；到約西亞時代，這種心理持續惡化。一面是毫無自信地向外邦的神祗獻祭，一面又高傲地自認為是神所揀選的天之驕子，面對外敵還死不認輸。這種自慚又自負的兩極化心理，最常出現在盛極而衰的國家社會——懷想已逝的黃金時期，總還覺得自己應是叱吒九州的偉大帝國；但坐看今日的虛弱國勢，又為時過境遷而黯然神傷——越是無法面對現實，就越喜歡用誇大的驕傲行為，來掩飾內心的自我否定。

或者可以說，約西亞會慘死埃及刀劍下，也是因為經濟和心理的雙重影響。那時耶利米名氣不大，朝中權貴就算聽到他的警告，也不會當一回事。總而言之，國王和大臣一致贊同，既然亞述天命已盡，當然要趕快和巴比倫套交情拉關係。而要拉近距離，最好就是出兵攔截埃及。法老尼科看到約西亞的軍隊，還鄭重告訴他：“你不是我的敵人，別來擋路，否則必會違逆天意的。”話說得不客氣，卻是在暗中點醒，猶大要挑戰埃及軍隊，必敗無疑。偏偏約西亞不識好歹，別人不想殺他，他竟還用頸子來挨人一刀，簡直是死有餘辜。

讀者或許會想，既然國王都死了，猶大哪裡還敢違抗埃及？假如真的這樣，那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約西亞原有四個兒子，長子可能早夭，所以二兒子繼位。那時是西元前609年，埃及大軍到達土耳其的邊界，與亞述殘兵會合，一同出擊巴比倫。不到三個月，居然後方又出現小動作，而且還是先前戰敗的猶大再次與巴比倫勾結；法老尼科怒極，當年冬天親自率兵到耶路撒冷，把猶大王綁到埃及囚禁，再另立同父異母的三兒子為王（還索賠白銀三公噸，黃金六十磅）。後來二兒子客死埃及監獄，屍首也未曾送回耶路撒冷。

三兒子也好不到哪去。起先還乖乖地服從埃及；但是三年後東西兩勢力的爭奪戰還在進行，埃及甚至敗退到敘利亞西南部，猶大這時又開始賣弄聰明，趕快向尼布甲尼撒獻上金銀輸誠。幾年後，尼布甲尼撒勢如破竹地打下亞蘭和非利士地，大軍已達埃及邊界，卻遭埃及勢力再度反攻，尼科趁勢追擊巴比倫；這下子不止猶大，連其他巴勒斯坦的小國，也紛紛倒戈向埃及，本來要歲貢巴比倫的財寶立刻改送埃及。這般朝秦暮楚，不只交不到盟友，反而惹惱了巴比倫和埃及兩邊。不多久，尼布甲尼撒重整陣容，又讓埃及攻勢停頓。然後那年年底，巴比倫開始殺雞儆猴，馬車掉轉向耶路撒冷，報復他們見利忘義的這筆仇；法老尼科一方面尚要整兵待戰，二方面也不齒猶大等國的反覆無常，所以根本懶得派兵來救。猶大這時再要向尼布甲尼撒低聲下氣、跪地求饒，已經太遲了。

美國革命的重要人物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說：“不惜犧牲自由以圖苟安的人，既不配享受自由，也不配獲得安全。”平安時，就算做錯決定，也無傷大雅；動亂時，一個錯誤的決定，可能會讓人付出沉重的代價。公元前599年，尼布甲尼撒討伐耶路撒冷，可是猶大並不像撒瑪利亞，長期艱苦對抗亞述，也不像之前的希西家，還修城牆挖水道；這次耶路撒冷被包圍不到一年，朝野上下早已無心戀戰，只想用最快的方式解決問題。不久，約西亞的三兒子被殺，屍首從城牆上被拋下來（耶利米的預言，不幸應驗）；看來這群大臣祭司，既無才幹也無定見，一部分人以為交出國王的人頭，就能平息巴比倫的憤怒，就能止息干戈；結果國王死了，尼布甲尼撒還是沒有退軍；另一半的人眼見危難未解，又開始罵朝廷同事，犧牲了國王竟然於事無補。紛擾中，三兒子的獨生子被立為王（歷代志記載他只有八歲），上面卻有許多人爭著當攝政王；外敵當前自己還搞內訌，大概也國祚不長了。

不到三個月，八歲的小國王開城投降巴比倫，然後他與城中權貴、工匠鐵匠共八千餘人，一齊被擄到巴比倫。這當然輪不到他來做決定，不過一旦他成為尼布甲尼撒的階下囚，不必受猶大各政黨擺佈，又何嘗不是種解脫？根據巴比倫記載，他在異鄉尚有妻室，育有五子，終生食君之祿，被擄的猶太人照常尊他為王（後來的先知以西結，一直用這位‘落難’國王的年表記事，儘管他皇位只坐了三個月）。這比起被擄到埃及的二伯父算是很優待；想來他下台時只是個孩子，巴比倫王若是以大欺小，未免顯得不光明磊落。

更正確地說，尼布甲尼撒為了表現‘仁威並濟’的態度，雖然把耶路撒冷摧殘得面目全非，卻沒有拆毀聖殿；雖然擄走弱冠國王，卻另立約西亞的四兒子為王。這一點倒是考慮得十分周詳，畢竟安撫人心是戰後首要工作；若是趕盡殺絕，不只猶大會狗急跳牆、困獸反噬，其他近東國家也會對巴比倫反感，甚至寧死不降。次年巴比倫繼續收拾腓尼基等地，很快地把整個巴勒斯坦都併入版圖，只是軍隊到了加薩走廊還是無法平定埃及。法老尼科在這方面也有一套：他這時年紀大了，知道在有生之年無法逐鹿中原，所以死前還告誡兒子，雖然尼布甲尼撒大軍氣勢如虹，但是以紅海到地中海的沙漠區作為防守，巴比倫再強也難以攻克西奈半島；反正君子報仇三年不晚，現在只要節制埃及對巴勒斯坦的野心，不僅自保有餘，還能消耗對手兵力（後來到巴比倫滅亡時，埃及第二十六王朝依然存在）。

若說智者能得天下，那時兩大勢力的領袖都是強手；不過智者所得，也必是愚者所失。猶大的新王上台，鑑於前幾任的失敗，於是請了先知耶利米做政治顧問；只是他和兩個哥哥也差不多，才剛獲得巴比倫的信任，就又開始兩面三刀，暗通埃及，策劃造反（其實埃及才是真正主謀，不過這次法老做得不留痕跡，表面上倒像是整個巴勒斯坦在積極脫離巴比倫的掌控）。公元前589年，尼科的兒子也去世，新法老上位，年少氣盛，又開始挑釁尼布甲尼撒。猶大王這時早已不願再當巴比倫的傀儡，立刻率先與埃及結盟。

這件事幾乎所有老臣都反對，耶利米甚至戴上鎖犯人的木軛（意喻猶大王也會如此遭殃），請國王三思。然而傾向埃及的一黨人，也串通了其他先知，在大庭廣眾前折斷耶利米戴的軛，還聲稱神也會如此折斷巴比倫加在猶大頸上的軛。這一來，無知百姓立刻認為耶利米是烏鴉嘴，天天咒詛。耶利米實在是有苦難言；他何嘗不愛自己的國家？但是每當他傳講審判將至的信息，就免不了被同胞痛恨，往往還得一再忍受鞭打、監禁、逼迫、孤立等種種苦楚。何況，講實話的，總是討人厭；耶利米一生無妻無子，也只能說是必然的命運。

巴比倫看到猶大第二次叛亂，大概恨不得上次就把耶路撒冷夷平；為這小小地方動兵兩次，也太不值得了。不過這次戰爭，倒是猶大自從南北兩國分裂後，最奮勇努力的一次。尼布甲尼撒基於上回耶路撒冷的貪生怕死，剛開始只派遣非正式部隊去鎮壓；沒想到派去的部隊慘敗而歸。為了避免造反的雪球越滾越大，尼布甲尼撒立刻親自率兵，發動閃電攻勢；可是這次廢墟中的耶路撒冷，居然攻了一年還攻不下，簡直像當年浴血抗戰亞述的撒瑪利亞一樣。尼布甲尼撒猛然醒悟，一定是埃及在暗中支援。他趕快移師布陣，埋伏襲擊埃及的補給，不到幾週已經把法老的軍隊打得大呼投降。猶大這時連最後的外援也沒了，接下來六個月，城中真是慘無天日。公元前587年一月，耶路撒冷城破，聖殿被毀，猶大王和跟隨的人潛逃，還不到耶利哥，已經被巴比倫軍全數逮捕。約西亞的四兒子，也就是猶大最後一個國王，眼睜睜地看自己所有孩子被殺，然後雙目被剜，運往巴比倫後囚禁到死。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面對滿地的焦土瓦礫，耶利米真是難過到極點。他寫道：

神啊，求你觀看！見你向誰這樣行？
婦人豈可吃自己所生育，手裡所搖弄的嬰孩嗎？
祭司和先知豈可在聖所中被殺戮嗎？
少年人和老年人都躺在街上；處女和壯丁都倒在刀下；
你發怒的日子殺死他們，毫不顧惜...
無人逃脫，無人存留。
我所搖弄、所養育的嬰孩，仇敵都殺淨了。

尼布甲尼撒把四千六百多人分批擄到巴比倫，城裡只留下窮、老、病、瘸之類的人。他倒是很賞識這位直諫敢言的先知，希望耶利米能為他效力；耶利米卻不願離開祖國。尼布甲尼撒無奈，只好請他輔助‘猶大行省’的新設省長。其實這位省長也是猶太人，他一上任就鼓勵逃難的人回來重墾農地，重栽葡萄園。這對於社會安定很有效，正如《尚書》說的“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許多人見到終於可以有淳樸寧靜的生活，省長也平易近人，都很願意到這地方重新起步。

可是好景不長，大約五年後，又有人自稱是皇室後代，組隊刺殺了省長，連同巴比倫的文武官員都一齊宰了。消息一傳開，原本可以安居樂業的猶太人，因為怕尼布甲尼撒來報復，只好紛紛逃往埃及。這個‘皇室後代’被人所殺，然後殺他的人自立為省長，當下要所有民眾隨他下埃及。耶利米苦勸他，不要再惹是生非了。新省長不止不聽，竟把耶利米五花大綁，連同民眾一齊帶往埃及。

不過這次尼布甲尼撒並沒有帶兵來問罪；或者可以說，他根本不需要向猶太人討還公道——因為下埃及的這些人全都被騙了。就像當年亞述擄走北國以色列的人，一去不回；這次集體去埃及的猶太人，也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他們是被賣為奴，是被操勞到死，還是被流放到鳥不生蛋的荒原？總之記載從此斷線。為了躲避仇敵巴比倫這頭猛獸，他們竟被埃及這‘朋友’像巨蟒一般吞噬，而且還是自投羅網。

雅各的子孫，如今愚蠢至斯，還能說什麼？傷心，為的是什麼？流淚，又為的是什麼？

耶利米的餘生也在埃及度過，只是音訊全無，更不知他何時過世。他寫過的悲詞哀歌、斷簡殘篇，被流落巴比倫的猶太人拾回，年代雜亂地編為一冊；不過讀來讀去，都只有相同的感受：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隕落：霸者的末路

北國以色列的滅亡，對南國猶大算是前車之鑑。當時猶大王希西家(Hezekiah)聽從先知以賽亞的忠告，不去國際政治上攪渾水，不隨便籠絡亞述其他附庸國，該繳的歲貢照交不誤。他們目睹撒瑪利亞的慘狀，雖然心有戚戚，也只能自求多福，畢竟這已是意料中的事。

國王和先知雖明白這一點，但並不是猶大國每個人都這麼想；有些人甚至膚淺地認為撒瑪利亞的淪亡，純粹是宗教上的墮落，只要耶路撒冷為神大發熱心，這種弱肉強食的事就絕不會臨到自己國家。希西家本人優柔寡斷，自然會採取中立，對內對外都不得罪人，既然保守派想要發起宗教復興，他當然也順水推舟，甚至把猶太教中類似偶像崇拜的習俗都一一廢除。以賽亞本人對復興運動倒不很苟同，在以賽亞書一開始，就對這些狂熱分子當頭棒喝：形式上的諸多牛羊獻祭，遠不如對自己身邊的人多幾分關懷。（順便一提，以賽亞書的詩詞寫得文縐縐，但是它對傳統觀念的革新，卻有如宗教上的分水嶺。到21世紀的今天，猶太人和天主教徒還是認為得救在於傳統儀式，基督教則認為得救在於相信，只有以賽亞和當時一些先知認為得救在於行公義施憐憫。這和中國墨家倡導的‘兼愛’、或是耶穌的‘愛人如己’一樣，都殊途同歸地教人不能只為自己想，也藉著提倡道德，讓社會國家真正茁壯。其他思想譬如儒家的‘不欲勿施’、漢摩拉比法典的‘以眼還眼’、佛教的‘勿殺生’、古希臘七賢的‘不惡待鄰舍’，畢竟比較獨善其身，也是社會上一般人做得到的程度；至於哪一邊近乎真理，我不予置評。）

問題不在宗教復興，而是在狂熱背後隱藏的自負。人好像在向神說：“你看，我們現在每年五次重大獻祭，每月初一十五禁食懺悔，我們這樣虔誠，你總不會不顧念我們吧？”

世間萬事，有時的確會‘心誠則靈’，但是許多人討價還價的交易態度，和誠實兩字倒是扯不上關係。猶大在宗教上大發熱心之後，也對亞述的威脅開始否定。舉棋不定的希西家聽信了保守派，停止向亞述繳保護費，然後似乎是要暖身運動一下，猶大攻擊了西邊靠地中海的非利士人。這其實只算偷襲，雖然連續進攻到非利士的首都加薩，卻不代表猶大的軍事力量夠輕重。不過短暫的勝利還是足以提升人民的自信。希西家一邊開始養兵待戰，一邊又聯絡鄰近大國埃及和亞蘭，等於是北中南三路同時起義。

以賽亞建議不被採用，眼見國王一錯再錯，還是忍不住出聲警告，千萬不要和埃及聯手，甚至亞蘭、摩押、以東、腓尼基等地也會面臨重大毀滅，和他們合作只會後患無窮。仔細看當代亞述地圖，猶大雖然稱臣，畢竟擁有自主權，尚可偏安一隅；其他附近各國早已名存實亡，由亞述指派省長管理；要起義，非得向政府上層動刀不可。可是亞述人又不是白痴，他們一樣會設置情報網，一樣可以監視各省的風吹草動，鉅細靡遺；表面上毫無動靜，其實早已暗中增兵。也因此，北中南三地剛要發難，亞述立刻先聲奪人，掃蕩北方亞蘭和南方埃及的叛黨，然後大軍從容不迫地進攻耶路撒冷。猶大和他人攜手合作，兩個盟友竟然什麼忙也沒幫，最後還要自己硬著頭皮承受亞述的憤怒。

時值公元前701年，距離撒瑪利亞的毀滅不過二十年，歷史的教訓仍再次被淡忘。當代亞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進攻猶大，擄掠了四十多城，踐踏良田無數，希西家後悔不聽諫言，因此把國中所有金銀都盡數理賠（甚至皇宮樑柱和聖殿門上的金箔都被刮下來做贖金。）亞述並沒有因為希西家花錢消災而退兵，既然這些猶太人吃硬不吃軟，他豈能不痛懲一番，讓巴勒斯坦不敢再隨便動亂？轉眼亞述大軍抵達耶路撒冷城門前，西拿基立還故意叫人用希伯來話挑釁：“天下哪一國靠自己神祗能倖免不死？你們燒香拜錯神，希西家居然還叫你們去為他送命，真的妄想有救麼？”這種不戰而屈人的手法高明了得；差勁的是，希西家派去和亞述談判的人竟沒半分辯才，只會請罪式地求亞述的‘罵手’不要用希伯來話，以免動搖民心。外交官這麼窩囊，希西家身為國王，恐怕只能為自己披麻服喪罷了。

讀舊約聖經記載至此，大概要認為南國猶大氣數已盡，不必看了。實際上這場戰爭的結果，簡直像小說般倒轉乾坤，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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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尼尼微出土的六角柱，亞述對這次戰爭自稱勝利，功績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過亞述軍國主義太強，戰場失利的人也必定政壇失勢，所以歷代君王一向對戰事誇大，不足為奇。真正稀奇的倒是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和巴比倫史官，都提到亞述慘敗。舊約聖經的說法是：一向主和的先知以賽亞，也因為西拿基立的高傲褻瀆，而對敵軍下了驕兵必敗的預言。然後一夜之間，神擊殺了亞述大軍十八萬五千人，嚇得亞述王不敢再戰。希羅多德的記載有點異想天開，說是周遭田裡所有老鼠闖入亞述大營，吞咬了弓箭盾牌，沒有武器的亞述大軍只好退兵。希臘畢竟離中東遠，道聽途說的機率很大，或許老鼠是真的有，亞述碰上的卻是史上第一次黑死病。

‘黑死病’的名字13世紀才出現，但是早在第六世紀它就曾經吞噬君士坦丁堡四成居民，歐洲一半人口；接下來幾世紀瘟疫消聲匿跡，13世紀在黑海卻再度爆發，數年間奪走歐洲三成到六成人的性命，（有人說瘟疫是蒙古人從中國帶來，有人說是沿絲路散播，兩種說法都很難證實，不過宋元交替時全中國人口減半，或許也不盡是漁陽鼙鼓所造成的殺傷；無獨有偶，蒙古大軍1299年攻耶路撒冷時，似乎也面臨災病，之後回教勢力不費一兵一卒就重佔失地。）不論如何，到今天人類對它還是談‘鼠’色變。真正黑死病的病原是鼠疫桿菌(Yersinia pestis）經過跳蚤傳染，不過名稱廣傳，其他類似的鼠疫也都統稱黑死病；在歐洲和中東近代歷史，往往同地區五年到十五年又會瘟疫復發，代表它突變性很高，加上古代社會衛生條件不佳，相同的細菌竟在歐亞地帶蟄伏三世紀之久。十九世紀殖民帝國興起後，變種的疾病又由歐洲傳回亞洲，單在印度就死了幾千萬人（廣州和香港一帶受波及約十萬人）。

但是假如亞述敗在黑死病下，為何猶大沒有瘟疫跡象？這要歸功兩個原因。第一，考古學家證實，當時希西家為了和亞述長期抗戰，在耶路撒冷外重建城牆，把原本城郊的住戶也保護在新城牆內，又預先在耶路撒冷地下挖了五百多公尺的水道，從城外引進水源，以防被敵軍截斷或下毒污染。地下水道做得足以一人通過，緊急時也可用於居民逃生。希西家本人缺乏斷才，在這件事上卻絲毫不膿包。由於城內不受敵軍疾病引發的食水污染，也就沒有遭受猛烈瘟疫的侵襲。第二，猶太教的衛生律例較嚴格，吃飯前要洗手，不乾淨的動物不能吃，死屍更是不能隨便碰。戰場上的亞述屍體，大概只有痲瘋病患會去撿兵刃碎銀來賣錢，而痲瘋患者又不能和一般居民雜處，隔離之下自可杜絕黑死病蔓延。這些衛生觀念在今天是基本常識，對古代人卻只是種麻煩，要不是宗教律例，誰願意給自己添不便？不過正因為是宗教規定，所以讓猶太人不至於步亞述大軍的後塵。

西拿基立折兵慘重，只好退回尼尼微；他自誇勝利，其餘人心知肚明。舊約聖經的說法，他不久就被自己兩個兒子刺殺；根據亞述帝王年表，刺殺的事其實在公元前681年，已經是耶路撒冷戰役的二十年後，兩者並無因果關係。

然而這次戰役，對兩國都產生了重大改變。

先說猶大。死裡逃生的希西家王，當然感謝上蒼眷顧，不過為了避免下次再有類似狀況，他還是聽從先知以賽亞，對亞述的歲貢絕不遲繳。可是人的心理很奇怪，剛撿回一命時對能活下來已經是心滿意足，過不多時卻覺得大難不死本來就是天意，再不多時更認為自己真有化險為夷的命，結果反而從起初的謝恩之心變為狂妄自大。希西家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和亞述戰爭後，又曾經病得奄奄一息，原本以為陽壽已盡，卻又僥倖生還。那時亞述的附庸國巴比倫，聽說耶路撒冷戰役中希西家以少勝多，當然想學習如何退敵，如此自己有一天也能掙脫亞述的枷鎖；不過為了不引起亞述疑心，只說是因為希西家大病痊癒向他道賀。可是巴比倫的使者見到的希西家，既非驍勇善戰的武士，也不是智謀超群的軍師，只是一個炫耀自己財力的國王。先前向亞述賠償的金銀不算，猶大這時已經不比中東各國富裕，何必把金銀財寶、貿易貨品、軍事武器都讓別人瞧個夠？看來希西家真正的目的還是想和巴比倫建交，上次與埃及、亞蘭合作，竟然落得孤掌難鳴，這次若與巴比倫聯手，兩面夾攻亞述，絕不會像前次敗得那麼難看。但是既然要交涉，總要讓人覺得自己是有實力的夥伴，才能提升雙方建交的可能性。

只是，希西家願意向巴比倫大獻殷勤，難道巴比倫就不會衡量猶大國值不值得合作？《莊子》說：“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以猶大的人力財力物力，打游擊戰還可以，要徹底擊敗亞述幾乎是做夢。使者看在眼裡，根本沒興趣和希西家結盟（後來他們選擇結盟的對象，是伊朗西北的米底人），但是表面上還是客氣周旋一番。巴比倫使者走後，以賽亞覲見國王，才大罵希西家是自作聰明，沒能力對付亞述就算了，現在居然還自己增加後患。先知甚至預言，希西家所誇耀的財寶，有一天都要歸巴比倫。不過國王這回自討沒趣，卻沒因此承認以賽亞的眼光銳利；後來他和先知的關係日益惡化，以賽亞的晚年，是活在不被國王宣召、不被朝臣信任、政黨多方攻擊之中（以賽亞書中可見一斑）。希西家死後兒子繼位，主和派的人徹底失勢，主戰派的人立刻將以賽亞這個建議納貢的‘頑冥老糊塗’下獄處死（有些記載說是被鋸子鋸死）。

忠臣的路，為何總是荊棘遍布？

再說亞述。西拿基立戰場不如意，後來二十年也較少發動戰爭（所謂少是與其他亞述帝王相比）。他大部分時間致力發展尼尼微，城裡大小庭院幾乎都是他建的，公元前690年又為尼尼微建設水道（從所羅門起，當代大都市幾乎都已經引水入城，尼尼微在這方面的確落人一等），城內原本狹隘的巷道也清理拓寬。這和亞述以往的文化完全相反，軍國主義的傳統和現代化的都市，差別太大；雖然建築可以叫各國擄來的奴隸去做，但是這些建設對軍事有什麼幫助？不過西拿基立還是排除眾議做這些建設。他的看法是，亞述有一流的軍事武力，卻沒有和他相稱的農業和都市文明。或者說，世人所謂的‘窮兵黷武’，其實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亞述既然在其他文明發展落後，金銀不夠了就必須再去勒索，奴隸不夠了就必須再去擄掠，可是錢多了，物資只會漲價，人多了，糧食只會不夠吃（甚至到撒瑪利亞毀滅後，才因為清油不夠而在尼尼微城外開闢橄欖園）。亞述帝國發展，從利比亞到波斯灣，以往靠著戰爭與征服奪取了財富，卻留不住財富；可是難道不靠打仗就無法致富麼？

這個問題後來蒙古人也碰到過，答案也很類似。一個世界帝國已經完成，欠缺的是文明方面，也因此忽必烈看中了中國——只要盡量利用他們的人才、技術和經濟能力，就可以吸收無限的財富，分配給整個蒙古。不過商人工匠學者，都必須要有夠繁榮的都市才能存在，忽必烈要攬為己用，也必須有現代化的建設。換言之，為了更長遠的帝國未來，忽必烈不顧元老們的反對，還是建立了‘大都’（後來的北京一部分）。

西拿基立對尼尼微的發展，代表他對亞述帝國的永久性深深考量過；或許耶路撒冷的戰役讓他明白，人力有時而窮，一味追求軍事勝利，對帝國自己的代價其實很重，若不知變通，亞述絕不會有前途。他有生之年，尼尼微的人口達到十五萬人，比起巴比倫或耶路撒冷都龐大，國家圖書館有數千泥板文書，足見他致力文化的決心。可是他的領悟卻讓許多守舊人士不滿，連他的兒子們也不諒解。亞述文獻記載，他是在修建的廟宇中，被兒子推倒的巨大守護神像壓死的，意思似乎是說，你那麼喜歡建築，那就讓建築物害死你好了。

其實就算他不被殺，西拿基立得道在黃昏，對亞述來說也太晚了。整個帝國這時已經四海鼎沸，前面說過，巴比倫已經在積極尋覓可聯手的夥伴，其他地方也不遑多讓。西拿基立第一次攻巴比倫是在耶路撒冷戰役之前，那時擄掠了城內一切財寶，卻沒有對人民下手；這代表巴比倫的技術經濟，毀了可惜。亞述在巴比倫設立一個又一個傀儡國王，卻招架不住民間的反叛勢力，後來甚至西拿基立自己的兒子失陷敵營，才迫使他向巴比倫下重手。公元前689年，巴比倫只剩斷壁殘垣，後來幾年也沒人居住。對這件事西拿基立一直覺得惋惜，所以他死後繼承皇位的最小兒子還是重建巴比倫。

然而亞述對巴比倫優待，對其他地方還是一樣軍國主義掛帥。後來的皇帝對於天下洶洶、義賊四起，反應也越霸道殘酷（甚至有戰敗國的首領被關在狗籠到死，其他挖眼割鼻、斷手腳、剝皮、活活燒死的不計其數）。暴政之下的確無人敢再反抗，（上埃及曾一度反叛，結果底比斯的法老全家被折磨死；巴比倫曾兩次起義，結果城中權貴被殘殺一空，只差城池沒被焚；後遂無問津者矣）。這時國中總算見到十餘年‘太平’，可是亞述的盛世也到此為止了。為了繼續控制巴比倫，亞述另立一個白痴做巴比倫王，這個白痴何時死的，記載得並不詳細，可能亞述的暴君一殯天，巴比倫的傀儡也立刻死於非命，因為幾乎同一時期，底格里斯河的上下游兩地區都出現政治混亂，約有四年時間亞述沒有皇帝，巴比倫也沒有國王。

難道亞述的霸主，竟沒有個像樣的兒子繼位？那倒也不是，太子是有，一個帝國要如何繼續下去卻是難題：要不斷擴張，在古世界並不容易；要高壓鎮惡，反作用力也很猛烈（亞述的暴政，巴比倫就學了用在亞述派遣的官員身上）；要帝國富強，亞述的基礎打得不夠；要重用附庸國的人，保守人士又不願意。零星的史料暗示，當時亞述宮中擾攘紛爭，究竟有幾派也不清楚，唯一知道的是，尼尼微幾乎每個朝臣都有自己擁戴的太子。附庸國見到尼尼微自己窩裡反，當然也趁勢作亂；沒有國王的巴比倫，這時興起了一個卓越的軍事將領，掙脫了兩百多年來的亞述管轄，開創了新巴比倫王國（其實他們不是巴比倫人，而是迦勒底人，位於今日科威特一帶；諷刺的是，當時亞述執政黨為了避免巴比倫乘機造反，才叫迦勒底人先來鎮守，想不到竟是養虎為患）。

見到附庸國紛紛獨立，尼尼微的政黨才大夢初醒，趕快合作對付叛亂；只是亡羊補牢，已是後悔莫及。巴比倫的新國王為了不再受到亞述的暴政統治，早就和米底人聯手，南北兩路合攻亞述。（由於米底距離亞述較近，起先是米底人大捷，但接下來一年的拉鋸戰，米底人自知兵力不足，於是向巴比倫提出政治婚姻，藉以拉攏強權；娶了米底公主的巴比倫太子，就是後來的尼布甲尼撒王Nebuchadnezzar）。那時巴比倫王是總參謀，正面用聯軍圍困佯攻，暗中卻引入暴發的洪水冲破城牆，聯軍隨即突破防線，攻進城裡。公元前612年，世界帝國亞述的首都，顯赫一時的尼尼微，就這樣被全盤毀滅；巴比倫人與米底人，和後來加入的西徐亞人、書珊人、烏拉爾圖人，總共搶奪了幾個月，到冬季將至才罷手。

雖然當代各國都痛恨這‘血腥的獅穴’、‘殺人流血的城’，但是對它的形容也一向是‘堅不可摧’，所以這對當代許多人都是驚愕的消息。猶大的先知曾寫下：

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國的上來攻擊你...
他勇士的盾牌是紅的，精兵都穿朱紅衣服。
在他預備爭戰的日子，戰車上的鋼鐵閃爍如火...
王招聚他的貴冑；他們步行絆跌，速上城牆，預備擋牌。
河閘開放，宮殿沖沒。
王后蒙羞，被人擄去；宮女搥胸，哀鳴如鴿...
尼尼微自古以來充滿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現在居民卻都逃跑...
你們搶掠金銀罷！因為所積蓄的無窮，華美的寶器無數。
現在空虛荒涼，人心消化，雙膝相碰，臉都變色...

不止猶大，遠在希臘的詩人，也為亞述的愚昧而歎息。亞述剩餘的皇室，在更北邊一小撮地方苟延殘息，又向埃及借兵再戰，只是最後還是被巴比倫滅盡（當時埃及軍隊要去援助亞述帝國的最後希望，猶大王還曾設法阻止，以防兇殘的帝國死灰復燃；不幸戰死，屍體被運回耶路撒冷）。

後代對於這帝國的消失，往往一言以蔽，好像它只是曇花一現；實際上，亞述一個世紀多的鼎盛，絕非過眼雲煙。雖然它被新巴比倫取代，但是巴比倫盛極時版圖也沒有它大，而亞述的軍事文明，在人類史上更是不可抹殺（後來的中東都是它的門生）。何以人們總認為它是日出冰消，好景不長？說穿了，只因為它所有的附庸國都痛恨它，所以記載的歷史也都緘口不言其成就。

二十世紀美國作家Eric Hoffer說：“你從敵人對付你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他最怕的是什麼。”用這觀點來想，亞述其實最怕的，就是自己這個帝國盛世的滅亡。其實亞述自己並不是容易發展的土地，在精神層面也比較缺乏——沒有肥沃月彎的泥土和不朽的蘇美爾知識文明，沒有尼羅河的黑土和金字塔下靈魂不滅的理念，沒有米底的青翠山谷和嚮往真理的火焰，也沒有迦南的奶與蜜和超越宇宙萬物的獨一神觀——亞述唯一能相信的，就只有自己的力量。這樣的命運，和歷史上許多游牧民族都很相似：它向外拓展，正因為自己什麼都沒有；它建立龐大帝國，正因為要證明自己的存在；它可恨，正因為它貫徹了自己獨特的軍國主義，不希望努力爭來的又轉眼失去；而它滅亡，正因為這條腥臭的路走到底，已經此路不通，曾經征服的中東諸國，又各自與己為敵，四面楚歌之下，只有奮力戰死一途，別無他路了。

時至今日，尼尼微依然一片荒涼。

還記得，當年先知約拿來傳警告，一座城市走了三天才走完...

脅迫：從憤怒到絕望

耶戶的中興大約維持了一百年，傳五代到他玄孫，正值國勢強大，東方的亞述卻也同時在睡獅覺醒。當時的亞述王普勒（Tiglath-Pileser III）可算是那一代的成吉思汗，連亞述自己的史料也稱他是‘血和雷的締造者’。普勒上台前，亞述剛發生多次大規模內亂，國力水平明顯下降，地方總督拒絕服從中央，附屬國紛紛獨立，巴比倫地區的部落還常侵擾邊境，更有北方強國切斷通往伊朗、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商路，讓亞述的經濟大受打擊。普勒奪得尼尼微的政權之後，立刻實施幾項重要改革：第一就是削減官員權力，而實施的方法就是多劃省份（當時一塊伊拉克大小的王國已經分成80省，後來波斯沿用這種管制妙方，整個中東劃成一百五十幾省）；第二是允許平民直接向國王上書，以監視各級官僚；第三是組織政府常備軍，促使無地可耕的人紛紛加入軍隊（騎兵和戰車兵還是由亞述人擔任，非亞述人只能充當步兵），不過普勒還利用擴充的人才來增設工兵，也因此亞述在攻城的技術方面比當代各國高明，這在軍事上算是重要進步。

更正確地說，亞述已經存在了一千多年，到了普勒才總算創制出一直夢寐以求的軍事武力。當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懾服先前的附屬國，然後大軍直指巴比倫；波斯灣一帶全部佔領後，又打擊北方，掃蕩至源頭；接下來才對敘利亞和以色列開弓。

不過這樣動兵，對亞述可是勞民傷財。普勒在這一點做得比較土匪，和納粹德國有得比：他總是用威逼的方式讓小國臣服，不想被滅的就乖乖繳上保護費。收了巨額‘消災費’，亞述就更有本錢擴增自己的軍力，以後反而對小國脅迫更甚。這種下流行徑，果然讓亞述在短短幾年內，烏雲重新籠罩整個兩河流域，然後對以色列也不例外——若不肯繳錢，撒瑪利亞城的居民就等著亞述的大軍來到吧！

為了該不該納貢，北國以色列起了很大的紛爭，朝中也分為主和與主戰兩黨，一黨傾向付錢給亞述，一黨主張就算耗光國庫增強防衛，也絕不給亞述一毛錢。

這是個關係生死的外交問題，兩黨既然談不攏，接下來便是一連串快得可怕的行刺。耶戶王朝（主戰派）斷線了，上位者（主和派）坐不到一個月又被弒，接任的國王拒絕向亞述納貢，怕主和派另外擁城自立，甚至把那些城都屠殺殆盡。亞述沒收到贖金，大隊兵馬真的攻進巴勒斯坦，要以色列自己叩頭認輸，心想自己投鞭斷流，當代其他國家沒有不聞風喪膽的。沒想到以色列居然不吃這套，反而選擇開戰。這等‘自殺’行徑，普勒上台以來可還沒見過。

1775年3月23日，蘇格蘭裔美國人Patrick Henry，在維吉尼亞州議會上演講最後一句：“不自由，毋寧死。”他極力呼籲十三州的人民：“我們的請願受到輕侮，我們的抗議招致了新的暴力，我們的哀求被人置之不理，我們被人輕蔑地一腳從御座前踢開。事到如今，我們再也不能沉迷於虛無縹緲的和平希望之中了。希望已不能存在！假如我們想得到自由，假如我們要拯救我們長久以來奮鬥珍存的權利，假如我們不願徹底捨棄長期從事的生活，假如我們曾經發誓‘不取得最後勝利決不放棄’，也如此為神的光榮而爭戰的話，那麼，我們必須戰鬥！我再重複一遍，必須戰鬥！”

這番話激勵了多少美國人參與獨立革命，但是比他們早兩千五百多年前，以色列人面對強敵，卻也是如此堅決反抗。其實以色列和亞述的頭一場戰爭，有許多方面對猶太人很不利：亞述在戰事上累積經驗，更因為帝國龐大，補給隊早已訓練有素；再加上工兵的設立，不但拓寬主要幹道，方便行軍，更大量製造了前所未有的行天車、投石機、破城槌、甩石部隊等等（許多軍事技術都有石刻為證），也難怪它當時對各附庸國發動閃電攻勢，所向披靡，無人能擋。

可是也正因為對手實力太強，使得以色列人發揮了以往罕見的團結精神。

* * * * *

單者易折，眾則難摧。當年的戰事，舊約聖經上只有一言畢之，後代史學家也是幾句話草草帶過，似乎這是歷史上無足輕重的小戰役。然而仔細分析，以色列的戰力遠不及亞述，卻在王國北界，就是大馬士革南方，和亞述大軍抗衡幾個月之久。這幾個月的奮戰，對以色列而言實在是備嘗艱苦，對亞述而言更是有損顏面，到後來甚至大軍有招架不住、逃兵不斷的跡象。久攻不下，轉眼冬季將至，普勒也急了，萬一其他歸順的附庸國又趁機叛變，豈不是前功盡棄？他趕快另調一支軍隊，從敘利亞北方沿地中海南下，勢如破竹闖入黎巴嫩，以便對以色列左右夾攻。見此光景，以色列王自然知道，傾全國之力尚且只能對付一邊的敵軍，那麼再打下去亦無勝算，只好向富豪大戶搜刮，用十五噸白銀向亞述求和。

一場怒髮衝冠、義憤填膺的民族抗爭，居然是如此收尾？讀的人恐怕都會覺得不是滋味，可是走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做人就是這麼無奈。不止如此，按照亞述的記錄，兩國談和那年是公元前742年，對照舊約聖經的歷史，當時的以色列王也在那年逝世。或許這場戰爭廝殺得難分難解，竟讓國王心力交瘁，終於到油盡燈枯的地步，以至於和約簽完不久就撒手歸天，由兒子繼位。

但是戰爭所留下的後遺症還很多，尤其是大筆的‘賠償金’，簡直是把以色列國洗劫一空，以後的政府又怎麼撐下去？

這或許是為什麼繼位的兒子第二年就被暗殺。國家窘困，財主還被政府勒索銀子，許多人鐵定會怪罪前任國王，先耗資戰爭，然後又耗資向人稱臣；不過‘禍首’已經入土，只好拿兒子討公道。人性醜惡面看不盡，見多也麻木了，毋庸贅言。然而暗殺國王，財政問題還是沒辦法解決，新上任的領導人更不願向撒瑪利亞的居民多課稅（尤其是曾助他一臂之力的財團，所謂‘兔子不吃窩邊草’），那要怎麼保持政府營運，怎麼向亞述呈繳歲貢？

不知是哪個缺德的人（也可能是被幕後指使）在此時提議，何不擄掠南國猶大的國庫，送禮自用兩相宜？此言一出，以色列新政府立刻叫好，也不管南北兩國‘本是同根生’、‘五百年前是一家’云云，反正可以解決當前急務，理智道義全部拋到九霄雲外了。只是與亞述交戰後，士氣仍然低靡，要打猶大未必有勝算，還是聯合亞蘭一同出兵，頂多是和盟軍分紅，總不至於做賠本生意。（注：有另一種解釋說，當年亞蘭和以色列都想擺脫亞述的鐵掌，唯獨猶大不附和，因而對抗亞述的同盟國群起攻之。這也有可能，不過以後來戰爭的發展判斷，亞述真正的目標只有以色列，並不包括亞蘭。何況外交上的口是心非、反覆無常，遠比不上金銀財寶有說服力；當真要出兵，多半還是私心為重。）

政治如下棋對弈，偏偏有不少搞政治的人不諳此道，只想一步，算不到下一步；短視近利，不知後患無窮。以色列一想到有錢可搶，就奮不顧身地大開殺戒——根據歷代志記載，南國猶大曾經一天之內折兵十二萬，許多將領都戰死了，連國王自己的太子也犧牲了，還有許多被以色列軍擄為奴隸；非利士和以東也趁火打劫，順便對猶大擄掠一番。猶大王求助無門，只得用耶路撒冷皇宮和聖殿存放的黃金，向亞述求救。奸猾的普勒大概早知會如此，但是黃金收了，亞述大軍仍是好整以暇地在首都尼尼微待命；又等了一年，猶大真的已經無力回天，而以色列和亞蘭也開始互相猜忌時，普勒才發動精兵，開始剿滅巴勒斯坦的內部動亂。

由於有上次頭痛的經驗，普勒這回乾脆採用迂迴戰術，直接沿地中海進攻以色列。軍隊在腓尼基地區充分補給後，就跨入耶斯列平原，以‘圍魏救趙’的方式侵襲撒瑪利亞。平原戰是亞述所擅長的（第一次和以色列交戰是在戈蘭高地，普勒或許認為地勢不利，未能充分展示軍力），可是這次以色列仍是絲毫不退縮膽怯，頑強抵抗之下，亞述竟也佔不到便宜。普勒原先想速戰速決，眼見這裡僵持不下，於是分一部分兵力跨過迦密山脈，從西邊偷襲撒瑪利亞；然而以色列在這橫向的商道上，也守得滴水不進。亞述軍隊席捲地中海沿岸十五公里的地域，卻沒有幾個值得搶奪的小城鎮，到最後實在熬不下去，全部軍隊一齊往南，到非利士境內大肆掠奪（古代戰爭中，搶奪是提升士氣的重要法門，雖然補給不至匱乏，士兵若搶不到錢和女人，勢必軍心渙散，領兵者也無法再接再厲，百戰百勝）。

學了兩次乖，翌年春季普勒又引兵攻以色列。這回不走小徑，直取中路。以色列北方幾層邊防重鎮，都一一被亞述擊破焚燒；過了加利利海，兩軍卻在平原的古戰場上，再次難分勝負，雙方都死傷異常慘重（這地方從此成為希伯來文中的‘修羅場’，希臘文譯為‘哈米吉多頓’Armaggedon，也引申為末日善惡對決的大毀滅）。雙方軍隊實力懸殊，但以色列民是為自己家園背水一戰，而亞述畢竟家鄉遠在天邊，思鄉情切的士兵本來就不想躺在別人的土地上，何況是腥臭的戰場上；亞述王苦撐一陣子，終於還是放棄撒瑪利亞，改進攻約旦河東無人防守的地區。最後統計，亞述佔領的土地不少，只是沒有獲得決定性勝利，終究是功虧一簣。

第三年，普勒再回到巴勒斯坦時，這次他不先向以色列下手，而是對亞蘭的大馬士革動兵。亞蘭可沒有以色列難纏，要大軍對付實是殺雞用牛刀；不過普勒的目的並不是要嚴懲敘利亞，而是要在大馬士革建立一個靠近以色列，可進攻退守的基地。當然，城內的人一些留下供應軍隊，其他都作為奴隸遷往亞述。偏偏人算不如天算，他準備工作就緒，接下來開始和以色列義軍對陣時，亞述帝國內的巴比倫地區卻出現叛軍，形勢危急，真要氣死亞述王也。這一來，以色列也不用攻了，約旦河邊的戰車戰馬，只好又無功而返，大馬士革的基地修建，自也全屬白費（後來猶大王到這基地想朝見普勒，親謝救命之恩；人沒見到，他還是拼命諂媚亞述，甚至仿製一座祭壇在聖殿裡使用）。

平心而論，以色列和亞述的戰爭，雖然贏得僥倖，倒也不可小覷；和古代許多戰爭相比，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就像1939年蘇聯和芬蘭交戰，或許只是二次世界大戰的一小幕，可是蘇聯軍力是芬蘭三倍，飛機是二十倍，坦克兩百倍；六個月苦戰，最後居然芬蘭七萬多人傷亡，蘇聯三十二萬人陣亡，連蘇聯坦克都大半被毀，芬蘭人的勇敢從此在歷史上不可磨滅。以色列和亞述軍力比較，甚至要比芬蘭對蘇聯的狀況更惡劣，然而普勒王前後十年竟然還攻不下以色列。

不過‘勇敢’是從其他人的角度來看；對以色列人自己，這次的戰爭讓他們多年忍受飢餓流亡，眼睜睜地看親生骨肉曝屍荒野，看鄉鄰摯友血肉橫飛；縱算戰爭結束會鬆一口氣，但是這真的是勝利麼？假若結局是普勒王死在巴勒斯坦，亞述帝國向以色列賠不是，或是兩國簽約互不犯界，那麼死傷再多也不枉然。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三年來的浴血奮戰，只得了個不了了之的結局，人民心裡又怎能平衡？

我們並不是怕血流淚流，只恨一切血淚盡皆白流。

矛盾的情結，使垂傾的國家再度政變。那年，以色列國王被刺，由一位既非將軍也非國戚的人繼位（亞述的版本，是派人刺死主戰派的國王，再扶立一個沒有異心的傀儡來執掌撒瑪利亞。究竟真相如何，無從考證）。這位國王叫何細亞(Hoshea)，為了不再連年兵荒，首先五年是乖乖地納貢。公元前727年，普勒逝世，何細亞猜想亞述此時必定群龍無首，眾子奪位，於是決定不再繼續臣服亞述，更聯合埃及，同時從附庸國中脫隊。可是他猜錯了，普勒死前早已授命由兒子繼任，亞述根本沒有突發狀況，一個月內就加冕新王，然後對以色列發動十餘年來第三次戰爭。

然而以色列蕞爾小國，曾經讓普勒這個天縱之將萬般棘手，現在還是讓新任皇帝焦頭爛額。這一戰，又是三年難分勝負。亞述新王剛上台就碰釘子，當然連冬天也不顧，全力開火；只是明明以色列早已彈盡糧絕，寸步難行，卻無論如何不肯投降，讓這亞述皇帝欲做不成，欲罷不能，到後來甚至因為急於強攻撒瑪利亞，遭到以色列反擊，在一月的寒風中客死異鄉。亞述並沒有因此對迦南地死心，留在尼尼微的攝政王繼任後，終於在大軍壓境的威勢下，攻取撒瑪利亞，夷平以色列（何細亞下落不明，可能已和敵軍同歸於盡）。

懦弱，是對是錯？抗爭，是好是壞？三任敵國皇帝，三次壯烈戰役；倘若後代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小事一樁，當時的亞述王可沒這麼想。為了永遠不要再面對如此可畏的敵人，他下令將所有以色列國的人民全部強遷到亞述內地，再由巴比倫等其他省份遷移人來安置以色列。當日被迫強遷的以色列民，只剩下兩萬多人。

關於這悲慘的命運，有人說是因為拜偶像離棄神，有人說是淫亂奢侈醉酒，有人說是缺乏公義憐憫，只有史書還保留一點來龍去脈，可是短短幾行字，道不出崮中辛酸。

公元前722年，北國亡。

屠戮：半壁山河血染紅

                              安德烈亞：    一個沒有英雄的國家是不快樂的！...
                              伽利略：      不，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才是不快樂的。
                                                                                      ——Bertolt Brecht，德國劇作詩人（1898-1956），《伽利略傳》

雖說時勢造英雄，英雄背後往往是個支離破碎的世界。捍衛真理，只因為社會崇信謬誤；打抱不平，只因為邪佞滿地；力挽狂瀾，只因為亂石崩雲、驚淘裂岸，天下已無安身之處。可是有救世熱忱的人，卻不一定會考慮，這樣救是否能達到目的？如果沒有對症下藥，純粹只把問題趕到別的角落，或是讓它暫時消聲匿跡，那又哪算是救？如果竭盡所能還不足以改善社會的一小部分，那又當如何？如果一群人民只仰賴英雄來解決他們的問題，這樣的人將來又怎能成為國家棟樑？

歐洲中世紀神父Bernard of Clairvaux說過：“通往地獄的路是由善意鋪成的。”國君可以為人民大開糧倉，解救飢荒；然而今日的溫飽，只會讓過多的人口繼續繁衍，明日人民飢餓更甚今日。總統可以為人民短期製造工作，減少失業痛苦；然而欠缺謀生能力的人，既沒有為自己訓練再職能力，大環境又沒有恢復原狀，短期工作一旦結束，仍要向人乞討一分錢。醫藥進步，許多先天性疾病的患者也能存活；然而疾病的基因卻因此繼續傳給下代，讓子孫一樣需要相同的昂貴醫療。慈善機構可以捐款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然而層層貪污之下，只有這些國家的元首坐收利益，甚至用錢增加壓制民眾的武器，小老百姓只會比原先景況更差。1970年代石油危機，讓世界各國從此千方百計努力穩定中東政局；然而這些中東國家政局有外國撐腰，政客就更不需要自己人民的擁戴；懶得管國家問題，大可置之腦後；不想看民生艱難，大可肅清街道；最後中東社會問題日益嚴重，還是導致世界各國焦頭爛額。

這裡有個共同的癥結：社會問題就像一個人有病痛，痛本身只是徵兆，並不是真正的病源。一味地想止痛，又因為怕痛而不接受手術，到頭來豈非受害更深？話說回來，要對社會動手術，勢必會流血，太善良的人總是於心不忍，要為死刑犯求情，要為八旬老人求內臟，要為成績不及的考生增加學校，要為低收入戶提高最低薪資（或是房貸優惠），要為無力撫養的人創辦兒童福利，要為殘障人士保障名額...結果法令滋增下，看似人民受益，社會美化了，殊不知化妝品下的癌症仍在蔓延。墨子說：“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不能治還亂治一通，病人不死也被庸醫整得半條命。

閒話少說。亞哈長子死後，次子繼位，不過皇太后耶洗別的腓尼基人勢力還在。以利亞雖是耶洗別的死對頭，在世時卻一直無法打垮對手，這份工作只能留給後代去完成了。他的接班人以利沙、其他先知、和以色列有心之士謀定而後動，選擇一位將軍耶戶（Jehu）來對付亞哈家。耶戶此時還在約旦河東與亞蘭大軍對峙，一個先知的門徒特地來見他，請他借步說話時才私下膏他做王。這種膏立的事，從北國耶羅波安以來史無前例（耶羅波安是被預言，卻沒有被膏）。耶戶的同僚知道他被膏，急忙請他上座，向他示誠。那天，河東大軍全部歸順。

打鐵趁熱，耶戶的個性也不愛拖泥帶水（可能因這樣的個性，和朝中權臣合不來，反而被留在前線）。當時南北兩國聯軍對抗亞蘭，兩國國王都在加利利海附近的城郭耶斯列，距離撒瑪利亞還有一段距離，算是第二防線兼補給城市。耶戶可也狡獪，先是不准軍隊中有人私自通風報信，然後自己帶一隊人馬往耶斯列。到了附近，守望的人見有兵馬，總會先遣哨兵查探，耶戶卻把碰到的隊伍也攔到自己旄下，讓他們沒時間快馬通報。守望的人看到趕車的速度像是耶戶。大將軍親自到來，多半有大吉大凶之事，於是兩國國王都親自套車來迎。沒想到耶戶一開口就說：“你母親耶洗別雙手污穢，國家焉能平安？”北國國王一驚，要逃走時已經被一箭穿心，當場死在車上。不過耶戶也沒放過南國國王（耶洗別的女兒嫁到猶大，這時猶大王和北國國王算是舅甥關係），大隊軍兵將他追到附近古戰場殺死。

這一折騰，已有人警告耶斯列城裡的太后耶洗別（為何她也來到戰場？是否要靠關係向腓尼基借兵？還是她兒子只是傀儡皇帝？）兒子死訊傳來，耶洗別心知大勢已去，也沒哭泣，只是整裝待戮；耶戶殺完兩個國王，到了耶斯列城下，她還譏刺對方自尋死路，必遭報應（她用來罵人的名字，是北國史上弒主自立的將領，七日內自焚而死，由暗利王朝取而代之）。耶戶不去管她挑釁，只叫城裡服侍的太監將她拋下來摔死，自己看也不看就進城填飽肚子，更任由貧民去搶太后屍體上的貴重之物（後來只找到頭骨和手腳）。

一天之內，死了三個政治人物，南北兩國局勢全變了。但是這只是前菜，耶戶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才剛要開始。

* * * * *

先說南國猶大，國王的死訊傳到耶路撒冷，耶洗別的女兒亞他利雅（Athaliah）見自己的兒子死了，不知是她本來就野心勃勃，還是見不得國王的其他同父異母兄弟繼位，甚或是為了保護自己腓尼基人的勢力範圍，總之，她立刻開始剿滅王室，包括自己其他兒孫，然後成為女皇帝。可想而知，當時大衛的子孫被屠殺的絕非少數，其他的親衛侍從，高官要臣，大概也盡被斬殺。

再說北國以色列，耶戶不愛拖泥帶水，卻很會拐彎抹角。他穩定了耶斯列的局勢，立刻寫信給撒瑪利亞總督和皇家太師太傅們，叫他們眾多太子中選一位來代替國王。這其實類似秦朝趙高用‘指鹿為馬’來試驗朝中哪些人該殺。撒瑪利亞的權貴也很識相，模稜兩可地說：“我們都是你屬下，我們也不立什麼王，你看怎麼辦都好。”於是耶戶叫每個太師去殺太子們，提頭來見。見到首級後，耶戶卻裝糊塗說：“我背叛國王，將他殺了，這些又是誰殺的？”說好聽是臣民一齊替天行道，說難聽是借刀殺人。而且話中暗示，你們和我是一丘之貉，既已開殺，就是自呈‘投名狀’，要效忠別黨也太晚了。

這時耶斯列城裡的亞哈家餘黨，已經剪除乾淨，耶戶才出動前往撒瑪利亞。總督雖已是自己一派的人，太子們也死了，耶戶到了撒瑪利亞還是又殺了一批，斬草除根，讓亞哈家一個不剩（亞他利雅除外）。剪除異己的政治手段，大概沒什麼不同，不過耶戶可還沒殺完，再來一次拐彎抹角。他招聚眾民說：“亞哈侍奉巴力還算冷淡，耶戶卻更熱心。現在要為巴力舉行大祭，所有巴力祭司、先知、和一切敬拜的人，一個不能少，否則必不得活。”這話其實破綻很多，先前他在耶斯列就已經殺了巴力祭司，這次要通傳恐怕一樣得封鎖消息；不過也無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所有人都會趕快努力‘揣摩上意’，說不定新王耶戶只是朝三暮四，何況之前殺了這麼多人，一定有很多官職要補缺，最好別現在得罪他，免得以後沒機會。

可是這一次耶戶仍是在試探這些腓尼基黨的人。祭典開始，所有人都穿上特製禮服，廟宇中從前到後塞滿了人，為了不讓人起疑脫逃，口蜜腹劍的耶戶還是親自來招呼這一黨的重要人物，然後獻完了祭走出來，外面埋伏的人立刻撲殺這群巴力教眾，廟裡沒一個人倖免。《孟子·離婁上》曰：“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耶戶不必發動戰爭，照樣殺人盈城；之後整座廟殿被焚燒，改作公廁（畢竟流血太多，不祥之地很難做其他用途，這裡是黃金地段，不善用又可惜），北國中的腓尼基實力從此煙消雲散。

回到南國猶大，亞他利雅當女皇帝轉眼過了六年，卻不知道還有個自己的孫子沒死，而藏的地方正是耶路撒冷的聖殿。到了這孩子七歲時，祭司請護衛兵和軍隊隊長們來，讓他們親眼目睹大衛家唯一存留的骨血。猶大畢竟是注重傳統的地方，先前以為皇室全滅，無人可效忠，現在看到天有眼，如何不老淚橫流？於是在親衛、軍隊、和祭司的見證之下，七歲的太子被膏為王。接著亞他利雅被殺，巴力祭司和腓尼基黨羽也盡皆伏誅。兩次的政變，同樣是風捲殘雲，血濺紛飛。

短短六年間，兩國各有驚心動魄的政黨大換血，雖然以舊約聖經的角度是真理獲勝，一時卻讓兩國都元氣大傷。北國原先還與亞蘭爭戰，這時因內亂，反而讓約旦河東再次失陷，連同亞們摩押，甚至南國猶大，都同時受到亞蘭侵襲。唇亡齒寒，沒有北方的屏障，巴勒斯坦各地等於都要向敘利亞稱臣。

不過我個人認為，就算屠戮沒發生，以當時各國強弱之勢，約旦河東一樣會被亞蘭攻占，積弱的南北兩國也一樣要向敘利亞朝貢；政黨殺戮，雖然讓外敵有機可乘，卻也迫使國家必須先整頓內政，改善經濟。也許有人認為應該先除外侮，再清門戶，但這是文人之見，兵家《吳子》倒是說：“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耶戶是武將出身，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卻只能在前線奮勇退敵，眼見朝政日廢，國庫日空，庸者居高位，能人遭白眼。撒瑪利亞城內文德不興，官僚腐敗，只有邪教猖獗。就算今日能戰勝亞蘭，明日又如何？

但是要改，怎麼下手？又是否真能下手？

這種問題，其實古今中外都很常見。有人說，世上最常見的莫過於為爭奪資源而戰爭。不過就算不是戰爭，一個國家有限的資源（人力物力財力）也不夠平均分配。在中東一帶氣候環境逐漸改變之下，資源更是逐年縮減。民生困難時，最令人反感的還是社會上享特權的人，他們的工作和報酬根本不成正比。

舉例說明：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基本上是沙烏地家(Al Saud)的產業。以前只稱阿拉伯（不過這命名已可看出國王的心理：假如英國被皇室改稱為‘溫莎聯合王國’，假如美國獨立戰爭後國家改名為‘華盛頓合眾國’，那麼主權在誰手上就很明顯了，產業要怎麼分配，自也由國王自己決定）。沙烏地家並不算小，目前有將近四千個王子（家族每年還會產下三四十個男嬰）。而這些王子從國家領巨額月奉之外，各樣的獻金、私簽合約、金融油水、以及特殊管道也不少，所有的開銷到最後都向國庫報賬。雖然阿拉伯的石油年收入極其可觀，但是這些王子們揮霍成性，往往讓國家每年經濟透支百分之四十。保守估計，皇家賬單超過一兆美金。當然，大部分財產都握在最有權勢的兩百多人手中，而有錢有勢的王子們又用黃金鈔票來換取政治影響力。現任國王致力減低皇家的預算，這對人民或許是好事，對其他王子卻成了嚴重威脅；自己家族勾心鬥角的事已是司空見慣，更常看到的則是利用層層官僚來阻擋決策者。之前國王為了圖強維新，想興建科技大學，可是自己皇室內卻反對讓國家過度西方化，結果幾年幾十億的預算之下，官員盡是在畫些不切實際的增建藍圖，寫些異想天開的授課內容；國王堅持要到大學視察，才知道居然都尚未動土，沙漠中幾株棕櫚樹，算得上是什麼大學？不過負責的，偏偏也是家族首腦人物，嘴上不否定國王決策，卻藉故不動手，國王又哪能奈何他們？

再舉例：歐美各國在金融風暴後，政府和工會勢力衝突更加激烈。由於工會人員是保證職，就算不給工作也要發幾成薪資，加上退休費驚人，多數公司都盡量遏制員工組織工會。也因此失業問題上升時，政府多半會自己增加工作來彌補私人企業裁員（當中有一半以上是教職人員）。而政府僱員工會又比一般公司的工會強大。請神容易送神難，大家既然看中了穩定的政府工作，靠官說走進機構崗位的實非少數，靠關係製造新職位上任的也不罕見（不過‘莫須有’的職位，也會衍生‘莫須有’的文書工作、交際應酬、以及權力分配）。久而久之，政府自是深受財政赤字困擾。經濟良好時，尚且不能減低政府的人事費用，經濟不景氣時，大家都緊抱鐵飯碗，裁員又如何裁起？之前歐洲幾個國家財政嚴重，才引起歐盟各國關注，想盡量改善他們赤字問題，偏偏工會又不容許自己權利被削，結果希臘雅典還發生暴動。其他許多地方也好不到哪去，美國舊金山附近有小鎮，因入不敷出而希望政府員工能減薪減退休金，員工不願妥協，2008年小鎮宣告破產，現在連警察、消防隊等基本市鎮需要都是由其他鄉鎮協助。雖然工會也知道政府財力有限，但是人永遠是以自己為優先。近日來有些州要廢掉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居然引來千萬工會人士在政府大廈前抗議；實際上工會爭取到的各種福利，已經比非公會的人高太多，領高薪還抗爭，分明是吵大聲才有糖吃的行徑。

三舉例：世上有許多巫卜神棍，實乃欺世盜名之輩。先把各種妖魔鬼怪說得嚇死人，再把自己扮演成唯一能驅邪除妖的權威，然後就財源廣進了。這當中要訣，自是在於如何將不存在的魑魅魍魎、兇獸毒蟲，講得煞有其事；再把聽眾的疾病、嬰孩的啼哭、諸事不順都歸咎於這些邪鬼山精；最後也要成功地演一齣‘斬妖除魔’的戲，讓求助的人如釋重擔，進而對權威誠心拜服，感激不盡；渾不知自己一場驚恐只是杯弓蛇影，根本被耍得魔由心生。凡靠迷信維生的職業，越能引起村民的心理共鳴，就越能斂財。不過一般老百姓不懂的是，大部分政客所做的，和這些騙子也沒兩樣，只是他們說辭多半如下：若不是我管轄某地，早已民不聊生，災病蔓生；若不是我倡導新法，早已經濟萎頓，盜賊四起；若不是我發號司令，早已列強瓜分，國破家亡（當然政客不會說得這麼沒技巧）。謊言拆穿了，固然也很可笑，可是一個國家被這種人騙得烏煙瘴氣、官場歪風瀰漫，相信人民一定都笑不出來。

見到世間醜態，很多人都會抱消極態度，有的是不敢得罪他人，有的是有心無力。一般傳統社會都‘超穩定’，因為個人不被重視，社會也就很少有自治能力；明明知道身邊很多制度不合理，說出來卻沒人聽，甚至連說得機會都沒有。要講理，別說社會不答應，連家庭成員也會強烈反對，最後只好委曲求全苟且活著。當然，這並不代表社會不會變，不過要到‘窮斯濫矣’，也就是完全沒救的時候，才會被強迫改變。‘大亂大治’似乎是古代歷史不變的鐵則。

也就是說，耶戶的出現，正是對以色列封閉的中央集權造成轉機。

耶戶的做法直截了當：殺！反正自私者眾，不除不行。以色列歷史中曾經受膏的人，大概數他最暴君，雖然猶太教一直強調這是為了報應亞哈家的惡行，為了打倒腓尼基的宗教，不過假若交換立場，我們若活在那時代，看到撒瑪利亞血流成渠，恐怕也要怵目驚心，惶惶不可终日。讀歷史的人或許要問：神怎麼會揀選這麼狠毒的人當國王？但是反過來想，正人君子用婉言義行，真的能讓社會改善麼？耶洗別都可以強搶平民的葡萄園，要讓一個正直善良的人蒙羞而死，又有什麼難處？就算要妥協，難道惡人不會得寸進尺，出爾反爾？聖賢的道德標準，在小人當道的時代，根本是達不到的境界。

文人之虛，不如武人之實。不用霸道的行為，就不足以把社會從污穢的死巷裡趕出來。公元190年，東漢末年董卓入洛陽，廢帝另立後，殺文官七十人，武官五十人，國戚三千六百多人。這場腥風血雨，使董卓在正史演義中都成了大奸巨惡的角色。可是三千多國戚可能還只是一小部分，這麼多人憑關係而富且貴，也算是漢朝的不幸。（《紅樓夢》中，賈家因為女兒是皇妃，居然錢多到可以建大觀園；類似的奢華，各朝代都有。）

然而耶戶並不是一味嗜殺。他不擇手段，卻也是極有能力的管理家。政治穩定之後，他開始鼓勵工商，讓人民修生養息，還派使臣送禮到亞述（亞述的石刻誤以為耶戶也是暗利王朝的後人）。在他有生之年，以色列尚未恢復早期的實力，接下來五十年內，北國卻再度成為強權，還三次打敗亞蘭，不止收復約旦河東，連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和黎巴嫩邊界的河流也劃入版圖，腓尼基更淪落為以色列的附庸國。有故事說是先知以利沙死前祝福當時國王（耶戶的孫子），叫他用箭擊地，結果國王只擊打三次，所以未能完全消滅亞蘭。不過這故事杜撰的可能性比較高，亞蘭雖是連戰連敗，以色列也未必能擴張那麼快。人民不願遷徙到新的土地建家園，政府又鞭長莫及，再強盛的王國也無法完全擊潰對手。但是國家能再次中興，耶戶的功勞應該位居第一。人民可能只記得他屠戮的可怕，卻不知道他們所享受的國富民強，其實是耶戶‘先亂後治’所奠定的基礎。

這一點，南國猶大就沒有做到。一樣是鮮血染紅，但七歲的小國王並沒有所羅門的智慧才華，更沒有耶戶的改革魄力。雖然聖殿祭司對他有恩，他的王位畢竟是靠血統而來，也從不覺得國家動亂是出於皇室積弱，更不感念祭司的輔佐（後來還有兔死狗烹的憾事）。同一時期，北國經濟軍事已有小成，南國卻沒有顯著進展。再五十年，北國的疆界從敘利亞到死海，南國仍是坐守祖先餘蔭而已。舊約聖經記載他是好國王，那是基於宗教（還有對大衛家愛屋及烏），不過以對國家的貢獻而言，他顯然比耶戶份量不足。

殺人如麻的傢伙，可能是萬惡不赦的罪人，也可能是救亡圖存的英雄。可惜世人只著重於‘殘暴’的一面，看不到他‘仁義’的一面，這位真正有遠見的‘偉人’，永遠會在撰史的庸才筆下背負污名。

真理常常並不在歷史的手上，但所有興衰榮辱的结局，歷史却要永遠地承擔。

烈火：迷惘歲月（二）

若說以利亞是神的代言人，其他的神學生又算什麼？看到別人上鏡頭出盡風頭，一些本來噤若寒蟬的學士，也開始輕狂起來，趨炎附勢、故弄玄虛、甚至用誇大的行動來證明自己也是神的代言人。（不過再怎麼誇大，也大不過天降烈火吧？）這些當然不全是一派，亞哈既畏於以利亞所顯的神蹟，又不便得罪皇后一黨的腓尼基人，朝中多半要‘公平’用人。不過用什麼人，結果也相去不遠；畢竟以利亞還潛居西奈山靜思時，迦南地濫竽充數、招搖撞騙的‘先知’，竟多得像蚜蟲白蟻，不斷腐壞國政。

最嚴重的大概是他們對亞哈的建言。亞哈在位時雖然致力恢復約旦河東，但北方的亞蘭也一直覬覦河東土地，還趁亞哈打敗亞們摩押之餘，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亞哈不得已，只好和南國猶大議和，藉機慫恿兩國聯合出兵。猶大這時招惹不起北國，但又不想浪費兵馬去攻這塊對自己毫無利益的地盤，只好問：先知們怎麼說？偏偏一堆自封的先知都說作戰必勝，還有人做精鐵牛角以示凱旋。猶大王不死心，再問有沒有其他先知，最後召來一位‘烏鴉嘴’的先知，說國王必死在這些謊言中。亞哈不信，仍舊聯合出兵，果真兵敗如山倒，自己死在戰車上，屍體被運回撒瑪利亞，兒子繼任為王。

然而亞哈一死，約旦河東的政局就更失控，繼亞蘭之後，摩押也再度叛變。接著，亞哈之子上台不到一年，居然自己在皇宮內摔跌導致重傷（以北國政權易位的常見性，這次是否有人為因素，不得而知），病情不得好轉，國王於是遣人到非利士去求問神明。雖然非利士也稱之為巴力（就是‘主’的意思），為什麼是非利士神祗，而不是腓尼基的巴力？或許父親死在戰場上，讓他認為巴力不夠靈，加上‘遠來的和尚會念經’的錯覺，他當然認為越是難求的卜簽越可信。

不過信差才剛上路，就當道逢貴人。從西奈山回來的以利亞，親自迎接使者，只留下一句話：“你們為何去問非利士的巴力，難道以色列中沒有神麼？所以神說國王必不下床，必定要死。”使者帶口信回報，不久國王真的逝世，因沒有子嗣，由弟弟繼位。

這件事比起烈火試先知，當然顯得微不足道，而且以後果而論，和其他報不祥音訊的先知也無不同。但以利亞話中另有玄機，他其實也可以說：“你們難道不知道哪位是真神？為何要去求問偶像？”只是他沒有這樣說。由記載上作比較，以前先知的警告多半著重於個人禍福，早期的以利亞說話則是以信仰真假為中心，不過現在的發言卻又加上一層民族意識——換言之，宗教即是民族，民族即是宗教。以色列既然有神，身為以色列國王豈能捨本逐末？所以該死。或者對民眾而言，國王因無知自食其果，人民自己又該如何？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小老百姓也許無法分辨‘真偽’，但辨認‘敵我’卻做得到。不能從上矯正，就從下著手吧。

民族主義的抬頭，並非近代才有的國際局勢，其實自從歷史上有人發起愛國運動，民族主義就一直存在（以色列人自從進迦南地，對民族的重視也相對提高）。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活在單一民族的國家，畢竟有共同的血統、語言、文化、甚至神話作為國家的基本結構，族群的歸屬感自然成為建國的精神意識。當然，現代很多打著民族旗幟的，幾乎都以排外為宗旨，也往往演變成軍國主義或分離獨立，偏激的甚至主張自己的優越性，還導致‘種族清洗’（中國也一向提到‘非我族類’云云）。正因如此，民族主義多半被冠上極端的形象，一般人更因種族衝突造成的負面影響，而對整個民族產生反感。

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信仰主義，卻是史上罕見。今天要討論以色列這個國家，總會和猶太人、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歷史文化、還有猶太教分割不開。泱泱大國會把語言文化向他人傳播（漢字就沿用於日本韓國，西班牙文就流通半個美洲），熱心的傳教士則會把宗教文化與他人分享（天主教遍及歐美，回教徒從印尼到摩洛哥都有）；像以色列這樣不主動對外宣揚文化，又沒有被外來文化淹沒的，也算是歷史上的奇蹟。

不過若把民族和宗教劃上等號，仍和原本信仰本質有出入，以後的人還會增加疑問和誤解。那以利亞又為何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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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對民族信仰的質疑，莫過於後來基督教的誕生。使徒們原先只把福音傳給猶太人，但由於猶太人不肯信，反而非猶太人渴慕福音，因此使徒說：是猶太人自己棄絕真理，神才讓外邦人有機會得救。當然，這一來基督教和猶太教的隔閡就更大了。

可是信仰上的困惑，倒不用等到基督教出世，以利亞之後很多先知和拉比，也寫下自己難明之處。有人問：如果神擊打四周敵國，為以色列伸冤，為何又興起更兇殘的國家來威脅以色列？有人問：以利亞行過讓死人復活的神蹟，為何那人是腓尼基寡婦的孩子，不是以色列人的孩子？以利亞的接班人曾經讓一位亞蘭將軍大痲瘋得醫治，為何他不曾醫治自己以色列人？（這問題甚至到新約時代還有人提過。）更出名的是一位叫約拿(Jonah)的先知，被神差遣去敵國亞述的首都尼尼微城傳警告，結果敵國上下禁食懺悔，災禍因此沒有降臨，然而先知自己卻忿忿不平地認為，以色列的神怎麼反而去幫外族人？

其實曠野中亞伯拉罕認識的神，根本不屬於任何國家民族；約瑟當年向法老解夢，拯救的不只是雅各一族，也是拯救當時天下面臨飢荒的所有人；摩西雖帶領以色列民出埃及，當中也不乏迦勒之類的異族人；掃羅大衛以來四疆平定，對以色列是修生養息，對其他國家又何嘗不然？所羅門時代富甲天下，難道四周列國沒有因此獲益？這樣說來，猶太教根本不應只局限於猶太人；以利亞要號召民族信仰主義，倒是走退原路，甚至可稱是以偏概全、劃地自限（以宣傳而言，幾乎有點拉攏本位主義者的味道。）這對於一個堅持宗教真偽的人，明智麼？

或者，他這樣做實是別有目的？

有一件事，當時的巴勒斯坦可能不知就裡，連今日學者或許也未見全貌。從公元前九百年開始，全世界多處有氣溫降低的跡象，有人稱為鐵器時期的冷卻期，它沒有小冰河期的影響巨大，但和歷史仍有密切關聯。然而氣候變更出現在各地卻並非同時：中東一帶可能從耶羅波安以來就慢慢降溫，希臘卻在此時得到溫暖的洋流；等到希臘在公元前四百多年開始氣溫下降，義大利半島卻開始蓬勃發展；再輪到義大利的羅馬帝國感受寒冷已是公元第二世紀。這種長時間的‘風水輪流轉’，很難從歷史判斷，氣象學家甚至要從千年神木的年輪才分析得出氣候的改變。不過就算當局者對氣候變化一無所知，降溫所引發的社會變動，仍會擺佈他們的一生。（事先聲明，歷史並不是宿命論，世界的變動也不單純由於一個因素引起。這裡只是提出一種觀點做參考。）

上古文明留下資料不足，但羅馬帝國的文獻至少算充分，所以要討論氣候對歷史的影響，還是要比對羅馬歷史。公元第一世紀，奧古斯都成為第一位皇帝時，羅馬正值氣候最佳狀況，農產豐收，人口也不斷增加；可是到了第二世紀Marcus Aurelius執政時，羅馬人的世界已經變冷了；皇帝雖然是羅馬歷史上五賢君之一，卻也無法讓欠收的農作恢復從前。沒有豐收，人民也開始有營養不良、生育率降低、疾病纏身的問題。更棘手的是，人口既然不再增加，政府的稅收和軍隊編制都會開始出缺口；歐洲西部的蠻族也就變得難以抵擋。

這時全羅馬帝國人口尚有六千五百萬。不過氣候越來越寒冷，連大自然的食物都變少了，也因此野生動物開始靠近人類住處覓食。這會造成兩個麻煩，第一是野獸攻擊人類；第二是野獸遷徙時會帶來村民未曾接觸過的疾病，甚至導致瘟疫。這些疾病掃掉了當時歐洲近半的人口，連皇帝Marcus Aurelius也死於瘟疫。公元200年羅馬人口已不到四千萬。

然而苦難還沒結束。人口減少，帝國為了支付慣常作業和軍事開支，只好削減金幣，可是這又立刻導致通貨膨脹，讓政府更傾危。公元235年，帝國陷入內亂，接下來五十年的內戰，各路權貴不斷爭奪皇位，羅馬政府已經成為廢棄的機械，而內戰又讓生育年齡的人口再度減少。公元310年，羅馬的官方數字說有五千五百萬人口，其實這已經包括新增的東歐地盤，也就是說三分之二的人口都在帝國東方，甚至集中在較穩定也較繁榮的君士坦丁堡一帶。羅馬的文化此時已經一分為二，將來在政治上也會分道揚鑣。東羅馬的形成，只會讓義大利原來的羅馬更加式微，有些皇帝乾脆不再待在羅馬城了，這一來許多人民自會跟著喬遷東渡。西方人口已經夠少，官方只好裁減軍隊數量；沒有足夠的邊防，日後也無以抵擋日耳曼哥德人的入侵。

當然也有皇帝想改變人口的缺乏，但是西歐的氣溫到西元第五世紀仍未好轉，人口仍不斷下降。公元378年哥德人強攻東羅馬的君士坦丁堡，居然獲勝；東羅馬政府敗中求活，便加倍防守邊境，讓哥德人無機可趁。只是，東羅馬防守越嚴，蠻族勢必轉攻西方，西羅馬的處境也就越危險。在軍隊不足，自身難保的劣勢之下，羅馬城三番兩次被攻陷，公元476年，西羅馬亡。那時沒有人知道，歐洲的寒冷氣溫還要持續三百多年之久。

若把羅馬調換以色列，蠻族調換亞蘭、亞們、摩押、以東，應該也可以想像當時景況。當時迦南地不斷有戰爭、飢荒、瘟疫的事，（亞蘭圍攻撒瑪利亞時，就有嚴重的物價上漲，城內易子而食的悲劇；後來亞述來攻耶路撒冷時，一夜之間因瘟疫死了十八萬人，無功而返。）其實舊約聖經也記了好幾回野獸攻擊人類的慘事，最糟的一次有兩隻熊撕裂咬死了四十二個孩童。（記載說這些是神的懲罰，未免太牽強。）其他如爭權奪位的內戰，不止以色列，亞蘭和亞述也發生多次，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各地資源糧食不足，弱肉強食的現象就會更頻繁，然而強者的國度仍然不久長。後來南國的先知以賽亞(Isaiah)預言，不只是猶大以色列，當代中東所有國家都要走上窮途末路；這無形中也暗示著，世界已經變了，沒有一國能獨善其身，也沒有一國能以武力對抗天意。亞述敗在巴比倫之下，巴比倫又敗在波斯之下；波斯統治時代，巴比倫曾想反叛獨立，三次都沒成功，可見此時巴比倫人口蕭條，已不足抗衡波斯的勢力。

要到中東一帶氣溫慢慢回升，已經是波斯帝國的前葉，居魯士大帝(Cyrus，或譯為古列）時代。當時他統治的許多人種，有不少都稱他是有道賢君，一方面是他讓宗教開放（這對以色列有莫大影響，以後再談）；二方面其實也是農作物產增加，人民逐漸恢復自給自足，間而歸功於國君；三方面，原先荒蕪的各國土地，居魯士讓各國的人回去自行開墾（這也影響以色列不淺），於是帝國人口再度增加，稅收和軍事得以更上層樓。不過，當年土地為何荒蕪？為何這時撒種能夠收割？難道只因一個皇帝的命令，就能化沙漠為良田？

幾百年的異常氣候，改變了近東歷史，造成文化斷層，一個個王國被焚城吞併，一個個民族被時代的洪流埋葬；但是人生如滄海一粟，在亞哈那時代，誰又知道未來將如何？知道了，又該如何面對？

或許，以利亞所提倡的民族信仰精神，只是出於他本人的愛國情操。也或許，他只是嫉惡如仇，堅持以色列人不可和其他信仰同流合污。不論出發點如何，他讓這些迷惘的以色列民找到新的亮光，這亮光不是從焚燒的祭壇上來，而是從點燃的民族自尊而來。或許，他也很清楚，民族和信仰一旦變得不可割捨，也會讓人極端情緒化、盲目崇拜自己民族、看不起別國文化、甚至對其他團體懷惡意與仇恨。不過，假如生命沒有了，再崇高的理念有什麼用？假如國土淪亡了，再博愛的精神有什麼用？假如民族垂危了，再純正的信仰有什麼用？

德國歷史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說：“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就像天堂地獄的觀念能符合人心的渴求，民族信仰的產生也不無道理。只有種族，勢必被同化；只有宗教，勢必被排斥；但若民族和信仰結合，反而能深植人心，如此就算以色列王國不復存在，血和靈魂都不會消失。

在我的想像中，那天西奈山上，一個滿懷救國熱心的先知哭了，因為他預見了這世代的未來。但是淚水過後，他還是選擇自己決定的路，繼續走下去。

其後千百年，一個古老的民族像是一炬烈火，在風雨中不斷地搖曳，卻始終未曾熄滅。

烈火：迷惘歲月（一）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君不見道旁廢井生古木，本是驕奢貴人屋；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虜寇長城。

南國猶大自從王朝分裂後，就一步步走下坡，雖然偶有中興明主，卻擋不了歷史的演進。而北國自耶羅波安開始，政治動盪幾乎是家常便飯，靠近敘利亞的土地漸漸被亞蘭蠶食，約旦河東的領地又被亞們吞噬，然而國內勾心鬥角的事仍然層出不窮。耶羅波安之子被弒，將軍自立為王（還遷都往北，不再用以法蓮地區為政治中心）；但是再傳給兒子，又有元帥行刺，甚至七天之內殺盡皇室，還用連坐法處死遠親和盟友。不過流血過分，對一個地位未穩的野心家實在不是好事；當時總司令暗利（Omri）正在討伐非利士人，聽到消息立刻班師回朝，圍困首都。結果一個國王皇冠只戴了七天，就在眾叛親離的局勢下焚城自盡。

舊約聖經中提到暗利很少，可是在當代其他國家的文獻中，暗利王朝其實很有分量，畢竟它結束了從耶羅波安以來五十多年的內亂。一個國家內部穩定，才不會讓亂象繼續擴張，連帶影響鄰國。再來，能管好地方政府，才能重建軍力，進而做好外交工作；雖然這多少會對鄰國產生威脅，但是一個無力自保的政府，又怎麼值得別人浪費筆墨？如果亞述、亞蘭都有曾經與它爭戰的文獻記載，正代表它是個可敬的敵人。

暗利本人執政時間不長，僅十二年，而前六年幾乎都在平定叛黨。後六年卻有幾件重大的事：第一是討伐亞們，把約旦河東重納版圖，再振國威。到他兒子亞哈（Ahab）繼位後，還一度兼併摩押地區。第二是定都於撒瑪利亞(Samaria，遺址位於今日約旦河西，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境內）。以前的都城，包括耶路撒冷，都建造在山丘上，居高臨下，易守難攻；撒瑪利亞卻是縱橫交通的中樞，這裡雖然也有山丘，地勢卻不高，仍有驛道西通地中海，東抵約旦河，北達加利利海，還經過巴勒斯坦最大最肥沃的耶斯列平原。小山丘坐落盆地中，氣候反而比南邊的以法蓮山地溫和。所羅門曾在這地帶設置州郡，代替傳統的支派屬地，可是還未曾像暗利所做的，把一個有潛力的城市，改造成一個能經管四方的首都。後來亞述、巴比倫、希臘、羅馬、東征的十字軍，都曾留下可觀的建設（土耳其的額圖曼帝國甚至曾建有鐵軌通過）。

第三件暗利作的，則是與腓尼基聯婚，如同當年所羅門與埃及結盟一般。不過不是他自己，而是為兒子娶媳婦，就是以色列史上惡名昭彰的耶洗別(Jezebel)。

說她是壞女人，倒要看是從哪個角度。以舊約聖經而言，耶洗別把腓尼基的宗教信仰帶入以色列，全國拜偶像的風氣，壓倒了傳統猶太教。亞哈上台後，事奉敬拜巴力，還在撒瑪利亞建廟築壇，其他各神祗的祭壇也一應俱全，可說是不遺餘力。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罵亞哈‘作惡比以前的諸王更甚’。不過人民真正的反感，並非只基於宗教原因，否則從耶羅波安以來，北國哪個國王不拜偶像？其實有個更大的心理因素，就是亞哈的政治手腕，遠不如耶洗別。有實例為證：亞哈曾經想買撒瑪利亞皇宮附近一塊葡萄園，園主基於是祖產而不肯賣，亞哈只好嘆氣；耶洗別知道，立刻唆使人去誣告園主藐視以色列傳統，然後慫恿民眾用石頭打死他，結果原先買不到的葡萄園，就輕而易舉地收歸國庫。世界上很多政客都黑心，可謂‘無毒不丈夫’；以實用主義的觀點，這種‘知法玩法’的手段很卑劣，也很高干，而她一個婦人居然做得到，足見她比先生要有手段。

中東男尊女卑，重視傳統的以色列人多半反對婦人干政；然而海上強權腓尼基卻從來不限制女人從政，因為腓尼基帝國本來就是一位女王所建的。（腓尼基神話中，天神曾賜給這女子一塊羊皮，說是只要羊皮容得下的都屬於她，聰明的女子就把羊皮剪成頭髮一樣細的線，然後從黎巴嫩包圍到大西洋的直布羅陀，於是整個地中海都成為腓尼基帝國。羅馬人對這個傳說似乎不認同，又加油添醋說這女王愛上一位羅馬英雄，希望與他共掌天下，英雄卻不領情，獨自去建了羅馬城，女王失望之餘而自殺。傳說的可信度不論，曾有位女性建立帝國的這份歷史，應該不假。）其他腓尼基女性既以她為榮，當然也不認為自己該埋沒政治才能，男人能做的，女人也照樣能做；耶洗別如此，她女兒嫁到南國猶大，也是如此（這點以後再討論）。【注：腓尼基帝國建立北非突尼西亞的新首都迦太基，大約814BC，比耶洗別的時代晚四十年。但是考古比對易出偏差，真正年代實是無從定位。】

但是民間不滿的呼聲依舊存在。以色列和腓尼基兩邊的文化鬥爭，終於演變成先知的火拼。

* * * * *

談到以色列的先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利亞(Elijah）。以利亞一向被譽為‘烈火的先知’，除了他所行的神蹟之外，他本人也是性烈如火，講話往往冷嘲熱諷，不留情面，然而他心冷時又如槁木死灰，無力振作。當亞哈還在努力向腓尼基的神祗獻殷勤，以利亞就已經放話：除非先知他向神禱告，否則天不會降雨。這話講出口，大概聽者只會譏笑：你算哪根蔥，天會因你而不下雨？以利亞也沒費唇舌，反正事實勝於雄辯，自己先回家鄉附近的溪水邊隱居。過不多時，真的開始全國嚴重乾旱，以利亞隱居地方的溪水也枯竭了，算起來他當時那句話早已傳開，國王也必定會找他算賬，此處不宜久留。可是以色列有多少農民缺水難以耕種，若是以利亞被人認出，不被整死也會被交給國王處死，該躲到哪兒好？是了，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就到腓尼基境內吧。

其實腓尼基和以色列的關係亦友亦敵，官方的合約，掩蓋不住兩國人民互相仇視。以利亞到了腓尼基第二大都市西頓外郊的貧民區，暫居一個寡婦家，（對一個以色列男人而言，也夠自貶身份），交換條件是：寡婦僅剩的食物永不斷絕。可是不多時寡婦的獨子病死了，她還是怪這個以色列來的客人；以利亞讓她兒子死裡復活，寡婦才不再見外。換言之，泱泱大國腓尼基雖然不排斥異國人民，對這個‘神的選民’以色列卻始終保持距離。畢竟腓尼基可以輕易把北非、伊比利半島、西西里等地同化，讓他們接受自己的高度文明；但是面對以色列，雙方都有極濃的文化背景。既無法同化，就難免會爭高下。

轉眼以色列的乾旱已經要進入第三年，以利亞才回來見亞哈。亞哈立刻說：“你這個禍國殃民的，還有臉回國麼？”以利亞也言語反擊：“禍國殃民的是你不是我，今日就由我挑戰你那群巴力的先知，好叫你明白信仰的真偽。”挑戰場所就是撒瑪利亞城外山脊上，挑戰內容就是獻祭，兩邊各挑一只牛，不點火而能讓它燃燒的就是勝者。

這是很戲劇性的一幕。幾百個巴力的先知大聲求火，甚至刀砍肢體，以身示誠，卻毫無動靜（以利亞還不留餘地言語相激：你們的神是在睡覺？在吃飯？在廁所麼？怎麼不喊大聲點？）；到太陽下山前，以利亞才聚集以色列民到這邊，甚至在祭壇上潑水以表絕無作假，然後在他禱告下，烈火天降，燒盡了祭壇上的一切。百姓震赫之餘，以利亞發號施令，把這些騙子都捉去斬。不一會兒，海風刮來密布烏雲，天終於降傾盆大雨，解除迦南地的乾旱。

讀者可能會為真理的獲勝而歡呼，但是獲勝的意義是什麼？對這些以色列人而言，他們看到的是神蹟，還是重拾的尊嚴？他們在意的是真理，還是扯下別人面具的快感？究竟烈火是煉得精金，還是讓雜質氧化得更快？

與傳統猶太教相比，這時代的信仰其實已經融入了許多其他宗教的觀念。亞伯拉罕在曠野中與世無爭，才能返璞歸真，領悟到前所未有的宗教神觀；可是這時代的以色列已經不可能與世無爭，曠野中單純的信仰，對一個接觸異國文明的城市人，幾乎沒有說服力。怎麼說？猶太教原本並沒有天堂和地獄的觀念，更沒有復活的說法，唯有‘陰間’的概念（類似中國稱‘黃泉’）。個人的生命本來就不是無限的，曠野中明白的事實，只有死後入土，而生命的意義，就由下一代去傳承。然而到了這動盪的時代，許多人都見過惡人當道、好人遭殃的場面；如果不義的是埃及、亞們、非利士，人還會祈盼神大施拯救；但如果不義的是自己同宗的以色列人，而死後一樣是黃泉相見，想必很多人都要問：天道何在？

人死而復活的想法，從古埃及就有（木乃伊就是為復活而造，不過埃及又加上審判的想法，惡貫滿盈的人不得復活）；天堂和地獄的想法卻源於伊朗高原的拜火教，也就是它二分法的世界觀——善或惡，光或暗——推演出的形上學。比起許多宗教的現世報，甚至傳統猶太教的沒有答案，天堂地獄的分界其實是很有吸引力的；看到純樸的善人一生坎坷，人至少可以釋懷說，他已經到天堂享永樂；看到橫行的惡人卻一生平安，人至少可以自我安慰說，反正他現在在地獄受苦。猶太教對來世既然沒有答案，這個從其他宗教引進的論點，自然無可厚非地影響了當代的猶太信仰，（不止猶太教，連同即將問世的佛教，也採用了這種傳統婆羅門教所沒有的人生觀。）舊約聖經描述以利亞沒有死就升天，還是由烈火戰車接他上天的；這似乎有噱傳之嫌，意欲用當代名人來加深‘天堂’的存在，否則以利亞雖然是當時宗教信仰的中流砥柱，他功勞也不會大過摩西、約書亞、撒母耳等人，僅他一人得此殊榮，未免太不公平。

後代對於這時的宗教蛻變，並不全部認同，到羅馬時代猶大地方甚至曾有撒都該學派人(Sadducees)，完全否定天堂、地獄、復活等論點。其實後來連拜火教發源地波斯也對這些論點置疑，公元十二世紀的波斯詩人莪默（Omar Khayyám）還寫道：

          天堂無非是滿足慾念的幻境，
          地獄則是烈火上的苦魂陰影，
          投映在這茫茫黑暗中，
          我們短暫現身，又急速逝去。

不只天堂地獄，連對天使和魔鬼的闡釋也在這時發生變化。猶太人基本上是相信有天使（約櫃上就有天使做雕飾），但這觀念只限於是認為神的使者存在，並沒有太多解釋。不過到這兵荒馬亂、烽鼓不息的年代，心理的需求也會影響信仰的內容。猶太人開始相信天使是多如軍隊（後來遂有‘萬軍之耶和華’一詞），上面還有天使長率領眾天使；與他們相對的，自然是排山倒海的魔鬼軍團，由一個墮落的天使長撒旦帶隊。這些編制，說穿了不過是把世人的軍事制度加添到屬靈的層面，幾乎有點畫蛇添足的味道。想當年摩西帶領萬民出埃及，神真要保護選民、降災天下，又何必大隊的天使？然而宗教總會把靈界的事人性化，讓聽眾達到同理心，不管是蘇美爾的神明還是希臘的奧林匹斯眾神，流傳最廣的神話往往是聽眾最能了解的故事。猶太教以前沒有如此複雜的傳說，但增加了天使魔鬼等等說法，對於心靈寄託倒是一種幫助。（後來有一次撒瑪利亞城被外敵所困，卻有先知鎮定不驚，因為他看得到天上有無數天兵天將在保護這城。若是讀前後記載，撒瑪利亞可謂罪惡滔天，憑什麼會有這些天使來防禦？但是既然先知說此城命不該絕，人民自也信心大增，不久果然敵人退兵不再來犯。如此說來，只要能鼓舞士氣，老百姓要相信什麼都無所謂。）

其他的思想也來自四方。蘇美爾很早就有容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傳說；地獄之火則可能源自亞蘭和土耳其一帶的火山群（其中還有一個‘無底洞’，終年硫煙瀰漫。以地質學而言，地獄之火倒要比其他大象、靈龜、巨人的說法有根據）；後來有些記載的‘異象’包括六翼的天使，長翅膀的獅子，猙獰的多頭多角巨獸等等，似乎也受到當時印歐文化的影響（亞述以鷹翼獅身像為守護神，掌管風的鬼王有四翼；巴比倫代表混亂的魔神通常以多頭龍獸的形象被刻畫；印度神話中多頭多臂的神明不勝枚舉；好像那段時代要描述神魔的威能都是以量取勝）。以色列民對這些異教思想實在有點囫圇吞棗，雖然值得借鏡的觀點不是沒有，其他五味雜陳的荒誕無稽，卻也照單全收。

不知不覺地，一個宗教在迷惘歲月中，早已改變了。

以利亞與幾百位巴力先知對決，或許希望能藉由烈火的神蹟，扭轉變質的信仰。人稱他為‘先知’，這詞翻譯得還不夠恰當，因為希伯來文有兩個詞都譯為先知，一個算是‘先見’（ro'eh,ראה），這名字由撒母耳時代留下，不過大部分稱先見的其實只等於拉比和神學生；另一個詞（navi，נְבִיא）應翻譯為‘神的代言人’，以利亞和他之後的先知都算是這一類。神學生多，代言人少；以利亞曾自己形容，神的代言人只剩他一個，此話其實不假。面對當時亞哈和耶洗別的‘舶來’信仰，大部分人畏於國王權勢，畢竟不敢出聲，像以利亞這般放話的，起碼要有‘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的決志。

孔子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但是身為神的代言人，卻是國家越無道，越要挺身而出，這大概也是為什麼許多代言人都死得淒慘。以利亞儘管沒有其他先知不幸，還是半生被追殺。他當日號召了以色列民眾，擊殺巴力先知，又回到撒瑪利亞想要復興宗教，然而耶洗別眼見自己腓尼基人失勢，豈肯善罷？擒賊擒王，她立刻下令，明日之前要讓以利亞不得好死。

於是以利亞逃了。他怕的不是死，而是死後更沒有人繼承使命，更怕的是耶洗別施手段，不先直接對付他，反而大肆殘害這些願意回歸猶太教的小老百姓；不戰而屈人之兵，最是可畏。何況就算以利亞能燃起火頭，可能也無人敢接火，可能也導致國家再度決裂，可能也會死於自己人行弒（像甘地就是死在印度教的激進分子手上），甚或從此成為無知信徒膜拜的對象，反而比原先的狀況更糟。然而以利亞逃走後，又覺得心力交瘁，前路茫茫，難道扭轉信仰是錯的？自己再努力也擋不了歷史巨輪？為何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套用《水滸傳》的一句話：“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對一個神的代言人而言，以利亞能擔當復興宗教的重任，卻見不到復興宗教的成效，豈不要萬念俱灰？

他迷惘了，也沉默了。有人說他逃到西奈半島，亦即摩西頒布十誡的地方；遙想當年大宗師任勞任怨，把猶太教刻在以色列民心上，以利亞是否感觸良多？

是神親自開導他，還是他在西奈的山洞中開竅，都有可能，也都沒關係；總之事隔多時，以利亞回到迦南地，首先就揀選了一個接班人開始訓練。然而他的改變不止如此。之前降火辨真偽，並沒能夠長久地深烙人心，畢竟大部分民眾本來就不熟悉信仰內容，自也難分對錯；見到神蹟會拜服稱信，見不到英雄又會遺忘教訓。這樣下去，宗教即使不被同化也會因國勢日衰而被拋棄。一個先知壽命有限，更沒機會時時呼喚人民回轉向神。興復的工作不能只圖短暫，在這個腓尼基文化對衝的時代，還是要改變戰略才行——身為先知的他，不是要強求民眾用腦分析是非，而是要激發民眾本身的自我意識。

烈火依舊，燃亮的卻是不同的心靈。

（待續）

決裂：興風作浪的高手

（本文偏個人主觀，不同意亦無妨。）

俗語說‘蓋棺論定’，所羅門的一生充滿傳奇，最令人費解的，卻是他死後突如其來的政變。他的兒子羅波安(Rehoboam)方才接棒，立刻有北方十個支派退出同盟，一個艷陽高照的王國頓時分裂為南北兩國。所羅門在世時，以色列已經強大到根本不用和外國交兵的程度，但他死後立刻造成內亂，這是多麼難以想像的結果，究竟原因何在？記載中多半追朔到兩個主因：一、所羅門離棄神。記載說他娶了一千位外族妃妾，也因此和他們一起侍奉別的神，神於是決意把國家交給別人。二、羅波安對百姓說話太刻。百姓要求羅波安減稅，羅波安卻要變本加厲地加重民眾的擔子，人民因此不再歸附於猶大支派之下。

乍看之下兩個主因都可成立，可是對照其他敘述，又處處是破綻。比方說羅波安，他一向都被描繪成為一個不聽老人言的無知少年。但事實上，羅波安登基時已有四十一歲，在位十七年。雖然四十多歲還血氣方剛的人並非沒有，所羅門又不是沒別的兒子可挑，難道非選一個阿斗來繼承他位子？而且之後羅波安還會面臨許多考驗（包括多次外敵入侵），他處理事情的能力還算不差，頭腦也算清晰，哪裡是個故意刁難百姓的弱智昏君？

再說所羅門離棄神，另一部分卻又記載他每年三次帶領全民向神獻祭，到底哪個版本才正確？再者，如果神因國王犯罪而把國家交給更賢能的人，何必還留下一塊猶大，讓它自生自滅？況且以猶太教的角度來看，北方一國的開國元君耶羅波安(Jeroboam）也不是多虔誠，一上台就立刻設立兩尊偶像給人民膜拜，哪一點值得神特別‘祝福’這人掌權？或許有人說耶羅波安本來不是這樣，不過假如是後來才變惡，怎麼神又沒有在他有生之年讓他惡貫滿盈，讓別人取代他？（掃羅都可以自殺身亡，再多一個風聲鶴唳的戰敗者也不過分吧？）

顯然，寫歷史的人也會說謊，而且往往會基於個人的道德觀而不自覺地記錄謊言。一個成名的公司突然發生破產危機、涉嫌非法等等，總會有人問，為什麼？是連年做假賬太多，還是今年投資眼光不準？一個龐大的國家突然發生政變內戰、民不聊生的現象，也一樣有人問，為什麼？是這時代的人民不務正業，還是國家總理專吃閒飯？這類例子不勝枚舉，不過很常見的觀點是：‘人禍’一定是自取其咎，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否則這種令風雲變色的大事，怎麼會恰巧是發生在他身上？（宗教典籍在這方面的‘偏見’幾乎都相去不遠，舊約聖經中甚至有約伯記，一個生重病的老人居然還被指責個半死。）確實，世上有很多不幸堪稱是‘活該’，不過假如一味以偏概全，說當事人是道德淪喪，又未免欠缺理智。

我個人好奇的反而是耶羅波安這個人。他到底是誰？為什麼能登上寶座？

基本上，耶羅波安出於以法蓮支派的望族，在所羅門在位期間曾當過勞工部部長，專管北方幾個支派的徵工。有關他當王之前的記錄比較稀少，根據故事，曾有先知單獨向他預言，說所羅門死後有十個支派會歸附他，所羅門因此追殺耶羅波安，而他也不得不逃到埃及尋求政治庇護，等到所羅門死後才能歸國。

然而這裡又有個很大的疑點：感覺上，這個預言似乎要影射所羅門是夏桀商紂，而他要取耶羅波安的命，就像當年掃羅追殺大衛一樣。英雄故事翻版續集，固然很精彩，可是既然先知預言時沒有第三者在場，所羅門又怎麼會來先發制人？而且除非真有其中一方講述當時經過，有誰會知道預言內容？倘若先知要告訴第三者，那也不必大費周章地安排私下溝通；倘若是耶羅波安嘴巴不牢，逢人就自己張揚，這種人大概也不是當國王的料。預言不預言，都和當時背景無關。

反過來想，假設所羅門不是因為預言而起意要殺他，而是因為這個年輕人居心叵測，那麼原本拼湊不上的零星細節——風暴的前因，得民心的手段，政變後安排的‘餘興節目’——反而能全部吻合。隨便提幾個問題就很足夠：如果羅波安真的不懂得體恤人民，為什麼起義‘抗暴’的，不是耶路撒冷城裡近在咫尺的居民，而是遠在天邊，根本不可能聽到國王發言的人群？如果十個支派都決定脫離大衛王朝，為什麼會不約而同地選擇耶羅波安為王？如果純粹是以色列王國自己內亂，為什麼剛好埃及的二十二王朝也會順便來湊一腳？（落井下石當然沒什麼了不起，可是趁耶羅波安造反時剛好來攻擊，時機也未免太巧了。）

或者再追問：真正能夠不費一兵一卒，又不靠外戚權臣關係，甚至不用暗殺而獲得一個王國的人，古今中外有幾個？

* * * * *

要探討政變，就必須先了解社會背景。其實所羅門的改革，在當時造成的衝擊實在不小：

A）一個社會變得富有，人不一定比較快樂。所羅門之前的人可能物質生活不如後來，但是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也算是幸福；然而一旦身邊有錢人增加了，人的較量心總是會跟著加重。經濟心理學常舉一個例子：假設原本你每年賺五塊錢，其他人只賺四塊錢，現在你每年賺一百塊，周遭卻有人賺兩百塊，你會因為自己的收入成長二十倍而感到高興，還是因為收入只有別人的一半而感到不滿？

B)以色列人對宗族很重視，土地也是子承父業、代代相傳；所羅門的政治維新，卻可以讓年輕人自由到都市找工作。何況大型建設極需人力，‘徵工’之下，有錢的自然會請人做自己孩子的替身。一個想在都市生活的年輕人，只要願意做，賺的錢絕對不比在農村工作來得少。不過相對的，農村父老見到這些年輕人紛紛外移，不免要感嘆，時代變了，人情薄了，傳統也成了過去。

C）社會多元化之後，不止耶路撒冷，各大城市都增加了很多異國人，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習慣，自己的宗教信仰。這對於以往只看到以色列人的小老百姓，總是會多一層陌生感。就像今日歐美國家人口日益複雜，華裔移民的地方有佛廟，印度裔有伽那和黑天的崇拜所，回教徒有清真寺；這對於習慣上教堂的基督徒與天主教徒而言，並不是很樂意接受。（之前甚至有清真寺要建在紐約世貿被摧毀地方的附近，一時全民嘩然，甚至有人抗議，如果紐約市長讓申請通過，就準備投票罷免他。）

由此我們不難明白，所羅門他是“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這麼想，見到當時林立的埃及、摩押、亞們、以東、腓尼基民族敬拜所，更覺得國王怎麼搞的，一個耶路撒冷的聖殿之外居然還有這麼多亂七八糟的信仰？不知情的搞不好加油添醋，說是所羅門最近寵愛哪裡來的貴妃，還一起去從事什麼放縱情慾的‘拜神’行為。其他民眾寧信其有，不信其無，也先入為主地認為是所羅門玷污了從前純淨的信仰。

換言之，時代改變之下，很多人都產生了‘社會不適應症’，而這也是耶羅波安政變的助燃劑。

耶羅波安是什麼時候逃到埃及，沒有資料記錄，但是有一種可能，他或許曾經幫助示撒(舊約聖經記為Shishak，埃及文獻Shoshenq I)推翻埃及前王朝，建立二十二王朝。示撒原為利比亞的柏柏爾人（也就是北非野蠻人，從摩洛哥到埃及都有），他算是酋長的後代，不過家人在埃及已經定居一段時間，也曾有親戚為埃及政府辦事過。然而示撒倒竄升得很快，以一個外族人居然做到軍隊總司令，可見他背後的智囊團絕不簡單，一面把示撒塑造成忠心為國的重臣，一方面又用他的身份籠絡利比亞人，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公元前943年，示撒聯合利比亞人，推翻前朝，成為新法老。然而他剛上位的初期，國家還沒上軌道，也因此沒有對外用兵，一直到他死前幾年，也就是以色列南北分裂時，才突然從後偷襲猶大。之後示撒的海軍還攻打過腓尼基、亞蘭等多處港口，但是真正得到好處的，只有攻擊猶大的那一次。也就是說，示撒本人並不是智將；那一次攻打猶大，恐怕另有總軍師指揮。

不過歷史一下子扯遠了。所羅門在世時，耶羅波安逃亡在埃及，以色列的探子自然也會告知，這個欽犯受到現任法老的保護，碰他不得。常言道‘和氣生財’，要和埃及保持貿易關係，就必須尊重對方的主權，不能隨意向一個盟國要人。對示撒而言，耶羅波安還有用，何必交給所羅門做人情？對所羅門而言，王國尚有其他敵人，東南邊有以東，東北邊有亞蘭，都對以色列的巨富虎視眈眈（其實看別人有錢，誰不眼紅？）總不能顧此失彼，防範一個耶羅波安，卻疏忽了更大的威脅。

公元前932年，所羅門逝世，耶羅波安才有機會回到以法蓮的家鄉。但是在他到家之前，說不定已經差遣心腹做了各樣準備。一個對社會敏感的政客，當然會迎合以色列民的不滿情緒，利用輿論火上加油。耶羅波安自己曾是勞工部部長，所以首當其衝的，就是勞工問題。之前說過，所羅門並非勞民傷財地大興土木，而是各地人輪班出力，不讓任何地方過度辛苦，這算是人丁稅也無不可。其實到羅波安上台前，重要的都市建設都做得差不多了，也不必再多耗費人力物力。然而好逸惡勞是人之常情，要做沒薪水的工，大家心裡總有幾千個不願，偏偏這時北方民間‘流傳’的消息，居然是羅波安要人民服更重的勞役，受更毒的刑罰，那豈不像是祖先在埃及當奴隸做苦工一樣？

《荀子·榮辱》說：“與人善言，暖於布帛；傷人以言，深於矛戟。”口耳相傳的‘國王嚴令’，正中下懷，讓人民立時緊張起來。老百姓平日對所羅門也不怎麼埋怨，現在卻對羅波安充滿了反感。義憤填膺的民眾，根本不知道是政客在操縱他們的思想。

可是挑動民反，只算成功了一半；與其渾水摸魚，何不把這些魚趕到自己的網內？一個以法蓮支派的聰明政客，若不能為自己製造機會，那就枉稱約瑟的後人了。北方各地繼前面的流言，又一個令人驚奇的消息接踵而來：所羅門在世時，居然已經有先知向一個叫耶羅波安的人預言，十個支派會歸他所有。一般人消息不靈通，當然要問，這個耶羅波安到底是誰？既然有先知說他前途不凡，那絕不是泛泛之輩吧？我們這些老百姓如果不想再跟隨猶大的皇室，又不知道其他有什麼傑出的領導人才，不然就來跟隨這個耶羅波安好了。

社會學家有個詞叫‘自我實現預言’，一個預言本來是毫無根據，但是說出來影響了他人，間接造成了讓預言實現的可能性，結果原先的謬論反而成了事實。好比一位老師稱讚學生很努力，學生受到老師認同，心裡高興，於是從此真的日益努力，原本的稱讚也因此自我實現。類似的事很多，在教育、心理、企管、甚至軍事國防都有，大部分用意也都不錯。不過能夠擺佈世人的計策，也是政客最會利用的伎倆。先知預言的內容，是否真的說有十個支派要反猶大，本來就無從考證；可是對一群無所適從的人民，這預言有如洪流中的一盞明燈，讓民眾群聚而來，最後的結果也和原本預言差不多。（正確說，羅波安這方保有猶大和便雅憫兩個支派的領地，但是西緬支派分居猶大境內，而利未人又散佈以色列全國，所以其實還有三個半支派隸屬南方。這和‘預言’稍有出入，經學家也不深究。）

不管內幕如何，以色列南北兩地從此決裂了。南國通常被稱為猶大王國，北國稱為以色列王國；其實這也是讓人民錯誤認知的方法。當代的記載（包括後來的先知書）往往不叫它以色列，而稱它為以法蓮，因為說穿了，這其實是以法蓮支派自導自演，建立一個可以和猶大相抗衡的王國。而耶羅波安能掌權，自是少不了本族以法蓮支派在後撐腰（也因此兩國分裂後，耶羅波安建都於示羅，就是從約書亞時代流傳下來的政教中心。）不過，小市民也不需要知道那麼多，以前到所羅門時代，王國還稱為以色列，那我們北國就臉上貼金，繼續稱它為以色列好了。這一來政變的一方，自然‘名正言順’地成為民族傳承的一方。（即使今日，還是有不少政客喜歡沽名釣譽，比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既不民主也不共和，更不屬於人民；但是它要自加什麼稱號，其他國家管得著麼？）

一個偉大的王國，短時間內竟然三分之二離去，這對猶大王朝是何等恥辱！羅波安震怒之餘，必定派兵遣將，準備北伐。可是這一點耶羅波安也算到了，猶大在軍事方面向來無敵，但是東南方尚有以東人牽制，絕不能全部調走對付耶羅波安，那就只能從民間招兵買馬；這一來，整年的準備可能還不夠。而約旦河一帶適合農耕的土地，偏偏又歸北國，那麼軍糧供應也有困難。再來，北國的人民正因為‘抗暴’而士氣高昂，羅波安要戰勝對手，非得加倍兵力不可。然而最出乎意料的是：羅波安剛做完準備，要討伐亂民時，埃及法老示撒居然趁火打劫，從西南方大舉進攻，而且攻得讓羅波安措手不及，不只沒機會討剿耶羅波安，連耶路撒冷都幾乎淪陷於埃及大軍之下。（曾有先知警告羅波安不能北伐，一語命中，不知是否在暗示，耶羅波安和示撒早就策劃了這一招？）

換句話說，東南有心腹之患，北方有反叛之民，西南有偷襲之人；羅波安雖然軍隊強大，對這個始作俑者耶羅波安，竟是一籌莫展。而耶羅波安不費一兵一卒，卻能無後顧之憂，順利取下三分之二個王國，我個人得到的結論是：盜亦有道，他真是個外君子而中小人的奸雄。

對於失敗的皇帝，世人沒有給予應有的理性認知，歷史的公正常常是被道德或偽道德的標準埋葬了。羅波安面對埃及大軍，當機立斷，忍痛把耶路撒冷累積了一代的財富，雙手獻給法老示撒。這其實等於是向埃及稱臣，一個王朝顏面徹底掃地；南國的民眾不諒解之餘，對羅波安也是百般唾棄。實際上，假如當日耶路撒冷淪落埃及之手，猶大王國早就不存在了，猶太教自然也隨風而逝，今天更不會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猜想可能羅波安當時得親自向示撒求情，順便分析：滅了耶路撒冷，也只能搶奪一次；收猶大為附庸國，每年還有歲貢，不是更好？以羅波安本人生於富貴中，能夠如此忍辱負重，不讓埃及和以法蓮瓜分天下，其實用心良苦，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明白的。

相反地，北國的耶羅波安雖然上台了，仍怕百姓重回耶路撒冷聖殿敬拜。一方面，宗教連心，到耶路撒冷拜神的，就很難再為北國賣命；二方面，一旦他們和南國有接觸，先前的謊言都有可能被拆穿，難以善後。建國的前幾年，猶大和埃及正在苦戰，不會有人挑這時去耶路撒冷朝聖；然而埃及竟然沒有斷送大衛家的江山，那耶羅波安就不能任憑百姓自由出入境了。左思右想，乾脆在北國境內建幾座金像，讓人民去拜好了。

寫《羅馬衰亡史》的吉本(Edward Gibbon)曾說：“所有的宗教，對人民而言都一樣可信，對學者而言都一樣錯誤，而對政客而言都一樣可利用。”這一點耶羅波安深知要領，不過實施起來有利有弊。多數人民當然篤信不疑，可是北國本來也有人是因為所羅門敗壞猶太教，才轉而跟從耶羅波安。現在見到這些偶像，更讓祖傳信仰蕩然無存，那這個國王和‘傳聞’的所羅門又有什麼兩樣？（更嚴重的是，在耶羅波安的時代，只要行賄都可以當祭司。）這些人失望之下，對耶羅波安的向心力也頓減了。

不過比起宗教，還有個更關鍵的事實：北方這些人擁戴耶羅波安，又不是沒有私心，既然已經見過所羅門時代的巨富，當然也想把這個黃金的奇蹟轉到自己的土地上。然而王國一旦分裂，原本頻繁的貿易也隨著兵荒馬亂而消失，何況南北兩國邊境不通，埃及和阿拉伯的物產也不能轉賣亞蘭和土耳其，黃金的奇蹟等於是一去不返。耶羅波安雖然坐擁十個支派的領土，以法蓮的示羅卻沒有成為第二個耶路撒冷；熱心擁他上位的人難免要問：你既然沒讓我們變得像所羅門當年一般富有，那我們何必留你坐這個寶座？

耶羅波安的寶座坐了二十年，但是他兒子一繼任就被刺殺，連帶他整個以法蓮的望族，都被殺個一乾二淨。

他在世時，聰明才智足以讓整個以色列天翻地覆，濤瀾洶湧；可是蓋棺論定，他的成就有如曇花一現，黃粱一夢，只有兩個決裂的王國，還遺留著他所劃過的傷痕。

             道德常常能彌補智慧的缺陷，然而智慧卻永遠填補不了道德的空白。
                                        ——但丁(Dante Alighieri)，《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