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文化的蛻變

談撒母耳之前先請讀者想想，若是一群人民對國家心灰意冷，這個國家的領導又不握主權，那要如何重建民眾的信任？

公元1154年的英國就曾有這樣的困難。當時的英國是法國諾曼底公爵獲得教皇同意所攻占，領土橫跨英吉利海峽，卻沒有實際統一性的政治體系。諾曼底人入侵後曾有幾次王位轉手，最後到亨利二世（Henry II）手上已是人心思變的時代。亨利二世是法國諾曼底人，但是到那時，當一個英國國王根本毫無權力——畢竟英國從羅馬時代一向採取‘天高皇帝遠’的態度。羅馬衰亡後曾有傳說的亞瑟王、撒克遜王朝、丹麥王朝、威塞克斯王朝等等。但不論是誰當王，英國幾乎都是貴族掌實權。諾曼底人建新王朝後天主教勢力更大，喧賓奪主，反而冷落了真正的國王。而這時十字軍東征還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許多貴族地主正在中東努力地送命，當然不可能分身來處理英國自己領地上的糾紛。再加上之前的王位爭奪中，有很多臨時的分封爵位，而受封之地往往是政敵的勢力範圍。可是舊貴族是既得利益者，權力若被搶走也不會善罷甘休。最後整個英國陷入教會、舊貴族、和新貴族的權力分配中，混亂可想而知。

然而沒有實權的亨利二世，卻建立了英國中世紀最強大的金雀花王朝（House of Plantagenet），因為他的一系列改革讓司法權力集中於國王手中。從他以來，英國習慣法的形成，奠定了國家的基礎，到大英殖民帝國興起後，更影響了今日世界的法律（最代表的就是十二人陪審制）。這一點亨利二世功不可沒。

究竟這個國王如何辦到這樣的改革？說穿了也很簡單，他在英國首次設立巡迴裁判所（Circuit Court）的制度。所謂巡迴裁判，就是每年循環到固定的地方判案，附近百姓若有法律上的糾紛無法自理，可以等國王的裁判團到這地區時再提出申訴。這種辦案方式有幾個好處：第一，人民不用到倫敦上訴，古時交通不便，到首都一趟可能要幾週，但是官僚重重，要等到案件受理可能還要幾個月，真正辦理時間又會有許多折騰。這段時間住哪裡？食宿費哪來？雖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沒錢人終究得認命。現在若有巡迴裁判，對一般人豈不方便多了？只要知道國王的法官每年十月會來，就可以早種早收，不影響民生而爭取公正裁決。而國王的裁判團這段時間只負責這地帶的案情，也可以減少官僚上的時間浪費。

第二，民間的司法機構多少和貴族或教會有關係，偏私在所難免。比方有一個侯爵的兒子隨便奪取佃農的牛羊，而教堂的聖職又是侯爵夫人的表親，那這個被欺壓的佃農根本無從申冤。但是若有法官仗國王名銜，叫侯爵家賠償，這類蔽私護短的行為總會減少。而消息傳開後，其他受過冤屈的人，也更會想找國王的巡迴法官判決。貴族和教會當然會對國王反感，但是要廢除國王可不容易。何況辦案越多，民眾向心力也越強，真要推倒國王可能自取其辱。有遠見的貴族，也許還寧願早點依附國王這邊，以免自己勢力被點滴消減，最後連封建的地業也劃歸別人。

第三，歐洲中世紀的法律多半是羅馬帝國留下的，到公元十二世紀已經效力不張，再要墨守成規也沒人理會。既沒有法律，許多判案方式就更加離譜。假設一個青年說他的未婚妻被別人強搶，那就兩人刀劍對決，留下沒死的就是天意判決的結果。還有一種可能，地方司法人士想出一道難題，你克服了難題就是你有理，否則神既不為你開路，當然是你理虧。（這種做法在許多歷史黑暗時期都出現過，波斯曾有人被丟到獅子坑，居然沒被咬死，那就代表控告他的人有罪，全部該被獅子吞吃。這樣的法律判決實在說不上合理兩字，更不用說公正了。）巡迴裁判除了保衛人民權益，也在重新訂定法律標準，不是強迫被告用生命證明忠善，而是用法律制度的理智來維護人權。

由於有司法改變，亨利二世才重獲百姓的信任，奠定王朝長遠的基礎。不過歷史上最早設置巡迴裁判制度的可不是他，而是以色列士師時代的撒母耳。

* * * * *

撒母耳開始當士師時，適逢以色列人對自己國家的信心盪到谷底。和非利士人交戰不勝，抬出了約櫃（舊約聖經中神能力的象徵，見《法櫃奇兵》電影），結果不止慘敗，連約櫃都被非利士人奪走。後來非利士人因疾病將約櫃送回，卻只停留在邊境，沒回到以法蓮山地的政教中心示羅。也就是說，戰後的以色列沒有領導，沒有軍隊，也沒有宗教心靈上的倚靠，說是一盤散沙倒是恰當。不多久，非利士人看以色列民根本沒動靜，乾脆就再接再厲，繼續蠶食鯨吞巴勒斯坦的土地。

撒母耳是前任大祭司的親傳徒弟，之前征戰時大祭司和他兩個兒子都死了，薪火相傳就輪到撒母耳做宗教領導。他年紀雖輕，這重擔總不能推給別人；不能推，那就當仁不讓吧。他召集了以色列民間有志之士，趕赴前線的瞭望台。入侵的非利士人聽說有義兵來到，也立刻列陣對恃，先聲奪人。以色列的義兵人數雖不輸給非利士人，畢竟寸鐵在手未曾揮過，面對大敵心有餘悸，未戰先怯，還如何能退敵？這緊要關頭，撒母耳鎮靜地做他身為祭司的工作，在戰場上獻羔羊給神。他這樣做不止穩定軍心，也提醒民眾為何而戰。不一刻，雷聲響徹山谷，以色列人趁勢擊潰敵軍，直把非利士人趕離邊界為止。

這場戰役並不大，對當時扭轉局勢卻很重要。後來以色列人會逐步收復失土，但是史書記載反而沒有這次戰爭詳細。當日他們在戰場上凱旋後，還曾堆石為記感謝神，因為這心境的改變絕不亞於昔日過約旦河進迦南的感受。沒有約櫃並不代表神的榮耀離開以色列，沒有國王也不代表以色列民要任人宰割，只要撒母耳做領導，敵人再強也不怕。其實以色列民間的士師向來不是從宗教出身，畢竟政教合一的體制有不少弊病。但這時候的以色列，至少要先有人能扶危拯溺，哪怕是一個祭司獨撐大局也好。

年輕的撒母耳就這樣身兼祭司和士師的工作。

只是，這個年輕人沒有因職位自滿。撒母耳是徹底的實踐主義者，在他之前同樣有許多祭司和士師，卻不見得有人思考過，是否還缺少了什麼？否則為何國家傾塌，危牆到處，民生艱難？他反覆追想，終於獲得一個答案：以前有摩西的律法，也要有各支派長老執法，和摩西偶爾的訓誡。現在前不見古人，以色列還知法執法麼？

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1689年寫《政府論》提到，政治社會的建立不為別的目的，而是為了保障每個人今生財產所有權。他主張天賦人權，每個人的責任是保護自己的權利，並尊重他人的同等權利。不過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權威只能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這就是‘社會契約’。換言之，所有政府都只是人民委託的代理人；若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意願，甚至濫用權力，這個政府被解散也是理所當然，而人民也有權再建立新政府。

洛克的論點一針見血，但就算他沒說，一般人心裡也隱約想過類似的結論：連人民權利都保護不了的政府，要它何用？這並不是民眾嚮往無政府狀態，而是不願增添累贅。如果繳了重稅還要自己準備槍彈打敵人，那這個政府的存在根本沒有必要。不過要保護人民權利，並不只是對外增備軍防；有時候人民最大的威脅反而是自己的朋友鄰舍。個人權利受損，也許還有鄉里長者和解；鄉鎮名譽被抹黑，有沒有讓人信服的權威來調停？倘若沒有，後果又如何？

之前以色列中發生圍剿便雅憫支派的慘劇，就是個血淋淋的例子。

其實便雅憫支派這件事對撒母耳影響極深，他雖然是以法蓮人，他老家卻是便雅憫境內的拉瑪（Ramah）。當時不分青紅皂白的滅門屠殺，後世曾有詩云：“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便雅憫之母）哭她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撒母耳長大後追根朔源，自會明白本身既是濫殺一方的後裔，又是被害人的同鄉，何其矛盾？如果那時有領導人秉公站出來說話，也許這群怒氣填膺的道德捍衛者反而會冷靜一下。然後若能由雙方分別質問原告證詞，那後來的兇殺可能都不會發生。但是這千古冤案既難以追根究底，已死的人也無法為自己討回公道，撒母耳縱算心有戚戚，又能做什麼？只能盡量避免類似的瘋狂在以色列中重演罷了。如何避免？這就要靠法律的力量了。

身兼二職的思想家，又背上第三份工作，成為民間的法官。正確說來，女士師底波拉也曾擔任法官，不過她是固定在一處判案，一般民眾知道有疑難糾紛可到某地找她斷定是非，卻未必會善用她的智慧——不因她是女人，而是因跋涉不便。撒母耳考慮了這問題，於是開始實行巡迴裁判的服務：從西邊非利士邊界，到北邊以法蓮境內，往東邊約旦河西岸，再折向南方回到拉瑪。範圍有限，但是個人量力而為，再廣就無法妥當地司法了。而且他這位法官東奔西走，年復一年從無間斷，如此造福民眾，自己卻要比誰都累，何苦呢？可是這樣折騰的工作若無人做，社會豈能改善？

蘇軾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說真的，一般的天才很少有毅力，因為重複的事令他們感到厭煩。與其鍥而不捨地專精一事，他們還寧可多方嘗試，以期觸類旁通。可是天下多數的事會考驗人的耐力，要把事情做好不能不克服枯燥厭倦的心境。比方說一位教授，總不能只是興致來時教兩下；一個開公司的人，也不能心血來潮時才生產運銷；為人父母的，更不能沒興趣養孩子就將他們拋棄。這還只是一般日常生活或職業上的責任，要辦更重要的事，絕沒有人願意讓一個才智出眾卻熱度三分鐘的人上台指揮，畢竟這種人，只夠資格做短時間的鑽研發展，其他事上恐怕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撒母耳要做巡迴法官，誠然精神可嘉，但是假若一年半載見不到成效就氣餒不做，或三五年就想換更有衝勁的施政方式，那麼人民對政府尚未信任就又目睹朝令夕改的混亂，哪裡還會抱存希望？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提到“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這句話可只不是針對人際關係說的；天下有太多的政客抱著理想和熱忱，卻把國家越救越糟，這是很可怕的‘痛’愛。

不過，巡迴裁判制的好處並不只在於政治民生，其他方面的間接影響更是始所未料。正如開採鑽石的人，偶然也會發現其他寶石，甚至這些寶石價值比鑽石還高。亨利二世施行巡迴裁判後，有許多好事之徒開始是跟著看熱鬧，但漸漸的，這些看熱鬧的人也加入了法律公正性的討論。而且為了證明他們見解有理，有的開始把判案經過詳細記錄，然後討論新的案件時提出類似的舊例。這種作法演變成後來英美法律的‘判決先例’方式，和世界大部分地區先有律例再由法官詮釋的方法大不相同。既然先例有效，司法就能因應時代的需要而進化。也許抵觸傳統，也許太順應潮流，但是文化思想總是會新舊交替，倘若今日的判決不符合今日社會所用，難道幾百年前的皇家法典、教皇聖諭，人民就該至死謹遵不渝？

撒母耳時代的文化改變不盡相似，卻也很可觀。有人開始隨從撒母耳記錄判決結果，這些人慢慢成為後來的‘文士’。以色列人所謂的文士，就是法律顧問、政府書記、法官仲裁、或國庫管賬的通稱。他們的記錄不止助益於地方訴訟，也足以讓當時的人查詢人口比例、地產分配、農業發展、貨幣外貿。乍看之下毫不起眼，但是資料多了，經驗的累積自然會改變社會。舉例而言，我在這地方種小麥，每年收成差強人意，有一次卻聽說幾里外的農莊，土壤比我貧瘠居然收成比我好，原來他們是採用輪耕方法，種的又是新引進的品種，結穗比我多兩倍。這一來我也不甘示弱，怎麼能在這些作物上輸給別人？像這樣的改變比比皆是，但是到頭來知識對社會的影響，最明顯的還是經濟上的成長。法律只保障財產不被奪走，知識卻可以讓貨物增值。了解人力物力的分配，就能更有效率地物盡其用。從撒母耳之後到國家鼎盛時期，以色列民一代比一代富有，這一點還必須歸功當時的文士。

另一種文化改變，有心人士開始隨從撒母耳之後，自會產生學徒制度。和一般學徒不同的是，他們並非正式修業，也不是訓練一技之長，更沒有師徒名分。然而這些跟隨的人就像孔子門生一樣，後來也自己闖出一番成就。撒母耳的巡迴判決，其實在他以後就沒有人實施，但是他傳授的法律判決，卻讓迦南地產生一種法學上的傳承，這種傳承比他的巡迴裁判影響更深遠，甚至成為日後以色列文化的代表。這些有經驗的法學教師，原先職稱各地有異，以色列成立王國後慢慢都被尊稱為‘拉比’（拉比就是老師的意思。這名稱在摩西五經未曾出現過。）他們探討宗教上的誡命和民間的口傳律例，也不時留下一些判決要旨、釋經講義、和至理名言。雖然許多已經失傳，但是拉比的制度從古至今，在猶太人當中從未間斷，他們在猶太律法上的權威性也未曾改變。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大部分人根本不識字，但是猶太人卻世世代代重視教育，或許正因為這些老師是他們文化最核心的一部分。

可以說以色列文化的改變，是撒母耳做夢也從未想過的。他可能只求穩固國家的根基，絲毫沒考慮如何留名萬世，甚至沒留下什麼著作。但是他的學生卻集結了從他以來的歷史文獻，還恭敬地以老師之名為書名，就是舊約聖經的撒母耳記。這好比孔子門生集錄整理出《論語》一書，至聖先師自己反倒沒看過；蘇格拉底是西方哲學之父，可是唯一可靠的《對話錄》卻出於柏拉圖之手。其實撒母耳本人在撒母耳記中佔的篇幅不多，也不是最重要的角色，但是書名掛的卻不是後來的任何國王。若是在中國，這本書大概要稱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等等。為什麼以色列人反而稱它‘撒母耳記’？單這一點就很耐人尋味。至少在學生心中，沒有恩師撒母耳，以後以色列的歷史都要空白。

哈佛大學名數學家丘成桐教授曾寫道：“我們歷盡艱難，雖然也能從中汲取教訓，卻遠不如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經驗多。”身兼數職的撒母耳，並沒有教以色列人要逆來順受地等神拯救。他很主動地著手解決以色列民所面對的困難，而他的教導又激勵下一代年輕人去改變社會。這種積極的態度，打破了士師時代數百年的頹廢喪志，沉湎往昔。如果一個民族只是自我哀憐怨嘆，那它永遠無法免除內憂外患的宿命。與其妄自菲薄，何不從個人能做的開始做？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以色列最後一位祭司兼士師，毅然走出了領導的城堡，也因他半生教導百姓，從此喚醒了絕望的人民。

國殤：多難是否興邦？（二）

有言道，人怕出名豬怕壯，基甸建功立業後妻子倒也不少，還生了七十多個兒子，沒有稱王照樣有一般男性領導者的繁衍特權，普遍看來，帝王的后宮大小和權勢成正比，因為若能妻憑夫貴，后族將來前途不可限量，自有人努力把女兒獻給英雄爭寵。問題是，基甸很識相沒當國王，他其中一個兒子亞比米勒卻處心積慮要當王，父親死後不久就聯絡眾舅舅，母族出錢，他僱匪徒擒殺基甸其他兒子七十人，然後母方家人率先擁戴他為王。

這種手足相殘的事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畢竟中國古代並沒有真正維護道德的宗教，提倡四維五倫也無法徹底教化人民，何況皇帝帶頭屠害骨肉，上不正下參差，司空見慣後也麻木了，可能人還認為是當機立斷。以色列人由於宗教的約束，向來行事不逾矩，這可是頭一遭有人為奪權殺盡兄弟，然而亞比米勒的王位其實不過是他母族領地示劍（今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地區的經濟中樞，納布盧斯市Nablus），其他支派，甚至其他家族都不響應，正因為殺得太無恥，多數民眾都認為會遭神咒詛，還是別為虎作倀自取滅亡。

果然不出三年咒詛就應驗了。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亞比米勒手下開始有人不服，認為這國王不過是基甸的兒子，無德無能怎麼坐了這高位？這有點像一個公司董事會請人作總裁，結果公司經營每況愈下，是否該廢掉原總裁另立賢能？示劍人原先附從亞比米勒是為了自身利益，三年下來國王沒能擴張領土，反而成為以色列民間的笑柄，城裡當然也開始有派系之分，保皇黨一邊，廢王另立黨一邊，可是暗算國王前走漏風聲，結果示劍人兵敗城焚，避難樓塔上的權貴婦孺有一千人被活活燒死，但再來要鎮壓下一個叛城，卻無巧不巧有個婦人從城牆上拋一塊磨石，剛好打在亞比米勒頭上，腦骨碎裂（沒記載是否大出血，但古代醫術不發達，大腦上靜脈破裂可能失血幾分鐘而死，可能積血壓迫延腦幾小時才死，也可能細菌感染幾天死去，不過在當時總歸是沒救了），這個做王的叫侍從殺了他，免得被人說是死在女人手上。而他死後飛鳥各投林，短暫的王國也因此告終。

這樣看來，有一種狀況比沒有王還糟糕，那就是有差勁的王。亞比米勒野心可媲美古今政客，但他殺人奪權的方式大大影響到別人對他的支持，甚或原先攀附他的也後悔當初的決定，乾脆劃清界限，轉挑其他人來抗拒取代他，最後既得利益者和誤上賊船者兵戎相見，也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話說回來，倘若亞比米勒平定叛逆成功，後果又是如何？答案是，一樣不成氣候。示劍人兵敗，還有整個支派各城會來討剿，支派敗陣，還有整個以色列會來斬草除根。不過看當時局勢應該這些都不會發生，因為最好管閒事的以法蓮人竟連出面都沒有，而示劍距離以法蓮山地其實不遠，這表示：第一，以法蓮人對基甸的勢力畢竟有心防，如同芒刺在背，驟然發生了七十個兒子的兇殺血案，以法蓮人或許還暗暗稱快，第二，亞比米勒的號召力真的很差，三年當王，以法蓮支派根本還不覺得他是政治威脅，既然沒有威脅，那就坐山觀虎鬥吧！反正亞比米勒當真獲勝，自有其他民軍聲討，亞比米勒慘敗更好，本來就告誡以色列民不可隨意立王，現在有前車之鑑，豈不表示以法蓮人的高瞻遠矚猶勝一籌？

可是高瞻遠矚有什麼用？接下來的瘋狂年代，也輪不到他們隔岸觀火了。

* * * * *

今天的約旦王國首都是安曼(Amman，عمان‎)，基本上就建立在古老的亞們都城遺址上（Rabbath-Ammon）。舊約聖經說亞們是以色列的近親，這點很難相信，因為亞們一帶至少從新石器時代就有農耕城郭藝術等進步文明，由於在約旦河東，季風反而帶來約旦河的水氣，雨量充足，比起巴勒斯坦要早開發。但早起步的人不一定早興盛，以色列人進迦南之前，亞們一直是埃及和中東兩邊爭奪的地盤，埃及衰微後亞們想自立卻被迦南七族佔便宜，以色列民打敗迦南七族，亞們卻仍蔽居異族旄下，俄陀聶時代北方有亞蘭人，亞們為求自保而附翼於摩押國王，以笏刺殺摩押王，亞們趁機獨立，偏偏還有米甸人的威脅，基甸打敗了米甸人，亞們人總算有時間喘息，可是他以前被迦南人佔奪的土地，難道要永遠歸於以色列不成？現在以色列勢力減退，亞們卻已摩拳擦掌等待良久，連續渡河攻打猶大、便雅憫、以法蓮三個支派的土地，還列陣和全以色列人挑戰。

不過如果只是要收復失土，何必向全以色列開戰？想深一層，能渡約旦河攻擊，那不是代表河東幾個支派全完了？既然如此，失地早已收復，何來堂皇的藉口？這其實正是趁火打劫的流氓行為，原先用報仇激發士氣，現在看到以色列這頭紙老虎根本毫無反擊之力，肥肉不吃實在可惜，反正基甸一家已經自取滅亡，現在連猶大和以法蓮都無法抵禦亞們的侵襲，那以色列是否還有指望？

窘迫的局勢，使得以色列的長老們不得不向山寨流寇的首領耶弗他折腰，求他做元帥對抗外敵。前篇說過，這並非士師本人號召力強，而是時勢造英雄，不得已也。耶弗他也趁機討價，若是能打敗亞們人，他不當山寨王了，要來當河東地區的領袖。以色列的長老們這時只愁沒人帶兵，當然不敢拒絕，不過選流氓對付流氓果然立時見效，耶弗他大罵亞們人，近三百年沒膽來取回這地，現在想報祖宗的仇，呸！門都沒有！

這一罵，亞們人氣焰大減，一下子被以色列人反攻，連下二十城。以色列人勝利欣喜之餘，卻又有另一個問題，起先答應了耶弗他做領袖，總不能食言，雖說英雄不怕出身低，但是這種人得勢，對百姓真的好麼？上次亞比米勒事件至少無人響應，這次大敗外敵，已經難保百姓不會眾望所歸地擁他為王，何況耶弗他自己開門見山說想坐寶座，若是叫他知難而退他大概也不會罷休，那該怎麼辦？左思右想，反正以法蓮人絕不會坐視不管，還是由以法蓮人出面好了。

以法蓮人也真的來，又用對付基甸的那一套舊計重施，想壓倒耶弗他，這下慘了，基甸算是君子，會退一步海闊天空，耶弗他是流氓，從小因出身倍遭白眼，早有憤世嫉俗的心態，現下看到以法蓮人強詞奪理，說什麼出征居然不聯絡，心裡更火，這些人無功居高位，沒上戰場還敢講話大聲？反正自己不是好人就不用禮讓三分，耶弗他立刻叫軍隊殺盡這些高姿態的以法蓮人，一時砍死了四萬多以法蓮人。

說以法蓮人該死也不算為過，但是如此暴行還是讓百姓心中的印象分數大打折扣，後來耶弗他沒有當河東領袖，只作士師，或許是擁戴的民眾見到他如此不顧大局，原先立王之意也就蕩然無存。至於他殺了這麼多以法蓮人，打擊以法蓮人的高傲，未必不是對症下藥，不過這對全國而言是好是壞？畢竟，全國不滿以法蓮人的應該很多，耶弗他的作為可說是大快人心，但這就像是對全國灌猛藥，猛藥會帶來良性的刺激，但相對的副作用也很大。

第一個副作用：經此事後，以法蓮人靜了，不再去管其他支派的事。雖然一般人都不喜歡閒事被管，但是完全不被管，也會開始肆無忌憚地胡作非為，好比一個城市的警察若有執法開槍的職權，通常大家都會敬畏迴避，但是當中也會有不肖之徒濫用職權，讓民眾明遵暗罵，然而這並不代表警察都該廢除，否則對整個城市影響更大，倘若因官司或輿論讓警方無法執法，結果違規偷竊也沒有懲罰，家庭暴力也無人處理，社會亂象一定急劇上升，到最後不幸的還是市民。以法蓮人既不再管閒事，全國就更要到無法無天的地步。

第二個副作用：老成一輩應當不會認同耶弗他這種意氣用事的舉動，但年輕一輩可能反而認為如此意氣用事才是英雄本色。其實耶弗他性格不佳，剛負自用，連獨生女兒都因己而死，一生過得不見得幸福，但是對一群是非善惡還懵然未懂的少年人，這點恐怕從未想過，只知道要成為正義英雄就別理會他人偏見，後來死在非利士地的參孫大概也是意氣用事、有勇無謀之輩，家人苦勸不聽，被女人騙了無數次還執迷不悟，可算是以色列歷史上最蠢的英雄。不過更怕的是新一代沒有英雄能力的人也效仿這樣的‘英雄精神’，只要自己認為對的都敢做，一群不會瞻前顧後的瘋子橫行全國，不天下大亂也難。

士師的傳記後有兩段離譜的事，一則是有人自造銀像膜拜，還隨便請人做祭司，結果一次有一小撮但支派的人經過，打家劫舍，連銀像也搶走，又叫這祭司也一塊走，被搶的人結集鄰舍要阻止，看對方人多勢眾，只得作罷，而這小撮但支派的人到了黎巴嫩山區一座城，已經是腓尼基人邊境的三不管地帶，海上經商的腓尼基人基本上與以色列交好，可是但支派連宣戰都沒有就殺人放火，再立新城為自己基地，既有神像就不必再到以法蓮山地祭祀，而擇地另據也算是和以色列的傳統一刀兩斷。（但支派自己不想抵擋非利士人也罷了，後來以色列國還要為這件搶奪的事負責。）

乍看之下這件事與士師無關，其實它很清楚反映當時的瘋狂。亂世中總有人想自求多福，另覓桃源，但是與世無爭的和平根本不足對抗蠻力，而有蠻力的人所建造的家園也絕非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桃源，原先的夢想或許不惡，到最後還是換上屠夫衣裳。

另一則是有人行路經過便雅憫地方，結果他的妾被輪姦致死，他居然無動於衷地載屍首回家，然後分屍遣送全國各支派說，國內竟有這樣的事，該當何罪？一時聚集四十萬人要便雅憫人交出匪徒，便雅憫人不肯，全支派被屠殺到只剩六百人，然後以色列人才又為這一時衝動懊悔不已，只好強叫人把婦女給這六百人為妻，算是讓他們重新繁衍延續香火。其實便雅憫人不肯叫匪徒也不全是錯，原告的行為實有太多疑點，怎能憑一面之詞就說便雅憫支派有匪徒？但是沒人司法，最後還是戰場見真章。（學過犯罪心理學或讀過霍桑的《紅字》的人可以自己推理，這裡不節外生枝。）

這類民間悲劇已經不是之前外族侵略的危機，而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安全感和歸屬感，都被自己破壞了。論語有幾次說，國家最怕的是君不君臣不臣，指的就是無序的政體，英國政治哲學之父霍布斯（Thomas Hobbes）寫道，沒有政府的自然狀態是孤獨、貧困、污穢、野蠻和短暫的。把以色列這幾百年歷史再看一遍，約書亞當年領導百姓攻占迦南地，到現在對外沒有訓練有素的精兵，對內沒有以法蓮人的道德管制，十二支派各自為政，無知妄為舉目可見，無恥暴行滿地皆是，雖有士師，扶得了一時扶不了一世，甚至這些英雄也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沒有王，並不是真正關鍵，沒有政府，大家視所有他人為敵，除了靠自己的蠻力和機靈之外根本沒有生路，而就算存活也不斷處在恐懼中，隨時死得淒慘，而手執兵器的敵人偏偏又是同宗的以色列人。

每次讀屈原的國殤都覺得心有戚戚：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
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
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

後面的實在不想背，屈原本人其實最清楚，楚懷王和秦國交戰每次都慘敗，楚國士兵奮不顧身前仆後繼，卻換不到國家的安定，詩人流淚之際只能歌頌烈士的威武魂魄和壯烈氣概，但是無意義的犧牲，連要歌頌也覺得刺耳。印度非暴力運動的甘地（Mahatma Gandhi）曾說，無論瘋狂的破壞是出自那種政府，對死傷孤寡無家可歸的人又有什麼差別？

以色列人當時也是面對這樣的困惑，國家的不安，人民的焦灼，信仰的迷失，支派的互不信任，這條坎坷的路到巴勒斯坦應該是盡頭了，為何還如此崎嶇難行？假若當年進迦南是一種錯誤，為何神一直遣士師來營救他們？但假若神真的眷顧，為何總有一連串難以承受的戰死名單，外族擄掠內部紛擾的經濟損失？新唐書寫道：古有多難興邦，殷憂啟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為福也。只是面對眼前的現實，尤其以色列幾百年來從黃金時期到血流淚流的悲哀，人都不禁要問，多難是否興邦？如果付出生命代價可以讓以色列強大，這些內憂外患自是抵受得住，然而每一波的苦難都陷以色列民於更深的水火中，從俄陀聶的萬眾一心到便雅憫支派慘遭滅頂，而這些亂流之下隱藏的無政府狀態越發嚴重，道德淪喪我行我素，更成為根深蒂固的弊病，斬不了揮不去的痼疾。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承受過一次又一次的災難後，有識之人也應清醒了，多難興邦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對生命的一種漠視，對受害者的一種殘忍，縱算這種安慰的出發點可取，若做不到前車覆後車誡，真切地考慮問題所在而作改善，那麼再多好聽的話也只是將壞事轉變為好事，怕得還是以色列人宗教上的指責，讓人以為大發熱心就能改善社會問題，結果變本加厲強迫百姓獻祭，到頭來問題尚未改善，反而又開始有祭司濫用職權，人民怨聲載道，（這樣的事後來也真的發生），結果群眾對宗教領袖心灰意冷，而人民只能在無盡的苦難中絕望。

禪宗的臨濟宗有句名言：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對問題真正質疑，才會徹底去檢討得失。混沌的時代走到這裡，總算出現以色列最後一位士師撒母耳，開始根治弊病，把國家帶回正路。

國殤：多難是否興邦？（一）

有人說那是個沒有國王的時代，所以內憂外患不斷。有人說那是個天怒人怨的時代，所以災殃戰禍連年。總之，約書亞死後，以色列民失去了目標，除了迦勒繼續帶領猶大支派追擊非利士人，其他人都已經厭倦戰爭，甚至和迦南當地人協定互不侵犯、和睦相處。

然而和平兩字，並非一廂情願就可獲得，迦南七族失去家園，忍辱負重伺機報復的並非沒有，而附近還有其他強者，正等待以色列人和迦南人兩敗俱傷後，來個漁翁得利。在巴勒斯坦定居的以色列人，所以願與各族和平共處，一方面是自己初嘗田園安逸的日子，鬆懈了，不過另一個問題，約書亞是政治軍事外交兼備的人才，但是就像當年約瑟一般，過度聰明反而找不到繼承人，最後連像樣的接棒一個都沒選就離世了。沒有他，以色列人等於失去戰鬥力，這一點任何敵人都看得見。更嚴重的是，當時在曠野中紮營各支派緊鄰，行進時也首尾相應，現下進了迦南就少了唇齒相依的鄰舍，獨自守衛家園真有如孤軍奮戰，若是敵人趁虛而來，自己又如何抵擋？而其他支派又有誰喜歡拋下田產去保護別人？真的有危險，難道要登高呼救無人理會？

也就是說，在邊境與異族謀和是不得已的妥協，但是這實在是下下策。寫《君主論》的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曾說，決不能為了避免戰爭而讓混亂滋長，因為到頭來戰爭避不了，反而因拖延而讓處境更不利。這道理其實很淺顯，只是做不做得到，往往因人力時地而限，宋朝積弱又要向人稱臣納歲銀，亡國不過是時間而已，相同地，以色列人的和平政策，最後也讓敵人鐵車踐踏自己土地，甚至連收割打穀都要躲著不讓敵人發現，以免辛苦栽種的成果全部被搶走。

這樣的歷史讀起來有點窩囊，但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無力回天的宋朝出現過楊家將、狄青、宗澤、岳飛、韓世忠、辛棄疾、虞允文等人，還有其他七俠五義，梁山泊百八好漢等英雄傳說，後代武俠小說幾乎都以北宋南宋為歷史背景，這也算是種尋求正義的心理情結。以色列民在那時代面對外族的威脅，板蕩中也有疾風知勁草的英雄人物，他們被後代統稱為‘士師’。

士師（shoftim שופטים）這詞在其他語言沒有同義字，在歐洲一般翻譯為‘法官’，不過士師所做的卻又不是法官的工作，真正曾經掌管民事訴訟的只有女先知底波拉（Deborah）和最後一位士師撒母耳（Samuel），而這兩人也和約書亞一樣是以法蓮人，這點後面再談。正確地說，士師是戰時統帥軍隊而已，他們多半不是民意擁戴而出任領導，職位也非世襲，（但也不排除兒子想當繼位人而大肆殘殺），他們出自不同支派，有的像史記中的刺客（以笏），有的像北歐神話的狂戰士（參孫），有山賊流寇的頭目（耶弗他），也有以少勝多的將才（基甸），不過還有一半只是地方性領袖，連敵人是誰都沒記載，這或許是郭公夏五，羊皮失傳，也可能是事蹟和其他士師比對，相形見拙，更可能的是沒有重要戰役，民間的口傳歷史就不會特別記得。其實能在歷史上留名的不可能是泛泛之輩，縱算沒有豐功偉業，也不可否定他們對當代人民的貢獻。

但不管是誰成為士師，不管勝利多少次，讀舊約聖經的士師記卻不時感受到令人沮喪的抑鬱氣氛。

* * * * *

就像今日以色列多方受敵，士師時代也不乏敵人。第一位士師俄陀聶是迦勒的女婿，自然是分地在最南方的猶大支派人，但是當時侵犯的卻是北邊的亞蘭人，這些並不是亞伯拉罕的近親，而是青銅文明崩壞後取代而起的新勢力。這新勢力崛起不久，平定敘利亞之後第一個就盯上巴勒斯坦，群龍無首的以色列人不過是一盤散沙，何足懼也？他們卻沒料到，約書亞和迦勒那一代走了，但老虎的孩子還是嗜血的，俄陀聶從巴勒斯坦南方號召民眾，痛擊入侵八年的亞蘭人，根基尚淺的新勢力迅速瓦解了，北方各支派也重獲自由。

可是獲得自由的不只是以色列，其他感受到亞蘭威脅的國家如釋重負，幾年整頓兵馬後又直指約旦河東各郡縣，攻打理由不外乎是：你的神說這是你的地，我的神說是我的地，明天早上八點戰場見。

這就是混亂時代的最大癥結，舊敵殲滅了新敵又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沒有君王的以色列畢竟是各支派獨善其身，就算俄陀聶也不能長久防衛北方而放任猶大地區近在咫尺的非利士人不管，正如孫子兵法說的：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既然防護困難，每次遇到強敵還是得退讓三分禮數周到。這一回是東邊來的摩押人，佔領約旦河一帶長達十八年之久，以色列百姓派人送禮給摩押王，使節是左撇子以笏，身上藏劍在右腿，想是覲見敵國國王前要繳下左腰的佩劍，送完禮，以笏稱有機密告知，國王不疑有他，結果一劍斃命，之後許多摩押人連逃回家鄉都沒機會，約旦河渡口前就被砍死萬人。

以笏行刺成功，固然是摩押王太沒戒心，但是送禮送了十八年，以色列也差不多到山窮水盡了，才會有刺客鋌而走險。更重要的是，個人英雄的出現，代表他們勇氣可嘉能力可佩，也代表他們號召力不足，以笏之後還有底波拉，由於是女性，要召集民兵對付復仇雪恥的迦南人居然要經過一個無膽的將軍。再後來還有耶弗他，由於是妓女的孩子被人瞧不起，他成了山寨王後，河東的以色列民因亞們人侵犯甚烈，不得已而求他這人所不齒的叛逆分子當元帥。最後更有出名的力士參孫，為一己私慾多次被非利士女子勾引，卻也獨自殺了幾千非利士人，最後雙眼被剜，壯烈死在非利士地，勉強算是為以色列民出力。

這些人說是領導，不如說是英雄適逢多難之秋，號召力有限，自也無法領導得讓人心服口服，他們的存在應驗了“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一語，但這句話只針對個人主義，倒是扭曲了韓非子原本更貼切的一句：“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法家思想，有能力的人是從不斷提拔而勝重任，是從一次一次的證實自我得到社會肯定，其他無視團體離經叛道的人才再出色，也絕非法家推崇的英雄。尤其是後期的士師，為了渴望被人認同，他們可以表現英勇頑強、自我犧牲的精神，但受到關注後卻太好張揚個性，結果自我中心的英雄主義和社會團體格格不入，像耶弗他，打敗亞們人後刀尖反而轉向自己以色列人，一時殺了四萬多人，像參孫，自恃天生神力，一向不拜託人，直到死後他親戚才幫他收屍，如此悲劇收場實在和‘領導’兩字扯不上邊。一個人無論多優秀，也不能獨自完成所有，若要成大事，還是得透過組織合作，如果個人溝通能力不行，更難和別人互動。另一方面，自己愛表現，是不是真的對全以色列有幫助？很多狀況不得已，團體組織要放下雙方的矛盾來遏制外敵凌辱，可是那並不代表整個社會同意諒解個人英雄的作為。

其實一個社會也有它放不下拋不開的遊戲規則，說是墨守成規食古不化，不如說是維持社會運轉的備用準則。以色列人進迦南地是由以法蓮支派的約書亞帶領，儘管約書亞逝世多年，一般國家大事仍是以法蓮人處理，甚至連敬神的一切，包括約櫃會幕祭壇，都在以法蓮境內的示羅（雖然是利未人經管），久而久之，民眾有重大問題都要請示以法蓮人，軍事外交也不例外。這對以法蓮人自己會造成兩種截然不同的轉變：一是先天下之憂而憂，萬民生死是自己重責大任，而群眾不能領會的摩西律法也是自己督導要務，因此士師當中先後有底波拉和撒母耳，兩個真正擔任人民司法官的以法蓮人。另一轉變卻是自我膨脹，（這種通常不是前一類人物），指揮其他支派多了就狂妄起來，反認為重要抉擇若不先向以法蓮人報備就是違背神旨意擅自行事，有兩次別的支派士師為了打鐵趁熱，不及請示就先斬後奏突襲敵人，結果明明對抗外侮已經大獲全勝，以法蓮人居然還來興師問罪，實在當眾損人。

一位士師若與社會背道而馳，勢必走向決裂，但過度遵從規則，完全沒有個人，也很難產生自動自主的意願去對抗敵人，或者臨敵之際不曉變通，反而糟糕。這兩者間能取得平衡的領導少之又少，基甸就是一位。他剛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毀了外邦神巴力的祭壇，村人發現後要治死他，有一半是拜偶像執迷不悟，也有一半是怕統治的米甸人知道後會大開殺戒，不過這次幸虧有基甸他父親說出明理話，若巴力有能，他怎不自己找基甸算賬？言下之意也是，若米甸人敢來，難道我們就怕了？

語重心長，其實多少人在米甸人統治下早就積怨已久，一語驚醒夢中人，許多百姓紛紛集結，準備起義，這是賭上民族尊嚴的一戰，基甸毀巴力祭壇的事被傳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卻也加強了他的號召力，召集的號角響起，立刻有三萬多人依附。米甸人獲得情報，即刻增派兵力，連盟友亞瑪力人和東方人（散佈阿拉伯沙漠到波斯灣之間的其他民族）也一併到來，斬草除根的計劃勢在必得。乍看之下處境對基甸不利，其實正中下懷，駐紮的盟軍越多，就越分不出敵我。鶡冠子曰：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結果基甸挑了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數，深夜在敵營四周放聲作響，敵人一聽以為四面楚歌，在眼不見耳不聞的黑暗混亂中自相殘殺，以色列民九成九的軍力尚未出動，等到天亮敵軍折損殆半後再進場收拾殘局，可謂得來全不費工夫。

贏得漂亮的一役，偏偏以法蓮人要來質問，作戰前怎麼沒先通知，是不是翅膀硬了，看不起總帥以法蓮人？基甸其實也知道，不按規則行事，後果難料，所以明明米甸人從東路來，他卻不像以笏直接在東邊約旦河阻截，反而把敵頭目趕往南方的以法蓮山地，讓他們繞路渡河，還特地叫人傳喚以法蓮人追擊，事後被問，他也安排了一個自貶身份的角色，‘誠懇’地說：你們以法蓮人連米甸兩個王都擒殺了，我們所做的如何能和你們相比？戰場上鬥智後還得在官場上鬥智，不過這個金色下臺階果然讓以法蓮人滿意，就此了事。

經此事後，以色列人對基甸可是死心塌地的佩服，甚至大家還願意擁戴他為王。倘若基甸真的接受，其實對全國來說也無不可，可能歷史還會歸結他是開國明君。但是規則仍舊是規則，而寫規則的以法蓮人又不希望以色列人立王，說好聽是杜絕以色列民學外邦立王而離棄神，說難聽是山中無虎，猴子當大王，以色列百姓若有自己的國王，還需要聽以法蓮人的話嗎？

身於一個虛偽的社會，處事始終要按本子，做人就是這麼無奈。

有人說那是個沒有國王的時代，所以內憂外患不斷，但是真有立王的機會，又因禮法傳統的束縛而作罷。多難的國度，已經被外族侵犯了一個半世紀，可惜紛擾歲月不休，它的苦難還沒完了...

（待續）

闇黑：兵者詭道

美國南北戰爭前黑奴有一首民謠，詞為：

河水深么，
我家在約旦對岸，
河水深么，
主啊，我要過河到營地去。

後世基督徒總是把進迦南比喻為歸天家，人生如長途跋涉，能走到終點，心情的激動筆墨難書。不過對當時以色列人而言，曠野路的艱辛還比不上進迦南的攻城陷陣困難，戰場上你死我活，根本沒有餘地喘息，更休談建設家園的理想，而且勝的一方依然有折損，鰥寡孤獨廢疾者，在所難免，敗的一方更是家毀人亡，身首異處，不論後代如何美化，成大業者沒有不是雙手染血，踏著堆積的屍體大步向前。這就是戰爭的醜陋，一個慘無人性的黑暗面。

也因此天下軍師都有同一類不擇手段、麻木不仁的性格，因為有感情的人會怕犧牲部下，也容易中激將法、行婦人之仁。或就另一觀點而言，戰爭令人瘋狂，士卒殺戮如禽獸，軍師若不用冷峻的理智來保護內心，小則隨波逐流喪失自我，大則全軍覆沒身敗名裂。

舊約聖經約書亞記，去頭除尾，中間的戰事記載實可和三十六計相呼應，和之前摩西帶領的記載，最大的不同在於雙方都用計。以色列人攻巴勒斯坦，第一場戰爭前就派探子入耶利哥(Jericho），但是耶利哥人也立刻搜城，甚至探子出城還在郊外躲藏三天，表示追查人並非庸輩，而後以色列人七天圍城，卻是前六日毫無動靜，到第七日才總攻擊，而攻擊之際城牆倒塌，可能是地震，但也難保不是內應所為。接下來攻艾城(Ai)，探子說幾千人可攻，結果攻城失敗，三十多人喪生，說是以色列人魯莽，不如說對方使反間計提供錯誤情報，因為第二次攻城約書亞調虎離山引走艾城兵力，在後方偷襲者居然還要三萬人，表示真正問題不在大意而在情報。再來爾虞我詐，附近的基遍人(Gibeon)佯稱遠道而來，願與以色列人交好，還使苦肉計出示發霉的乾糧和磨壞的衣履，然而以色列人願意和基遍人結盟，目的也在於遠交近攻，後來才知道基遍不過在附近，結盟實無軍事價值，反而讓臨近城郭因基遍的投誠，可以名正言順聯軍討剿以色列人。

如此種種，可看出當時戰爭絕不簡單，而領兵的約書亞也幾乎要有瑜亮之智，梟雄之能。在約旦河西以色列人擊敗三十一個王，除了基遍之外全部屠城，這有部分是猶太教認為留人留患，將來反而會被這些迦南人導入歧途，但也有很大部分是兵法，屠城會讓其他地方聞風喪膽，甚至不戰而降，而且難民會轉投附近城主，消耗糧食又增加社會亂象，對攻方百益無一害。聲討以色列‘入侵’的五個王，戰敗後約書亞叫將領腳踩在他們頭上，殺了之後又掛在樹上示眾，說是攻無不克，卻活像蠻夷野人的作為，約書亞自己倒沒去踹一腳，因為他很清楚他在做什麼，有文化的人入侵，大概要外交禮貢高峰會議，結果燃燒的士氣一冷卻就難再加油，‘蠻族’入侵可就沒有這種問題，不論是斬來使誅婦孺焚農田掠金庫，沒有共通的文化標準就不必先禮後兵，甚至可以在敵人猶豫之際發動閃電攻勢連下數城。後來羅馬鐵騎、阿拉伯鋼刀、歐洲刺槍砲彈，也不時扮豬吃老虎，充當蠻夷趁火打劫。

這樣的歷史對一個國家是英武悍勇，對一個宗教卻並不光彩，（除非像回教激進分子以殺盡不信者為己任）。這可能是為何約書亞一直努力向百姓證明，他所行的一切也是出於神指示，和摩西並無不同，不論是約旦河分開讓人民走進迦南地，或是在河西守逾越節，甚至是奉勸人民謹遵摩西律法，都不斷在暗示，約書亞的確是摩西的傳人。

畢竟在群眾眼中摩西是光明無瑕，而現下領兵的軍師約書亞卻不能不黑暗。

* * * * *

大部分考古學家認為耶利哥戰役根本不存在，因為耶利哥雖然建於八千年前，又曾有高大的雙層厚岩牆，在公元前十四世紀應該已經被滅，而殲滅它的就是埃及帝國。喜克索斯人當年自立為法老，過了百年後失勢，曾以耶利哥為根據和埃及人對峙，後來被埃及攻陷，焚城的灰燼佔地層三尺，可能埃及下禁令，耶利哥幾百年都沒有重建城牆，在埃及新王朝時期，迦南地最大的城壘應算是西邊沿海的碉堡,（這些城輾轉被海盜佔領），和北邊加利利的夏瑣(Hazor)和米吉多(Meggido)，（幾百年後這兩城也被約書亞攻陷）。耶利哥沒落後，巴勒斯坦受到游牧民族侵襲，有一百一十九城主聯署向埃及帝國求助，耶利哥卻沒列在內，代表這幾世紀來耶利哥已成了乏人問津的小農村。

不過我個人認為耶利哥臨約旦河，又有泉流灌溉農田，不發展實在可惜，埃及帝國強大時沒人敢建城牆，埃及逐漸衰微後自有人開工，城牆是農業文明的基本屏障，既然帝國無力保衛，難道地方人士要坐以待斃？雖然如此，當時城牆大概不佳，幾世紀來有錢人該會定居有城牆的地方，只沒錢人留在耶利哥，資金不足，大概草草搭建在荒廢的遺跡上，算是有牆心安吧。

也就是說，以色列人當時面對的耶利哥，並不是高聳懾人的天險，而是最前線被犧牲的金絲雀，對城內居民而言，看到城外百萬駐紮，早就嚇慌了，對約書亞而言，這是河西第一戰，許勝不許敗，而對迦南其他城主而言，正可用耶利哥判斷敵人虛實。只是，他們萬萬想不到耶利哥會敗得這麼慘，而且全城被屠無人倖免，表示這些新來的游牧民族是有目的而為，絕不可大意。

這就是為什麼艾城戰役會有突變狀況。

艾城其實不是小城，至少在雅各時代就有重要性，到約書亞時代反而要比耶利哥城大，耶利哥戰役沒寫殺多少人，艾城破後卻寫光城內就殺了萬餘人，可能因為耶利哥人口相形見微，不足論矣。然而第一次攻艾城失敗，軍心重挫，又要如何補救？有人會向軍兵說是輕敵，有人會指是天時變地利錯人不和，約書亞做的倒有點可怕：他告訴百姓，是有人攻耶利哥城犯罪，私自貪贓，導致這次戰役失敗。究竟是誰？開始抽籤，抽到猶大支派，再抽籤，抽到某家某族，最後抽出一個人叫亞干。約書亞婉言勸他不要在神面前隱瞞，亞干在眾目睽睽下終於招架不住而承認藏私，其他人也由他住處搜出金銀衣物，約書亞立刻翻臉，厲聲責備亞干為何犯罪連累眾人，結果亞干和家人連帶牛羊全部被石頭活活打死。

想深一層，攻破耶利哥當時私藏金銀的，怎麼可能只有一人？但是殺雞儆猴，卻可立即奏效，其他貪贓的人看到亞干的死狀，誰敢再承認，然而為了彌補‘我等同罪’的理虧，以後戰爭一定更盡心，甚至下次戰役會偷偷把先前贓物繳回來，以免性命之憂。軍紀不可失，但是要鍛練士兵守法，刑罰不可不嚴，羅馬能成為帝國，必先讓士卒訓練有素，不服軍令者鞭打，陣前逃兵還抓回來釘十架處死，羅馬軍事家Flavius Vegetius寫道，很少人天生勇敢，但訓練和強制紀律卻可讓大多數人剛毅。約書亞已經身在戰場，沒時間嚴教了，只有用連坐法懲治被告，用心理戰術讓軍兵守紀律。甚至，會第一個抽籤到猶大支派可能也不偶然，流浪曠野的以色列人現在編為軍隊，總帶幾分烏合之眾、各自為戰的態度，甚至是否全部信服約書亞也難說，十二支派中猶大人數最多，若能第一個讓猶大支派聽話，其他的就更容易管束，否則一盤散沙，如何攻迦南地？

這裡看到的約書亞，實有一流軍師的變通能力，戰役失利，反而給他機會練兵，只是手段之狠真令人不寒而慄。若只為了艾城之失，死的不過三十幾人，何須大驚小怪？他大可安慰一頓，叫下次出戰別莽撞，也可以痛責探子情報有誤，導致失手，他卻沒有如此，反而用殺人手法，一來讓眾人警惕，二來掩飾真正敗因，三來確保公庫金銀，四來整頓軍紀，五來鞏固勢力，從那次事件後約書亞未嘗戰敗過，這點連深思熟慮的人也不見得計算準確，他卻能當機立斷，果然是虎父無犬子，約瑟的後人亦非泛泛之輩。

話說回來，一般對約書亞生平最記得事蹟，除了耶利哥之戰，就是日月停止的神蹟。舊約聖經的記載：“當神將亞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約書亞就禱告神，在以色列人眼前說：日頭阿，你要停在基遍；月亮阿，你要止在亞雅崙谷。於是日頭停留，月亮止住...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久。在這日以前，這日以後，神聽人的禱告，沒有像這日的。”按今日科學觀點，日月停止就是地球停止自轉，地上所有事物豈不都要因離心力飛向太空？

其實謎底就在這段記載中。基遍在耶路撒冷西北約十公里，亞雅崙谷又在哪裡？有人認為是以黎交界一個古代城鎮，不過這說法大概難採信，連艾城附近的基遍都不熟悉，怎能知道幾百里外的城鎮？另一可能，按今日阿拉伯文，基遍叫Al-Gib，當地山谷叫'Emeq Ayyalon，也就是說，亞雅崙谷即是基遍的所在地。換言之，交戰當天，日月都同時在天空中，若再把‘一日’解為晝夜的光暗，那到底是什麼現象，會讓未沉的太陽變暗再變亮？

答對了，就是日蝕。

這觀點並不新，起碼中世紀神學家就曾認為有此可能，只欠證據而已。今日天文學精準，可判斷西元前1131年九月三十日18:04曾有日全蝕，中心在北緯31.5度東經34.3度，可說是橫貫死海到加薩走廊，周遭百里也看得到。雖然日蝕並非罕見，要在同一地點看到可能一生幾次，也可能畢生無望。若是當日在基遍戰場上發生日蝕，上一次發生（包括日偏蝕或日環蝕）可要西元前兩千年以上，而下一次又要到西元前357年。後世文官未曾見過日蝕，自是無法確記，但是當日戰場上，五王聯軍先是被以色列人擊敗，後又見到莫名異兆，一驚非小，真要兵敗如山倒，而後這些王還躲到山洞，不是躲在自己城牆後，恐是因天象不吉，神明動怒，不知回家能否避禍。還有，當日以色列人由東向西攻擊，黃昏之前要追擊敵人反而日光刺眼難見，這突如其來的黑暗卻忽然讓他們看清敵踪，也因而殺敵無數，大獲全勝。

這樣說來，其實當日勝利根本不在乎約書亞？那也未必，古代見到日蝕不嚇到的大概不多，一次波斯的瑪代人和土耳其的呂底亞人交戰適逢日蝕，雙方大驚之下立即停戰和好。以色列人那天雖然已戰勝，但見到天地昏暗是否也六神無主？若不是約書亞立刻認為這是神賜良機，還大聲禱告求日月停止，他旗下萬軍是否也要像迦南人一般落荒而逃？顯然，一個軍師的鎮靜可以影響士氣，同樣是沒見過日蝕，約書亞能處變不驚，民眾才能大膽攻擊，就算只是幾分鐘的黑暗，也不能自亂陣腳。

約書亞雖然一生與黑暗契機甚多，但是他所扮演的，卻是當時以色列民最需要的領導，他不是摩西，但是他的工作也不是摩西所擅長的。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但是所謂‘得道’又是什麼？天意在冥冥之中，有時光有時暗，就像晝夜循環各有其用，人的長才也是在最適合用的時機展現，倘若時勢最需要的是闇黑的軍事人才，順天意的就是‘得道’。以色列人能攻占巴勒斯坦，約書亞的貢獻絕不亞於摩西。

不過舊約聖經約書亞記當中還有另一個謎，當年攻打的迦南七族分別是：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耶布斯人。是否遺忘了什麼？

答案是最令人頭痛的海盜：非利士人。其實到約書亞逝世迦南地都還未全部收復，因為整個巴勒斯坦被兩邊夾擊，過約旦河向西攻的是以色列人，而從地中海向東攻的是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分到半壁江山多一點，西南方的加薩走廊和西北方的推羅西頓（今天黎巴嫩境內）仍是非利士人的境界。為此，約書亞分地給以色列民時特別把兩個最大的支派分在非利士地南北，北邊是人數次多的但支派，南邊是人數最多的猶大支派，而剩下的以色列全國由以法蓮支派居中策應。

這做法暫時可行，不過頭痛未除，約書亞之後又無人繼位領導，接下來的長期抗戰關係存亡，以色列民要如何對付？

士氣：凱旋夢滅孰之過？

按照起先的劇本，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會從巴勒斯坦西南角進入應許美地，但即使是奴隸應該也聽說了曾讓法老頭痛的海盜，現在正以迦南為根據地死灰復燃，換言之，要進巴勒斯坦就要和這群驍勇善戰的海洋民族較量。為了不影響民心，摩西從各支派選出精英，共十二人，派他們先去探地。

刺探敵情的做法，古今中外大同小異。《孫子兵法》說：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古埃及泱泱帝國，自有獨到的耳目情報網，而摩西受過埃及教育，當然也清楚事先蒐集政軍資料的重要性。他特別叮嚀探子詳細觀察人民多寡，守衛強弱，土壤貧沃，城牆有無，樹林有否，其實就是在盤算如何佈陣，如何行軍，如何進攻，如何取敵人物資為補給。為要取信於民，他還叫這十二人盡可能帶當地農作物回來。

四十天後，探地的十二人終於歸隊，還帶了一串葡萄兩人合扛回來，可是十二人當中只有兩人說迦南可攻，其他的堅稱敵人高若巨人，城牆堅不可破，結果以色列民一聽，全都嚇哭了。那天反對摩西的聲浪太大，摩西亞倫居然要向他們下跪求民眾冷靜，而說迦南可攻的兩人，約書亞和迦勒，也直陳勝利並非不可能，千萬不可長人志氣滅己威風。可是瘋狂的暴民聽不下去，甚至要用石頭打死一群領導人，這時神也發怒了，既然這群人不想求勝，那就流浪西奈半島，死在曠野吧！以色列人這下暗叫倒霉，趕快向摩西賠不是，說願意征戰，摩西卻回答，勉強作戰是毫無勝算可言，但民眾還是私自發兵，最後仍是鍛羽而歸，以色列人因此漂泊曠野四十寒暑。

這劇本扭轉得令人錯愕，為何摩西用心良苦栽培的，卻是不成材的一代？為何十二支派百萬民眾，願意相信摩西的卻寥寥無幾？過紅海的咤叱風雲，何時變得胆若鼷鼠？還是這些人只是趨炎附勢，想要不勞而獲地進巴勒斯坦，潛藏的怕事心理，終究要浮現表面？

迦南地到底可攻不可，其實全看士氣。《左傳》中曹劌論戰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以色列人過了紅海又不是第一次面對敵人，當日若是偷襲搶攻，讓非利士人措手不及，勝算其實很大，而他們若以靠海的非利士地（今天的加薩走廊）為基礎輾轉攻破其他民族，平定迦南也是指日可待。但是一時膽怯，第二次要攻已是力不從心，臨時強自振奮的士氣，加上無人領導，等於去送死而已，何況先前面對的是沙漠的游擊兵馬，摩西帶隊時尚且險勝，現在到了迦南邊境，曠野攻防的那套在此根本不管用，帶頭既不出面，私自開戰實是兇多吉少。不過這裡也可看到，摩西為領袖卻非獨攬大權，百姓喪志時可以群起攻之，百姓懊惱時亦可違令出兵，身為神的代言人，他的作風算是很低調，偏偏他肩上的重擔，是幾百萬個吃軟不吃硬的民眾，好言好語不聽從，態度強硬反使屈服，也因此每次都是有人斃命的‘神蹟’才讓民眾暫時閉嘴。

作為一個教師，摩西的表現可圈可點，作為一個領導，摩西倒有點不稱職。因為探地不利，交戰失敗的這個下場，摩西其實比任何人都早預知。

* * * * *

今天我們認為以色列擁有無堅不摧的軍事力量，實際上這觀念始於1967年的六日戰爭。猶太人謹守安息日（週六），當時周遭的埃及、約旦、敘利亞計劃在以色列開始守安息日之前發動三面合擊，（其他回教地區如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突尼西亞、蘇丹、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各遣兵力），以色列安息日過後全面反擊，當時以色列只五萬軍兵，就算全民總動員也不足敵軍五十多萬人的一半，居然六日之內大勝，（而且傷亡損失只有敵方的百分之一），舉世震驚，從此鄰國不敢再犯，中東局勢因而改寫。

不過這是近代史，出埃及當年以色列人雖然為數眾多，可還不是其他民族的對手。青銅末期的巴勒斯坦人已開始做鐵兵刃，平原戰也使用鐵馬車，浪居曠野的以色列民物資不如人，經驗不如人，士氣更不在話下，胡亂攻擊只是以卵擊石，非以智取勝不可。

那麼，相信勝利在望的人，是智是愚？

十二探子中只有兩人說出兵可行，攻地可成，但這兩人的身世背景卻相差懸殊。先說約書亞，根據舊約聖經歷代志的族譜，約書亞的祖父是出埃及當時以法蓮支派的首領，（以法蓮是約瑟的次子，但雅各曾預言次子將來要在長子之上，後來約瑟的兩個兒子各成支派，在埃及四百年間人口大增，以法蓮也成為最重要支派之一）。差遣探子時，摩西賜他名為約書亞，可見並非首次認識這個支派元老的孫子，而賜名可能也為了避免其他十一人因名字猜測他的身份，反而表面上大獻殷勤，背地裡大扯後腿，畢竟世上人多，能生在顯要家族的少，對世襲制度下的貴公子，一般人嫉妒冷落的心理屢見不鮮。不過世襲本身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成敗，有人靠祖先餘蔭樂得納涼，也有人為了不讓先祖聲明蒙垢而力爭上游，約書亞應算是能力加努力的一型，他以後的發展也大有先祖約瑟的才智膽識，世襲不世襲，都不影響後人對他的評價。

再說迦勒，他是猶大支派的代表，然而若仔細讀，舊約聖經曾三次提到‘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什麼意思？基尼洗族是西亞閃族之一，當時若非游牧民族，大該也是寄居埃及的奴隸，也就是說，迦勒本人並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和這些以色列人一起過紅海，一起走曠野。任何民族都很本位主義，古代更常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要能接受一個不同宗族的人，甚至派他作支派的代表，顯示猶大支派確有宰相度量，（後來猶大支派還會陸續有其他民族的人加入，此處不必細表。）可是對迦勒本人而言，既然跟隨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帶著破釜沉舟的決心離開自己家族，生死成敗都押在以色列民的未來，沒有退路了。所以他會比其他探子更渴望速戰速決，早日進迦南。

一個高官後代，一個外來人丁，其他十人背景想必也介於兩種之間，至於這些人報稱敵人難克，確實如此，並非虛構，天下人想法不可能盡然相同，有人凡事謹慎，不願輕舉妄動，有人在意家小，只怕殃及妻兒，有人帶過衛兵，深明實力懸殊，倘若他們真的只報佳訊，也等於是下屬昧著良心回覆上司想聽的答案，既然不實話實說，那又何必去探地？打開天窗真誠對話，何罪之有？

問題不在答案，問題在回答的方式。一個作為間諜的基本要務是，機密只能呈給自己上司，就算他人威逼利誘套交情，也決不能洩密，古今細作這方面理應相同。換言之，當時十二探子回營，應該只向摩西報告，絕不可擅自外傳情報，那為什麼一夜之間全以色列百姓都會知道？況且真有機密洩漏，探子也應該三緘其口，讓領導向群眾發言，但以當時的民眾反應判斷，這些探子並沒有住口，甚至還明顯地和暴民站在同一線上。

會演變成事態焦灼，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可能性較簡單，能被選去探地的，就像中狀元一般，立刻成為族中紅人，回營後必有多人爭相阿諛，搶問迦南地所見所聞，一個探子頓時輕飄飄起來，舌頭也鬆懈了，甚至還會誇大其詞，什麼‘敵若巨人，我如螻蟻’的形容也搬出來唬聽眾，反正他們沒見過，再怎麼怪力亂神也會信。

第二可能性，恐怕事前已經串通好，藉機會發動民反，仔細想，假若這時摩西亞倫死了，利未人失勢，各支派長老大概也腦袋不保，那接下來獲益最多的是誰？自然是現下民眾最信任的領導人才，也就是這班探子嘛。如此猜測是聳人聽聞，但絕非不可能，至少接下來在曠野中還會發生幾次，而若非他們早有異心，加上有人撐腰（家族中自會有人覬覦長老之位），事情也不至發展得如此快，當然，要十個人一起叛變是有難度，但是只要清楚十人中那個自大，那個懦弱，那個可欺，那個心直口快，那個欠自己人情，就算只一兩人有這等心思，也闖得出禍來，歷史上記載成王敗寇，最後只會把謀反篡位的探子說是英明睿智，發動政變避免百姓枉死，摩西成了冤魂，奸雄倒成了英雄。

權勢、權弒，比比皆是。

讀歷史常會有盲點，因為記載過於簡化，看見過去能知道發生何事，卻很難體會踏過那段歷史的，也是活生生的人，一樣有理想情感目標抉擇，他們所作所為，也並非全無私心。約書亞和迦勒各有所願，十個探子各有所求，摩西本人又何嘗不是？走曠野時摩西年事已高，固然也想看見這應許之地，但最放不下的可能是帶領百姓功虧一簣，還未到巴勒斯坦就出師未捷身先死。其實他也知道這些人民仍然太弱太嫩，經不起考驗，又容易被煽動，因為基本上暴民的心理，是在有人丟第一顆石頭後，大家也爭先恐後地打死目標，但是若沒有人丟石頭，大群人卻沒有一個敢挺身而出率先發難。這樣的群眾就算到了迦南，是否能服從軍令佔領全地？而摩西死後又是否會恢復一盤散沙，再次被外族人奴役？答案可想而知，但是當日差遣十二人探地，摩西他並沒有質疑民眾的心理準備不夠，甚或他自己也潛意識地希望能趕快完成使命，功成身退，這份越扛越重的擔子，能在有生之年卸下最好。可惜事與願違，求好心切，反而離目標更遠，擔子沒能早點卸下，反而到死也未曾踏入迦南地。

或許，那日摩西向眾百姓下跪時，心裡責怪的並非報惡訊的十人，而是責怪自己。他沒有向全民眾陳述己見，反而是約書亞和迦勒努力地在暴民的怒濤駭浪前作中流砥柱。無聲的摩西，因為心痛到無法開口了，因為心死到站不起來了，因為夢想和現實已被扭曲，放眼望去，除了肇事的人民，什麼也沒有了。

歷史最後並沒有選擇叛方，清末政治文史家陳澹然寫過：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短視的人，就算上戲台最後也要黯然收場。叛變的人若推翻了摩西和其他領導人，仍是自毀長城，沒有了摩西的牧羊杖，沒有了西奈山下的誡命，沒有了維持秩序的長老們，他們這些奪權的又算什麼？單獨有能力號召萬眾，是否有辦法徹底行憲？單獨有野心鬥垮上位者，是否有本事去挑戰非利士人？登上了夢寐以求的寶座，難道只為了和百萬人一齊步履蹣跚，一齊曝屍荒野，一齊被歷史遺忘？

現實環境無時無刻地教導人，有人故意翹課了，最後什麼也學不到。以色列百姓因一時誤信人言而膽怯，結果二度犯錯，先是被人利用，後則戰爭失利，誤導他們的探子可能是立時死在眾人面前，他們這些被誤導的人卻要年復一年地流浪，值得嗎？事不經不懂，理不點不透，從奴隸生活獲得自由，即是擁有人生選擇權，不過一個錯誤的抉擇可能要一輩子承擔後果，他們可承受得起？的確，後來會有人懷念在埃及吃穿不愁的生活，這些人說穿了只是不願上課，不願接受再教育。

矽谷著名的投資創業者Guy Kawasaki曾說：一個頂尖的軟體工程師可以做得比十個平庸的還多，但是再棒的工程師也需要時間，才能並不會取代設計和測試的費時計劃，要作上品不可能不花時間，而今日匆忙的文化往往使人欲速不達。軟體姑且如此，建國大業豈不更耗時？以色列民此時離開埃及不過兩年，縱算是摩西的諄諄教誨也不可能讓一個落後他人的民族立時進步到頂天立地的水準，更正確地說，人到了某個年紀以上很難再改變認知習慣，也疲於接受新的制度文化，量子力學被發現時，許多當代物理學家居然公然罵為擲骰子的謬論，曾有無名氏感嘆說，科學的發展，第一代嗤笑，第二代抨擊，第三代視之為理所當然。再聰明的人也會受潛在心理影響而拒絕真理，何況公元前一千多年民智未開的以色列人？他們接下來露宿荒漠，直到這一代全部淘汰，新一代才進入巴勒斯坦，只因為原先這群‘硬頸項’的悖逆一代，根本無心成就創始巨業，也無福消受應許之地。

但是那天在上課的，除了全以色列民，也包括摩西本人。摩西所學到的，是再一次認清自我，因為江山代有才人起，縱算百萬人民不成器，仍然出現了兩個能人，（雖然其中只有一個是以色列人可以繼承重責大任），縱算自己無法帶領民眾進迦南，他們仍然會達到目的地，怕什麼？急進，有害無利，畢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以色列人若能走到終點，是誰挑這份重擔都無所謂，對長遠的歷史來說，自己是何等微不足道，但微不足道又如何？一生無愧，夠了。

數載之後，約書亞已經帶領新一代攻下約旦河東，這時士氣重振如箭在弦，面對彼岸的迦南地也不再畏縮。摩西知道是時候隱退了，他給民眾的理由似嫌牽強，但到最後一刻他仍不忘叮嚀百姓對神專一，勿灰心喪志，因為神的旨意是長遠的，命不長的人看不到結果。對摩西而言，他活得夠久，也預見得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根的一日，天有眼，人有壽，從動盪的埃及到坎坷的征途，偉大的劇本已到尾聲，自己是演員是觀眾，何必在意？他留下了祝福，獨自登上高山，目睹整個巴勒斯坦後，一笑而瞑。

曠野的足跡，又再次悄悄隨風吹逝。

牧民：潛移默化

行路難，行路難，
多岐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掛雲帆濟滄海。

走在人生道上，很多人都有像李白一樣的感慨，卻仍抱一絲希望能衝破艱難實踐理想。以色列人四百多年未曾離開過埃及，現在前途漫漫，也得靠那微毫信心往前跨步，希望有一天能到達‘迦南’這傳說流奶與蜜之地。或許言過其詞，但是對畜牧人而言，牛乳羊乳都象徵財富，而蜂蜜在沒有大量生產精製蔗糖的從前，更是只有上層社會才能享受的美食，要如此美化一個祖先落腳過的土地，實在是因巴勒斯坦地區沒有其他資源，埃及南方努比亞盛產黃金，土耳其北方弗呂家甚至有國王點石成金的神話，巴勒斯坦倒是什麼也沒有，充其量是要用辛苦的汗水換取農作的果實。不過那也無所謂，正因為曾是奴隸，衣溫飯飽之際能有更好的物質生活就不錯了，可食的奶與蜜比不可食的黃金更實用，對走貧瘠曠野路的人也更有吸引力。

但是行路難，帶領萬眾一同行路更難，過了紅海的以色列人歡呼歌頌，但是接下來面對黃沙遍野還是抱怨連連。舊約聖經說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眾人。這話也許不全對，可是若說是勝過世上眾領導者，大概不為過，想想許多父母教養孩子會失去耐性，而摩西要教養的，是比孩子還難帶的百萬民眾。

剛從壓制生活中解放出來的人民，其實心智尚未成熟，一下子獲得自由，種種貪婪虛張作賤報復的瑣碎心態也往往立刻浮現表面，埃及接下來還有幾次勞工暴動，最後利比亞人殘殺埃及貴族，大肆擄掠商賈火燒宮庭，可是亡國容易建國難，會釀成後來的黑暗時期，這些被解放的人民責無旁貸。楚漢相爭時代人民掙脫了秦始皇的極端政策，卻任憑項羽帶領他們坑兵屠城，到咸陽更燒殺掠奪，能帶走的全塞口袋，不能帶走的全部付之一炬。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吸引無數貧民加入陣容以搏出頭，但是戰爭要錢，教皇又不像各國國庫充實，結果第四次東征的饑民疲兵乾脆中東也不去了，自作主張攻打君士坦丁堡，火燒三天，萬餘人家破人亡，城中保存的希臘羅馬古物被破壞殆盡，連教堂的金飾銀杯都席捲回家，從此天主教和東正教永無和好之日。法國大革命時期有志之士原本對未來的共和積極籌劃，但是暴民卻不斷把看不順眼的人，包括有理想有遠見的人，全部送上斷頭台，造成一時的恐怖政治。俄國1917年的十月革命為時不過兩週，但是社會民主工黨所成立的政府大多是靠不識字的人民擁戴，革命成功後許多佃農奪良田自己分配，還用槍尖威脅上流社會人士自寫罪狀，銀行資產教堂積蓄全部沒收充公，外債拒絕償付，但是除了莫斯科之外大多數地區並不響應革命，結果工黨和全國演變成三方內戰，混亂達五年之久，各方都死了百萬人以上。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其實也如履薄冰，暴躁的百姓動輒因沒水喝要用石頭打死他，其他問題，比如民眾領袖造反，游牧騎兵偷襲，都比不上失控的亂民危險。歷史上有許多記載會讓人認為是封建專制，但這畢竟是今日思想文化發達的社會觀，（還加上錯誤認知和媒體混淆視聽），亂世用重典，雖然一樣會有誤判冤獄、政府越權的狀況，假若混沌險惡中真有善體民意的賢君，恐怕被煽動的群眾要欺到頭上都無以阻擋，還談什麼治國？春秋早期有制禮作樂的周公，曾因攝政面對朝中朝外流言，後來又討平三監，說霸道也可以，但是為一己利益亂國者眾，再加上民智未開，風雨飄搖中要鞏固國家根基談何容易？

但不論是周公或是摩西，他們政治手段都算高明，可是又都是用心良苦的導師。若沒有忍辱負重的周公，春秋時代社會水平恐怕到孔子也未必能百家爭鳴。而若沒有春風化雨的摩西，以色列民這顆種子恐怕永遠不會發芽。

* * * * *

摩西的出生和離世都是個謎，他雖然帶以色列人到約旦河，自己卻沒有進迦南地，甚至連百姓都不知道他被葬在何處，因此避免了後代的盲目祭拜。至於他的出生，舊約聖經說是匿藏數月之後被放在箱子隨尼羅河水漂盪，而後法老的女兒看到撿起，領養為孩子，因為從水裡拉上來，故稱摩西。這典故很令人質疑，希伯來文‘摩西’固然有這意義，埃及文中‘摩西’（Mose）的意思只是‘兒子’，像拉美西斯（Ramesses是希臘譯文，埃及文為Ra-Mose）顧名思義就是太陽神的兒子。換言之，加入這典故的人或許是不懂埃及話的後人，否則在出埃及的群眾前如此強加解釋，反讓可信度打折扣。

不過名字並不重要，摩西受過埃及教育應當沒錯，他的埃及話說得要比希伯來話流利，在法老面前可以振振有詞，向以色列人傳話卻常要借重祭司亞倫的口。儘管如此，摩西對以色列人的影響並沒有語言障礙，他所實施的‘再教育’，從民生到教戰包含甚廣，這對文化水平還未上軌道的剛解放奴隸，實在有必要。尤其是法律，這種觀念對奴隸而言太陌生了，主人的要求就是不可拒抗的天則，不服從的是掌嘴還是打斷腿，生死任意。現在一下子獲得自由，頓時失去約束力，人是否還知道每日諸事可為不可為？若是社會惡化到‘無法無天’，暴民囂張地亂砍亂鬥姦淫擄掠，那這百萬群眾一天就瓦解了，還到得了迦南地？

《管子·牧民》篇說過：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摩西對過紅海的以色列人，也是用最基本的方式傳授生活法則，十誡的後半段都是禁戒：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偽證陷害人等等，湊合十條律例大概是便於記憶，但是明白犯什麼法該受處置，人民才不用時時提心吊膽，防備鄰舍來危害自己。秦朝末期農民戰爭中，劉邦入咸陽，廢除了秦的苛法嚴刑，只保留「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三條，這就是後世稱頌的‘約法三章’，而三條法令又立刻指出犯法應得的懲罰。摩西的十誡沒有特別提到犯罪相對的懲治，但是他所頒布的宗教法，最讓人記得的還是那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就是說，不同民族對平等的看法其實相去不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哲理，在此提升為法律實用版。

然而十誡所提倡的道德標準，要比劉邦的約法三章想得更深幾步。殺人偷竊之外，為什麼要加上不可姦淫、不可偽證、當孝敬父母這些條文？

法國啟蒙時期，提倡政府三權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認為法律的精神始於理性，物質世界有自己的定律，各種動物有自己的規則，人所訂定的法律也應該是適合需要而創設，所以理性也用於辨別法律合宜與否。若用這眼光來分析，倒可以想想古今法典創制的背景因素。東方社會在黃土上紮根，產業一代傳一代，自然對孝道極為重視，不孝的不能繼承田產。曠野中尋路的人可沒這麼優待，寸步維艱，老弱婦孺其實走得最慢，也最難照料，而所有家當牛羊又都在身邊同行，萬一年輕人自私自利，棄年長父母不顧，任他們在荒原中餓死渴死，這些產業還不是照樣繼承？道德典範的約束力量，不見得有宗教法律來得實際。漢朝桓寬的《鹽鐵論》有云：“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人的劣根性不可能只用禮儀來美化，哲學家提倡的可能是永遠達不到的大同境界，反而不如走法律路線的人真正對症下藥。

相同地，東方社會固定，人往往從出生到入土都在同鄉鎮中，人不多，當然人情也沒有大群人眾複雜。曠野中幾百萬人倒是流動性大，今天認識的鄰居可能明天落後隊尾，若是彼此控告偷東西，甚至告殺人，其他同隊的人也很難分辨到底誰強詞奪理。按摩西五經，若有原告指控被告，兩人都要站在神和祭司面前，若是誣告，不但要等價償還，還要向被告多付五分之一的賠罪，然後也要獻公牛一頭為祭，這用今天的看法也很有道理，信口開河讓別人麻煩，被告當然要向你理賠，膽敢浪費法官的時間，國家當然要向你多課稅。

更特別的是猶太法律對姦淫的看法。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慾望就可能有過失，可是有過失，不同文明懲戒方式卻大不相同。中國傳統對男人三妻四妾不認為有錯，女人不貞卻強迫要吊樑自盡。印度婆羅門教的摩奴法典也認為男人再怎樣放蕩，妻子仍應敬丈夫為神明，反過來若妻子不忠於丈夫，要分屍任狗咬食。羅馬人認為男人姦淫有罪，但只限於外遇是有夫之婦，如果是未婚女子或是女奴，則不算有罪。總而言之，世上許多古文化還是強調男尊女卑。

摩西所定的法則，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對女性地位肯定，不是刻意抬舉，而是一視同仁，有罪的，男女都要受罰。當然，男人平均體能上佔優勢，若是用強還是會達到目的，所以條文上又加了補充，若是郊外無人處發生姦案，要治死男子，女子可判無罪，若是臨近有人而女子沒有求救，則兩人同罪。會產生這樣的法律觀念，其實仍然和環境背景有關：世上男女各一半，曠野路是人人要走，男人走的女人孩子也要走，男人扛東西女人孩子也得扛，男人趕牛羊女人也一樣，並不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夫妻都要打水覓食，男女都要分工合作。至於其他事項，降天災分紅海在乎神不在乎人，作戰勝利也是如此，參戰的雖是男人，可不能自誇勞苦功高，因而藐視未參戰的女人。

或者說，困苦的環境使人真正了解平等，畢竟人在過於舒適平坦的環境中容易歧視有求於己的人。一個百廢待興時代白手起家的創業者，比較會謝天，也比較會用財產回饋社會，而一個工商發達時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佼佼家，卻比較會上媒體自吹自擂，也比較會拼命給自己分紅。

猶太人在西奈沙漠中，學到了男女平等這種理性態度，而基督教延續了猶太律法的傳統，也強調一夫一妻，平等關係。可是直到今日，西方文化傳入第三世界國家幾百年後，還有很多重男輕女，三從四德，納妾，干涉寡婦婚姻的習慣根深蒂固。回教國家對姦淫看法更極端，輕則鞭打百下，重則用石頭打死，按照可蘭經男女都該死，可是實際上死的幾乎都是女性，也不見得真的有犯姦淫罪，只要丈夫懷疑就可以定罪，最常見的是家族男性成員為維護名聲殺死無辜婦女，即所謂‘名譽殺害’，據聯合國統計，每年為此被殺的女性高達五千人以上。到這種程度簡直是性變態的假冒為善了，作賤婦女以補償個人自卑心態，已經很要不得，再要打死溺死一個女性家人，社會還如此縱容，不得不懷疑這些回教國家的‘法律’是否紙上談兵而已？

這其實也是法治的最大考驗。曾有歐美學者大談國家強盛是在於憲法完美，一個非洲來的聽眾不服氣地說：那又怎樣？我自己國家的法律，不也寫得很漂亮？

漂亮的法典若沒有實施，仍然只是廢紙一疊。比如說，今日有很多殺人犯該送電椅，卻因家人哭訴或人權鬥士抗議而不處刑，甚至還有的請律師雄辯而宣判無罪，其他貪污案奸商案最後也不了了之，酒醉車禍等事件更不在話下，這樣的作為可說是扯法律的後腿。一般上法庭的，至少會有一人因判決而對法官不滿，但這不因此否定法官的必要，同樣地，有很多人不願繳交通罰單的錢，但如果不繳罰款也無所謂，以後一定更會交通大亂，到最後膽大的還會開坦克上街橫行無阻。縱有大公無私的包拯，也要有衙役侍候虎頭鍘，扮凶神惡煞作盡醜事。沒有執行的法律，就沒有保障人民的力量，冠冕堂皇的理念，終歸只是金玉其外。

摩西在西奈山下公佈十誡傳述律法，也得擔任法官和刑部，他才剛傳述十誡，百姓已經自己造金牛犢來拜，摩西立時叫身邊的利未人，去殺了這些拜牛犢的人，一天死了數千人。女先知米利暗曾藉故用言辭攻擊摩西，舊約聖經說神懲罰她生大痲瘋（皮膚病的一種），結果她被限制一週內身體不潔淨不可留在營內。祭司亞倫的兩個兒子擅自獻祭，結果被神的火燒死，這還是發生在公佈律法後不久，雖然懲罰直接到令人顫慄，可是對執行法律卻十分必要。戰國時代秦孝公求賢募才，曾有商鞅變法圖強，但他面臨的頭一件事就是太子犯法，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不准向太子下手而對太子的兩位老師用刑。商鞅算是殘酷，但他這句話點出了實行律例的瓶頸，上位者不服從這一套法律，底下民眾又怎能服？結果還沒開始執法就告失敗，還沒開始實行就自毀民望，剩下的變法圖強也成了泡影。摩西很清楚這點，所以他不能只罰以色列民不罰祭司，甚至罰祭司還得昭示萬眾，因為實施法律在於平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讓人民確認法律之前的平等，讓人民看到天子犯法的確是與庶民同罪。

不過領導、授戒、行政、司法重擔加於一身，還怎能帶領百姓前行？一次摩西的岳父從米甸曠野（今阿拉伯西北，紅海東側）來拜訪他，看到他從早到晚判案不完，立刻告訴他不能這麼做，法律絕不能只建於一人身上，一定要教百姓自己五十成數，各家各族先判定是非，疑難雜症再請示摩西。摩西沒有像雅各或約瑟事必親恭的態度，聽到這建議，立刻從各家各族選出可倚賴的長老，教導他們法律，得以監督百姓。這提案對後來的曠野路途有莫大幫助，不只讓摩西騰出時間做更重要的事，也同時讓人民自己去學習體會法律的精神，要如何學習？一切在於親身實踐。

雖然如此，許多一開始良好的法治都會經過時間而變質，過度重視法律的實踐，反而會由天下為公慢慢轉化為苛政猛於虎，就像後來以色列中宗教狂熱的法利賽人，為了吃飯洗手獻祭安息日的細節嚴加規定，甚至連一般民眾都無法做到，他們自認為是對神盡職，殊不知這樣做完全扭曲了法律的精神。摩西的律法要人敬神愛人，不是要把重擔加註於人，連規則中都可看到網開一面的細節，比方因貧窮委為奴僕，工作幾十年可以恢復自由身，這是避免讓人世世為奴，永無翻身之日。而在迦南地設立的‘逃城’也是如此。所謂逃城就是失誤殺人可以尋求的庇護，假若失手導致別人死亡，家族恐怕會群起攻之，報復難免，若是逃到這城，由祭司判定是誤殺，則家族不可再追究，可是殺人犯也終生不可離開逃城，（若祭司判是蓄意殺人，照常由家族處分。）其實這可算是猶太文化最早的監獄，誤殺縱算不必一命償一命，仍然要負責，仍然要終生離家，但是保留犯人性命不趕盡殺絕，卻是理性的真髓。

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和諧，若法令能為人著想，倒減少了許多人際衝突的戾氣。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古代無數律令不復存在，而今日西方基督教徒仍研讀摩西五經，畢竟它的人性思想已跨越時代，讓古世界許多嚴刑峻法都難見項背。

西奈山下，以色列人上了民智初開的第一課。而在他們到達迦南之前，還有其他課要學習。

天災：浩劫背後

由於勞役過重，以色列民向神求救，神便派遣摩西，向法老要求讓以色列百姓離開。法老自然不肯，神因此藉摩西在埃及降了十大災害，尼羅河水變血，蛙蟆侵宅，蝨蟲劇增，人畜病蔓，雷雹交加，飢蝗湧至，暗無天日，最後還擊殺全埃及每家的長子，固執的法老不得已才讓以色列人離境，但是他們還沒走到紅海邊法老又領兵追殺，神叫摩西杖擊海面，居然水分左右，讓以色列人走乾地過海，埃及追兵見狀也馳戰車下海，結果被海水吞噬全軍覆沒，九死一生逃脫埃及的以色列民因而歡呼感念神對他們的救贖，猶太教從此萌芽。

我個人不很喜歡讀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雖然看了會感到熱血澎湃，會為邪不勝正而歡呼，但轉念一想仍舊問題百出。可能因為這裡描述的神，和之前之後都大不相同，既不是冥冥中引領選民，也不是善意鞭策犯錯的子民，而是用各樣神蹟災害加諸於人或環境，藉此讓以色列人敬畏。當然，對一個四百多年寄居外地而被同化的民族，這樣的作為可能是必要的，而既然要拯救選民，也勢必要讓埃及帝國崩潰，以免後患，可是若讀者不是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場，就多少會為埃及感到不平，想想這外來的游牧民族何能何德，居然有大能的神拯救他們，（而他們自己後來反而動輒棄神事偶像，未免忘恩負義），再則法老雖是心硬，埃及人民可也是受害者，前面說過全埃及大肆建設，其實埃及普通人也一樣淪為苦工奴隸，他們不過是謹守國無道默足以容的中庸哲學罷了。那麼若說神造萬物，對這兩個民族同是天涯淪落人，為何一個青眼有加，一個雪上加霜？

相信這樣的問題許多人都問過，不過還有一個更常問的疑點：這些天災太匪夷所思，影響又太劇烈，到底記載是真是假？

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沒有發現過任何有關出埃及記的證明，舊約聖經以外的文獻固然沒有，地層學也找不到禾穀畜骸，甚或紅海濱沙層異常的跡象。這一方面是出埃及記沒寫法老的名字，考古都把探查鎖定在‘王中之王’拉美西斯二世的輝煌時期，自是一無所獲。但是到拉美西斯三世，卻的確有過天昏地暗的史實，植物生長欠佳，飢荒災情慘重，民不聊生，接二連三的奴隸暴動等等，唯一差別是當時日光不足的現象長達二十年之久，有學者假設這可能是火山爆發引起大量火山灰烏雲蔽日，但是古代曾爆發的火山卻又沒有一座能大約符合年表，到最後大家對當時天災的由來依然莫衷一是。再而，全埃及當時約三百萬人，包括埃及、利比亞、努比亞、和西亞人四個最大族群，其他零星民族不算，而以色列人不過是西亞人當中一部分，若出埃及記數字可靠，當時一走就是兩百萬人，高達全國三分之二，這麼多的人口早該取得埃及帝國的主導權，又何必往巴勒斯坦去自立門戶？

既然資料不足，那就算了，反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再多的辯證反駁、折中論點也是枉然，眾說紛紜言人人殊，越聽越睏，乾脆來攪混水，再加一個鮮有人知的歷史疑難：當時代瓦解的並不只是埃及，其實整個古文明世界在西元前一千兩百年左右都突然遭受時代衝擊，今稱青銅時代的崩壞。比方，土耳其的赫梯文明，和埃及簽和平條約後不久就消失無踪，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加喜特王國）和亞述也都先後被取代，印度河流域持續八百年的王朝突然斷層，和接下來的吠陀文化幾乎毫無關聯，而希臘的邁錫尼文明也在這時垮台，甚至我們若看西漢劉歆所記年表，商末周初改朝換代約公元前1122年，距其他文明的隕落也幾乎同時。一個文明倒塌不足為奇，桀紂之輩亡國，自有英主問世，但一大堆同時代文明一起倒霉，總不能全部歸咎這些皇上奢淫兇殘弱智無能，（連子貢都認為商紂並非一般人傳說的暴君），亡國若非人為，必有天殃者也，埃及的災變也許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只是，若說古世界的破壞乃天災所為，那這全盤性的毀滅，是天理，天意，還是天譴？

* * * * *

提到希臘的邁錫尼文明可能大家面面相覷，但提到特洛伊戰爭，木馬屠城的故事卻無人不曉。荷馬史詩說世上最美的女人被特洛伊王子搶走，引發希臘各城派兵將船隊橫跨愛琴海向特洛伊宣戰，一戰十年，英雄百出，最後由智將奧德修斯造大型木馬，傳言希臘人因瘟疫退兵，這木馬就是獻海神求息怒，特洛伊人歡喜之餘將木馬拉進城，慶祝整日，到夜晚四下無人，藏在木馬內的希臘士兵悄悄鑽出，開城門放火造亂，裡應外合下特洛伊終於滅亡。

今天史學家已發現特洛伊遺跡，當年戰爭應是不假，但是荷馬史詩增加不少渲染，就像三國演義並非三國歷史，木馬屠城也是出於文人假想。更值得注意的是，希臘雖稱戰勝，其實兩敗俱傷，特洛伊被焚，愛琴海西的希臘各城市也難以自保，不久蠻族開始佔據克里特島、斯巴達、哥林多等地，盛極一時的邁錫尼文明竟招架不住，像骨牌般倒得一枚不剩，希臘從此陷入長達四百年的黑暗期，到荷馬的時代已無從辨認特洛伊在何處，更不知英雄傳說可信度有多高。

不過歷史不詳，一方面是因記載失散，一方面也因文字改變。今日西方各種語言的字母都起於希臘字母，但是這些字母是由海上的腓尼基人所創文字衍生，邁錫尼文化並不是用這些字母，（它本身有兩百多字母，其中有部分像日文的五十音，但還有百餘字代表意義，遠比後來的希臘字母複雜）。不止是邁錫尼，青銅時代滅亡前，兩河流域流通的是楔形文字，埃及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可是古世界進入全面黑暗期，這些文字也都同遭沒頂，黑暗期後大約西元前八世紀的世界，簡單的腓尼基文字已演化為希臘字母、古希伯來文字、南阿拉伯文字、和古亞蘭文字（古亞蘭文是現代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的鼻祖，在阿拉伯帝國未興起之前一直是西亞最普及的文字），簡化的梵文開始為印度人廣用，商朝的甲骨文鐘鼎文也演變成周朝的大篆（又叫石鼓文）。

文字能被推廣使用，和文化軍力宗教都不相關，腓尼基人重商不重文，自己有值得廣用的文字卻盡量用他人的文字貿易。相反地，亞蘭人除了盤踞敘利亞一帶，並沒有突出的文化，連貿易都沒有以色列人富，但是他們提倡二十二個簡單符號，能勝任六百多個楔形文字的工作，這對社會改進教育普及有莫大影響，以前只有貴族才識字，所有資訊也都被難辨的記號封死了，現在換成凡人可用的文字，豈不方便？同時代的文字進化中，希臘文二十四字母，梵文三十六字母，也是把過去繁多的字體篩選改良。中國雖然沒有這麼做，但是大篆字體結構均稱，線條完整，形趨方正，開始擺脫象形的拘束，既沒有甲骨文大小不一錯綜複雜的麻煩，自能補足民間傳播溝通上的需要。

但對近東古文明世界，這文字改革還只是一半的故事。其實當時兩個不同語言系統正在爭奪未來，一是閃族語系，一是印歐語系，地中海這邊，閃族的腓尼基殖民帝國正和滲透全歐洲的印歐語言角逐天下，土耳其北方，印歐語系的弗呂加人填補了閃族赫梯帝國留下的空位，高加索山下，印歐語系的亞美尼亞人取代了閃族的烏加里特人，兩河流域東，閃族的亞述阿卡德語言與印歐語系的米底語言還在長期抗戰，波斯灣一帶，非閃族語系的蘇美爾文早已作古，閃族的巴比倫文和印歐語系的波斯文也仍在較量高下，（波斯語言其實才剛繞過中亞踏上伊朗高原，他們的語言祖先仍將繼續徘徊烏克蘭和西伯利亞南方長達兩千年）。

意大利人文學家Lorenzo Valla說，要拋開語言的枷鎖比要掙脫暴政蠻軍還難。學過不同語言的人大概都會有同感。處於板蕩中的兩河流域往往官方語言一套，民間語言一套，偏偏兩河流域的識字率又比同代文化要高，（舊約聖經傳說的巴別塔就是巴比倫），那麼在這語言文字的比賽中，人們為何捨棄傳統語言文字，反而崇尚新的系統？

或者，把出埃及記、青銅文明崩壞、特洛伊戰爭、文字、語言等因素加在一起，我們看到了什麼？

的確，那是個天災人禍，兵荒馬亂的年代，但人也在窮途末路中覺醒。為偉大的法老劬勞效命，目的是什麼？攻打特洛伊十年的無主孤魂，得到了什麼？青銅矛尖對鐵甲戰車，自誇什麼？無知的蟻民任由難辨文字擺佈，無口的村婦任由高官巫蠱剝削，謊言貪婪淫靡驕奢到處有，欺壓凌虐凍餓離散見不盡，人存在的價值又是什麼？自比為神的君王領導，在日月無光草枯水竭的王國中還要擺足架勢，向這種人忠誠什麼？階級之分永遠是擠不穿的厚牆，再怎麼學語言文字，向自己肯定什麼？古世界的天地在淌血，留下當奴隸做什麼？古世界的浮華在煙消雲散，逞強當英雄做什麼？

積壓的怒火終於爆發，燎原的烈焰席捲天下，有人說是替天行道，有人聲援奴隸解放，有人倡導眾生平等，有人占卜國運已盡，號召種種各有信眾，可是古文明各王國還有一口氣在，怎能任憑戎夷舉戈，屬民造反，勞工風波？於是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向鞏固自我的既得利益者開戰了。但是打蛋容易生蛋難，要亂簡單，要治卻要花上百倍功夫，三國時代全中國人口頓減十分之七，青銅末年的西方世界大概也荼毒甚劇，遺下幾百年的黑暗，一方面是棄絕傳統，一方面也是乏人傳承，中國改朝換代後常有所謂‘無為’之治，實可解為‘無能為力’。這是令人哀悼的下場，因為覺醒的人一下子又面對沒有未來的昏暗，剛認同的價值觀又再次被否決，勢必陷入更深的困惑。

在這種狀況下能打破困惑重新領路的，也許只有宗教了：魏晉南北朝有佛教，羅馬亡國之際有天主教，青銅文明走到山窮水盡也一樣，真的是‘天’無絕人之路。

伊朗北方的米底人（又稱瑪代，曾和波斯齊名），留下記錄不多，但是西元前十一世紀米底卻有瑣羅亞斯德，在文明黑暗期點了一盞明燈，就是拜火教。拜火教最重要的教義，闡釋光和暗、善和惡、真理和虛假、天堂和地獄，都在人心中不斷爭鬥，拜火，其實也在追求光明和真理。距他千里之外，摩西也在西奈曠野向以色列人頒布十誡，要百姓盡心愛神，還要愛鄰舍如己。兩個宗教一東一西，如同沉睡在燦爛輝煌中的世界，到漫漫長夜終於張開雙眼，在喧囂塵世中沉寂了數百年的人生哲思，終於再次尋獲答案。

而這個答案，仍然要人到曠野中體驗，底比斯的巍巍神廟，邁錫尼的磊磊城牆，巴比倫的浩浩皇都，給人的只是臉上貼金的自大，和暫時的安全感，將會黑暗的天下仍要來臨。離開了文明，看破了唯我獨尊的謊言，才會追尋肉眼未見的真理，經歷了生不如死的勞役，才會嚮往博愛精神的社會，度過了天崩地裂的浩劫，才會停止永無止盡的貪念，轉而求神眷顧求神引領。

我們不是要肯定天災，但是我們也不需要視患難為天譴，畢竟，災難可以洗滌人心，也可以潔淨世界。

荀子《天論篇》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若增加農桑生產而節省日常用度，那麼天是不能使人貧困的；若養生之道完備而行動適合時宜，那麼天是不能使人生病的；若做事依循禮義而沒有絲毫差錯，那麼天是不能使人罹禍的。但是相反的話，水災旱災還沒到來人就飢餓，大寒大暑還未逼近人就生病，祅怪還沒出現人就不祥，又怎能埋怨上天？用荀子的觀點再往前推，天災正是要篩選世人有備無備，疾病正是要考驗世人健康狀況。不過荀子只考慮規律的天行，正常的歷史，碰上這般文明史上的劇變，再多的準備再健康的生活也是枉然，人只能說天意弄人，哭笑不得。但話說回來，若不是天意，能在亂世中留命的又有幾人？

考古家曾在埃及發現一份紙草，上面詩詞記了無盡的哀嘆：尼羅河水氾濫，卻無人種田，沒有人知道天下將如何...窮人推倒有勢力的人，火燒城牆，盜竊無數...瘟疫全地，血腥到處，死人被葬河水裡...河成了血，人還是照喝...上埃及變為廢墟，死的都是貴族...工匠沒了，牛羊失散，無人趕集，沒田的人成了地主，借糧的人成了發糧的人...人說，我恨不得死了，孩童說，我恨不得不要被生下來...大家問，食物的味道，還記得麼？憤怒的人說，神在那裡？

沒有人能證明這裡提到的是否和出埃及記有關，但是絕望的聲音，更顯天災人禍的悲劇。看到後面怨恨的質問，實在有如尼采說“神死了”的觀感。可是神真的死了麼？其實神並沒有死，神是在孕育一個更好的未來，更長進的世界。同樣是飽受憂患歷盡滄桑的時代，摩西五經的第一句卻是“起初神創造天地”，今天有不少人為這句話的科學性爭執不休，但是遙想當年古世界盡毀的殘局，倒要對這句話隱含的意義刮目相看了，埃及這邊是心冷到活不下去，反而離開埃及的這邊在述說一種充滿盼望的人生觀，有盼望不代表旅途平順，但是面對艱辛的前程，寄望的人遠比絕望的人有可能達到目的地。

摩西面前的海水分開了，以色列人也踏上坎坷之路，他們背後的埃及將逐漸黯淡，他們卻將走入歷史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