淌血：剛者易折

1987年黑色星期一，美國股市大跌22%。儘管後代對雷根總統的經濟政策好評連連，但是從1982年聯儲穩定利率，到1987年的道瓊指數崩盤，起伏實在太快了，連十年週期都談不上。這未必是國家政策問題，畢竟80年代許多投資公司，甚至借貸銀行與信託基金，都假借數學、企管、金融業的深奧術語，來掩飾自己‘老鼠會’的本質；結果早該倒閉的公司卻撐得更久，而欠債也比以往企業多。等到1986年稅改，政府大力消除房產投資的避稅法門，很多公司才東窗事發。1989年美國政府接管了加州爾灣一家引發儲貸危機的大公司，連董事長都下獄；但即使亡羊補牢，整個公司債務已超過五兆美金。聯邦政府花了三十億解救，根本只算杯水車薪，其他幾萬人積蓄全失，經濟蕭條幾年，甚至連帶加州商業地產在1990年慘賠30%至50%，住屋房產成交量也縮減42%，這些後果又如何擔當？到1992年經濟仍然欲振無力，布希總統終究要敗選。

這段期間為了給市場好彩頭，華爾街出現了象徵興隆的銅牛；為了加強監督，八大會計師行競爭變得更激烈；民眾為了省錢，紛紛到新開張的Kmart和沃爾瑪（Walmart）零售店購物，大型百貨反而營業慘淡。可惜禍不單行，80年代末日本經濟達到頂點，隨著也是每況愈下；澳洲、紐西蘭、北歐各國都出現財政問題，還帶來政治上的連鎖反應；英國縱算有‘鐵娘子’治理，一樣陷入1990年的經濟停擺，民生不濟，更導致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各地暴動，連月出現反政府的爆炸案。美國是自求多福，因此對1989年中國的天安門事件，與同年東歐的絲絨革命，都只置身度外，不聞不問；然而1990年伊拉克進攻科威特，威脅沙烏地阿拉伯與波斯灣各國油田。油價大漲之餘，紐約股市又再重挫18%。

面對中東動亂，美國可按耐不住了，八月立即展開‘沙漠風暴’，保衛科威特，平息亂象。這可算是美國自越戰以來，首次動用相當武力開戰，也是自二戰以來，再現輝煌戰果。幾十年來由於越戰之恥，大部分美國人已經自信盡喪，對世界各國態度也較為收斂；雖然偶爾也以聯合國名義出兵，倒很少勞師動眾。可是一旦戰勝伊拉克，很多人又開始沾沾自喜。加上1990年東歐鐵幕瓦解，東西德重新合併，1991年蘇俄宣告解體，冷戰從此結束。國際兩強只剩一個，美國等於是世界獨霸；即使這時各國已不再是二戰後的殘破戰區，不少美國人終究覺得自己的確是世界的老大哥，當然也肩負領導各國的‘重責大任’，尤其維護世界和平的‘使命’，舍我其誰？

只是要實踐這‘使命’，代價由誰出？1993年美軍到索馬利亞調停內戰，結果18名美軍戰死，73人受傷，1人被俘；已死的士兵居然還被街頭拖曳示眾。1996年再次對付伊拉克，也無功而返。1998年東非兩處美國大使館被炸，逾兩百多人死亡；因為恐怖事件是蓋達組織所為，美軍又動用導彈對付蘇丹與阿富汗境內機構。然而它還手，反而被稱是殺死無辜，回教國家更異口同聲指責美國的‘好鬥行為’，連媒體都說克林頓總統是在性醜聞之際，想轉移民眾注意力。1995與1999年兩次出兵南斯拉夫阻止種族殘殺，雖然達到目的，巴爾幹半島的紛爭卻未減輕，倒是世界更多人認為美國跋扈蠻橫。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各國見到紐約慘狀，都立刻與美國同仇敵愾，甚至合作對抗蓋達組織，聯手出兵伊拉克。可惜開始是一頭熱，久了還是得為自己軍隊安危而退盟；到2008年整個歐洲更瀰漫在反戰氣氛之下，連美國主戰一方也在選舉中失勢。

雖說‘老氏誡剛強’，但‘主和’就是好麼？與人簽條約就能達到世界大同麼？老羅斯福總統曾對外交定義：“說話委婉，但要帶大棍子。”實際上大部分國家並不會達到這種‘剛柔並濟’或‘外柔內剛’的理想狀態，連美國也一樣。不願戰爭，社會反而連戰爭都不去想，結果變得‘仁柔寡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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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部分美國人都不支持中東戰爭，不過美國人對軍伍的支持率卻遠超出其他政府機構。公共場合穿軍裝的，常被熱烈鼓掌讚揚。近年來有關戰爭的電影，票房仍高。

可是這種支持，並不代表重視。各大機場都有24小時電視新聞，每次提到軍事，多少有人轉頭看幾眼，然後注意力又回到自己手機、咖啡、漢堡。政客不停地說，民眾是多麼感謝這些軍伍人員長年無休地駐紮海外、肩負重責、甚至犧牲生命維護世界安全，比方2004年印尼海嘯，美國派兵去幫助救災；2014年西非洲伊波拉病毒蔓延時，美國也派兵到賴比瑞亞搭建緊急醫療中心。總統讚譽美軍是世界歷史上最傑出的武裝部隊，民眾早已聽到麻木；尤其今日的人對政府信任度不高，還覺得這些自吹自捧、陳腔濫調的‘政治秀’太做作。當然，比起教育醫保稅務等政府高幹，一般人比較不會對三軍將士們尖酸刻薄；每年到國定假日，大家仍對軍人肅然起敬，紀念先人的捐軀奉獻。然後民眾照常過著太平安穩的生活，再度遺忘那些穿軍裝的人。

縱算不看老百姓，國會中也充滿對世界局勢毫無概念的議員。究竟美國該支持敘利亞政府還是反叛軍？要向北韓施壓還是輸糧？運到墨西哥的武器最後又流落誰手中？很多政客對這些地方恐怕毫無概念，最後只把民意調查化為自己主見，以免失去民心；但民眾對世界的認知已經很膚淺了，除非威脅到美國，大部分人連那些動亂地帶都沒聽過，還能有什麼‘民意’？也因此幾十年來美國不斷重複相同的外交政策：一）期望中東不起硝煙，二）期望中國多出現問題。前者是從70年代奠定的石油貿易方針，儘管日後奈及利亞、委內瑞拉、墨西哥、加拿大、甚至美國自己已可取代中東石油的重要性，大家對中東各國仍是又敬畏又憎惡，似乎非得討好這些土皇帝不可。中國則是自從90年代蘇俄的軍事威脅消失、日本的經濟威脅退散後，大家所設立的新‘假想敵’；即使中美貿易持續蓬勃發展，華盛頓仍有很多政要食古不化，對中國一直抱持朝夕戒懼、不敢稍懈的態度。結果越怕中國，就越怕失去中國；越控制中東，就越管不住中東。

或許有人會誤解，中東的亂象全是美國搞出來的，因此後來的軍事問題都是活該。這種看法未免太幼稚。很多人總幻想，只要有足夠的經濟、文化、相互了解，就能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但人類總有不同，也總會有一些愛戰亂不愛和平的人。就算沒有美國干涉，政變、侵掠、種族衝突、走私海盜、宗教屠殺、恐怖份子依然會存在；蓋達組織囂張之前，歐洲80年代一樣有煽動獨立的恐怖行為，美國1995年也曾有白人裝卡車炸彈襲擊聯邦大樓的事件，顯然經濟與文化都不足以遏制動亂。倘若大家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沒人出面解決問題，天下太平不過是紙上談兵，民眾又如何能安居樂業？

其實大部分人潛意識裡都明白，沒有軍伍就沒有保護，所以對軍人敬重三分也應該。但是敬重之餘，大家仍保持事不關己的態度：為軍隊鼓掌多年，卻盡量不去想有關軍事的一切。這種思維真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危險。二戰期間全美國有10%人口經歷過戰場，越戰後仍有70%民眾熟識曾在前線作戰的人，所以民眾雖敬仰為國捐軀的人，倒也從不把軍隊視為全能。無論是《第22條軍規》、《奇愛博士》、《現代啟示錄》，娛樂界總喜歡拿軍中的蠢事糗事、迂腐無能來開玩笑。今日暢銷的軍事小說或走紅的戰爭電影，不是把作戰詮釋為高難度動作片，就是炫耀一擊必殺的科技武器，再不然則是刻畫士卒的孤獨辛勞，或杜撰政府背叛軍隊的劇情。觀眾固然看得熱血澎湃、鼻酸落淚，卻始終深信螢幕上的驍勇善戰、無堅不摧、正義必勝；假若現實中達不到這種效果，那就是出力還不夠，必須再增兵投入戰局，或動用更先進武器。

正因為民眾對戰爭知道的越來越少，只憑媒體印象來‘支持’軍隊，當然也無法自行衡量，到底軍隊能力真有多強？是否有資格勝任重擔？既然不了解，自然也不會有情感聯繫，就像歐美消費者購物時不會感謝外國工廠勞工，頂多是聽說有哪裡員工自殺才動容關注一下；現代人視軍隊如傭兵，再怎麼同情也不會像以往：家中男人在浴血奮戰，女人在後方幫忙製造軍需，一旦開戰就必須整個社會配合，一旦戰敗每個人都有連帶犧牲，沒有人能全身而退。這種同心協力，可說是維繫一個國家的向心力；缺乏這種聯繫，民眾也等於一盤散沙。現在大家口是心非，滿嘴敬重，心裡卻對軍人著實瞧不起。

而軍伍人士對這些民眾的鼓掌，也聽到厭煩了。對他們而言，自己同胞才是最苛刻的人，尤其大庭廣眾下灼熱歡迎、欣喜若狂的高呼，根本只出自最深需要——有錢的律師、醫生、董事長、全職媽媽們，大家其實都需要這群年薪一萬五的18歲青年替自己為國效命。換言之，向英雄們致敬，其實只是在彌補自己心中的罪惡感，而不是在提升士氣。還有一大堆到第三世界國家‘解決’社會問題的慈善機構，遇到危險或被挾為人質，又要等美軍來救。這兩種心態差不多結合了士兵對民眾的不滿：只要有別人的孩子願意去前線，美國人就自認為是世界第一；只要把他們標榜為道德崇高的騎士，就可以使喚他們去赴湯蹈火，縱算鞍馬勞頓也該全力以赴。更危險的是，國家高層越充滿頤指氣使的軍事態度，就越浪費軍事資源，也越不懂得建立長期實際效益；大家對武力驕傲自滿，卻不考慮萬一用兵失敗了，後果何堪？

不難想像，這也嚴重導致美國對外政策朝三暮四，一下子裁兵，一下子增援。政客已遺忘‘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的道理，所有戰爭都變得有頭無尾，連是否達到起初目的也不過問了。近年來美國贏得了戰役，贏不了戰爭，並非偶然。中東畢竟距離歐美國家太遠，要控制，勢必要在別人土地上樹威立信；可是並不是所有地方都值得去耀武揚威，而就算有些不法之事值得平定，嘗試也總會有錯誤。但而許多人已經習慣把巴爾幹、利比亞、索馬利亞、伊拉克、阿富汗、葉門、敘利亞、伊朗等範例，全當沒發生過。策劃伊拉克戰爭的首腦人物，今日都噤若寒蟬，執政者也從不請教他們從錯誤中學習的教訓，似乎只要忘記背後，只向前看，就可以樂觀面對世界。

講難聽點，軍隊與決策者如此脫節，猶如一柄利劍被三歲孩子玩弄，既沒有保護作用還耍得全身受傷。假若總統議員高官們自己至親在伊拉克戰爭中喪命，難道他們還肯如此隨便就遺忘教訓？可是正由於下注押的並非自己損失，大家也就眼不見為淨，繼續‘位高權重責任輕’。

美國是今日軍備最多，軍事訓練最優良，軍事耗資最龐大的國家；那麼為何它的軍隊還常被武器短缺、資金拮据、不夠現代化的敵人，打得鼻青臉腫？根據官方數字，這十餘年來花在中東的軍事開銷至少1.5兆美金，學者估計真正支出可能還超過三倍；但由戰爭發展而論，簡直與直接燒錢沒兩樣。美國唯一達到的目標只有擊殺蓋達首領賓拉登，然而現在中東亂象四起，伊斯蘭國出現，美國在中東扶植的政權居然不戰而走，等於枉費了這些年來的‘投資’。也許有錢人就只會想用錢解決問題，有軍隊的國家一樣只會想派軍隊解決問題。但正如花錢消災未必可行，動武也未必能建立和平；怕的是研發的新戰鬥機、新飛彈、新潛水艇價格驚人，卻只讓民眾對自己軍事效益更不加懷疑，甚至讓人更矜功負勝，更樂意調度軍隊去當炮灰。

自從1991年波斯灣戰爭以來，美國並沒有真正勝利過。可惜除非再度面對越戰的恥辱，美國人恐怕仍會自以為是地窮兵黷武，而等到越戰重演後，大家又只想做縮頭烏龜，藉用和平主義的口號掩飾自己不問世事。兩種態度其實一樣可恥。至剛至柔，都太偏激；而且無論是把士兵置之險地，或是把犧牲名單遺忘腦後，都同樣缺德。

法國諷刺文豪伏爾泰，曾寫下他對軍事外交政策的感想：“對活著的人我們欠他們尊重，而對已死的人我們欠他們真理。”

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三）

70年代的美國，剛好站在石油危機、經濟滯漲、越戰失敗、政府債券到期等各種問題的交界點；加上1978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更讓美國對自己信心崩潰。這並不偶然：越自負的人，其實越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一旦失去錢所建立的心理支撐，反而變得極端自卑。

究竟這時代經濟有多壞？1975年通膨9.1%，1980年通膨13%，官方數據尚且如此，民間實際數據恐怕更慘。不過失業率一樣觸目驚心，1982年平均10.8%，賓州一帶甚至高達18.7%，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記錄。之前的經濟緊縮，公司會暫時裁員，等經濟復甦又趕快徵人，所以衰退後仍可重振。現在不同的是：政府所鼓勵的退休福利、最低薪資、平等招聘制度，已經迫使很多工廠外移，不繼續留在美國製造，否則就是學日本用機械取代人力；換言之，即使經濟復甦，工作機會可能也回不來了。所以70年代的衰退，洛杉磯、亞特蘭大的外郊工業區一下子變成鬼鎮。洛杉磯還算幸運，爭取到舉辦1984年奧運的機會，也能趁機廣告吸引國際資金，所以儘管工業負成長，服務業、娛樂業依然可以彌補所失。其他地方就可憐了：沒工作的亞特蘭大，接下來十幾年人口頓減五分之一，紐澤西到伊利諾的中西部各州更是從此被譏為‘鐵鏽地帶’。再加上政府在60年代花錢如流水，這時反倒資金不足，推動的教育、醫療業都已受損，科技業更不在話下。1972年登陸月球的阿波羅計劃告停，1975年越戰熄火，各大國防工業只好用武器外銷來維生；偏偏這些軍火賣給外國，又導致領導者濫殺人民，整個中東與非洲陷入長時間獨裁、暴動、革命的惡性循環。美國遭世界各國非議，自然要趕快立法‘懲治’業者。結果大的國防公司倖存；小公司無法應付官僚刁難，終究只能任人併購，或是關門大吉。

這就是70年代的現實。但即使美國從繁榮的夢想中被驚醒，所得到的教訓仍是片面的。第一、很多政府顧委們認為，美國嬰兒潮之後人口成長明顯減退，而消費和人口總是成正比，所以沒有人口成長就會蕭條。之前社會擔心人口爆炸而鼓勵節育，這時反而開始用福利、稅法、補助等各種奇怪措施，希望人民不要孩子生太少。當然，養育孩子的消費很可觀，責任心重的人不敢輕忽，至少會等到經濟許可才計劃家庭；但許多只生不育的父母，這時乾脆靠生孩子養活自己，反而造成社會問題。何況經濟沒改善，有良心的父母要如何消費養孩子？政府沒答案，倒是各大銀行從1975年開始發行通用的Visa等信用卡，積極說服民眾欠債不算罪過，也奠定日後窮者益窮的畸形社會。

第二、70年代哈佛的經濟學家提出新理論：歐美各國已經步入‘後工業社會’，所以也不需要經濟價值低的傳統產業，更不需要工廠、工會、藍領階級等社會副產品；只要有服務業、娛樂業、金融業、研發創造、和靠知識賺錢的行業，一樣能讓國家繼續繁榮。話是很動聽，政客尤其喜歡這種理想答案：社會的損失並不是政策問題，而是成長的必然現象，所以我們更要鼓勵高等教育，讓民眾都成為文化人，才能保持經濟穩健——或者用商品比喻，別人賣廉價爛貨，我們只賣高檔名牌就夠了。但講難聽點，學者鼓吹高等教育，畢竟有幾分自我推銷；再說象牙塔裡的人多半唱高調，身邊圍繞的又都是知識份子，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大部分人並非才智之士，創造力也不足以賺錢。鼓勵大家靠腦袋吃飯，到最後只有頂尖人才致富，其他人依然要做打雜般的低薪服務業。但整個社會受到這種崇高理想‘薰陶’，也開始好高騖遠，冀望進大公司飛黃騰達，到好萊塢一夕成名，在華爾街財源滾滾；結果大家藐視農村土臭、工廠黑手，辛勞的父母還叫孩子別像自己一樣沒出息，再怎麼貸款也要去讀大學。今日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現象，幾十年前已種下禍根。

但是辛苦的工作總得有人做，如何填補額缺？這就是為什麼從70年代末，歐美各國，甚至長期排外的澳洲，都突然開放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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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州生產的蔬果，幾乎佔全美國產量之半，但大部分種植者都是西班牙裔，有的鄉鎮甚至90%是墨西哥人。不只農村，建築、園藝、清潔、醫療看護、廚房打雜、工廠運作、汽車維修等工作，墨西哥裔佔的比例相當高。雖然他們集中加州德州，只佔全美國11%人口（不包括非法居留），但估計不需高中學歷的工作，竟有22%是西班牙裔從事。

50、60年代移民美國的人很少，因為二戰後世界各地都需要大量民眾重建，而且冷戰時西方封鎖共黨國家，自也排斥東歐亞洲的新移民。不難想像，這段期間出生外國的美國人只佔5.4%，父母其中之一是外國人的也只有13.4%，算是二十世紀最低的數字。除了墨西哥還有人進美國，移民局比起今日簡直門可羅雀，每年25萬人申請移民，幾乎不需排隊。1955年自由女神像旁的移管局埃利斯島關閉，改建為博物館。

由於進美國的人有限，管理不難，社會也比較強調同化。到美國本土的新移民，必須努力學英文、習慣新生活；申請美國公民就必須徹底放棄海外一切，不能藕斷絲連。那段時間非法偷渡的中國人，被捉到遣送回國的很多。美國聲稱是民族‘熔爐’，但熔不進來的人，一樣會像雜質般被撈掉。然而隨著時間改變，越多的新移民不願入境隨俗，熔合的效果也越差。民族、語言、宗教、文化、階層、教育水平，即使在美國人之間都很難達到和諧，何況外來移民？有不少研究分析提到，一個地方人口成分越雜，睦鄰關係就越弱，團體的向心力也式微；畢竟大家物以類聚，即使能包容吃鯨魚肉、拜大象神、婦女蒙頭的種族，也不代表心裡沒有隔閡。

最重要的是，移民還分好幾種。70年代技術移民佔了所有移民70%，表示除非在美國有人聘請，否則拿綠卡的機會不高。要在美國工作，就不能與世隔絕，頂多是靠唐人街韓國城等新移民落腳處，暫時同鄉互助一下。這確實對語文能力不足的人壓力很大，可是既然社會對移民進來的人要求高，就算非技術移民也都努力在美國爭出頭。比方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英特爾(Intel)，創辦人之一Andrew Grove是匈牙利移民，1957年到美國時連英文都不會講，居然還刻苦求學，獲得伯克萊博士，從此在科技界貢獻非凡。然而從70年代以來的移民人數連年增加，儘管偶爾也有值得欽佩的人才，大部分新移民團體卻成為罪惡溫床。加州有四分之一的監獄囚犯是墨西哥新移民，而走私毒品的有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2012年數據顯示，有七千多個非法移民，犯刑法卻因身份問題無法起訴；這些人尚未被遣送回國前，竟又被警察逮捕一萬六千次，其中約兩千起是謀殺強暴等重罪。或許墨西哥裔在美國農工業是必要的，但合法移民有繳稅的義務，也就會注重社會安全；非法移民卻因不想被捉而走在法律邊緣，所以更容易與幫派毒梟牽連上，也更讓警方棘手。

不過合法移民難道就沒問題？聯邦從70年代開始放寬親屬移民，所謂親屬移民原指配偶或子女，這時則延伸到父母兄弟姐妹祖孫等親戚關係。歐美社會以小家庭為主，世界卻有不少人注重大家族體系；雖然法律通容是為移民方便，卻也造成‘一人移民十人入境’的連鎖反應。正確地說，不論是技術移民或是農工需要而移民，申辦者都以年輕人居多；商業社會畢竟現實，篩選有用的人口，倒沒什麼不對。可是親屬移民卻往往不是美國社會所需要的人，年長者來等領福利金，青少年來接受免費教育，孕婦來待產順便申辦政府贍養，這對整個社會純粹是增加負擔。聯邦有些機構估計，每個非法移民一生會獲得五萬美金的各樣福利，但合法移民即使繳稅，平均所獲福利卻更多。美國人領救濟的佔人口22%，新移民領救濟的卻佔37%，加州的西班牙裔甚至有48%靠政府養。也就是說以整體看來，移民對經濟影響還是不樂觀。

這當中最大弊病，就是技術移民日漸式微。美國鼓吹移民的人，往往以矽谷科技人才為模範，再用中加州農業人口為佐證，呼籲民眾必須大開移民之門。可惜2011年獲得親屬移民的，佔總移民人數65%，而技術移民竟不到13%（共139000人，已經比70年代少了幾萬），還有11%是難民，另有五萬人是靠抽籤獲得移民身份。不難想像，技術移民對經濟有幫助，其他幾項卻是對政客拉票有幫助。幾十年聯邦政策下，獲益最多的始終是譁眾取寵之輩。

還有一層弊病：沒放寬親屬移民之前，赴美生子的實在不多，因為即使孩子有身份，自己仍是非法居留，美國甚至會強迫拆散母子，將嬰兒轉交別人領養；但政策一改，‘拋錨嬰兒’頓時大增。反正孩子是公民，自己辦身份的期間政府就沒資格刁難。美國甚至從1983年起，每隔幾年就有特赦，讓大批非法父母合法化。1986年又加改革法案，希望特赦後，公司行號就不必再請非法移民工作。政府法令有時實在愚蠢到讓人不敢恭維。越赦，走法律漏洞的人就越多，今日美國甚至有幾百萬人等總統下旨讓自己合法，幾乎視法律為無物；排隊的人被拒門外，不排隊的人卻吃香喝辣，這點立法的人責無旁貸。

亞裔當然也喜歡辦親屬移民，不過一方面早期亞洲移民要遠渡重洋，終歸是冒風險，所以到美國求發展的，多少會發奮圖強，不敢丟臉回家鄉遭人白眼；墨西哥就比較沒距離差，所以西班牙裔也比較沒上進心。洛杉磯學區有73%學生是西班牙裔，他們高中畢業率居然只有40%，畢業的也只有22%達到能進大學的成績標準。孩子以翹課為榮，高中女生竟然每一千人有95個未成年懷孕，比黑人青少年還高（65/1000，白人是27/1000，亞裔只有17/1000）。其實就算成年人，西班牙裔未婚生子領救濟的比例也超過黑人。這和一般政客辯解的‘天主教文化較著重家庭’幾乎背道而馳；正由於家庭維繫力強，天主教又反對墮胎，所以生下孩子反而會倚賴親人幫忙照顧，結果很多墨西哥裔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爸是誰，就算知道也不確定他是在做雜工還是在坐監獄。美國的西班牙裔在近三十年人口膨脹三倍，可是如此繁衍，下一代仍舊落後其他移民；更因為沒有學歷文憑，語言也照樣有障礙，結果下一代仍繼續做低薪勞工。

同樣的現象在英法德國也可見到。原先經濟穩定時引進廉價勞工，到了80年代反而因經濟衰退，原先的勞工又變成新的一群靠領福利的階層。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中東和非洲來的移民，一旦抵達歐洲幸福的天堂，難道還能叫他們回政變暴動宗教戰亂的祖國麼？至少歐洲的親屬移民比較嚴，沒有美國的‘孕婦團’現象，但是只要各州各郡沒權利選擇如何分配福利救濟，民眾終歸只能養一群自己不想要的移民。歐美各國和澳洲近年來出現不少排外人士，德國甚至有新納粹黨，其實也是因為見不到移民政策的益處，大家對外來人士變得偏激。

那麼美國是否真的沒有新移民不行？以社會現狀來看，確實如此。假若沒有非法墨西哥裔當廉價勞工，食物價格肯定上漲，其他方面也可想而知；但需要勞工的老闆們，未必能找到吃苦耐勞的年輕人去從事，畢竟很多人寧可領失業救濟也不想自貶身份。讀了大學，是為了回家啃老麼？是為了在咖啡店賺最低薪資麼？是為了創作藝術等人發掘麼？而移民來的勞工，又是否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份子？或只是被經濟剝削的一群人？

所謂‘好了傷疤忘了疼’，從二戰以來政府每十年採取新方針改善經濟、指揮經濟、刺激經濟，更多的建設，更多的福利，更多的移民，得到的成就卻比不上製造的問題多。也可以說，我們製造了問題，然後在解決這些問題途中，又衍生更複雜的問題。十七世紀英國有牧師曾說：“愚者的天堂，便是智者的地獄。”當大家把衡量經濟成長當作目標，衡量本身就失去了意義。偏偏人只擔心股市不上漲，看不到繁華下的隱憂。

每一代人都把問題歸諸於上代，這是歷史的鐵則。可是‘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假若不想同樣被下一代譴責，又該怎樣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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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經濟刺激，到60年代又逐漸乏力。之前的大型建設，已經帶動了房市與商圈發展；但到了60年代，郊區房價大漲，第一批嬰兒潮人口也正值青少年，開始和現有職員搶工作。由於年輕人不計較薪資高低又願意加班，公司工廠自然樂得僱用年輕人來降低成本；這無形中威脅到資深員工的生存，也因此這段期間工會勢力不斷擴充。

參與工會的人，多半要求加薪減時，遂有今日最低薪資和每週40小時的固定工作制度。站在現代社會的立場，這當然值得感謝；不過反過來說，公司既要付一定酬勞，就會少請經驗不足的年輕人，而既不能強迫加班，用不用年輕人都沒差。換言之，工會這些要求，對資深職員反而有利。可惜工會所提出的加薪條件，公司未必能答應，畢竟生產獲利盈虧很難說。之前十多年歐洲日本經濟都尚待萌芽，美國企業可算是一支獨秀；現在卻出現了許多國際競爭對手。既然環境變了，假若沒賺錢還要加薪，豈不破產？然而在工會示威罷工、輿論交相攻擊下，老闆董事們又不能不採取行動，最後只好用福利代替薪水：我們沒辦法為員工加薪，但我們可以提供建保和退休金。這種商業術語翻譯出來，意思就是‘寅吃卯糧’：今天沒有錢，用二三十年後的錢開空頭支票也行。

問題是，一家公司開始提供福利，其他公司的員工就會抗爭得更激烈。為什麼他們的老闆可以提供退休金，我們的老闆居然如此吝嗇？媒體和政客們也趁機炒熱話題，動輒搬出一些窮苦職員、黑人員工家庭的辛酸故事，賺取社會同情。這幾乎等於和工會沆瀣一氣，對產業界聯手施壓。最後產業界投降，開始縮減工廠、關閉公司分行，結果只讓需要工作的人更找不到工作，轉而走上街頭惹是生非。60年代美國經濟動搖，有一半是自找的；不過凡出現突如其來的人口膨脹，就會一下子把社會結構撐垮。這現象後來在東亞、印度、中東、非洲都可見到，美國只是第一個病例而已。

當時總統甘乃迪(John F. Kennedy)，面對經濟瓶頸，哪能不管？尤其從二戰到現在，在顧委會的指揮下，經濟一直不斷成長，豈可到自己就碰壁？那不是太失面子？因此他提出民權改革，強調美國並不能只讓有錢人在工作、醫療方面有保障，而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安心。然而很多人對甘乃迪的評價是：他出身富豪之家，對社會問題的了解其實很膚淺，對改革也往往是逢場作戲。比方1962年他頒布行政特令，讓聯邦政府職員也能自組工會；這對於沒有裁員壓力的政府機構實在不必要。1963年他慫恿國會通過精神病患醫療改革法案，最後卻只讓患者家屬自行處理，醫院反而要增加負責婚姻問題諮詢、或是協助輔導青少年叛逆、未婚媽媽、酒精依賴等問題。這段期間甘乃迪最希望能通過的是醫療法案（Medicare），可是對很多人而言，這種由政府承包的建保法案，聽起來實在很像共產制度，所以朝野內外反對聲浪也不小。當時名演員雷根（Ronald Reagan，後來的總統）是美國醫學會的代言人，還特別呼籲民眾：“你們假若不寫信給國會議員們反對這建保計劃，它肯定會通過，隨之而來的還會有更多的聯邦法案，侵占我們每一項自由...直到有一天我們醒來，才發現我們在扛社會主義的重擔。假若你不採取行動，我不採取行動，有一天我們只能告訴子孫，美國曾經是個自由的地方。”這斬釘截鐵的言辭，甚至讓甘乃迪自己的民主黨內陣腳大亂，很多評論家還預測總統沒把握連任了。

誰也沒想到，1963年11月22日，甘乃迪在德州達拉斯被槍擊頭頸，未到急診室已不治死亡。噩耗之餘，人民對總統頓時改觀，媒體將他捧為烈士，各國政要、工會領袖、黑人民運代表紛紛對他的社會改革‘感恩戴德’。大家愛屋及烏，連他的改革法案都一併認同。1965年國會高票通過醫療法案；1966年已經有近兩千萬人加入建保。

*     *     *     *     *

繼甘乃迪上位的是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他出身農莊，家境比起甘乃迪簡直是天壤之別；現在甘乃迪的建保遺志仍在，但民眾只景仰前總統，卻看不到自己，未免讓詹森不是滋味。也因此他利用這時機推出兩個響亮口號：“消滅貧窮”和“偉大社會”，等於是把甘乃迪的改革再擴大十倍。

這種做法可看出，詹森不太有自知之明。甘乃迪雖然出身豪門，卻很得群眾人緣，所以才成為美國年紀最輕的總統；詹森是天生的政客，但他跋扈粗暴、講話帶刺，擅長要挾有權勢的人，所以其他政客對他的評價不佳，一般民眾也覺得他欠缺親和力。詹森的行政措施包括1964年的食物券法案、經濟機會法（就是政府保障就業機會平等）、16-24歲年輕人的就業訓練、國內的和平義工隊、1965年的社會安全法改革、中小學教育法案、貧窮戶法律援助、低收入戶補助政策、低收入戶醫保、美國年長者法案（提供營養、介護、療養院、安寧病房等福利）。或者可說，他所實施的正是理想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諷刺的是，他立了這麼多有益社會的法令，理應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然而詹森在美國近代史上居然沒什麼名氣，不只今日許多美國中學生對他名字瞠目不識，就連知道名字的也認為他是差勁的總統。1968年詹森是在自己民主黨人士的勸告下，放棄競選連任——他們的理由是越戰讓民眾支持率降低，對詹森不利；其實美國的反戰情緒要到1970年才達到最高點，那麼1968年詹森面對眾叛親離，原因何在？

答案很簡單：政府要做好人好事，往往適得其反，有時甚至揠苗助長，讓民眾失望。

有些法案確實造福民眾，但再好的法案也必須有適當的人去執行。而不好的法案可能只會治表不治根，到最後民眾對政府的信賴也降低了。何況國土廣大，要實施法令就倍加困難，因為首府的美意，未必適用於千里外的鄉鎮。比方美國60年代還有很多童工，小型農場請不起人，家裡孩子都必須從小幫忙；即使都市裡送報紙送牛奶修剪花草的，也幾乎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但是中小學教育的實施，卻一方面讓很多農夫店主失去幫手，二方面強迫許多不想上學的孩子接受義務教育；接著自然有不讀書的孩子在學校搗蛋，影響其他人學習，更嚴重的自組不良幫派，學校只好懲罰壞孩子，不然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然政府提供義務教育，也相對要向人民證明政策效果彰顯，所以又增加了多層官僚，終年審核學校教師；可惜這只造成學校以通過審核為目標，以考績升學率為基準，以種族比例為著眼點，以更多的學生課外活動為校方爭取政府資金。至於學生有沒有在學習？反正政府考試過關就夠了。儘管這數十年來社會增加了一大堆教師校長督學的工作，教育的素質卻不斷下降，甚至今日很多大學畢業生還缺乏基礎語文能力。

再看工作保障。由於60年代工會活動、女權運動、黑人暴動頻繁，聯邦開始下令公司聘人不可憑膚色性別年齡篩選。公平的用意當然是好的，但公平要怎麼衡量？這才是困難處。政府機關既然不可能重審各公司收到的履歷表，更不可能分析聘人條件，最後只會用職員的膚色性別年齡比例，斷定是否有歧視問題。假若員工30%是女性，就會遭人非議：難道女人才幹不如男人？還是你們只請年輕貌美的小姐當秘書做廣告？假若員工當中黑人比例少，輿論攻擊就更劇烈。面對政府和員工雙面夾攻，公司只好增加用人，還刻意把女性或少數民族升為主管階級，以顯示自己是‘一視同仁’。可是增加人員不一定增加效率，反而因為管理階層逐漸官僚而終日開會，薪水福利退休金的支出也更沉重；有些能力強的下屬被‘公平’地派任到一堆沒本事又愛搞政治的經理手下工作，心裡不快，工作勢必打折扣。公司獲利能力不如從前，更會惡性循環地砍研發資金、降價促銷大熱賣、或併購新潮的小公司。當日本歐洲企業正打入國際市場時，美國企業界經理對員工比例竟然高達1：7或1：4，這等於注定要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被淘汰。強調工作保障，結果只讓十年後美國經濟加倍蕭條。當政府機關自鳴得意時，官員們可能正在抱薪救火。

醫療法案的弊病更多，因為支出更龐大。今日美國政府用在醫療的錢，約佔生產毛額的18%，這還不包括公司提供員工家庭建保，或是個人選擇購買保險。但民眾健康並未相對改善。沒有醫療保障之前，人一方面怕生病看不起醫師，所以多少會存一點錢以備不時之需，二方面怕治療昂貴，所以很多人不敢隨便就醫，更不敢拿自己身體開玩笑。不過有了保障，不必擔心自掏腰包，看病的人當然也變多了。美國醫學會在60年代極力反對醫療法案，主要是因為社會還沒有足夠的醫療人員應付市場需求，到最後政府連庸醫都發資格證；這簡直是把病人當實驗鼠看待，對社會也是醫療浪費。當然，醫療浪費是不分年齡的，但由於年紀大的人需要的醫療服務多，卻未必具備醫學常識，所以一旦不肖醫師推薦更昂貴的治療，自也欣然接受；至於藥有沒有效，誰來負責？

然而比起年長者，嬰兒潮的年輕人對醫療的威脅更大。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批不缺醫療服務的人，但也因不愁醫保，暴飲暴食、運動傷害、刺青、身體穿洞、吸毒、性氾濫、未婚生育的現象，都在十年內倍增。諮詢心理醫師的居然短期內漲了六倍。1969年起有三十州將飲酒合法年齡降到18歲，愛滋病(AIDS)也同在這期間蔓延社會。年輕人多半不為長遠著想，或者考慮不夠遠，總覺得自己畢竟時間很多，復原很快，加上醫療進步，感染性病也不過是吃抗生素幾週，酒醉駕車也不過是拿拐杖幾個月，有什麼好擔心的？

一言蔽之，改善社會，反而讓社會變得更糟。政客只計算第一步，卻不考慮社會的複雜性，第二步、第三步接踵而至，自己又該如何招架？再說，改變可不是免費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許多人反因增稅而頭痛，聯邦也只得拼命賣債券做緩兵之計。

但另一邊，政府向人民開了空頭支票，不兌現還會挨罵，有些人是排隊領福利的等待時間太久而埋怨政府，甚至有些人是一邊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一邊罵政府做得太少。這是所有慈善者都會遇到的矛盾：第一次幫助，受益者是感激不盡；第二次幫助，是期待有收穫；第三次幫助，是所得在預料之中；第四次幫助，是認為有得到的權利；第五次幫助，受益者已經是完全依賴的心理。不斷的給予，會讓施受兩方的關係變質，越救援就傷害越重。

不過傷害再重，只要是自己卸任調任後才爆發問題，就可以讓別人去收拾爛攤子。在詹森任內，美國國防經費大增，對就業率和科技發展當然很有幫助；但政府人員的退休金與聯邦承諾人民的福利，更是漲幅驚人。畢竟比起人民福祉，聯邦法令的首要目的還是鞏固執政者的權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民主國家，法令就是得民心的工具。對一個就業壓力大的時代，不管法案是否對民眾有幫助，能製造工作機會才是先決條件；第二層是回饋那些提供政治獻金的團體，包括聯邦人士的工會，因此法案寫得越複雜，就越有撈油水的管道，各單位各階層雨露均霑，此可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第三則是製造媒體爭相拍攝、記者諛詞連連的機會，只為了要讓觀眾感動到自行飛蛾撲火。反正民眾意見分歧，注意力也有限，所以真要替國家省錢、替人民擔憂長遠的法案，肯定遭唾棄。這也是為什麼成功的政客，多半是短視近利之輩——只有他們才最會迎合多數投票人的期望。

1961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將職位轉交給甘乃迪那天，曾語重心長地告誡民眾：“當我們注視未來時，我們要避免只為今天活，甚至為我們自己的方便和快捷，掠奪明天的寶貴資源。一旦我們抵押子孫的財產，他們的政治和精神傳承也必蕩然無存。”

他的忠告，甘乃迪沒聽見，詹森也沒聽見，一般民眾更沒聽見。幾十年後這個‘有福同享’的國家，仍在繼續‘有禍同當’。。。

（待續）

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一）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對歐美社會可說是信心打擊。儘管從二戰以來與共黨國家關係緊張，但戰爭勝利後人心振奮，美國甚至自詡為世界領導國，也是不爭的事實。那時代解甲返鄉的人觸發了嬰兒潮；而國際間雖有局部動盪，卻沒有世界性大規模戰爭，經濟自然成長。一般人民當然也安居樂業，甚至恣意揮霍、朝歌暮弦。也因此中東爆發第四次戰爭，石油國宣布禁運原油，等於是在西方歡宴上來個天雷霹靂，冷水澆頭。

說穿了，中東石油國的目的，是打壓歐美支持以色列的各國；不過假若威脅無法正中要害，哪會有用？美國自從十九世紀就有賓州的油井開發，之後紐約、俄亥俄河谷、德州、南加州到處開採，二戰期間更提供盟國大量燃料支援。然而1953年地質學已提出哈伯特頂點(Hubbert peak)的看法，預測美國產油在1960年代會達到頂峰，然後逐年減少。石油畢竟不是再生資源，剛開採成本雖低，但抽取一定量之後，原先的設備或技術已經無法繼續供油，要裝新設備或開發新技術，卻又不符合投資報酬率，所以會改靠石油進口。這預測果真實現，1970年代美國已經開始仰賴中東油田。可是一旦石油開始禁運，紐約油價幾個月內暴漲四倍，經濟慘跌近10%，美國根本只有向中東磕頭的份。之後幾十年歐美各國積極‘維護’中東和平，簡單講就是大家吃過苦頭，卻又找不到應對方法，只好一直脅肩諂笑。

不過請問，歐美在戰後二十年不是社會繁榮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怎麼連一點中東的威脅都完全招架不住，甚至連經濟制裁都不會？中東既靠石油換取糧食物資，當然也有弱點。然而美國在戰後用強硬態度處理世界問題，在石油危機期間居然不敢高姿態與人談判，到底怎麼了？

要回答這問題，必須先問：美國50年代、60年代經濟真的好麼？由1971年它廢除金本位就可以知道，70年代的美國經濟並不理想。所謂不再以黃金做匯率基礎，說穿了純粹是想改變美金印行的流量。以古代帝國為鑑，動亂後產生的新皇帝，會鑄造高純度的金幣鞏固經濟基礎；但國勢下坡後的皇帝鑄造的金幣，純度都比較低。美國二十年來成長得很快，但相對政府所花的錢也成長驚人。像大型建設、普及教育、國防科技、建保和失業救濟等等，大半是靠政府撥巨額資金。這種經濟刺激可能有效，但投資成本不一定能很快回收；也可能是全盤浪費，徒然為政客爭取選票而已。縱算政府花錢的效果好壞不談，這段期間美國的經濟觀已經與傳統經濟學有天壤之別：以傳統看法，經濟猶如季節更替，是有循環週期的；但美國50年代的經濟觀卻希望不要循環，只要不斷成長就可以免除1929年那段經濟大蕭條。政府當然是幕後操控經濟、穩固民生的手；假若經濟開始有衰退現象，就適當花錢製造新就業機會。1946年的勞動法可說是這新觀念的象徵，而當年成立的總統經濟顧委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簡稱CEA)，目標就是要推動高就業率、高利潤、低通膨。後來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耶倫，都曾是顧委會首席。

問題是，要適當刺激經濟談何容易？單看今日美國各地城市就可知，大家已經陷入經濟成長的流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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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全世界已有三十多個千萬人以上的龐大城市，前五名包括東京、德里、索爾、上海、孟買。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還不斷往都市遷移，也不斷製造新的貧民窟和社會治安麻煩，有些地區連基本的水電供應都沒有，更別談道路鋪設、食品衛生、廢水處理等等。奇怪的是，紐約在1930年代就擴張成千萬人的巨城，但至今人口與印尼雅加達也差不多，難道七十年來都沒有明顯成長麼？那倒不是。紐約市自己成長不多，卻持續向郊區蔓延。其他國家都市居住密度猶如蟻巢蜂窩，但美國大城市幾乎都演變為都會區，甚至很多人不喜歡大都會區，又繼續搬往小城鎮。1950年美國超過百萬人口的都市有14個；七十年來全國人口倍增，這14個都市的成長率卻遠低於全國平均，反而是原先都市附近的農田一一被建商造鎮。

這種現象今日在東亞各國也看得到，不過美國終究是最早‘郊區化’的國家。原因不難猜測：二戰期間聯邦為鼓勵民眾從軍，在1944年簽署法案，提供軍人大學學費和房屋貸款。戰後有一千萬以上人利用這項貸款，因為聯邦利率優惠，付貸款比付房租還便宜，所以引發購屋潮。只是這項立法刻意地要求，貸款僅限新屋，而且不能是連棟、分層之類的公寓套房，換言之就是一定要郊區的新建設才合乎規定。儘管後來有人評這法案是受建商政治獻金的影響，至少民眾都開始推崇愛國、勤奮工作，貸款買屋的理念。‘美國夢’從十八世紀的自由平等，演變為十九世紀的淘金創業，現在又衍生了二十世紀的購屋致富。買房子無疑是大家最自由、最平等的行為表現。

另一項法案也同樣重要：1956年艾森豪總統大力支持州際公路系統，目的一是經濟連通，二是國防保障。但除了這兩個理由，州際公路最重要的功能仍是製造工作機會，畢竟戰後的經濟成長，農業上主要是使用化學肥料、機械耕作、農藥噴灑、和品種改良，工業上除了食品、製藥、五金、汽車、造船、石油之外，又開拓了電子、航太等新方向。可是十年後這些行業都達到飽和，政府再度面臨經濟循環的壓力。若沒有規模龐大的新工程動土，美國很快就會見到類似法國、阿根廷之類的民眾示威。當然公路系統好處不少，縱算政府提倡建設是另有目的，民眾照樣受益匪淺。

但有了寬廣方便的新公路，人自然不必繼續在市中心蜂屯蟻聚。舊社區又小又窄，加上年久失修，走在地板上嘰嘰嘎嘎，水電瓦斯管線也可能破損；沒關係，外郊的嶄新平房開敞舒適，院子還有草皮供全家享受，更可按自己喜好配合設計，包君滿意。反正一上高速公路就可以去上班，距離不成問題。再者，1950年代美國的種族關係日益嚴重，最後還因公車上黑人被強迫讓位給白人，造成全國民運。從此很多政客開始變本加厲，大肆強迫黑白混合，讓許多白人不厭其煩，乾脆搬離都市。由於郊區多半自己成立市鎮，有的稅收比原先都市便宜，這固然是好事，但大部分新區並不是以低價取勝，而是以高價篩選住戶，因此居民素質相當，閒雜人少，學區也較優良，對新購屋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條件。其他行業見到有錢的新市鎮成立，也紛紛在郊區設醫院、超市、銀行、餐廳、球場、教會、美容院、律師事務所，應有盡有。不少公司甚至一併‘遠離塵囂’，到新區發展，原先的市中心反而逐漸沒落。搬到城市的黑人雖受政府‘保護’權利平等，但自己越來越找不到工作，只能窩在貧民窟；窮加上絕望，導致幫派、搶劫、仇殺、酒色賭毒等各種案例層出不窮。高犯罪率的都市，又迫使民眾深覺‘危人不與，險地不居’，經濟再怎麼拮据也不要留在市區，免得三更半夜聽槍聲。某些白人區只聽說有其他種族人搬進來，就紛紛發牢騷：“這兒住不下去了”，然後繼續尋覓更偏僻的住宅區。確實，這類排斥心理很要不得；不過房價被黑人或新移民拉低，在美國是司空見慣的現象，再怎麼呼籲平等的人也不願看自己的投資貶值。

可惜人住得越遠，通車就越辛苦。洛杉磯是這七十年來都會區膨脹最大的都市，今日市區內某些路段每天負荷四十萬台汽車。面對惡劣的空氣品質，周邊的違規駕駛，塞車時的怨聲載道，幾乎是每個市民必須接受的文明‘洗禮’。美國平均通車時間約半小時，舊金山、紐約、華盛頓首府等地，竟有6%人士要開超過90分鐘上班，再開90分鐘回家，只為了讓家人住好區讀好學校。不開車而靠捷運的，動輒要花兩小時以上趕車、等車、坐車、轉車，一樣耗時耗力。

而這種汽車文化最大的隱憂，就是石油。

科技發展史上有個詞叫杰文斯悖論(Jevons Paradox)，大意是：科技進步，對資源的使用就更有效，可是大家對這資源的消費卻會相對提高。以煤炭為例，工業革命初期燃燒的煤炭，由於還不實用，熱能浪費很多；後來有蒸氣機，甚至有發電機，化學能量幾乎毫不浪費，結果今日煤炭開採量每年近80億噸，幾乎是1700年的三千倍。石油也如此：汽車飛機引擎進步，人類卻對石油更浪費。歐洲許多人到美國，第一個反應都是，怎麼沒有人步行，也沒有地方可以走路抵達？石油恐慌後，美國開始看重省油的日本車；然而隨著恐慌的結束，石油減價，大家又開始買更巨無霸的卡車、吉普車、休旅車，四處旅遊的人群也是與日俱增。幾年前經濟不景氣，高速公路上車流量頓減；一旦經濟復甦了，高速公路又回到擁擠堵塞、車滿為患的常態。這已經不只是美國，連中東、非洲都有同樣症狀，居住密度最高的東亞更不例外。人或許願意節省資源，短時間犧牲自己方便，但以全世界來看幾乎很難持久。一個人可能是理智的；一大群人絕對是不理智的。

還有另一層頭痛：既有買主搶購，建商自會推出粗製濫造的量產房屋，今年美觀，一個模子鑄出的大批建築上市售罄，三十年後又如何？沒落的就任其沒落，荒蕪的就任其荒蕪，遍地塗鴉的就任其自生自滅，反正再殘破也是別人的問題。曾有作家寫道：“美國漸漸變成一堆不值得關心的地方的集合體。”在交通不便的時代，人會珍惜自己環境，把小地方善加應用，甚至努力讓社區有些紀念價值；交通發達後，人類喜新厭舊的態度也更明顯，反正房屋只是商品，保養是為了保值轉賣，不是為了留給子孫。英文有句俗諺說，一個人的屋子是他的城堡，意思是外界無從干涉；可是相反看待，一個社區若有人沒公德，垃圾亂丟、噪音污染、景觀破壞，縱使大家可用社區名義要求更正，甚至罰款，這對厚臉皮的人未必有用。也因為個人很難干涉外界，乾脆眼不見為淨，一走了之。今日很多人對腳下的泥土、附近的鄰居、市鎮的長期發展，已經不帶任何感情。合則留，不合則去，剩下的就只有褪色的醜陋社區。

這種思維也迫使大家不斷尋找更好的環境，不過所謂更好又是什麼？很多人鑑賞價值能力很高，卻缺乏主見，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最後往往以價格、年度、坪數大小、外觀佈置、學校評價、社區設施來判斷好壞。多就是好，似乎成為交易的共識。因為人想要更多，所以銷售的房屋連年加大，價格也水漲船高；可是這和買更大杯的飲料，換更流行的名牌，心態上實無不同。加州大學曾有論文報導，換大房子的人未必快樂，雖然剛開始欣喜若狂，可是很快就膩了，然後又希望再加個房間、添個車庫、增個游泳池。更多，並不能讓人更幸福。不顧後果的成長，徒然讓郊區變成享受人生的美夢，交通堵塞的惡夢。

令人費解的是，要人挑選大房子或縮短通車時間，很多人還是苦笑。。。

（待續）

突破：匠人的棄石

（圖：豐田汽車(Toyota)美國廠）

根據記載，1945年二戰結束前，日本軍退守本州。由於物資缺乏，政府還獎勵許多孩童在松林裡撿松子榨油，當機械燃料。戰後美軍發現幾十桶松子油，嘗試用在汽車引擎，結果這些松子油加熱後膠結成一團，根本只讓引擎報銷。但就此可知，當時日本已是山窮水盡、鴻雁哀鳴，即使不投降也不知能殘喘多久了。

不到二十年，1964年東京成為首次舉辦奧運的亞洲國家，耗資30億美金讓整個城市煥然一新，交通、水利、港口、地鐵、新幹線等設施，無一不是當時最尖端設計。造訪的人潮完全感覺不到這裡也曾戰敗潦倒過。其實日本在1955年首次申請當地主國，1959年獲得舉辦權，正代表它戰後十年已經讓世界刮目相看；否則一個經濟萎靡不振的國家，又怎能撥出巨款，承擔奧運建設的重任？

十年的經濟奇蹟，很多人都會說是美國大力資助，才有如此成果。這未免想得太單純了。戰後美國固然為了面對俄國中國的共黨，不得不拉攏西德與日本，但要使昨日敵人成為今日盟友，一般美國民眾可還辦不到；尤其親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失喪的，對日本仍舊存報復心理。到最後美國雖是花錢幫助日本重建，但真正在東京分配資金的美國官員，多半把日本當成未開化土著，鼓勵一些低層投資、薄利多銷的製造業。曾有高官對日本商務會似笑非笑地說：“你們就開些紡織、造鞋好了，不然這雞尾酒上的小雨傘，這也是你們國家做的東西。”

這對一個鑄造過武士刀、量產槍砲、甚至研發出三菱‘零式’戰鬥機轟炸珍珠港的工業國家而言，簡直是侮辱到極點。日本並不是資源豐富的地區，經濟幾乎全靠進口資源，製造高利潤產品外銷才能生存；換言之，只做布鞋雨傘，根本無法提升經濟。可是戰敗後大家需要外國資金，除了忍氣吞聲還能如何？接下來幾年內，日本除了成衣業、塑膠業，也嘗試再生產汽車、船艦、鐵路設備，希望能打通市場；不過他們很快發現，全世界對日製產品排斥得很嚴重。這現象在德國也一樣：戰前德文是科技人才必修的外文，戰後全世界都搶著學英文；歷史悠久的BMW汽車公司，居然要製造鍋鏟廚具維生，實在很淒慘。

為了改變產業，日本政府開設通商產業省，努力把年輕學子送到美國進修，觀摩別人科技公司。可惜凡受政府鼓勵的，也一定受政府控制；尤其上層選擇哪些企業值得投入，即使剛開始有看頭，後來反而一直兢兢業業地仰賴政府資金撐腰。很多榮獲政府獎金的大公司，甚至劃地自限，怕嘗試了新產業會惹官方不快。這一來企業無法上軌道，經濟停滯，更加重了日本戰後的自卑感；即使請了英美專家來開特別講座，也很難扭轉低靡氣氛。

但這並不代表日本沒救；真正突破困境的，都是那時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1947年一個在美國國內不得志的統計學教授名叫戴明(W. Edwards Deming)，被邀到日本演講，並巡視地方工業。他很訝異日本人對他敬若天神，更訝異許多人竟然在實驗製作半導體晶體管。當年那是美國學術界才發表的報告，連專家都懷疑它的實用性，工業還在使用真空管；怎麼遠在東洋的日本竟有這麼多小公司在挑戰新科技？那年他在日本講課中大膽預言：“不久的將來，日本產品技術必成為世界之冠。”

或許戴明已經感覺到，他的工業改進方針，正如半導體一樣，都在美國不受重視，卻在日本被發揚光大。

*     *     *     *     *

製造半導體電器產品，並不需要大量資源，卻需要高精密度的加工。即使是晶體管誕生的美國，也覺得這種發明很難實現在工廠製造，最後除了與國防工業有關的大公司，幾乎沒有人敢投資新科技。日本就不一樣了：第一、它自己既沒有資源，戰後也沒錢多買銅鐵，半導體是很值得冒險一試的科技。第二、原子彈終止戰爭，卻也讓日本年輕人迫切去學習物理；而半導體算是應用物理，各大學物理實驗室就成了交換資訊的場所。第三、日本人口密度高，居住空間小，自然衍生了‘小而美’的商品需求；半導體的可能性，就是把以往電子儀器濃縮成家電製品，把書桌大的笨重收音機改良成拿在手上的時髦工具。第四、東亞人身高不如歐美民族，手指靈巧度卻讓西方人自愧不如；自古以來日本的浮世繪，是以不同顏色的木版，分毫不差地層層印刷在一張紙上，其中畫家、版刻匠、印刷廠、出版社的通力合作，與後來的半導體晶圓廠，幾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不過日本尚有太多不利條件：首先，沒有資金，就沒有設備。那年代的日本大學生，是在天花板被炸毀、牆壁滿是彈痕的實驗室裡，裹著棉襖學電子。半導體需要很精確的溫度控制，可是大學買不起昂貴的溫度計，所以學生用燈光與鏡子，將普通溫度計的刻度放大到牆上，然後看著牆壁將加熱的矽晶體控制在不到0.1度的範圍內。再來，要獲取矽晶棒做基本材料，必須用固定力道、極慢速度從矽溶液中直拉，讓晶體成長，否則就無法製造均勻的半導體；然而人再怎麼小心，也無法一小時使力完全不變，而當時日本根本沒有剩餘機械給大學實驗室用。結果學生們以最意想不到的方法，用慢慢漏水的水槽，來控制水位高度，再用水面上的木桶連接滑輪，拉出高純度的矽晶體。當然，這種辛苦製造出的矽材料，一點也不可以浪費；當時美國做的晶體管，有些無法成功，學者也只發表生產率多少；但日本連對一點失敗成品都捨不得丟棄，可以的話就再加工讓它有用，否則也會花很多時間探討為什麼出錯。有人就是在東大當研究生時，從失敗作品中發現電子穿隧效應，後來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然而日本在美國‘保護’下，要生產半導體畢竟需要向美國公司買專利；對很多小廠商而言，專利費已經是好幾年的營運額，有幾家敢放手一搏？即使敢，在日本的保守社會裡還是難免遭白眼。1953年有一家小公司名叫SONY，創辦人向美國買幾萬美金的專利，回到日本竟被官方罵不懂規矩、越權行事，連公司貸款都差點被索還；後來SONY成為世界第二家製造半導體收音機的廠商，只比美國晚一個月，疏為可惜。縱算如此，SONY對這場爭奪戰並沒有放棄，反而更努力研發高頻率收音機、黑白電視、三色映像管、錄放影機，幾乎把美國家電業一一淘汰。或許早得到的順利會使人怠惰，早嚐到的失落卻會讓人更奮發圖強。

其實要自己獨創科技很難。日本廠商雖然也很有獨創性，但它們最大的長處，是把別人認為做不到、不值得的設計，化為可能：

• 1960年美國國防公司改良磁控管，但是這對雷達不實用，因此放棄研發，把製造權轉賣給日本，最後是日本生產第一台市場搶購的微波爐。
• 計算機的構想在60年代並不獨特，只缺有毅力把技術結合成產品的人才。1962年有家英國公司研發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用的就是日製真空管；但接下來十年被稱為‘計算機戰爭’，參賽者全是日本公司：早川電機（後來改名夏普Sharp）、卡西歐(Casio)、精機光研（後來改名佳能Canon）、SONY、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電器（NEC）、沖電器（OKI）、東芝等等；今日普及的0-9數字方鍵，就是日本採用，便於製造的規格。那時德州儀器開始生產積體電路，卻只有IBM公司有興趣下訂單；美國許多電子公司還花了幾年開會討論這種新產品能佔多少市場、投資報酬率有多高；等到德州儀器1971年終於生產自己的計算機，市場幾乎都被夏普和卡西歐佔走了。
• 石英鐘是1927年就出現的精確計時器，但貝爾公司的最初設計大如卡車又耗電，沒有人相信它有研究價值；直到1963年精工(Seiko)發展出手提式石英鐘，翌年在奧運中毫秒不差地公平衡量體育項目，才讓全世界爭相購買電子鐘錶。
• 1962年美國RCA公司發現對薄層的半液態晶體通電，會讓晶體產生黑紋；但是這種現象不知有什麼用，也與RCA生產的電視無關，所以最後將智慧財產賣給日本的精工。之後電子錶開始出現液晶數字顯示，不久計算機也廣泛使用液晶。1983年精工公開第一台液晶電視，其他松下電器（後來的Panasonic）、日立、東芝、SONY也不落人後，爭相搶市場；幾十年後液晶電視已成為每年獲利上千億美金的龐大市場，原先的RCA公司卻早在1986年倒閉了。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是太陽能發電的先驅，但起先的電路板既笨重又只能產生不到一伏特的電。在那同時，日本的三洋開發的是沒人看好的無定形體材料科學，研發人員元甚至私自在下班後鑽研所謂的‘非晶矽’，陽光下性能不如普林斯頓的材料，室內感光卻猶有過之。70年代計算機上出現了量產的太陽能片；沒有這一步成功，今日大家推廣的太陽能板也只不過空談而已。
• 貝爾實驗室在1969年開創感光電路（CCD），一開始效果很差，因為連要製造八行感光元件，沒有一個電荷感應失敗，都還很困難。委託貝爾實驗室的影印公司Xerox，覺得這科技尚未成熟，乾脆讓日本理光（Ricoh）去嘗試發展什麼。1973年理光的傳真機，是世上第一台使用感光電路的機器，然而並不是很熱賣；本來熱衷CCD的美國公司們，一下子都改投資其他科技，製造相機的柯達（Kodak）甚至放棄感光電路，專做昂貴的藝術攝影相機。十多年後數位相機、數位攝影越來越普遍，還不斷在技術上進化，用途從超市商品掃描到醫療檢驗，從手機娛樂到太空望遠鏡，幾乎無所不在；反倒是柯達在2012年尋求破產保護。
• 電子合成樂在1960年代美國只是唱片公司唬人的花樣，所以當1967年矽谷有人用FM音源模擬較逼真的樂器音質，竟然找不到資本家願意投入；只有一家名為山葉(Yamaha)的日本樂器公司對這研究大為關注，還耗了七年時間與矽谷人士合作，力求不止品質提高，更要讓大眾買得起。1983年山葉推出第一台全部電子合成，價格兩千美金的電子鍵盤，幾年內賣了二十萬台（傳統錄音室的調音設備也不過十年賣一萬台）。之後性能不斷提升，甚至模擬出比真正的樂器還優美的聲音。
• 半導體雷射早在1962年出現於通用電氣，1970年發明可商品化的雷射，美國國防業卻拒絕繼續投資。同樣1970年美國康寧(Corning)發表高純石英玻璃作為光纖，但大家已經習慣用波導管，對這門新材料居然不聞不問，更不知道半導體雷射的波長與康寧光纖的低損失波長範圍，恰巧相輔相成。1983年美國電話(AT&T)接受政府訂單牽海底電纜，由於距離而打算採用光纖，結果美國沒有一家科技公司可做下游承包，只有日電、富士通、日立之前做過日本電信(NTT)的生意，有足夠經驗承擔重任。
• 雷射的各種用途，也是日本公司們想出來的。Xerox印刷公司1971年研發出雷射印表機，從未向外界公開，自己也不覺得實用。無獨有偶，日本的佳能也在發展印表機，只是它把設計改良到可以上市，1975年才讓產品首次出現在洛杉磯電腦展。不過這時的印表機仍然有冰箱大小，很難引起市場興趣，唯一關注的只有美國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接下來近十年不斷與日本廠商交換意見，1984年終於有輕便廉價的印表機問世。
• 光碟其實也是美國RCA公司早在1963年就發明的技術，是在基板上成長一層半導體，好像鍍金一般。這種技術剛開始看不出用途，等到被認為可以記憶資料，仍沒人想投資在這種‘失敗’技術上。1984年SONY發行可用的光碟隨身聽，其實已經要結合光碟的製造技術、雷射掃描精確度、聲音重現、基本電腦控制。但同一年東芝的研發人士又推出閃存記憶；光碟終究要機械轉，而這種新技術完全不需要機械，自也減少電熱耗損。今日電腦、手機、各類儀器全是用閃存，年銷售高達五千億美金。

或許很多人羨慕這些科技公司，一項產品年獲利就高達幾億美金；然而若不是長期投入‘徒勞無功’的研發，加上接受同業競爭的挑戰，世界其他講求資金活用、廣告新穎、市場預估的公司，絕不可能創出這些產品。日本公司對家電市場實有獨到的眼光：他們並不認為剛開始出品就必須賺錢，而是做越多越有經驗，越能提高產品性能，最後到市場飽和時以高產量高利潤賺錢的，才是真贏家。

當然，日本挑戰的並非只有電子業。1947年想推出汽車而遭歐美市場封殺的，就是日產汽車(Nissan)。但它並沒有自暴自棄，反而更低聲下氣地向英美各國公司學習。1957年豐田汽車(Toyota)開始將汽車引進美國市場，很多雜誌居然譏笑他們在製造玩具，車身又小又沒有新潮美感，哪比得上歐美名車？1958年日產汽車首次參加澳洲汽車競賽，成績不差，卻沒讓人對日本車印象改觀。1969年本田(Honda)加入美國市場，推出的轎車嚴重滯銷，差點讓本田由美國撤軍；幸好銷售人員不顧面子，既然大家不買轎車，就改成越野車刊登在運動雜誌上，短期內至少讓公司不虧損。

而商業背後，日本車廠對汽車的改進不遺餘力。他們當然不是為市場而製造巨無霸車殼、誇張的流線板；日本是資源稀少、居住密度又高的國家，十多年工業進步以來，很多人對暴發戶炫耀、汽車廢氣污染、連環車禍死亡等問題是徹底排斥。因此汽車公司改進的幾乎都是如何最有效利用汽油、如何確保操控性能長久不減、如何保護車內乘客。美國汽車業對品質並不重視，反而覺得車壞了才會有更多生意做；日本這些看來賣不了更多錢的設計，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機，卻成了最強的武器。從1960年以來日本汽車業對戴明獎視為殊榮；凡是可以提高生產精準度、減少故障率、確保零失誤的製造過程，公司都樂於採納。1972年生產線就開始運用機械手，而今日日本FANUC公司仍佔全世界電腦數控機床65%的市場。

可惜，公司發達了，有了雄厚的資金、人脈、市場資料、工廠管理經驗，人總會忘記自己是怎樣一路走來的，認為自己是靠聰明才智、頂尖科技達到繁榮。相反地，其他想模仿日本成功經驗的國家，也容易誤認它的公司是由基礎製造開始，所以再怎麼鐵杵磨針、努力加班都願意。實際上研發設計和刻苦工作都重要，但日本走的路，有很大部分是別人不願意走的方向；要走，要先知道有方向，還要有膽識去走——畢竟這條路上仍然充滿了辛勞後的失敗，充滿了周轉困難的危機，充滿了長期等待的苦悶，充滿了外國的幸災樂禍，更充滿了本國政界不知變通的策略方針。人怕失敗，所以心裡總想，不嘗試就不會失敗。然而沒有失敗，相對也就得不到寶貴的經驗。或許日本戰敗了，才真正敢面對自己的失敗，所以再多失敗一次又何足道哉？

無論我們對日本看法如何，它在科技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享受現代生活之餘，是否偶爾也該感謝那時代的人，為世界帶來這麼多的科技恩惠？

反目：新仇舊恨

戰爭是混亂的；戰後卻往往比戰期更混亂。

假若二次世界大戰是為了和平，歷史可能要嘲笑人類的自負。1945年後世界連續亮紅燈，東歐與中國成為共產國家、希臘危急、南北韓緊張、南北越對立、東南亞暴動、南非種族黑白抗爭、印度與巴基斯坦宗教抗爭、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不共戴天。就算問題沒這麼嚴重的地區，德國被分兩半、法國籌措資金重建之餘還要承諾社會福利安撫人民、南美洲因戰後出口大減而經濟慘衰，世界各地幾乎都面臨解決不完的麻煩。

幾十年來已經有太多書報演講，針對政黨、民族、宗教等方面互相抨擊；這邊說是赤化，那邊說是解放；這邊說是建國，那邊說是侵掠。然而歷史從不在乎誰正誰反、誰善誰惡。既然都成了歷史，我們應該問的是，究竟為何亂象四起？

不妨先從德國來看：打倒了希特勒，戰後德國要如何重建？同盟國想杜絕德國軍隊東山再起，所以英美法俄四國，將德國分成四塊。然而新政府終究不能由外人任職，而同盟國對於前納粹黨人士又難以信任。偏偏那時德國存留的青壯年人，多少都與納粹黨有關。這也難怪：納粹黨獨攬大權十多年，有才幹的人不論是自願或是被迫，肯定要加入納粹黨謀求生路。可是現在英美法三國都怕納粹黨重佔政府，尤其法國好不容易從德國統治下重新站起來，哪容許德國納粹黨繼續執政？結果同盟國竟然找不到足夠的適合人選負責新政府，而一大堆前納粹黨員又找不到工作。失業或許僅是短期困難，但是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俄國的共產主義者並不在乎這些納粹成員的‘前科’，反倒積極吸收有用的人，1946年起德國共黨實力大增。此消彼長之下，俄國管轄區（後來的東德）儼然成為整個德國唯一有前途的地帶；而受到共黨庇護的德國人，更是對排斥自己的英美法三國不諒解。

面對東德‘重生’，西歐各國雖然關注，卻無能為力。一方面戰後赤字已足使各國焦頭爛額；二方面，這次世界大戰對殖民帝國是很大的挑戰，比方印度、中東、非洲、東南亞，在戰爭期間提供了西歐各國人力物力，可是相對條件，也希望戰後能獨立。大英帝國在戰後放棄印度、阿拉伯、埃及、南非等殖民地，而法屬北非、西非、越南、荷蘭屬印尼也都紛紛自治。短期內全世界已經成立了五十多個新興國家，也就是增加了五十多個需要外交官僚、客套籠絡的新政府。東德是問題，世界上卻有更重的問題。

直到1948年柏林封鎖，蘇聯向西柏林施壓，截斷公路鐵路，意圖讓它不戰而降。整整一年內，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空運食物燃料到西柏林多達二十幾萬次，讓蘇聯自認失敗而解除封鎖。但西歐各國這時也知道，分裂的德國早晚會被蘇聯併吞，所以1949年五月趕快把分隔剩餘三部分合併為西德，算是緊急措施。

可惜柏林危機頭痛未止，1949年又發生兩件驚愕大事。第一是八月俄國試爆核彈。美國早就懷疑有間諜偷竊自己研發機密，這時空軍偵測發現空中輻射落塵指數，竟與自己新墨西哥實驗相同。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立刻向全世界公開，有證據顯示蘇聯在製造原子彈。後來美國判一對間諜夫婦死刑，但機密外洩已無法挽回；怒髮衝冠下，全國與共黨人士勢不兩立，冷戰因此展開。

第二則是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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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其實從1927年就開始了，不過1945年抗日戰爭未了，雙方矛盾已再度浮現。只是歷史記載都著重於國民黨、共產黨，卻忘了這內戰與二次世界大戰的牽連。若要分析戰局，真正打敗日本的是美國俄國，而不是中國；自始至終日軍從未在中國境內吃過敗仗，頂多只有1945年蘇聯紅軍進襲東北滿州，大破日本號稱百萬眾的關東軍。但戰後的中國卻耀武揚威地要向日本‘討公道’；上海山東等日軍撤退地方不說，滿州一帶只要長得像日本人的，往往被‘報復’殺傷。說難聽點，戰後的中國完全是欺善怕惡的心態：日本進攻時沒膽量反擊，等美國投下原子彈、俄軍抵達鴨綠江（中韓邊境）後才來狐假虎威。

這一點中國和法國不遑多讓：兩者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都遠遜他國，但戰後兩者都與英美俄三國同成為聯合國安全常任理事會，甚至享有否決權；兩者也對宿敵日本德國最不寬容。其他三國多少是給面子同情中國法國，站在道義上不想讓盟國尷尬；可是被同情的人似乎沒有自知之明，還以為真的是自己百折不撓、堅韌不拔，所以功不可沒，別人畏懼自己是應該。結果德國納粹黨因為法國排擠之下轉投共產黨；日本則是表面上投降，實際上卻讓中國人自相殘殺。

怎麼說？國民黨背後是美國撐腰，而共產黨則是俄國在支持；但不論美國俄國，對國共兩黨都抱持疑問。美國羅斯福總統夫人曾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交好，戰期蔣夫人也努力為中國爭取募款。可是一旦羅斯福去世，新總統杜魯門卻對她十分冷淡；縱算美國仍派人到中國協助國民黨，很多人已經否定支援中國的價值。根據當時美國政要的批評：“國民黨用人的條件，只要對黨忠誠，其他不管是昏庸無能貪污暴利，都視而不見。”這種形容實在令人汗顏；但相反地，蘇聯對中國共產黨也不很樂意相助。俄國人對政府有幾近絕對服從的軍事精神（所以才有焦土政策），看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缺乏統帥、缺乏紀律、缺乏訓練、甚至連軍裝都不穿、只會瞎起哄的低知識民眾，實在覺得有辱馬克思-列寧之名。然而蘇聯與中國邊界長近四千里，邊緣地帶處處有機可趁，最好是稍微贊助中國共黨，讓他們當自己與國民黨之間的替死鬼。

也可說，日本早就看出之間的利害關係，所以撤退時就直接把滿州轉讓給俄國。等1946年蔣介石嚴辭抗議俄國將軍佔據滿州不還，日本已經置身度外，瞎子吃餛飩心裡有數。至於史達林，得到垂涎已久的滿州地區，怎肯白白歸還？不過在國際壓力下，既無法裝聾作啞，也不願滅己威風，該如何呢？俄國的答案是‘一國兩制’，也就是回答：我們紅軍佔領東北，只因信不過中國政府，但假若北滿州由中國共黨接手，那我們退賢讓位也無不可。這藉口聽來很詐，不過當時美國還有大量軍民佔領菲律賓，俄國的強詞奪理正好‘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讓美國語塞。何況1940年代聯合國不斷鼓勵讓各民族各地域自治，這是戰期盟國要拉攏各地游擊軍對付德國日本，不得不做的承諾；之後1945年北越建國、印尼獨立、1946年黎巴嫩與敘利亞分家、希臘內戰、1947年利比亞由意大利獨立、印度與巴基斯坦撕破臉、1948年以阿戰爭、緬甸獨立、南北韓分別成立，其他沒分裂的政府，法國、意大利、奧地利、波蘭、和南美各國，共黨都與其他黨派平起平坐。當時歐美總統總理們，同樣認為中國早晚也會分成兩個政府。不過假如分別獨立可以保持世界和平，有什麼關係呢？

誰知國民黨有共黨三倍軍力，竟然還徹底失勢。而失勢的起點，正是滿洲一帶。首先，國民黨在華北軍力不足，更別提滿州；萬一俄國先把一半轉交共黨，剩下一半大概也會被奪去。1946年協商時，蔣介石希望俄國不要立刻退兵，至少要等到國民軍抵達才離開。但這次蘇聯也向日本一樣學乖了，要退就退個乾淨，讓中國人自己去爭個頭破血流。結果情急之下，國民黨只得向美軍借飛機，將軍隊空運到北部各大城市鎮守。這實在是政治上最大的失誤，美國國會從此認為蔣介石無能，而國民軍的新兵在各大城市孤立無援，一般人民更認定國民黨只會靠外國，根本不值得領導中國。二戰後的中國已是經濟紊亂、通膨嚴重，這一來更是人心思變。不到幾個月，全中國民意逆轉，西方輿論不利，北部城市又被各個擊破，國民黨淪落到要撤退至台灣。

假若事情發生都在乎當時機會，那1950年代的癥結，其實應該是權力真空。

美國對自己朝三暮四的外交政策當然不會自責，可惜等到國民黨失勢才來東海巡航，也太遲了。對全世界而言，幾年來中國共黨的不斷勝利，讓其他各國共黨士氣大振，紛紛與既有政府對抗；不久俄國勢力立刻席捲東歐各國；然後韓戰、古巴革命；這些勝利再而鼓勵越南、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安哥拉等國家的內亂。有些地方曾被軸心國或同盟國佔領，剛恢復自治，但舊有制度已經在戰爭中廢除得一乾二淨。等日本、德國戰敗了，接下來短時間內突然從半個亞洲、半個歐洲撤兵，國內根本沒有人維持秩序。山中無虎，猴子稱王；一下子舊有勢力、新任將官、布衣草莽，各個想出頭，結果大家為了派系你爭我奪，磨牙吮血。單看以下事件：

• 1945年印尼的蘇卡諾(Sukarno)宣布獨立，卻有權貴想重溫舊夢，恢復自己在荷蘭殖民王國的特權，而荷蘭也想藉殖民地重現昔時光榮；最後內戰是蘇卡諾勝利，但他的獨裁統治讓印尼經濟嚴重倒退，比荷蘭殖民時代還落後。
• 1946年印度新德里，死於宗教暴動的就超過五千人；聖雄甘地特別發起絕食運動，希望能和平，然而他被槍殺後巴基斯坦仍然另起灶爐，而之後兩國政壇至今還不時傳出槍擊爆炸等頭條新聞。
• 1948年南非大選被動手腳，竟然只有白人投票，結果南非演變成公開歧視黑人的國家；後來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民族領袖，都在這段期間投入抗爭，反對隔離政策。1994年南非終於有真正大選，但是選出了黑人執政，其他派系仍舊不斷找別的理由抗爭。
• 猶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被屠殺夠多了，沒想到戰爭結束，東歐各國竟還有政客慫恿民眾繼續屠殺猶太人，以免他們這些異類和自己同胞爭土地。歐洲元首們怕這類惡行會讓納粹主義死灰復燃，乾脆在中東成立以色列為新國家，鼓勵猶太人回故鄉；但是英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從二次世界大戰前就一直蠢蠢欲動，現在英國走了卻換猶太人來，雙方等於是獨立後第二天就開戰，哪有和平可言？

順便一提，很多回教國家喜歡指責是美國成立以色列，實際上美國並沒有參與討論。不過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有不當，至今仍是如此。當一個國家內政有問題時，美國總是挑選對自己最有用的人鼎力相助；不幸的是，對美國最有用的，可能最讓那一國人民反感。南韓就是例子：首任總統李承晚(이승만）在戰後支持率並不高，美國卻因為他是第一位在美國榮獲博士頭銜的韓國人，認為有‘投資’的價值。許多韓國政府高幹與新總統根本合不來，轉投向當時還藉藉無名的游擊軍曹金日成（김일성）。後來媒體暴露李承晚選舉時嚴重舞弊，總統被迫辭職而流亡美國，不過這時南北韓對立狀態已無法解決了。同樣的外交謬誤還會出現很多次：美國經濟上支援過南越的阮文紹（Nguyễn Văn Thiệu）、智利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支援過奈及利亞、埃及、沙烏地阿拉伯、非洲和波斯灣各小國，很多後來不是貪腐就是獨裁。它在軍事上幫助過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索馬利亞，一個個都成了日後的新對頭。它對中國的政策也一樣，美國越是攪渾水，只會越幫倒忙。

自以為聰明的，反倒自食其果。

儘管如此，用長遠眼光看，我並不認為國共對立是中國歷史的致命傷。共黨統一了清朝以來不復存在的完整國家，而國民黨則在台灣建立了值得效仿的文化水平、經濟進步。在廣闊的世界上，沒有泱泱大國的力量，是很難被承認的；但有人口領土卻沒有經濟，一樣被人看輕。儘管幾十年來歷經風雨，中國並沒有被時代洪流吞噬，也沒有像世界多少古文明一般被掩蓋遺忘。

不過所謂‘失敗為成功之母’，中國會有這樣的發展，畢竟是出自一個鄰國‘敗後復活’的激勵。更應該說，若沒有他人驚世的成功範例，不論大陸台灣可能都還停留在二戰後的蛹蛻過渡期。

套一句日本諺語：“七転び八起き”（跌倒七次，站起來八次）。。。

考工：百步無輕擔

                日耳曼民族無論多優秀，抵不過雷達的成就優秀；日本自殺飛機無論多勇敢，抵不過原子彈的作為勇敢。時移了，事易了，惆悵唯有惆悵而已。
                            ——陳之藩《旅美小簡》

儘管事隔多年，人類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印象仍很片面，恐怕還與事實相去甚遠。比方根據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的軍事策略，那時陸海兩軍要對付日本，可行的路線有四條；然而最後真正扭轉戰局的卻是第四條路：

一、由中國腹地對抗日本。這是距離日本最近的陣線，而美軍1942年派小隊轟炸東京後，也在中國境內補給，表示當時中國的基地並不算差。問題是，偶爾轟炸東京‘雪恥’還可以，要在中國建立根據地對抗日本，根本不可能。日本早就對中國加緊開火，預計先除中國，再全力對付美國；而計劃也包括要累倒美國的援軍。太平洋畢竟是距離的挑戰，日本所佔據的地區又增加地理阻隔。就算要冒險穿越大東亞共榮圈，物資運到中國的也不及十分之一；要經過西伯利亞或喜馬拉雅山脈運送，折損更多。最後除了軍事顧問抵達中國，這條路可說是走不通。當然，對中國而言，八年抗戰是艱辛的；很可惜，從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來看，中國沒有戰敗，卻不等於勝利。

二、由印度、緬甸進攻中南半島。印尼的石油、馬來西亞的錫礦與橡膠、泰國的稻田，都是日本戰期的重要資源；只要重佔東南亞，日本軍自潰。可是要穿越中南半島的叢林縱谷，談何容易？電影《桂河大橋》描述的是緬甸戰局，實際上緬甸陣線兩軍都難以進退：叢林交通不便，雲霧敵我難分，雨季河床暴漲，熱帶疾病無醫。日本軍後來在緬甸邊境慘敗，但那時其他戰線已達尾聲，就算聯軍重佔伊洛瓦底江，收復仰光，對戰局也沒影響了。

三、由澳洲到新幾內亞、印尼、菲律賓的西南太平洋進攻線。麥克阿瑟的陸軍‘跳島戰略’赫赫有名，但澳洲進攻路線較好的理由，其實只在於美國可以不受大東亞共榮圈的影響，直接運輸補給南太平洋，頂多會在斐濟群島碰到一些日本偵察機。實際上從新幾內亞到印尼到菲律賓，這些島嶼上一樣是密林，和中南半島類似；加上沙灘短淺，上岸不易，再怎麼苦戰也未必能剷平日本軍的基地，反而辛苦奪來的島嶼不久又失陷。1944年當麥克阿瑟終於奪取新幾內亞北部礁島時，美國海軍早已登上關島(Guam)，還開始轟炸硫黃島(Iwo Jima)和沖繩（Okinawa，琉球重要據點），等於是用錐陣隔斷日本本土與東南亞。或者可以說，要不是海軍已經控制大局，麥克阿瑟就算再五年也不見得有所進展。既然如此，跳島戰略的成效並不足以誇耀，頂多只能牽制敵人罷了，因為歷史根本用不著這戰術。

四、由夏威夷直接橫渡幾千哩海域到馬歇爾群島，再到關島，然後直攻日本近海地區。這大概是最不可能的戰略，因為當時美國海軍的戰艦根本無法實現這樣的遠距離攻擊，連號稱性能最強的戰艦亞利桑那號（USS Arizona）也在珍珠港沉沒。何況一艘戰艦的砲台再優良，仍無法在固定區域展開長期攻防戰。那究竟要怎樣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周禮、冬官考工記》寫道：“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歷史學者們對科技下過功夫的不多，可是二次世界大戰，並非有美俄兩國加入戰局就穩操勝券。雖然軍隊指揮、決策部署、訓練、後勤、生產製造、資金借貸、國際合作同樣都很重要，但1943年同盟國所碰到的棘手問題，無一不是工程的考驗：1）如何安全渡過大西洋運輸？2）如何贏得歐洲的天空？3）如何克服德國的閃電戰術？4）如何登上敵方堅守的海岸？5）如何突破距離的限制？而最後，6）如何讓誓死不降的敵人停戰？每一個問題，背後都有數不盡名不見經傳的人，力求超越以往戰爭技術。換言之，戰爭已經進化了；精疲力竭地死守陣線、驚天地泣鬼神的人海犧牲，終究只是延後敗北而已。

勝利，不僅在乎勇力，更在乎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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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跳開東亞戰局，先看歐洲。美國雖然1941年加入同盟陣線，但這時當急之務是給英國輸困，而偏偏德國的潛水艇(U-boat)遍布大西洋海域。1942年希特勒下令增產潛艇，以防美國的物資補給。那年英美運輸船被爼擊、貨物沉大西洋多達780萬噸，這還不包括英國北海的支線運輸，更不包括回程中出事的船艦。假若白天，上空的巡邏飛機還可以及早發現潛艇；晚上根本什麼也看不到，只能憑船艦用聲納(sonar)在黑暗中‘海底撈針’式尋找敵人。這對攻方較有利，守方幾乎只有挨打。尤其運輸船需要經驗人員面對海上風浪，一旦這些人葬身海底就難以彌補；相比之下德國潛艇在海底神出鬼沒，就算受巡航艦反擊，損失也小——往往十幾艘運輸船折損，德國潛艇卻安然無恙。羅斯福與邱吉爾都為此大感頭痛，而希特勒還在繼續增加潛艇，該如何是好？

他們分析結論：首要關鍵是海空配合。當年飛機飛行距離還很短，偵查範圍頂多是距離幾百哩的海域，也因此大半船艦都得冒險穿過大西洋，沒有居高臨下的提早警報。加拿大工程師首先嘗試改進油箱，讓飛機至少可以飛越大西洋，也可以護航。其次，德國潛艇構造簡單，沉浮速度卻很快，以至於對付潛艇的魚雷往往未碰到敵船就引爆。為了有效殲滅敵人，美國貝爾公司開始研發導向追踪型魚雷；同時英國海軍也製造刺猬炮，以24枚深水炸彈同時攻擊，讓敵人難以脫逃。再來，英美船艦上的配備實在不夠。市場上已經有高頻率的電波測向儀器，許多二十年老舊戰艦上卻從未裝設；即使有設備，也無法同時做聯絡與探測敵人的雙重工作。測向儀還有個瓶頸，就是它知道方向，卻不知道距離；聲納則是知道距離，方向偏差卻很大，準確性更受水溫影響。奇怪的是，今日眾所皆知的雷達，實際上是1904年德國科學家最先研發的，卻到1940年才有美國海軍為它創RADAR（意思是電磁波測向測距）這名詞。為什麼德國不繼續發展雷達？原因是早期雷達使用的波長不盡理想，並不能有效偵測目標，所以很多人覺得發明不管用。但這基本上是科技未成熟。1935年英法德都同時有人製造超高頻電子管，卻只有英國繼續改良設計，將它進化為性能穩定、可用於雷達的高效率產品。美國麻省理工在雷達發展不遺餘力，英國空軍更發展自動掃描儀，減少偵查盲點。終於1943年盟軍大量採用下，德國潛艇無所遁形。最有利的水底武器，變成最致命的海底棺材。

但是歐洲的領空仍在德國控制下。1939到1940年德國幾乎是坦克來前先飛機轟炸，讓地面軍隊猝不及防；波蘭、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都在這種戰略下逐一敗北。現在換英國，希特勒每隔幾天就發動空襲倫敦一次，而且幾乎都是夜襲。就算不能強迫英國人民自己反戰投降，至少也先打垮英軍鬥志。然而英國並未投降，反而努力召集英、美、加拿大、澳洲等地志願民眾，以及法國、荷蘭、挪威、波蘭各地來的難民，凡是有飛行經驗或願意學習的，都在蘇格蘭一帶加緊訓練。當然，雷達問世後，英國海岸線各地都趕緊設站觀察，不過雷達站也立刻成為德國轟炸機攻擊目標。可想而知，假若自己沒有足以抗衡的空軍，雷達本身又有何用？

而空軍最需要的，還是重新設計飛機。今日大多航線都在一萬米高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飛機其實只勉強達到這高度；然而若不是戰爭需要，軍方恐怕還食古不化。英國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1933年創造的引擎，居然到此時才被重視。意外的是，研發人員將這性能更好的引擎裝在四十架不同的飛機上實驗，才發現另一架不起眼的小飛機，搖身一變成為空中轉折如意、升降迅速的戰鬥機。所謂如魚得水，它很快在空戰中成為盟國生力軍。不過德國的飛機也在進化，盟國可沒時間得意忘形。勞斯萊斯連年改良引擎，而設計師也根據流體力學模擬預測，假若裝在性能更好的飛機上，甚至可以突破高度與距離的瓶頸，還能達到時速432英哩。美國波音公司(Boeing)開創‘超級堡壘’巨無霸轟炸機，單它的製造過程已經令人咋舌（雖然這轟炸機後來只用於東亞而非歐陸）。幾年之內，戰局由德國轟炸英國，轉變為英美轟炸柏林。1942年倫敦的戰鬥機尚不能防衛英吉利海峽；1944年的戰鬥機卻已經可以凌駕半個歐洲上空。許多戰績輝煌的德國飛行員，都在這一年中殞喪，而接棒的又訓練不足，每個月幾千納粹年輕人亡命空中。諾曼底登陸時，美國艾森豪將軍(Dwight D. Eisenhower，後來第34任總統)甚至告訴士兵：“假若看到上空有飛機，那些都是我們的人。”

不過士兵怕的不止德國轟炸機，還有坦克部隊。德國在戰期製造了不下五萬台坦克，縱算在俄國一時受挫，在西歐、北非仍是所向披靡。當然，對德國陸軍而言，俄國始終是最大的心腹之患；雖然1941年搶到黑海油田，但是俄國大敵在側，豈可掉以輕心？也因此大多數德國坦克都集中在東歐戰線，1943年甚至霸占烏克蘭東北，矛指莫斯科，意圖迫使史達林投降。沒想到一度受辱的俄國，這段時間竟研發出令德國聞風喪膽的T-34。德國的虎豹式坦克都是重型坦克，俄國的T-34卻不以重鋼甲防禦，而是以砲彈射程遠獲勝，造價也遠比德國坦克便宜。問題是，剛上戰場的T-34缺陷仍很多，故障率也高，駕駛座又窄又凌亂，史達林屢次想把這批坦克作廢；幸而軍火部門努力參考英美坦克設計，採用傾斜式裝甲，降低受擊力道；把儀表板簡化，就算新手上路也不致出錯；改善輪軸履帶，可以承受得起砲彈反沖力卻又不失敏捷。雖然可靠性仍有待加強，當時的T-34已經足使俄國扭轉戰局。

俄國還有幾個勝於德國的優勢：1)造橋技術加快，今天炸了阻止敵軍進襲，明天又重建讓自己坦克追擊敵人；2)造假技術過人，假壕溝、假機場、假兵營，讓遠在俄羅斯平原上的德國軍隊難分敵我而屢次中伏；3)提供人民步槍、炸藥、甚至高爆彈、火箭筒等反坦克武器，既不易被發現，又讓駐紮敵境的德軍持續頭痛。等到德國心力交瘁時，1944年俄國大舉反攻，先收復油田，再將德國坦克逼退到波蘭捷克，陣線距離柏林不到三百哩。這是新科技衍生的新焦土政策。

同一時間，諾曼底登陸計劃也在進行。英國距離歐陸最近的，其實是海峽東南的比利時，亦即一次世界大戰壕溝戰區；但德國要增援比利時也比較快。諾曼底位於英國正南，是第二可能性。為了讓德國猜不出到底會登陸何處，盟國特別任命美國四星將軍巴頓(George S. Patton)在比利時對岸擺空城計，‘訓練’一批不存在的軍隊，還利用頻繁的無線通訊、固定飛機空襲比利時、及對敵人臥底施行反間計，讓希特勒深信比利時登陸計劃勢在必行。從英國密碼分析破解出的德軍命令，德國西歐半數以上坦克都在比利時等候敵人——甚至到諾曼底登陸成功後，希特勒仍擔心巴頓將軍隨時會進攻。一個名人居然能牽制一個軍隊，這戰略也太大膽了。

只是除去軍隊，諾曼底沿海仍有各種防備。英國陸軍特別改造輕型坦克，有的引爆地雷、有的剪鐵絲網、有的破砲台、有的焚燒木柵，簡直像是機械系學生競賽，各顯神通。等到諾曼底登陸成功後，這些改造坦克仍繼續跟著軍隊掃除通往德國的路障。矛盾的是：後代電影中常出現的諾曼底海灘奮勇犧牲，其實只是美國負責的Omaha Beach：盟軍上岸的共有五個岸線，英國、加拿大、美國第七軍都藉著改造坦克輕鬆上岸，只有美國第一軍疏忽，竟然還沒靠岸就讓坦克下水，結果士兵上岸沒有坦克開路，損失近一成（其他隊損失都不到2%）。假若這樣的不智之舉被歷史說成偉大，也難怪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被稱為智謀。

那麼，回到東亞戰線。如何克服距離的困難？相信大家都猜到了：航空母艦。

廣闊的太平洋上既然沒有方便駐軍的地點，那就造一個海上碉堡吧。既然戰艦的砲台難以及遠，那就讓飛機從船上起飛，去殲滅敵人。這是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Chester W. Nimitz)的方針。講得簡單，實際上要做到這點可難。一艘船要能載五千噸以上的物資、飛機、燃料、人員，還要能高速行駛幾週，究竟要怎樣的渦輪引擎才能勝任重擔？又如何控制巨艦，履海如平地，否則飛機怎麼起降？船廠研究結果，最後動用八座鍋爐、四座蒸氣發電機、兩座柴油發電機，以四軸渦輪讓全船持平。單這樣製造就花了美東各廠近一年時間準備。至於飛機也必須修改，在短跑道上能安全著地，還能移動停機不擋路。其他通訊器材、通風系統、安全設施、甚至內部交通所需電梯，無一不是超時代的設計。航空母艦底下，自然也有美國潛艇，近距離無聲無息地竊聽日軍無線電通訊，還轉給情報局解碼分析。不過航空母艦背後，更有海軍工兵隊，在相隔七千哩海域上到處建基地，堆土填坑、鋪瀝青搭鋼筋、設發電機雷達站、焊鐵修船檢查飛機，讓海軍所到之處能有歇腳所在，能持續長期作戰。根據記錄，當時航空母艦上隨行的各種技工不下百種，差不多都比年輕水手們長一輩。也多虧有這些工兵爸爸們後勤，否則就算海軍艦艇到得了菲律賓海珊瑚礁，也無法加把勁攻擊日本。

但最後為二次世界大戰劃下句點的，終歸是原子彈。美國、加拿大許多國家實驗室，集結了同盟國精英學者所進行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在物理學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帶領下，成功分離出能應用在武器上的鈾238。1945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

我們或許仍要問：其實整段戰爭史，英國、美國、俄國、德國、日本，都在從事科技爭戰。德國日本佔領機先，只因為他們比人提早改進技術，早製造優良的坦克飛機潛艇，早克服山嶺叢林；就算同盟國加緊研發，德國日本也並未怠惰。但最後他們還是輸在科技上，為什麼？原因是：再尖端的科技也需要政府上級願意支持採用；沒有贊助，科技一樣要遭埋沒，未知匣劍何時躍。日本是這當中最糟的例子，昭和天皇之下，除了總司令官，全是迂腐保守派，根本沒有人想用自己新開發的軍艦飛機。希特勒與史達林都有控制狂，但史達林至少知道要仰賴下面軍官的軍事決定；希特勒卻從開戰起越來越自大成狂，也越來越猜忌多疑，導致德國的潛艇飛機坦克逐一過時，雷達發展也不如同盟國。邱吉爾年過七十，對科技卻十分看重，也愛才若渴；羅斯福則自從珍珠港事件，一向重視三軍總帥的提議，只要對戰爭有益的都鼎力支持。這種鼓勵精英的政策，固然主導了未來英美文化幾十年，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元首們將領們願意引進科技的突破，這已經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1970年電影《巴頓將軍》有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沒有人是憑自己願意犧牲而贏得勝利。勝利，是要讓敵人為他自己的祖國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