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沙：相煎何太急？

身為中國人，我們常感慨地說自己是一盤散沙，但是我們並不是唯一缺乏向心力的民族。認知科學有個理論數字叫Dunbar's Number，是指一個人所能維持的社交關係大約100到230人，平均約150人。這個上限和大腦新皮質有關，超過這個上限，就很難維持人際關係了；除非有更嚴謹的規則、法律及強制性，才能保持穩定性和凝聚力。既然過大的群體會失去凝聚力，若是外在力量不足，人民往往會產生‘自聚反應’，久而久之勢必成為一盤散沙。再往前推一步，越聰明的人，越不喜歡接受外在的法則，所以智商越高的民族，越可能會支離破碎。如果這理論可信，那麼我們得到的結論是：中國人很聰明，也就很沒有團結力。

猶太人也是一樣。

公元前143年，猶太人重新建國，基本上還是因為有塞琉古皇帝作為共同的敵人，才讓猶太人同仇敵愾、齊心協力。一旦外患解除，猶太人又開始窩裡反，似乎是要積極地自毀剛建立的國度。馬加比兄弟的最後一人是西門。雖然歷史總是尊他為王朝太祖，但實際上他從未稱王，只身兼大祭司和猶大省長而已。之前說過，這時猶大力量不足，所以大祭司西門與羅馬結盟，以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和中東的塞琉古王朝再回來踐踏迦南地。不過，假若他沒有與羅馬結盟，那麼新建立的猶大國腹背受敵，政黨總須齊心合作；既有外援，政黨反而內訌不休，皇室兄弟反目，親子相背，君臣不和，政府和人民互不信任。社會最下層還殘留希臘的文化衝突，最上層則有三個政黨箭弩相向。這三個政黨分別是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和艾塞尼人(Essenes）。他們即將帶來日後的巨變：耶路撒冷的毀滅、猶太人漫長悲慘的流亡、以及基督教的興起。

其實很多猶太人加入馬加比革命，只是出於對宗教非自由的不滿，尤其上層富人所想要的，最好是魚與熊掌兼得，既可汲取多元化的希臘文明，又不必讓傳統猶太教消失。現在獨立革命成功，不同群體也開始提倡一個新王國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艾塞尼人基本上是馬加比革命的核心，他們渴求的是不受污染的猶太教。但是王朝建立、政治紛亂之際，他們卻又灰心了——畢竟馬加比不是大衛的子孫。而耶路撒冷的聲色犬馬，也不是他們所嚮往的宗教聖地。到最後他們選擇修道院一般的生活，自甘淡泊，與世無爭，在迦南地一些孤零零的角落潛思經卷，尋找真理，獻身宗教。1947年發現的《死海古卷》就是這些‘修道士’傳抄的舊約典籍。更重要的是，艾塞尼人對政治絕望之際，卻衍生另一種期盼：救贖不是來自政治軍事，而是宗教上的拯救。在他們的理念中，彌賽亞(Messiah）不是稱霸天下的軍事家，也不是肝膽相照的革命志士。他們或許也不清楚他們所等待的‘救世主’是何許人物，但他們無疑是在鋪路。後來的施洗約翰(John the Baptist)也是受到這派思想的薰陶。

儘管艾塞尼這一派不食人間煙火，其他兩派仍是火藥味很重，簡直要與對方玉石俱焚。矛盾的是，撒都該人在宗教上保守，政治上開放；法利賽人在宗教上開放，政治上保守。撒都該人認為希臘社會的政治軍事優點應該多學習；法利賽人對希臘文明則是容不下一粒沙。撒都該人著重聖殿、祭司、獻祭、摩西五經，亦即先知時代以前的猶太教（也因此他們不相信天堂地獄、死人復活的事）；法利賽人著重的是各地會堂、拉比、禱告、口傳律法，亦即先知時代以後的猶太教。撒都該人認為自己明智、艾塞尼人固執、法利賽人偏激，所以後來耶穌傳道時，撒都該人沒有百般刁難，只把他和其他法利賽人一視同仁。法利賽人則認為自己開明、撒都該人頑固、艾塞尼人太狂熱，既然被擄巴比倫之後宗教有所革新，何必再墨守成規地走回摩西訂立的傳統？

可想而知，撒都該一派有許多貴族、祭司、富人擁戴；法利賽一派有大多數人民的支持。而這就是苦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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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5年，大祭司西門被自己的女婿在宴席上行刺而死，連他的頭兩個兒子也一齊被殺。這對於一個剛建立的國度，實在是致命傷。歷史學家不知道為什麼一個女婿竟要對岳父下毒手，只知道這女婿曾被塞琉古王朝任命為耶利哥一帶的提督，藉而推測他可能傾向希臘，希望除掉岳父之後，塞琉古王朝可以賞他個省長職位。很可惜，西門的三兒子約翰·許爾堪(John Hyrcanus)沒有赴宴，僥倖活命。人民痛失領袖之餘，很快地請三兒子繼承大祭司之位，還立他為王。至於西門的女婿白費心機，後來是逃亡還是被追殺報復，不得而知。

約翰·許爾堪被人民擁立，成為猶大第一位政教合一的國王，照理來說應該會對法利賽人另眼相待，其實不然。或許因為至親的死，使他不太信任猶太人，反而僱用外人傭兵為侍衛。不僅如此，他對傳統棄如敝屣，自己改名為約翰（十分希臘式的名字），還曾經竊取大衛王陵墓中的金銀，用以鑄造新貨幣，貨幣上更印了自己的形象。這種希臘式的‘野蠻行為’，使法利賽人憤怒到極點，甚至集體強迫國王繳出大祭司的權杖。約翰·許爾堪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改投靠撒都該一派，加倍讓政府西方化。人民要嚷就去嚷好了，反正當初是大家懇請他上台；現在大權在握，他不想交出權力，也不想讓別人坐上大祭司的位子，唯恐新上任的大祭司反而用宗教名義壓倒自己。

朝野對立得這麼嚴重，民眾居然沒有暴動，也算是奇蹟。這可能是因為約翰·許爾堪延續馬加比家族‘拓展疆土’的政策，上台不久就兼併北方的加利利，和南方的以土買(Idumea，希臘對以東地的稱呼）。短時間內，幾乎達到大衛王朝當時的版圖，所以即使人民怨聲載道，也不便向國王翻臉。問題是，疆土擴展雖然可行，這些地方現在住的已經不是以色列人，又該如何？難道要全部殺掉？國王的作風很強硬：叫他們在劍刃下改信猶太教。也許約翰·許爾堪天真地認為一代兩代以後，這些外邦人總會成為自己人；不過他想得美，這些外邦人往往被新來統治的猶太人趕到窮鄉僻壤，先是因為法令而被歧視，之後又因為經濟拮据而被藐視，到最後與猶太人一直相處不來。以土買不久將出現歷史上猶太人所痛恨的大希律王(Herod the Great)。而加利利一帶龍蛇雜陳的村落，百餘年後仍被猶太人看不起，甚至有人說，“拿撒勒(Nazareth)還能出甚麼好的嗎？”

大概約翰·許爾堪也心裡有數，國王兼任大祭司其實並不理想，所以他死前下旨，要他妻子接任皇位，大兒子繼承大祭司職位。他這種迂迴曲折的做法，目的當然是為了讓兩個職位分給兩個兒子。但是大兒子可不想被削奪權位，他弒母誅弟，將其他弟弟囚禁天牢，自己秉承父親‘政教合一’的身份。為了籠絡撒都該人，他特地打壓人民公會(Sanhedrin)，還差點把希臘文定為官方語言。幸好他不到一年就死於內出血，由他弟弟贊尼斯(Alexander Janneus)繼位。

不過贊尼斯比哥哥還惡毒，甚至利用外國傭兵對猶大施行鐵腕政策。他對外征戰倒是功勞不小，加薩走廊、黎巴嫩、敘利亞、約旦河東到處有他的‘戰績’，但也不是百戰百勝。可是，這時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爭執，已經鬧得沸沸揚揚，贊尼斯卻放任不管，只顧對外用兵。終於，他的一次敗仗成為導火線，引燃猶大內戰。手擁兵權的贊尼斯，當然對這些法利賽人毫不寬容，一開戰就殺了不止五萬人。法利賽人被逼急了，居然做出最荒唐的決定——他們與塞琉古王朝聯手對付自己的國王。塞琉古王朝豈有拒絕之理？自然是立刻趁火打劫，派兵奪取猶大地，在示劍大破贊尼斯的軍隊。法利賽人這時才體會到‘唇亡齒寒’的危險，只好又與國王合作，擊退入侵的塞琉古軍隊，王國總算沒滅亡。然而記仇的贊尼斯，一等到六年內戰結束，就把許多法利賽的領導人物騙到耶路撒冷來，將八百人釘十架，還讓他們未死之前親眼看妻兒被斬。

後代猶大文獻，往往把贊尼斯與塞琉古王朝的皇帝安條克並列，畢竟兩個都是沒人性的暴君。公元前78年，贊尼斯駕崩，他妻子亞歷珊德拉(Salome Alexandra)繼承皇位。她算是整個馬加比王朝中最有治理能力的人，雖然年事已高，卻在她有生之年讓社會改進不少：她重新恢復人民公會的管轄，還設立小學提供義務教育，不分男孩女孩都要學識字。她沒有像她丈夫一樣，不惜一切對外用兵，但是她對邊防仍很重視，重修碉堡，需要時也叫兒子到前線禦敵。

儘管如此，亞歷珊德拉並沒有解決黨爭的問題。她本人傾向法利賽一派，這可以從她的政策看出。雖然她沒有公開彈劾撒都該派的人，但是下面狐假虎威的卻大有人在。為了避免兩派繼續惡鬥兇殺，她還特別設立撒都該人的城鎮，類似摩西五經的逃城，讓被迫害的撒都該人有容身之所。說穿了，這是治表不治根的政策。《舊唐書》說：“以血洗血，汙益甚爾。”只要還有冤冤相報的事，設再多的庇護所也沒有用。

或者可以說，身為一個女人，她所能做的實在太有限。保守的猶太社會不容許女人成為大祭司，所以她身為皇后，卻要任命大兒子做祭司；女人也不能上戰場，所以塞琉古王朝再次侵略，她也得派二兒子上陣。這應該是她考慮過政教分權，才會分派兒子職分。然而她一廂情願，兩個孩子願不願意？何況大兒子是法利賽黨，二兒子是撒都該黨，偏偏兩個都血氣方剛，寸步不讓，身為母親又能如何？她攝政十一年，繼位問題也仍然沒有答案。

公元前67年，母親剛離世，大兒子立刻奪取皇位，身兼二職。二兒子不服，率兵造反，還聯絡耶路撒冷的祭司們一齊來支持自己撒都該人。大兒子被趕下台，又去聯絡東方的納巴泰人(Nabatean，約旦到阿拉伯的游牧民族)，奪回王位。二兒子不甘示弱，乾脆叫羅馬人來助陣。

要稱這是鬧劇，兩個兒子的確鬧得天翻地覆，不過劇終卻一點也不好笑。當時羅馬將領龐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史稱Pompey the Great)剛戰勝塞琉古王國，已經佔領了敘利亞，軍隊尚未解甲。既然有人要他評理，龐培也‘義不容辭’地下令大兒子讓位。羅馬的威勢畢竟震懾寰宇，一亮出名牌，大家都不敢爭辯，乖乖聽話。猶大的內戰是停了，但是大家接下來又去拼命遊說龐培，看看能不能狗仗人勢，利用羅馬聲勢達成自己目的。大兒子宣稱自己是長子，理應做王。二兒子說羅馬不該出爾反爾，既然把哥哥趕下台，就不能讓他繼續無賴。法利賽人這時早已看厭了這兩個沐猴而冠的混蛋，也請求龐培兩個都不要支援，寧可另立賢能為王。

龐培三派都聽，三派都不理會。公元前63年，他帶隊到耶路撒冷，消滅了馬加比王朝，改猶大國為猶太行省。

七十六年來的獨立，復國的雄心壯志，追求自由的夢想，究竟都到哪裡去了？《淮南子·兵略訓》說：“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回顧歷史，猶太人根本不該怪羅馬人背信棄義，結盟到最後反而吞噬盟友，而是應該自我檢討，為什麼政黨得失比國家還重要？甚至可以為了宗教黨派自相殘殺？風雨中，遇水的沙堆足以阻擋洪濤；但風雨過後，這堆散沙仍是沒有力量的群體。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杜牧，《阿房宮賦》

旭陽：金鷹展翅

《韓非子·喻老》記載楚莊王自評：“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飛必沖天；雖無鳴，鳴必驚人。”我總覺得楚莊王這段話比喻不當。三年未嘗振翅的鳥類，恐怕肌肉萎縮，骨質退化，即使要飛也飛不起來了；三年毫無作為的政客，卻可能是‘謀定而後動’，所以往往一採取行動反而震驚百里。不過政客可以如此攻心計，一個民族的發展卻不是這種蟲篆之技可以改變的。

羅馬在所有古文明中，算是進化甚慢。其實青銅文明崩壞以來，意大利半島上就已經有原住民。然而根據羅馬自己的傳說，大約撒瑪利亞被亞述滅亡時，羅馬城才設立不久；猶太人被擄到巴比倫時，羅馬還只是部落酋長的小王國；希波戰爭時，羅馬才剛建立共和國十多年；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時，羅馬才有第一份公認的法律；亞歷山大進攻亞洲時，羅馬城才曾經被高盧（古法國）人摧毀不久，正在重建中；甚至到了馬加比革命，正統的拉丁文都尚未誕生，民間只有方言俚語。

不過山銳則不高；就像龜兔賽跑的故事，慢條斯理的羅馬反而後來居上。它沒有一步登天，卻比其他古文明興起得穩健踏實。

為什麼羅馬發展得慢？其實意大利半島就像希臘一樣，山多平原少，雖然它沒有巴爾幹半島崎嶇，要出現埃及或兩河流域一般的文明，仍是先天條件不足。而它距離這兩個最早起步的文明又偏遠，不像巴勒斯坦、波斯、希臘等地方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不只如此，距離羅馬最近的三種文明，都是強烈的威脅：一是希臘，幾世紀以來不斷發展拓殖地，連意大利半島再小的平原也不放過；二是腓尼基人所建立的迦太基，自從在北非突尼西亞附近建立據點後，更是與羅馬遙遙對峙，何況它併吞了地中海上的灣岸礁嶼，羅馬根本無法像希臘一樣，開創海上的未來；第三則是中歐的克爾特人(Celts，分佈於不列顛群島、西班牙、法國、比利時、和萊茵河上游。今日愛爾蘭還有其後裔），若說他們是蠻族，其實那時的羅馬尚未成熟，也不見得比克爾特人進步多少。總之，羅馬是在敵人環伺之下，為尋求自保，才設王國建城郭；弱小的它，根本不敢奢望有一天會留名青史。

但是這個弱小的群體，卻很會吸收外來文明。後來史學家都把希臘羅馬並稱，因為希臘的傳統幾乎被羅馬全盤吸收，連神祗都只是改名而已。不過吸收和自創很難相提並論：希臘獨樹一格的哲學家多得不勝枚舉；羅馬倒是搜遍文獻找不到一個。希臘在文學、理學、戲劇、音樂、美學、數學、科學、史學、工藝製造、甚至體育，都堪稱比更早的文化青出於藍；羅馬卻未曾突破希臘的範疇。然而，羅馬和希臘最大的不同，猶如工程師和科學家不同：一個是在學術上開萬世先河，一個則是把學術的可行性實體化。就算羅馬沒有像希臘一樣，對世界各地的政治制度和軍事能力，調查剖析得詳細，它的政治和軍事，仍是最值得自豪，也最恆久不敗的部分。古世界七大奇觀，希臘佔其五（只差金字塔和空中花園）；羅馬有名的競技場雖要到帝國時代才出現，卻不純是建好看用的，而是個商業氣息濃厚的地方。換言之，希臘崇尚抽象，羅馬則是著重實用。

這一點連在宗教上也不例外：到基督教興起時，羅馬的神祗五花八門，舉凡意大利傳統神靈，希臘、波斯、埃及、克爾特人的神明，甚至猶太教，都各有廟宇會堂祭壇香火，執政者從不干涉。多一個宗教，對羅馬而言算不了什麼——只要和社會其他層面不起衝突就好。

我們其實還可以說，羅馬強調的不是文化，而是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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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提到意大利多半會聯想到它的浪漫文化， 可是‘浪漫’這兩字和古羅馬實在沾不上邊。羅馬人是很一板一眼、一絲不苟的民族。最有名的詩人奧維德(Ovid)因為詩中涉及私情，被流放到黑海至死；這若在享樂主義的發源地雅典，根本不值一哂。羅馬對於所有個人性關係一向閉口不言，性醜聞等於是打破社會‘秩序’，也是政治攻擊的不二法門。（到了帝國時代這情形倒會改變。）

除此之外，羅馬的階級制度也很嚴謹，甚至單從衣著就可以分辨社會階層：佃農、牧人、奴隸穿的是深色的粗布衣料；越上層的人穿的越淡色；有政治地位的，才能穿純白的亞麻衣料。中上階層的羅馬對大家族很看重，不過一個大家族通常由地位最高的‘父老’完全控制，主宰整族的榮辱，他也有權向族中任何親戚下命令——包括婚姻、任職、連要親人去死都不能抗拒。雖然權力極大，但是責任也很重，畢竟一個家族的名譽包括經濟興旺、政壇得利、軍事功勞。決策錯誤而使家族蒙羞的人，一樣會被下毒；在羅馬人的觀點，這並不破壞傳統的家族‘秩序’。

同樣地，羅馬對維持秩序的法律極度重視。它的法律其實不見得有什麼創意，但是羅馬的律師比任何古文明都多。許多古文明雖有法律，往往還是憑皇帝高興而賞罰。但羅馬沒有皇帝之前，法律成為人民共同的保護網：要保障自己權益，不一定要去和地方官僚套關係，只要是公民都可以上訴人民法庭（後來使徒保羅就用過這一招。）而羅馬對於法律的賞善罰惡也毫不隨便，它酷刑很多，網開一面的機會很少。拉丁文有一句‘Fiat iustitia, et pereat mundus’（即使世界會因此毀滅，也必須執行正義）很能反映當時看法。羅馬從不為錯殺一個無辜人道歉，因為‘仁慈’基本上不能成為維持秩序的力量。它對侵略的南蠻北狄公眾絞死，對造反者也是十架釘死，羅馬城的士兵會被送到牢籠戰死，上層社會可以選擇自戟或是服毒而死，但是只要被判有罪，沒有一個人能用金錢、勇力、權勢躲過制裁。

這種秩序，恐怕是它周遭鄰邦無法了解的。法國的克爾特人曾經擊敗羅馬的一萬五千士兵，然後追擊逃兵，甚至摧毀羅馬城；但是法國人統治七個月後，羅馬又大舉反抗，原因居然是因為克爾特王用不等重的砝碼來量稅收。足見羅馬人對新政權意見不大，對捍衛固有秩序卻寸步不讓。

當然，羅馬若沒有夠分量的軍事武力，要維持社會秩序豈非紙上談兵？希臘曾有人偷襲意大利半島南端，想建城邦自立為王；結果當地人是投降了，羅馬卻根本不與他派的外交官交涉，先是層層阻擾，再則且戰且走，到最後入侵者‘勝者為王’的展望變成空夢一場，只能退兵到西西里島。後世有許多人譏笑這希臘人贏了戰役，卻輸了全場戰爭；其實這不是他未盡全力，而是因為羅馬的實力不斷在加強。早期羅馬的列陣方式是沿用希臘戰陣。亞歷山大死後，羅馬又改良了古希臘的重甲步兵戰術，以五千人為一師同進退。這和以前的陣隊不同之處，在於它的‘接力’作戰法：希臘的陣隊是直線橫列，守是全體盾牌防守，攻是全體長矛伺候。羅馬從實際交戰中知道，這種攻守無法久戰，士兵再努力，手臂也會酸。所以羅馬的列陣是用幾排士兵，第一排撐兩分鐘後，在盾牌掩護下換第二排上前交戰，第一排退到最後。兩分鐘後又換第三排補位，第二排退下。如此一來，交戰的人手可以不斷保持強勁，等到敵人疲累後再一舉殲滅。

講起來很簡單，但是當時羅馬的眾多對手中，卻沒有一個有辦法訓練出這樣的陣隊。秩序，不是與生俱來的。古代大部分戰爭靠個人英雄、神明指示、或強烈情操來鼓舞士氣（往往也靠計謀），唯獨實事求是的羅馬，把戰爭‘科學性’地精簡到最死板也最有效的‘作業方式’。羅馬不要個人英雄；好戰的英雄會亂了陣隊，反而讓整師的部隊中門大開，讓其他的士兵面臨危險。為了維持秩序，搶出風頭的英雄反而會被鞭打，再犯者處死，此可謂‘嚴以律己’。

我們已經分析過古世界許多戰爭，簡單講：猶太人是靠天意，亞述是靠勇力，巴比倫是憑援交，波斯是憑民望，希臘是用戰略，羅馬則是用紀律。或許，這就是為什麼羅馬的軍隊常勝不敗。它以鷹為軍徽，金鷹所到之處，所向披靡。

不過一隊常勝軍若產生政治意圖，國家可會嚴重動盪。奉守秩序的羅馬卻很少有這現象，因為自從有共和國以來，軍隊就一直隸屬‘元老院與羅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簡寫為S.P.Q.R.)。雖然不時有政客利用軍隊威脅政敵，甚至後來凱撒(Julius Caesar)藉之稱帝，羅馬的軍隊卻一直沿用S.P.Q.R.的標誌，許多士兵還將它刺青在臂上。對他們來說，‘秩序’是一種光榮——他們守護的是全羅馬人民，不單是一個皇帝、一群貴族。

從公元前500年起，羅馬由一座三面環山的小城慢慢往外發展。由於羅馬處於意大利半島西側的中心點，沿海交通的要衝，意大利各王國都對它虎視眈眈；它卻不斷戰勝鄰國，甚至一度引發全意大利圍攻羅馬的局勢。不過羅馬卻得到決定性勝利，還把南方那不勒斯(Napoli）及中央山區都納入版圖。與希臘交戰後，意大利半島南部（馬靴部分）成為羅馬的一部分，北方的托斯卡納(Toscana,包括佛羅倫斯一帶)也開始認同羅馬的秩度。

公元前264年起，北非的迦太基意圖指染西西里島，西西里的敘拉古(Syracusa)不想正面為敵，乾脆拉羅馬共和國與之抗衡。開戰時羅馬還沒有足夠海軍軍備，部隊也不慣海戰，起初自是節節敗退，不過實用主義的羅馬很快就趕上對方，甚至還製造梯子固鎖敵我兩艦，讓不諳海戰的士兵也能強登敵船。不到數年，羅馬的新海軍已經打到北非海上，甚至打得讓迦太基短期內沒錢再造艦隊。這次消耗戰羅馬傷亡不算少，但是西西里、科西嘉、撒丁尼亞都成為羅馬共和國的屬地。而此時盛名之下，連北方的威尼斯(Veneto）和波河流域(Po)也與之聯盟。

然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五十年後迦太基的漢尼拔(Hannibal)聯合利比亞人進攻西班牙。伊比利亞半島久產金銀，羅馬與當地一直保持貿易關係，但是迦太基進攻時，羅馬元老院卻遲遲沒有反應。迦太基斷了羅馬財源後，又強行橫跨阿爾卑斯山脈，與法國的克爾特人和希臘的馬其頓人一齊攻入意大利。羅馬這時太著重陣隊，反而抵不了迦太基的斷援、偷襲、聲東擊西方略，一時大敗，全民惶恐。加上元老院不和，迦太基勢如破竹地掃遍意大利半島，西西里也被煽動要脫離羅馬共和。不過務實的羅馬，這次仍從迦太基人學到一個重要方針：若有將領戰死，士卒可以自己推舉有能力的人領軍。這雖然與傳統秩序相悖，卻能讓一群無頭蒼蠅立刻恢復戰力，比由元老院重新派遣有效多了。漢尼拔的戰略，這時羅馬已不再上當；加上羅馬海軍擊破西班牙的迦太基根據地，戰爭中期羅馬又重新收復江山，後來更把西班牙、直布羅陀、摩洛哥、北非、利比亞都歸為己有。再五十年後第三度戰爭，迦太基徹底被滅，從此在歷史上消失。

不止是迦太基消失，連希臘也逐步變成羅馬的領土。亞歷山大帝國分裂後，軍閥逐鹿中原，馬其頓本地卻產生許多海盜在亞德里亞海上囂張。這其實是馬其頓的執政者在後方給羅馬製造麻煩，後來迦太基進攻時，馬其頓的‘傑作’終於徹底暴露。羅馬大敵當前，先不與馬其頓爭，但一有機會就加強保護東方沿海，順便與希臘其他城邦結盟。等到平定迦太基，再藉著保護盟友的名義進軍馬其頓。公元前197年，馬其頓投降。之後還有兩次反抗，但是此時希臘已經開始接受羅馬的秩序與和平，再也沒興趣去效忠皇孫貴戚了。

幾百年來，雛鳥不斷成長，終於到‘鲲鹏展翅九萬里’的境界。

儘管羅馬軍事武力強盛，人卻常稱‘羅馬的和平’(Pax Romana)。這並不是口號，而是社會寫實。雖然這名詞到公元一世紀才有，但是羅馬每統治一個地區，一定把社會秩序帶給當地人。法律制度、軍隊保護、邊界防守，這些羅馬人都做得十分完善。其他水利工程、普及教育、醫療衛生、灌溉系統，更是讓整個地中海世界‘羅馬化’。它的公路方便到令人欽佩，遂有‘條條大路通羅馬’的說法。波斯是盡量讓每個民族自主自治，羅馬卻是把每個民族改造成羅馬的一體。

當然，這種改造的過程不一定盡皆順利。尤其距離羅馬越遠的地區，反抗得越倔強。最明顯的就是西亞地區：塞琉古王國、帕提亞帝國(Parthia，中國史稱安息)、以及巴勒斯坦的猶太地。

風暴：復國雄心

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其實猶太人排斥希臘文化，宗教固然是很大的關鍵，但是還有另一個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當年的政局。亞歷山大之後的軍閥勢力各自瓜分土地，巴勒斯坦偏是兵家必爭之地；後來埃及、土耳其、兩河流域逐漸演變成三國，巴勒斯坦夾在中間，仍一直有不同的國王宣稱這是他的領土，割地、劃界、侵略、休戰等層出不窮。舉例說明：亞歷山大剛死，立刻有將領自封為巴勒斯坦王；公元前300年左右，猶大地方被佔領成為土耳其的屬地；接下來五十年，猶大又被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兼併；之後耶路撒冷再轉手成為西亞的塞琉古王國(Seleucid Empire，亞歷山大的另一將領)的地盤，但是南方的以東（猶大的世仇）還是埃及的附庸國，猶大等於是兩國‘禮尚往來’的擋箭牌；其後埃及和西亞連年交戰，猶大不論是作為殺戮前線，或是兵備補給根據地，都只有任人擺佈的餘地，敢怒不敢言。不過既然爭戰的任何一邊都是希臘人當王，猶太人對希臘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

這一點，在遠離戰場的其他地帶，就沒那麼明顯。考古學家在敘利亞靠近幼發拉底河的一處，發現遺跡中存留猶太教的會堂，甚至有希臘式的壁畫（雖然內容是聖經故事）；顯然在沒有兵荒馬亂的地方，猶太人還是很能接受希臘文化，不致於會到‘不共戴天’的程度。

然而在耶路撒冷，猶太人對希臘人可是痛恨到極點。只不過，感到種族關係惡劣的，並非唯獨猶太人——希臘人也覺得當地的這個古老民族冥頑不化、駕馭困難、無法融合。這時波斯帝國已經被滅，連帶先前的省長制度也作廢了，耶路撒冷基本上大祭司又成為精神領袖，順便管理民事。沒有回到猶大地方的以色列人可能比較入境隨俗。真正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卻有兩派持相對看法：現實派認為寄人籬下，自當傾向希臘文化，免得無端生事；但是法利賽人帶頭的保守派，則過度執著於摩西律法，甚至強調除了自己的宗教法之外，絕不接受外來的希臘法規。結果大部分的猶太人民與希臘文化難以妥協，連稅收都盡量逃避（摩西律法的十一捐，卻極盡本事地奉獻）。

除此之外，希臘人認為在各地設置國王的雕像，可以縮短人民與領導的距離。這對於一個千里疆界的帝國而言是絕對必要的。更好的方法，是把國王雕像與希臘眾神並立，讓人在敬神的同時也產生愛國心。可是猶太人偏偏不要任何雕像，有幾次希臘人要在耶路撒冷設立皇帝像，都遭到嚴重抗議。塞琉古王朝的前幾任皇帝，對這強硬的態度倒也無所謂，反正他們一樣也不會立埃及托勒密的國王塑像。不幸的是，這段時間塞琉古王國的國勢一直走下坡，雖然和埃及拉鋸戰沒輸，但其他中亞、高加索、加拉太(Galatia)等許多邊緣地區都相繼獨立。到了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上任為王，他為了中興，竟下令國內各城市一定要設立雕像。猶大地區有不服者麼？簡單，把大祭司換人就好了嘛。

一段風暴，就從這麼離譜的政治低氣壓釀成。那時新上任的大祭司賄賂得官，受寵若驚、‘感恩戴德’之餘，居然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裡增設皇帝安條克的雕像，同時也禁止許多摩西律法的傳統，如割禮、安息日等等。幾百年來波斯的省長都不敢如此搞破壞，他居然不到一年內顛覆了所有傳統。

阿諛奉承的方式，古今中外相去無幾。《淮南子·說山訓》提過：“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大祭司這種無恥的做法，不知惹惱了多少保守派的人。不久塞琉古帝國與埃及爭戰失利，保守派趁機捉了所有‘崇洋媚外’的猶太人，全部由聖殿的外牆上拋下去活活摔死，連皇帝塑像也砸得粉碎。安條克在戰場上不得意，後方猶太人又出問題，他乾脆領兵回頭下馬威，在耶路撒冷不分黑白地濫殺萬餘人。其中還包括有村莊，因為謹守安息日而不肯拿武器，結果全村被屠，無人倖免，甚至受過割禮的嬰兒都被吊死在母親屍身上。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雖然是特例，但也已經充分反映希臘對猶太人的嚴重種族歧視。

‘士可殺不可辱’。猶太人一怒之下，竟引發了世上有史以來第一次宗教戰爭。

* * * * *

稱它是宗教戰爭，實不為過，因為希臘人自始至終無法明白，這些欠缺組織的猶太民兵，毫無勝算地攻擊強勢的希臘軍兵，也一再地傷亡慘重，為什麼他們還總是不斷地拋頭顱灑熱血？剛開始他們只是零星的反抗行動，也旋即被撲滅，但不久就有革命的代表人物出現，就是馬加比家族(Maccabees)。

馬加比書一般視為舊約聖經的旁經，但是它畢竟也是猶太歷史的一部分。不過‘馬加比’並非真正名字，而是家族中的三兒子猶大奮勇打擊希臘軍，被人稱為‘鐵鎚’，亦即猶大·馬加比(Judas Maccabeus)。至於他們加入起義，其實也純屬偶然。最早是身為猶大祭司的父親瑪他提亞(Mattathias）被強迫獻祭給希臘的天神宙斯。當時因為有希臘兵在場，若不向希臘神明獻祭，恐怕全村要被屠殺。為了避免血肉橫飛，所以一個年輕人乾脆自告奮勇要代表全村獻祭。這樣做是對是錯？歷史沒有答案，總之，當天瑪他提亞大發雷霆，一刀殺了這個猶太人的叛徒，然後呼籲所有在場的猶太人一不做二不休，連這些希臘兵都刺死。村莊本來並不是要造反，但這下子被逼上梁山，揭竿起義也勢在必為。公元前167年，瑪他提亞公然領導百姓對抗塞琉古王朝。

不過他們反抗可不是沒有代價。瑪他提亞不到一年就逝世，他有五個兒子，到起義結束時只剩二兒子西門。三兒子猶大·馬加比雖然善於游擊戰，但一開始他們的目的可不是要大動干戈，而只是要懲治尾隨希臘文化的猶太人。他們的所作所為包括剷除希臘式的地方祭壇，要求猶太人全部接受割禮，並強迫一切作壁上觀的人民加入宗教戰爭的行列。雖然這種威逼方式不盡光明磊落，但是造反聲勢浩大，‘民變’發展得如此迅速，倒也讓希臘人瞠目結舌。塞琉古王朝尚未擬定對抗策略，整個耶路撒冷已經被叛民奪取。公元前164年12月14日，猶太人讓聖殿重新歸神為聖，這是今天猶太人點燈節(Hanukkah חֲנֻכָּה)的由來。

顏面掃地的塞琉古皇帝，自是不肯善罷。安條克立刻集合附近所有能差遣的部隊，在耶路撒冷西北11公里的以馬忤斯(Emmaus）安營，準備大舉進攻。只是他並沒有認真對待猶大的叛亂，畢竟根據情報，義兵人數只有三千，而他大部分軍力之前剛被埃及擊敗，這時還在養精蓄銳，何況王國東方的伊朗一帶也有兵亂，不能置之不理，所以真正派去以馬忤斯的只有五千多人。可見在皇帝心目中，猶太人只是一群烏合之眾，遇到紀律嚴整的希臘軍，勢必抱頭鼠竄。可惜他錯了，猶大·馬加比本來就沒打算要一對一正面迎擊。他的目標不是要為宗教慷慨犧牲，而是要為民族取得勝利。當時他在耶路撒冷城北，以馬忤斯以東駐紮，這是希臘軍早就猜到的；但是駐紮是誘餌，真正的兵力卻隱藏在以馬忤斯南方的山丘。希臘軍五千人進攻猶太人的營帳時，居然不見一人；心知不妙時，背後自己的大營已經烈焰熊熊，黑煙沖天。結果希臘兵士氣盡失，趕回本營時又被偷襲，戰死三千多人；猶太人卻幾乎毫髮無傷。

戰爭勝利，猶太人固然欣喜若狂，希臘卻也看清了一點：要平定猶大地區，非長期抗戰不可，因為對手是用游擊戰成功。基本上，游擊是在兵力不足的先決條件下，比較有轉機的戰術，可是也只適合短時間取勝；僵持太久，不但藏頭露尾，顧此失彼，還會物資補給困難，將領士卒更多有死傷。後來馬加比家族幾乎全數戰死，只剩一人，證明游擊戰術仍然有所不足。不過，那已經是幾年後回顧才看得清楚；當時所有革命義士滿腔熱血，其他什麼也不顧了。

話說回來，這宗教戰爭既已如火如荼地展開，自也會衍生另一層政治意義。畢竟猶太人並不希望永遠受異族統治；他們深切希望大衛的子孫，有朝一日會再恢復王國。馬加比家族當然不是大衛的後代，甚至應該不是猶大支派（按摩西五經，只有利未人才能當祭司）。可是既然猶大·馬加比為他們贏得寶貴的自主權，在百姓眼中，這個民族英雄已經和記載裡的大衛重疊在一起，將來要復興皇室，捨他其誰？

猶大·馬加比本人倒沒有這份野心。他被推舉為新任大祭司，但是他任職期間根本只為戰爭而忙。既然耶路撒冷獲得獨立，其他約旦河東地區、北邊的加利利也紛紛加入反抗希臘的行列，而這些地方都需要他去助陣。約旦河戰役之後，他又往南進軍，收復猶大的舊都希伯倫（之前已被以東人佔領），往西突擊，打到地中海沿岸。想來有偉大的英雄鼎力相助，許多起義的人都會比較有信心。

不過力分則弱，希臘軍再次駐兵於耶路撒冷以北的碉堡，還準備了五萬軍兵，三十頭大象，迫使猶大·馬加比不得不帶兵回防（皇帝安條克卻未能親臨，那時北方亞美尼亞也同時搞獨立）。先前希臘的‘長期作戰’策略，這時終於派上用場，希臘軍更仿效當年以馬忤斯的戰術，不直接攻猶太叛軍，而是繞道突襲耶路撒冷外郊。猶大兵雖然佔領有利的高地，卻因為人數只有兩萬，加上要搶救耶路撒冷，結果被攻得措手不及，屍橫遍野。猶大·馬加比自己也負傷，被送回耶路撒冷避難，算是出山以來第一次嚴重受挫。他的四弟為了向義軍顯示這些大象也殺得死，自告奮勇刺死一頭大象，自己卻也被倒下的大象壓斃，壯烈犧牲（後來羅馬時代猶太的地下革命組織奮銳黨，常以他為榜樣激勵同伴）。

希臘人可沒因為叛軍退兵就住手，接下來他們圍攻耶路撒冷，讓他們沒有喘息餘地。猶太人的確在軍備戰略方面略遜一籌，這時城裡的問題頻頻曝光。眼看耶路撒冷即將覆亡時，偏偏天意注定，居然哨兵傳來安條克在亞美尼亞病逝的消息。這下子穩操勝券的陣仗，霎時變得毫無意義。圍攻耶路撒冷的將軍不得已，在公元前163年與猶太人簽定和平條約，等於間接承認猶太人的自主權。

整段風暴假若就這樣落幕，大概就不必再有無謂犧牲了。可惜耶路撒冷並沒有這麼幸運。之前猶大·馬加比只擔任臨時大祭司，本來是希望獲得自主後另選賢能；現在卻演變成有許多人爭著當領導。而安條克皇帝的繼任人，上台不久又被篡位，之前簽定的和平條約也因此失效。接下來幾年，耶路撒冷內亂不止，外患不息。‘鐵鎚’再強，也強不過永無止盡的任務；到最後只得滿身傷痕，滿腔憂心。

公元前160年，猶大·馬加比在第四次與希臘爭戰中壯烈犧牲，跟隨他的部隊也全體陣亡。

‘風蕭蕭兮易水寒’。難道赤膽忠心的人，真願意‘出師未捷身先死’，或是‘仰天長嘯，壯懷激烈’麼？

英雄死了，猶太人哀慟之餘，居然不再窩裡反，萬眾一心地對抗塞琉古王國的進攻。然而少了軍事能人，猶太人接下來二十年可說是步步艱難。這和一般歷史小說/電影的煽情結局不太一樣；一個偉人的犧牲，並不足以帶來決定性勝利，多半幾年後起義失敗，犧牲的烈士還要被冠上賊寇之名。不過這時起義成敗仍屬天意，因為希臘一方除了要征討猶大地區，也要防範王國各地的獨立。這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先前安條克的‘強制希臘化’政策，現在被各民族積極‘報復’，反受其害。整個塞琉古王朝實已有外強中乾的現象。

當然，猶大一方也不好過。要投入這麼長時間的獨立戰爭，豈能不元氣大傷？雖然大部分巴勒斯坦地方終於擺脫希臘統轄，獲得獨立，猶太人也在公元前140年建立第二王朝，但是這時青壯一輩已經死了太多，難以維持相當的武力自保。毀滅性的風暴，到此時只剩下斜風細雨。鷸蚌相爭，到最後雙方都疲累已極。

也因此，從來不和希臘文化妥協的猶太人，到頭來還是求助於地中海彼岸的另一個強權——羅馬。。。

浮雲：生命再省思

亞歷山大短暫的雄圖霸業，對於當代的希臘哲學家，可說是極大的打擊。這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內心深處，仍把馬其頓視為希臘的一部分；既有如此英雄人物光芒四射，也間接證明希臘的文化果然是世界一流。儘管亞歷山大死後，大家拼命和馬其頓劃清界限，其實心裡還是會有‘恨鐵不成鋼’的遺憾。英雄的失敗，繼而衍生文化上的自我否定。

然而這種否定，從亞歷山大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原先古希臘的哲學（比方自由、民主、公民權益等觀念）是為城邦文明而創的，但是個人主義抬頭後，城邦已經逐漸沒落，先前的理念也不敷使用。到了軍閥瓜分天下時，整個希臘社會更發展成一種涵蓋世界的大都會文明：一個廣大、陌生、複雜、混沌、分裂、毫無人性的多元化社會。各地來的觀念思想，不斷衝擊希臘固有的政治文化體系。官僚取代了人民的自主權；人只是個數字，對社會的義務只是繳稅服役，再也沒有重要性可言。蘇格拉底的人生探討，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斯多德的道德論，這時已經成了無稽之談。為了面對不同的背景，新的學說勢必要針對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下，如何生存，如何適應。人所要的不是萬物的本質、辯證的辭藻、政體的完善，而是精神的治療、心靈的慰藉、生命的指引。

也因此，這個時代孕育出兩種答案，就是斯多亞學派(Stoicism)和以彼古羅學派(Epicureanism)。

斯多亞學派的主張是，人的一切負面情緒都是由錯誤判斷而來，所以人若要自由，就要保持堅定的意志，不受物質世界左右。對他們來說，道德是人類最崇高的知識；自我約束則是培養道德、抑制負面情緒的不二法門。一個人若能有澄澈的思維，不被世俗偏見所沾染，不憤怒、不貪婪、不嫉妒，就是有美德。後來的學派思想甚至認為，只要有品德，人生自然可以得到滿足。這樣的哲學在希臘的文化界，可算是承先啟後，所以上流社會無不尾隨；甚至瓜分亞歷山大帝國的每個軍閥，都聲稱是斯多亞學派的門生。

以彼古羅學派所提倡的恰恰相反。它在中下階級社會中最為廣傳，因為它認為快樂才是人生最大的善；但是快樂並不是由迷信、宣傳、教條而來，而是要認識世界，也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慾望，才能得到心裡的寧靜，進而能夠不憂不懼，不必受肉體上無謂的痛苦。最大的快樂是來自知識、朋友、以及適度的生活。剛開始以彼古羅學派是柏拉圖哲學的勁敵，不過很快地，它與斯多亞學派席捲整個希臘世界的思想，反而變成兩個新學派分庭抗禮。後來使徒保羅在雅典，還特地和這兩學派的人辯論過。

問題是，一種學說廣傳後，難保不變質。普通人不明事理，對這兩派的膚淺理解，自然變成享樂主義和禁慾主義。食色性也，天下會有幾個白痴想去禁慾？當然是選擇享樂的人多。不過這一來，誤解的思想反而在整個希臘大都會文明中迅速傳播。希臘社會對於男女之事本來就很開放，兩個世紀的商業繁榮下，飲食也算講究；現在既有學說主張快樂至上，這時的希臘人豈有不盡情享受的理由？還可以想像，希臘的這種風氣肯定會傳染給各地，讓異族年輕人與他們沆瀣一氣，醉生夢死。這對各民族老成持重、保守傳統的人而言，實在看不順眼。猶太人稱這縱情享樂的風氣為“Apikorsim”，雖是翻譯的名詞，卻帶有很強的蔑義，連帶泛指所有恬不知恥的裸體雕像、衣不蔽體的飄逸服飾等等。（新約時代的猶太基督徒，仍對希臘式的婦女服飾有意見。）

只是，不喜歡以彼古羅享樂主義的人，又容易迎合斯多亞學派的道德至上論，甚至走火入魔地用道德規範來控制整個社會。猶太人深怕自己族人也和希臘同流合污，於是有心之士開始強調，猶太人應該與世隔絕、分別為聖，所有人都該生活得像祭司一樣。這些人漸漸被稱為法利賽人(Pharisees，就是分別的意思)。他們用意或許不錯，執行上卻過度強調人定的規條，例如怎樣洗手，怎樣吃飯，甚至在猶太人所守的安息日什麼事可行不可行。換句話說，希臘的同化是一種極端，但為了抗拒極端，許多人偏又走上另一種極端。

而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居然出現了第三種答案，就是舊約聖經最常被引用的一卷：傳道書(Ecclesiastes，希伯來文為 קֹהֶלֶת‎‎ Qoheleth)。

* * * * *

沒有人知道傳道書是誰寫的。傳統認為是所羅門，但是馬丁路德曾指出它的作者應該不是所羅門，只是假借名義著述；後來學者更由它的語法、文辭、波斯文借詞，推論應該是西元前三世紀的寫作。西元前200年以後的旁經、拉比文學、歷史文獻，甚至希臘辯論，都曾引用過傳道書的內容，但之前卻完全沒有。可是一本無名氏的作品，在當時居然還被翻譯為新埃及文、亞蘭文、阿拉伯文、希臘文，實在不可小覷。（後來因無法辨認正版，校訂時反而囊括各版本，使內容變得重複。）

到底傳道書說了什麼？作者開門見山就寫下：“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這只是起頭，接下來逐步分析，自然現象永遠不斷地重複，人類世代興替，也一樣不被紀念。追求知識再多，仍屬虛空；享樂無限，也毫無益處。努力積蓄，卻要歸於不認識的人；做盡善事，卻未必安享天年。英明賢能的國王，尚且得不到後代尊敬；而獲得尊榮的人，也不一定得享長壽。智慧可以拯救一城，但是有智慧的人還是會被遺忘。書中有不少一針見血的至理名言，例如：“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而最重要的是，死亡無人能免，義人惡人都是一樣，智的愚的都是如此，潔淨的和不獻祭的都沒有差別；人的一生，其實和走獸也差不多，到陰間什麼也沒有。傳道書寫到最後，結論仍是：“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這是很悲觀消極的看法，既坦白又逆耳。有人說傳道書像佛教的哲理，這大概是只讀一遍的初步感受，因為乍看之下消極，實際上卻絕非作壁上觀，與世無爭。尤其對於當時的兩大學派，傳道書的言詞有如當頭棒喝。不論斯多亞學派或是以彼古羅學派，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進而探討人生的價值觀。傳道書則徹底打翻這種看法，直接深入核心，糾正當代的謬誤：人生如浮雲，沒有價值可言。

不過這不是答案，而是開場白。

更淺顯地說，傳道書沒有否定任何一方。人可以追求享樂，因為這是‘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份’，也可以追求智慧，因為智慧可以護庇一個人，更可以追求美德，因為美名如同香膏芬芳。然而人若一味地追求什麼，所獲得的未必是期盼的——享樂不一定滿足，智慧不一定被肯定，美德不一定能善有善報。換言之，作者不是要取代其他學派，而是集合了各家說法，棄瑕取用，然後再加入自己的主見，結果反而化腐朽為神奇。有一段話寫得很耐人尋味：

不要行義過分，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何必自取敗亡呢？
不要行惡過分，也不要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你持守這個為美，那個也不要鬆手；因為敬畏神的人，必從這兩樣出來。

用當時猶太人的看法，法利賽人的道德規範是‘義’，希臘式的享樂主義是‘惡’。傳道書認為這兩種態度都不可取，卻建議一個人必須走在這兩種極端之間，畢竟人就應該這樣生活。其實只要有點常理邏輯的人，都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但是在一個文化普及、思想澎湃的時代，‘常理’反而不常見了。

甚至從宗教教義而言，傳道書也不認同以前的猶太教神觀。以往的見解是，好事壞事全出於神的喜悅憤怒，所以天災人禍必須祭神認罪，而財富則是神賜福的最佳證明；傳道書卻承認，從始至終，神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好事壞事一併存在，是要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這種觀念對信仰虔誠的猶太人當然難以接受，難道自己長久以來敬拜的神，對於世間善惡好壞如此不看重？難道天下真的毫無公義可言？難道神會如此善變、反覆無常，隨時突發奇想就賜福降災給人類？

其實這種看法也是出於希臘。蘇格拉底對話裡已經有許多類似的哲學討論，只不過古希臘的泛神論本來就已式微，這樣的觀點恰好將傳統宗教觀劃上句號。猶太人對根深蒂固的宗教是存有‘與民族共存亡’的情緒，雖然傳道書盡量避免希臘文的用語，在神觀上仍然備受攻擊。今日它被公認是猶太智慧文明的一部分，當年它卻被斥為不成體統的逆書，雖然很有影響力，卻到大約公元二世紀初才被編入七十士譯本，算是舊約聖經中最後，也最受爭議的一卷。

縱算如此，對於許多不在乎門戶之見的讀者，傳道書的論述反而點破迷惘。儘管神對人的一生會審問，但是生命的目標，絕不能只受限於宗教的賞罰；人的存在，也不能只畏縮於難以測度的天意之下。再仔細想，作者並不是要與傳統猶太教做出壁壘分明的對比，而是要讀者明白虛空是什麼。一個人必須先了解世界的規則，再誠實地觀察，世上還是有不按照規則的實例存在，最後才能看透世界的虛空。沒有規則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是犯規並不代表規則盡失；若是人能先認清虛空的可能性，反而不會執著於規則，結果對世界產生期望落差後，不斷地怨天尤人。

換句話說，傳道書給予的是一種坦誠對話，不能因為內容太難聽就想閉目掩耳。敬神，固然重要，但是生命的意義，卻是要個人親手創造。既然神會讓好事壞事臨到人，人也就必須用努力來積蓄資產，以備不時之需；可是名高見妒，財多遭殃，人又需要用智慧來避免禍患；不過聰明才智，在真正災難中是沒有用的，唯有平時的道德善行能讓人願意施予援手；而道德的人生仍不代表能快樂，人還是應享受自己勞碌所得的福，與所愛的人一同快活度日。畢竟天下萬物都有定期，有生有死，有得有失，樂往哀來，毀而復建。總結了所有的虛空，作者最坦誠的建言，是希望人能進能退，榮而不辱，樂而不淫，富而無憂，老而無懼，因為神所引導的路，正是要人過一種完整平衡的生活。

當然，傳道書並沒有把這明確的總結寫下來，而是用虛空作尾音，讓讀者感慨之餘，再去抽絲剝繭，尋索生命之道。附上了解答，一般人會讀得草率，不假思索地把答案當作天經地義。無解的問題，卻會讓勇於思考的人再三推敲，進而對人生有更昇華的省思。

那麼為什麼這許多其他的哲學理念，卻捨本逐末地倡導偏頗的論調？或許這些思想家、哲學家、宗教領導，都太著重理論，導致他們無視人類的現實生活。或者說，他們已經缺乏前代的終極關懷精神。他們所愛的，是自己的偉論，不是人類。雖然同樣辯詞滔滔，卻是口惠而實不至，越要賜予人類新的價值觀，卻越使人變得畸形。再加上過度理想化，許多學說已經純粹成為坐井觀天的產物。

千百年來，多少學派已經消聲匿跡，新的哲理又取而代之，世人也仍舊追東逐西，時而按圖索驥地尋求出塵修為，時而抱殘守缺地堅守宗教傳統，時而高歌‘今朝有酒今朝醉’。只是，千百年來，仍然很少有像傳道書一般的著作，讓讀者感到如此心靈激盪，思潮澎湃。

奔雷：臥龍躍馬終黃土

即使對世界歷史不熟悉的人，也一定聽過亞歷山大這如雷貫耳的名字。他十幾年內打下廣大的江山，卻英雄氣短，讓後代羨慕之餘，又不勝唏噓。不論是羅馬皇帝、鄂圖曼帝國的蘇丹、甚至莎士比亞筆下的亨利五世，都把亞歷山大美化為最卓越的將領。後代作家也不時把亞歷山大塑造成文武雙全、雄姿英發、才氣縱橫的大人物。實際上，對他的老師亞里斯多德而言，亞歷山大是個不成材的學生，學不到他所教導的皮毛；對他的父親腓力二世而言，亞歷山大是個急躁衝動的少年，戰場上勇猛，作為政客也不遜色，但治國之道卻似乎無所領會。

腓力二世本人也是疆場上的傑出人物，不過在政治上他猶勝一籌。當時希臘先是雅典和斯巴達內戰，後來希臘東半部的底比斯聯盟又與斯巴達抗衡。這讓腓力有機可乘，大力往東南兩面拓展馬其頓地盤（他攻下東邊色雷斯的軍事要塞，改稱為腓力比Philippi，連同附近的金礦產地都半借半搶地佔領），西邊又和伊利里亞的鄰國結親（結親後卻又強攻，讓勢力範圍達到亞德里亞海上）。他的著眼點不是要短期獲得，而是從經濟上穩定本土。雖然有些做法不盡光明磊落，大多數希臘城鎮仍然認為馬其頓是抵禦波斯的最強後盾。

然而公元前336年，腓力被自己親衛行刺而死。他生前敵人不少，究竟背後主謀是誰，連史學家也不知道。總之，亞歷山大十八歲登基。鄰國可能欺他年幼，色雷斯、伊利里亞紛紛想獨立，底比斯、雅典也出現反抗馬其頓的行動。亞歷山大可不是虎父犬子，當年腓力領兵時，未成年的亞歷山大已頗有功勞，現在立刻發動閃電攻勢，東西南三面打擊叛軍，又率騎兵直指底比斯。底比斯人尚未集結同盟，城裡已經被斬了六千，亞歷山大還利用周圍與它不合的城邦瓜分底比斯，將倖存的城民賣為奴隸，懲前毖後。希臘各城邦遂不敢再有異動。

不過亞歷山大進入希臘境內，還有一件重要事：不知他是對阿波羅的神官威逼利誘，還是真的這麼有魅力，居然讓神官營造一份神諭，聲稱亞歷山大是無堅不摧、戰無不勝的人。對一個君王，名聲是最大的本錢，也是最大的號召。由此可見亞歷山大這時早已野心勃勃地為奪天下做準備。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世上的哲學家根本沒有統一的看法。既有人以對世界的終極關懷為目標，自也有人相信究極的自我實現才是真諦。其實不只亞歷山大，絕大部分人都寧可挑選後者——與其去看遙遠的理想未來，還不如在有限的時間內登峰造極。即使兩者都能人死留名，後世也不在乎你天長地久，只在乎你曾經擁有。

到底亞歷山大是怎樣打天下？當時波斯帝國難以征服希臘，但是仍然嚴守歐亞交界的拜占庭（後來的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既然平定希臘，就有餘力引兵向東，藉口是要報一百五十年前希波戰爭的一箭之仇。希臘兵力不算弱，而馬其頓在腓力的整治下，更有上選的一千八百貴族披甲騎兵，和驍勇的馬其頓步兵。這些步兵比以前的重裝步兵有效，因為所有人都配備劍、弓、矛，連騎兵也可以隨時化為馬弓部隊，按照戰場需要改變陣法，配合任何兵種來指揮，不再各自分隊，難以應變。更正確地說，新的步兵出現，舊的重裝步兵就開始被淘汰了。只是波斯帝國還不明白這一點，自從希波戰爭以來，仍一直沿用重裝的希臘傭兵，從未進步。何況步兵的守禦力再怎麼強，也強不過騎兵的閃電攻勢，而亞歷山大最擅長的，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的破入法。

波斯看似實力雄厚，其實它巨大的版圖也是它最大的弱點：從阿富汗到利比亞，大多行省還是以自治為主。巴比倫、呂底亞、腓尼基、埃及等地會服庸波斯帝國之下，只因懾於早期皇帝的威勢，而在波斯統治之下也不算被壓榨，至於各地的效忠程度倒很弱。現在波斯的向心力已不如從前，若是改朝換代，對這些地區而言也沒必要誓死效命；一旦亞歷山大突破拜占庭，勢如破竹地‘解放’各個附庸地，整個波斯帝國就像脫線的毛衣，一下子開始分化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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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稱亞歷山大是天縱之才，不如稱他是機會創造的英雄。他的確是慧根聰敏，但也不算是出類拔萃；整個東征過程中畢竟有許多僥倖，才讓他能夠與天比高。公元前334年，他進入小亞細亞的第一戰，波斯駐兵本來是隔河對陣。亞歷山大只是叫騎兵提前從上游渡河，從側面攻擊而已，不知變通的波斯軍當然慘遭敗北。不過亞歷山大強硬的態度很快就浮現：波斯降兵中的希臘傭兵，他居然殺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分發為奴隸送回馬其頓。這種不妥協的原則，說好聽是心理戰，杜絕其他希臘人去當傭兵，說難聽是他有極重的‘擋我者死’的心態，不論敵友都會殺（這到後期會日益明顯）。然而這凌厲萬鈞的第一戰，頓時打亂了波斯帝國的邊防。接下來亞歷山大用‘一役一郡’的攻法，專打各省首府——呂底亞省的撒狄、愛奧尼亞省的以弗所、卡里亞省的米利都(Miletus)、旁非利亞省的別家(Perga)、基利家省的大數(Tarsus)——洗劫各地作為戰爭資金。在弗呂家省的哥地斯，曾有一個無人能解的繩結（類似九連環），傳說解開的人會成為亞洲的統治者。亞歷山大到此，好勝心起，一劍劈斷繩結，算是解開了。這件事在軍中口耳相傳，想必讓迷信的人更加懾服。

其實波斯陸軍失利，海上可沒敗。要不是羅德島的海軍元帥在同一年猝死，亞歷山大是否能稱霸還很難說。

對大部分希臘殖民地，亞歷山大向他們承諾雅典式的民主，他們也就很快地見風轉舵。馬其頓所搶奪的金銀還有一部分送往雅典，因為自始至終，雅典對亞歷山大的東征一直投反對票，亞歷山大只好用錢叫他們閉嘴。可是他征服了整個土耳其，充其量不過是帶領所有軍隊一站一站往前攻奪，希臘在各個行省根本沒有駐兵。波斯皇帝看清楚了這弱點，若要擊潰亞歷山大的希臘軍，最好用大軍正面迎擊。假若亞歷山大迴避，不但會影響士氣，後方土耳其各行省也會重歸波斯，讓亞歷山大斷糧而敗；假若亞歷山大不迴避，就必須以四萬兵馬對抗十萬波斯大軍。

這是亞歷山大東征的第二年，他的野心是否實現，全看他在能不能贏這一役。波斯大軍比希臘部隊提早到戰場，更截斷亞歷山大回到基利家大數的退路。不過波斯為了要阻截亞歷山大的傳令，步兵佔據的地勢反而不良。亞歷山大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騎兵步兵陷入苦戰，竟只自己帶著一千八百貴族騎兵，闖進波斯步兵的劣勢，然後直搗黃龍，衝進波斯皇帝大本營。波斯皇帝招架不及，倉皇遁逃，十萬大軍頓時士氣全垮。戰場上波斯死了兩萬多人，希臘也折了七千，算不上是出奇制勝；不過波斯皇帝遁逃後，留下財物倒是讓希臘軍受用匪淺，而且還有人質可以談判交涉。

經此一役，波斯不敢小看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則開始標榜自己是傳說所預言，亞洲的統治者。波斯趕快退回兩河流域，再次招兵買馬。亞歷山大卻沒有立刻隨著搶攻巴比倫，這時波斯帝國西方富饒之地政局不穩，正好便宜行事。沿著敘利亞的海岸，他很快地兵下亞蘭、腓尼基、猶大各城市。大部分地區幾乎是‘從善如流’，開城歡迎，而腓尼基的海軍也‘識時務者為俊傑’，讓波斯失去地中海絕大部分的海軍。只有推羅一城因為宗教上與他有所衝突（亞歷山大硬是把當地神祗稱是希臘神話力士，還要自己來扮演節慶的主角），結果因為一件事上不願妥協，居然遭到亞歷山大屠城，八千人慘死刀下，兩千貴冑被釘十架。要說亞歷山大近乎歇斯底里，不如說他心態很不平衡：他自詡為神的化身，不願認同他身份的都免不了血光之災。

埃及的權貴聽說此事，全部用阿諛奉承的方式博取亞歷山大歡喜。這個‘亞洲的統治者’被尊為法老，太陽神之子，尼羅河港口改稱亞歷山大城，在盧克索神廟甚至連石壁浮雕都造好了，實在肉麻到極點。亞歷山大在埃及逗留不長，卻騰得出時間到沙漠中神明聖地，以‘天神宙斯下凡’的身份被祭司們膜拜。到底亞歷山大自己信不信這一套，不得而知，但他卻從此開始與‘凡人’保持距離。以希臘的傳統，國王和貴族騎士還是平起平坐，但是不管是埃及或中東，都沒有這麼平等的看法，波斯甚至皇后要覲見皇帝還要金杖免死。亞歷山大入境隨俗，有模有樣地提升自己地位，其餘軍兵並不認同（後來他聽說遙遠的地方居然有‘三跪九叩’的禮儀，也想如法炮製，士兵差點造反，只得作罷）。

西部江山摧枯拉朽地淪陷，波斯皇帝也開始緊張了。他向亞歷山大提出協議：幼發拉底河以西的地區全部劃歸希臘。對馬其頓將領而言，這已經很優厚了；希臘人本來就熟悉地中海，加上這地區富裕的地方實在不少，只要善加治理，肯定能自給自足，國度長久。亞歷山大卻回答：不夠。他既是神明化身，又被預言要當亞洲的統治者，怎能這樣就自滿？

公元前331年，談判破裂，波斯自然再次與亞歷山大交戰。這是亞歷山大東征過程中最險的一戰，敵人是自己五倍，交戰前夕亞歷山大甚至曾因驚恐而失態。但是到了戰場上，亞歷山大又恢復以往的傲氣，副將帶左翼，自己帶右翼，以矩形陣勢進攻。波斯人數多，卻沒有採取主動，甚至有點見招拆招，沒有事先計劃。看到亞歷山大的騎兵隊出陣，才要用包抄截住，不料左翼包抄成功，右翼卻露出空門；看到馬其頓陣勢中門打開，才打算取中路，不料波斯領隊為了救人質，居然放棄圍剿亞歷山大的機會。然而波斯畢竟人多勢眾，希臘以一抵五，險象環生。亞歷山大雖然又一次逼近波斯皇帝身邊，卻因為自己部隊告急而無法殺敵，到最後只能逼得波斯皇帝再次逃走。這次希臘損失幾百人，波斯卻喪生四萬人，軍力大挫，從此再也無法和亞歷山大唱對臺戲。

到此為止，亞歷山大的機運算是很不錯。接下來希臘的士兵享受了巴比倫的繁華，擄掠了書珊一百三十萬公斤的金銀財寶。在波斯首都的皇帝寢宮就搶了二十萬公斤的純金，百年經營的皇宮被焚毀成灰，整個城市幾個月內被軍兵亂民徹底搜刮一空，連後代考古學家都找不到當代的一塊金幣。不過搶歸搶，馬其頓的將領們再次問國王，是否應該見好就收？亞歷山大一樣回絕。波斯皇帝還在逃亡，波斯帝國的東部也還沒收歸版圖，除惡務盡，豈可就此住手？

一念之差，往往造就了一世的悲劇。亞歷山大對自己將領的諫言充耳不聞，繼續東征，但是接下來幾年征討的路，又艱苦又得不到報償。中亞的內陸河，本來就水源較少，更沒有類似西亞的大城市值得搶奪，何況希臘人對伊朗高原不熟悉，糧食不足、水土不服、思鄉情切的現象十分嚴重。亞歷山大東達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邊境（希臘稱Bactria，中國古稱大夏）。這時逃到此地的波斯皇帝已經被刺殺，阿富汗總督自立為波斯王。亞歷山大大概幾年來找不到宣洩的對手，乾脆酷刑處死這個篡位者。不過這個山嶺險阻的地區，實在讓亞歷山大沒輒，畢竟當地沒有真正的政府，只有部落和游擊手（之後印度的孔雀王朝、貴霜王朝、阿拉伯的大食帝國、蒙古的成吉思汗、英國、俄國、甚至今日的美國，都對這個棘手地方頭痛）。唯一能控制的方法，不是集體屠殺，就是大量駐兵。這對亞歷山大而言有困難，畢竟他打天下非靠希臘部隊不可。他最後只得用政治手段，娶了當地女子為妻，訓練當地人為部隊，叫一些倒霉的希臘步兵一齊駐守。

而這幾年也是亞歷山大和將領嚴重失和的時期。他有時杯弓蛇影，還唆使部隊刺殺自己心疑的大將。一個曾救過他性命的將領，被他在爛醉的烈怒中親手斬死。他不願回頭，也不聽部隊的意見，公元前327年希臘軍隊越過興都庫什山脈，進入印度河流域，大概在中亞無處洩憤，一到這地方就開始全村屠殺。印度對這突如其來的金鼓戰笳，尚不知要如何對付，亞歷山大終於又有機會大捷。只是天意弄人，在印度河流域碰到希臘從未見過的季風豪雨，一連七十幾天的傾盆大雨，讓希臘軍兵士氣全失。大雨過後，亞歷山大想再接再厲，士兵幾乎暴動。亞歷山大只好‘順天應人’地改道回家。沿著印度河南下，少不了又是一番屠殺，可惜亞歷山大沿河駐守的士兵，不多久都被印度人消滅殆盡，亞歷山大自己也被土著毒箭射傷，僥倖未死。公元前325年大軍到印度洋河口，又碰到更可怕的問題——來接應的船艦只能載少部分人，剩下的都要橫過伊朗南部的莫克蘭沙漠，六十天內沒有一根水草。對士兵而言，這段路猶如煉獄，不知倒斃多少人。雖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但是功敗垂成的，也一樣是萬骨枯。

回到兩河流域，亞歷山大已經有點意興蕭條，可是真正的問題才開始。當年向他投誠的波斯總督，只希望希臘人蝗蟲過境後永遠不要回來，對亞歷山大的軍兵本來就沒好感。至於從馬其頓派來經管各省各城的新總督，既然國王不在，綱紀敗壞，貪污重稅，暴力壓榨，自是不在話下。換言之，亞歷山大打下的江山，已經完全失去了基本政治體系，而大肆擄掠之下，整個波斯帝國早已元氣大傷，半個世紀難以復原。亞歷山大沒有他父親腓力的治理能力，也沒有財政策略，只是繼續沿用恐怖政策，不服者斬，要不然就是強迫軍官們去娶波斯的貴族女子，希望能拉攏關係。這簡直是火上加油，波斯人認為亞歷山大只是在利用他們，而希臘人壓根就不想變成波斯人。更糟的是，這十年東征，有些士兵年紀也大了，無法再上戰場，亞歷山大居然要他們回馬其頓，另外挑選青年加入軍伍。對士兵而言，這又是一種侮辱，沒有利用價值就可以拋棄麼？大家立時抗議。亞歷山大不勝其煩，斬了一批，換波斯人擔任士官，問題仍沒有解決，最後只好分發一些擄掠的金銀，讓萬餘老兵衣錦還鄉。

其他的政策也不得要領。為了籠絡波斯境內的希臘人，亞歷山大竟然宣布，流落異邦的希臘子民都可以回鄉，以前產業也全部歸還。這對希臘境內各城邦，實在是浩劫；一堆人回到家鄉爭權奪利，哪還能有安寧日子過？希臘人原本認為東征的版圖可以發揚文化，促進貿易；現在才知道，對這個野心比天高的國王，自己完全被犧牲也無所謂。後來亞歷山大一離世，所有希臘民眾都大舉反抗馬其頓。

亞歷山大本人還不死心，又想南征阿拉伯，特別叫人擴建港口、訓練兵馬。只是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飲酒作樂，不再像以前豪氣萬千。一個與他出生入死的摯友逝世，他哭得死去活來，其實不知是為朋友哭，還是為自己壯志未酬而哭？亞歷山大越覺得登天無路，反而越用虛偽誇大來掩飾自己。在巴比倫鑄造的金幣，他的形像還附加閃電，強調自己是天神宙斯之子，更說是天雷讓母親懷胎（不知他父親腓力作何感想）。在公共場所，他總是戴公牛角為飾。他要希臘城邦公認自己是神不是人，又叫人雕自己塑像，身體卻改為完美身段（根據記載，他其實不高也不壯，和拿破崙有得比）。為了表現年輕，他一直不留鬍鬚。可是不管怎麼誇大，他終究是喝酒而死，死時只有三十二歲。

對於他英年早逝的解釋很多，有人喜歡風花雪月的故事，有人認為是被毒殺，也有人推論是戰場舊傷復發、酗酒過量等等。有個不實的謠傳，說他死前叫人棺材開洞，兩手外露，意喻江山再大，死也是空手。這是妄加的典故，亞歷山大可沒那種哲學家的素養，會做這種事。他連‘醉臥沙場君莫笑’的感嘆也不會有，畢竟他只顧短暫的榮耀，從未想過長遠的事。說他志大才疏，未免過分，但是他喜歡勝利，不喜歡建造萬世基業，也是事實。他只是消滅波斯帝國，而不是建立新的帝國，也不曾把希臘文化傳播到中東。甚至可以說馬其頓也毀在他手上，因為他一死，將領立刻割據互戟，拼得魚死網破，十年內演變成‘四分天下’之勢。奪取埃及的將軍托勒密(Ptolemy I Soter)為了稱帝，還搶了亞歷山大的靈柩到埃及去；而馬其頓自己，先是皇室一一被殺，然後又被希臘和色雷斯侵略，三十年內易主多次，飽受無妄之災。一切天下大亂，終歸是亞歷山大的‘究極自我實現’所造成。

《尉缭子》說：“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亞歷山大一生有如電光石火，他打下了五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全沒治理，最後又消失得無影無踪。或許，氣短的仍是英雄，但是英雄，仍是不稱職的國王。

同一時期，馬其頓的西邊，一個不到一萬平方公里的小共和國，卻會建立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帝國。

晨曦：知也無涯

十二因緣，以痴為本。痴者，眾罪之源；智慧，眾行之本。先當斷痴，然後意定。
——釋迦牟尼Siddhārtha Gautama(c.564 - c.484 BC)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551 - 479 BC)

我不能教人任何事；我只能讓他們自己去想。
——蘇格拉底Socrates(469 - 399 BC)

那是個文化史上大放異彩的時代。古世界傳播不便，卻幾乎在同時（尤其是公元前600至300年間），世界上北緯30度左右的古文明地帶——中國、印度、中東、希臘——都各自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

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稱這段時期為‘軸心時代’，尤其推崇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三人。其實，重要人物何止三人？孔子對中國的重要性，用一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就可知道。不過在他之前還有老子，之後還有百家爭鳴，春秋戰國的學術界可說是異常熱鬧。釋迦牟尼創始佛教，講求眾生平等，但是同時代的笩駄摩那(Mahavira)創辦耆那教(Jainism），提倡非暴力，又有無名氏寫了奧義書(Upanishads)，那時代追求真理的人也非少數。蘇格拉底的詭辯十分有名，但是他之前已有不少著名哲學家（包括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而他的學生柏拉圖青出於藍，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又集大成，當代風雲人物不勝枚舉。再加上巴比倫的學說紛雜，米底的拜火教遍傳四方，猶太先知們對傳統宗教重新定位，同時代學者真是人才濟濟。

有人認為人才是說有就有，說無就無。這種看法從歷史而言倒是站不住腳。人才並不是想要就有；不論一個人是何等天才，沒有機會和其他天才切磋，仍然不會迸發出智慧的光芒。孟子的‘余豈好辯’，是在不斷的辯論中闡揚真理；三國時代群英問世，是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挑戰中留名青史；工業革命，是歐洲各國相互較勁的成果；矽谷的高科技，是無數頂尖頭腦競爭而來。《禮記》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沒有環境因素，人才絕不可能誕生。

但是要切磋，其他因素總得先具備：第一、這塊土地上必須有先進的文明。一無所有的蠻荒之地，絕不可能一步登天，衍生超越性的智慧；能達到自我觀察之前，整個社會總要先有充分的宇宙觀，對萬事有所解釋，才能再進一步提出問題。第二、廣大地區必須有共通的語言文化。黃河流域這一點大致成形；北印度的梵文也在幾世紀中逐漸普及；中東的亞蘭文比各民族的語言文字更廣用；波斯沿用了米底文字，後來又輾轉使用以攔和亞蘭文；而希臘文在各個流散的殖民地都被採用。第三，必須有交通作為先決條件。車馬舟船的普及，在沒有大眾媒體的時代，是開拓視野的第一步。孔子周遊列國，一方面是希望找機會實行政治主張，一方面也為了考察當時世界的改變；釋迦牟尼四處拜訪苦行僧，上下求索真理；柏拉圖遊遍義大利、西西里、埃及、迦太基，比對各地不同的理念傳統。不過，倘若沒有需求，交通方面又如何上軌道？荒郊野外的羊腸小徑，千頃碧波的孤舟一葉，都不足以讓學者安全到達目的地，更休提做文化探討了。第四、必須有相當水準的經濟貿易。農工商具備，士人才有用武之地，否則三餐不濟的時代，誰會去探索學術上的疑難？更重要的是，經濟有了基礎，才能讓不同階層的人都來從事文明工作，否則若只有上層子弟能讀書，再怎麼思考也很難突破金玉錦繡之類的沙龍閒談。孔子有教無類，七十二門生貧富兼容；釋迦牟尼提倡眾生平等，耆那教甚至無分男女，扭轉了當時印度的傳統；希臘主張學術不分貴賤，著名的哲學家當中有商人、醫師、工匠、甚至演員；猶大的先知中甚至有農夫。

當然，萬事起頭難，第一代的路程也最艱苦。接下來有學院、講師，學生比較不需要長途跋涉，但是師門傳承之下，也可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現象。除非像亞里斯多德，完全否定老師柏拉圖的‘形式’理論，而主張知識是透過經驗觀察所獲得的概念，否則一般學徒只是慕名而來，自己沒有獨立意見，再怎麼切磋琢磨，也達不到舉一反三的效果。另一種可能，是像巴比倫集帝國賢士於一堂。不過如此一來，切磋的機會是有，卻很難精益求精，琢磨出更寶貴的智慧。畢竟學院是皇帝私有，總會迎合皇帝喜好；這樣的學說即使名噪一時，也經不起歷史篩選。第三種可能，就是在教育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同時存在好幾種學派，而且每個學派都別樹一幟，互不相讓。中國、印度、希臘的軸心文明，都是從這模式演變而來。

而這些學派所留下最獨特的，也最引人入勝的，可能還是它的問答方式，又稱辯證法。論語有不少學生問老師的對話；佛教的禪修也常是師生討論；蘇格拉底對話錄幾乎是長篇對辯；舊約聖經最後的先知書，一樣以提問題作為釋疑（許多拉比文學也是）。各家各派的答覆，有些機智，有些詰問，有些另有深意，有些甚至無理取鬧，但不可否認，這比以前單方向的傳道授業進步多了。

儘管如此，這幾種文明的進化，相似程度倒很有限。比方，它們對知識的追求有顯著不同：佛教主張頓悟，儒家主張博學，希臘主張啟發。比方，它們產生的文化系統還是有大體上的差異：希臘是本質性的哲學，以色列是人性化的宗教，巴比倫是包羅萬象的玄學，印度是超越塵世的形而上學，中國則是百家各自提倡實用主義。然而促使它們產生的政治因素，卻又有幾分類似——它們都是在一個舊時代將亡，一個新時代又尚未來到的前夕誕生的。

換句話說，它們都是黑夜中的第一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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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埃及記和青銅文明崩壞以來，到此時已經有七八世紀。這段時間世界各地都有王朝，填補權力真空，穩定社會亂象。中國的周朝填補了殷商之後的政治缺口，但到這時已經天子有名無實。孔子所期望的，是周朝起初的治世。他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這種嚮往，正也因為春秋戰國的亂象，讓至聖先師痛心疾首，才會去追求古代的和諧。老子其實也針對這問題提出政見：“無為，則無不治。”韓非說：“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墨子開頭第一句話：“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其他如名家說‘以正名實而化天下’，兵家說‘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這麼多人都費盡心力在為亂世尋求出路，實在也令人敬仰。

別的地方也不遑多讓。巴勒斯坦的大衛王朝已經提過。印度半島自從雅利安人入侵後，也曾有吠陀文明，但是到釋迦牟尼的時代，已經分裂為部落族群各自為政（《中阿含經》稱之為‘十六大國’，其他典籍用‘英雄時代’來形容，但是可想而知是長期戰亂的紛擾歲月），直到公元前261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東征西討，才又有統一印度的帝國。中東的亞述走了，接下來的迦勒底、巴比倫、以攔、和亞述舊部爭相奪權，埃及、阿拉伯、西徐亞、呂底亞、米底又各據勢力，在波斯未統一之前，同樣是多難之秋。希臘戰勝波斯，本應可以產生相對的民族國家，但是抗戰完畢不久，又演變成雅典和斯巴達爭奪領導，歷時431-404BC，戰得兩敗俱傷；蘇格拉底曾參與此戰役，或許正因為厭倦了這無止息的血腥，才使他追根究底地質問各學派，把這些智者自以為是的無知，赤裸裸地呈現在眾人面前（後來因樹敵太多，被賜毒酒而亡）。他弟子柏拉圖對老師的死感到灰心，因此寫了《理想國》留待未來的哲學家皇帝。亞里斯多德認為單有哲學理念還不夠，其他邏輯、科學、醫學、音樂、美學、文學、修辭學、政治學也一樣重要。

所謂‘亂世’，指的並不是你砍我殺的兇殘，而是社會無知、無序、失控、蠻惡、近利、弱肉強食等現象。思想家踏過了不同的泥土，見識過不同的風俗習慣，卻找不到一塊土地能作為人性的模範。他們自己何嘗不希望駐留在一個和諧安寧的家園？何嘗不希望能享受一個真善美的所在？然而他們都看不到未來的治世，只見到無盡的黑夜。

這對於一個文化人是很沮喪的事，但也因為每個思想家都心裡有數，在有生之年見不到黎明，所以只能把眼光放得更遠。因此這些文化都產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

基督教神學家Paul Tillich被認為是最先使用終極關懷這詞。所謂終極關懷，是源於人的存在有限，而又期盼無限，以達到永恆的一種精神渴望。這與一般宗教並無兩樣，但是哲學家由觀察人生所引發的問題，往往與宗教推演出的答案起衝突。在這以前，人類知識有限，經驗也有限，天子就是龍，法老就是太陽神之子，婆羅門就是最上層不可侵犯的社會階級；可是到了軸心時代，大環境已經不再能接受這種愚昧無知，何況認識的世界越廣，就越會對本來接受的‘真理’產生懷疑：人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活著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世界的規則是什麼？宇宙循環是有原因，還是無目的地進行？動植物的生態與人類相近，為什麼他們沒有智慧？生老病死，是善是惡？攻伐交戰，能獲得什麼？我的敵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該死？我所效忠的又是誰？他們又為什麼該被服從？為什麼不是‘人生而平等’？既然人生過程中充滿了習俗、社會傳統、道德倫理、甚至原本宗教的掩飾面具，那麼最好的生活方式應該如何？對於這類生命本源和死亡價值的探索，就成為終極性思考。

或者，終極關懷就是在悲天憫人的理念為前提之下，尋求新的解釋。論語的‘子不語怪力亂神’，因為以往的神話毫無說服力。佛家說眾生皆苦，徹底解脫才能入涅槃，也是因為傳統制度束縛之下，人只有永世的困惑。猶大的先知從以賽亞開始，不講求諸多獻祭，而要求社會做到公義憐憫，仍然是因為幾百年來的習俗，說一套做一套，無法為人民帶來幸福。尋覓哲理到了終極，才能返璞歸真，正視人生價值，也才能把這最根本的理念呈現在世人眼前。

可惜的是，這種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對那些時代都太早了。有的被世俗瑣碎的禮教重重包覆，有的被標新立異的學說搶盡風頭，有的被盲目逐流的門生頂禮膜拜，有的甚至被固守傳統的激進派辱罵逼迫。這實在與思想家的終極關懷天差地遠。偉大的理念，留下的是什麼？更可惜的是，後世也鮮少能撥雲見日，重尋先哲當年的探索。柏拉圖曾做過解釋：一群人住在山洞中，洞壁上映出外面世界的事物，這些人也以為映在壁上的，是不可更改的真理。有一天，其中一個人走到外面，發現外界的事物，比洞壁上的更真實。他回去告訴人，卻沒有一個相信他，不是扭曲他的形容，就是視他為異己。雅典的成名大哲，尚且嘆息曲高和寡、知音幾人，別的思想家也有相同的苦惱。佛陀有多次幾乎被親戚暗殺。孔子自比為美玉一塊，等待識貨之人。以賽亞書甚至感嘆地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能從一些信條經典中，了解起初的宗旨：也許是濟世，也許是度人，也許是倡導忠孝信誠的德行，也許是教導修身養性的藝術，也許是訓練未來明君的課程，也許是幫助改變天下的動力。《淮南子·氾論訓》說：“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文明的演進，就像千百條來自不同源頭的江河，但最後都歸入大海；各人做的事不同，但都為了求能更好地治理社會。金庸的武俠小說曾引過波斯明教傳入中土的史料，其中有教徒念誦的經文：“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種大仁大義的胸襟，可說是拜火教發祥時的哲人心聲。我們即使不認同它的教義，也不能不被它的博愛精神感動。

只是，再崇高的精神，也難以改變歷史。孔子逝世後三百多年間，社會日益動盪，甚至曾有禁書令出現；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也不免用儒學壟斷天下思想。釋迦牟尼在沙羅雙樹下入滅後，三百年內佛教在印度從未取得優勢，印度以外的地區更沒聽說過；阿育王殺戮百萬，建立強權後，才宣布佛教為國教，傳播海外；但他倡導正法，有一半也是出於統治需要。波斯的亞達薛西雖然崇尚拜火教，但說穿了，一個君王要的不是超越塵世的終極關懷，而是招撫萬人的管理方針。哲學理想到頭來還是被當成工具，無法掙脫世界的濫用。

現實，卻也是歷史。

而在希臘，另一個起落無常的時代即將接踵而至。公元前343年，亞里斯多德受聘到希臘北方教書。他的學生之一，就是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

鬥智：皇帝、權臣、后族

感人的故事，不一定最後皆大歡喜；重建的耶路撒冷，也不盡十全十美。這時猶太教的復興工作，都由以斯拉著手，省長尼希米倒是公務纏身，無暇參與。幾年後有些歸國的猶太人又開始與外族通婚，這讓保守的以斯拉大為不滿，立刻要這些人不可以再親近外族妻子；現實的尼希米趕快出來調停，主張這些人雖有不該，但也不能如此拆散家人。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不過也因此，猶大地區出現了對立的的現實派和激進派。現實派認為，既然十誡沒有說‘不可婚嫁外邦’，只要不背祖忘本，不去敬拜外邦的神祗，怎能說是犯罪？但由於以色列人幾世紀以來民族主義抬頭，回歸祖國的又多半追根朔源意識強烈，其實還是激進派人數居多。

現實派的人倒也沒認輸。他們此時寫了兩卷傳記，表面上存留歷史，卻也為了強調：婚嫁外族並非人神共憤的惡事。這兩卷傳記用的都是女性的名字，一本是‘路得記’，敘述一個摩押女子，因先生過世，與婆婆回到猶大地區，後來成為大衛的祖先之一。另一本則是當代史‘以斯帖記’。

以斯帖(Esther)是當時留在波斯的猶太後裔。故事大綱：亞達薛西上台三年時，舉國設宴。到最後一日，他請皇后也一同參與，皇后卻拒絕。亞達薛西一怒之下，廢除她皇后的身份，不久卻後悔了。大臣們建議，何不用選美方式另立新后？於是全國各地的美女都聚集到宮中，等待皇帝賜予后冠。那時以斯帖父母雙亡，由堂兄末底改(Mordecai)當女兒一樣養大。她天生麗質，自然也被送入王宮，末底改卻要她不可教人知道自己籍貫宗族。第一次選拔，亞達薛西對以斯帖一見鍾情，旋即冊封她為后。第二次選拔時，末底改得悉有兩個太監要行刺皇帝，於是通過以斯帖轉達；皇帝查證確有此事，就命人懲辦兩個太監，史官也將事情記下。

不久，亞達薛西抬舉權臣哈曼(Haman），所有臣僕都對他敬畏三分，唯獨末底改不跪不拜。哈曼見這人不肯屈膝，乾脆向皇帝進言，要滅他九族，甚至連日期都選定好了。末底改和全帝國所有猶太人聞訊，無不禁食哭泣。以斯帖聽說，便遣人問末底改到底發生何事？末底改將抄傳的詔令給她，又請以斯帖去見皇帝，為族人命運懇求。這對以斯帖卻有困難，因為在波斯宮中，不蒙召而擅入覲見皇帝，是死罪一條。末底改生氣地說：“別以為你是皇后就不會遭殃。你不求，拯救也會從別處來，你反而要自取其禍。難道天意賜你后冠，不就為了今日？”以斯帖因此求城內所有猶太人為她禱告。三日後她去見皇帝，亞達薛西開恩讓她進殿，她才請求，希望皇帝與權臣哈曼可以同赴她所設的宴席。宴席過後，亞達薛西又問她到底想求什麼？以斯帖便請皇帝和哈曼明日再賞臉赴宴。

當晚亞達薛西睡不著，叫人取歷史來念，剛好念到末底改揭發行刺案；這人有功，卻未封賞。皇帝立刻下令，叫哈曼帶朝服、御馬去給末底改，還在他前面傳告民眾。哈曼本要私請處死末底改，沒想到事情變化出乎意料，只得悶悶不樂地回家。當天他赴皇后的宴席後，亞達薛西再次問以斯帖，所求何事？以斯帖才回答：她的族人被出賣了，甚至要被殺戮滅絕。皇帝不解地問：誰敢擅自如此行？皇后答：就是這惡人哈曼。亞達薛西大怒離席，哈曼見狀不好，趕快起身向皇后求饒，沒想到皇帝剛好回來看到，說：這人居然敢當著皇帝的面對皇后非禮麼？此言一出，侍衛立刻捉哈曼去‘掛在木頭上’（後來羅馬的十架酷刑，原是波斯人所發明）。之後，以斯帖才告訴皇帝，末底改是她至親。亞達薛西因此立他為相，還除掉滅猶太人的指令，改讓猶太人去剪除本來要滅他們的仇敵。後來猶太人紀念這一日為『普珥日』。

傳記人物或許會被美化，史實部分總是難以更改，尤其書中描述當時波斯宮廷中的細節，恐怕也造假不來。舊約聖經的版本，極可能是參照更直接的原版修編而成，不過至少它和其他經卷一起被保存，我們今日才得以一窺當年事蹟。【注：有經學家認為她是薛西斯的皇后，但從波斯文獻看來不太可能；七十士譯本認為皇帝是亞達薛西才合理；其他零星史料也暗示，她曾為亞達薛西生過兒子。至少她的身份毋庸置疑，後代波斯往往稱猶太人為‘以斯帖的兒女’。】

然而我個人讀這本傳記，總覺得少了什麼。

* * * * *

龐大的波斯帝國，這時其實有四個政治中心：波斯人的國都Persepolis，米底人的Ecbatana，兩河流域的巴比倫，還有以攔人的書珊（Susa,或譯蘇薩）。前兩個城市位在伊朗的札格羅斯山脈東邊，不易控制山脈以西廣大的國土，所以主要的首都其實是冬季行宮書珊城（連之前但以理的墓也在此地）。書珊與波斯國都只有一山之隔，又靠近波斯灣，比起兩河流域的各古城，算是未開發的良田。對於想開拓新貿易航道的波斯帝國而言，確實是很優良的起點（而善於經商的猶太人會聚集此處，也不無原因）。不過要維持整個帝國的聯繫，皇帝勢必要籠絡各地望族。亞達薛西所廢的皇后，其實就是巴比倫王朝後代；而他所用的權臣哈曼，很可能就是當地以攔人的上層人士（否則他擬定詔書殺戮擄掠猶太人，對自己又有什麼好處？不過東窗事發後，為了不引起以攔人反感，只用哈曼的族稱而已。）

如此一來，亞達薛西的作為就很明瞭了——他登基不久，就努力開始‘削藩政策’。這和清朝康熙對付吳三桂等人的道理是一樣的：建國之初先用官職權勢將人納為己用，但是長久下去，這些人割據地方，中央政府又如何實施政策？只是基於利益衝突，削藩常會引發政治動盪。漢景帝削藩，釀成七國之亂；晉惠帝削藩，導致八王之亂；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幾乎一直是藩鎮割據；明惠帝削藩，引來燕王進兵焚燒南京，自立為明成祖。波斯之前也曾對小亞細亞的省長‘削藩’，結果反而演變成以弗所的暴動。基於這一點，亞達薛西一上台就擺出一副喜怒無常、難以捉摸的形象。

這或許是他高竿之處。明智的皇帝，總會被要求要按條例辦事；不太明智的皇帝，反而隨心所欲，不拘禮法。其實亞達薛西本身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但是裝糊塗一點，未必沒有好處。若是朝臣建議被採納，可以讓下臣認為是皇帝對自己言聽計從；若是建議不成，下臣只能自認倒霉，皇帝對今天的奏章沒興趣。而且既然他陰晴不定，一旦他‘龍顏大悅’要冊封以斯帖、獎賞末底改，或是‘天顏震怒’而廢皇后、殺權臣，旁人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話雖如此，不找一點理由就廢掉皇后，對巴比倫人可交代不過，老臣們或許還會以國家大局為重，請他撤回成令。亞達薛西特別挑了這登基第三年的宴席尾聲，突然出個‘不歡而散’的尷尬場面（太早出手，別人反而會看出是他不懷好意）。這下子連老成持重的策士也趕來為皇帝圓場，說是妻子不給丈夫面子，確實不對。風聲一傳，巴比倫人自不會認為是皇帝要收回行省的權力，而是因為皇后‘觸犯龍顏’才被懲罰。

單就這件事已可知道，傳記中缺的，自是政壇上的智謀。

不過皇帝削藩還未完畢。巴比倫一派的人失勢，若是皇帝立刻‘不飛則已，一飛沖天’，其他行省可能會因勢力削減而群起反抗波斯。亞達薛西再一次裝糊塗，用寵信哈曼的方法，重新擺出糊塗模樣，讓各藩鎮鬆懈，更讓這個接下來要對付的權臣藐視自己。申不害說：“善為主者，倚於愚，立於不盈，設於不敢，藏於無事，竄端匿疏，示天下無為。”這是法家駕馭大臣的權術高招。大臣摸不清君主的底細，沒辦法投其所好，也就沒法掩蓋他們自己的缺陷。而君主則可以看得明白，辨別出忠臣和奸佞小人。

哈曼或許誤以為皇帝是任自己掌控操縱，但是他本人在弄權方面還是有點本事。為了對付猶太人，他的提議可說是沒有破綻：“有一種民族，散居在帝國各省中；他們的律例與萬民不同，也不守皇上您的律例。這樣的人民對您沒有好處。若是皇上您覺得好，就請下旨滅絕他們。我本人願意捐二十七萬公斤的白銀到國庫，以助皇上一臂之力。”這樣的論點，後來在羅馬時代、歐洲中世紀的西班牙、甚至二十世紀的紐約都出現過（雖然言辭沒有德國納粹黨來得偏激）。猶太人本來就因為自己的宗教律例傳統，而與周遭文化格格不入，也因此一向被政敵利用來煽動他人的愛國情操。畢竟許多皇帝都認為，一個帝國假若沒有統一的法律，難免人民不服，管轄困難，有些行省可能還會來‘君令不受’這一招。哈曼怕對皇帝‘動之以理’還行不通，再來一個白銀萬兩‘動之以利’。表面上自己為國傾囊，實際上他們以攔人若搶了書珊城猶太人的所有財產，大家豈能不為哈曼留下一份‘厚禮’？

末底改其實也不是泛泛之輩。這時猶太人在波斯勢力不大，卻在商道上無往不利。不過有錢遭人妒，自古皆然；所以族人謀利，末底改卻謀官職，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否則也可少遭暗算。當然，他能在皇宮門前，甚至女院前來回，還有資格上報行刺案，表示他的身份至少達到皇宮侍衛隊長。（以前要隨便在紫禁城前蹓躂的，大概性命不保；就算今天在美國白宮前閒逛的，也會被便衣警察請走。不過末底改若只是以斯拉這等文官，或是普通侍衛，恐怕也無權去揭發兩個太監的行刺計劃。）這芝麻綠豆的小官職，對於沒有權勢、又不是名門出身的猶太人，或許已經達到極限了，接下來不管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再晉升。

換言之，末底改會讓以斯帖入宮，可能還是因為波斯帝國類似‘九品官人法’的制度太重了，出身寒門的幾乎沒有機會公平出仕，若不走捷徑根本不能出人頭地。同樣地，假若以斯帖在選拔時已經被人知道宗族，或許連入圍的機會都沒有，畢竟豪門望族都會賄賂打賞太監，讓自家女兒成為皇后。而她能在一眾美女中脫穎而出，有一半也是因為出身寒門，沒有大戶女兒頤指氣使的態度，更不向太監們求任何‘生活必需品’，因而讓亞達薛西特別垂青。

只是，末底改身為皇宮侍衛，為何不向上級報告行刺案？為何要經以斯帖轉告皇帝？這其實也是官場的醜陋面：你報告給上級，上級肯定會搶了功勞自己升遷，你卻什麼也得不到。可是越級私報，在官場上又會遭白眼，雖然書記留下了你的名字，上司搞不好要百般刁難，最後就算你有功勞，也得不到獎賞。有些人淡泊功名，不想去爭；有些人卻為了和上司拉近關係，連自身的功勞都可以雙手送給別人。末底改可不是沒骨氣的人，只要有機會讓皇帝注意，就算一分鐘也該爭取；何況這時以斯帖還沒確實封后，總不能把所有籌碼全押在一個女人身上吧？

也幸好他讓皇帝注意到。亞達薛西雖然在裝傻，但萬一等不到機會，究竟要容忍權臣多久？或是要眼睜睜看以攔人逐步鞏固勢力？行刺一案，皇帝沒有特別嘉獎這個侍衛，只因為還在觀察，還不想聲張。否則這案件由以斯帖轉達，難道亞達薛西猜不到，兩人應是同宗族？

至於哈曼為什麼對末底改看不順眼？若只基於沒有向他跪拜，未免太小心眼了吧？這倒很難說。政客對個人威勢都有很強的敏感度，他們往往從一件事上判斷某個人是友是敵，該折服還是該消滅。一個不願向他折腰的人，很可能明天就成為對手的一顆棋子；若不處理掉，以後會更棘手（從結局看來，他對末底改的直覺的確沒錯）。只是這個人官職不大不小，若是叫侍衛總長處置，或要自己親信對付，既不一定有用，也難以達到殺雞儆猴的果效。那簡單，用一道詔書讓大家一齊做壞人，不就好了？借刀殺人，借的是皇帝的刀，自己的手不必弄髒，樂得清閒。不過詔書下了，哈曼直覺上還是認為，末底改是自己最大的威脅，不趕快滅口總是放不下心。

這時末底改已經聯絡以斯帖，以斯帖與全部猶太人禁食祈求後，終於去見皇帝。對亞達薛西來說，所有條件都齊全了：哈曼既然挑選猶太民族滅絕，正好可以用這些猶太人為他‘削藩’；何況要剪除的居然是后族，皇帝的‘烈怒’自是不言可喻。以斯帖既然宴請自己和哈曼，表示她也在等待機會，要指控這個仇敵。哈曼對末底改戒心很強，對一個女人卻毫無警覺心，這或許是他的敗因；也許因為皇后不是出身望族，不可能是自己死敵，哈曼自然沒有特意防範。這場鬥智，亞達薛西其實穩操勝券，畢竟他在暗，其他兩方在明。不過皇帝自己表現得難以捉摸，別讓皇后也難以啟齒。亞達薛西挑這天早上特別大肆表揚末底改，一方面是為接下來委任首相鋪路，一方面其實已經在暗示以斯帖：你我目標一致，要求的，我絕不會拒絕。

西方語言似乎沒有‘默契’這個詞，不過偶爾也會有心照不宣的時刻。第二次宴席，表面上皇帝婉言問皇后，所求何事？其實親兵在外面早已準備動手了。接下來的‘演出’是要眾人的眼睛做公證——皇后的訴求，皇帝的震怒，哈曼的驚慌。然後亞達薛西再來一句：“大膽！居然敢凌辱皇后！”哈曼連辯解的機會都沒有，已經被蒙臉唔嘴，五花大綁，釘木架示眾。不久，權臣的黨羽被擒，十個兒子全部被殺；有的以攔人還因為懼怕猶太人，乾脆入猶太籍；殊不知真正要削減他們勢力的，正是皇帝本人。

短時間之內發生兩次朝政更動，壓下帝國境內兩大勢力，竟沒有造成任何內亂，亞達薛西的本事可說罕見。相比之下，他准許尼希米重建的事，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不止如此，他任用末底改，從波斯灣拓展印度洋的經濟貿易（因為伊朗境內沒有好港口）。在他有生之年，帝國從未戰爭過，文化發展則一日千里。由居魯士以來的省道和郵政制度，這時終於遍布全國；帝國官方語言由以攔文改為西亞共通的亞蘭文，陽曆也變成全國共用；在伊朗高原上，引進了中國新疆地帶的地下水利工程，成為後代波斯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波斯史家也一向認為是亞達薛西讓拜火教成為國教。

但是文化發展迅速的，不只是波斯。公元前五世紀中期，幾乎有半個世界都在突飛猛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