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有個流行的話題，稱為‘巴別塔的咒詛’。傳說人類為了弘揚己名而建造通天的巴別塔，神因此分散人類語言，讓人分佈各處；現代的詮釋則是：建造世上最高建築物的地方，接下來都會面臨經濟困難。1894年費城市政廳成為最高的建築物，賓州鐵路業從此蕭條；1931年紐約帝國大廈落成，華爾街的股災卻已經帶來為時十多年的經濟衰退；1973年芝加哥的Sears大樓竣工時，美國中西部產業正因石油恐慌開始‘生鏽’；1998年馬來西亞Petronas雙峰塔完工時，正值東南亞金融風暴；2004年台北101啟用，台灣的經濟已經在走下坡；2010年杜拜興建哈里發塔(Burj Khalifa,برج خليفة)，之後波斯灣經濟幾乎完全停頓。說是咒詛，似乎也不為過。
人之所以記載歷史，分析歷史，教導歷史，主要莫過於是希望能從歷史中，看到與現在相關的實例，作為鑑戒。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不管是個人想出人頭地，或是國家為了尋找長治久安的法則，汲取先人教訓總是能減少自己的冤枉路。
可惜歷史往往充滿悖論矛盾，偏偏都能自圓其說：有人因努力而布衣卿相，也有人因走後門而飛黃騰達；有人積少成多而腰纏萬貫，也有人不義而富且貴；有人靠汗血功勞立國安邦，也有人靠耍權謀坐擁天下。傳道書留下諷刺，一個窮人用智慧拯救一個國家，卻沒有人紀念他；沒有紀念，就代表歷史沒記載，那麼到最後歷史留了什麼？是史官一成不變的貶敵抬己、成王敗寇？還是民間一廂情願地塑造傳說、美化英雄？就算以整個社會而言，典籍裡有因背棄神而滅亡的，也有因執著宗教而變得文明封閉晦暗；有因追求自由而獨立成功，也有因自由而被斬草除根，甚至因自由變得無序，最後連提倡自由的人也死在斷頭台下；有因崇尚平等而打破階級分隔，也有為公平而劫富濟貧，導致富人遷離或停止產業，結果社會‘公平’貧窮；有因嚮往‘愛人如己’的精神而造就互助關懷的大同世界，也有因過度博愛而讓救濟的重擔壓垮政府。
諸如此類的例證不勝枚舉，但究竟歷史教訓相不相關？人究竟在推本溯源，還是在刻舟求劍？其實都很難評定，因為篩選資料時總會加入個人主見，但主見也可能是偏見。矽谷有些知名創業家是輟學開公司，但其他輟學又事業失敗的人，既沒財名也沒學位，社會自然未曾聽說過，於是就斷定完成學業與成功無關。果真如此麼？船難中或許有人祈禱後獲救，這固然讓虔誠的人信心大增，但其他求神眷顧卻仍溺斃的又該如何算？不過這類個人意見影響還小；有心煽動社會的人，往往擅稱史書是執政者撰寫的‘謊言’，全部不可信，然後自己就名正言順地改寫歷史。這種態度實在很齷齪，似乎前人的畢生貢獻全是有企圖，自己借題發揮反而清高。難道不尊重古人的智慧結晶反而值得誇口？實際上再怎麼矛盾的資料，也比自己亂編數據有價值：印第安人在歐美移民登陸前，終究沒有科技、教育、或商貿關係；黑奴被賣到美洲前，在非洲平均壽命可還不到三十。歷史即使會郭公夏五、指鹿為馬、張冠李戴，畢竟不能無中生有，把戰敗寫成戰勝，把天災人禍寫成國泰民安。
既然如此，歷史中肯定有關鍵性的條件因素，才讓某些國家成長卓越，某些國家銷聲匿跡。不過這一來很多政客又短視地認為，只要加入某些政策，國家社會就會富強繁榮。結果努力鼓吹教育，高學歷者卻找不到工作；積極強調科技，科技園區卻在養蚊子；提供低收入戶房貸福利，貧富差距卻因炒作而拉得更遠；立法提高勞資，產業卻因競爭困難而不斷外移。一個國家要走上康莊大道，又不是在檢查學生作業，怎麼能偵試合格打勾就算了事？
身兼哈佛、史丹福與牛津歷史經濟教授的Niall Ferguson，曾提出國家要長久所需的四個基礎條件：民治、法律、經濟、和社會約束力。乍看之下有點眼熟，其實這四個簡單的要素，幾乎就是中國古書上所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的現代版新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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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先秦百家許多智者，縱算不是拯救靈魂的宗教聖人，也都希望能以文治武力，奠定國家的根本。然而時代變化下，四維八德已經被遺忘；文革紛亂中，傳統道德觀倍遭唾棄；物阜民豐後，大家又只追求標新立異的社會進步偉論。其實最基礎的，反而是最難的：
一、禮，不逾節。不逾節，則上位安。當然，《禮記》中的禮，並非僅是禮節，大半還是政策程序、官員司職需要等等考慮。再原始的人類社會也會有政治制度；儘管國王可能被總統總理取代，但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不可能持久。‘國不可一日無君’誠是至理名言，至少要有中央政府，讓人民有行政制度可依靠，不致成為一群無牧人的羊；換言之，政府是為人民需要而形成，不論古代‘馬上得天下’，或是現代‘選賢與能’，總要得民心才能得天下。
問題是，今日社會大多講求民主，民主卻未必是民治。人的注意力有限，所以能吸引民眾目光的，甚至能花錢用媒體造勢的，就眾望所歸地成為領導。更遺憾的是，大部分人會把自己的需要，與整個社會的需要混為一談，許多政客自然打著‘不勞而獲’的旗號欺哄民眾。或許有人相信民主社會可以罷免選出的領導，其實民眾的意見很紛雜，再怎麼貪污的官員，一樣有無知民眾為他們辯護。既然民主達不到目標，熱心人士乾脆用示威靜坐絕食抗議，或用名人上新聞，網路輿論攻擊，來達到政治目的；說這些是變相廣告，也不為過，畢竟這種手段就是在省略必要程序，直接強迫社會立刻對事情做判斷。大家探討的，可能是芝麻蒜皮的無聊瑣事，可能是捕風捉影的性侵歧視案，可能是商業對手的污衊伎倆，可能是政客參選的心理戰術。假若有足夠時間冷靜思考，民眾大概要對這種‘非禮’的政治行為嗤之以鼻；但在24小時媒體轟擊專家警告下，大家又覺得這些果然是嚴重問題，不趕快達到共識不行，然後就正中下懷，群眾威脅領導者做出莫名其妙的決策。到最後有效解決問題的制度被破壞了，社會問題卻未必得到改善，甚至政府所做的決定反而對多數人有害。
但即使是君主或專制社會，‘不逾節’還牽涉另一層問題，就是政府機構滋生：每當有社會問題無法解決，官僚們與其對症下藥，倒不如另立新部門，好對人民有現成交代。這現象短時間看不出來，久了卻會導致‘九龍治水’的問題：每個局長都參與開會討論，每個官吏都領薪水，卻沒有人真正負責問題。誠實說，超出需要的政府制度，是人民的不幸。國家若不防範政府不做事，人民不服從的現象，終會導致政治動盪，民心思變的結局。
二、義，不自進。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人類自古就知道法律的重要性；但有太多地方締造的並不是‘法律社會’，而是‘律師社會’——只要能贏，誇張扭曲事實、顛倒是非也沒關係；只要賺錢，社會正義淪喪、殺人犯獲釋也無所謂。根據2014年問卷調查，80%美國人信任護士，卻只有21%人信任律師。然而美國這等法治國家中，律師只佔6%人口，國會卻有45%是律師出身；換言之，擅於耍嘴皮走入政壇的人特別多，而這些人偏偏又是負責立法。也因為有太多人知法玩法，甚至以身試法，‘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現象已不稀奇：社會常稱的‘特殊利益團體’，其實就是獲得政府特權優待的團體。估計一家公司靠遊說政府所得到的投資報酬，竟可高達22000%，也就是說，單靠政府補貼減稅壟斷尋租，居然比正規經銷所賺的還多。也難怪越來越多工會集團、國際企業、金融公司，都因‘朝中有人好辦事’而養肥自己，保障利潤。舉例說明：近年來谷歌計劃在一些城市提供光纖高速網路，足以帶動地方資訊業，可是有些城市的當地網路服務，卻拉攏政府立法禁止新競爭，結果城市白白損失更有利的科技，只有那些霸占一潭死水的人得意洋洋。
失去正義，人就只求自己的益處，然後大家拼命動歪腦筋走後門。不過社會正義很少瞬間消失，而是像血管被膽固醇梗塞，導致血液循環逐漸下降，最後連組織也壞死。但會讓法律社會變質的，卻往往是不良的法律：政客為討好民眾而趕緊通過華而不實的法令，等到律師開始鑽法律漏洞，政客又增加新條例，補了一個漏洞卻製造兩個新麻煩，讓法治更混亂，最後立法的本意已經被意料外的後果抹殺了，白費筆墨。可是再怎麼失敗，這些律令從沒被廢除，寫了就永遠擦不掉；而政客也從不為自己的錯誤道歉。西方法學有諺語說：“特殊狀況會造成壞的法律。”意思是法律是要為一般民眾寫，不是為了解決極端貧窮可憐、暴力恐怖等例外案件，而讓更多百姓受害。今日一些新法案動輒上千頁，連律師都無法詳讀，何況民眾？而不懂法律的群眾，又怎能維繫法治社會？
三、廉，不蔽惡。不蔽惡，則行自全。無論‘清廉’（不貪財）或‘廉價’（便宜），廉的意思多少與金錢有關。在經濟未繁榮的社會，不妄求不浪費就是一種美德；可惜經濟起飛後，奢侈反而是大家標榜的模範。當然，吝嗇並不值得尊敬，花錢也不全是壞事——至少歷史每一代產業突破，總要先有富人願意訂購印刷書籍、搭輪船鐵路飛機、買鐘錶留聲機收音機汽車電視冰箱冷氣電腦手機；等到這些產業成氣候，市場有相當的供需，小市民們才有辦法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講更直接點，沒有相當的經濟，就沒有日後的產業進步；重要的並不是省錢，而是明白錢的重要性。人對真正看重的事物，畢竟要負責，否則肯定會賠上相當代價。
那麼，不明白錢的價值，可能就任意揮霍。這對個人而言或許造成貧困，但假若整個社會對錢運用不當，政府反而會拿人民的錢來掩飾惡果。舉最明顯的例子：2007年經濟衰退，世界許多國家都趕快花錢‘拯救’經濟，美國甚至對房利美(Fannie Mae)房貸美(Freddie Mac)輸困兩千億美金幫助周轉。但真正造成次貸危機的不正是這兩家瀕臨破產的‘政府贊助企業’麼？而其他大公司大銀行接受政府保護的，也都是經手次貸的罪魁禍首，那政府拯救這些公司，到底是在隱瞞自己大幅降息的後遺症，還是在鼓勵同流合污的人繼續不負責任？就像錢可以助長富二代的豪奢墮落，政府也樂得矇騙自己，覺得不讓這些‘大到不能倒’的企業受到挫折，是身為人民保姆的天職，殊不知自己就是姑息問題的肇因。而比較有責任感的小公司，既因經濟拮据倒閉又得不到政府救援，反而是這時代的淘汰者。應該適者生存的環境，卻被大量救濟扭曲成弱存強亡，不成材的反而捧著鐵飯碗。
而掩蓋罪惡的後果，就是未來碰上經濟問題時會變得更危險。錢是人生必要的盾牌，可以抵擋意外減少損傷，所以聰明人都會預備資產做後盾；但假若把盾牌敲裂耗薄了還不自覺，總有一天會失去安全。今日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烏克蘭、委內瑞拉、阿根廷等地區財政紊亂，逾七成人民靠政府吃飯，但這些地區並非不毛之地，甚至可說條件比大多數國家優厚，理應不該如此窘迫，那為何處境這般？以史為證，它們有錢時對國內企業過於呵護，每遇到經濟困難就不惜向外國借錢保護這些產業，到頭來寧向外國賴皮不還債，也不敢讓沒生存能力的企業瓦解，結果債台高築。這終歸是執政者‘豐年不記旱年苦’的下場。
四、恥，不從枉。不從枉，則邪事不生。社會約束力並不像其他三維容易定義，畢竟人不喜歡在精神層面被綁住，但它一直都存在：可能是家族朋友的督責、或私塾學院的諄誨、或宗教信仰的道德觀、或商協黨派的門規、或社會慈善團體的號召、或警察保安鄰里守望，形式不一。約束當然是希望人有固定的行為模式，比方不要好色邪淫，不要酗酒吸煙，不要見死不救。縱算沒有法律明規，很多人仍願意奉行這些約束，因為約束的背後，也形成一種社會向心力；否則只有民治、法律、經濟，誰想歸屬於一個連鄰舍都不互助的國家？
然而在國富民強的環境下，很多人逐漸自毀長城，把約束看為無聊的傳統包袱，我行我素。孝敬父母、尊師重道的程度大不如前，而只生不育的父母、敷衍了事的教師也大有人在；美國自稱固定上教堂的人只有37%（實際還不到20%），歐洲大半地方還低於10%；社會上曾有獅子會推行市容整潔活動，有扶輪社鼓勵高品質服務社會，有癌症協會提升民眾認知，有紅十字會與樂施會提供戰爭災區的醫療或生活需要，還有各樣基金會提供許多成績優異的學生全額獎學金，可是這些團體都日益式微，甚至因為一些污點而被政客媒體抨擊，民眾也就不再共襄盛舉；近年來各國都有警民衝突問題，種族紛爭地方尤其嚴重，很多人民甚至視警察為死敵，隨時準備以暴力抵制。當然，人都有缺點，所以約束力也可能矯枉過正；但這些倫理、師道、信仰、公安、社會關懷的體系，都是古人傳承下來，為了不讓社會瓦解的珍貴遺產，甚至可說缺乏這些約束的社會，都在歷史洪流中湮沒了。難道滿口破舊立新的現代人，比古聖先賢還智慧麼？
當然，人都會挑選血統思想經濟水準相似的人，也就是自己認同的人，視為團體的一份子，這是生物物以類聚的天性。可惜社會往往要群體強制接受不相似的人，不服從的就貼上歧視侮蔑的標籤，結果成績好的學生被迫與程度差的一齊受教育，愛護社區的老人被迫與垃圾狗糞滿屋的邋遢漢為鄰，白手起家的董事長被迫向女權運動的暴君道歉，社會只製造出更多衝突折磨。不想與世界爭辯，世界卻還來死纏不休，算了，既沒有約束力，那就從此不再付出向心力。今日種族最複雜的社區，反而是左鄰右舍最漠不關心的地區，連曾享盛名的學者都懶得參與當地學校的活動。再廣義地說，社會缺乏凝聚力，人民也不可能愛國；在歐美受教育的青年，卻處心積慮要在歐美國家製造恐怖行動，這並不是社會包容不夠的問題，而是社會失去約束力的問題。
說了這麼多，實在很令人沮喪；然而歷史教訓有時讀起來的確不舒服，難道就不去讀？人類社會好比摩天大樓，建得越高，地基越要紮穩，否則只追求世界第一卻搖搖欲墜，不築也罷。因為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歷史，歷史畢竟並不只是豐功偉業的記錄，更非讓人大膽推斷未來的工具。我們讀歷史時似乎會產生幻覺，讓我們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一面。究竟世界秩序、因果關係、未知變數如何？假若我們連今日都控制不了，那我們預測、計劃、安排未來，能有多少效益？
建造巴別塔或是建造哈里發塔，始終都為了留下不朽的名譽，但不朽，又是什麼？我們若遺忘了過去，未來是否會記得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