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子：野地的百合（三）

假若耶穌的事蹟只到釘十架為止，那麼根本不會有人記得這名字。羅馬軍兵每年釘死不少人，多一個耶穌，何需掛齒？然而逾越節之後的星期日，有婦人到耶穌的墓地，竟說耶穌的屍身不見了，而且有天使告訴她們，耶穌已經復活了。門徒訝異之餘，也親自去證實；真的是‘昔人不知何處去，此地空餘墳一座’。就在大家議論紛紛時，耶穌居然出現在他們面前，還告訴驚慌的門徒：“你們何必懷疑？看我的手，我的腳，的確是我。”

基督教最讓人爭議的疑問，莫過於耶穌復活一事，到今天還有不少人認為這是無稽之談。畢竟：一、當時見到耶穌復活的，多半是鄙夫愚婦，難以採信。二、福音書對耶穌平時記述很多，復活後的記述卻很少，甚至有的版本記載不全。三、耶穌復活後來去無踪，四十日後又升天，無跡可尋，更無法證實。四、據一般經驗，人死不能復生；休克後又恢復的或許可能，被判酷刑而死的，豈還有命？五、許多文明古國都有不死的傳說，古埃及有生命之符，中國有《莊子》以來的神仙，印度有《往世書》，又有瑜伽（亦即長生之道），佛教有菩提，希臘神話有許多凡人轉化成天上的星宿——但是傳說終究只是傳說，死亡仍然是人的終點。既然從這些理性觀點來看，耶穌復活不可能，很多人也就加添其他可能性，用來解釋為什麼基督教會有這樣的記載。

不過只用這樣的邏輯來看，畢竟有失公平。倘若耶穌復活的事純屬騙局，那麼當時的使徒們何必據理力爭？保羅大約公元55年前後寫過：“耶穌在第三天復活了，還出現在彼得面前，接著出現在十二使徒面前，然後又在五百人面前出現，這些人大部分至今還活著。”他的整段‘復活宣言’講得斬釘截鐵，但為什麼保羅會這麼強調‘五百個證人’的存在？只因為當時的人雖然對耶穌傳講的道理有興趣，卻不能接受復活的事。

更坦白說，從十架到復活的這一段故事，對於要聽道的人實在是很大的絆腳石，對於要傳播宗教的人也不是很值得誇口的事。如果要編造故事，何必編一個有關罪犯的死刑？何不編一個更驚天動地的神話，或者乾脆說耶穌沒死就升天？這不是故意讓自己傳福音失敗麼？保羅也承認：“猶太人要神蹟為證，希臘人要尋求智慧，但我們傳的卻是被釘十架的耶穌，這對猶太人而言是冒犯，對希臘人而言是愚蠢。”換言之，不管是任何時代的基督徒，要講述耶穌的事蹟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那麼大家又為何要繼續傳揚？我個人認為，歷史記載中若有令人難堪尷尬的片段，極可能才是最真實的部分。基督教也不例外。在羅馬統治下，使徒們傳耶穌，可視為一種恥辱，而他們後來被稱為‘基督徒’原也是出於別人的譏笑；但是他們既然忍辱傳福音，甚至為這福音赴湯蹈火，那麼我們還是必須設想，他們傳的耶穌復活可能確非虛構。

當然，還是老話一句：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再多的辯證反駁、折中論點也是枉然。既然談歷史，基督教的產生絕對不是虛構，而基督教與猶太教變得涇渭分明，也是不爭的事實。那麼為什麼兩個宗教會從此劃清界限？難道只因為耶穌不是猶太人所等待的彌賽亞？他們不久之後也等得心碎了。或者是猶太人根本不相信有永生？那也不可能。曾經讀到猶太人安息日的禱告有一段：

（Baruch atah Adonai elohaynu melech ha'olam asher natan lanu torat emet ve'chayai olam nata bitochaynu.）翻譯是：‘讚美我們的神，宇宙的主宰，賜我們真理，給我們永遠的生命。’不只如此，猶太人的墓碑上多半有四行字，最後一行ה"ב"צ"נ"ת是簡寫（tehe nishmatah tzerurah bitzror hachayim），原意是：‘願他/她的靈魂與永生相連。’更清楚的是許多猶太小孩的搖籃曲，也被當做輓歌，歌詞大約是：‘求神讓我們睡得安詳，也求神讓我們到預定時再起來。’

可以說，猶太人其實也深信有永生，況且舊約時代的先知還曾讓人死裡復活；保羅後來被審判時就曾說：“我現在受審，是為盼望死人復活。”按理而言，基督教與猶太教所追求的，目標完全一致。但是耶穌被他們釘了，而基督教的道理，他們也無法接受。心裡的枷鎖打不開，原因何在？

* * * * *

不論是耶穌當年的猶太人，或是今天的世人，我們往往都活在憤世嫉俗與極度絕望中。施洗約翰的艾塞尼派不斷告訴人民，社會將毀、世界將滅；奮銳黨不斷標榜更血腥暴力的舉動來反抗羅馬；文化上，猶太人不像希臘是矚目焦點；政治上，猶太行省缺乏自主權；經濟上，猶太已經近半世紀毫無建樹，除了聖殿奉獻，民間用的全是羅馬的貨幣；連在宗教上，法利賽人與撒都該人還互相指責彼此的不是。雖然並非社會亂象層出不窮，許多猶太人對自己的存在早無半點自信；外表上雖然排斥羅馬人、厭惡希臘人、疏遠以東人、鄙視撒瑪利亞人，其實心裡最不滿的卻是自己。

然而在這充滿風涼話、冷眼看人生的時代，卻不知哪裡來了一個耶穌，而他的出現，也是個悖論。用現代術語來形容，耶穌醫病趕鬼的故事‘太假了’，世上哪有這種爛好人會免費為你服務？恐怕是另有企圖吧！也因此他行善，就有人說他是仗著鬼王趕鬼；他拜訪稅吏，就有人說他是好酒貪杯的人。更有人認為這個拿撒勒人能有什麼作為？之前多少‘彌賽亞’，竄起得快，消失得也快。沒想到加利利海一帶的信徒越來越多，之後居然還有那麼多耶路撒冷城民歡迎他，讓那些預測他會失敗的人全部乾瞪眼。有人崇拜他，有人敵視他，有人想效法他，有人想陷害他；不論反應如何，耶穌對當時猶太社會文化衝擊性不小，他所帶來的，正是現代人常說的‘反主流文化’。

猶太人的‘主流’，就是人對現實的茫然，對社會的悲觀，對自己未來的消極。其實不只是猶太人，世上大部分的‘主流’文化都令人低潮。這也難怪，人年紀越大越容易感嘆，受騙越多的越不敢希望，受挫越多的越無法開懷。因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個很嚴苛的地方，走錯路的就要承擔錯誤的風險，失敗的就要肩負慘敗的代價，遇到意外的也一樣要接受不幸的安排。一個決定，可能讓人變成奴隸；一場災變，可能讓人終生殘廢；一點瑕疵，可能讓人永難抬頭。世界如此冷酷，人也就必須用冷酷保護自己。久而久之，大家不再抱持任何熱情，不再做任何努力，甚至連別人的善意也要潑冷水，別人的費心也要凍結封殺。

而耶穌給人的，正是反其道而行。瞎眼的可以重新看見；瘸腿的可以重新行走；長痲瘋的，可以重回人間；被社會棄絕的，可以重獲關懷；被惡鬼纏身的，可以重見天日；要被石頭打死的，可以得到原諒；要被風浪傾覆的，可以重享平靜；要為兒女哭泣的，可以見到子女復還；要死在十架上的，可以得見樂園。迷羊的比喻中，即使是一隻走失的小羊，牧人也努力去尋回；浪子的比喻中，即使放蕩不孝的兒子，父親還是喜極而泣地擁抱。洗禮，不只是除去污穢，也是從水裡重生；聖餐，不只是紀念耶穌的死，也是與神重建關係。把這些加在一起，耶穌其實一直不斷讓人了解‘重新開始’的重要性；這是一種與‘主流’文化相反，甚至類似理想化的做法。世界所認為不該存在的‘仁慈’，耶穌卻使它發生在世上。天國不在遙遠無際的夢想裡；天國就在人心裡。

西方社會對這觀念體會得很徹底，也因此‘重新再來’(re-)成為拉丁語系裡最普及的字首，單是英文就有上千字。不過對於相信永生、盼望復活的猶太人，這觀念也不陌生；至少他們曾經被擄又歸回，曾經亡國又重建。只是在耶穌那時代，這種期望已經被淡忘了，或者被認為無足輕重了。

然而耶穌的這種反主流，並不單是多給人一次機會，否則佛教豈不也勸人‘放下屠刀’？後代甚至有《了凡四訓》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可是這只是內心自發的改變；人生不如意事，通常並非改變心境就有用。殺人的不因痛悔過去就可以無罪開釋；破產的不因鼓舞自己就可以解決問題；得癌症的不因放鬆心情就可以躲過死亡。假若調適心情就可以化解一切，世人又何必悲觀絕望，又何必冷嘲熱諷？

因為耶穌給人的，正是無救中的拯救，溺水中的浮木。沒有路了，神才開路。沒有盼望了，神才賜人希望。

但也因為他賜予人的，正是許多人所不願意再面對的，所以對他的反感油然而生。醫治殘疾或許一般法利賽人做不到，但是耶穌醫了病人，法利賽人反而來挑骨頭：你怎麼能在安息日治病？你怎麼能赦免別人的罪？其實法利賽人大可廢除無聊的安息日規條，也不必讓病人自以為罪孽深重才病入膏肓。這兩點其實都是他們能力可及、舉手之勞的範圍。或許猶太的宗教人士也感覺得到，自己所做的實非仁善，但是即使個人有良知，還是要面對太多傳統束縛、外在壓力，讓他們不敢或不願採取行動。那麼，別人所做的，恰是我本來該做的，也就是天經地義的事，為什麼我反而心裡不痛快？答案是：我們或許知道問題在哪裡，但是自己卻沒有動手；既沒有動手，就變得更頹喪更懊惱；等到我們看到別人成就了我們其實做得到的事，我們反而把對自己的失望轉移遷怒到別人身上，因為別人揭發了我們的怠惰、推卸、不負責、缺乏自信、一事無成、枉費日月。這種微妙卻危險的潛意識，恐怕連控告耶穌的文士、審判耶穌的祭司長，也從未察覺。

也因此他們譏刺說：“你救了別人，怎麼不救自己？你何不從十架上下來，我們就相信你？”這發問也不無道理，耶穌若不能自救，我們還信什麼？畢竟歷史上有為人捨命犧牲的烈士，世界卻不見得因為他們的犧牲而改變；他們的死，頂多留下感人的故事，卻無法讓人類脫離絕望困境。保羅就說了：“假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傳的都是枉然。”

假若耶穌的事蹟只到釘十架為止，那麼我們也不必再看了，因為猶太人已經殺了耶穌，終結了自己的宗教，罪孽深重，染血的手也永遠洗不淨了。但是耶穌的復活卻改變了這結局。如果一切能重來，人是否願意選擇另一條路？如果一切能重來，人是否願意接受天國？假若耶穌沒有復活，這些問題都沒有意義；假若耶穌只是捨身成仁，那麼人再怎麼悲慟，也無法挽回已犯的錯誤。但是耶穌回來了，人類才有機會再去認識神，才有機會再修復與神的關係。固然有人會繼續守舊地憤世嫉俗，繼續徘徊在消極絕望的邊緣，不過也有人終於打開心門。不久之後，彼得在耶路撒冷向眾人傳揚耶穌，有許多人為了彌賽亞被釘十架而懊喪無比，然而也因為耶穌又復活，讓他們受洗歸主。

野地的百合，被人踐踏，被火焚燒，仍然重新盛開，純潔芬芳依舊。

人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主流所倡導的直路，一條是自由的崎嶇之路。直路是猶太教叫人小心翼翼地循規蹈矩，然而他們承諾的永生卻無法兌現；崎嶇的路是耶穌叫人重新開始，人一樣可以重蹈覆轍，不付諸行動，繼續在消極的社會中憎恨自己，也可以選擇跟隨耶穌，尋求盼望。重新開始，並不是承諾絕對能進入永生，對當時世界的千百萬猶太教徒而言，也很難知道宗教上的自由能通往哪裡。但是除非他們願意嘗試這條崎嶇的路，否則他們永遠只能在傳統的醬缸中繼續浮沉。

美國詩人Robert Frost寫的名句：“林中两條岔路，/我選擇了行人少的一條，/人生從此全然兩樣。”猶太教與基督教，至此是分流了，但是卻不是林中兩條岔路，倒比較像是兩座高聳的山嶺。這邊許多人站在猶太教的山頂上，看到另一邊耶穌所在的山峰光彩奪目，卻無法跨過深谷抵達那邊；卻也有人因為耶穌的復活而相信。這信心，就如同神給他們翅膀，讓他們飛越山谷，親眼見神。

而他們選擇了這一條路，再也不會回頭了。

神子：野地的百合（二）

羅馬共和的最後參議員Cicero曾說：“沒有比民眾更無常的。”在公元30年的耶路撒冷，這句話實在是一針見血。逾越節前的星期日，耶穌騎著驢駒，在眾人的歡呼聲中進城，才五天後卻在眾人的狂怒中被判釘十架。人群歡唱，因為大衛的子孫彌賽亞來了；人群憤怒，也因為耶穌自稱是彌賽亞。短短數日，心態上居然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倒真是令人震慄。

有關耶穌的死，文學音樂藝術電影作品已經不少，而神學論文也浩如煙海。然而我個人在意的卻是：讀到耶穌受難，我們會直覺性認為他是被‘莫須有’的罪名判死刑。但是以歷史而言，猶太人畢竟也是重視法律判決的民族，難道就這一次是破例枉法亂判？這番驚天動地的裁決，是否真的不合邏輯？

耶穌受難之前總共受審四次。第一次是大祭司的岳父（也是前任大祭司），捉到人之後先開始刁難，質問耶穌傳了些什麼道理，看看有沒有把柄可讓他們借題發揮。不過質詢是假，恐嚇才是真；只要被審的人流露出恐懼、忿恨、慚愧、惱怒的情緒，要從這弱點下刀就易如反掌了。可惜耶穌卻回答：“我所傳的都在公共場所講，沒有在私底下講。何必再問我？何不去問聽見的人？”旁邊的人見他不肯就範，乾脆先賞他耳光，仗勢欺人地說：“你敢藐視神的大祭司麼？”耶穌還是不被激怒，不做無謂的口舌之爭。審不出個名堂，只好交給現任大祭司。

第二關的大祭司該亞法(Caiaphas)就比較難纏了，因為大家心裡有數，要定耶穌的罪其實不容易。然而有司法經驗的大祭司，可不像他岳父一樣草包；好比職業律師，他事先已經做好準備，然後逐一傳呼證人出庭。當然，證人多不一定有用，但是即使是誣告，證詞多了，一般民眾也會產生懷疑。《東周列國志》有‘曾參殺人’的故事，連曾子的母親也誤信謠言。相同地，那晚在猶太公會中，本來滿心歡迎耶穌的人，一下子也不知該相信哪邊。大祭司的最後殺手鐧當然是耶穌自稱是神的兒子，但是在這壓軸好戲上場之前，他還先加了一道更煽動民意的罪名，就是耶穌預言聖殿毀滅。

到底耶路撒冷的聖殿，對當時猶太人有多重要？正確來說，聖殿是獻祭、禱告的地方；然而在公元初世紀，耶路撒冷的聖殿也是中央銀行、地方繳稅、和收納奉獻的所在。猶太人這時已經失去自己的國家，因此聖殿成為他們唯一的精神象徵。公元41年羅馬皇帝Caligula下令要敘利亞提督在耶路撒冷聖殿增設神像，居然有近萬猶太人跪在聖殿前請求撤旨，寧願集體被殺也不願聖殿被褻瀆；後來因為皇帝被刺殺，事情才沒惡化。不到十年後，猶太人在守逾越節的期間，有個羅馬士兵背向聖殿，用臀部做個不雅舉動，結果被猶太人圍毆而死；根據當代史家Josephus的記錄，只因一個白痴的行為，一時蜂擁暴動、軍隊鎮壓、竄逃時被踩死的竟有三萬多人。羅馬人統治迦南地將近一世紀，自然也很清楚猶太人對聖殿有多執著——甚至連一般爬上殿牆做維修工作，都要猶太長老們同意才行，未經允許擅自攀爬的還會被活活燒死。偏偏耶穌進聖殿，第一件事就是潔淨聖殿，推翻兌換銀錢的桌子，把牛羊鴿子趕出聖殿。這等於是干涉耶路撒冷的金融運作，雖然看熱鬧的人叫好，一般民眾恐怕會覺得他太過輕率。果然有地位的猶太人立刻來興師問罪：“你憑什麼這樣做？”耶穌的回答更是出人意表：“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重建起來。”這句話對猶太人未免刺耳，難道耶穌是在咒詛聖殿麼？猶太民族現在沒有君王，沒有國家，難道連聖殿都要失去，變成一無所有？

換言之，大祭司審判時，先用聖殿為引，再公然問耶穌，是否承認自己是彌賽亞，最後‘大驚失色’地高喊：“這人竟敢藐視神，該死！”人民也一致怒罵，耶穌的確萬死莫贖，人人得而誅之；其實他們的憤怒不是因為耶穌自稱是神，而是因為內心更深層的恐懼。大祭司畢竟很能揣測人心，佈局完美又合乎法律：對猶太人而言，一座聖殿比一位彌賽亞更重要。沒有耶穌無所謂；沒有聖殿豈可原諒？

這正是任何宗教最大的隱憂。出發點是神，走到後來卻本末倒置了。

* * * * *

第三個判案的是希律·安提帕。耶路撒冷的總督是彼拉多，但是耶穌既是加利利人，掌管加利利的安提帕王當時也來拜訪，彼拉多一來順水推舟，二來總不能讓客人失面子。安提帕王早已風聞耶穌之名，既有機會當判官，當然希望耶穌在自己面前顯個神蹟。無奈耶穌不賞臉，安提帕王自討沒趣，又轉給彼拉多。

到目前為止，審判都在猶太人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唯有第四審是在羅馬的衙門內。猶太人認為進入羅馬場所是污穢，為了避免無法守逾越節，只站在衙門外。按照道理，彼拉多應該是要藉用翻譯官才能問耶穌：“你是猶太人的王麼？”沒想到翻譯官還沒開口，耶穌竟用帝國通用的希臘文回答：“這是你的看法，還是別人的敘述？”彼拉多家境不差，也受過相當的教育，在這塊‘野蠻’的土地上居然有人能用希臘文與他溝通，訝異之餘，自然也不再把耶穌當一般無知市民看待；只是對方言語犯禁，彼拉多還是回駁一句：“你當我是猶太人麼？敢對我這麼講話。”不過好奇仍在，又追問：“是你自己的同胞和祭司長要處死你，你到底做了什麼？”耶穌卻沒有正面回答，反而轉個角度說：“我的國不在這裡，甚至不屬這世界，否則為何沒有臣僕為我而戰？”彼拉多說：“那你真的是王？”耶穌說：“你說我是王，這話沒錯。我是為真理作證才來到世上，而屬於真理的都會聽從我。”彼拉多聽得一頭霧水，這人的話玄得像個哲學家，越講越偏，但是一方面要判案，一方面也有興趣聽聽他的論點，所以又問：“真理是什麼？”

或許有人說，這哪像在判案？簡直就是學派中的師生問答。倘若彼拉多有時間，接下來應該還會更精彩；可惜衙門外猶太人嚷叫得越來越大聲，彼拉多只好先出去平息眾怒，說：“我查不出這人有罪。”他這時也猜得出整件事來龍去脈，不外乎宗教人士的嫉妒，只是祭司長要借他之手名正言順而已。他個人倒對這案件模棱兩可，既沒主張判死刑，也沒希望釋放耶穌；不過以羅馬人的‘務實精神’，彼拉多還是政治掛第一。為了討好猶太人，彼拉多先與民眾交涉，提出的條件是釋放一個奮銳黨被逮捕的人物，想必這群暴民不會拒絕。這其實是故意在猶太人面前做公關，給他們一點甜頭，猶太人比較不會造反，自己的政治生涯也不致於今年泡湯。另一邊，彼拉多叫人把耶穌毒打一番，打得滿身是血，慘不忍睹，然後示眾說：“你們看這人。”意思是，這人我已經懲罰了。這是身為總督，對人民有交代的官僚做法。猶太人的要求，羅馬可不算敷衍塞責。

無奈眾怒未息，猶太宗教界仍執意要耶穌釘十架。按理只有反叛羅馬的才會釘十架；耶穌的事是猶太人內訌，哪需要大興干戈地把十架搬上場？彼拉多也煩了，說：“你們不會自己去釘他？”這也是實話，之前猶太人自己要治死什麼人就處死，何必每件案件都要羅馬經手？猶太人卻回答：“他自稱是神的兒子。”言下之意，這不是芝麻蒜皮的民事訴訟，否則我們何必來找你？

彼拉多一驚非小，趕緊又回衙門問耶穌：“你是哪裡來的？為什麼不告訴我？難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左右你生死麼？”這句話已經有點像是在用權威掩飾內心的顫慄。希臘羅馬的傳說中，天神常出現在世上，所以人民不敢掉以輕心，免得不識抬舉；結果彼拉多居然叫人鞭打耶穌，這下子該當何罪？耶穌卻回答他：“除非天賜你權柄，否則你又怎能辦我？不過那些起訴我的猶太人，罪比你更重。”這等於默認是‘神的兒子’了。彼拉多不敢再問了，只好設法看如何開釋耶穌。

猶太人大概也覺得剛才那句話講錯了，眼見彼拉多驚惶失措、投鼠忌器的樣子，再要強迫他判耶穌死罪恐怕難了。一計不成再生一計，猶太人立刻對彼拉多說：“你若釋放這個人，就是不忠於凱撒。”其實羅馬神明眾多，這時進入帝國時代，奧古斯都·凱撒也被尊拜為眾神之王的化身。猶太人這麼說，是給彼拉多一個藉口；不過對彼拉多而言，這卻是給自己做賊心虛的矛盾情節一個安全下台階——凱撒也是神，耶穌也是神；如果為了一個更重要的神，因而對另一神無禮，那就情有可原，不必內疚了。心意已定，彼拉多立刻修改劇本，趕快彌補對凱撒的失敬，更積極地慫恿百姓：“這是你們的王，我可以把他釘十架麼？”群眾在祭司長和羅馬總督的雙重鼓吹之下，也齊聲高喊：“殺了他！除了凱撒之外我們沒有王！”慫恿夠了，彼拉多才裝出一副‘予不得已也’的白臉模樣，在人民面前洗手，表示‘弒神’這件事他沒有參與。

或者可以說，四次審判都不算蒙混過關，但實際上每個法官都不想負責。因為比起神子，他們寧可選擇權勢、傳統、神蹟、政治。人類社會往往暗潮洶湧，再崇高的宗教也是小人物主持的，而大家虛偽的面具下，仍舊醜陋庸俗，仍舊自私自利。外表是為宗教狂熱，內心卻完全無視神的存在。

人，就是這麼齷齪。

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有一段寓言故事，說耶穌再次來到世上，在西班牙的一個小城鎮醫病趕鬼教導人，突然大批士兵前來捉拿他，將他綁去監獄。那天晚上，當地主教到監獄拜訪他，問耶穌說：“你為什麼要來？你難道不知道，人要的不是福音，而是神蹟、奧秘、權威？這三點我們天主教已經帶給了世界，我們根本不需要你，你的存在反而破壞我們的職分。所以我們還是要把你再釘一次十架。”

讀過那段寓言故事的人，都會為這麼露骨的‘宗教宣言’而震愕，但是仔細一想，這的確是人心寫照。縱使有訓練完備的聖職人員，無懈可擊的神學系統，肅穆莊嚴的殿宇儀式，人還是找不到神。也可以說，正因為這一切都做得漂亮，人民最後見樹不見林，只看到肉眼可見的宗教，也誤認這些才是宗教的本質，大家必須誓死保衛。耶穌曾指出當時猶太教短視盲從的弊病：“無知瞎眼的人哪，什麼是大的？是金子呢？還是叫金子成聖的殿呢？是禮物呢？還是叫禮物成聖的壇呢？”

更廣義地說，什麼是重要的？是大祭司、聖殿、神蹟、文士拉比、舊約經卷、教派之爭、愛國情操？還是千百年來不斷帶領猶太人的神？什麼是基本的？是華麗的教堂、筆挺的西裝、優雅的音樂、感人的慈善、盛大的佈道、快樂的團契、完美的事工？還是讓這些變得有意義的神？

耶穌也知道世人的眼睛已經被蒙蔽了，所以在受難之前還特地為門徒洗腳，晚餐時又拿起餅與杯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這是我的血，為你們流的。”語重心長，卻正是在告訴門徒，宗教的根源在哪裡？人和神的關係究竟該如何？猶太人儘管願意為傳統宗教赴湯蹈火，卻對眼前的耶穌視若無睹。這難道真是神所要的麼？耶穌說：“我不稱你們是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稱你們是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認識、誠實、信任、關懷的基礎上，不是迷信盲從、權威地位、利害關係、巧言令色、社會期望的基礎上。神並不是要我們無言地接受代代相傳的香爐祭壇，而是要親眼見他，親自體會真理。

真理是什麼？彼拉多沒有得到答案，後代許多人也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內心猶如荊棘蔓生，尖刺密布；他們或許自稱是真理的捍衛者，真理卻被他們扎得遍體鱗傷。最後晚餐時，耶穌曾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了。”門徒愣住了，一個一個問他：“主啊，是我麼？”

或許我們偶爾也該問自己：是我麼？我是否也在扼殺真理？我是否也成為那種要宗教不要神的人？

公元30年四月七日星期五，耶路撒冷郊外的各各他山上，十架矗立。當年亞伯拉罕曾在這裡獻上兒子以撒，現在則是亞伯拉罕的子孫，在這裡親眼目睹耶穌斷氣。十架上釘了一塊木牌，寫著‘猶太人的王’。但是他們並不在乎，因為每個人潛意識都知道，死是一種遺忘。今天名聲再響亮的人，一旦離世，也會被世界淡忘。不管對耶穌的判決是對是錯，反正明天還是一切依舊。

歷史，就用墳墓的巨石，永遠掩蓋起來吧。。。

（待續）

神子：野地的百合（一）

          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
          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馬太福音，約公元75年所著

潮漲潮退，春去秋來，不知曾幾何時，加利利海邊出現了一個傳講天國的人。傳講天國不稀奇，那時已經有施洗約翰在呼籲民眾悔改，並非創舉；奇的是，這個人沒有空談美好的夢想，卻用實際行動把絕望的人重新扶起。他沒有強調嚴以律己的宗教哲理，卻憐憫接納了許多社會所唾棄的敗類。他沒有用家世、學識、權勢來號召信眾，卻用感人的神蹟說服懷疑的人民。他沒有鼓吹世人去為他赴湯蹈火，卻走在一般民眾之間醫病、趕鬼、施恩、祝福。更奇的是，他似乎沒有涉足政壇的經驗，卻對政敵的攻擊周旋有餘；他似乎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講的話卻比許多文士學者都有深度。他的話沒有華麗的辭藻，可是連以色列公認最有智慧的所羅門王，詩詞箴言都遠不及這個人偶然的一番話。

對於這個名叫耶穌(Jesus)的人，當時世界實在摸不著腦袋。他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會出現在這時代這地方？很多人認為他是先知，畢竟以前有許多先知都行過神蹟；不過大部分的先知都與世隔絕，耶穌這一點與他們倒也不相似。不止如此，以當時宗教派系而言，要說他是哪一種人都很難。艾塞尼人認為神的忿怒已將要降臨，所以開口閉口總是滅亡的事；耶穌雖然接受過施洗約翰的洗禮，但他所教導的卻是心靈的成長更新，而不是戰戰兢兢地等待審判來臨。法利賽人認為宗教上思想開放，對人民是好事；但耶穌卻斥責他們妄自擅改猶太教的律法，還表裡不一地假冒道貌儼然的正派人士，將一般視為不潔淨的人徹底驅逐。撒都該人認為傳統宗教沒有的就不該添加；耶穌雖然也捍衛傳統，但他又講述天國地獄，還讓死人復活過，甚至預言聖殿的拆毀與重建，幾乎是正面和撒都該人作對。奮銳黨人想推翻羅馬統治，耶穌卻倡導挨打不還手。本位主義者覺得除了猶太人皆非善類，耶穌卻不排斥其他民族，還為他們施行治療。禁慾主義者認為多吃一塊肉都是污穢，耶穌卻不拒絕別人請宴。享樂主義者追求衣食精美，耶穌餵飽幾千人的曠世神蹟，卻只提供尋常不過的粗糙食物。唯物主義者看重金銀財產，耶穌卻用比喻勸人，與其自己富足，還不如對別人多伸援手。機會主義者想要進入這團體裡不勞而獲，耶穌卻又講了許多玄之又玄的大道理，讓不想尋求天國的人自動知難而退。

換言之，雖然耶穌的言行人人可見，大部分民眾卻都見其貌，聞其言，不識其人。

不單是當代人對他一頭霧水，後代很多人也對耶穌一知半解，甚至以偏概全，把耶穌改造為自己想要的模型。可蘭經認為耶穌是第二十四位先知（穆罕默德是第二十五），可是回教徒只重視耶穌行過神蹟，連他智慧的言辭一句都沒提過。中古時代學士認為耶穌教導的是信心勝過理智，反倒幾百年來在文化思想上退步很多。十字軍時代的Francesco d'Assisi自覺耶穌啟示的是要過得清心寡欲，於是一生活得像乞丐。歐美革命時代，烈士們認為耶穌所提倡的是博愛的精神，拿破崙甚至說：“亞歷山大、凱撒、查理曼、和我都用武力建立國家，耶穌卻純粹用愛建立國度。”雖然這話不無道理，但是他們未免太選擇性地闡釋聖經，其他的反而沒再細讀。人道主義興起時，許多人把平等當作耶穌最寶貴的教訓，還為了這理想發動過許多社會階層的鬥爭；儘管解放黑奴不是壞事，‘人權平等’並不等於耶穌所傳的，至少內容就已經相差懸殊。科學精神普及後，許多人把耶穌的道德勸語當作至理名言、生活座右銘，其他有關天國的道理卻視同廢話。印度的聖雄甘地曾對西方人士說：“我喜歡你們的基督，不喜歡你們這些基督徒。你們一點也不像你們的基督。”這句話固然值得人深思，然而非暴力反抗的甘地，真正崇拜的只是‘愛你的仇敵’那一句典範；雖然能做到這一句就已經不簡單，但耶穌講的絕非僅是仁恕之道，剩下的甘地卻未能接受。

耶穌有一次問門徒，大家認為他是誰？眾說紛紜，結果只有西門彼得(Simon Peter）說：“你是彌賽亞，是永生神的兒子。”

* * * * *

彌賽亞？大衛的子孫？是他？這答案在當時大概沒幾個人相信，驚愕之餘，搞不好很多還要大失所望。畢竟每人心裡一把尺，眼前這人跟想像中的救主差太遠了，怎麼可能是真的？其他的門徒不用說，連為耶穌施洗，這時被下監獄的約翰也質疑：“你真的是我們等待的人麼？”不過更難接受的是後半句。耶穌自己家鄉父老，看這孩子從小到大，怎麼也不相信他的‘特殊身份’，難道他瘋了？法利賽人更是無法容忍耶穌，居然被稱為‘神的兒子’也沒否認，還不時‘赦免’罪人，簡直輕狂傲慢，褻瀆得太過分了。就算是要妖言惑眾斂財，打這種不實廣告也該被掌嘴，否則法利賽人臉往哪裡擺？

更何況歷史上自詡為神的，除非生下來已經是帝王法老，不然幾乎都沒好下場。在這塊曾經為宗教大肆殺戮的猶太地上，縱算耶穌行過多少神蹟，要自認是神的兒子，那可不是一般人敢信口開河的稱呼。民間或許有無知之徒，迦南地的拉比文士、經學家的門生徒弟，慕名前來聽道的也不少。你既敢大言不慚，就要敢拿出證明，敢為這頭銜負責。否則在各教派競爭之際，誰會把一個自大狂當真？在猶太人與羅馬人互相濺血之時，哪還有你容身之地？

但是耶穌還是照講不誤。古今中外所有言語夠份量的人，恐怕沒有一個敢說類似的話。釋迦摩尼沒有自稱是佛，摩西沒有自稱是耶和華，穆罕默德沒有自稱是阿拉；耶穌卻自稱：“我與父原為一。”釋迦摩尼只說自己是尋找真理的教師；耶穌卻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孔子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耶穌卻說：“你們中間誰能指證我有罪呢？”穆罕默德說：“除非阿拉恩蔭，否則我沒有指望。”耶穌卻說：“除非你們相信我是基督，否則必要死在罪中。”

講得更直接一點，耶穌並不只是在傳揚福音；他自己就是福音。他並不只是給人吃飽；他說：“我就是生命的糧。”他並不只是讓瞎眼的看見；他說：“我是世界的光。”他並不只是教人得救的門路；他說：“我就是門。”他並不只是為信徒設立牧師；他說：“我是好牧人。”他並不只是讓死人復活；他說：“我就是復活；我就是生命。”

這是歷來所有文士、拉比、祭司、法利賽人所不能提供的答案。他們只能說信奉猶太教的，神必拯救；卻不能像耶穌，叫世人因他得救。

世人雖然期待過，盼望過，也想像過神出現在人間的可能性，但是想像中多半帶有震懾性的權威。其實不用神親自出面，單是皇帝出巡就已經讓老百姓恐懼得魂不附體。可是耶穌自稱是神，卻是如此平易近人，讓周遭都不時忘記他並非凡人。他可以一開口斥責風浪就使加利利海平靜，但不多時又親手治療村莊裡的病人，還讓孩子們到他面前來，一點架子也沒有。很多人把他當名醫看待，不論到何處都有人想求他醫治；然而西元初世紀的醫療技術實在不怎麼高明，就算全羅馬帝國最出色的名醫，恐怕都不如今日一個醫學院學生。古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雖然對臨床醫學貢獻甚多，但理論錯誤仍不少；再加上當時沒有麻醉（鴉片等藥物千金難求，連上層社會都不一定買得起），任何燒烙、開刀、截肢的治療，都要把病人五花大綁，忍痛被折磨後又沒有消毒，病人往往不治還好，治療後反而十天半個月必死。可是耶穌到處醫病，碰上的未必是尋常疾病，舉凡癱瘓、瘸腿、肌肉萎縮、駝背、水臌（肝腎等內臟疾病的徵兆）、皮膚病、失明、聾啞、精神錯亂、嚴重高燒、甚至婦女隱疾都有，以今日醫學都不可能達到‘藥到病除’的成果，耶穌卻讓他們‘無藥自癒’，而且立時見效。這種能力太超乎想像，連今日讀新約聖經的人也會懷疑，是否寫福音書的人誇大其詞？然而就另一角度而言，假若這些神蹟只是串通、騙局、安慰劑，勇於前來求醫的人恐怕都要大失所望，而西洋鏡拆穿後，信徒也會大量流失。那麼是否後來傳抄聖經的人加油添醋？這也有困難，畢竟寫福音書的時間距離當年不算遠，得到醫治的很多還在世，並非百年後才有人假稱傳說。況且以後來基督教的發展看來，西元初世紀就已經傳播迅速，根本不需要後代渲染。耶穌的醫治可說是說服力最強，最讓信徒得安慰的‘福音’，也因此曾有在宗教上與他作對的人，孩子有病時還是低聲下氣去求耶穌。

儘管如此，耶穌所要醫的不只是身體。病人的痛苦，還包括被親友離棄的無助，被社會鄙視的羞辱。即使身體沒有病，大部分人心理仍顯病態：高傲、自義、貪婪、嫉妒、仇恨、邪惡、恐懼、自私、懶惰、生活忙亂、心靈空虛、不敬父母、不愛鄰舍。種種社會症狀，都是耶穌醫治的目標。有人秉持宗教至上的觀點，甚至把宗教法加諸於所有百姓身上；耶穌卻指出“安息日是為人而設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而生的。”有人惟恐天下不亂，千方百計要引發猶太與羅馬的衝突；耶穌卻說：“凱撒的東西該歸給凱撒；神的東西該歸給神。”當時信從他的很多是下層的窮人、不潔淨的病人、社會不齒的稅吏妓女。有人認為耶穌實不該與這些‘罪人’為伍，畢竟他們的處境本來就是神給予的懲罰；耶穌卻講了許多比喻，要叫人明白，即使這些‘罪人’也是神寶貴的子女。這固然是讓被貶低的人能夠抬頭，也是讓發言的人檢討自己高姿態的譴責心理。曾有人抓一個紅杏出牆的女人，來問耶穌要如何治罪？耶穌卻回答：“你們中間誰沒有罪的，可以先拿石頭打死她。”看熱鬧的眾人，被他義正詞嚴的話教訓得一個一個走了，然後耶穌告訴女人：“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諸如此類饒恕的道理，到兩千年後的今天，還是讓很多人感動得潸然淚下。明朝思想家李贅說：“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耶穌所做的，幾乎有如以色列的先祖猶大——猶大是挺身保護家人的獅子；耶穌則是挺身保護罪人的獅子。

世界本來就是個冷漠的地方，活得越久，就越司空見慣，把沒人性的社會視為理所當然。但世上再冷冽的環境，一樣有生命散發熱量；再枯寂的荒漠，一樣有百合可以盛開。迦南地這塊火燒過血灑過的泥土，或許當時人潛意識中，已經不寄望它能再有任何作為。可是或許正因為心如死灰，才能復燃；正因為望穿秋水，才能親眼見神；正因為放眼盡是殘破，才能打開心門尋找天國。被擄的猶太人曾預言：“他不喧嚷，不揚聲，也不使街上聽見他的聲音。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言下之意，神來到世上並不是要殺盡仇敵、燃燒全地、恣意降福降災、讓眾人叩首膜拜、讓天下成為他的腳墊。神來到世上，世人不認識他，他仍將恩典毫不保留地賜給人類，讓聽他言語、見他行為的人，徹底相信他真的是彌賽亞。

可惜，很多人從一開始就存了偏見，不願以他的言行做判斷；即使見了他言行，還故意扭曲；即使無法扭曲，也不想領受恩典；即使領受恩典，卻仍不相信；即使相信，卻又未必誠實接受。平心而論，世人無論信不信神，若是神真的走在世上，大概都會想去見識一番；然而見識之後，人又會做什麼？縱觀往後的歷史，猶太人是設法把耶穌局限在傳統宗教範疇中；希臘是將他哲學化研討；羅馬是利用他名義鞏固帝國；歐洲是把他降為一種典型文化；美國是把他當商品來賣；今日世界各國則是拿他作箭靶，從政治、教育、科學、媒體、宗教界多方抨擊。神在眼前卻棄如敝屣，直如入寶山而空回；現代人如此，兩千年前古人也如此。

神子來到世上，竟受如此侮辱，連許多門徒都抱不平。耶穌卻沒有動怒，只說那些缺乏信心的人不幸，仍舊繼續救其他人，繼續傳講天國的道理。可是他不計較，別人卻看成是他好欺負。何況善人遭禍，似乎是古今常例。既然猶太人無法用詞鋒奚落耶穌，那麼下一步自然會採取更惡劣的行動。

花開花謝，懂得珍惜的有幾人？

（待續）

寂夜：我們究竟在等誰？

公元前4年，希律因難纏的疾病去世。雖然恨他的人很多，他在位期間猶太人卻從來沒有暴動過。政治是很現實的學問。希律草菅人命，卻也懂得興修水道、設城築路、開闢良港，發展巴勒斯坦的民生；他徵稅要錢過分，卻也知道要鼓勵礦業、鑄造業，甚至猶太壟斷死海瀝青的市場（當時造船業防水必用）；他不喜歡宗教人士，卻也派遣法利賽人建造以色列先祖的祖墳，又重修聖殿，給人民做點‘善行’補償（今日聖殿山遺留的哭牆，其實是希律時代建造的）。種種工作，證明希律實在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既有暴君嗜殺的鐵腕，也有長治久安的眼光。即使有再多的人憎惡希律，他的政績還是很值得看。

不過希律一死，猶太行省又立刻出風波。有人自稱是彌賽亞，號召無數百姓對抗羅馬/希律家的統治。那時駐守敘利亞的羅馬將軍聽到消息，迅即點兵南下，平定耶路撒冷的動亂，之後十架釘死了兩千個參與的猶太人。對羅馬人而言，沒有連家屬一齊處死已經很仁慈了；可是猶太人卻認為羅馬殘忍無道，後來還發起全國共同抵制羅馬貨品的事。

皇帝奧古斯都也許了解猶太人對希律有多反感，但希律從未有對羅馬不利的舉動，所以羅馬依照往例，還是要讓希律的兒子繼任——不過希律似乎對自己的孩子們不怎麼信任，遺囑稍微動手腳：一個兒子亞基老(Herod Archelaus)做猶太、撒瑪利亞、以土買的王；另一個兒子安提帕(Herod Antipas)做加利利和約旦河東的王；第三個兒子則是做戈蘭、巴珊、和大馬士革以南整塊地的王。說是‘王’，真正的名稱卻降了一級，算是‘種族統治者’而已。

亞基老和他父親一樣兇暴，偏偏又沒有父親的政治手段，剛上台就殺人民三千，使耶路撒冷一直不得安寧；之後兩年又有人自稱是彌賽亞，亞基老掃蕩亂民後，更是變本加厲地殘害猶太各政黨。相反地，安提帕治理的加利利一帶卻開始蓬勃進步。之前加利利沒有太多的文化建設，所以安提帕引進的希臘文藝建築，一般老百姓還以為這是猶太文明的一部分。安提帕比起哥哥亞基老懂得節制，除了後來殺過施洗約翰之外，整個社會倒還算穩定，也因此有些人為避免暴君屠殺，乾脆從猶太逃到加利利一帶定居。留在猶太一帶的，則分為主和派與主戰派。

主戰派就是後來的奮銳黨，多半是偏激分子；他們的成員有很多是從原先的法利賽、撒都該、艾塞尼人而來，畢竟大家有共同的敵人。主和派倒比較明理，他們聯署上書羅馬皇帝，陳述亞基老的暴行。對羅馬而言，希律家只是一顆棋子，本來就不值得眷戀；何況猶太人一直間歇性暴動，正證明亞基老治理無方，理當換人。皇帝奧古斯都接到聯署，立刻下令將亞基老終生貶謫到法國的小地方，猶太行省則由羅馬自己任命總督來管。

可是主戰派仍不接受羅馬的管轄。或者說，只要不是猶太人自己做王，他們一定反對；縱算是猶太人當王，只要與他們政見不合，他們仍要反對。公元6年，羅馬的新總督才剛接管耶路撒冷，立刻發生奮銳黨的動亂，而民眾起義的導火線卻是當年的人口普查。【注：羅馬的人口普查與大希律王逝世其實相隔十年，新約聖經的福音書記載有誤。】

其實當年的人口普查並不是什麼好事，雖然普查結果多少會影響州郡界線、社會福利、經濟建設、司法要職等等，但是羅馬政府最主要的目的還是以人丁計稅，以人口徵兵。猶太行省的人一向很會逃稅逃兵，所以羅馬政府才大費周章地做普查；否則這麼麻煩的事，搞得人民不便，官員慪氣，何苦呢？後來由於這次的民眾起義，羅馬不再做普查，只僱用當地稅吏（往往也是黑幫）按人頭討債。

但這並不代表猶太人造反的動機單純。當時起義的首領也是個自稱彌賽亞的人。他用羅馬會強加稅收為引，號召了許多義士，還為了拉攏宗教人士，宣稱猶太地方只需要有神，不需要有王。只可惜他欲速不達，結果跟隨的人不夠團結，這次起義仍是以卵擊石。而羅馬‘新官上任三把火’，更是不留餘地斬除可疑人物。革命失敗，民眾的怒火反而越煽越炙。從公元7-70年，羅馬共有十五任總督（包括本丟·彼拉多，以後會提到），幾乎都是被貶官到這裡鎮壓民眾，甚至有一年不到就因事故而卸任的。至於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在許多煽動者的鼓勵之下，還是接二連三地向羅馬軍兵宣戰。

* * * * *

新約的使徒行傳記載法利賽人迦瑪列(Gamaliel)說過，當時已經有太多的彌賽亞，根本不必為這些人操心。假若神真的差遣彌賽亞來到世上，法利賽人豈能干涉？假若不是神差遣的，而是凡人自大，那麼最後注定會失敗，又何必要法利賽人多此一舉？

這是很明智的觀點，也是很消極的反抗。當時法利賽人見到這麼多民族‘救星’挺身而出，反而感到不安，因為每個彌賽亞出現，多半要帶來羅馬人更血腥的嚴懲，所以法利賽人才會徹底否定彌賽亞。換言之，這是為了避免全身遭受感染，所以自己先切除‘惡性腫瘤’。

然而，猶太人是真的對彌賽亞絕望了麼？身為法利賽人教師的迦瑪列知道，大家並不是不希望看到拯救，而是不想再失望。讓我們痛苦的往往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自己。

南宋辛棄疾的《稼軒詞》唱道：“千古江山，英雄無覓。”以色列地從士師時代到南北兩國滅亡，迦南地有優秀的領導人，也有差勁的國王；任憑大衛英明，幾百年來不肖子孫還是時時可見。之後猶太地被外族統治，巴比倫、波斯、希臘、羅馬對它的影響也是有正有負。正確來講，古今中外任何時地，都可能有堯舜禹湯的賢君，也都可能出現桀紂幽厲之輩。除非每一代掌權人總是具備政治智慧、軍事才幹、民眾魅力、以及對天下蒼生的慈懷，否則一般人所渴望的‘仁君’‘王道’‘烏托邦’永遠不長久。

問題是，既然理想達不到，很多人寧可退而求其次，熟悉的就是好。‘正統’這兩字往往賦予許多人神聖的使命感，也造就了許多歷史的哀嘆。假如猶太人認命了，不再繼續抵制外族，那麼對‘彌賽亞’的期盼也會徹底消失；但猶太人偏不認命，偏要寄望大衛的子孫繼承王位，結果等到的只有失敗的彌賽亞。何況一個真正了解羅馬根基有多深的人，絕不可能輕易挑戰它的前線戰士；相反地，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之蛙，才會意氣用事地拿性命開玩笑；而一群盲目無從的百姓，也會跟著這些‘彌賽亞’一齊送死。

年輕人有熱忱並不是壞事，但是自認是受天命指示救世界的，幾乎都抱持幻想式的自我完美主義。這種人的‘彌賽亞情結’，其實和亞歷山大自詡為神的心理相去無幾，而常犯的錯誤也很類似：第一、容易高估自己能力，甚至無中生有地以為真正潛力到必要時才會發出來。因為他們的極度自信，許多人可能被說服，甚至他們自己會相信自己的謊言。第二、既然自己受天命，那麼所做的決定也不可能出錯；別人持疑，只因為不了解自己是‘孤傲的天才’。更危險的是，這種人往往相信，他們在千鈞一髮之際還可以挽回局勢；之前的錯誤只是餌，全為了要展示最後一步睿智的抉擇，所以一時受挫也不足為患。第三，喜歡獨享特權，社會的規則秩序加不到他們身上。有時這種‘我行我素’的舉動還會吸引民眾，認為他們的確是天之驕子，尤其是他們傲視敵人的態度，足以讓己方人馬心折。換言之，惹人厭的高姿態，一旦出現在‘聖人’的身上，幾乎都可以被原諒。

當然，有‘彌賽亞情結’的並非只是民族英雄之類，後代許多異端邪教的宗主，甚至今日華爾街投資巨頭，矽谷的科技新貴，各國政黨的首腦幹部，很多其實都抱著扭曲的宏願要拯救靈魂、力挽狂瀾、轉虧為盈、開發明日無限能源等等。而人類也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直到對政府、對宗教、對金融業、對科技所承諾的天堂，再也無法信任了。

漫畫家吳淼的作品中有一段說：“因為短暫才會想要不朽，因為卑微才會想要權力，因為軟弱才會整天叫嚷著：‘我們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我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命運是什麼？你所能夠改變的和你無法改變的，你所能夠選擇的和你無法選擇的，都是命運。人們認為，對抗命運、征服命運，才是強大的表現，結果到頭來無非是自尋煩惱。”

說實話，以色列這個民族算是很可憐。其他許多古老民族滅亡後和入侵民族融合，絲毫不覺痛苦；猶太人卻是代代傳承，連掙扎吶喊、傷痕血淚都沉重地永遠背負下去，這條路也永遠步履闌珊地走不到盡頭。也許當時的猶太人真認為神有意要讓他們恢復王國，只是必須自己先去克服困難，神才會大施拯救。也許他們這時的憧憬，已經不是大衛時代的國際主導權，也不是所羅門時代的黃金傳說，更不是先知時代的烈火神蹟，或被擄歸回時，蕭條中重建的決心。歷史太遠了，記憶也模糊了，大家所認得的，只有馬加比王朝以來的苟延殘喘。雖然當時耶路撒冷一直勾心鬥角，總也比任人宰割的羅馬統治值得自我認同。懷舊的老人收拾破碎的記憶，苦笑一下，繼續等待。

荒誕派戲劇家Samuel Beckett的名作《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中，兩個人在路旁枯樹邊打發時間，等待一個他們不認識，名叫戈多的人。他們對這人一無所知，甚至不知是否真有此人，而到了全劇結束，戈多也從未出現，顯然等待是徒勞，等候的人也懷疑他們的等待是否毫無意義。但他們仍無法釋懷，要走卻不能，要等卻又不懂，為什麼要在這‘被神拋棄’的鬼地方等待。兩人不斷吵架又和好，又拙劣地想辦法打發難熬的時間，討論各種荒誕的事，最後等待延期到明天，而第二天兩人卻又重新無奈地等待。如此原地打轉、無果而終。雖可笑，也可悲。

猶太人也在苦苦等待，也在懷疑自己的等待是否毫無意義。在幾百年寂靜的漫漫長夜裡，他們也迷惘過，甚至恐懼過，自己究竟在做什麼？假若‘彌賽亞’根本是自己無法實現的幻覺，那麼自己的存在究竟有什麼意義？等待，是錯了麼？

不，等待並沒有錯；錯的是等待的地方。自我推銷的‘救世主’正出現在人口密集的地方，舌燦蓮花的‘濟世者’正徘徊在萬民景仰的場所，招搖撞騙的‘真先知’正遊走於財源廣進的去處，盲人瞎馬的‘教法師’正指導祭司貴族如何對羅馬官僚八面玲瓏，蹉跎歲月的‘經學家’正向不諳世事的學生們傳授陳腔濫調，半路出家的‘革命者’正向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鼓吹愛國，不可一世的‘百戰王’正領著烏合之眾進攻羅馬巡邏隊。等待的人很多，卻只排隊在別人等過的地方繼續等，而等到的，也只是大家‘英雄所見略同’的明星人物。

因為彌賽亞終歸是來了，他也將會改變整個世界——只是那時大部分猶太人還不知道而已。

                    一些牧羊人夜間露宿在野地裡，照看羊群。
                    主的一個天使出現在他們面前，主的榮光照耀在他們的周圍，牧羊人都非常驚恐。
                    天使對他們說：“不要害怕，我給你們帶來了好消息。這個消息也將給普天下的人們帶來極大的喜悅。
                    因為今天在大衛城裡你們的救世主誕生了，他就是主基督。
                    你們在馬槽裡將發現有個用布包著的嬰兒躺在那裡，那就是給你們的記號。”
                    突然，一隊天兵和天使一起出現，他們齊聲稱頌道：
                                        “榮耀歸于至高無上的上帝，
                                        和平賜給在地上他所喜愛的人們。”
                    然後天使離開他們，返回了天上。牧羊人互相說道：“我們去看看主告訴我們已經發生的事情吧。”
                    於是，這些牧羊人急急忙忙趕到了那裡，找到了馬利亞和約瑟，也看見了躺在馬槽裡的嬰兒。
                                                                                                    ——路加福音，約公元75年所著

薄冰：脆弱的太平

想必有人要問，既然羅馬把和平、秩序、和進步的社會制度帶到它所統治的地方，那麼這時它接管猶大地方，不是應該比猶太人自己內亂更好麼？

或許，在一般狀況之下，猶太行省的命運確實會比較好。但是這段期間羅馬面臨三重困難，使它對猶太地施政有異。第一，巴勒斯坦的東方還有勁敵。之前羅馬所併吞的疆土，後方幾乎都沒有可與羅馬匹敵的對手：西班牙以西是浩瀚的大海；迦太基以南是無邊的沙漠；馬其頓以北的多瑙河流域，民智未開，更沒有一統的政府；克爾特人逐次被打敗後，羅馬在不列顛群島的倫敦(London，原名Londinium)設郡，當時倫敦以北只有散居的牧羊人。但是羅馬進軍土耳其之後，開始和帕提亞帝國照面了。帕提亞人原是伊朗東部民族，卻不斷蠶食鯨吞塞琉古王朝的疆土，這時版圖已經由伊朗延伸到到兩河流域，還設首都在今日巴格達一帶（Baghdad，古名Ctesiphon）。從公元前66年到公元217年，羅馬還會和帕提亞帝國大型交戰七次，小型軍爭不計其數。這段時間每個將領：龐培、凱撒、甚至到公元二世紀末的皇帝哈德良(Hadrian），都曾為這敵國傷腦筋，畢竟羅馬離中東太遠，鞭長莫及。最後消滅帕提亞帝國的，卻不是羅馬，而是波斯繼之而起的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這為時近三個世紀的較量，可說是羅馬自建國以來，最考驗耐力的戰事，而自始至終難以獲勝，也讓羅馬自己信心動搖。

面對這座難以越過的高牆，羅馬自然會加強邊疆鎮守，亦即在敘利亞到迦南地建立縱向防線。但這卻會讓剛被征服的猶太人大為不滿。一般而言，施政以不擾民為先；要讓百姓安居樂業，就應該先減少老百姓身上的重擔。可惜這一點，當時的羅馬做不到。它在約旦河東西兩側十個城邑建碉堡，後來一併被稱為低加波利(Decapolis)，與加利利只有一湖之隔。在敘利亞則有大馬士革與該撒利亞腓立比(Caesarea Philippi)，這些地方是‘重鎮’，也是商業交流的地帶（今日歐洲語言的‘市場’Market，其實源自拉丁文邊境分界的‘記號’Mark）。只是對於巴勒斯坦的居民，貨殖交易所賺的，仍不足以賠償羅馬駐兵所帶來的麻煩。猶太人不吃豬肉，卻要為羅馬軍隊飼養肉豬；猶太人守安息日，羅馬人卻是八日為一週，第八日才有市場營業。單從民生方面就已經合不來，其他更可想而知。耶路撒冷作為行省的首府，不僅要補給前線的物資需求，還要應付背後的層層官僚，必要時更可能被徵收‘愛國’重稅，人民哪裡感受得到羅馬所謂的‘和諧’？

第二，猶太人態度過分強硬；其他各地帶，譬如迦太基、法國、西班牙、希臘、馬其頓、土耳其等等，這時都已經被羅馬三番兩次打敗了，所以戰敗後反而很認命，不再隨便肇事，更進一步主動與羅馬同化。至於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一向與羅馬建交，便於商業來往，何況希臘羅馬文化本是一家，自也沒什麼排斥性。相反地，猶太人雖然長期借助羅馬做靠山，卻還沒領教過羅馬的手腕。龐培佔領耶路撒冷，對猶太人而言只不過是輸了一回，大丈夫不以成敗論英雄。何況以前連踐踏迦南地多年的塞琉古王朝都可以打倒，現在在羅馬鐵騎下臥薪嘗膽，也沒什麼可恥的。只要最後能翻身，就不算懦夫。

這種態度其實每個地區都有。羅馬與意大利部族開戰三次，與迦太基開戰三次，與馬其頓開戰四次，與土耳其開戰三次，到帝國時期又與中歐的日耳曼民族開戰五次。這表示類似猶太人反抗羅馬的歷史悲劇，根本不罕見，不足為奇。羅馬早就知道各地造反的可能性，不過它懶得花時間刻意‘安撫’外族，反正基本社會制度建立了，羅馬並不虧待這些人；倘若真有人造反，那更好，貴族將領可以名正言順地殺人掠地，加官進爵，何樂不為？更正確地說，羅馬對外族的治理方式是‘綿裡藏針’，拳頭越重的受傷越慘。換言之，羅馬不會去同情各民族的反抗，因為這些外族縱算反抗得遍體鱗傷，仍要被迫接受羅馬的‘太平’。

不過猶太人倒比其他民族難纏。同樣是反抗，很多地方是大規模列陣宣戰，猶太人卻擅長來去無踪的游擊戰。有時候為了抵制羅馬徵稅，圍毆、偷襲、刺殺的事都有，但事後羅馬軍隊卻往往逮不到一人；即便被逮，很多也當場自殺，絕不透露同黨消息。這種打法在當時世界可說是‘獨步天下’，畢竟許多民族都認為這種鬼鬼祟祟的爭戰，勝之不武；然而猶太人之前在馬加比革命中，就是用游擊戰術成功的，所以再次反抗，出的還是這項‘絕招’。接下來一個多世紀，羅馬雖然也面對其他民族的抵擋，卻沒有一個地方像猶太一樣頻頻滋事，讓羅馬如此頭痛。

第三，羅馬此時正值政治劇變。這改變不止震盪意大利半島，更激起海嘯向四方推進，甚至波及國土的最前線。

* * * * *

公元前48年，龐培被凱撒擊敗，逃到埃及時被殺。公元前44年，凱撒在參議院被刺。公元前42年，刺殺凱撒的布魯圖(Marcus Junius Brutus)被安東尼鬥垮，自殺。公元前31年，安東尼被屋大維(Octavian)打敗，與埃及豔后各別自殺。公元前27年，參議院賜屋大維尊號奧古斯都(Augustus，‘至尊’的意思)，亦即羅馬第一任皇帝。幾百年的羅馬共和，到此劃上句號。

單刀直入地說，羅馬共和國並不純粹是因為這些著名人物而結束——他們只不過讓共和加速消失而已。龐培是積極地想總攬大權，凱撒是野心勃勃想稱帝，安東尼是寧可當半個羅馬的皇帝也不願與人分權，屋大維是殺了一票參議員才鞏固勢力，最後坐上寶座。其實就算他不稱帝，想戴金桂冠的人還嫌少麼？不過，會有許多人爭權奪位，也代表羅馬自古以來保持的秩序已經嚴重瓦解了。而這秩序的瓦解，卻是國家擴展的後遺症。

雖然國家由共和進入帝制，對整個羅馬社會的影響並沒有一般史學家想像的大。怎麼說？羅馬社會一向自相矛盾，雖然是共和體制，人民卻無權參與；雖然強盛繁榮，人民卻分享不到。它重視階級，以前的貴族世家有責任維持家族的聲望，也有責任保護共和國。但是共和國變大了，上層社會也很難再保持他們對下層社會‘兒女’的義務。何況曾為共和國貢獻汗馬功勞的人，現在已逐漸成為世家；貴族這麼多，根本無法聯合所有大家族一同為國效力，反倒是為自己家族爭取財權比較值得。相反地，下層社會的存在變得越來越微不足道。對外征戰多了，羅馬城也出現了大量廉價奴隸。有錢的地主既不需要再用佃農，佃農從此也只能過得和奴隸一般，頂多是年輕力壯的從軍，年老殘障的乞討。換言之，幾百年來的擴展，原來的下層社會已經變成一群沒有尊嚴的人民；之後進入了帝國，普通人的一條賤命也同樣不值錢。

這等於是拆散了羅馬剛起步時的互助信任。一個社會越是彼此不信任，就越會用政治婚姻來‘套關係’，也越會出現緋聞、暗算、杯葛、批鬥、內戰、黨爭，下層社會則會經常發生奴隸暴動。羅馬即使沒有皇帝，獨裁跋扈的執政官還是一個接一個，頂多是被譁眾取寵的政客暫時取代。至於整個社會是否能重新恢復信任，還要看獨裁的手腕，甚或必要時期的戒嚴法。龐培是軍隊中的英雄，也是上層社會的代表，但是一旦羅馬因內戰而缺錢，連羅馬參議院和自己的軍隊都反他。凱撒雖然獨裁，卻得到大部分下層社會以及羅馬軍隊的信任，只是他得不到上層社會的支持，最後還是死在集體刺殺之下。屋大維學習凱撒收買人心的方法，但是他對付敵人比凱撒狠，而且是一邊標榜自己遵從羅馬的價值觀，一邊不動聲色地剪除上層的反對者。用‘無所不用其極’來形容他，實在適合不過，畢竟他能稱帝，是在戰果輝煌、資產豐厚、百姓愛戴、軍隊擁護、議員加冕、望族爭相結交的狀況之下，才終於踏上歷史性的最後一步。

當然，這種巔峰狀態一半是謊言結成的，絕對維持不久。美國文豪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說：“在薄冰上滑行，速度就是安全。”所以每個野心家時機一到，都是火速行事，一氣呵成。而在走這著棋之前，也都深謀遠慮，甚至先留伏筆。龐培是強迫參議院與他一齊離開羅馬；凱撒是‘坦誠地’把可疑人物升官做外省提督；安東尼是與埃及並肩合作，以糧食要挾羅馬城；甚至連參議員往往都老謀深算，連著名學士往往都雄才大略，連貴族婦女往往都蛇蠍心腸。羅馬的政治風雲，以這短短二十年最精彩，最血腥，最智慧，最無奈，也最常被後代取材編劇。

然而正因為羅馬太重要了，它的巨變自然醞釀了當代的混亂。大西洋側的葡萄牙、西班牙，見到共和國內亂旋即暴動反抗。意大利以東兩千三百公里的耶路撒冷，也同飽受羅馬政變的影響。

龐培進兵耶路撒冷只花三個月，原是來下馬威；但他廢除王位，卻還是立贊尼斯的大兒子為傀儡，不過只任大祭司，沒有國王頭銜。畢竟羅馬不想讓猶太人再因宗教引發革命，卻也不致天真到要讓猶太人自治。（諷刺的是，贊尼斯的二兒子本來請羅馬軍來助陣，最後卻被綁到羅馬，遊行示眾後被賜死。）當然，龐培對這個‘大祭司’也不怎麼信任，所以又叫一個以土買人來做省長，‘輔佐’大祭司。這個以土買人叫安提帕特(Antipater)，他是後來大希律王的父親。不過羅馬尚未佔領迦南地之前，安提帕特就已經努力擠入猶太政壇。之前贊尼斯的兩個兒子爭王位，其中一黨會去勾結納巴泰人，就是出於安提帕特的餿主意。獻策成功，安提帕特從此飛黃騰達，更開始處心積慮為自己安插人馬。

接下來羅馬共和國政局不定，安提帕特倒很會見風轉舵。龐培一佔領耶路撒冷，安提帕特立刻向這將軍靠攏；龐培也賞他做以土買的州長。龐培戰敗後，他又立刻向凱撒獻殷勤；凱撒也指派他為全猶太行省的總督。凱撒被刺之後，他又附庸於行刺一黨人之下。公元前43年，羅馬政局又有變更，安提帕特這時也被自己親人在宴席上毒死。不過子承父業，他兒子希律徹底仿效父親，立刻看準羅馬的屋大維（而不是埃及的安東尼），還特別前往羅馬‘覲見’不到二十二歲的屋大維。屋大維這時正要拉攏東方各行省的勢力，當然歡迎希律來訪，還特別賜他做‘猶太的王’。

歷史充滿太多的矛盾。當年馬加比王朝強迫以東人歸入猶太教，現在反而是以東人來統治猶太人。希律還沒回到巴勒斯坦，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處斬大祭司。

我們也許認為安提帕特和希律這種人寡廉鮮恥，斗筲之輩，咸居顯職。但是這裡真正的問題卻是猶太人，畢竟大部分猶太人連希臘文都不願學，何況拉丁文？法利賽人既然自命清高，不斷貶低‘西學’，那麼懂得拉丁文的，幾乎只有商賈、稅吏、妓女、和非猶太人，而這些都是猶太人所看不起的。像安提帕特、希律這種人雖然一味吹牛拍馬，至少他們可以用拉丁文為自己爭取機會；反倒是猶太人這時表現卻不及格。羅馬政客要的，只是暫時的盟友，可以作槓桿原理提升自己的政治本錢。其實希律這般阿諛獻媚，連羅馬人都對他有點鄙視；假如當年猶太人有自願去和羅馬拉關係的，難道一個帝國未來的統治者，非挑選小人不可？

可惜當時猶太人過分本位主義。羅馬任命希律為王的同時，曾有個馬加比家族的亡國餘孽，向帕提亞王朝借兵進攻耶路撒冷，內外串通之下居然大敗羅馬軍隊。羅馬本來忙著自相殘殺，這時見到外敵，反而內亂暫停，先鄭重對付帕提亞王朝才是（屋大維和安東尼的生死對決也因此延後）。希律的一紙欽命還沒兌現，當然不遺餘地將猶太的山川險要、兵備強弱、巴勒斯坦誰可信誰可疑，全都告訴羅馬，連出謀策劃也有份；他人品低下，倒還有點才智。三年後，羅馬大軍重新平定耶路撒冷，希律終於榮登寶座。馬加比家族剩餘的人被他全數殲滅，‘助紂為虐’的猶太公會也被他殺了四十五位元老。

對屋大維而言，希律是可利用之人，尤其他再來要對付安東尼，猶太行省是埃及的咽喉要塞，所以與希律合作，總比與他為敵有利。希律這時已經學得很滑頭，在羅馬兩巨頭你爭我奪中，他一直擔任兩方的‘盟友’，卻也一直置身度外，直到屋大維有能力獲得決定性勝利時，希律才肯表態。不過正因如此，猶太地區這段時間內，絲毫沒有成為羅馬廝殺的戰場。

只是對猶太人而言，希律還是臭名遠揚，因為他太殘酷嗜殺。之前四十五位元老不算，他以暗殺作威脅，強迫新任大祭司聽話。原本民間的執法機構，被他看不順眼就斬人，一個一個削減為蓋印的官僚。他殺了許多政治對手、殺了許多宗教人士、殺了自己最愛的妻妾、也殺了好幾個兒子。是他做賊心虛，歇斯底里，還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沒有人知道。新約聖經提到他在大衛的故鄉屠殺嬰兒，此事無從考證，但以他的兇殘個性，多殺幾十條無辜性命，早已算不上‘加深罪孽’了。

不知道哪首歌的歌詞說：“冰上的人步步驚魂，墜冰的人五爪抓不到救援，冰下的水卻是千萬人譴責的眼淚。”這似乎是許多政壇人物的傳記縮影。

好冷的世界。

散沙：相煎何太急？

身為中國人，我們常感慨地說自己是一盤散沙，但是我們並不是唯一缺乏向心力的民族。認知科學有個理論數字叫Dunbar's Number，是指一個人所能維持的社交關係大約100到230人，平均約150人。這個上限和大腦新皮質有關，超過這個上限，就很難維持人際關係了；除非有更嚴謹的規則、法律及強制性，才能保持穩定性和凝聚力。既然過大的群體會失去凝聚力，若是外在力量不足，人民往往會產生‘自聚反應’，久而久之勢必成為一盤散沙。再往前推一步，越聰明的人，越不喜歡接受外在的法則，所以智商越高的民族，越可能會支離破碎。如果這理論可信，那麼我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人很聰明，也就很沒有團結力。

猶太人也是一樣。

公元前143年，猶太人重新建國，基本上還是因為有塞琉古皇帝作為共同的敵人，才讓猶太人同仇敵愾、齊心協力。一旦外患解除，猶太人又開始窩裡反，似乎是要積極地自毀剛建立的國度。馬加比兄弟的最後一人是西門。雖然歷史總是尊他為王朝太祖，但實際上他從未稱王，只身兼大祭司和猶大省長而已。之前說過，這時猶大力量不足，所以大祭司西門與羅馬結盟，以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中東的塞琉古王朝再回來踐踏迦南地。不過，假若他沒有與羅馬結盟，那麼新建立的猶大國腹背受敵，政黨總須齊心合作；既有外援，政黨反而內訌不休，皇室兄弟反目，親子相背，君臣不和，政府和人民互不信任。社會最下層還殘留希臘的文化衝突，最上層則有三個政黨箭弩相向。這三個政黨分別是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和艾塞尼人(Essenes）。他們即將帶來日後的巨變：耶路撒冷的毀滅、猶太人漫長悲慘的流亡、以及基督教的興起。

其實很多猶太人加入馬加比革命，只是出於對宗教非自由的不滿，尤其上層富人所想要的，最好是魚與熊掌兼得，既可汲取多元化的希臘文明，又不必讓傳統猶太教消失。現在獨立革命成功，不同群體也開始提倡一個新王國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艾塞尼人基本上是馬加比革命的核心，他們渴求的是不受污染的猶太教。但是王朝建立、政治紛亂之際，他們卻又灰心了——畢竟馬加比不是大衛的子孫。而耶路撒冷的聲色犬馬，也不是他們所嚮往的宗教聖地。到最後他們選擇修道院一般的生活，自甘淡泊，與世無爭，在迦南地一些孤零零的角落潛思經卷，尋找真理，獻身宗教。1947年發現的《死海古卷》就是這些‘修道士’傳抄的舊約典籍。更重要的是，艾塞尼人對政治絕望之際，卻衍生另一種期盼：救贖不是來自政治軍事，而是宗教上的拯救。在他們的理念中，彌賽亞(Messiah）不是稱霸天下的軍事家，也不是肝膽相照的革命志士。他們或許也不清楚他們所等待的‘救世主’是何許人物，但他們無疑是在鋪路。後來的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也是受到這派思想的薰陶。

儘管艾塞尼這一派不食人間煙火，其他兩派仍是火藥味很重，簡直要與對方玉石俱焚。矛盾的是，撒都該人在宗教上保守，政治上開放；法利賽人在宗教上開放，政治上保守。撒都該人認為希臘社會的政治軍事優點應該多學習；法利賽人對希臘文明則是容不下一粒沙。撒都該人著重聖殿、祭司、獻祭、摩西五經，亦即先知時代以前的猶太教（也因此他們不相信天堂地獄、死人復活的事）；法利賽人著重的是各地會堂、拉比、禱告、口傳律法，亦即先知時代以後的猶太教。撒都該人認為自己明智、艾塞尼人固執、法利賽人偏激，所以後來耶穌傳道時，撒都該人沒有百般刁難，只把他和其他法利賽人一視同仁。法利賽人則認為自己開明、撒都該人頑固、艾塞尼人太狂熱，既然被擄巴比倫之後宗教有所革新，何必再墨守成規地走回摩西訂立的傳統？

可想而知，撒都該一派有許多貴族、祭司、富人擁戴；法利賽一派有大多數人民的支持。而這就是苦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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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5年，大祭司西門被自己的女婿在宴席上行刺而死，連他的頭兩個兒子也一齊被殺。這對於一個剛建立的國度，實在是致命傷。歷史學家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女婿竟要對岳父下毒手，只知道這女婿曾被塞琉古王朝任命為耶利哥一帶的提督，藉而推測他可能傾向希臘，希望除掉岳父之後，塞琉古王朝可以賞他個省長職位。很可惜，西門的三兒子約翰·許爾堪(John Hyrcanus)沒有赴宴，僥倖活命。人民痛失領袖之餘，很快地請三兒子繼承大祭司之位，還立他為王。至於西門的女婿白費心機，後來是逃亡還是被追殺報復，不得而知。

約翰·許爾堪被人民擁立，成為猶大第一位政教合一的國王，照理來說應該會對法利賽人另眼相待，其實不然。或許因為至親的死，使他不太信任猶太人，反而僱用外人傭兵為侍衛。不僅如此，他對傳統棄如敝屣，自己改名為約翰（十分希臘式的名字），還曾經竊取大衛王陵墓中的金銀，用以鑄造新貨幣，貨幣上更印了自己的形象。這種希臘式的‘野蠻行為’，使法利賽人憤怒到極點，甚至集體強迫國王繳出大祭司的權杖。約翰·許爾堪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改投靠撒都該一派，加倍讓政府西方化。人民要嚷就去嚷好了，反正當初是大家懇請他上台；現在大權在握，他不想交出權力，也不想讓別人坐上大祭司的位子，唯恐新上任的大祭司反而用宗教名義壓倒自己。

朝野對立得這麼嚴重，民眾居然沒有暴動，也算是奇蹟。這可能是因為約翰·許爾堪延續馬加比家族‘拓展疆土’的政策，上台不久就兼併北方的加利利，和南方的以土買(Idumea，希臘對以東地的稱呼）。短時間內，幾乎達到大衛王朝當時的版圖，所以即使人民怨聲載道，也不便向國王翻臉。問題是，疆土擴展雖然可行，這些地方現在住的已經不是以色列人，又該如何？難道要全部殺掉？國王的作風很強硬：叫他們在劍刃下改信猶太教。也許約翰·許爾堪天真地認為一代兩代以後，這些外邦人總會成為自己人；不過他想得美，這些外邦人往往被新來統治的猶太人趕到窮鄉僻壤，先是因為法令而被歧視，之後又因為經濟拮据而被藐視，到最後與猶太人一直相處不來。以土買不久將出現歷史上猶太人所痛恨的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而加利利一帶龍蛇雜陳的村落，百餘年後仍被猶太人看不起，甚至有人說，“拿撒勒(Nazareth)還能出甚麼好的嗎？”

大概約翰·許爾堪也心裡有數，國王兼任大祭司其實並不理想，所以他死前下旨，要他妻子接任皇位，大兒子繼承大祭司職位。他這種迂迴曲折的做法，目的當然是為了讓兩個職位分給兩個兒子。但是大兒子可不想被削奪權位，他弒母誅弟，將其他弟弟囚禁天牢，自己秉承父親‘政教合一’的身份。為了籠絡撒都該人，他特地打壓人民公會(Sanhedrin)，還差點把希臘文定為官方語言。幸好他不到一年就死於內出血，由他弟弟贊尼斯(Alexander Janneus)繼位。

不過贊尼斯比哥哥還惡毒，甚至利用外國傭兵對猶大施行鐵腕政策。他對外征戰倒是功勞不小，加薩走廊、黎巴嫩、敘利亞、約旦河東到處有他的‘戰績’，但也不是百戰百勝。可是，這時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爭執，已經鬧得沸沸揚揚，贊尼斯卻放任不管，只顧對外用兵。終於，他的一次敗仗成為導火線，引燃猶大內戰。手擁兵權的贊尼斯，當然對這些法利賽人毫不寬容，一開戰就殺了不止五萬人。法利賽人被逼急了，居然做出最荒唐的決定——他們與塞琉古王朝聯手對付自己的國王。塞琉古王朝豈有拒絕之理？自然是立刻趁火打劫，派兵奪取猶大地，在示劍大破贊尼斯的軍隊。法利賽人這時才體會到‘唇亡齒寒’的危險，只好又與國王合作，擊退入侵的塞琉古軍隊，王國總算沒滅亡。然而記仇的贊尼斯，一等到六年內戰結束，就把許多法利賽的領導人物騙到耶路撒冷來，將八百人釘十架，還讓他們未死之前親眼看妻兒被斬。

後代猶大文獻，往往把贊尼斯與塞琉古王朝的皇帝安條克並列，畢竟兩個都是沒人性的暴君。公元前78年，贊尼斯駕崩，他妻子亞歷珊德拉(Salome Alexandra)繼承皇位。她算是整個馬加比王朝中最有治理能力的人，雖然年事已高，卻在她有生之年讓社會改進不少：她重新恢復人民公會的管轄，還設立小學提供義務教育，不分男孩女孩都要學識字。她沒有像她丈夫一樣，不惜一切對外用兵，但是她對邊防仍很重視，重修碉堡，需要時也叫兒子到前線禦敵。

儘管如此，亞歷珊德拉並沒有解決黨爭的問題。她本人傾向法利賽一派，這可以從她的政策看出。雖然她沒有公開彈劾撒都該派的人，但是下面狐假虎威的卻大有人在。為了避免兩派繼續惡鬥兇殺，她還特別設立撒都該人的城鎮，類似摩西五經的逃城，讓被迫害的撒都該人有容身之所。說穿了，這是治表不治根的政策。《舊唐書》說：“以血洗血，汙益甚爾。”只要還有冤冤相報的事，設再多的庇護所也沒有用。

或者可以說，身為一個女人，她所能做的實在太有限。保守的猶太社會不容許女人成為大祭司，所以她身為皇后，卻要任命大兒子做祭司；女人也不能上戰場，所以塞琉古王朝再次侵略，她也得派二兒子上陣。這應該是她考慮過政教分權，才會分派兒子職分。然而她一廂情願，兩個孩子願不願意？何況大兒子是法利賽黨，二兒子是撒都該黨，偏偏兩個都血氣方剛，寸步不讓，身為母親又能如何？她攝政十一年，繼位問題也仍然沒有答案。

公元前67年，母親剛離世，大兒子立刻奪取皇位，身兼二職。二兒子不服，率兵造反，還聯絡耶路撒冷的祭司們一齊來支持自己撒都該人。大兒子被趕下台，又去聯絡東方的納巴泰人(Nabatean，約旦到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奪回王位。二兒子不甘示弱，乾脆叫羅馬人來助陣。

要稱這是鬧劇，兩個兒子的確鬧得天翻地覆，不過劇終卻一點也不好笑。當時羅馬將領龐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史稱Pompey the Great)剛戰勝塞琉古王國，已經佔領了敘利亞，軍隊尚未解甲。既然有人要他評理，龐培也‘義不容辭’地下令大兒子讓位。羅馬的威勢畢竟震懾寰宇，一亮出名牌，大家都不敢爭辯，乖乖聽話。猶大的內戰是停了，但是大家接下來又去拼命遊說龐培，看看能不能狗仗人勢，利用羅馬聲勢達成自己目的。大兒子宣稱自己是長子，理應做王。二兒子說羅馬不該出爾反爾，既然把哥哥趕下台，就不能讓他繼續無賴。法利賽人這時早已看厭了這兩個沐猴而冠的混蛋，也請求龐培兩個都不要支援，寧可另立賢能為王。

龐培三派都聽，三派都不理會。公元前63年，他帶隊到耶路撒冷，消滅了馬加比王朝，改猶大國為猶太行省。

七十六年來的獨立，復國的雄心壯志，追求自由的夢想，究竟都到哪裡去了？《淮南子·兵略訓》說：“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回顧歷史，猶太人根本不該怪羅馬人背信棄義，結盟到最後反而吞噬盟友，而是應該自我檢討，為什麼政黨得失比國家還重要？甚至可以為了宗教黨派自相殘殺？風雨中，遇水的沙堆足以阻擋洪濤；但風雨過後，這堆散沙仍是沒有力量的群體。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杜牧，《阿房宮賦》

旭陽：金鷹展翅

《韓非子·喻老》記載楚莊王自評：“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我總覺得楚莊王這段話比喻不當。三年未嘗振翅的鳥類，恐怕肌肉萎縮，骨質退化，即使要飛也飛不起來了；三年毫無作為的政客，卻可能是‘謀定而後動’，所以往往一採取行動反而震驚百里。不過政客可以如此攻心計，一個民族的發展卻不是這種蟲篆之技可以改變的。

羅馬在所有古文明中，算是進化甚慢。其實青銅文明崩壞以來，意大利半島上就已經有原住民。然而根據羅馬自己的傳說，大約撒瑪利亞被亞述滅亡時，羅馬城才設立不久；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時，羅馬還只是部落酋長的小王國；希波戰爭時，羅馬才剛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時，羅馬才有第一份公認的法律；亞歷山大進攻亞洲時，羅馬城才曾經被高盧（古法國）人摧毀不久，正在重建中；甚至到了馬加比革命，正統的拉丁文都尚未誕生，民間只有方言俚語。

不過山銳則不高；就像龜兔賽跑的故事，慢條斯理的羅馬反而後來居上。它沒有一步登天，卻比其他古文明興起得穩健踏實。

為什麼羅馬發展得慢？其實意大利半島就像希臘一樣，山多平原少，雖然它沒有巴爾幹半島崎嶇，要出現埃及或兩河流域一般的文明，仍是先天條件不足。而它距離這兩個最早起步的文明又偏遠，不像巴勒斯坦、波斯、希臘等地方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不只如此，距離羅馬最近的三種文明，都是強烈的威脅：一是希臘，幾世紀以來不斷發展拓殖地，連意大利半島再小的平原也不放過；二是腓尼基人所建立的迦太基，自從在北非突尼西亞附近建立據點後，更是與羅馬遙遙對峙，何況它併吞了地中海上的灣岸礁嶼，羅馬根本無法像希臘一樣，開創海上的未來；第三則是中歐的克爾特人(Celts，分佈於不列顛群島、西班牙、法國、比利時、和萊茵河上游。今日愛爾蘭還有其後裔），若說他們是蠻族，其實那時的羅馬尚未成熟，也不見得比克爾特人進步多少。總之，羅馬是在敵人環伺之下，為尋求自保，才設王國建城郭；弱小的它，根本不敢奢望有一天會留名青史。

但是這個弱小的群體，卻很會吸收外來文明。後來史學家都把希臘羅馬並稱，因為希臘的傳統幾乎被羅馬全盤吸收，連神祗都只是改名而已。不過吸收和自創很難相提並論：希臘獨樹一格的哲學家多得不勝枚舉；羅馬倒是搜遍文獻找不到一個。希臘在文學、理學、戲劇、音樂、美學、數學、科學、史學、工藝製造、甚至體育，都堪稱比更早的文化青出於藍；羅馬卻未曾突破希臘的範疇。然而，羅馬和希臘最大的不同，猶如工程師和科學家不同：一個是在學術上開萬世先河，一個則是把學術的可行性實體化。就算羅馬沒有像希臘一樣，對世界各地的政治制度和軍事能力，調查剖析得詳細，它的政治和軍事，仍是最值得自豪，也最恆久不敗的部分。古世界七大奇觀，希臘佔其五（只差金字塔和空中花園）；羅馬有名的競技場雖要到帝國時代才出現，卻不純是建好看用的，而是個商業氣息濃厚的地方。換言之，希臘崇尚抽象，羅馬則是著重實用。

這一點連在宗教上也不例外：到基督教興起時，羅馬的神祗五花八門，舉凡意大利傳統神靈，希臘、波斯、埃及、克爾特人的神明，甚至猶太教，都各有廟宇會堂祭壇香火，執政者從不干涉。多一個宗教，對羅馬而言算不了什麼——只要和社會其他層面不起衝突就好。

我們其實還可以說，羅馬強調的不是文化，而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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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提到意大利多半會聯想到它的浪漫文化， 可是‘浪漫’這兩字和古羅馬實在沾不上邊。羅馬人是很一板一眼、一絲不苟的民族。最有名的詩人奧維德(Ovid)因為詩中涉及私情，被流放到黑海至死；這若在享樂主義的發源地雅典，根本不值一哂。羅馬對於所有個人性關係一向閉口不言，性醜聞等於是打破社會‘秩序’，也是政治攻擊的不二法門。（到了帝國時代這情形倒會改變。）

除此之外，羅馬的階級制度也很嚴謹，甚至單從衣著就可以分辨社會階層：佃農、牧人、奴隸穿的是深色的粗布衣料；越上層的人穿的越淡色；有政治地位的，才能穿純白的亞麻衣料。中上階層的羅馬對大家族很看重，不過一個大家族通常由地位最高的‘父老’完全控制，主宰整族的榮辱，他也有權向族中任何親戚下命令——包括婚姻、任職、連要親人去死都不能抗拒。雖然權力極大，但是責任也很重，畢竟一個家族的名譽包括經濟興旺、政壇得利、軍事功勞。決策錯誤而使家族蒙羞的人，一樣會被下毒；在羅馬人的觀點，這並不破壞傳統的家族‘秩序’。

同樣地，羅馬對維持秩序的法律極度重視。它的法律其實不見得有什麼創意，但是羅馬的律師比任何古文明都多。許多古文明雖有法律，往往還是憑皇帝高興而賞罰。但羅馬沒有皇帝之前，法律成為人民共同的保護網：要保障自己權益，不一定要去和地方官僚套關係，只要是公民都可以上訴人民法庭（後來使徒保羅就用過這一招。）而羅馬對於法律的賞善罰惡也毫不隨便，它酷刑很多，網開一面的機會很少。拉丁文有一句‘Fiat iustitia, et pereat mundus’（即使世界會因此毀滅，也必須執行正義）很能反映當時看法。羅馬從不為錯殺一個無辜人道歉，因為‘仁慈’基本上不能成為維持秩序的力量。它對侵略的南蠻北狄公眾絞死，對造反者也是十架釘死，羅馬城的士兵會被送到牢籠戰死，上層社會可以選擇自戟或是服毒而死，但是只要被判有罪，沒有一個人能用金錢、勇力、權勢躲過制裁。

這種秩序，恐怕是它周遭鄰邦無法了解的。法國的克爾特人曾經擊敗羅馬的一萬五千士兵，然後追擊逃兵，甚至摧毀羅馬城；但是法國人統治七個月後，羅馬又大舉反抗，原因居然是因為克爾特王用不等重的砝碼來量稅收。足見羅馬人對新政權意見不大，對捍衛固有秩序卻寸步不讓。

當然，羅馬若沒有夠分量的軍事武力，要維持社會秩序豈非紙上談兵？希臘曾有人偷襲意大利半島南端，想建城邦自立為王；結果當地人是投降了，羅馬卻根本不與他派的外交官交涉，先是層層阻擾，再則且戰且走，到最後入侵者‘勝者為王’的展望變成空夢一場，只能退兵到西西里島。後世有許多人譏笑這希臘人贏了戰役，卻輸了全場戰爭；其實這不是他未盡全力，而是因為羅馬的實力不斷在加強。早期羅馬的列陣方式是沿用希臘戰陣。亞歷山大死後，羅馬又改良了古希臘的重甲步兵戰術，以五千人為一師同進退。這和以前的陣隊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接力’作戰法：希臘的陣隊是直線橫列，守是全體盾牌防守，攻是全體長矛伺候。羅馬從實際交戰中知道，這種攻守無法久戰，士兵再努力，手臂也會酸。所以羅馬的列陣是用幾排士兵，第一排撐兩分鐘後，在盾牌掩護下換第二排上前交戰，第一排退到最後。兩分鐘後又換第三排補位，第二排退下。如此一來，交戰的人手可以不斷保持強勁，等到敵人疲累後再一舉殲滅。

講起來很簡單，但是當時羅馬的眾多對手中，卻沒有一個有辦法訓練出這樣的陣隊。秩序，不是與生俱來的。古代大部分戰爭靠個人英雄、神明指示、或強烈情操來鼓舞士氣（往往也靠計謀），唯獨實事求是的羅馬，把戰爭‘科學性’地精簡到最死板也最有效的‘作業方式’。羅馬不要個人英雄；好戰的英雄會亂了陣隊，反而讓整師的部隊中門大開，讓其他的士兵面臨危險。為了維持秩序，搶出風頭的英雄反而會被鞭打，再犯者處死，此可謂‘嚴以律己’。

我們已經分析過古世界許多戰爭，簡單講：猶太人是靠天意，亞述是靠勇力，巴比倫是憑援交，波斯是憑民望，希臘是用戰略，羅馬則是用紀律。或許，這就是為什麼羅馬的軍隊常勝不敗。它以鷹為軍徽，金鷹所到之處，所向披靡。

不過一隊常勝軍若產生政治意圖，國家可會嚴重動盪。奉守秩序的羅馬卻很少有這現象，因為自從有共和國以來，軍隊就一直隸屬‘元老院與羅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簡寫為S.P.Q.R.)。雖然不時有政客利用軍隊威脅政敵，甚至後來凱撒(Julius Caesar)藉之稱帝，羅馬的軍隊卻一直沿用S.P.Q.R.的標誌，許多士兵還將它刺青在臂上。對他們來說，‘秩序’是一種光榮——他們守護的是全羅馬人民，不單是一個皇帝、一群貴族。

從公元前500年起，羅馬由一座三面環山的小城慢慢往外發展。由於羅馬處於意大利半島西側的中心點，沿海交通的要衝，意大利各王國都對它虎視眈眈；它卻不斷戰勝鄰國，甚至一度引發全意大利圍攻羅馬的局勢。不過羅馬卻得到決定性勝利，還把南方那不勒斯(Napoli）及中央山區都納入版圖。與希臘交戰後，意大利半島南部（馬靴部分）成為羅馬的一部分，北方的托斯卡納(Toscana,包括佛羅倫斯一帶)也開始認同羅馬的秩度。

公元前264年起，北非的迦太基意圖指染西西里島，西西里的敘拉古(Syracusa)不想正面為敵，乾脆拉羅馬共和國與之抗衡。開戰時羅馬還沒有足夠海軍軍備，部隊也不慣海戰，起初自是節節敗退，不過實用主義的羅馬很快就趕上對方，甚至還製造梯子固鎖敵我兩艦，讓不諳海戰的士兵也能強登敵船。不到數年，羅馬的新海軍已經打到北非海上，甚至打得讓迦太基短期內沒錢再造艦隊。這次消耗戰羅馬傷亡不算少，但是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尼亞都成為羅馬共和國的屬地。而此時盛名之下，連北方的威尼斯(Veneto）和波河流域(Po)也與之聯盟。

然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五十年後迦太基的漢尼拔(Hannibal)聯合利比亞人進攻西班牙。伊比利亞半島久產金銀，羅馬與當地一直保持貿易關係，但是迦太基進攻時，羅馬元老院卻遲遲沒有反應。迦太基斷了羅馬財源後，又強行橫跨阿爾卑斯山脈，與法國的克爾特人和希臘的馬其頓人一齊攻入意大利。羅馬這時太著重陣隊，反而抵不了迦太基的斷援、偷襲、聲東擊西方略，一時大敗，全民惶恐。加上元老院不和，迦太基勢如破竹地掃遍意大利半島，西西里也被煽動要脫離羅馬共和。不過務實的羅馬，這次仍從迦太基人學到一個重要方針：若有將領戰死，士卒可以自己推舉有能力的人領軍。這雖然與傳統秩序相悖，卻能讓一群無頭蒼蠅立刻恢復戰力，比由元老院重新派遣有效多了。漢尼拔的戰略，這時羅馬已不再上當；加上羅馬海軍擊破西班牙的迦太基根據地，戰爭中期羅馬又重新收復江山，後來更把西班牙、直布羅陀、摩洛哥、北非、利比亞都歸為己有。再五十年後第三度戰爭，迦太基徹底被滅，從此在歷史上消失。

不止是迦太基消失，連希臘也逐步變成羅馬的領土。亞歷山大帝國分裂後，軍閥逐鹿中原，馬其頓本地卻產生許多海盜在亞德里亞海上囂張。這其實是馬其頓的執政者在後方給羅馬製造麻煩，後來迦太基進攻時，馬其頓的‘傑作’終於徹底暴露。羅馬大敵當前，先不與馬其頓爭，但一有機會就加強保護東方沿海，順便與希臘其他城邦結盟。等到平定迦太基，再藉著保護盟友的名義進軍馬其頓。公元前197年，馬其頓投降。之後還有兩次反抗，但是此時希臘已經開始接受羅馬的秩序與和平，再也沒興趣去效忠皇孫貴戚了。

幾百年來，雛鳥不斷成長，終於到‘鲲鹏展翅九萬里’的境界。

儘管羅馬軍事武力強盛，人卻常稱‘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這並不是口號，而是社會寫實。雖然這名詞到公元一世紀才有，但是羅馬每統治一個地區，一定把社會秩序帶給當地人。法律制度、軍隊保護、邊界防守，這些羅馬人都做得十分完善。其他水利工程、普及教育、醫療衛生、灌溉系統，更是讓整個地中海世界‘羅馬化’。它的公路方便到令人欽佩，遂有‘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說法。波斯是盡量讓每個民族自主自治，羅馬卻是把每個民族改造成羅馬的一體。

當然，這種改造的過程不一定盡皆順利。尤其距離羅馬越遠的地區，反抗得越倔強。最明顯的就是西亞地區：塞琉古王國、帕提亞帝國(Parthia，中國史稱安息)、以及巴勒斯坦的猶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