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殤：多難是否興邦？（一）

有人說那是個沒有國王的時代，所以內憂外患不斷。有人說那是個天怒人怨的時代，所以災殃戰禍連年。總之，約書亞死後，以色列民失去了目標，除了迦勒繼續帶領猶大支派追擊非利士人，其他人都已經厭倦戰爭，甚至和迦南當地人協定互不侵犯、和睦相處。

然而和平兩字，並非一廂情願就可獲得，迦南七族失去家園，忍辱負重伺機報復的並非沒有，而附近還有其他強者，正等待以色列人和迦南人兩敗俱傷後，來個漁翁得利。在巴勒斯坦定居的以色列人，所以願與各族和平共處，一方面是自己初嘗田園安逸的日子，鬆懈了，不過另一個問題，約書亞是政治軍事外交兼備的人才，但是就像當年約瑟一般，過度聰明反而找不到繼承人，最後連像樣的接棒一個都沒選就離世了。沒有他，以色列人等於失去戰鬥力，這一點任何敵人都看得見。更嚴重的是，當時在曠野中紮營各支派緊鄰，行進時也首尾相應，現下進了迦南就少了唇齒相依的鄰舍，獨自守衛家園真有如孤軍奮戰，若是敵人趁虛而來，自己又如何抵擋？而其他支派又有誰喜歡拋下田產去保護別人？真的有危險，難道要登高呼救無人理會？

也就是說，在邊境與異族謀和是不得已的妥協，但是這實在是下下策。寫《君主論》的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曾說，決不能為了避免戰爭而讓混亂滋長，因為到頭來戰爭避不了，反而因拖延而讓處境更不利。這道理其實很淺顯，只是做不做得到，往往因人力時地而限，宋朝積弱又要向人稱臣納歲銀，亡國不過是時間而已，相同地，以色列人的和平政策，最後也讓敵人鐵車踐踏自己土地，甚至連收割打穀都要躲著不讓敵人發現，以免辛苦栽種的成果全部被搶走。

這樣的歷史讀起來有點窩囊，但是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無力回天的宋朝出現過楊家將、狄青、宗澤、岳飛、韓世忠、辛棄疾、虞允文等人，還有其他七俠五義，梁山泊百八好漢等英雄傳說，後代武俠小說幾乎都以北宋南宋為歷史背景，這也算是種尋求正義的心理情結。以色列民在那時代面對外族的威脅，板蕩中也有疾風知勁草的英雄人物，他們被後代統稱為‘士師’。

士師（shoftim שופטים）這詞在其他語言沒有同義字，在歐洲一般翻譯為‘法官’，不過士師所做的卻又不是法官的工作，真正曾經掌管民事訴訟的只有女先知底波拉（Deborah）和最後一位士師撒母耳（Samuel），而這兩人也和約書亞一樣是以法蓮人，這點後面再談。正確地說，士師是戰時統帥軍隊而已，他們多半不是民意擁戴而出任領導，職位也非世襲，（但也不排除兒子想當繼位人而大肆殘殺），他們出自不同支派，有的像史記中的刺客（以笏），有的像北歐神話的狂戰士（參孫），有山賊流寇的頭目（耶弗他），也有以少勝多的將才（基甸），不過還有一半只是地方性領袖，連敵人是誰都沒記載，這或許是郭公夏五，羊皮失傳，也可能是事蹟和其他士師比對，相形見拙，更可能的是沒有重要戰役，民間的口傳歷史就不會特別記得。其實能在歷史上留名的不可能是泛泛之輩，縱算沒有豐功偉業，也不可否定他們對當代人民的貢獻。

但不管是誰成為士師，不管勝利多少次，讀舊約聖經的士師記卻不時感受到令人沮喪的抑鬱氣氛。

* * * * *

就像今日以色列多方受敵，士師時代也不乏敵人。第一位士師俄陀聶是迦勒的女婿，自然是分地在最南方的猶大支派人，但是當時侵犯的卻是北邊的亞蘭人，這些並不是亞伯拉罕的近親，而是青銅文明崩壞後取代而起的新勢力。這新勢力崛起不久，平定敘利亞之後第一個就盯上巴勒斯坦，群龍無首的以色列人不過是一盤散沙，何足懼也？他們卻沒料到，約書亞和迦勒那一代走了，但老虎的孩子還是嗜血的，俄陀聶從巴勒斯坦南方號召民眾，痛擊入侵八年的亞蘭人，根基尚淺的新勢力迅速瓦解了，北方各支派也重獲自由。

可是獲得自由的不只是以色列，其他感受到亞蘭威脅的國家如釋重負，幾年整頓兵馬後又直指約旦河東各郡縣，攻打理由不外乎是：你的神說這是你的地，我的神說是我的地，明天早上八點戰場見。

這就是混亂時代的最大癥結，舊敵殲滅了新敵又來，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沒有君王的以色列畢竟是各支派獨善其身，就算俄陀聶也不能長久防衛北方而放任猶大地區近在咫尺的非利士人不管，正如孫子兵法說的：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既然防護困難，每次遇到強敵還是得退讓三分禮數周到。這一回是東邊來的摩押人，佔領約旦河一帶長達十八年之久，以色列百姓派人送禮給摩押王，使節是左撇子以笏，身上藏劍在右腿，想是覲見敵國國王前要繳下左腰的佩劍，送完禮，以笏稱有機密告知，國王不疑有他，結果一劍斃命，之後許多摩押人連逃回家鄉都沒機會，約旦河渡口前就被砍死萬人。

以笏行刺成功，固然是摩押王太沒戒心，但是送禮送了十八年，以色列也差不多到山窮水盡了，才會有刺客鋌而走險。更重要的是，個人英雄的出現，代表他們勇氣可嘉能力可佩，也代表他們號召力不足，以笏之後還有底波拉，由於是女性，要召集民兵對付復仇雪恥的迦南人居然要經過一個無膽的將軍。再後來還有耶弗他，由於是妓女的孩子被人瞧不起，他成了山寨王後，河東的以色列民因亞們人侵犯甚烈，不得已而求他這人所不齒的叛逆分子當元帥。最後更有出名的力士參孫，為一己私慾多次被非利士女子勾引，卻也獨自殺了幾千非利士人，最後雙眼被剜，壯烈死在非利士地，勉強算是為以色列民出力。

這些人說是領導，不如說是英雄適逢多難之秋，號召力有限，自也無法領導得讓人心服口服，他們的存在應驗了“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一語，但這句話只針對個人主義，倒是扭曲了韓非子原本更貼切的一句：“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法家思想，有能力的人是從不斷提拔而勝重任，是從一次一次的證實自我得到社會肯定，其他無視團體離經叛道的人才再出色，也絕非法家推崇的英雄。尤其是後期的士師，為了渴望被人認同，他們可以表現英勇頑強、自我犧牲的精神，但受到關注後卻太好張揚個性，結果自我中心的英雄主義和社會團體格格不入，像耶弗他，打敗亞們人後刀尖反而轉向自己以色列人，一時殺了四萬多人，像參孫，自恃天生神力，一向不拜託人，直到死後他親戚才幫他收屍，如此悲劇收場實在和‘領導’兩字扯不上邊。一個人無論多優秀，也不能獨自完成所有，若要成大事，還是得透過組織合作，如果個人溝通能力不行，更難和別人互動。另一方面，自己愛表現，是不是真的對全以色列有幫助？很多狀況不得已，團體組織要放下雙方的矛盾來遏制外敵凌辱，可是那並不代表整個社會同意諒解個人英雄的作為。

其實一個社會也有它放不下拋不開的遊戲規則，說是墨守成規食古不化，不如說是維持社會運轉的備用準則。以色列人進迦南地是由以法蓮支派的約書亞帶領，儘管約書亞逝世多年，一般國家大事仍是以法蓮人處理，甚至連敬神的一切，包括約櫃會幕祭壇，都在以法蓮境內的示羅（雖然是利未人經管），久而久之，民眾有重大問題都要請示以法蓮人，軍事外交也不例外。這對以法蓮人自己會造成兩種截然不同的轉變：一是先天下之憂而憂，萬民生死是自己重責大任，而群眾不能領會的摩西律法也是自己督導要務，因此士師當中先後有底波拉和撒母耳，兩個真正擔任人民司法官的以法蓮人。另一轉變卻是自我膨脹，（這種通常不是前一類人物），指揮其他支派多了就狂妄起來，反認為重要抉擇若不先向以法蓮人報備就是違背神旨意擅自行事，有兩次別的支派士師為了打鐵趁熱，不及請示就先斬後奏突襲敵人，結果明明對抗外侮已經大獲全勝，以法蓮人居然還來興師問罪，實在當眾損人。

一位士師若與社會背道而馳，勢必走向決裂，但過度遵從規則，完全沒有個人，也很難產生自動自主的意願去對抗敵人，或者臨敵之際不曉變通，反而糟糕。這兩者間能取得平衡的領導少之又少，基甸就是一位。他剛出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毀了外邦神巴力的祭壇，村人發現後要治死他，有一半是拜偶像執迷不悟，也有一半是怕統治的米甸人知道後會大開殺戒，不過這次幸虧有基甸他父親說出明理話，若巴力有能，他怎不自己找基甸算賬？言下之意也是，若米甸人敢來，難道我們就怕了？

語重心長，其實多少人在米甸人統治下早就積怨已久，一語驚醒夢中人，許多百姓紛紛集結，準備起義，這是賭上民族尊嚴的一戰，基甸毀巴力祭壇的事被傳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卻也加強了他的號召力，召集的號角響起，立刻有三萬多人依附。米甸人獲得情報，即刻增派兵力，連盟友亞瑪力人和東方人（散佈阿拉伯沙漠到波斯灣之間的其他民族）也一併到來，斬草除根的計劃勢在必得。乍看之下處境對基甸不利，其實正中下懷，駐紮的盟軍越多，就越分不出敵我。鶡冠子曰：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結果基甸挑了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數，深夜在敵營四周放聲作響，敵人一聽以為四面楚歌，在眼不見耳不聞的黑暗混亂中自相殘殺，以色列民九成九的軍力尚未出動，等到天亮敵軍折損殆半後再進場收拾殘局，可謂得來全不費工夫。

贏得漂亮的一役，偏偏以法蓮人要來質問，作戰前怎麼沒先通知，是不是翅膀硬了，看不起總帥以法蓮人？基甸其實也知道，不按規則行事，後果難料，所以明明米甸人從東路來，他卻不像以笏直接在東邊約旦河阻截，反而把敵頭目趕往南方的以法蓮山地，讓他們繞路渡河，還特地叫人傳喚以法蓮人追擊，事後被問，他也安排了一個自貶身份的角色，‘誠懇’地說：你們以法蓮人連米甸兩個王都擒殺了，我們所做的如何能和你們相比？戰場上鬥智後還得在官場上鬥智，不過這個金色下臺階果然讓以法蓮人滿意，就此了事。

經此事後，以色列人對基甸可是死心塌地的佩服，甚至大家還願意擁戴他為王。倘若基甸真的接受，其實對全國來說也無不可，可能歷史還會歸結他是開國明君。但是規則仍舊是規則，而寫規則的以法蓮人又不希望以色列人立王，說好聽是杜絕以色列民學外邦立王而離棄神，說難聽是山中無虎，猴子當大王，以色列百姓若有自己的國王，還需要聽以法蓮人的話嗎？

身於一個虛偽的社會，處事始終要按本子，做人就是這麼無奈。

有人說那是個沒有國王的時代，所以內憂外患不斷，但是真有立王的機會，又因禮法傳統的束縛而作罷。多難的國度，已經被外族侵犯了一個半世紀，可惜紛擾歲月不休，它的苦難還沒完了...

（待續）

闇黑：兵者詭道

美國南北戰爭前黑奴有一首民謠，詞為：

河水深么，
我家在約旦對岸，
河水深么，
主啊，我要過河到營地去。

後世基督徒總是把進迦南比喻為歸天家，人生如長途跋涉，能走到終點，心情的激動筆墨難書。不過對當時以色列人而言，曠野路的艱辛還比不上進迦南的攻城陷陣困難，戰場上你死我活，根本沒有餘地喘息，更休談建設家園的理想，而且勝的一方依然有折損，鰥寡孤獨廢疾者，在所難免，敗的一方更是家毀人亡，身首異處，不論後代如何美化，成大業者沒有不是雙手染血，踏著堆積的屍體大步向前。這就是戰爭的醜陋，一個慘無人性的黑暗面。

也因此天下軍師都有同一類不擇手段、麻木不仁的性格，因為有感情的人會怕犧牲部下，也容易中激將法、行婦人之仁。或就另一觀點而言，戰爭令人瘋狂，士卒殺戮如禽獸，軍師若不用冷峻的理智來保護內心，小則隨波逐流喪失自我，大則全軍覆沒身敗名裂。

舊約聖經約書亞記，去頭除尾，中間的戰事記載實可和三十六計相呼應，和之前摩西帶領的記載，最大的不同在於雙方都用計。以色列人攻巴勒斯坦，第一場戰爭前就派探子入耶利哥(Jericho），但是耶利哥人也立刻搜城，甚至探子出城還在郊外躲藏三天，表示追查人並非庸輩，而後以色列人七天圍城，卻是前六日毫無動靜，到第七日才總攻擊，而攻擊之際城牆倒塌，可能是地震，但也難保不是內應所為。接下來攻艾城(Ai)，探子說幾千人可攻，結果攻城失敗，三十多人喪生，說是以色列人魯莽，不如說對方使反間計提供錯誤情報，因為第二次攻城約書亞調虎離山引走艾城兵力，在後方偷襲者居然還要三萬人，表示真正問題不在大意而在情報。再來爾虞我詐，附近的基遍人(Gibeon)佯稱遠道而來，願與以色列人交好，還使苦肉計出示發霉的乾糧和磨壞的衣履，然而以色列人願意和基遍人結盟，目的也在於遠交近攻，後來才知道基遍不過在附近，結盟實無軍事價值，反而讓臨近城郭因基遍的投誠，可以名正言順聯軍討剿以色列人。

如此種種，可看出當時戰爭絕不簡單，而領兵的約書亞也幾乎要有瑜亮之智，梟雄之能。在約旦河西以色列人擊敗三十一個王，除了基遍之外全部屠城，這有部分是猶太教認為留人留患，將來反而會被這些迦南人導入歧途，但也有很大部分是兵法，屠城會讓其他地方聞風喪膽，甚至不戰而降，而且難民會轉投附近城主，消耗糧食又增加社會亂象，對攻方百益無一害。聲討以色列‘入侵’的五個王，戰敗後約書亞叫將領腳踩在他們頭上，殺了之後又掛在樹上示眾，說是攻無不克，卻活像蠻夷野人的作為，約書亞自己倒沒去踹一腳，因為他很清楚他在做什麼，有文化的人入侵，大概要外交禮貢高峰會議，結果燃燒的士氣一冷卻就難再加油，‘蠻族’入侵可就沒有這種問題，不論是斬來使誅婦孺焚農田掠金庫，沒有共通的文化標準就不必先禮後兵，甚至可以在敵人猶豫之際發動閃電攻勢連下數城。後來羅馬鐵騎、阿拉伯鋼刀、歐洲刺槍砲彈，也不時扮豬吃老虎，充當蠻夷趁火打劫。

這樣的歷史對一個國家是英武悍勇，對一個宗教卻並不光彩，（除非像回教激進分子以殺盡不信者為己任）。這可能是為何約書亞一直努力向百姓證明，他所行的一切也是出於神指示，和摩西並無不同，不論是約旦河分開讓人民走進迦南地，或是在河西守逾越節，甚至是奉勸人民謹遵摩西律法，都不斷在暗示，約書亞的確是摩西的傳人。

畢竟在群眾眼中摩西是光明無瑕，而現下領兵的軍師約書亞卻不能不黑暗。

* * * * *

大部分考古學家認為耶利哥戰役根本不存在，因為耶利哥雖然建於八千年前，又曾有高大的雙層厚岩牆，在公元前十四世紀應該已經被滅，而殲滅它的就是埃及帝國。喜克索斯人當年自立為法老，過了百年後失勢，曾以耶利哥為根據和埃及人對峙，後來被埃及攻陷，焚城的灰燼佔地層三尺，可能埃及下禁令，耶利哥幾百年都沒有重建城牆，在埃及新王朝時期，迦南地最大的城壘應算是西邊沿海的碉堡,（這些城輾轉被海盜佔領），和北邊加利利的夏瑣(Hazor)和米吉多(Meggido)，（幾百年後這兩城也被約書亞攻陷）。耶利哥沒落後，巴勒斯坦受到游牧民族侵襲，有一百一十九城主聯署向埃及帝國求助，耶利哥卻沒列在內，代表這幾世紀來耶利哥已成了乏人問津的小農村。

不過我個人認為耶利哥臨約旦河，又有泉流灌溉農田，不發展實在可惜，埃及帝國強大時沒人敢建城牆，埃及逐漸衰微後自有人開工，城牆是農業文明的基本屏障，既然帝國無力保衛，難道地方人士要坐以待斃？雖然如此，當時城牆大概不佳，幾世紀來有錢人該會定居有城牆的地方，只沒錢人留在耶利哥，資金不足，大概草草搭建在荒廢的遺跡上，算是有牆心安吧。

也就是說，以色列人當時面對的耶利哥，並不是高聳懾人的天險，而是最前線被犧牲的金絲雀，對城內居民而言，看到城外百萬駐紮，早就嚇慌了，對約書亞而言，這是河西第一戰，許勝不許敗，而對迦南其他城主而言，正可用耶利哥判斷敵人虛實。只是，他們萬萬想不到耶利哥會敗得這麼慘，而且全城被屠無人倖免，表示這些新來的游牧民族是有目的而為，絕不可大意。

這就是為什麼艾城戰役會有突變狀況。

艾城其實不是小城，至少在雅各時代就有重要性，到約書亞時代反而要比耶利哥城大，耶利哥戰役沒寫殺多少人，艾城破後卻寫光城內就殺了萬餘人，可能因為耶利哥人口相形見微，不足論矣。然而第一次攻艾城失敗，軍心重挫，又要如何補救？有人會向軍兵說是輕敵，有人會指是天時變地利錯人不和，約書亞做的倒有點可怕：他告訴百姓，是有人攻耶利哥城犯罪，私自貪贓，導致這次戰役失敗。究竟是誰？開始抽籤，抽到猶大支派，再抽籤，抽到某家某族，最後抽出一個人叫亞干。約書亞婉言勸他不要在神面前隱瞞，亞干在眾目睽睽下終於招架不住而承認藏私，其他人也由他住處搜出金銀衣物，約書亞立刻翻臉，厲聲責備亞干為何犯罪連累眾人，結果亞干和家人連帶牛羊全部被石頭活活打死。

想深一層，攻破耶利哥當時私藏金銀的，怎麼可能只有一人？但是殺雞儆猴，卻可立即奏效，其他貪贓的人看到亞干的死狀，誰敢再承認，然而為了彌補‘我等同罪’的理虧，以後戰爭一定更盡心，甚至下次戰役會偷偷把先前贓物繳回來，以免性命之憂。軍紀不可失，但是要鍛練士兵守法，刑罰不可不嚴，羅馬能成為帝國，必先讓士卒訓練有素，不服軍令者鞭打，陣前逃兵還抓回來釘十架處死，羅馬軍事家Flavius Vegetius寫道，很少人天生勇敢，但訓練和強制紀律卻可讓大多數人剛毅。約書亞已經身在戰場，沒時間嚴教了，只有用連坐法懲治被告，用心理戰術讓軍兵守紀律。甚至，會第一個抽籤到猶大支派可能也不偶然，流浪曠野的以色列人現在編為軍隊，總帶幾分烏合之眾、各自為戰的態度，甚至是否全部信服約書亞也難說，十二支派中猶大人數最多，若能第一個讓猶大支派聽話，其他的就更容易管束，否則一盤散沙，如何攻迦南地？

這裡看到的約書亞，實有一流軍師的變通能力，戰役失利，反而給他機會練兵，只是手段之狠真令人不寒而慄。若只為了艾城之失，死的不過三十幾人，何須大驚小怪？他大可安慰一頓，叫下次出戰別莽撞，也可以痛責探子情報有誤，導致失手，他卻沒有如此，反而用殺人手法，一來讓眾人警惕，二來掩飾真正敗因，三來確保公庫金銀，四來整頓軍紀，五來鞏固勢力，從那次事件後約書亞未嘗戰敗過，這點連深思熟慮的人也不見得計算準確，他卻能當機立斷，果然是虎父無犬子，約瑟的後人亦非泛泛之輩。

話說回來，一般對約書亞生平最記得事蹟，除了耶利哥之戰，就是日月停止的神蹟。舊約聖經的記載：“當神將亞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約書亞就禱告神，在以色列人眼前說：日頭阿，你要停在基遍；月亮阿，你要止在亞雅崙谷。於是日頭停留，月亮止住...不急速下落，約有一日之久。在這日以前，這日以後，神聽人的禱告，沒有像這日的。”按今日科學觀點，日月停止就是地球停止自轉，地上所有事物豈不都要因離心力飛向太空？

其實謎底就在這段記載中。基遍在耶路撒冷西北約十公里，亞雅崙谷又在哪裡？有人認為是以黎交界一個古代城鎮，不過這說法大概難採信，連艾城附近的基遍都不熟悉，怎能知道幾百里外的城鎮？另一可能，按今日阿拉伯文，基遍叫Al-Gib，當地山谷叫'Emeq Ayyalon，也就是說，亞雅崙谷即是基遍的所在地。換言之，交戰當天，日月都同時在天空中，若再把‘一日’解為晝夜的光暗，那到底是什麼現象，會讓未沉的太陽變暗再變亮？

答對了，就是日蝕。

這觀點並不新，起碼中世紀神學家就曾認為有此可能，只欠證據而已。今日天文學精準，可判斷西元前1131年九月三十日18:04曾有日全蝕，中心在北緯31.5度東經34.3度，可說是橫貫死海到加薩走廊，周遭百里也看得到。雖然日蝕並非罕見，要在同一地點看到可能一生幾次，也可能畢生無望。若是當日在基遍戰場上發生日蝕，上一次發生（包括日偏蝕或日環蝕）可要西元前兩千年以上，而下一次又要到西元前357年。後世文官未曾見過日蝕，自是無法確記，但是當日戰場上，五王聯軍先是被以色列人擊敗，後又見到莫名異兆，一驚非小，真要兵敗如山倒，而後這些王還躲到山洞，不是躲在自己城牆後，恐是因天象不吉，神明動怒，不知回家能否避禍。還有，當日以色列人由東向西攻擊，黃昏之前要追擊敵人反而日光刺眼難見，這突如其來的黑暗卻忽然讓他們看清敵踪，也因而殺敵無數，大獲全勝。

這樣說來，其實當日勝利根本不在乎約書亞？那也未必，古代見到日蝕不嚇到的大概不多，一次波斯的瑪代人和土耳其的呂底亞人交戰適逢日蝕，雙方大驚之下立即停戰和好。以色列人那天雖然已戰勝，但見到天地昏暗是否也六神無主？若不是約書亞立刻認為這是神賜良機，還大聲禱告求日月停止，他旗下萬軍是否也要像迦南人一般落荒而逃？顯然，一個軍師的鎮靜可以影響士氣，同樣是沒見過日蝕，約書亞能處變不驚，民眾才能大膽攻擊，就算只是幾分鐘的黑暗，也不能自亂陣腳。

約書亞雖然一生與黑暗契機甚多，但是他所扮演的，卻是當時以色列民最需要的領導，他不是摩西，但是他的工作也不是摩西所擅長的。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但是所謂‘得道’又是什麼？天意在冥冥之中，有時光有時暗，就像晝夜循環各有其用，人的長才也是在最適合用的時機展現，倘若時勢最需要的是闇黑的軍事人才，順天意的就是‘得道’。以色列人能攻占巴勒斯坦，約書亞的貢獻絕不亞於摩西。

不過舊約聖經約書亞記當中還有另一個謎，當年攻打的迦南七族分別是：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革迦撒人、亞摩利人、耶布斯人。是否遺忘了什麼？

答案是最令人頭痛的海盜：非利士人。其實到約書亞逝世迦南地都還未全部收復，因為整個巴勒斯坦被兩邊夾擊，過約旦河向西攻的是以色列人，而從地中海向東攻的是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分到半壁江山多一點，西南方的加薩走廊和西北方的推羅西頓（今天黎巴嫩境內）仍是非利士人的境界。為此，約書亞分地給以色列民時特別把兩個最大的支派分在非利士地南北，北邊是人數次多的但支派，南邊是人數最多的猶大支派，而剩下的以色列全國由以法蓮支派居中策應。

這做法暫時可行，不過頭痛未除，約書亞之後又無人繼位領導，接下來的長期抗戰關係存亡，以色列民要如何對付？

士氣：凱旋夢滅孰之過？

按照起先的劇本，以色列人出埃及後會從巴勒斯坦西南角進入應許美地，但即使是奴隸應該也聽說了曾讓法老頭痛的海盜，現在正以迦南為根據地死灰復燃，換言之，要進巴勒斯坦就要和這群驍勇善戰的海洋民族較量。為了不影響民心，摩西從各支派選出精英，共十二人，派他們先去探地。

刺探敵情的做法，古今中外大同小異。《孫子兵法》說：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古埃及泱泱帝國，自有獨到的耳目情報網，而摩西受過埃及教育，當然也清楚事先蒐集政軍資料的重要性。他特別叮嚀探子詳細觀察人民多寡，守衛強弱，土壤貧沃，城牆有無，樹林有否，其實就是在盤算如何佈陣，如何行軍，如何進攻，如何取敵人物資為補給。為要取信於民，他還叫這十二人盡可能帶當地農作物回來。

四十天後，探地的十二人終於歸隊，還帶了一串葡萄兩人合扛回來，可是十二人當中只有兩人說迦南可攻，其他的堅稱敵人高若巨人，城牆堅不可破，結果以色列民一聽，全都嚇哭了。那天反對摩西的聲浪太大，摩西亞倫居然要向他們下跪求民眾冷靜，而說迦南可攻的兩人，約書亞和迦勒，也直陳勝利並非不可能，千萬不可長人志氣滅己威風。可是瘋狂的暴民聽不下去，甚至要用石頭打死一群領導人，這時神也發怒了，既然這群人不想求勝，那就流浪西奈半島，死在曠野吧！以色列人這下暗叫倒霉，趕快向摩西賠不是，說願意征戰，摩西卻回答，勉強作戰是毫無勝算可言，但民眾還是私自發兵，最後仍是鍛羽而歸，以色列人因此漂泊曠野四十寒暑。

這劇本扭轉得令人錯愕，為何摩西用心良苦栽培的，卻是不成材的一代？為何十二支派百萬民眾，願意相信摩西的卻寥寥無幾？過紅海的咤叱風雲，何時變得胆若鼷鼠？還是這些人只是趨炎附勢，想要不勞而獲地進巴勒斯坦，潛藏的怕事心理，終究要浮現表面？

迦南地到底可攻不可，其實全看士氣。《左傳》中曹劌論戰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以色列人過了紅海又不是第一次面對敵人，當日若是偷襲搶攻，讓非利士人措手不及，勝算其實很大，而他們若以靠海的非利士地（今天的加薩走廊）為基礎輾轉攻破其他民族，平定迦南也是指日可待。但是一時膽怯，第二次要攻已是力不從心，臨時強自振奮的士氣，加上無人領導，等於去送死而已，何況先前面對的是沙漠的游擊兵馬，摩西帶隊時尚且險勝，現在到了迦南邊境，曠野攻防的那套在此根本不管用，帶頭既不出面，私自開戰實是兇多吉少。不過這裡也可看到，摩西為領袖卻非獨攬大權，百姓喪志時可以群起攻之，百姓懊惱時亦可違令出兵，身為神的代言人，他的作風算是很低調，偏偏他肩上的重擔，是幾百萬個吃軟不吃硬的民眾，好言好語不聽從，態度強硬反使屈服，也因此每次都是有人斃命的‘神蹟’才讓民眾暫時閉嘴。

作為一個教師，摩西的表現可圈可點，作為一個領導，摩西倒有點不稱職。因為探地不利，交戰失敗的這個下場，摩西其實比任何人都早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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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認為以色列擁有無堅不摧的軍事力量，實際上這觀念始於1967年的六日戰爭。猶太人謹守安息日（週六），當時周遭的埃及、約旦、敘利亞計劃在以色列開始守安息日之前發動三面合擊，（其他回教地區如伊拉克、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突尼西亞、蘇丹、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也各遣兵力），以色列安息日過後全面反擊，當時以色列只五萬軍兵，就算全民總動員也不足敵軍五十多萬人的一半，居然六日之內大勝，（而且傷亡損失只有敵方的百分之一），舉世震驚，從此鄰國不敢再犯，中東局勢因而改寫。

不過這是近代史，出埃及當年以色列人雖然為數眾多，可還不是其他民族的對手。青銅末期的巴勒斯坦人已開始做鐵兵刃，平原戰也使用鐵馬車，浪居曠野的以色列民物資不如人，經驗不如人，士氣更不在話下，胡亂攻擊只是以卵擊石，非以智取勝不可。

那麼，相信勝利在望的人，是智是愚？

十二探子中只有兩人說出兵可行，攻地可成，但這兩人的身世背景卻相差懸殊。先說約書亞，根據舊約聖經歷代志的族譜，約書亞的祖父是出埃及當時以法蓮支派的首領，（以法蓮是約瑟的次子，但雅各曾預言次子將來要在長子之上，後來約瑟的兩個兒子各成支派，在埃及四百年間人口大增，以法蓮也成為最重要支派之一）。差遣探子時，摩西賜他名為約書亞，可見並非首次認識這個支派元老的孫子，而賜名可能也為了避免其他十一人因名字猜測他的身份，反而表面上大獻殷勤，背地裡大扯後腿，畢竟世上人多，能生在顯要家族的少，對世襲制度下的貴公子，一般人嫉妒冷落的心理屢見不鮮。不過世襲本身並不能決定一個人的成敗，有人靠祖先餘蔭樂得納涼，也有人為了不讓先祖聲明蒙垢而力爭上游，約書亞應算是能力加努力的一型，他以後的發展也大有先祖約瑟的才智膽識，世襲不世襲，都不影響後人對他的評價。

再說迦勒，他是猶大支派的代表，然而若仔細讀，舊約聖經曾三次提到‘基尼洗族耶孚尼的兒子迦勒’，什麼意思？基尼洗族是西亞閃族之一，當時若非游牧民族，大該也是寄居埃及的奴隸，也就是說，迦勒本人並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和這些以色列人一起過紅海，一起走曠野。任何民族都很本位主義，古代更常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要能接受一個不同宗族的人，甚至派他作支派的代表，顯示猶大支派確有宰相度量，（後來猶大支派還會陸續有其他民族的人加入，此處不必細表。）可是對迦勒本人而言，既然跟隨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帶著破釜沉舟的決心離開自己家族，生死成敗都押在以色列民的未來，沒有退路了。所以他會比其他探子更渴望速戰速決，早日進迦南。

一個高官後代，一個外來人丁，其他十人背景想必也介於兩種之間，至於這些人報稱敵人難克，確實如此，並非虛構，天下人想法不可能盡然相同，有人凡事謹慎，不願輕舉妄動，有人在意家小，只怕殃及妻兒，有人帶過衛兵，深明實力懸殊，倘若他們真的只報佳訊，也等於是下屬昧著良心回覆上司想聽的答案，既然不實話實說，那又何必去探地？打開天窗真誠對話，何罪之有？

問題不在答案，問題在回答的方式。一個作為間諜的基本要務是，機密只能呈給自己上司，就算他人威逼利誘套交情，也決不能洩密，古今細作這方面理應相同。換言之，當時十二探子回營，應該只向摩西報告，絕不可擅自外傳情報，那為什麼一夜之間全以色列百姓都會知道？況且真有機密洩漏，探子也應該三緘其口，讓領導向群眾發言，但以當時的民眾反應判斷，這些探子並沒有住口，甚至還明顯地和暴民站在同一線上。

會演變成事態焦灼，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可能性較簡單，能被選去探地的，就像中狀元一般，立刻成為族中紅人，回營後必有多人爭相阿諛，搶問迦南地所見所聞，一個探子頓時輕飄飄起來，舌頭也鬆懈了，甚至還會誇大其詞，什麼‘敵若巨人，我如螻蟻’的形容也搬出來唬聽眾，反正他們沒見過，再怎麼怪力亂神也會信。

第二可能性，恐怕事前已經串通好，藉機會發動民反，仔細想，假若這時摩西亞倫死了，利未人失勢，各支派長老大概也腦袋不保，那接下來獲益最多的是誰？自然是現下民眾最信任的領導人才，也就是這班探子嘛。如此猜測是聳人聽聞，但絕非不可能，至少接下來在曠野中還會發生幾次，而若非他們早有異心，加上有人撐腰（家族中自會有人覬覦長老之位），事情也不至發展得如此快，當然，要十個人一起叛變是有難度，但是只要清楚十人中那個自大，那個懦弱，那個可欺，那個心直口快，那個欠自己人情，就算只一兩人有這等心思，也闖得出禍來，歷史上記載成王敗寇，最後只會把謀反篡位的探子說是英明睿智，發動政變避免百姓枉死，摩西成了冤魂，奸雄倒成了英雄。

權勢、權弒，比比皆是。

讀歷史常會有盲點，因為記載過於簡化，看見過去能知道發生何事，卻很難體會踏過那段歷史的，也是活生生的人，一樣有理想情感目標抉擇，他們所作所為，也並非全無私心。約書亞和迦勒各有所願，十個探子各有所求，摩西本人又何嘗不是？走曠野時摩西年事已高，固然也想看見這應許之地，但最放不下的可能是帶領百姓功虧一簣，還未到巴勒斯坦就出師未捷身先死。其實他也知道這些人民仍然太弱太嫩，經不起考驗，又容易被煽動，因為基本上暴民的心理，是在有人丟第一顆石頭後，大家也爭先恐後地打死目標，但是若沒有人丟石頭，大群人卻沒有一個敢挺身而出率先發難。這樣的群眾就算到了迦南，是否能服從軍令佔領全地？而摩西死後又是否會恢復一盤散沙，再次被外族人奴役？答案可想而知，但是當日差遣十二人探地，摩西他並沒有質疑民眾的心理準備不夠，甚或他自己也潛意識地希望能趕快完成使命，功成身退，這份越扛越重的擔子，能在有生之年卸下最好。可惜事與願違，求好心切，反而離目標更遠，擔子沒能早點卸下，反而到死也未曾踏入迦南地。

或許，那日摩西向眾百姓下跪時，心裡責怪的並非報惡訊的十人，而是責怪自己。他沒有向全民眾陳述己見，反而是約書亞和迦勒努力地在暴民的怒濤駭浪前作中流砥柱。無聲的摩西，因為心痛到無法開口了，因為心死到站不起來了，因為夢想和現實已被扭曲，放眼望去，除了肇事的人民，什麼也沒有了。

歷史最後並沒有選擇叛方，清末政治文史家陳澹然寫過：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短視的人，就算上戲台最後也要黯然收場。叛變的人若推翻了摩西和其他領導人，仍是自毀長城，沒有了摩西的牧羊杖，沒有了西奈山下的誡命，沒有了維持秩序的長老們，他們這些奪權的又算什麼？單獨有能力號召萬眾，是否有辦法徹底行憲？單獨有野心鬥垮上位者，是否有本事去挑戰非利士人？登上了夢寐以求的寶座，難道只為了和百萬人一齊步履蹣跚，一齊曝屍荒野，一齊被歷史遺忘？

現實環境無時無刻地教導人，有人故意翹課了，最後什麼也學不到。以色列百姓因一時誤信人言而膽怯，結果二度犯錯，先是被人利用，後則戰爭失利，誤導他們的探子可能是立時死在眾人面前，他們這些被誤導的人卻要年復一年地流浪，值得嗎？事不經不懂，理不點不透，從奴隸生活獲得自由，即是擁有人生選擇權，不過一個錯誤的抉擇可能要一輩子承擔後果，他們可承受得起？的確，後來會有人懷念在埃及吃穿不愁的生活，這些人說穿了只是不願上課，不願接受再教育。

矽谷著名的投資創業者Guy Kawasaki曾說：一個頂尖的軟體工程師可以做得比十個平庸的還多，但是再棒的工程師也需要時間，才能並不會取代設計和測試的費時計劃，要作上品不可能不花時間，而今日匆忙的文化往往使人欲速不達。軟體姑且如此，建國大業豈不更耗時？以色列民此時離開埃及不過兩年，縱算是摩西的諄諄教誨也不可能讓一個落後他人的民族立時進步到頂天立地的水準，更正確地說，人到了某個年紀以上很難再改變認知習慣，也疲於接受新的制度文化，量子力學被發現時，許多當代物理學家居然公然罵為擲骰子的謬論，曾有無名氏感嘆說，科學的發展，第一代嗤笑，第二代抨擊，第三代視之為理所當然。再聰明的人也會受潛在心理影響而拒絕真理，何況公元前一千多年民智未開的以色列人？他們接下來露宿荒漠，直到這一代全部淘汰，新一代才進入巴勒斯坦，只因為原先這群‘硬頸項’的悖逆一代，根本無心成就創始巨業，也無福消受應許之地。

但是那天在上課的，除了全以色列民，也包括摩西本人。摩西所學到的，是再一次認清自我，因為江山代有才人起，縱算百萬人民不成器，仍然出現了兩個能人，（雖然其中只有一個是以色列人可以繼承重責大任），縱算自己無法帶領民眾進迦南，他們仍然會達到目的地，怕什麼？急進，有害無利，畢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以色列人若能走到終點，是誰挑這份重擔都無所謂，對長遠的歷史來說，自己是何等微不足道，但微不足道又如何？一生無愧，夠了。

數載之後，約書亞已經帶領新一代攻下約旦河東，這時士氣重振如箭在弦，面對彼岸的迦南地也不再畏縮。摩西知道是時候隱退了，他給民眾的理由似嫌牽強，但到最後一刻他仍不忘叮嚀百姓對神專一，勿灰心喪志，因為神的旨意是長遠的，命不長的人看不到結果。對摩西而言，他活得夠久，也預見得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生根的一日，天有眼，人有壽，從動盪的埃及到坎坷的征途，偉大的劇本已到尾聲，自己是演員是觀眾，何必在意？他留下了祝福，獨自登上高山，目睹整個巴勒斯坦後，一笑而瞑。

曠野的足跡，又再次悄悄隨風吹逝。

牧民：潛移默化

行路難，行路難，
多岐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掛雲帆濟滄海。

走在人生道上，很多人都有像李白一樣的感慨，卻仍抱一絲希望能衝破艱難實踐理想。以色列人四百多年未曾離開過埃及，現在前途漫漫，也得靠那微毫信心往前跨步，希望有一天能到達‘迦南’這傳說流奶與蜜之地。或許言過其詞，但是對畜牧人而言，牛乳羊乳都象徵財富，而蜂蜜在沒有大量生產精製蔗糖的從前，更是只有上層社會才能享受的美食，要如此美化一個祖先落腳過的土地，實在是因巴勒斯坦地區沒有其他資源，埃及南方努比亞盛產黃金，土耳其北方弗呂家甚至有國王點石成金的神話，巴勒斯坦倒是什麼也沒有，充其量是要用辛苦的汗水換取農作的果實。不過那也無所謂，正因為曾是奴隸，衣溫飯飽之際能有更好的物質生活就不錯了，可食的奶與蜜比不可食的黃金更實用，對走貧瘠曠野路的人也更有吸引力。

但是行路難，帶領萬眾一同行路更難，過了紅海的以色列人歡呼歌頌，但是接下來面對黃沙遍野還是抱怨連連。舊約聖經說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眾人。這話也許不全對，可是若說是勝過世上眾領導者，大概不為過，想想許多父母教養孩子會失去耐性，而摩西要教養的，是比孩子還難帶的百萬民眾。

剛從壓制生活中解放出來的人民，其實心智尚未成熟，一下子獲得自由，種種貪婪虛張作賤報復的瑣碎心態也往往立刻浮現表面，埃及接下來還有幾次勞工暴動，最後利比亞人殘殺埃及貴族，大肆擄掠商賈火燒宮庭，可是亡國容易建國難，會釀成後來的黑暗時期，這些被解放的人民責無旁貸。楚漢相爭時代人民掙脫了秦始皇的極端政策，卻任憑項羽帶領他們坑兵屠城，到咸陽更燒殺掠奪，能帶走的全塞口袋，不能帶走的全部付之一炬。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吸引無數貧民加入陣容以搏出頭，但是戰爭要錢，教皇又不像各國國庫充實，結果第四次東征的饑民疲兵乾脆中東也不去了，自作主張攻打君士坦丁堡，火燒三天，萬餘人家破人亡，城中保存的希臘羅馬古物被破壞殆盡，連教堂的金飾銀杯都席捲回家，從此天主教和東正教永無和好之日。法國大革命時期有志之士原本對未來的共和積極籌劃，但是暴民卻不斷把看不順眼的人，包括有理想有遠見的人，全部送上斷頭台，造成一時的恐怖政治。俄國1917年的十月革命為時不過兩週，但是社會民主工黨所成立的政府大多是靠不識字的人民擁戴，革命成功後許多佃農奪良田自己分配，還用槍尖威脅上流社會人士自寫罪狀，銀行資產教堂積蓄全部沒收充公，外債拒絕償付，但是除了莫斯科之外大多數地區並不響應革命，結果工黨和全國演變成三方內戰，混亂達五年之久，各方都死了百萬人以上。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其實也如履薄冰，暴躁的百姓動輒因沒水喝要用石頭打死他，其他問題，比如民眾領袖造反，游牧騎兵偷襲，都比不上失控的亂民危險。歷史上有許多記載會讓人認為是封建專制，但這畢竟是今日思想文化發達的社會觀，（還加上錯誤認知和媒體混淆視聽），亂世用重典，雖然一樣會有誤判冤獄、政府越權的狀況，假若混沌險惡中真有善體民意的賢君，恐怕被煽動的群眾要欺到頭上都無以阻擋，還談什麼治國？春秋早期有制禮作樂的周公，曾因攝政面對朝中朝外流言，後來又討平三監，說霸道也可以，但是為一己利益亂國者眾，再加上民智未開，風雨飄搖中要鞏固國家根基談何容易？

但不論是周公或是摩西，他們政治手段都算高明，可是又都是用心良苦的導師。若沒有忍辱負重的周公，春秋時代社會水平恐怕到孔子也未必能百家爭鳴。而若沒有春風化雨的摩西，以色列民這顆種子恐怕永遠不會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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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出生和離世都是個謎，他雖然帶以色列人到約旦河，自己卻沒有進迦南地，甚至連百姓都不知道他被葬在何處，因此避免了後代的盲目祭拜。至於他的出生，舊約聖經說是匿藏數月之後被放在箱子隨尼羅河水漂盪，而後法老的女兒看到撿起，領養為孩子，因為從水裡拉上來，故稱摩西。這典故很令人質疑，希伯來文‘摩西’固然有這意義，埃及文中‘摩西’（Mose）的意思只是‘兒子’，像拉美西斯（Ramesses是希臘譯文，埃及文為Ra-Mose）顧名思義就是太陽神的兒子。換言之，加入這典故的人或許是不懂埃及話的後人，否則在出埃及的群眾前如此強加解釋，反讓可信度打折扣。

不過名字並不重要，摩西受過埃及教育應當沒錯，他的埃及話說得要比希伯來話流利，在法老面前可以振振有詞，向以色列人傳話卻常要借重祭司亞倫的口。儘管如此，摩西對以色列人的影響並沒有語言障礙，他所實施的‘再教育’，從民生到教戰包含甚廣，這對文化水平還未上軌道的剛解放奴隸，實在有必要。尤其是法律，這種觀念對奴隸而言太陌生了，主人的要求就是不可拒抗的天則，不服從的是掌嘴還是打斷腿，生死任意。現在一下子獲得自由，頓時失去約束力，人是否還知道每日諸事可為不可為？若是社會惡化到‘無法無天’，暴民囂張地亂砍亂鬥姦淫擄掠，那這百萬群眾一天就瓦解了，還到得了迦南地？

《管子·牧民》篇說過：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摩西對過紅海的以色列人，也是用最基本的方式傳授生活法則，十誡的後半段都是禁戒：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偽證陷害人等等，湊合十條律例大概是便於記憶，但是明白犯什麼法該受處置，人民才不用時時提心吊膽，防備鄰舍來危害自己。秦朝末期農民戰爭中，劉邦入咸陽，廢除了秦的苛法嚴刑，只保留「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三條，這就是後世稱頌的‘約法三章’，而三條法令又立刻指出犯法應得的懲罰。摩西的十誡沒有特別提到犯罪相對的懲治，但是他所頒布的宗教法，最讓人記得的還是那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就是說，不同民族對平等的看法其實相去不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哲理，在此提升為法律實用版。

然而十誡所提倡的道德標準，要比劉邦的約法三章想得更深幾步。殺人偷竊之外，為什麼要加上不可姦淫、不可偽證、當孝敬父母這些條文？

法國啟蒙時期，提倡政府三權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認為法律的精神始於理性，物質世界有自己的定律，各種動物有自己的規則，人所訂定的法律也應該是適合需要而創設，所以理性也用於辨別法律合宜與否。若用這眼光來分析，倒可以想想古今法典創制的背景因素。東方社會在黃土上紮根，產業一代傳一代，自然對孝道極為重視，不孝的不能繼承田產。曠野中尋路的人可沒這麼優待，寸步維艱，老弱婦孺其實走得最慢，也最難照料，而所有家當牛羊又都在身邊同行，萬一年輕人自私自利，棄年長父母不顧，任他們在荒原中餓死渴死，這些產業還不是照樣繼承？道德典範的約束力量，不見得有宗教法律來得實際。漢朝桓寬的《鹽鐵論》有云：“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人的劣根性不可能只用禮儀來美化，哲學家提倡的可能是永遠達不到的大同境界，反而不如走法律路線的人真正對症下藥。

相同地，東方社會固定，人往往從出生到入土都在同鄉鎮中，人不多，當然人情也沒有大群人眾複雜。曠野中幾百萬人倒是流動性大，今天認識的鄰居可能明天落後隊尾，若是彼此控告偷東西，甚至告殺人，其他同隊的人也很難分辨到底誰強詞奪理。按摩西五經，若有原告指控被告，兩人都要站在神和祭司面前，若是誣告，不但要等價償還，還要向被告多付五分之一的賠罪，然後也要獻公牛一頭為祭，這用今天的看法也很有道理，信口開河讓別人麻煩，被告當然要向你理賠，膽敢浪費法官的時間，國家當然要向你多課稅。

更特別的是猶太法律對姦淫的看法。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慾望就可能有過失，可是有過失，不同文明懲戒方式卻大不相同。中國傳統對男人三妻四妾不認為有錯，女人不貞卻強迫要吊樑自盡。印度婆羅門教的摩奴法典也認為男人再怎樣放蕩，妻子仍應敬丈夫為神明，反過來若妻子不忠於丈夫，要分屍任狗咬食。羅馬人認為男人姦淫有罪，但只限於外遇是有夫之婦，如果是未婚女子或是女奴，則不算有罪。總而言之，世上許多古文化還是強調男尊女卑。

摩西所定的法則，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對女性地位肯定，不是刻意抬舉，而是一視同仁，有罪的，男女都要受罰。當然，男人平均體能上佔優勢，若是用強還是會達到目的，所以條文上又加了補充，若是郊外無人處發生姦案，要治死男子，女子可判無罪，若是臨近有人而女子沒有求救，則兩人同罪。會產生這樣的法律觀念，其實仍然和環境背景有關：世上男女各一半，曠野路是人人要走，男人走的女人孩子也要走，男人扛東西女人孩子也得扛，男人趕牛羊女人也一樣，並不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夫妻都要打水覓食，男女都要分工合作。至於其他事項，降天災分紅海在乎神不在乎人，作戰勝利也是如此，參戰的雖是男人，可不能自誇勞苦功高，因而藐視未參戰的女人。

或者說，困苦的環境使人真正了解平等，畢竟人在過於舒適平坦的環境中容易歧視有求於己的人。一個百廢待興時代白手起家的創業者，比較會謝天，也比較會用財產回饋社會，而一個工商發達時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佼佼家，卻比較會上媒體自吹自擂，也比較會拼命給自己分紅。

猶太人在西奈沙漠中，學到了男女平等這種理性態度，而基督教延續了猶太律法的傳統，也強調一夫一妻，平等關係。可是直到今日，西方文化傳入第三世界國家幾百年後，還有很多重男輕女，三從四德，納妾，干涉寡婦婚姻的習慣根深蒂固。回教國家對姦淫看法更極端，輕則鞭打百下，重則用石頭打死，按照可蘭經男女都該死，可是實際上死的幾乎都是女性，也不見得真的有犯姦淫罪，只要丈夫懷疑就可以定罪，最常見的是家族男性成員為維護名聲殺死無辜婦女，即所謂‘名譽殺害’，據聯合國統計，每年為此被殺的女性高達五千人以上。到這種程度簡直是性變態的假冒為善了，作賤婦女以補償個人自卑心態，已經很要不得，再要打死溺死一個女性家人，社會還如此縱容，不得不懷疑這些回教國家的‘法律’是否紙上談兵而已？

這其實也是法治的最大考驗。曾有歐美學者大談國家強盛是在於憲法完美，一個非洲來的聽眾不服氣地說：那又怎樣？我自己國家的法律，不也寫得很漂亮？

漂亮的法典若沒有實施，仍然只是廢紙一疊。比如說，今日有很多殺人犯該送電椅，卻因家人哭訴或人權鬥士抗議而不處刑，甚至還有的請律師雄辯而宣判無罪，其他貪污案奸商案最後也不了了之，酒醉車禍等事件更不在話下，這樣的作為可說是扯法律的後腿。一般上法庭的，至少會有一人因判決而對法官不滿，但這不因此否定法官的必要，同樣地，有很多人不願繳交通罰單的錢，但如果不繳罰款也無所謂，以後一定更會交通大亂，到最後膽大的還會開坦克上街橫行無阻。縱有大公無私的包拯，也要有衙役侍候虎頭鍘，扮凶神惡煞作盡醜事。沒有執行的法律，就沒有保障人民的力量，冠冕堂皇的理念，終歸只是金玉其外。

摩西在西奈山下公佈十誡傳述律法，也得擔任法官和刑部，他才剛傳述十誡，百姓已經自己造金牛犢來拜，摩西立時叫身邊的利未人，去殺了這些拜牛犢的人，一天死了數千人。女先知米利暗曾藉故用言辭攻擊摩西，舊約聖經說神懲罰她生大痲瘋（皮膚病的一種），結果她被限制一週內身體不潔淨不可留在營內。祭司亞倫的兩個兒子擅自獻祭，結果被神的火燒死，這還是發生在公佈律法後不久，雖然懲罰直接到令人顫慄，可是對執行法律卻十分必要。戰國時代秦孝公求賢募才，曾有商鞅變法圖強，但他面臨的頭一件事就是太子犯法，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不准向太子下手而對太子的兩位老師用刑。商鞅算是殘酷，但他這句話點出了實行律例的瓶頸，上位者不服從這一套法律，底下民眾又怎能服？結果還沒開始執法就告失敗，還沒開始實行就自毀民望，剩下的變法圖強也成了泡影。摩西很清楚這點，所以他不能只罰以色列民不罰祭司，甚至罰祭司還得昭示萬眾，因為實施法律在於平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讓人民確認法律之前的平等，讓人民看到天子犯法的確是與庶民同罪。

不過領導、授戒、行政、司法重擔加於一身，還怎能帶領百姓前行？一次摩西的岳父從米甸曠野（今阿拉伯西北，紅海東側）來拜訪他，看到他從早到晚判案不完，立刻告訴他不能這麼做，法律絕不能只建於一人身上，一定要教百姓自己五十成數，各家各族先判定是非，疑難雜症再請示摩西。摩西沒有像雅各或約瑟事必親恭的態度，聽到這建議，立刻從各家各族選出可倚賴的長老，教導他們法律，得以監督百姓。這提案對後來的曠野路途有莫大幫助，不只讓摩西騰出時間做更重要的事，也同時讓人民自己去學習體會法律的精神，要如何學習？一切在於親身實踐。

雖然如此，許多一開始良好的法治都會經過時間而變質，過度重視法律的實踐，反而會由天下為公慢慢轉化為苛政猛於虎，就像後來以色列中宗教狂熱的法利賽人，為了吃飯洗手獻祭安息日的細節嚴加規定，甚至連一般民眾都無法做到，他們自認為是對神盡職，殊不知這樣做完全扭曲了法律的精神。摩西的律法要人敬神愛人，不是要把重擔加註於人，連規則中都可看到網開一面的細節，比方因貧窮委為奴僕，工作幾十年可以恢復自由身，這是避免讓人世世為奴，永無翻身之日。而在迦南地設立的‘逃城’也是如此。所謂逃城就是失誤殺人可以尋求的庇護，假若失手導致別人死亡，家族恐怕會群起攻之，報復難免，若是逃到這城，由祭司判定是誤殺，則家族不可再追究，可是殺人犯也終生不可離開逃城，（若祭司判是蓄意殺人，照常由家族處分。）其實這可算是猶太文化最早的監獄，誤殺縱算不必一命償一命，仍然要負責，仍然要終生離家，但是保留犯人性命不趕盡殺絕，卻是理性的真髓。

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和諧，若法令能為人著想，倒減少了許多人際衝突的戾氣。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古代無數律令不復存在，而今日西方基督教徒仍研讀摩西五經，畢竟它的人性思想已跨越時代，讓古世界許多嚴刑峻法都難見項背。

西奈山下，以色列人上了民智初開的第一課。而在他們到達迦南之前，還有其他課要學習。

天災：浩劫背後

由於勞役過重，以色列民向神求救，神便派遣摩西，向法老要求讓以色列百姓離開。法老自然不肯，神因此藉摩西在埃及降了十大災害，尼羅河水變血，蛙蟆侵宅，蝨蟲劇增，人畜病蔓，雷雹交加，飢蝗湧至，暗無天日，最後還擊殺全埃及每家的長子，固執的法老不得已才讓以色列人離境，但是他們還沒走到紅海邊法老又領兵追殺，神叫摩西杖擊海面，居然水分左右，讓以色列人走乾地過海，埃及追兵見狀也馳戰車下海，結果被海水吞噬全軍覆沒，九死一生逃脫埃及的以色列民因而歡呼感念神對他們的救贖，猶太教從此萌芽。

我個人不很喜歡讀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雖然看了會感到熱血澎湃，會為邪不勝正而歡呼，但轉念一想仍舊問題百出。可能因為這裡描述的神，和之前之後都大不相同，既不是冥冥中引領選民，也不是善意鞭策犯錯的子民，而是用各樣神蹟災害加諸於人或環境，藉此讓以色列人敬畏。當然，對一個四百多年寄居外地而被同化的民族，這樣的作為可能是必要的，而既然要拯救選民，也勢必要讓埃及帝國崩潰，以免後患，可是若讀者不是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場，就多少會為埃及感到不平，想想這外來的游牧民族何能何德，居然有大能的神拯救他們，（而他們自己後來反而動輒棄神事偶像，未免忘恩負義），再則法老雖是心硬，埃及人民可也是受害者，前面說過全埃及大肆建設，其實埃及普通人也一樣淪為苦工奴隸，他們不過是謹守國無道默足以容的中庸哲學罷了。那麼若說神造萬物，對這兩個民族同是天涯淪落人，為何一個青眼有加，一個雪上加霜？

相信這樣的問題許多人都問過，不過還有一個更常問的疑點：這些天災太匪夷所思，影響又太劇烈，到底記載是真是假？

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沒有發現過任何有關出埃及記的證明，舊約聖經以外的文獻固然沒有，地層學也找不到禾穀畜骸，甚或紅海濱沙層異常的跡象。這一方面是出埃及記沒寫法老的名字，考古都把探查鎖定在‘王中之王’拉美西斯二世的輝煌時期，自是一無所獲。但是到拉美西斯三世，卻的確有過天昏地暗的史實，植物生長欠佳，飢荒災情慘重，民不聊生，接二連三的奴隸暴動等等，唯一差別是當時日光不足的現象長達二十年之久，有學者假設這可能是火山爆發引起大量火山灰烏雲蔽日，但是古代曾爆發的火山卻又沒有一座能大約符合年表，到最後大家對當時天災的由來依然莫衷一是。再而，全埃及當時約三百萬人，包括埃及、利比亞、努比亞、和西亞人四個最大族群，其他零星民族不算，而以色列人不過是西亞人當中一部分，若出埃及記數字可靠，當時一走就是兩百萬人，高達全國三分之二，這麼多的人口早該取得埃及帝國的主導權，又何必往巴勒斯坦去自立門戶？

既然資料不足，那就算了，反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再多的辯證反駁、折中論點也是枉然，眾說紛紜言人人殊，越聽越睏，乾脆來攪混水，再加一個鮮有人知的歷史疑難：當時代瓦解的並不只是埃及，其實整個古文明世界在西元前一千兩百年左右都突然遭受時代衝擊，今稱青銅時代的崩壞。比方，土耳其的赫梯文明，和埃及簽和平條約後不久就消失無踪，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加喜特王國）和亞述也都先後被取代，印度河流域持續八百年的王朝突然斷層，和接下來的吠陀文化幾乎毫無關聯，而希臘的邁錫尼文明也在這時垮台，甚至我們若看西漢劉歆所記年表，商末周初改朝換代約公元前1122年，距其他文明的隕落也幾乎同時。一個文明倒塌不足為奇，桀紂之輩亡國，自有英主問世，但一大堆同時代文明一起倒霉，總不能全部歸咎這些皇上奢淫兇殘弱智無能，（連子貢都認為商紂並非一般人傳說的暴君），亡國若非人為，必有天殃者也，埃及的災變也許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只是，若說古世界的破壞乃天災所為，那這全盤性的毀滅，是天理，天意，還是天譴？

* * * * *

提到希臘的邁錫尼文明可能大家面面相覷，但提到特洛伊戰爭，木馬屠城的故事卻無人不曉。荷馬史詩說世上最美的女人被特洛伊王子搶走，引發希臘各城派兵將船隊橫跨愛琴海向特洛伊宣戰，一戰十年，英雄百出，最後由智將奧德修斯造大型木馬，傳言希臘人因瘟疫退兵，這木馬就是獻海神求息怒，特洛伊人歡喜之餘將木馬拉進城，慶祝整日，到夜晚四下無人，藏在木馬內的希臘士兵悄悄鑽出，開城門放火造亂，裡應外合下特洛伊終於滅亡。

今天史學家已發現特洛伊遺跡，當年戰爭應是不假，但是荷馬史詩增加不少渲染，就像三國演義並非三國歷史，木馬屠城也是出於文人假想。更值得注意的是，希臘雖稱戰勝，其實兩敗俱傷，特洛伊被焚，愛琴海西的希臘各城市也難以自保，不久蠻族開始佔據克里特島、斯巴達、哥林多等地，盛極一時的邁錫尼文明竟招架不住，像骨牌般倒得一枚不剩，希臘從此陷入長達四百年的黑暗期，到荷馬的時代已無從辨認特洛伊在何處，更不知英雄傳說可信度有多高。

不過歷史不詳，一方面是因記載失散，一方面也因文字改變。今日西方各種語言的字母都起於希臘字母，但是這些字母是由海上的腓尼基人所創文字衍生，邁錫尼文化並不是用這些字母，（它本身有兩百多字母，其中有部分像日文的五十音，但還有百餘字代表意義，遠比後來的希臘字母複雜）。不止是邁錫尼，青銅時代滅亡前，兩河流域流通的是楔形文字，埃及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可是古世界進入全面黑暗期，這些文字也都同遭沒頂，黑暗期後大約西元前八世紀的世界，簡單的腓尼基文字已演化為希臘字母、古希伯來文字、南阿拉伯文字、和古亞蘭文字（古亞蘭文是現代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的鼻祖，在阿拉伯帝國未興起之前一直是西亞最普及的文字），簡化的梵文開始為印度人廣用，商朝的甲骨文鐘鼎文也演變成周朝的大篆（又叫石鼓文）。

文字能被推廣使用，和文化軍力宗教都不相關，腓尼基人重商不重文，自己有值得廣用的文字卻盡量用他人的文字貿易。相反地，亞蘭人除了盤踞敘利亞一帶，並沒有突出的文化，連貿易都沒有以色列人富，但是他們提倡二十二個簡單符號，能勝任六百多個楔形文字的工作，這對社會改進教育普及有莫大影響，以前只有貴族才識字，所有資訊也都被難辨的記號封死了，現在換成凡人可用的文字，豈不方便？同時代的文字進化中，希臘文二十四字母，梵文三十六字母，也是把過去繁多的字體篩選改良。中國雖然沒有這麼做，但是大篆字體結構均稱，線條完整，形趨方正，開始擺脫象形的拘束，既沒有甲骨文大小不一錯綜複雜的麻煩，自能補足民間傳播溝通上的需要。

但對近東古文明世界，這文字改革還只是一半的故事。其實當時兩個不同語言系統正在爭奪未來，一是閃族語系，一是印歐語系，地中海這邊，閃族的腓尼基殖民帝國正和滲透全歐洲的印歐語言角逐天下，土耳其北方，印歐語系的弗呂加人填補了閃族赫梯帝國留下的空位，高加索山下，印歐語系的亞美尼亞人取代了閃族的烏加里特人，兩河流域東，閃族的亞述阿卡德語言與印歐語系的米底語言還在長期抗戰，波斯灣一帶，非閃族語系的蘇美爾文早已作古，閃族的巴比倫文和印歐語系的波斯文也仍在較量高下，（波斯語言其實才剛繞過中亞踏上伊朗高原，他們的語言祖先仍將繼續徘徊烏克蘭和西伯利亞南方長達兩千年）。

意大利人文學家Lorenzo Valla說，要拋開語言的枷鎖比要掙脫暴政蠻軍還難。學過不同語言的人大概都會有同感。處於板蕩中的兩河流域往往官方語言一套，民間語言一套，偏偏兩河流域的識字率又比同代文化要高，（舊約聖經傳說的巴別塔就是巴比倫），那麼在這語言文字的比賽中，人們為何捨棄傳統語言文字，反而崇尚新的系統？

或者，把出埃及記、青銅文明崩壞、特洛伊戰爭、文字、語言等因素加在一起，我們看到了什麼？

的確，那是個天災人禍，兵荒馬亂的年代，但人也在窮途末路中覺醒。為偉大的法老劬勞效命，目的是什麼？攻打特洛伊十年的無主孤魂，得到了什麼？青銅矛尖對鐵甲戰車，自誇什麼？無知的蟻民任由難辨文字擺佈，無口的村婦任由高官巫蠱剝削，謊言貪婪淫靡驕奢到處有，欺壓凌虐凍餓離散見不盡，人存在的價值又是什麼？自比為神的君王領導，在日月無光草枯水竭的王國中還要擺足架勢，向這種人忠誠什麼？階級之分永遠是擠不穿的厚牆，再怎麼學語言文字，向自己肯定什麼？古世界的天地在淌血，留下當奴隸做什麼？古世界的浮華在煙消雲散，逞強當英雄做什麼？

積壓的怒火終於爆發，燎原的烈焰席捲天下，有人說是替天行道，有人聲援奴隸解放，有人倡導眾生平等，有人占卜國運已盡，號召種種各有信眾，可是古文明各王國還有一口氣在，怎能任憑戎夷舉戈，屬民造反，勞工風波？於是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向鞏固自我的既得利益者開戰了。但是打蛋容易生蛋難，要亂簡單，要治卻要花上百倍功夫，三國時代全中國人口頓減十分之七，青銅末年的西方世界大概也荼毒甚劇，遺下幾百年的黑暗，一方面是棄絕傳統，一方面也是乏人傳承，中國改朝換代後常有所謂‘無為’之治，實可解為‘無能為力’。這是令人哀悼的下場，因為覺醒的人一下子又面對沒有未來的昏暗，剛認同的價值觀又再次被否決，勢必陷入更深的困惑。

在這種狀況下能打破困惑重新領路的，也許只有宗教了：魏晉南北朝有佛教，羅馬亡國之際有天主教，青銅文明走到山窮水盡也一樣，真的是‘天’無絕人之路。

伊朗北方的米底人（又稱瑪代，曾和波斯齊名），留下記錄不多，但是西元前十一世紀米底卻有瑣羅亞斯德，在文明黑暗期點了一盞明燈，就是拜火教。拜火教最重要的教義，闡釋光和暗、善和惡、真理和虛假、天堂和地獄，都在人心中不斷爭鬥，拜火，其實也在追求光明和真理。距他千里之外，摩西也在西奈曠野向以色列人頒布十誡，要百姓盡心愛神，還要愛鄰舍如己。兩個宗教一東一西，如同沉睡在燦爛輝煌中的世界，到漫漫長夜終於張開雙眼，在喧囂塵世中沉寂了數百年的人生哲思，終於再次尋獲答案。

而這個答案，仍然要人到曠野中體驗，底比斯的巍巍神廟，邁錫尼的磊磊城牆，巴比倫的浩浩皇都，給人的只是臉上貼金的自大，和暫時的安全感，將會黑暗的天下仍要來臨。離開了文明，看破了唯我獨尊的謊言，才會追尋肉眼未見的真理，經歷了生不如死的勞役，才會嚮往博愛精神的社會，度過了天崩地裂的浩劫，才會停止永無止盡的貪念，轉而求神眷顧求神引領。

我們不是要肯定天災，但是我們也不需要視患難為天譴，畢竟，災難可以洗滌人心，也可以潔淨世界。

荀子《天論篇》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若增加農桑生產而節省日常用度，那麼天是不能使人貧困的；若養生之道完備而行動適合時宜，那麼天是不能使人生病的；若做事依循禮義而沒有絲毫差錯，那麼天是不能使人罹禍的。但是相反的話，水災旱災還沒到來人就飢餓，大寒大暑還未逼近人就生病，祅怪還沒出現人就不祥，又怎能埋怨上天？用荀子的觀點再往前推，天災正是要篩選世人有備無備，疾病正是要考驗世人健康狀況。不過荀子只考慮規律的天行，正常的歷史，碰上這般文明史上的劇變，再多的準備再健康的生活也是枉然，人只能說天意弄人，哭笑不得。但話說回來，若不是天意，能在亂世中留命的又有幾人？

考古家曾在埃及發現一份紙草，上面詩詞記了無盡的哀嘆：尼羅河水氾濫，卻無人種田，沒有人知道天下將如何...窮人推倒有勢力的人，火燒城牆，盜竊無數...瘟疫全地，血腥到處，死人被葬河水裡...河成了血，人還是照喝...上埃及變為廢墟，死的都是貴族...工匠沒了，牛羊失散，無人趕集，沒田的人成了地主，借糧的人成了發糧的人...人說，我恨不得死了，孩童說，我恨不得不要被生下來...大家問，食物的味道，還記得麼？憤怒的人說，神在那裡？

沒有人能證明這裡提到的是否和出埃及記有關，但是絕望的聲音，更顯天災人禍的悲劇。看到後面怨恨的質問，實在有如尼采說“神死了”的觀感。可是神真的死了麼？其實神並沒有死，神是在孕育一個更好的未來，更長進的世界。同樣是飽受憂患歷盡滄桑的時代，摩西五經的第一句卻是“起初神創造天地”，今天有不少人為這句話的科學性爭執不休，但是遙想當年古世界盡毀的殘局，倒要對這句話隱含的意義刮目相看了，埃及這邊是心冷到活不下去，反而離開埃及的這邊在述說一種充滿盼望的人生觀，有盼望不代表旅途平順，但是面對艱辛的前程，寄望的人遠比絕望的人有可能達到目的地。

摩西面前的海水分開了，以色列人也踏上坎坷之路，他們背後的埃及將逐漸黯淡，他們卻將走入歷史新的一頁。

興衰：湮滅的輝煌

舊約聖經說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四百三十年，很可惜，這幾世紀的民族史卻是一片空白。既沒有記載，那就來看看埃及這一邊。談西方文明總會提到埃及，但是埃及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它的歷史又是如何？英國浪漫派詩人雪萊，1817年曾寫名著Ozymandias：

我見到一位從古國來的遠客
告訴我，沙漠裡矗立著兩柱石像的巨腿
腿旁，半沈在沙裡，有一張殘缺的臉
眉頭深鎖，嘴角翹起，儼然浮現藐視的冷笑
可見得當初雕匠對君王觀察很深
所以無生命的鏤刻上，表情直傳至今
似乎雕刻的手要諷刺已作古的暴君心意
像座下依稀殘留兩行字：
“吾乃奧西曼達斯，王中之王
眾霸主，看我豐功偉業，也當黯然失色！”
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留下
環繞這巨大遺蹟的，卻是空無一物
只有萬里平沙綿延到天際

這首詩當時還曾經引起歐洲對埃及的考古熱。究竟奧西曼達斯是誰？一般史學家公認是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西元前十三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帝王，然而在他之後的埃及只有走下坡，內憂外患幾個世紀，向亞述巴比倫稱臣幾個世紀，被波斯吞併幾個世紀，希臘軍閥羅馬鐵騎統治下幾個世紀，阿拉伯、額圖曼帝國掌控下幾個世紀，千百年來已經見不到古埃及文明的原本面貌。今天世界對這文化先祖的認識還是十九世紀以來歐洲考古家挖掘發現的，最具代表性的人面獅身像在1925年全部從萬里平沙中呈現，可說整整挖了一百多年才出土。

要了解文化必須先了解歷史，而要了解歷史也須先了解地理。其實埃及是得天獨厚的魚米之鄉，富饒之地，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曾寫道，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最早的埃及人稱這地方為黑地，因為尼羅河連年氾濫都會帶來肥沃的黑土，而這份黑土贈禮孕育了不止是埃及，還包括地中海其他文化，羅馬帝國一向強調誰能掌控埃及誰就能掌控羅馬城，畢竟埃及是全帝國的糧倉。當然，長江黃河恒河印度河以及中東兩河流域也都是“大河文明”，不過埃及比起其他地方還有地理環境的優勢，北邊是風浪滔天的地中海，南邊尼羅河上游有六七片山勢險阻的瀑布，西邊是只有駱駝能走的薩哈拉沙漠，東邊除了西奈半島一小部分之外，又是難以橫渡的紅海，只要守住西奈，自可趁早建立一統大業，無後顧之憂，不像兩河流域四方受敵，（東有山林野人，南有沙漠游民，北有土耳其的赫梯文化，西方又有巴勒斯坦部族），不像印度西北不斷受雅利安人攻擊，直到公元前四世紀才出現帝國，甚或像中國的中原地帶，三山五嶽易分難和，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天下還要修長城，築驛道，遷萬姓充屯邊地，謫罪犯戌守疆防，實是守成不宜。埃及人在五千兩百年前就開始建金字塔，比任何文明要早，最重要因素是帝國統一，文化水平已奠定基礎，又能管制大隊勞工無數資源，自能創造不朽的巨陵來紀念霸業。

然而如此霸業，為何回歸塵土？是人為錯誤？還是時不我與？或是因為任何帝國皆無法避免合久必分的命運，埃及也不例外？

* * * * *

公元前三世紀的埃及祭司Manetho把埃及歷史劃分成三十個王朝，又整理成幾個時期：古王朝，第一中間期，中王朝，第二中間期，新王朝，最後沒落消失。古王朝是大家最熟悉的，著名的金字塔和人面獅身像都是古王朝時期的產物。到了公元前二十二世紀，也是蘇美爾人最活躍的時期，埃及卻陷入歷時百年的黑暗時期，也就是第一中間期。中間期過後，埃及恢復中王朝的一統，這時代不像古王朝耗資動眾造金字塔，較典型的巨建倒是方尖碑，狹長的碑體四方刻上紀念文字，尖頂上以金包裹，耀眼如日，還可像日晷一般用以計時。中王朝最後被喜克索斯人推翻，這就是是第二中間期，而雅各全家到埃及也是這外族統治的時代。

那麼，我們大概可以把接下來幾世紀的歷史分成四個一百年來看待。

第一個一百年，是喜克索斯人的時代，雖然曾有約瑟的治理，再來卻後繼無人，這個外族王朝只有百年之久，經歷三十年拉鋸戰，埃及終於在公元前十六世紀再次統一，是為新王朝，在三十王朝中這是第十八。

第二個一百年，是十八王朝的鼎盛期。可能因為外族統治的恥辱，加上新官上任三把火，中興的埃及很快地向蘇丹（當時稱努比亞）、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進軍，一時帝國幅員達到史上最廣，北達幼發拉底河，南至尼羅河第四瀑布，為了奪取敘利亞的主權，還曾和土耳其的赫梯人征戰多年。許多史上有名的埃及君王都出於十八王朝，其中包括史上唯一的女法老赫雀瑟（Hatshepsut），她大力推廣貿易，甚至商業遠達紅海畔的衣索比亞，當然也有許多驍勇善戰的法老。但是除了領土之外，這時代的法老子嗣並不多，也因此積極培育繼承人，有的是入贅的女婿成為法老，有的是父子一起掌管全國，等兒子長大了父親自動退位，但是無論是哪種形態傳位，延續的王朝卻不曾中斷，國力一直保持在最高峰，代代法老都執政二十年以上，也都葬在帝王谷。

第三個一百年，是埃及在傳統和新文化之間的選擇。十八王朝末期出現了法老阿肯那頓(Akhenaten)，他帶動宗教革命，主張擯斥萬神，獨拜太陽神，並且特地為太陽神建立新首都，但是他大概也知道強行推動宗教改革恐怕會人心不服，所以對傳統崇拜仍相當縱容。由於除舊立新，這時埃及的藝術也有突破性改變，不再是從前的死板雕刻，而是創出自然的動態風韻，法老的皇后Nefertiti是當代美人，古時一座頭像保存至今還是栩栩如生，這種新的藝術以後還會影響到未來希臘雕塑。可是阿肯那頓到了晚年卻變本加厲要全國接受新宗教，甚至記載其他神明的典籍都被銷毀，造成許多人不滿。他死後埃及發生嚴重瘟疫（可能是最早的瘧疾或小兒麻痺，他兒子，亦即下任法老圖坦卡蒙(Tutankhamun)，金面具下的木乃伊其實雙腿不便，終生宿疾苦纏，十九歲被弒），原本建造的新首都也因瘟疫而廢棄，人民更認為是改革觸怒了古埃及諸神，於是罷黜獨一神觀，再次回到泛神論的世界，新的藝術文化也跟著胎死腹中。

阿肯那頓的改革還有另一個負面影響，過度重視宗教，反而連經濟軍事外交都忽略了。圖坦卡蒙雖努力恢復邦交，但是體弱多病的他實在無力回天，十八王朝的最後兩任法老，一個是攝政親王，一個是將軍篡位，其實和皇室早無血緣關係，而後又被當朝宰相取而代之，開創十九王朝。

第四個一百年，是讓人讀起來很困惑的時代，埃及這時輝煌如日中天，但是仔細觀察又覺得問題重重。十九王朝的始皇帝登基不到兩年就駕崩，他兒子重振軍威，曾和土耳其赫梯人交戰再奪敘利亞西境，卻未果而返。他在位十一年逝世，埃及帝國這時還未達十八王朝的版圖，富強程度也不及十八王朝初年，感覺上倒像是法老急著向各國各族展示君臨天下的威信，也積極像前朝一樣大興土木重建古都底比斯（Thebes，今稱盧克索Luxor）。

而接下來繼位的第三代領導人，就是前面詩中提到的‘王中之王’，拉美西斯二世。

拉美西斯二世活到九十多歲，在位長達66年，比他自己許多兒子還長壽。他登基不久就開始平定南方努比亞，西方利比亞的動亂，第二年海上出現海盜，法老遣兵埋伏，在尼羅河河口海戰大勝，有些投降的海盜還曾擔任埃及衛兵。接下來他對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四度用兵，一方面當然為了重奪父王十年前無法佔據的敘利亞一帶，一方面也是要和赫梯文明較個高下，作戰準備曾經達到每週鑄造兵器千只，盾牌千面，戰車百餘輛，軍力號稱十萬，在當時全埃及人口約三百萬，如此增兵絕非小數字，不過大軍到敘利亞卻遭土耳其偷襲，拉美西斯最後敗中求勝，折損兵力不少，自己逃回埃及後還吹噓是大獲全勝，底比斯的神殿牆上刻的說他孤身殺敵無數，可謂君主提升地位的一貫伎倆。過幾年後他回原地雪恥，這次軍隊由死海北上，攻破耶路撒冷和大馬士革，也增加駐兵。第四次總算恢復百年前的國土，只是勝利與否都毫無意義，雙方都無法決定性地擊敗對方，最後法老在位二十一年時兩國簽和平條約。

歷史上許多和平條約實為妥協，對埃及而言，好戰不知歸，早已軍心渙散國庫難撐，對土耳其而言，已經有其他敵人虎視眈眈，豈可鷸蚌相爭，讓亞述和巴比倫有機可趁？結果，原先搶得你死我活的敘利亞西境，休戰後反而落入未來海上帝國腓尼基人的手掌，巴勒斯坦也漸漸被海盜入侵，後來人稱非利士人(Philistines)。雖然名義上還是埃及領土，其實二十年戰役已種下分崩離析的禍根。

除了戰爭，拉美西斯對建設也是不遺餘力。若說古王朝建金字塔，中王朝造方尖碑，那新王朝最典型的建築就是寺廟殿宇，從十八王朝以來代代法老都有巨建，而殿宇之宏偉壯觀，費時耗資，可媲美任何金字塔。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建設是揮霍，但是適度的建設其實可以宣揚國威，可以帶動經濟，可以鼓舞民心，也可以提倡文化，歐洲有大教堂，印度有泰姬陵，中國有雕廊畫棟亭台樓閣，建設本身並非百害無一利。

不過超量的建設就大有問題了。拉美西斯在位時，埃及自尼羅河三角一直到努比亞，到處有他的‘業績’，就算不是他建的國家遺產也都被他刻上印記，底比斯西側有紀念他自己的神廟，尺寸比往昔的宮殿都要氣派，努比亞的納塞湖畔有兩座龐大的天然石鑿廟宇，在皇后谷為原配髮妻闢建美崙美奐的陵寢，帝王谷中最大的墳墓曾葬了他52個兒子，另有一百多墓室未曾使用，前朝靠近西奈的夏宮被他開發成不下底比斯的大都會，一方面補給軍隊一方面也為自己建更雄偉的夏宮，（舊約聖經中以色列人被迫奴役建造的，就是這個都城，1995年在尼羅河三角洲東緣的農田下被發現，根據地層掃描，碩大的皇宮還附帶動物園，戰車停放的軍營也佔地驚人）。他有生之年幾乎讓全埃及改頭換面，讓自己的形象永不磨滅地留在石頭上，有時還剷除前代的刻記，重新叫人把自己豐功偉業刻得更深，大概是不想讓後代也來剷除自己這堆刻記。對他來說藝術就是政治宣傳，他留下大批紀念碑來顯揚戰勝外敵的事蹟，為自己設立的巨像比任何法老都要多，而且動輒超過千噸，最大的立於孟菲斯(Memphis，今天開羅以南)，由整塊紅色大理石雕成，由南埃及運到尼羅河下游，單單這份工程就要上萬人搬運，可能畢生興建太多宮殿廟宇，普通石材普通大小普通造價已經看不起眼，非得要做得更有看頭，雕像才配得上尊貴的他。

這一連串建設令人瞠目結舌，也讓人覺得自大成狂，比起十八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其實功業有所不及，唯一能誇口的只是長壽，可以統治三十年的法老寥寥無幾，通常掌權超過三十年的在埃及都會由‘人’蛻變成‘神’，統治66年，那就已經昇華到眾神之首了。既是神，下面阿諛諂媚的也多，越令人飄飄然不可一世，他所領導的百姓沒有他高齡，可能一生只知道這個法老，何況他為埃及帶來和平強盛富庶，民眾感念還來不及，有誰會去質問他的作為是否讓帝國元氣大傷？是和平，還是疲憊厭戰？是強盛，還是操縱媒體？是富庶，還是奴役萬民？

王中之王，背後竟是個沒有未來的埃及。

商業暢銷作家Jim Collins曾寫道，成功會使人盲目，當每個人都稱讚你的領導能力，當各方文獻，甚至你的敵人對手都把你捧得高高在上，你豈知你已踏上下滑的陡坡？畢竟月滿必缺，每個人每個機構組織無論再怎麼偉大，都會因時間改變而不再維持於頂點，只是下坡的路就像疾病一樣，早期難診易治，到病入膏肓時已是易診難治，五死五生。有人能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有人卻是能力喪失之後還必須繼續演‘天才’的角色。一個國家也是如此，有的已經外強中乾卻不能不繼續飾演大風起兮雲飛揚，四海縱橫奔無疆的泱泱大國，既滑稽又可悲的丑角。

再看許多國家興亡公司成敗的例子，也能見到相似的劇本：

一、成功生驕傲。一個國家鼎盛時期會有慣性，就算領導者做了錯誤抉擇也無傷大雅，更常見的是領導者臉上貼金，把不是自己功勞的事蹟，浴血沙場的勝利，甚至百代難見的豐收都盡稱為自己英明睿智的統治。連領導身邊的人也視成功為理所當然，歌功頌德有之，共享榮華有之，自認輔佐皇上如諸葛再世的也不乏其人，到最後已經沒有人問國家為何強盛，公司為何興隆，既然事在人為，就算天塌下來又有甚好怕的？

二、貪求‘更多’。自認是精英的，總帶有極度自信，既覺凡事無往不利，那何不做得更大更廣更隆重更有成長空間？要封王封侯領紅利之前，總要先提升自己的價值，讓領導者肯定，而領導者要建紀念碑之前更會努力誇飾成就。公司可能會挑戰未知的市場，帝國可能會進軍未定的蠻荒，殊不知蠻荒地帶易攻難守，軍糧難至，百年前落後的土著可能已學用新的武器，百年前險阻的荒野可能已採用騾馬交通。當然，對貪求的人這些都不是問題，前人失敗是因好大喜功過度輕敵，螢燭之火也敢與日月爭光，別人做不到，自己未嘗不可。

三、否定風險危機。內部的危險訊號已開始增加，但是外在的成功還是強得可以解釋內部‘暫時’的不定，農作欠收只是週期性變化，勞工不滿比起往昔根本不算什麼，政策本身是不會錯的。這樣一來，利想得多弊想得少，自可把問題都歸結於外在條件。許多大公司的最高效率小組，其實口號多資料少，非但看不見眼底下的弊病，還會積極慫恿董事長倍增賭金，讓公司不計結果地擴大風險。

四、溺水抓稻草。累積的問題越來越多，機構組織下坡的路也越來越陡，這時領導者又如何處理？有許多危急時的反應，會使問題更惡化。很多人不去問興衰的緣由而只是想找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針：新宰相，新內閣，長袖善舞的代言人，譁眾取寵的政策，換血的改組，制度的重審，大型建設，大軍出征，大肆編列預算，大宗企業國有化，這些方針也許剛開始有效，但是往往藥力減退後副作用仍持續良久，而領導者又會不耐煩地實施下一個‘錦囊妙計’，沒有冷靜的判斷求生存，只有焦灼的自掘墳墓。

五、坐以待斃。溺水中亂抓的越多，越是消耗體力，整個系統也崩潰得越快，到最後公司財政紊亂，全國人心思變，領導者也會完全放棄稱雄的展望，有的總裁毫不掩飾地公飽私囊蟬過別枝，有的霸主感慨萬千地引歌垓下自刎烏江，反正大勢已去，還裝腔作勢什麼？天要我死，非我作戰不力之過。真正能不惜顏面東山再起的勾踐可沒幾人，自尊越強的越不肯低頭，也越可能犧牲部下倒閉企業，火燒宮殿斷送江山。

拉美西斯二世沒有看到帝國的末日，甚至在他以後還有九位法老沿用他名字，無非想重造英雄傳說，但是輝煌過去了，偉大的帝王死後一百五十年全埃及動盪不停，自己兒子為王位相殘，尼羅河氾濫又不如從前，再加外敵侵擾內臣貪污民不聊生，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帝國日落，也是手難遮天。

到了二十王朝的拉美西斯三世，埃及終於發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勞工風波。

傳承：能者達之（三）

飢荒漸漸擴大，連巴勒斯坦地帶也面臨斷糧的危機。雅各見食物短缺，就叫兒子來問，埃及有糧食，大家還等什麼？還不快去買？於是約瑟的十個哥哥也上路往埃及去，雅各卻留下最小的兒子便雅憫不讓他去。其實便雅憫這時也有妻有子，絕非弱冠少年，雅各只是捨不得正室所留下的唯一骨肉而已。但是這裡也很明顯，沒有了約瑟，做父親的還是凡事親自籌劃，對他人放心不下。

這一點是軍師型人格的最大缺陷，雅各如此，約瑟也有這傾向。過於聰明的人掌權大了，反而容易失控，在人事上無法妥善處理，就像許多努力不懈的創業家，雖然也積極訓練下任接班，到最後還是事必親恭，交給下任辦的事往往自己還要過目，還要重新安插信任的人有意無意地‘訂正’下任的決策，結果下任都變成有職無權，或許是鬧家庭代溝糾紛，或許是接班人辭職另開公司，原先的放心不下到最後演變成自我應驗預言，信不過人的老板終究步上鞠躬盡瘁的絕路。雅各尚有十一個兒子，卻沒有人直言建議去埃及買糧，畢竟決定權在總裁爸爸，自己平時的提議大概都會被指責考慮欠周，搞不好還轟一頓，乾脆閉嘴算了，別自討苦吃。

十個希伯來兄弟走過曠野到尼羅河畔，打聽才知道，非埃及百姓要買糧的都得經過全埃及宰相。到了宰相面前，約瑟一眼便認出他們，哥哥們卻不認得這是少小離家的弟弟。此時約瑟也很矛盾，一方面見到家人情緒激動，好幾次要躲到後廳去哭，一方面又鐵青臉嚴厲地說他們是奸細，先把他們關監獄三天，再從十個哥哥當中挑一人做人質，若不帶最小的便雅憫來就不放人，可說是利用機會報復、教訓賣他的兄長們。十個哥哥也自認是當年賣約瑟的報應，何況有求於人，只能屋簷下低頭，買食物要緊，沒閒工夫多生事端。交易完畢離開埃及，第一晚休息就有人發現錢居然還在，心知不妙，回到巴勒斯坦地區，雅各看到錢一毛不少，心裡恐怕也涼了一半，世界各地豐收轉為荒蕪，賣人祭人的事大概都可想而知，那麼是兒子們賣了手足，或是碰上詐騙集團，兄弟被賣了還不知情？而詐騙的人居然要他們把便雅憫一起帶去才釋放人質，根本是準備舊計重施，食髓知味一網打盡。這一哭也不知是怨兒子們沒用，還是怨埃及人居心匪測？

不過買來的糧食還是不夠，吃光了飢荒也尚未度過，該不該再去埃及買糧？雅各躊躇之際，卻是某個兒子向父親說，若不帶便雅憫回來，他願意永遠擔罪。雅各總算答應讓兒子們再下埃及一次。可是這次約瑟還是耍手段，栽贓便雅憫，讓眾人無法離開埃及，還故意網開一面，說只留偷竊的人當奴隸。眼看事情無法善終，這個願意擔罪的兒子，還是硬著頭皮靠近有生殺大權的宰相，動之以情，陳說父親之前失去寶貴兒子的哀痛，再失去最小的兒子恐怕會不想活。約瑟一聽，終於忍不住在大庭廣眾前嚎啕大哭，因此和兄弟們相認，又叫他們把父親雅各接來埃及，讓全族人度過飢荒得以幸免。

至此以色列人先祖的漂泊算是畫上圓滿句號，但是因為主角是約瑟，連許多熟悉故事的人都不一定注意到，這個能讓雅各和約瑟回心轉意的人，叫做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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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稱‘猶太人’，是拉丁文對地方行省的稱法，而這行省名字又來自猶大王朝，耶路撒冷的徽記上有獅子，指的就是猶大，典故來自雅各臨終前對十二個兒子的預言。基本上雅各廢長子，轉立排行十一的約瑟為長子，也給他兩倍的福分，所以約瑟的兩個兒子成為以色列民族中的兩個支派。但是除了約瑟之外，雅各對一半以上兒子們的評語只算普通，有的還訓話一番，唯獨對排行第四的猶大另眼看待，稱他是獅子，而且隱喻帝王必出於猶大家。有人認為這是史筆下的自圓其說，因為記載歷史這時，猶大支派已是人多勢眾，儼然成了全以色列的領袖，所以這樣杜撰一份預言加以解釋。我個人並不認為這種看法正確，雖然歷史是人寫的，以色列歷史倒很少忌諱粗俗不雅而省略改編修飾，善行惡行全部鋪陳讀者眼底，猶大也不例外。

舊約聖經記載猶大最詳細的部分，其實是他和兒媳婦發生關系的事。古代社會早婚，猶大生了三個兒子之後妻子過世，他這個做爸爸的就為自己大兒子選媳婦，過門沒多久大兒子卻死了，媳婦再嫁給二兒子，二兒子竟也死了，這下子猶大似乎怕媳婦是剋夫運，趕緊叫她回娘家，說等到最小兒子長大了再來迎娶。事隔多年小兒子也長大了，猶大當然沒打算迎娶，恐怕連這件事也忘了，倒是他兒媳婦沒忘，一次趁猶大到附近辦事，她假扮妓女坐在路旁等，不知情的猶大就這樣上鉤，兒媳婦因此懷孕。不久之後有人通報猶大說他兒媳婦身懷六甲，猶大一盤問下才知道是自己的孩子，因此承認錯不在兒媳婦而在自己，認她的胎兒為親生，可是也沒再和她有任何肉體關系。

這樣亂倫的事對一個男人而言實在丟臉，怎麼還有人把這種事記錄在宗教典籍上？再則家醜外揚，雅各怎麼還肯信任猶大？

羅馬共和時期著名的政治演說家Cicero曾說，任何人都會犯錯，但只有愚人才會連犯相同的錯。一個人是從錯誤中學習，還是屢犯不改，最大的差別就在於面對錯誤的態度。同樣在雅各十二個兒子當中，長子流便，曾經和小姨（就是雅各的妾）有染，連父親都知道，兒子卻裝作沒事人一般，似乎不聲張就是未曾發生過。二子西緬和三子利未，曾因妹妹被強暴而用誘騙手段屠殺整個城鎮，連雅各都覺得血腥過分，還得帶全家再次遷徙，可是兩個兒子卻理直氣壯，死鴨子嘴硬地說，誰叫他先強暴我們的妹妹？言下之意仍舊是，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反正事情都做下了，不然你要怎麼？

看看兩種態度，一是賣乖，一是狡辯，其實對做錯的事都是死不認賬，會做這兩種反應的人也算聰明，不費力氣就可以把麻煩推到腦後，甚至還樂得清閒地看別人為自己惹的禍緊急善後。只是，這樣不負責任的態度容易上癮，既然犯錯再多也能四兩撥千斤地化解，又何必在意呢？結果不必要的錯誤反而一犯再犯，到最後別人看多了，也會拒絕再相信這種人，聰明，却走上自欺欺人的歪路，豈不愚昧？相反而言，猶大的坦誠，可以視為負責的第一步。在一個女人沒有社會地位的時代，他同樣可以裝糊塗說這事不可能發生，也可以反告兒媳婦冒充妓女，再叫人用石頭打死，一了百了，但是猶大卻承擔下照顧母子的責任，不讓他們成為無依無靠的孤兒寡婦，還為了避免旁人非議恥笑，更把兒媳婦所生的孩子算為自己頭生，名正言順。這種作風近乎老實人的解決方式，乍看之下是吃虧，是給自己添加麻煩，可是事情過後，倒是這老實人比較得人緣，原因很簡單：真正碰上了麻煩，我們卻都寧可相信一個肯負責的‘老實人’，而不會隨便依賴一個隨口敷衍的‘聰明人’。

雅各的看法應該也是如此。他一開始不願意讓最小兒子便雅憫下埃及，長子流便就曾向他勸解，說我如果不帶便雅憫回來，你可以殺了我兩個兒子。看吧，不負責任的人，連講話都有失身份，萬一最雅各小兒子死在埃及，再殺了孫子有什麼用？相對地，猶大只說若人不平安帶回家，願意永遠擔罪，‘擔罪’兩字誰都能講，雅各可不是好騙的。不過話說回來，倘若猶大只是責任心強，卻沒有真正保護弟弟的能力，做父親的又豈肯將擔子交與？

再仔細觀察一下，猶大絕非頭腦簡單的老實人。一，他為人十分圓通，人際關系不錯。二，他講話得體，口才足以說服人，雖誠懇卻又正中下懷。三，他能獨當一面，不會畏縮群眾背後，大有孟子所謂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這也許就是所謂領袖魅力，而猶大在這方面的確有過人之處。何以見得？姑且分析下面幾件事：

約瑟被賣之前原本大家其實是要殺了這個眼中釘，後來會賣為奴隸，倒是出於猶大的話。他說，殺了對我們有什麼好處，賣了不更好？大家聽了這主意不壞，才放下屠刀改賺外快，埃及未來的宰相因此保了一命。猶大的話眾人肯聽，就表示他和眾兄弟都處得不錯，不像約瑟和兄長們格格不入，總是像異類一般被排擠在外，雖然約瑟被賣之後也努力建立人脈，猶大的‘忠厚老實’卻比後天的勤能補拙更有效，更具親和力，甚至帶頭出主意大家都會同意，單單這一點就比約瑟佔優勢。

不過，人在江湖總不能獨靠一張友善面孔，猶大見兄弟們要殺約瑟，要平息報復的怒火就用利益誘導，這是他急中生智，但仍然高竿。同樣地，他見父親固執不讓便雅憫離開，要對抗悲憤的情緒就用理智打破，他一針見血地說，若不是躊躇耽延，第二次下埃及賣糧都回來了，雅各才驚覺自己不是在解決問題而是在製造問題。而後來在埃及大家要糟糕，猶大對‘鐵石心腸’的約瑟卻用人之常情告悉，三次不同狀況他能夠三次成功交涉，屢屢化險為夷，並非偶然。口才，常被誤以為是雄韜偉略談笑風生天花亂墜信口雌黃的本事，其實不然，真正一流的口才，可得察言觀色料敵機先，然後用最適當的言辭改變對方想法，間接扭轉乾坤，化僵局為坦道，這當中沒有絕對優勢的辯論方式，有時理性有時感性，話不在多而在得體，適當的勸解遠比咄咄逼人的簧舌有效。講得容易，練到這本事也困難，許多政經貿易外交合作的洽談，還可能因談吐時機拿捏不定，過度殷勤反至畫蛇添足，結果有利互惠的交易最後卻不歡而散，如果要叫立場不一的人和自己達到共識，更是考驗本事。猶大口才卓越，應該是從小鍛鍊出來的，否則臨陣磨槍，那能這般無往不利？

有親和力又有口才，的確可以讓人鶴立雞群，成為帶隊總司令，不過世上有許多帶隊的人，要玩樂一定主動號召部下，假如碰上突發意外卻會立刻變成隱形人，一言不發，避免惹禍上身。這是種可悲的態度，但可悲的也在，這樣怕事的帶頭還是會有一票人群集擁戴他。雅各知子莫若父，如果猶大是這類‘全身而退’的個性，那他再有口才也不能把便雅憫交給他，不然萬一碰上歹人就怯縮，讓便雅憫自求多福，這做爸爸的還不如絕食餓死。敢託付重擔給他，正因為猶大行事問心無愧，自己決意的事，就不會因外在環境而委屈求全。他敢勸兄弟別殺約瑟，（這事雅各當然不知道），也就要做最壞打算，若是兄弟不聽勸，甚至遷怒於他刀劍無眼，那麼這個弟弟還該不該保護？他敢向埃及宰相進言，也就要做最壞打算，若是宰相不為所動，反而命令眾衛兵把無禮狂徒千刀萬剮，那麼這個父親最捨不得的便雅憫還該不該救？伊索寓言中有道，安全距離外的人都很勇敢。十一個兄弟在埃及殿堂上被無端審問，早已魂飛魄外自身難保，誰還有膽辯護？猶大這樣做，就得要生死置於度外，他自己求代替便雅憫為奴，其實也是順便為眾兄弟開脫，若是宰相金口允諾了，自不能再為難其他兄弟，十個人能回巴勒斯坦，總比十一個人全部困在埃及要好。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可算是猶大的最佳寫照。

由此看來，猶大得到獅子的美稱，實至名歸。今天有許多企管叢書講述領導學，常會混淆本質，認為最賺錢的公司，它的經理主管也一定是最出色的領導，其實倒未必，天下有人靠喝酒送禮打高爾夫而升遷，也有人由派系杯葛批鬥暗算而獲任，還有人藉政府高官金融泡沫媒體渲染創造成功的假象，更有人用激勵哄騙的方式讓部署奮勇加班，用恐怖政策讓下層人員死拼業績，當然也有知人善任身先士卒的上司，要把這些都稱為領導也無不可，但是這種企管所談的領導終究是指使他人，別人是為他而存在。和猶大相比不同的是，猶大這個領袖完全是為別人而存在，他的責任感是去照料別人，而不是強迫別人做到他所期望達成的事，他的口才是去化解別人的危難，而不是教人死心塌地為他賣命，他的勇敢是去替人擋箭，而不是大聲地犧牲部下。更可敬的是，他是表裡一致的人，敢做敢當，有錯即認，比起許多政壇商場上口是心非假癡不顛的人可愛多了。這兩種領導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等級的人，我們假如認為企管所謂的領導才是值得效忠的人，那簡直侮辱了真正的領袖人才。

回顧前路，歷史的腳步是難以預料的。有能力的人，究竟能‘達’到什麼地方？他們的終點又在哪裡？這問題就算再有聰明智慧的人也難以回答。試想，一個從兩河流域離鄉背井的人，他的子孫由曠野漂泊到全家七十人定居埃及，而雅各的十二個兒子中，出了一個軍師一個領導，那時有誰知道，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才能傳承下來，還會繼續影響以色列人千百年的未來？

但是早在公元前十七世紀，尼羅河外緣的牧場上，一個民族的雛形，已經約略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