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26, 2012
潮鳴:驚濤裂岸
談到世界暖化,許多人都首先想到環境災害。實際上中世紀溫暖時期,物產、經濟、人口都受到環境改變的正面影響;真正負面影響,大概只有北冰洋南下的維京人(Viking)。
有誰不知道維京人呢?在一般媒體渲染下,許多人都相信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海盜,孤傲不群的野蠻人,有膽有識的探險家。北歐和帶北歐血統的人,往往以身為維京人後裔為傲,電影書報不時出現加了兩角為飾的‘維京頭盔’。這些印象都不盡不實,卻也都很片面。維京人是海上的商人,也是陸上的農人牧人。他們曾抵達俄國河川,也曾挑戰大西洋,與阿拉伯國家貿易過,甚至船隻航至君士坦丁堡;然而他們根據地始終不離北歐,連英國都不曾徹底佔領過。他們攻擊力曾讓半個歐洲頭痛,但除了船艦外,他們對軍事武器未曾改進。真正有角的頭盔,在北歐遺跡倒很罕見;大部分屍骸的頭蓋骨和脛骨甚至都有碎裂痕跡,表示一般維京人根本沒有盔甲護腳可戴。公元九到十一世紀的歐洲大陸,經濟環境遠比極北之地要優厚,軍兵的配備也遠超過維京人所能負擔的財力。
儘管如此,歷史還是喜歡稱這期間為‘維京時代’。
史上最早的記錄應該是公元787年,三艘維京船造訪英國南方一小國(當時不列顛尚未統一);這些大概是小商船,也沒什麼真正值錢的貨品,官方人員卻故意刁難,要他們按貨品繳重稅,結果雙方衝突下英國官員被砍死。這件事當時還未引來歐洲各國的注意。公元793年,英國東岸一間修道院被維京人襲擊,教會財產被搶,百餘僧侶被砍死在教堂中,或是被拋入海裡淹死,甚至被綁為奴隸賣到西班牙的阿拉伯王國。為什麼維京人會偷襲這間修道院?史學家沒有解釋,不過那時整個歐洲都震驚了。查理曼的首席學士是英國人,知悉慘案後還悲憤地說:“從沒見過如此令人髮指的惡行。”這次事件也造就了其後一千多年歐洲對北方野蠻人‘血腥暴力’的不變印象,英國的記載更是對維京人凶悍、貪婪、殘暴、惡狼的形容層出不窮。【注:有人基於此事解釋,維京人的襲擊是宗教報復,因為天主教當時正傳入北歐;但這種看法疑點漏洞太多,不值考慮。】
然而當時法蘭克王國,並不認為維京人是威脅,只曾在德國與丹麥邊界建牆做屏障。或許它尚未預見歷史改變的腳踪,畢竟維京人無論怎樣擴張,終究只在惡劣苦寒之地;既然這群野蠻人不像當年哥德人正面挑戰羅馬帝國,自也不足為患。問題是,法蘭克王國分裂後,歐洲政權一時出現中空狀態,大家自掃門前雪。沒有共同防線,海盜也囂張起來了。何況正面進攻的蠻族會迫使分裂的王國再次合作,海上來去無踪的船隻卻只會讓各國自顧不暇。
這也不能全怪維京人。溫暖時期人口增加,北歐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卻已無法供給人口需求,尤其挪威的冰川峽灣,雖是瑰偉的自然奇觀,卻難以住人。距離瑞典最近的丹麥尚有朱特人(日耳曼的一支,在不列顛群島也佔一席之地),沒有維京人容身之處,所以他們才努力造船出海,尋覓新土地拓荒。大約公元700年他們已經前往設德蘭群島(今日英國最北端領土),800年左右又開墾西北方的法羅群島,之後三個世紀還三次意外發現冰島、格陵蘭、紐芬蘭(加拿大東北)。在一個沒有羅盤的時代,這些相隔數百甚至近千公里的島嶼,幾乎是用生命換來的領土——探險成功,固可以此為業,失敗的,就只有葬身萬頃碧波的份。
難怪維京人會如此拼命,不論是殖民、貿易、擄掠、屠戮。因為生命就是他們最大的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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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的朱特人何時被維京人兼併或取代,不得而知,然而德國丹麥間的牆,最老的部分約公元650年建造,所以一開始應該是法蘭克王國抵擋朱特人用的。等到維京人開始往南方挑戰,朱特人退無可退,不是乘船到英國就是與維京人同化。後來法蘭克王國數度興修的牆,則是為了防禦維京人侵襲,‘不教胡馬度陰山’。可能這段時期歐洲的發展只在陸地上,所以防衛工程也只限於陸地。
換言之,中世紀歐洲對海戰是很陌生的;羅馬能跨海征服英國,法蘭克王國卻只視汪洋為天險。中國明朝的航海家鄭和寫道:“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這種觀念早於他的時代太多,甚至到了清朝鴉片戰爭後,中國才被強迫開放港口。歐洲也是:封建時代的首都都設在陸上交通樞紐,根本不會選擇雅典、羅馬、迦太基、書珊、亞歷山大、君士坦丁堡、巴塞隆納、倫敦這類同時控制海陸兩面的城市。到最後維京人來時只會長吁短嘆。
也可以說,是維京人教歐洲要利用海洋。他們在丹麥的第一個首都,就是面對北海的優良港口,早在公元860年已是北歐最大貿易城市。後來又在北海與波羅的海的關衝設立哥本哈根(Copenhagen,København,今日丹麥首都)為港口。即使北歐與冰島的城市不算,維京人還是很會看風水。公元821年愛爾蘭部分沿海土地被佔,維京人建立的第一個城市就是都柏林(Dublin,今愛爾蘭首都),之後再設立的全是良港,今日皆成為都會區。九世紀維京人佔據英國東部,只是一直攻不下倫敦(因為倫敦附近的封建地主放棄新城鎮,仍以古羅馬碉堡回防);但是以前古羅馬設立的各補給站,他們都將之發展成重鎮(Leicester, Lincoln, Newcastle, York),其他凡是名字結尾獨特的(Derby, Rugby, Whitby, Selby, Grimsby),都是當年維京人建的城邑。法國的諾曼底(Normandy)大約公元886年成為維京殖民地,911年這群人還曾攻陷巴黎,西法蘭克王國不得不簽和平條約,封維京人為諾曼公爵(‘諾曼’就是北方人的意思);他們的後代在這裡孕育了十一世紀起同時統治英法兩地的諾曼人。若再往東看,維京人比條頓騎士早在波蘭、拉托維亞設立據點。雖然波蘭人另有英雄祖先的傳說,不承認維京歷史,但它第一大港格但斯克(Gdańsk)的名字不折不扣是‘丹麥’的別稱,等於自認與維京人關係菲淺。維京人也比俄國人早到聖彼得堡、摩曼斯克;在伏爾加河商道上建立的一個商鎮市集,十三世紀已是烏拉山西的貿易大城,十五世紀被併入臨近的莫斯科公國。他們還曾在九世紀溯溪南下,攻陷一個叫基輔的小鎮(Kiev,Київ,今烏克蘭首都),然後從這鎮創建第一個斯拉夫王國;當地因他們划船而稱之為‘羅斯人’(Rus),沒想到這名字居然成為‘俄羅斯’(Russia)的起源。
‘海浩渺兮汩洪溶,流蘊蘊兮濤洶洶。’一個民族翻江倒海,改變了不止半個歐洲,絕不是徒有蠻力的人辦得到的。怎麼除了血腥暴力之外,歷史記載得這麼零星?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本質難留。離群定居的,多半不稱自己是維京人。與今日有北歐血統的人相反,當時諾曼人、羅斯人根本不以維京為豪。他們到的新地方,文化都比自己優越,何必還要保留自己鐵器時代的低等文化?這也不是妄自菲薄,只是見賢思齊而已。再者,到各地定居的,多半只有北歐的男丁,與當地女子通婚後,下一代混血就已經與丹麥挪威有距離了,以後子孫恐怕連維京人的古北語都不會用。例外的情形只有冰島、格陵蘭之類的地方;這地方的女子原先都是被維京海盜從英國搶來的,既然無法渡洋回鄉,只能設法接受維京生活。
第二,文字改變。商人當然要講顧客的語言,用顧客的文字,這不必提;不過即使在北歐,維京人一樣受到文化衝擊。北歐的語言源自北日耳曼語,但當其他條頓語系的人開始用拉丁字母時,北歐卻還是用如尼字母。這些文字早在公元二世紀就產生,多半是刀刻在立岩上的‘石鼓文’,也有一些刻在刀斧木片首飾上,卻從沒有羊皮紙草的記載,甚至沒有什麼壁畫塗鴉。真正設法把這些字寫在紙上的,還是十三世紀的基督教學者。為什麼非要用刻的不可?這很可能是一念之差產生的傳統:書寫的字沒有刻畫的字流傳久,但寫的速度總要快多了,記錄的事項也比較大量、瑣碎、日常,文盲比例會下降很多,一般人甚至會因文獻的需要而使用某些文字。可惜維京人沒有這樣的想法。後來基督教傳入北歐,拉丁文字逐步取代了雕刻的字母;結果今日北歐各國用的都是拉丁字母,石刻文字只有專家學者看得懂。這種文化斷層不能怪基督教,畢竟維京人遺跡中也沒多少刻記。
第三,宗教薰陶。文字絕跡或許不是教會所能預料的後果,但維京人的生活終究因基督教而結束。維京人好戰,基督教卻倡導與人和睦;維京人善於搶財寶捉奴隸,基督教卻要他們愛人如己;北歐祭祖的傳統很濃(可跟中國相比),基督教卻說賜福的是神不是祖先。乍看之下,維京人怎麼會信耶穌?然而當時確實雙方共存,很多維京人身上戴兩個項鍊:一個是基督的十架,一個是北歐神話索爾的鐵鎚。英國的維京墳墓上往往兩個記號都刻,雙重保障。這一點天主教傳教士並沒有禁止,何況教皇早已用耶誕節囊括各地傳統,何須在意?十世紀丹麥國王哈拉爾一世(Harald "Bluetooth" Gormsson,Haraldr blátǫnn Gormsson)是首次統一丹麥和挪威南方各部族的君王(今天無線通訊的‘藍牙’技術,就是瑞典人以他為名)。但他受洗成為基督徒,倒讓很多維京人愕然。當時記錄莫衷一是,不過有他為例,之後其他北歐國君信耶穌,輿論就沒那麼激烈了。奧拉夫二世(Olaf II Haraldsson)曾渡海攻英國,後世遂有‘倫敦大橋垮下來’的歌謠;他更在公元1015年宣布基督教成為挪威國教,為此天主教還尊他為‘聖奧拉夫’。這雖如同羅馬君士坦丁‘鞏固政權’的方式,維京人倒也不見得是被迫信耶穌,因為同在十一世紀,瑞典、丹麥、冰島都先後成為基督教國家,芬蘭則要到1155年。可以想像,宗教的普及已是大勢所趨。利刃已退,戾氣冰消,似乎是要應驗舊約先知所說的:“獅子與牛犢同群,一個小孩要牽引牠們。”
可是信了基督教,許多維京人難免會對以往的殺戮搶劫感到慚愧,漸而開始悔過,把一切驍勇善戰的祖先過去盡可能遺忘乾淨。發軔之始所留下的英武石刻,這時已鮮有人拜讀;之後北歐人不出無名之師,海波平息,幾百年來一直‘閒事莫理,閒地莫企’,根本無人記得當年洪流潢潦的景況。再則維京人與阿拉伯人最大宗的貿易,正是各國擄掠來的奴隸;既然他們不再從事沒本錢買賣,只憑北歐的物產,就沒有貿易夥伴的價值了。
何況北方的興起,要感謝中世紀溫暖時期;到接下來的小冰河期(公元1350-1850年),北冰洋再度凍結難行,維京人與美洲殖民地也逐漸失去聯絡。一個曾是雲奔潮湧、放蕩不羈的民族,便這樣消失在歷史的傳說中;就像滔天濁浪退去後,幾乎沒有留下什麼。
不,也不能說什麼都沒有。他們的子孫在法國、英國、俄國,都還有戲可唱,各自精彩。維京時代要過去了,長船上載著英雄的遺體被點燃,火光消失在冰海的彼端;岸上的人則在祝禱,祈求天佑子孫永昌。是基督教也好,是維京傳統信仰也好,人在世上真正的宿願永遠相同,不是麼?
人生要回頭看才能明白,卻要往前看才能繼續活。
--- 索倫·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丹麥哲學家,存在主義之父,1813-1855
Sunday, August 12, 2012
割袍:為何分煙析產
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很可惜,查理曼的文藝復興僅如曇花一現,公元814年他逝世後就胎死腹中。而法蘭克王國也一樣,在他兒子路易(史稱路易一世)執政時已顯示威望不足,諸侯背信的狀況。他本來三個兒子,為了分權已經鬧得不快,第二任皇后又為他生第四個兒子;結果為了重新分封,引起全國武裝叛變,路易竟被自己兒子趕下台。然而不到一年,兒子們爭奪戰利品、劃分領地不合,只好重讓父親恢復皇位。公元840年路易去世,兒子們再次反目,內戰三年,最後在公元843年立條約三分天下。其後,東西法蘭克王國又逐步瓜分中間地帶,演變為今日的法、德分界。
──清‧孔尚任《桃花扇》
歷史家一直共認,造成分裂的禍首是路易;他還在世時,親族就有人罵他優柔寡斷。法蘭克人的習慣,財產平分給孩子,王國則是孩子共同管理;畢竟中世紀初期民生條件還很差,國王太子生死難料,一旦繼承斷線,可能會被他人侵占。但是從查理曼開始,經濟上軌道後,子女夭折的機率變少,這種平分的傳統反而變成包袱,甚至釀成家族悲劇。不止如此,路易本人沉浸於宗教熱情中,因此被世人稱作‘虔誠者路易’,其實不是讚揚而是譏刺他軟弱。當時歐洲還是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他的虔誠根本是致命傷;正如中國宋徽宗沉浸於書法丹青的藝術中,結果自己被金太宗俘虜,連國家都丟了。
不過路易無能只是一部分問題;封建制度下飛揚跋扈的領主們也不無過錯。查理曼的國度是靠武力征服建立的,語言相異,經濟水平發展不一。各地只是在查理曼的領導能力下才暫時聯合為一體,王國並沒有建立真正有效的行政系統,甚至連常備軍都沒有。雖然法蘭克人有法典,但各地仍依習慣自治。換言之,這種采邑制建立的國家,本身就蘊涵隨時分裂的可能。卡洛林王朝一直用契約承認各地貴族,即使是查理曼,也不能干涉地方經濟與政權獨立;何況他要征召兵馬,又怎能與伯爵們過不去?
問題是,這些貴族畢竟不是國家的官員,而他們要效忠皇帝之前也會先相人。查理曼值得他們訂立契約,但他的領導魅力、管理能力卻沒有遺傳給路易。東方的附庸國既面對新崛起的斯拉夫民族,又看不到法蘭克王國的威望,當然首先脫離路易的統治。接著丹麥、波蘭、不列顛、巴斯克等地也紛紛退出。其餘法國、德國的貴族,為了維護自己利益,攫取更多土地,自然開始分化為不同集團,各自支持路易的孩子們。其實卡洛林王朝真正的直屬領地只有比利時一帶,儘管查理曼派官員與各地伯爵打通關係,整個王國依然像是加盟連鎖;只不過領導人有教皇加冕的響亮招牌,大家與有榮焉。路易的招牌就不怎麼響亮,尤其他虔誠,竟被各地主教騎到頭上;連教皇都來參一腳,宣布自己的權威高過路易的權威。可憐的路易,在成為兒子階下囚之前,居然還被強迫公開跪在大主教前懺悔自己褻瀆神。換言之,是貴族和教會,讓歐洲的帝國大業再次灰飛煙滅。
當然,貴族們也不會平白效忠路易的孩子們;下一代的卡洛林家族純粹淪為傀儡皇帝。公元888年,西法蘭克王國已經形同虛設,巴黎的法蘭西公爵乾脆自己戴上皇冠;公元919年,東法蘭克王國也被篡位,史稱‘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與羅馬無關也不能算帝國。查理曼的遺產,從此被埋在傳說中。
但就算路易不軟弱,貴族和教會不干政,法蘭克王國仍然欠缺羅馬帝國一統的基本條件。
* * * * *
《三國演義》第一回寫著:“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是很籠統的看法;合多久會分?幾十年?還是幾百年?為何不是平分天下,或是四分、五分江山?小說沒有深入探討。
《羅馬衰亡史》1776年出版,其中說:“沒有比懾服一堆偏遠行省更不自然的事。”言下之意,大型帝國都是賠本生意,即使早期吒叱風雲,最後也終必垮台。這種看法基本上影射了美國獨立已如箭在弦,也意味大英帝國將逐漸瓦解;然則英國的‘日不落國’還要持續到一次世界大戰,其間更由美洲、非洲、印度、東洋的經濟貿易,讓小小不列顛群島成為世界金融中心。再怎麼不自然,歷史並不認為它存在是錯誤。相同地,古代帝國興衰,也不完全是幅員廣大的後遺症;只要沒有‘鞭長莫及’,距離倒不是問題。
美國史學家Will Durant的《世界文明史》認為:“文明的存在先要有地理的許可,還會不時因環境而改變。”這種看法比較宿命論;歷史上的確有一夜消失的意大利龐貝城、中亞的樓蘭、太平洋的復活節島、柬埔寨的吳哥窟、巴基斯坦的哈拉帕、甚至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然而大型王國的產生,已經有部分原因是為了抵擋環境的改變:中國為了治水而產生夏朝;埃及為了避免飢荒而產生中央集權;以色列人為了杜絕四方外患侵略而立王。要與環境對抗,就必須先集中人力物力,妥善利用。文明再演進到帝國時代,連地理困難也逐步被克服:秦統一中國,三山五嶽已不成問題;亞述踏平兩河流域,巴勒斯坦的山脈天險也無法阻擋;羅馬航過地中海,駛過北非沙漠,跨過阿爾卑斯山,穿越過德國黑森林,駐守過俄國的冰天雪地,無一不是地理局限。假若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法蘭克王國,它面對的地理困難幾乎不到羅馬帝國的十分之一,豈有因幾座山脈就分裂的道理?
西班牙語言學家Antonio de Nebrija早在1492年就提出:“語言是帝國征服的最佳利器。”這話大有先見之明,其後西班牙文成為管理美洲、鞏固皇權、傳播天主教、統一全帝國的根本條件。別國的英文、法文,甚至之前的拉丁文、阿拉伯文,及後來俄文也是。今日某些語言成為外交不可或缺的工具,實因帝國能夠存在,必須先有語言為基礎;否則版圖再大,沒有共同語言,要如何維繫?
這一點,法蘭克王國就望塵莫及了。公元842年,路易的兩個兒子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Straßburg,今屬法國)會晤。由於雙方部下不懂對方語言,誓約用三種語言書寫:拉丁文,北法文,和古高地德文。北法文(Langues d'oïl)只是羅曼語系47種語言之一,古高地德文(Althochdeutsch)只是條頓語系46種之一。法蘭克王國境內究竟有多少種語言,我們難以推算;不過王國的分裂,最後仍是沿這兩大語系的使用範圍為分水嶺。卡洛林王朝的國都阿肯,正位於兩者之間樞紐地帶;它既沒有把自己的法蘭克文(後來荷蘭文的鼻祖)加諸於統治範圍,到頭來反而被兩邊撕裂。【注:法蘭克王國官方語言是拉丁文,民間鮮有人懂。首都使用的法蘭克文,只有些字與發音被納入後來法文。】
包容,是政治上的悖論。儘管《史記》說:“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真正什麼都接受的政府,肯定不久長。一個帝國要容納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宗教、習俗,但同時也一定要積極改造人民,讓所有不同背景的人能認同帝國。這當中勢必有各民族的抗拒,甚至有為了捍衛傳統而粉身碎骨的烈士。有些固有的社會體系會被消滅,但人民也會被帶入從未接觸過的新社會。帝國會造成許多不幸,但也會讓井底之蛙增廣眼界;它會壓制人民自由,但也會提供以前夢想不到的機會;它有血腥殘酷的一面,但它另一面也在發展、孕育、啟開人民的知識力量。這兩面是密不可分的。
也就是說,假若法蘭克王國具備,並且善用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很可能分裂的事根本不會發生。歷史上多少泱泱大國,都曾面對境內語言隔閡:古埃及治下有西亞閃族、北非和努比亞人;古波斯157行省中有說各種語言的民族;古羅馬征服的民族不下百餘;五族共和的中國,也有南腔北調、七大方言的麻煩。可以說,語言分歧並不罕見,越大的帝國語言問題越多。但是強權的存在,畢竟可以遏止國家分化,一方面是把官方語言升為文化傳承,二方面也是壓下有心造反的群體。拉丁文本來只是羅馬城一帶的語言,卻能傳遞給整個地中海地區,甚至在西羅馬滅亡後仍然有千年影響力。中國一向說‘半部論語治天下’,其實是四書五經奠定了語言基礎,讓整個華夏文明紮根,無論幾千年歷史分合多少次,傳承始終屹立不搖。
只是法蘭克人不願意脅迫他人,其實也無權要求他人。封建的契約,本身就是以不干涉為前提,伯爵們才願意加盟;教會人士也不希望‘基督教’的法蘭克國王,對各地主教大動無明。縱算有像查理曼這樣的領導人,可以指揮文化工作,一旦查理曼去世,各地仍是兵不由將,連官方語言也沒有採用。一個國家成立了近四百年,根基卻從未打穩,這是它最大的遺憾。
老實說,這不單是當時法蘭克人面對的問題。大約法德分家的同時,東羅馬帝國北方的保加利亞人創造了西里爾字母(Cyrillic),成為後來斯拉夫民族的共同文字(包括今日俄文)。東羅馬帝國從公元620年起,已經改官方語言為希臘文;然而它跟法蘭克王國一樣難以推廣官方語言:土耳其一帶普遍使用的是亞美尼亞文、格魯吉亞文、敘利亞文、亞蘭文、甚至阿拉伯文;希臘這邊則充斥各種斯拉夫語言、瓦拉幾文(後來的羅馬尼亞文)、和殘缺不全的俚俗拉丁文。西里爾字母的產生,雖是源於希臘字母,卻也等於是蠻族徹底和拜占庭文化劃清界線。未來的東歐各地,這時已經像法德兩國,開始尋找自己方向了。
我們若要稱這段期間是新的‘巴別塔’語言變遷時期,也不為過。語言的形成多少與社會因素有關,但根據英國牛津大學Quentin Atkinson的研究,新語言的誕生往往很突然,甚至瞬間形成;這段期間可能發音、文法、字形、連造字原則都會大幅改變,之後卻又長期沒有變化。更特別的是,人口少的部族,語言變化也少;人口越多的群體,語言改變的越多。以心理學判斷,語言能幫助群體增加凝聚力,所以為了分辨敵我,人類自會改變語言;改變多少,在乎需要與外人溝通多少。不過會發生突然的語言變化,總有不得已的誘因,否則何必改口沓舌,自討苦吃?
那麼,對九世紀歐洲人而言,最大的改變是什麼?不是王國興替,也不是回教威脅,而是中世紀溫暖時期。
從八世紀到十三世紀,整個歐洲比以往溫暖。這對於物產有莫大影響:釀酒的葡萄在全歐洲都能種植,而麥食出產量也大增,天鵝、野雁、鴛鴦、麻鴨等各樣候鳥成為貴族宴客必備,北大西洋又帶來許多鯡魚,使一般平民都能吃到醃魚補充蛋白質。法蘭克王國經濟起飛,不能不歸功於溫暖時期。農業進步,經濟小康,人口自然增加;十一世紀西歐的人口其實已超過近東或地中海世界。然而人口增加,第一是封建貴族的權力也增加,尤其軍隊是地方徵召來的,國王對地主們恐怕還要盡心竭力地討好。第二是有多餘人口投入戰爭、城郭建築、兵器盔甲製造、馬匹馴養——以前蠻族大遷徙時,戰爭工具都還沒有查理曼時代齊全。第三則是語言分異;誠如前面提到,人口多,敵我意識也變強了,加上貴族不願效忠中央,歐洲的語言豈能不分歧?
假如法蘭克王國從一開始就建立語言標準,這段溫暖時期必可繁榮成軍事、經濟、文化上都有顯赫成就的不朽帝國。可惜它沒有;在瞬息千變的世界裡,它被取代了,被瓜分了,而且可能連為什麼都不知道。
人生並不是什麼事都可以重新開始。已經過去的,無法挽回的路,或許只能留給其他人嘗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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