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匠人的棄石

（圖：豐田汽車(Toyota)美國廠）

根據記載，1945年二戰結束前，日本軍退守本州。由於物資缺乏，政府還獎勵許多孩童在松林裡撿松子榨油，當機械燃料。戰後美軍發現幾十桶松子油，嘗試用在汽車引擎，結果這些松子油加熱後膠結成一團，根本只讓引擎報銷。但就此可知，當時日本已是山窮水盡、鴻雁哀鳴，即使不投降也不知能殘喘多久了。

不到二十年，1964年東京成為首次舉辦奧運的亞洲國家，耗資30億美金讓整個城市煥然一新，交通、水利、港口、地鐵、新幹線等設施，無一不是當時最尖端設計。造訪的人潮完全感覺不到這裡也曾戰敗潦倒過。其實日本在1955年首次申請當地主國，1959年獲得舉辦權，正代表它戰後十年已經讓世界刮目相看；否則一個經濟萎靡不振的國家，又怎能撥出巨款，承擔奧運建設的重任？

十年的經濟奇蹟，很多人都會說是美國大力資助，才有如此成果。這未免想得太單純了。戰後美國固然為了面對俄國中國的共黨，不得不拉攏西德與日本，但要使昨日敵人成為今日盟友，一般美國民眾可還辦不到；尤其親人在太平洋戰爭中失喪的，對日本仍舊存報復心理。到最後美國雖是花錢幫助日本重建，但真正在東京分配資金的美國官員，多半把日本當成未開化土著，鼓勵一些低層投資、薄利多銷的製造業。曾有高官對日本商務會似笑非笑地說：“你們就開些紡織、造鞋好了，不然這雞尾酒上的小雨傘，這也是你們國家做的東西。”

這對一個鑄造過武士刀、量產槍砲、甚至研發出三菱‘零式’戰鬥機轟炸珍珠港的工業國家而言，簡直是侮辱到極點。日本並不是資源豐富的地區，經濟幾乎全靠進口資源，製造高利潤產品外銷才能生存；換言之，只做布鞋雨傘，根本無法提升經濟。可是戰敗後大家需要外國資金，除了忍氣吞聲還能如何？接下來幾年內，日本除了成衣業、塑膠業，也嘗試再生產汽車、船艦、鐵路設備，希望能打通市場；不過他們很快發現，全世界對日製產品排斥得很嚴重。這現象在德國也一樣：戰前德文是科技人才必修的外文，戰後全世界都搶著學英文；歷史悠久的BMW汽車公司，居然要製造鍋鏟廚具維生，實在很淒慘。

為了改變產業，日本政府開設通商產業省，努力把年輕學子送到美國進修，觀摩別人科技公司。可惜凡受政府鼓勵的，也一定受政府控制；尤其上層選擇哪些企業值得投入，即使剛開始有看頭，後來反而一直兢兢業業地仰賴政府資金撐腰。很多榮獲政府獎金的大公司，甚至劃地自限，怕嘗試了新產業會惹官方不快。這一來企業無法上軌道，經濟停滯，更加重了日本戰後的自卑感；即使請了英美專家來開特別講座，也很難扭轉低靡氣氛。

但這並不代表日本沒救；真正突破困境的，都是那時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1947年一個在美國國內不得志的統計學教授名叫戴明(W. Edwards Deming)，被邀到日本演講，並巡視地方工業。他很訝異日本人對他敬若天神，更訝異許多人竟然在實驗製作半導體晶體管。當年那是美國學術界才發表的報告，連專家都懷疑它的實用性，工業還在使用真空管；怎麼遠在東洋的日本竟有這麼多小公司在挑戰新科技？那年他在日本講課中大膽預言：“不久的將來，日本產品技術必成為世界之冠。”

或許戴明已經感覺到，他的工業改進方針，正如半導體一樣，都在美國不受重視，卻在日本被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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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半導體電器產品，並不需要大量資源，卻需要高精密度的加工。即使是晶體管誕生的美國，也覺得這種發明很難實現在工廠製造，最後除了與國防工業有關的大公司，幾乎沒有人敢投資新科技。日本就不一樣了：第一、它自己既沒有資源，戰後也沒錢多買銅鐵，半導體是很值得冒險一試的科技。第二、原子彈終止戰爭，卻也讓日本年輕人迫切去學習物理；而半導體算是應用物理，各大學物理實驗室就成了交換資訊的場所。第三、日本人口密度高，居住空間小，自然衍生了‘小而美’的商品需求；半導體的可能性，就是把以往電子儀器濃縮成家電製品，把書桌大的笨重收音機改良成拿在手上的時髦工具。第四、東亞人身高不如歐美民族，手指靈巧度卻讓西方人自愧不如；自古以來日本的浮世繪，是以不同顏色的木版，分毫不差地層層印刷在一張紙上，其中畫家、版刻匠、印刷廠、出版社的通力合作，與後來的半導體晶圓廠，幾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只不過日本尚有太多不利條件：首先，沒有資金，就沒有設備。那年代的日本大學生，是在天花板被炸毀、牆壁滿是彈痕的實驗室裡，裹著棉襖學電子。半導體需要很精確的溫度控制，可是大學買不起昂貴的溫度計，所以學生用燈光與鏡子，將普通溫度計的刻度放大到牆上，然後看著牆壁將加熱的矽晶體控制在不到0.1度的範圍內。再來，要獲取矽晶棒做基本材料，必須用固定力道、極慢速度從矽溶液中直拉，讓晶體成長，否則就無法製造均勻的半導體；然而人再怎麼小心，也無法一小時使力完全不變，而當時日本根本沒有剩餘機械給大學實驗室用。結果學生們以最意想不到的方法，用慢慢漏水的水槽，來控制水位高度，再用水面上的木桶連接滑輪，拉出高純度的矽晶體。當然，這種辛苦製造出的矽材料，一點也不可以浪費；當時美國做的晶體管，有些無法成功，學者也只發表生產率多少；但日本連對一點失敗成品都捨不得丟棄，可以的話就再加工讓它有用，否則也會花很多時間探討為什麼出錯。有人就是在東大當研究生時，從失敗作品中發現電子穿隧效應，後來得到諾貝爾物理獎。

然而日本在美國‘保護’下，要生產半導體畢竟需要向美國公司買專利；對很多小廠商而言，專利費已經是好幾年的營運額，有幾家敢放手一搏？即使敢，在日本的保守社會裡還是難免遭白眼。1953年有一家小公司名叫SONY，創辦人向美國買幾萬美金的專利，回到日本竟被官方罵不懂規矩、越權行事，連公司貸款都差點被索還；後來SONY成為世界第二家製造半導體收音機的廠商，只比美國晚一個月，疏為可惜。縱算如此，SONY對這場爭奪戰並沒有放棄，反而更努力研發高頻率收音機、黑白電視、三色映像管、錄放影機，幾乎把美國家電業一一淘汰。或許早得到的順利會使人怠惰，早嚐到的失落卻會讓人更奮發圖強。

其實要自己獨創科技很難。日本廠商雖然也很有獨創性，但它們最大的長處，是把別人認為做不到、不值得的設計，化為可能：

• 1960年美國國防公司改良磁控管，但是這對雷達不實用，因此放棄研發，把製造權轉賣給日本，最後是日本生產第一台市場搶購的微波爐。
• 計算機的構想在60年代並不獨特，只缺有毅力把技術結合成產品的人才。1962年有家英國公司研發第一台電子計算機，用的就是日製真空管；但接下來十年被稱為‘計算機戰爭’，參賽者全是日本公司：早川電機（後來改名夏普Sharp）、卡西歐(Casio)、精機光研（後來改名佳能Canon）、SONY、富士通、日立、三菱、日本電器（NEC）、沖電器（OKI）、東芝等等；今日普及的0-9數字方鍵，就是日本採用，便於製造的規格。那時德州儀器開始生產積體電路，卻只有IBM公司有興趣下訂單；美國許多電子公司還花了幾年開會討論這種新產品能佔多少市場、投資報酬率有多高；等到德州儀器1971年終於生產自己的計算機，市場幾乎都被夏普和卡西歐佔走了。
• 石英鐘是1927年就出現的精確計時器，但貝爾公司的最初設計大如卡車又耗電，沒有人相信它有研究價值；直到1963年精工(Seiko)發展出手提式石英鐘，翌年在奧運中毫秒不差地公平衡量體育項目，才讓全世界爭相購買電子鐘錶。
• 1962年美國RCA公司發現對薄層的半液態晶體通電，會讓晶體產生黑紋；但是這種現象不知有什麼用，也與RCA生產的電視無關，所以最後將智慧財產賣給日本的精工。之後電子錶開始出現液晶數字顯示，不久計算機也廣泛使用液晶。1983年精工公開第一台液晶電視，其他松下電器（後來的Panasonic）、日立、東芝、SONY也不落人後，爭相搶市場；幾十年後液晶電視已成為每年獲利上千億美金的龐大市場，原先的RCA公司卻早在1986年倒閉了。
•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是太陽能發電的先驅，但起先的電路板既笨重又只能產生不到一伏特的電。在那同時，日本的三洋開發的是沒人看好的無定形體材料科學，研發人員元甚至私自在下班後鑽研所謂的‘非晶矽’，陽光下性能不如普林斯頓的材料，室內感光卻猶有過之。70年代計算機上出現了量產的太陽能片；沒有這一步成功，今日大家推廣的太陽能板也只不過空談而已。
• 貝爾實驗室在1969年開創感光電路（CCD），一開始效果很差，因為連要製造八行感光元件，沒有一個電荷感應失敗，都還很困難。委託貝爾實驗室的影印公司Xerox，覺得這科技尚未成熟，乾脆讓日本理光（Ricoh）去嘗試發展什麼。1973年理光的傳真機，是世上第一台使用感光電路的機器，然而並不是很熱賣；本來熱衷CCD的美國公司們，一下子都改投資其他科技，製造相機的柯達（Kodak）甚至放棄感光電路，專做昂貴的藝術攝影相機。十多年後數位相機、數位攝影越來越普遍，還不斷在技術上進化，用途從超市商品掃描到醫療檢驗，從手機娛樂到太空望遠鏡，幾乎無所不在；反倒是柯達在2012年尋求破產保護。
• 電子合成樂在1960年代美國只是唱片公司唬人的花樣，所以當1967年矽谷有人用FM音源模擬較逼真的樂器音質，竟然找不到資本家願意投入；只有一家名為山葉(Yamaha)的日本樂器公司對這研究大為關注，還耗了七年時間與矽谷人士合作，力求不止品質提高，更要讓大眾買得起。1983年山葉推出第一台全部電子合成，價格兩千美金的電子鍵盤，幾年內賣了二十萬台（傳統錄音室的調音設備也不過十年賣一萬台）。之後性能不斷提升，甚至模擬出比真正的樂器還優美的聲音。
• 半導體雷射早在1962年出現於通用電氣，1970年發明可商品化的雷射，美國國防業卻拒絕繼續投資。同樣1970年美國康寧(Corning)發表高純石英玻璃作為光纖，但大家已經習慣用波導管，對這門新材料居然不聞不問，更不知道半導體雷射的波長與康寧光纖的低損失波長範圍，恰巧相輔相成。1983年美國電話(AT&T)接受政府訂單牽海底電纜，由於距離而打算採用光纖，結果美國沒有一家科技公司可做下游承包，只有日電、富士通、日立之前做過日本電信(NTT)的生意，有足夠經驗承擔重任。
• 雷射的各種用途，也是日本公司們想出來的。Xerox印刷公司1971年研發出雷射印表機，從未向外界公開，自己也不覺得實用。無獨有偶，日本的佳能也在發展印表機，只是它把設計改良到可以上市，1975年才讓產品首次出現在洛杉磯電腦展。不過這時的印表機仍然有冰箱大小，很難引起市場興趣，唯一關注的只有美國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接下來近十年不斷與日本廠商交換意見，1984年終於有輕便廉價的印表機問世。
• 光碟其實也是美國RCA公司早在1963年就發明的技術，是在基板上成長一層半導體，好像鍍金一般。這種技術剛開始看不出用途，等到被認為可以記憶資料，仍沒人想投資在這種‘失敗’技術上。1984年SONY發行可用的光碟隨身聽，其實已經要結合光碟的製造技術、雷射掃描精確度、聲音重現、基本電腦控制。但同一年東芝的研發人士又推出閃存記憶；光碟終究要機械轉，而這種新技術完全不需要機械，自也減少電熱耗損。今日電腦、手機、各類儀器全是用閃存，年銷售高達五千億美金。

或許很多人羨慕這些科技公司，一項產品年獲利就高達幾億美金；然而若不是長期投入‘徒勞無功’的研發，加上接受同業競爭的挑戰，世界其他講求資金活用、廣告新穎、市場預估的公司，絕不可能創出這些產品。日本公司對家電市場實有獨到的眼光：他們並不認為剛開始出品就必須賺錢，而是做越多越有經驗，越能提高產品性能，最後到市場飽和時以高產量高利潤賺錢的，才是真贏家。

當然，日本挑戰的並非只有電子業。1947年想推出汽車而遭歐美市場封殺的，就是日產汽車(Nissan)。但它並沒有自暴自棄，反而更低聲下氣地向英美各國公司學習。1957年豐田汽車(Toyota)開始將汽車引進美國市場，很多雜誌居然譏笑他們在製造玩具，車身又小又沒有新潮美感，哪比得上歐美名車？1958年日產汽車首次參加澳洲汽車競賽，成績不差，卻沒讓人對日本車印象改觀。1969年本田(Honda)加入美國市場，推出的轎車嚴重滯銷，差點讓本田由美國撤軍；幸好銷售人員不顧面子，既然大家不買轎車，就改成越野車刊登在運動雜誌上，短期內至少讓公司不虧損。

而商業背後，日本車廠對汽車的改進不遺餘力。他們當然不是為市場而製造巨無霸車殼、誇張的流線板；日本是資源稀少、居住密度又高的國家，十多年工業進步以來，很多人對暴發戶炫耀、汽車廢氣污染、連環車禍死亡等問題是徹底排斥。因此汽車公司改進的幾乎都是如何最有效利用汽油、如何確保操控性能長久不減、如何保護車內乘客。美國汽車業對品質並不重視，反而覺得車壞了才會有更多生意做；日本這些看來賣不了更多錢的設計，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機，卻成了最強的武器。從1960年以來日本汽車業對戴明獎視為殊榮；凡是可以提高生產精準度、減少故障率、確保零失誤的製造過程，公司都樂於採納。1972年生產線就開始運用機械手，而今日日本FANUC公司仍佔全世界電腦數控機床65%的市場。

可惜，公司發達了，有了雄厚的資金、人脈、市場資料、工廠管理經驗，人總會忘記自己是怎樣一路走來的，認為自己是靠聰明才智、頂尖科技達到繁榮。相反地，其他想模仿日本成功經驗的國家，也容易誤認它的公司是由基礎製造開始，所以再怎麼鐵杵磨針、努力加班都願意。實際上研發設計和刻苦工作都重要，但日本走的路，有很大部分是別人不願意走的方向；要走，要先知道有方向，還要有膽識去走——畢竟這條路上仍然充滿了辛勞後的失敗，充滿了周轉困難的危機，充滿了長期等待的苦悶，充滿了外國的幸災樂禍，更充滿了本國政界不知變通的策略方針。人怕失敗，所以心裡總想，不嘗試就不會失敗。然而沒有失敗，相對也就得不到寶貴的經驗。或許日本戰敗了，才真正敢面對自己的失敗，所以再多失敗一次又何足道哉？

無論我們對日本看法如何，它在科技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享受現代生活之餘，是否偶爾也該感謝那時代的人，為世界帶來這麼多的科技恩惠？

反目：新仇舊恨

戰爭是混亂的；戰後卻往往比戰期更混亂。

假若二次世界大戰是為了和平，歷史可能要嘲笑人類的自負。1945年後世界連續亮紅燈，東歐與中國成為共產國家、希臘危急、南北韓緊張、南北越對立、東南亞暴動、南非種族黑白抗爭、印度與巴基斯坦宗教抗爭、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不共戴天。就算問題沒這麼嚴重的地區，德國被分兩半、法國籌措資金重建之餘還要承諾社會福利安撫人民、南美洲因戰後出口大減而經濟慘衰，世界各地幾乎都面臨解決不完的麻煩。

幾十年來已經有太多書報演講，針對政黨、民族、宗教等方面互相抨擊；這邊說是赤化，那邊說是解放；這邊說是建國，那邊說是侵掠。然而歷史從不在乎誰正誰反、誰善誰惡。既然都成了歷史，我們應該問的是，究竟為何亂象四起？

不妨先從德國來看：打倒了希特勒，戰後德國要如何重建？同盟國想杜絕德國軍隊東山再起，所以英美法俄四國，將德國分成四塊。然而新政府終究不能由外人任職，而同盟國對於前納粹黨人士又難以信任。偏偏那時德國存留的青壯年人，多少都與納粹黨有關。這也難怪：納粹黨獨攬大權十多年，有才幹的人不論是自願或是被迫，肯定要加入納粹黨謀求生路。可是現在英美法三國都怕納粹黨重佔政府，尤其法國好不容易從德國統治下重新站起來，哪容許德國納粹黨繼續執政？結果同盟國竟然找不到足夠的適合人選負責新政府，而一大堆前納粹黨員又找不到工作。失業或許僅是短期困難，但是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俄國的共產主義者並不在乎這些納粹成員的‘前科’，反倒積極吸收有用的人，1946年起德國共黨實力大增。此消彼長之下，俄國管轄區（後來的東德）儼然成為整個德國唯一有前途的地帶；而受到共黨庇護的德國人，更是對排斥自己的英美法三國不諒解。

面對東德‘重生’，西歐各國雖然關注，卻無能為力。一方面戰後赤字已足使各國焦頭爛額；二方面，這次世界大戰對殖民帝國是很大的挑戰，比方印度、中東、非洲、東南亞，在戰爭期間提供了西歐各國人力物力，可是相對條件，也希望戰後能獨立。大英帝國在戰後放棄印度、阿拉伯、埃及、南非等殖民地，而法屬北非、西非、越南、荷蘭屬印尼也都紛紛自治。短期內全世界已經成立了五十多個新興國家，也就是增加了五十多個需要外交官僚、客套籠絡的新政府。東德是問題，世界上卻有更重的問題。

直到1948年柏林封鎖，蘇聯向西柏林施壓，截斷公路鐵路，意圖讓它不戰而降。整整一年內，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空運食物燃料到西柏林多達二十幾萬次，讓蘇聯自認失敗而解除封鎖。但西歐各國這時也知道，分裂的德國早晚會被蘇聯併吞，所以1949年五月趕快把分隔剩餘三部分合併為西德，算是緊急措施。

可惜柏林危機頭痛未止，1949年又發生兩件驚愕大事。第一是八月俄國試爆核彈。美國早就懷疑有間諜偷竊自己研發機密，這時空軍偵測發現空中輻射落塵指數，竟與自己新墨西哥實驗相同。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立刻向全世界公開，有證據顯示蘇聯在製造原子彈。後來美國判一對間諜夫婦死刑，但機密外洩已無法挽回；怒髮衝冠下，全國與共黨人士勢不兩立，冷戰因此展開。

第二則是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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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其實從1927年就開始了，不過1945年抗日戰爭未了，雙方矛盾已再度浮現。只是歷史記載都著重於國民黨、共產黨，卻忘了這內戰與二次世界大戰的牽連。若要分析戰局，真正打敗日本的是美國俄國，而不是中國；自始至終日軍從未在中國境內吃過敗仗，頂多只有1945年蘇聯紅軍進襲東北滿州，大破日本號稱百萬眾的關東軍。但戰後的中國卻耀武揚威地要向日本‘討公道’；上海山東等日軍撤退地方不說，滿州一帶只要長得像日本人的，往往被‘報復’殺傷。說難聽點，戰後的中國完全是欺善怕惡的心態：日本進攻時沒膽量反擊，等美國投下原子彈、俄軍抵達鴨綠江（中韓邊境）後才來狐假虎威。

這一點中國和法國不遑多讓：兩者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表現都遠遜他國，但戰後兩者都與英美俄三國同成為聯合國安全常任理事會，甚至享有否決權；兩者也對宿敵日本德國最不寬容。其他三國多少是給面子同情中國法國，站在道義上不想讓盟國尷尬；可是被同情的人似乎沒有自知之明，還以為真的是自己百折不撓、堅韌不拔，所以功不可沒，別人畏懼自己是應該。結果德國納粹黨因為法國排擠之下轉投共產黨；日本則是表面上投降，實際上卻讓中國人自相殘殺。

怎麼說？國民黨背後是美國撐腰，而共產黨則是俄國在支持；但不論美國俄國，對國共兩黨都抱持疑問。美國羅斯福總統夫人曾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交好，戰期蔣夫人也努力為中國爭取募款。可是一旦羅斯福去世，新總統杜魯門卻對她十分冷淡；縱算美國仍派人到中國協助國民黨，很多人已經否定支援中國的價值。根據當時美國政要的批評：“國民黨用人的條件，只要對黨忠誠，其他不管是昏庸無能貪污暴利，都視而不見。”這種形容實在令人汗顏；但相反地，蘇聯對中國共產黨也不很樂意相助。俄國人對政府有幾近絕對服從的軍事精神（所以才有焦土政策），看到其他國家共產黨缺乏統帥、缺乏紀律、缺乏訓練、甚至連軍裝都不穿、只會瞎起哄的低知識民眾，實在覺得有辱馬克思-列寧之名。然而蘇聯與中國邊界長近四千里，邊緣地帶處處有機可趁，最好是稍微贊助中國共黨，讓他們當自己與國民黨之間的替死鬼。

也可說，日本早就看出之間的利害關係，所以撤退時就直接把滿州轉讓給俄國。等1946年蔣介石嚴辭抗議俄國將軍佔據滿州不還，日本已經置身度外，瞎子吃餛飩心裡有數。至於史達林，得到垂涎已久的滿州地區，怎肯白白歸還？不過在國際壓力下，既無法裝聾作啞，也不願滅己威風，該如何呢？俄國的答案是‘一國兩制’，也就是回答：我們紅軍佔領東北，只因信不過中國政府，但假若北滿州由中國共黨接手，那我們退賢讓位也無不可。這藉口聽來很詐，不過當時美國還有大量軍民佔領菲律賓，俄國的強詞奪理正好‘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讓美國語塞。何況1940年代聯合國不斷鼓勵讓各民族各地域自治，這是戰期盟國要拉攏各地游擊軍對付德國日本，不得不做的承諾；之後1945年北越建國、印尼獨立、1946年黎巴嫩與敘利亞分家、希臘內戰、1947年利比亞由意大利獨立、印度與巴基斯坦撕破臉、1948年以阿戰爭、緬甸獨立、南北韓分別成立，其他沒分裂的政府，法國、意大利、奧地利、波蘭、和南美各國，共黨都與其他黨派平起平坐。當時歐美總統總理們，同樣認為中國早晚也會分成兩個政府。不過假如分別獨立可以保持世界和平，有什麼關係呢？

誰知國民黨有共黨三倍軍力，竟然還徹底失勢。而失勢的起點，正是滿洲一帶。首先，國民黨在華北軍力不足，更別提滿州；萬一俄國先把一半轉交共黨，剩下一半大概也會被奪去。1946年協商時，蔣介石希望俄國不要立刻退兵，至少要等到國民軍抵達才離開。但這次蘇聯也向日本一樣學乖了，要退就退個乾淨，讓中國人自己去爭個頭破血流。結果情急之下，國民黨只得向美軍借飛機，將軍隊空運到北部各大城市鎮守。這實在是政治上最大的失誤，美國國會從此認為蔣介石無能，而國民軍的新兵在各大城市孤立無援，一般人民更認定國民黨只會靠外國，根本不值得領導中國。二戰後的中國已是經濟紊亂、通膨嚴重，這一來更是人心思變。不到幾個月，全中國民意逆轉，西方輿論不利，北部城市又被各個擊破，國民黨淪落到要撤退至台灣。

假若事情發生都在乎當時機會，那1950年代的癥結，其實應該是權力真空。

美國對自己朝三暮四的外交政策當然不會自責，可惜等到國民黨失勢才來東海巡航，也太遲了。對全世界而言，幾年來中國共黨的不斷勝利，讓其他各國共黨士氣大振，紛紛與既有政府對抗；不久俄國勢力立刻席捲東歐各國；然後韓戰、古巴革命；這些勝利再而鼓勵越南、委內瑞拉、尼加拉瓜、安哥拉等國家的內亂。有些地方曾被軸心國或同盟國佔領，剛恢復自治，但舊有制度已經在戰爭中廢除得一乾二淨。等日本、德國戰敗了，接下來短時間內突然從半個亞洲、半個歐洲撤兵，國內根本沒有人維持秩序。山中無虎，猴子稱王；一下子舊有勢力、新任將官、布衣草莽，各個想出頭，結果大家為了派系你爭我奪，磨牙吮血。單看以下事件：

• 1945年印尼的蘇卡諾(Sukarno)宣布獨立，卻有權貴想重溫舊夢，恢復自己在荷蘭殖民王國的特權，而荷蘭也想藉殖民地重現昔時光榮；最後內戰是蘇卡諾勝利，但他的獨裁統治讓印尼經濟嚴重倒退，比荷蘭殖民時代還落後。
• 1946年印度新德里，死於宗教暴動的就超過五千人；聖雄甘地特別發起絕食運動，希望能和平，然而他被槍殺後巴基斯坦仍然另起灶爐，而之後兩國政壇至今還不時傳出槍擊爆炸等頭條新聞。
• 1948年南非大選被動手腳，竟然只有白人投票，結果南非演變成公開歧視黑人的國家；後來總統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民族領袖，都在這段期間投入抗爭，反對隔離政策。1994年南非終於有真正大選，但是選出了黑人執政，其他派系仍舊不斷找別的理由抗爭。
• 猶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被屠殺夠多了，沒想到戰爭結束，東歐各國竟還有政客慫恿民眾繼續屠殺猶太人，以免他們這些異類和自己同胞爭土地。歐洲元首們怕這類惡行會讓納粹主義死灰復燃，乾脆在中東成立以色列為新國家，鼓勵猶太人回故鄉；但是英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從二次世界大戰前就一直蠢蠢欲動，現在英國走了卻換猶太人來，雙方等於是獨立後第二天就開戰，哪有和平可言？

順便一提，很多回教國家喜歡指責是美國成立以色列，實際上美國並沒有參與討論。不過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有不當，至今仍是如此。當一個國家內政有問題時，美國總是挑選對自己最有用的人鼎力相助；不幸的是，對美國最有用的，可能最讓那一國人民反感。南韓就是例子：首任總統李承晚(이승만）在戰後支持率並不高，美國卻因為他是第一位在美國榮獲博士頭銜的韓國人，認為有‘投資’的價值。許多韓國政府高幹與新總統根本合不來，轉投向當時還藉藉無名的游擊軍曹金日成（김일성）。後來媒體暴露李承晚選舉時嚴重舞弊，總統被迫辭職而流亡美國，不過這時南北韓對立狀態已無法解決了。同樣的外交謬誤還會出現很多次：美國經濟上支援過南越的阮文紹（Nguyễn Văn Thiệu）、智利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支援過奈及利亞、埃及、沙烏地阿拉伯、非洲和波斯灣各小國，很多後來不是貪腐就是獨裁。它在軍事上幫助過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索馬利亞，一個個都成了日後的新對頭。它對中國的政策也一樣，美國越是攪渾水，只會越幫倒忙。

自以為聰明的，反倒自食其果。

儘管如此，用長遠眼光看，我並不認為國共對立是中國歷史的致命傷。共黨統一了清朝以來不復存在的完整國家，而國民黨則在台灣建立了值得效仿的文化水平、經濟進步。在廣闊的世界上，沒有泱泱大國的力量，是很難被承認的；但有人口領土卻沒有經濟，一樣被人看輕。儘管幾十年來歷經風雨，中國並沒有被時代洪流吞噬，也沒有像世界多少古文明一般被掩蓋遺忘。

不過所謂‘失敗為成功之母’，中國會有這樣的發展，畢竟是出自一個鄰國‘敗後復活’的激勵。更應該說，若沒有他人驚世的成功範例，不論大陸台灣可能都還停留在二戰後的蛹蛻過渡期。

套一句日本諺語：“七転び八起き”（跌倒七次，站起來八次）。。。

考工：百步無輕擔

                日耳曼民族無論多優秀，抵不過雷達的成就優秀；日本自殺飛機無論多勇敢，抵不過原子彈的作為勇敢。時移了，事易了，惆悵唯有惆悵而已。
                            ——陳之藩《旅美小簡》

儘管事隔多年，人類對二次世界大戰的印象仍很片面，恐怕還與事實相去甚遠。比方根據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的軍事策略，那時陸海兩軍要對付日本，可行的路線有四條；然而最後真正扭轉戰局的卻是第四條路：

一、由中國腹地對抗日本。這是距離日本最近的陣線，而美軍1942年派小隊轟炸東京後，也在中國境內補給，表示當時中國的基地並不算差。問題是，偶爾轟炸東京‘雪恥’還可以，要在中國建立根據地對抗日本，根本不可能。日本早就對中國加緊開火，預計先除中國，再全力對付美國；而計劃也包括要累倒美國的援軍。太平洋畢竟是距離的挑戰，日本所佔據的地區又增加地理阻隔。就算要冒險穿越大東亞共榮圈，物資運到中國的也不及十分之一；要經過西伯利亞或喜馬拉雅山脈運送，折損更多。最後除了軍事顧問抵達中國，這條路可說是走不通。當然，對中國而言，八年抗戰是艱辛的；很可惜，從整個二次世界大戰來看，中國沒有戰敗，卻不等於勝利。

二、由印度、緬甸進攻中南半島。印尼的石油、馬來西亞的錫礦與橡膠、泰國的稻田，都是日本戰期的重要資源；只要重佔東南亞，日本軍自潰。可是要穿越中南半島的叢林縱谷，談何容易？電影《桂河大橋》描述的是緬甸戰局，實際上緬甸陣線兩軍都難以進退：叢林交通不便，雲霧敵我難分，雨季河床暴漲，熱帶疾病無醫。日本軍後來在緬甸邊境慘敗，但那時其他戰線已達尾聲，就算聯軍重佔伊洛瓦底江，收復仰光，對戰局也沒影響了。

三、由澳洲到新幾內亞、印尼、菲律賓的西南太平洋進攻線。麥克阿瑟的陸軍‘跳島戰略’赫赫有名，但澳洲進攻路線較好的理由，其實只在於美國可以不受大東亞共榮圈的影響，直接運輸補給南太平洋，頂多會在斐濟群島碰到一些日本偵察機。實際上從新幾內亞到印尼到菲律賓，這些島嶼上一樣是密林，和中南半島類似；加上沙灘短淺，上岸不易，再怎麼苦戰也未必能剷平日本軍的基地，反而辛苦奪來的島嶼不久又失陷。1944年當麥克阿瑟終於奪取新幾內亞北部礁島時，美國海軍早已登上關島(Guam)，還開始轟炸硫黃島(Iwo Jima)和沖繩（Okinawa，琉球重要據點），等於是用錐陣隔斷日本本土與東南亞。或者可以說，要不是海軍已經控制大局，麥克阿瑟就算再五年也不見得有所進展。既然如此，跳島戰略的成效並不足以誇耀，頂多只能牽制敵人罷了，因為歷史根本用不著這戰術。

四、由夏威夷直接橫渡幾千哩海域到馬歇爾群島，再到關島，然後直攻日本近海地區。這大概是最不可能的戰略，因為當時美國海軍的戰艦根本無法實現這樣的遠距離攻擊，連號稱性能最強的戰艦亞利桑那號（USS Arizona）也在珍珠港沉沒。何況一艘戰艦的砲台再優良，仍無法在固定區域展開長期攻防戰。那究竟要怎樣讓不可能變成可能？

《周禮、冬官考工記》寫道：“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歷史學者們對科技下過功夫的不多，可是二次世界大戰，並非有美俄兩國加入戰局就穩操勝券。雖然軍隊指揮、決策部署、訓練、後勤、生產製造、資金借貸、國際合作同樣都很重要，但1943年同盟國所碰到的棘手問題，無一不是工程的考驗：1）如何安全渡過大西洋運輸？2）如何贏得歐洲的天空？3）如何克服德國的閃電戰術？4）如何登上敵方堅守的海岸？5）如何突破距離的限制？而最後，6）如何讓誓死不降的敵人停戰？每一個問題，背後都有數不盡名不見經傳的人，力求超越以往戰爭技術。換言之，戰爭已經進化了；精疲力竭地死守陣線、驚天地泣鬼神的人海犧牲，終究只是延後敗北而已。

勝利，不僅在乎勇力，更在乎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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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跳開東亞戰局，先看歐洲。美國雖然1941年加入同盟陣線，但這時當急之務是給英國輸困，而偏偏德國的潛水艇(U-boat)遍布大西洋海域。1942年希特勒下令增產潛艇，以防美國的物資補給。那年英美運輸船被爼擊、貨物沉大西洋多達780萬噸，這還不包括英國北海的支線運輸，更不包括回程中出事的船艦。假若白天，上空的巡邏飛機還可以及早發現潛艇；晚上根本什麼也看不到，只能憑船艦用聲納(sonar)在黑暗中‘海底撈針’式尋找敵人。這對攻方較有利，守方幾乎只有挨打。尤其運輸船需要經驗人員面對海上風浪，一旦這些人葬身海底就難以彌補；相比之下德國潛艇在海底神出鬼沒，就算受巡航艦反擊，損失也小——往往十幾艘運輸船折損，德國潛艇卻安然無恙。羅斯福與邱吉爾都為此大感頭痛，而希特勒還在繼續增加潛艇，該如何是好？

他們分析結論：首要關鍵是海空配合。當年飛機飛行距離還很短，偵查範圍頂多是距離幾百哩的海域，也因此大半船艦都得冒險穿過大西洋，沒有居高臨下的提早警報。加拿大工程師首先嘗試改進油箱，讓飛機至少可以飛越大西洋，也可以護航。其次，德國潛艇構造簡單，沉浮速度卻很快，以至於對付潛艇的魚雷往往未碰到敵船就引爆。為了有效殲滅敵人，美國貝爾公司開始研發導向追踪型魚雷；同時英國海軍也製造刺猬炮，以24枚深水炸彈同時攻擊，讓敵人難以脫逃。再來，英美船艦上的配備實在不夠。市場上已經有高頻率的電波測向儀器，許多二十年老舊戰艦上卻從未裝設；即使有設備，也無法同時做聯絡與探測敵人的雙重工作。測向儀還有個瓶頸，就是它知道方向，卻不知道距離；聲納則是知道距離，方向偏差卻很大，準確性更受水溫影響。奇怪的是，今日眾所皆知的雷達，實際上是1904年德國科學家最先研發的，卻到1940年才有美國海軍為它創RADAR（意思是電磁波測向測距）這名詞。為什麼德國不繼續發展雷達？原因是早期雷達使用的波長不盡理想，並不能有效偵測目標，所以很多人覺得發明不管用。但這基本上是科技未成熟。1935年英法德都同時有人製造超高頻電子管，卻只有英國繼續改良設計，將它進化為性能穩定、可用於雷達的高效率產品。美國麻省理工在雷達發展不遺餘力，英國空軍更發展自動掃描儀，減少偵查盲點。終於1943年盟軍大量採用下，德國潛艇無所遁形。最有利的水底武器，變成最致命的海底棺材。

但是歐洲的領空仍在德國控制下。1939到1940年德國幾乎是坦克來前先飛機轟炸，讓地面軍隊猝不及防；波蘭、挪威、荷蘭、比利時、法國都在這種戰略下逐一敗北。現在換英國，希特勒每隔幾天就發動空襲倫敦一次，而且幾乎都是夜襲。就算不能強迫英國人民自己反戰投降，至少也先打垮英軍鬥志。然而英國並未投降，反而努力召集英、美、加拿大、澳洲等地志願民眾，以及法國、荷蘭、挪威、波蘭各地來的難民，凡是有飛行經驗或願意學習的，都在蘇格蘭一帶加緊訓練。當然，雷達問世後，英國海岸線各地都趕緊設站觀察，不過雷達站也立刻成為德國轟炸機攻擊目標。可想而知，假若自己沒有足以抗衡的空軍，雷達本身又有何用？

而空軍最需要的，還是重新設計飛機。今日大多航線都在一萬米高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飛機其實只勉強達到這高度；然而若不是戰爭需要，軍方恐怕還食古不化。英國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1933年創造的引擎，居然到此時才被重視。意外的是，研發人員將這性能更好的引擎裝在四十架不同的飛機上實驗，才發現另一架不起眼的小飛機，搖身一變成為空中轉折如意、升降迅速的戰鬥機。所謂如魚得水，它很快在空戰中成為盟國生力軍。不過德國的飛機也在進化，盟國可沒時間得意忘形。勞斯萊斯連年改良引擎，而設計師也根據流體力學模擬預測，假若裝在性能更好的飛機上，甚至可以突破高度與距離的瓶頸，還能達到時速432英哩。美國波音公司(Boeing)開創‘超級堡壘’巨無霸轟炸機，單它的製造過程已經令人咋舌（雖然這轟炸機後來只用於東亞而非歐陸）。幾年之內，戰局由德國轟炸英國，轉變為英美轟炸柏林。1942年倫敦的戰鬥機尚不能防衛英吉利海峽；1944年的戰鬥機卻已經可以凌駕半個歐洲上空。許多戰績輝煌的德國飛行員，都在這一年中殞喪，而接棒的又訓練不足，每個月幾千納粹年輕人亡命空中。諾曼底登陸時，美國艾森豪將軍(Dwight D. Eisenhower，後來第34任總統)甚至告訴士兵：“假若看到上空有飛機，那些都是我們的人。”

不過士兵怕的不止德國轟炸機，還有坦克部隊。德國在戰期製造了不下五萬台坦克，縱算在俄國一時受挫，在西歐、北非仍是所向披靡。當然，對德國陸軍而言，俄國始終是最大的心腹之患；雖然1941年搶到黑海油田，但是俄國大敵在側，豈可掉以輕心？也因此大多數德國坦克都集中在東歐戰線，1943年甚至霸占烏克蘭東北，矛指莫斯科，意圖迫使史達林投降。沒想到一度受辱的俄國，這段時間竟研發出令德國聞風喪膽的T-34。德國的虎豹式坦克都是重型坦克，俄國的T-34卻不以重鋼甲防禦，而是以砲彈射程遠獲勝，造價也遠比德國坦克便宜。問題是，剛上戰場的T-34缺陷仍很多，故障率也高，駕駛座又窄又凌亂，史達林屢次想把這批坦克作廢；幸而軍火部門努力參考英美坦克設計，採用傾斜式裝甲，降低受擊力道；把儀表板簡化，就算新手上路也不致出錯；改善輪軸履帶，可以承受得起砲彈反沖力卻又不失敏捷。雖然可靠性仍有待加強，當時的T-34已經足使俄國扭轉戰局。

俄國還有幾個勝於德國的優勢：1)造橋技術加快，今天炸了阻止敵軍進襲，明天又重建讓自己坦克追擊敵人；2)造假技術過人，假壕溝、假機場、假兵營，讓遠在俄羅斯平原上的德國軍隊難分敵我而屢次中伏；3)提供人民步槍、炸藥、甚至高爆彈、火箭筒等反坦克武器，既不易被發現，又讓駐紮敵境的德軍持續頭痛。等到德國心力交瘁時，1944年俄國大舉反攻，先收復油田，再將德國坦克逼退到波蘭捷克，陣線距離柏林不到三百哩。這是新科技衍生的新焦土政策。

同一時間，諾曼底登陸計劃也在進行。英國距離歐陸最近的，其實是海峽東南的比利時，亦即一次世界大戰壕溝戰區；但德國要增援比利時也比較快。諾曼底位於英國正南，是第二可能性。為了讓德國猜不出到底會登陸何處，盟國特別任命美國四星將軍巴頓(George S. Patton)在比利時對岸擺空城計，‘訓練’一批不存在的軍隊，還利用頻繁的無線通訊、固定飛機空襲比利時、及對敵人臥底施行反間計，讓希特勒深信比利時登陸計劃勢在必行。從英國密碼分析破解出的德軍命令，德國西歐半數以上坦克都在比利時等候敵人——甚至到諾曼底登陸成功後，希特勒仍擔心巴頓將軍隨時會進攻。一個名人居然能牽制一個軍隊，這戰略也太大膽了。

只是除去軍隊，諾曼底沿海仍有各種防備。英國陸軍特別改造輕型坦克，有的引爆地雷、有的剪鐵絲網、有的破砲台、有的焚燒木柵，簡直像是機械系學生競賽，各顯神通。等到諾曼底登陸成功後，這些改造坦克仍繼續跟著軍隊掃除通往德國的路障。矛盾的是：後代電影中常出現的諾曼底海灘奮勇犧牲，其實只是美國負責的Omaha Beach：盟軍上岸的共有五個岸線，英國、加拿大、美國第七軍都藉著改造坦克輕鬆上岸，只有美國第一軍疏忽，竟然還沒靠岸就讓坦克下水，結果士兵上岸沒有坦克開路，損失近一成（其他隊損失都不到2%）。假若這樣的不智之舉被歷史說成偉大，也難怪麥克阿瑟的跳島戰術被稱為智謀。

那麼，回到東亞戰線。如何克服距離的困難？相信大家都猜到了：航空母艦。

廣闊的太平洋上既然沒有方便駐軍的地點，那就造一個海上碉堡吧。既然戰艦的砲台難以及遠，那就讓飛機從船上起飛，去殲滅敵人。這是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Chester W. Nimitz)的方針。講得簡單，實際上要做到這點可難。一艘船要能載五千噸以上的物資、飛機、燃料、人員，還要能高速行駛幾週，究竟要怎樣的渦輪引擎才能勝任重擔？又如何控制巨艦，履海如平地，否則飛機怎麼起降？船廠研究結果，最後動用八座鍋爐、四座蒸氣發電機、兩座柴油發電機，以四軸渦輪讓全船持平。單這樣製造就花了美東各廠近一年時間準備。至於飛機也必須修改，在短跑道上能安全著地，還能移動停機不擋路。其他通訊器材、通風系統、安全設施、甚至內部交通所需電梯，無一不是超時代的設計。航空母艦底下，自然也有美國潛艇，近距離無聲無息地竊聽日軍無線電通訊，還轉給情報局解碼分析。不過航空母艦背後，更有海軍工兵隊，在相隔七千哩海域上到處建基地，堆土填坑、鋪瀝青搭鋼筋、設發電機雷達站、焊鐵修船檢查飛機，讓海軍所到之處能有歇腳所在，能持續長期作戰。根據記錄，當時航空母艦上隨行的各種技工不下百種，差不多都比年輕水手們長一輩。也多虧有這些工兵爸爸們後勤，否則就算海軍艦艇到得了菲律賓海珊瑚礁，也無法加把勁攻擊日本。

但最後為二次世界大戰劃下句點的，終歸是原子彈。美國、加拿大許多國家實驗室，集結了同盟國精英學者所進行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在物理學家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帶領下，成功分離出能應用在武器上的鈾238。1945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

我們或許仍要問：其實整段戰爭史，英國、美國、俄國、德國、日本，都在從事科技爭戰。德國日本佔領機先，只因為他們比人提早改進技術，早製造優良的坦克飛機潛艇，早克服山嶺叢林；就算同盟國加緊研發，德國日本也並未怠惰。但最後他們還是輸在科技上，為什麼？原因是：再尖端的科技也需要政府上級願意支持採用；沒有贊助，科技一樣要遭埋沒，未知匣劍何時躍。日本是這當中最糟的例子，昭和天皇之下，除了總司令官，全是迂腐保守派，根本沒有人想用自己新開發的軍艦飛機。希特勒與史達林都有控制狂，但史達林至少知道要仰賴下面軍官的軍事決定；希特勒卻從開戰起越來越自大成狂，也越來越猜忌多疑，導致德國的潛艇飛機坦克逐一過時，雷達發展也不如同盟國。邱吉爾年過七十，對科技卻十分看重，也愛才若渴；羅斯福則自從珍珠港事件，一向重視三軍總帥的提議，只要對戰爭有益的都鼎力支持。這種鼓勵精英的政策，固然主導了未來英美文化幾十年，但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元首們將領們願意引進科技的突破，這已經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1970年電影《巴頓將軍》有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沒有人是憑自己願意犧牲而贏得勝利。勝利，是要讓敵人為他自己的祖國犧牲。”

餘悸：折戟沈沙鐵未銷（二）

1937年12月13日發生南京大屠殺，慘死逾三十萬，至今仍是華人齊罵可恥的事蹟。然而德國從1941年起竟屠殺了一千一百萬人，其中包括猶太裔共六百多萬（男三百萬、女兩百萬、幼童一百萬），全歐洲三分之二猶太人從此蒸發。今日西方仍把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納粹黨(Nazi)這兩個名詞用來形容一切兇殘暴行，並非無因。

可是罹難人數這麼多，正代表多數猶太人選德國一帶定居。既然良禽擇木而棲，為什麼他們不住別處？

根據文獻，德國第一位出名猶太學者，是1743年才移居到普魯士的Moses Mendelssohn（後來音樂家孟德爾頌的祖父）。當時費德烈大帝才登基不久，已經比其他國王要開明寬容；歐洲各國還排斥異族、下逐客令時，普魯士就頒布了‘有容乃大’的政策，給予許多東歐流浪民族民生存權、居住權、財產權、受教育權。既有法律保障，不少沒有國籍的人都開始移居德國，其中自然也包括猶太人。估計十八世紀末，德國境內猶太裔還不到總人口0.5%；普魯士鼎盛期間，猶太人口仍只佔0.8%。奇的是，普魯士的所在地其實是波蘭，當地的東歐各民族遠比猶太人眾多，柏林當年甚至斯拉夫民族與德意志人口相當，連德文都難以通用；卻只有渺小的猶太民族，首先改學德文，又在短時間內造就了列舉不完的實業家、思想家、資本家、藝術家、作家、醫師、科學家。歷史上從沒見過這麼稀少的人，對一國歷史影響這麼深遠，在經濟文化學術界這麼耀眼，在他人眼裡這麼巨大。這真讓旁觀者又妒又恨又好奇。

近兩千年來沒有家的猶太人，曾多次被政客列為‘整肅’目標。這時他們雖然在普魯士找到一塊像樣的家，許多猶太人仍以外人自居——畢竟未來國王是否會再更改欽令？誰也不知道。對他們而言，德國不是家，只有德國的文化語言是他們暫時賴以為生的依據。儘管如此，猶太人對這個文化的‘家’卻十分珍惜。在希特勒未上台前，歐洲其他人對德國是懼怕，是討好，是嫉妒，是嘲笑，連住在普魯士境內的外人也如此；只有猶太人是真正喜歡這個倍遭白眼的國家。自德國詩人歌德以來，有不少人寫過，猶太人與德國人實在很像，兩者都有對事業的紮實精神、對資產的謹慎利用、對知識的看重；兩者在思想上都比較抽象，甚至都有點完美主義，都傲視世界也容易自厭，都不愛花言巧語，也都讓周遭的人厭惡。

但比起相似之處，兩者更屬‘共生關係’：猶太人在德國如魚得水，而德國也因猶太人而茁壯。費德烈大帝本人其實對猶太人很排斥，但他盡量不以個人喜好做決策。他在位期間能奠定軍事基礎，把普魯士拓展為歐洲列強之一，背後終究是靠猶太財團提供資金、鑄造貨幣，以及猶太的下層團體當稅吏、書記、或做討債、兌換錢幣等瑣碎工作。普魯士尚未一統德國之前，除了少數貴族與大批佃農外，幾乎沒有所謂的中產階級；比起萊茵河一帶曾是文藝復興的重地，普魯士的知識分子往往楚材晉用，不留在自己家鄉。猶太人剛好填補了這政治、經濟、才能上的空缺。十八世紀法文百科全書中有句話說：“最窮的猶太人也識字，所以他們如同齒輪鉚釘，讓整個社會運作。”

既然在此紮根了，許多猶太人自然開始改信基督教，開始與其他民族通婚，甚至在拿破崙戰爭和法德戰爭期間，有相當多的猶太人從軍捍衛‘祖國’。這些都是為了讓德國人更認同自己。然而他們願意付出，並不代表一般民眾會接納他們。十九世紀許多猶太人，收入或生活水準都比平均德國人高；二十世紀初，德國20%首富是猶太裔，下層民眾心裡不平總是難免。譁眾取寵的政客們也最喜歡藉此煽動人民的仇恨意識。

*     *     *     *     *

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是因革命、政府改組，而宣告息戰。這可說是為德國保留面子，但很多德國人卻固執地相信，德國並沒有敗，只是被新政府出賣了。接下來賠償戰債，大家心裡實在不痛快；而政府印鈔票造成通膨，更讓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希特勒在這段時間特別討厭共產主義的革命分子，卻也憎惡只會印鈔票飲鴆止渴的民主政府；他的觀點正是多數德國人的心聲。基於凡爾賽條約，德國必須賠償當時相當於500億馬克的黃金、期貨、船舶、有價證券等等；有幾年德國難以償還，法國就派兵佔據邊境百般威脅。1932年全球經濟嚴重衰退，英法兩國為了向美國重新商討借債問題，才提出對德國的減債建議。或許他們認為這樣做，可以加速歐洲各國重建；但他們萬萬想不到，希特勒會趁這機會挑撥是非，說：“我們無法還債。我們也不願意還。”結果原本的減債居然莫名其妙地被德國媒體寫成‘免債’，一下子舉國歡騰，大家感激零涕，甚至數十年後還有老先生老太太們紀念希特勒，相信是他讓人民終於有麵包吃。以此為楔，希特勒終於在1933年掌權。當然，希特勒在選舉前已經事先恐嚇對手；選舉前一周國會大廈竟然失火，希特勒趁機將一堆反對黨人士逮捕下獄。那年納粹黨大獲全勝，他自己也獲任‘獨裁’。【注：後來德國果真沒有再還戰債；根據記錄，德國欠債本金利息，共需付1320億馬克，最後只還了兩百多億。】

可惜奪位容易，復甦經濟卻不容易。無知民眾會擁戴他，是因為他們希望能改善民生；假若他做不到，群眾的向心力會變成離心力，自己的政治生涯豈不完蛋了？

世上領導者多半短視。未上台前對執政者百般批評，自己上台後卻做得比前任還爛。偏偏缺乏工作經驗的人，反而喜歡苛求；滿腹牢騷的人，卻往往主宰一國生死。希特勒對之前通膨的經濟政策冷嘲熱諷，結果他自己的經濟政策更是殺雞取卵。1933年他強調德國要自給自足，因此下令查禁所有猶太人經營的商店，財產充公；納粹黨年輕人也趁火打劫，貴重東西往自己口袋塞。那年單是柏林就查封了五萬多商店；但這些店鋪一消失，德國商店的貨品自然漲價。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激進分子又鼓吹商家不要僱用猶太人；教授、老師、法官、律師、公務員無一倖免，大學限制只能收1%猶太學生。不久連猶太醫師也被解僱，取而代之的多是靠賄賂謀職的敗類。既然小人得志，大家更努力批鬥猶太人，以免暴露自己的差勁無能。的確，短期內德國人失業率大減，薪水也升了一成；但是自給自足的目標卻始終無法達到，反而因貨物短缺，政府竟要立法對肉類、水果、衣料等東西限量配給。

政策有誤，短視之輩偏偏總要死不認錯，堅稱是時間不夠長，看不到績效，或是施政還不夠徹底，所以必須更積極實施。希特勒統治下的經濟既產生副作用，從猶太人手中奪來的資產也不夠國家花費，該怎麼辦？就繼續榨油吧。1938年開始，猶太人被迫遷入貧民窟，有的甚至被捉去做生物實驗；政府沒收的房屋可以在拍賣場轉售，而原先猶太人的銀行業，也讓幾個德國資本家高價競標。那幾年德國經濟幾乎都是靠濫用徵收權，以及企業民營化。有良心的人會看不過去，但天下想佔這種便宜的人卻比比皆是。

當然，德國從各種管道撈來的錢，超過10%都用在軍事上。希特勒拒絕還戰債，並不代表別國不會來秋後算帳；尤其法德是死仇，凡爾賽條約以來，德國的黃金幾乎都賠給法國，此辱豈有不報之理？但要雪恥，就要有武力為後盾。德國一些有見識的人，對重新武裝自己國家的決策並不認同，不過他們很快都消失了，剩下的只好對上級唯唯諾諾。軍事準備六年後，1939年九月一日，德國終於再次對歐洲開戰。最先下手的，就是一次世界大戰後獨立出去的波蘭。

難道這六年來，全世界竟沒人關注德國的軍事發展？倒也不是。問題是，各國自從經濟大蕭條開始，大家都在努力拯救經濟。不救的會被民眾唾棄。可是救了一部分人，其他的也會抱怨不公平。到頭來刺激經濟，變成‘起手無回’，沒完沒了，無論效益如何都必須持續進行。最後政府為花錢焦頭爛額，對國際問題只好‘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 美國自從1929年經濟崩盤後，民眾對世界局勢變得漠不關心，甚至覺得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施援手，是錯誤的決定。他們封閉自己，除非收不到欠債國的利息，否則一般人只想隔岸觀火。

• 法國1930年代經濟不振，共產黨人士不斷號召革命，政府只得花錢刺激經濟、籠絡民心；可惜這種解救方法，往往是不切實際地耗資建築。最明顯的就是後世嗤笑又貴又沒用的馬奇諾防線(Maginot Line)；單是這一陣線就花費太多，根本沒錢做其他軍事發展，而法國號稱德國絕對無法越過防線，無非是想掩飾自己外強中乾、武力窘迫的現實。

• 1938年英國首相採取保守態度，對德國姑息，甚至一味相信希特勒的和平簽約。後代歷史譴責他的綏靖政策，然而當年多數英國民眾畢竟很支持他的做法。不難理解他們為何放任不管：我們倫敦的窮人尚且救不完，何必去管德國佔領捷克？自己獨善其身尚且有困難，何必兼善天下？

其實這種消極態度，已經讓英美法三國吃虧過一次。1937年日本進攻上海（一般稱淞滬會戰），曾是英國租界的上海，百年來已經有不少歐美人士居住，大企業紛紛以此為東亞貿易的基地。但十一月底上海失陷，許多歐美居民被俘，幾代投資盡失，居然沒有一國出言抗議，大家只希望能居中調停。日本既然行凶得逞又沒受處罰，當然不會就此罷手；接下來南京慘狀，華北地區相繼淪陷，國際聯盟一樣不曾表態。‘忍一時風平浪靜’的原則，對日本、德國都沒有用。

忽略問題，通常只是把問題延後，讓問題變得更難應付。德國侵略波蘭，舉世大嘩，二次世界大戰因此開幕；希特勒一不做二不休，立刻發動閃電攻勢，幾個月內已經攻占巴黎。由於美國不出面，俄國與自己定互不侵犯條約，整個國際間只剩英國與自己為敵。然而德國資本不足，要打敗大英帝國總需要錢；要控制已征服的土地更需要錢，而這些錢總不能從自己德國人口袋裡徵收。那簡單，再來犧牲無辜一次好了；1940年納粹黨開始屠殺猶太裔，其他對獨裁有意見的人也全部抄家、送毒氣室懲治。

可是這次他算錯了。波蘭的政客早就有樣學樣，效法希特勒的方式壓榨猶太人；這時東歐的猶太裔已經沒多少財產供他補貼軍資，殺再多也無濟於事。煩惱之際，他注意到東亞的另一個野心家。太好了，德國與日本結盟的話，遠交近攻，對付英國就容易。那年九月，軸心國誕生；德國牽制英國的歐洲戰力，日本也不辜負希特勒的期望，一年之內步步侵占英國的香港、馬來半島、新加坡等地。

當然，假若英國戰敗，欠美國的債恐怕永難償還。所以日本一進攻東南亞，美國立刻停止對日本輸出石油。這經濟制裁對日本影響很大：沒有坦克、飛機的燃料，就無法作戰。因此日本佔了英國殖民地，乾脆繼續南下奪取荷蘭屬地印尼——畢竟那時整個東亞只有東印度群島產石油。1941年爪哇島終於升太陽旗，日本總算實現了可以自給自足的‘大東亞共榮圈’夢想。同一時間，德國也怕缺石油無法作戰，而歐洲唯一產石油的地區卻是俄國的克里米亞地帶。為了確保資源，希特勒還是進攻俄國；沒想到俄國死傷慘重，卻仍因焦土政策再次讓敵軍無功而返。1941年十二月五日，希特勒嚴冬中下令退兵。

世上偏有更沒想到的事。兩天後，日本竟偷襲夏威夷的珍珠港，把美國扯進戰局來。德國本來有希望戰勝英國，一下子居然要同時挑戰英、美、俄三國。

這是報應麼？

餘悸：折戟沈沙鐵未銷（一）

        我曾建過鐵路，讓它運作，/讓它與時間賽跑。
        我曾建過鐵路，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我曾建過大樓，高及太陽，/挑磚接鉚混石灰。
        我曾建過大樓，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美國1930年代歌謠

1929年經濟大蕭條，華爾街富豪跳樓的史實，一向是政治、經濟、社會學家所關注的主題；尤其每當經濟不穩定時，更連小市民們都努力鑽研這段歷史，尋找自救之道。可是一次世界大戰後不過11年，為何世界從希望再度跌入絕望？這段過程卻很少看到分析。假若經濟問題是疾病，許多人似乎沒有‘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反而是幫社會改善問題，幫經濟起死回生的政治家成了偉人。

這十年多，對世界大半國家而言並不好過。首先，戰敗的德國扛了大筆債務，它的通貨膨脹、經濟蕭條或許還容易理解——1923年德國通膨率達到每月3250000%，到年底前居然出現一兆馬克對一美元的驚人匯率。當然，印鈔票並不是為了還債，因為所有債權國都只要黃金，不要馬克；這些鈔票其實是為了補德國金融流量的缺口，政府不得不做醜事。不過這筆爛帳很快又造成更多副作用，中產階級一夕變窮人，公司行號相繼倒閉，結果惡性循環。類似現象，奧匈帝國分家後債務未償，所以奧地利與匈牙利也分別出現1426%與98%的月通膨率。但沒有債務的地方，對通膨同樣沒有免疫力。從德國獨立出來的波蘭，三年通膨仍高達988233%的可怕數字。意大利和東南歐也都面臨通膨、失業、食物短缺、罷工、激進分子暴動的問題。

淺顯地說，戰爭造成大家互不信任，而經濟與貿易又最需要信任做基礎。戰敗國和戰績不良的地區，會缺乏合作對象，資金也比較短缺，更使經濟難以復蘇。這是很不公平的現象，卻也是歷史慣例。

但是戰勝國的處境未必有利；同時期英法兩國，經濟仍萎靡不振。很多學者說是無法從德國獲得賠款，這理由對戰爭破壞不多的英國未免牽強，畢竟重建中的法國經濟其實還比英國好，1927年甚至成為世界最大儲金國；但戰後十年，法國經濟實無重大變化，而英國的經濟成長幾乎都發生在加拿大、澳洲等地區，英國本土卻幾乎沒成長。這倒是政策問題了。法國在大戰期間犧牲人口太多，戰後失業率可說沒有，甚至不少外籍人民到法國謀生；然而這十多年發展的幾乎都是農業，貿易也是極端保守（所以才儲存大量黃金）。一開始農業恢復，不必再倚賴南美洲的食物進口，經濟成長還算可觀；但這只是彌補戰期所失，時間一久，成長率又回到零。英國可耕地沒有法國多，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都靠出口業補貼經濟；偏偏戰後許多國家缺錢，英國貨品銷路甚慘，停擺的工業也迫使許多英國資金外流，結果近二十年不景氣。

再看革命後的蘇俄，曾一段時間實施新經濟政策使農業起色，但不久也負成長，直到1928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 Ио́сиф Ста́лин)才廢除政策。其他西班牙、中南美、非洲、中東國家，經濟落人一等，但是遇到歐洲蕭條也同受連累。像西非、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大戰期間靠農作出口稍有成長，戰後又因食物價格暴跌，導致農民欠債，外資撤離、經濟窘迫，種下未來社會不安定的隱憂。中國這段時間正值五四運動、北洋軍閥割據、蔣介石北伐等事，經濟難以起色。日本則正碰到產業上的瓶頸，表面上突飛猛進，實際上這都是國家撐腰的工業。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鼓勵的不少是機械軍事類的重工業；可是這時連英國工業出口都有困難，自己要維持經濟成長，又該如何？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世界各國所遇到的經濟問題也不盡相同。

整個世界似乎只有美國蒸蒸日上，美國也自認為是鶴立雞群的佼佼者，甚至標榜是自己勤儉美德、奮鬥精神的成果。可惜這是很自欺的態度——越是自以為穩若泰山，越會把許多人一齊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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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媒體對1920年代的描繪，總是紙醉金迷的消費。實際上這種生活只限於少數華爾街大亨；大部分民眾根本還不知道電影、香檳、時裝毛皮首飾，甚至好萊塢的泳裝選美都聳人聽聞。但這也不代表他們消費方面沒有改變；大戰後的美國已經達到相當工業水準，民眾買屋買車、買收音機、買家電，逐漸成為家庭必要。何況除掉這些消費，整個社會仍剩很多錢，而這些錢通常還是存銀行為主。以美國而言，一次世界大戰前總存額是174億美金，到1928年已經高達527億；儘管利息不多，畢竟‘寧靜致遠’也無所謂。

然而存款比起貸款，又顯得微不足道了。貸款做什麼？做投資。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為了確保軍需，特地將麥價從一桶八十角，提高到一桶兩美金。這雖然促使農民努力耕耘，卻更鼓勵投機商炒作農地，賣給這些增產報國的農民。戰後農地銷路不佳，建商又慫恿各地政府要加強建設，提供新市街給汽車行走，開闢住宅區給新移民。人口移動，是投資者最高興的事：從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多了60萬南歐移民，35萬東歐移民，20萬拉丁美洲移民，還有大批美國南部遷徙的黑人。這些人幾乎都搬入大都市，市長們為了救濟低收入戶，又必須借錢行‘仁政’，讓投資者加倍受惠。都市逐漸變成貧民區，郊區的房市自然漲價，佛羅里達的海濱別墅也快速增值。佛羅里達房市泡沫後，加州房價炒作又成了市場新遊戲。等加州房價開始下跌，投資者已經往股市大量塞錢。1925年佛羅里達的房產總值是四百萬美金，1926年洛杉磯房市總值卻高達兩億美金，1929年前九個月內，投入股市的金額竟有85億，盡是銀行貸款。當年全美國貨幣總流通量也沒這麼多，聯邦預算才320億，出借給歐洲同盟的則有110億。換言之，只要還有新的賭場讓人流連忘返，大家都還相信美國是與眾不同的國家，不會碰到歐洲的經濟問題。儘管有人警告，銀行破產率已經連年增加（1900年代每年約90家，1922年367家，1929年691家），投資者只當耳邊風。

這就是為什麼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重挫150億，整個月來損失500億，會讓人恐慌到六神無主。單這些損失就相當於銀行總存額，其他房市、公司、政府的債務更是難以承擔。那年公司破產26355家，銀行倒閉1352家，次年又倒28285家公司，2294家銀行。全國土地產大跌三分之一，失業人口高達25%。而出借給歐洲的，短時間又不可能還，究竟該怎麼辦？

恐懼會對人產生許多副作用：第一、過度自信會突然轉為自尊破滅，對未來無法猜測，更感到死亡的陰影逐步逼近。精神力弱的容易崩潰；而精神力強的也要分心照料別人，加倍負擔。第二、再怎麼不信神的人，到了困難瓶頸，也難免覺得是天譴，是神在管教自己道德淪喪。1920年代的繁榮，從此被描述為貪婪糜爛的虛假世界，聲色犬馬的狂歡、酒池肉林的縱慾、放高利貸、上層壓榨下層。伍爾夫（Thomas Wolfe）寫的《無家可歸》、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喧嘩與騷動》、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都影射了這種負面社會觀，也都對經濟蕭條寄予一種既值得同情，卻又是因果報應的看法。

但最可怕的還是第三種副作用。一般民眾對失業潦倒、飢餓受凍，最直接的反應還是求助政府；而萬一政府不幫助，仍會出現官逼民反的行為。1930年初，加州有些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士兵，因為失業，希望政府能讓他們提早領退休費養家。政府這時救經濟都來不及了，如何讓人領錢？可是士兵們被婉拒，卻不肯罷休，搭鐵路逐步行乞到華盛頓首府，沿途更增加了許多生活拮据的民眾，還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亂的肇事分子，聲勢浩大地在首府市郊公園向政府哀求抗議。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仍然不批准，而且宣告這些人應該立刻遣散，不得擾亂公園附近居民生活。雙方都不肯讓步，最後仍然起衝突，總統只好請陸軍的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出面鎮壓。人民是遣散了，政府的民調也從此跌到谷底。

為了不再讓民眾抗爭重演，接下來政府只好盡量低調，任何離譜的法案，假若能短期幫助人民，都照單全收。經濟蕭條不久，聯邦最高稅率居然從25%升到63%，公司也被課重稅，有錢人乾脆工廠關閉不做了，遭殃的反而是員工。1930年有兩個議員想譁眾取寵，提議增加進口關稅，保障美國自己的工業。聽到消息，許多經濟學家都大罵無知，連汽車大王福特都搖頭稱他們是經濟白痴；但一般小市民聽到政客說可以減低失業，仍是到處響應。那年法案一通過，果然世界所有地區，包括第三世界國家，都一齊增加進口關稅，一下子更引發全球工業幾乎停頓，各國工人被裁、公司倒閉的現象慘不忍睹，英法等盟國幾乎與美國斷交。1932年那兩個議員都難看地落選下台，但是他們所造成的遺害卻還要花十多年逐步消解。

或許我們今天讀歷史已經猜到：假若當年大家不是飲鴆止渴，也許1932年經濟就會開始恢復了。不幸的是，許多人不明白‘一動不如一靜’，總是病急亂投醫，以火救火，最後病症反而越來越惡化。然而身歷其境的，又有幾人能坐懷不亂？一個醫師不做治療，怎麼向家屬交代？一個政客不立新法，豈不是要被媒體說是無能廢材、姑息問題？何況多數政客家境不差，更會遭民眾唾棄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結果大家拼命救經濟，實際效果如何？1930年紐約鼓勵讓失業的人擺路邊攤，幾天後到處都有人賣蘋果賣報紙，反而讓街上的店鋪難以經營；剛開始還有好心婦女會可憐窮人，後來被一堆爭相兜售的人嚇怕了，還有誰敢買？到頭來整疊報紙、整籃蘋果賣不掉，連報商果農都虧本；那年冬天，路邊攤一個也不剩，倒是本來還有人光顧的店面，因顧客迴避而倒了近半。

胡佛總統1932年落選，取代他的是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美國人簡稱FDR)。儘管他家境富裕，由於他個人雙腿不便，對一般平民也比較同情。他參選是打著‘願與人民共渡困境’的旗幟，以壓倒性票數當選；接任後羅斯福也不負眾望，百日內行新政，再怎麼浪費錢也要幫助人民。然而這些新政真正生效的並不多，最重要的只有聯邦存款保險(FDIC)、田納西河谷管理(TVA)、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三項。其他法案雖然刺激經濟，卻無法持久，徒然勞民傷財而已；甚至到今日還有經濟學家苛責羅斯福的新政，前幾年似乎一切上軌道，卻是治表不治根，1937年起美國經濟又再度蕭條。當然，這未必全是他經濟政策失敗；1935年開始，美國中西部嚴重乾旱，沙塵暴使許多農民流離失所，約有350萬人不得不遷徙他鄉。羅斯福最奇特的一點是，無論經濟好壞，民眾都支持他、信任他，甚至到1940年大選，已經當選兩任總統的他，居然在民眾激昂的歡呼聲中三度參選，而且仍是高票當選。

可能大家在懼怕中最需要的，就是能仰賴的避風港。歐美西方是基督教國家，但除了神，世人也需要值得倚靠的領導人。比起那時代其他國家人民的領袖們：蘇俄的史達林是喜怒不定的人，英國的Neville Chamberlain是不敢在德國太歲頭上動土，法國的Albert François Lebrun是因為各黨不合才立一個最沒有政治威脅的人當總統，意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簡直是黑手黨獨攬天下。或許美國人民相信羅斯福，並不荒謬，因為他確實與人民共同努力，一點一滴在改善國家經濟。

不過，美國獨善其身就夠了麼？救得了經濟，別處是否會出漏洞？

文豪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1935年寫道：“一個管理不當的國家，第一劑萬靈丹是印鈔票，第二劑是發動戰爭。兩者都能帶來短時間的富強。兩者都會導致長時間的毀滅。偏偏政治經濟的機會主義者都喜歡躲在這兩者之下。”他的前半段話已是不堪回首的歷史，後半段預言竟又不幸言中。。。

（待續）

烙痕：滿目瘡痍

曾有無名氏作詩：“德軍五百里，法軍五百里，陣亡千萬人，只為一壕溝；浴血戰雖勝，敵卻不肯讓，犧牲人更甚，重佔此壕溝。”

今日對一次世界大戰的印象，幾乎都是這類無意義的殲滅戰。在它之前半世紀，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武器還沒如此精良；士兵開槍後硝煙瀰漫，擋住視線，尚要幾分鐘時間子彈重新上膛，因此近距離敵人有機會趁空檔進襲。到一次世界大戰，這種戰術已成了過去。機關槍由一分鐘25發進步到一分鐘600發，射程遠至千尺，連硝煙都沒有，反沖力也減到最低。榴彈砲更增加命中損傷率，往往部隊連危險都沒感覺到，就已經禍從天降；再加上彈藥技術進步，爆破後金屬片可能穿腦致死。化學武器問世，毒氣中者立斃；火焰槍截斷敵陣，懾人心魄；地雷瞬息讓幾千人斷肢殘腿。整段戰爭史簡直是冷血殺人的修羅地獄。當時英國第一海軍大臣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後來首相)筆記寫道：“以前戰爭是殘酷壯烈的，現在戰爭已變得殘酷污穢。不再是少部分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在榮譽的掌聲中表演古典優美的戰術；取而代之的是整個國家，包括老弱婦孺，與另一個國家對峙。雙方無情地趕盡殺絕，然後由老眼昏花的官僚們點算屠宰清單。”

或者講得更難聽，一次世界大戰幾乎沒有什麼值得借鏡的策略戰術。技術進步了，卻很少看到軍隊領導們與對手鬥智。美國長期不願加入戰圈，實在因為這是徒然派人送死而已。連南北戰爭的將領們都不願再犯這種錯誤，歐洲的國王將軍們卻一而再地草菅人命。當然，這些皇室貴冑並非不學無術，開戰前也做了策劃，但到最後全是紙上談兵。食古不化的戰術，跟不上殺傷力更強的戰場。結果大家用墨守成規，掩飾自己六神無主，戰爭因此多年膠著。人民參戰是基於民族情操、世界理想、愛國熱忱，可是四年下來體驗到的，反而悲慘多於英勇。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戰更血腥，但從未像一次世界大戰這麼無謂地瘋狂，這麼令人消沉到絕望。

但就另一個角度來看，歐洲自拿破崙以後，從未有重大戰事，也因此戰爭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近百年前，1815年維也納會議中，各國為了不讓戰火再次席捲歐洲，都主張恢復拿破崙戰爭之前的法國國界，而不是被瓜分；但他們說要重新調節列強的權力，使各國能夠‘相互平衡，保持和平’，倒是假仁假義——畢竟俄國、普魯士、奧匈帝國都趁機擴大版圖，各自兼併中歐、東歐、南歐的小諸侯國。當然，他們縱算自私胡為，至少天下太平了一世紀，功過相抵還說得過去。然而這協定的大前提是維持平衡，也就是互相牽制。短時間這對各國修生養息很有幫助，至少免除人民戰亂之苦；長時間卻會出現四種副作用：

第一、人口膨脹，需求大增。從1880到1910年，奧匈帝國人口增加35%，英國26%，德國43%，俄國甚至超過50%。為了供需，更為了穩定內政，全天下的資源幾乎都運往歐洲。美國的與印度的紡織業、非洲的金礦鑽石象牙、東南亞的橡膠、南美與澳洲的畜牧業、加拿大與黑海的麥田，一概成為歐洲仰賴的市場。反過來說，只要世界哪裡有問題，就會影響歐洲物價，間接左右各國關係。

第二、大家不爭歐洲，只爭天下。帝國主義崛起，有部分是基於大家不能對鄰居動念，就算戰勝也得不到疆土。百年中除了法國的拿破崙三世與德國不到一年對戰，其他發動的戰爭都在境外；到了一次世界大戰，更連非洲、中東、和一部分東亞都同受連累。

第三、許多國家這百年來，已經盡量逃避任何外交上的衝突，甚至戰前百般妥協，只要不再天下大亂，就算被辱被騙，挨打不還手也甘心。其實這現象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甚至今日世界也不例外；問題是，大家自稱是文明人，不再野蠻，可是一旦開戰，將領們竟然紙上談兵，連要如何作戰都忘了。

第四、國家興衰有時間性，百年前的平衡，到了1914年已經有強弱懸殊的差距。可是政治上卻無法‘不適者淘汰’，結果戰場上見真章，堪稱慘不忍睹。最明顯的例子：歷史教科書說，戰爭的出發點是奧匈太子在東歐塞爾維亞(Serbia)遇刺。那這裡應該是利害衝突最關鍵的地區，為什麼大部分記載都很少提到奧匈帝國，反而德國成為戰爭元兇？為什麼很少講到東歐戰事，反倒是《西線無戰事》之類的壕溝戰記載，讓人印象深刻？答案很簡單：東歐各國根本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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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從過程來看比較容易懂：1914年夏天，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正式宣戰；俄國基於約定，也向奧匈宣戰；德國與奧匈聯盟，又向俄國宣戰；法國與俄國有合約，再向德國宣戰。英國本無意幫助法國，但德國在非洲、亞洲擴大殖民地，終是後患，所以這時也與法國共陣線對付德國；日本則覬覦德國殖民地，趁機向德國宣戰。。。

到此為止，英法日俄各國（通稱協約國Allies）宣戰的對象已經不是奧匈帝國，而是德國。雖然死的是奧匈太子，但奧匈皇帝老態龍鍾，太子其實就是首相。他生前一直積極拓張勢力，指染巴爾幹半島；畢竟奧匈帝國處於中歐內陸，對外交通是靠流入東歐羅馬尼亞的多瑙河，再來就是黑海要衝的伊斯坦堡。若不控制這地帶，終究受制於人。然而太子一死，領導位置頓時空缺，政治不穩的奧匈帝國根本不值一提；缺乏決策者，軍事上毫無勝算。再加上它種族太多，語言紛雜，早就面臨分裂的危機。這看法並非杞人憂天，從接下來的戰績就可證實：第一場戰役，奧匈帝國面對塞爾維亞臨時組織的義軍，竟然還攻不下；它繞道阻截俄國軍隊，也是節節敗退。國家大，未必強盛。

倒是德國（普魯士）在短短十九世紀，版圖擴大至法國邊境，陸軍精銳，還開始發展海軍，對西歐各國最具威脅。再者，德國北有萊茵河，南有多瑙河，交通、經濟方面都比奧匈帝國佔優勢。假若奧匈帝國瓦解之際，‘三讓徐州’給德國的威廉二世(Wilhelm II)，將來德國版圖豈不是要再大一倍？而且它若從北海延伸到黑海，徹底縱切歐洲，其餘各國還控制得了麼？所以大家對德國宣戰，主要也是防範未然。

既然這麼多國家宣戰了，開戰之初，德國陸軍立刻經比利時入侵法國，不到兩個月內勢如破竹，甚至大軍距離巴黎已不到三十里。當然，他們目的是想集合一百五十萬大軍，速戰速決，先除法國，再攻號稱有530萬大軍的俄國。然而他們仰賴自己槍械進步，卻沒料到對方防守技術也進步了；只差三十里，竟然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想從北邊南邊繞道，也都被擋，最後陣線由比利時海邊延綿到瑞士山嶺，南北長達600里。這一來陣勢的衝勁喪失，卻又需耗大量兵力，剩下對付東邊俄國的軍力也大打折扣，只有西邊陣線的十分之一。儘管如此，德國東部15萬軍力仍大破俄軍；1915年重挫塞爾維亞；1916年羅馬尼亞為了捍衛自己主權，加入英法俄的協約國，結果一樣鎩羽而歸。

怎麼東歐各地如此積弱？最大的問題是它在歷史演進上慢了幾世紀。巴爾幹半島曾是東羅馬帝國的重心，在整個歐洲黑暗時期，各蠻族戰亂之際，伊斯坦堡依然是歐洲最文明的地方；然而它從未經歷過其他地區暴力、排外、迷信、貧困的低潮。等到西歐各國開始文藝復興、發現新大陸、科學問世、工業革命，東歐卻正因政治宗教種族問題，逐漸分裂走下坡。當半個歐洲用遠洋輪船、跨國鐵路載貨交易時，另外半個歐洲卻還停滯在羅馬帝國的思維，爭多瑙河的地盤，計較伊斯坦堡的港口貿易權。羅馬尼亞一加入協約國，它死敵保加利亞就加入同盟國，而重新獨立的希臘又因此加入協約國，還趁火打劫，要奪阿爾巴尼亞與黑山，如此混亂簡直沒完沒了。奧匈太子因貪求巴爾幹半島而喪命，可是他從未注意過，自己帝國人民識字率偏低，科技遠遜別人，連鐵路建設也與非洲殖民地相去無幾；就算奧匈帝國有辦法奪得威尼斯、雅典、伊斯坦堡，全球的經濟發展已經不局限在地中海了，未來要如何經營？

俄國更離譜。根據歷史分析，俄國軍力龐大，領兵的貴族階級卻各自為政，不願合作。俄國第一軍團總帥，與第二軍團總帥是世仇，結果與德國首度交鋒時，一軍總帥竟為了讓對方出洋相而故意不援助，導致二軍戰死三萬人，被俘九萬人，二軍總帥逃走途中自殺。不過等到一軍總帥面臨德軍，照樣沒人援助，因而折損了十二萬人，逃回莫斯科後一樣獲罪下獄，真是報應不爽。這種貴族爭名、各懷鬼胎的軍隊，自然打不過紀律嚴整、有過必究的德國軍隊。俄國還有一個嚴重癥結：自從拿破崙敗戰後，歐洲對俄國總是潛意識以為他們陸軍比法國還強，連俄國貴族將領們也開始夜郎自大，卻忘了拿破崙戰敗，有很大部分是因俄國的焦土政策。假若現在不用焦土政策，要與德國前線交戰，勝算有多少？很不幸，1914年開戰兩個月，沙皇政府已經實力見底了，接下來兩年更是日暮途窮。

見到俄國的狼狽相，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也想來撿現成便宜，與德國建交，從後偷襲俄國。可惜德國重創俄國，並不代表土耳其也有本事打得贏俄國；更糟的是英法俄協約，與俄國為敵，就等於讓英屬阿拉伯地區有理由進攻土耳其，連帶波斯地區也被英屬印度部隊併吞。土耳其本來就被別國譏笑為‘歐洲病夫’，這下子戰場上又多一個敗卒。

不過英法這邊同樣問題百出。英國至少還肯多花腦筋在戰事上，見到法德兩國採取壕溝戰，就開始研發坦克；見到毒氣殺傷力過強，就立刻製造防毒面具（後來德國見氯氣對英軍無效，又趕緊製造更毒的武器）；見到德國潛艇襲擊美國來的補給商船，也迅速派軍艦追擊潛艇，最後在阿根廷外海福克蘭群島殲滅德國潛艇部隊。法國卻沒有這種變通力，犧牲的人再多，將領也只會加緊向全國徵兵，連看到英國的防毒面具都不會跟進採用，還固執地以為有足夠的愛國熱忱就能戰勝。德國的空襲部隊轟炸巴黎時，法國根本只有躲藏的份，簡直貽笑大方。可是英國要打科技戰，短期內究竟難有成果，第一台坦克問世還要開戰兩年後。議會未必有這麼大的耐心，反而要責怪軍事大臣，把資金耗費在不切實際的研究，怎麼不乾脆派兵從南歐夾擊德國？

正如《鬼谷子》說：“佞言者，諂而干忠。”在眾議非難下，英國還是派兵到希臘。慘的是，這一仗天時地利人和都不對：冬末春初的愛琴海、土耳其的水雷防線、再加上與希臘海陸兩軍沒有配合，導致英國大敗。英國這群‘臨事無主張，事後諸葛亮’的政客，又抨擊指揮無能，連邱吉爾都必須辭職謝罪。土耳其則為此得意洋洋許久。

1917年是戰況最晦暗的時期。那年法國因為犧牲人數過多，引發全國反戰示威抗議，徵兵困難。俄國則是共產黨革命成功，因而退出戰局，等於東歐再無人敢挑戰德國，威廉二世更可以將兵力集中西線。到目前為止一直作壁上觀、舉棋不定的意大利，這時也慌了，深怕席捲東歐的德軍下一個要吞併自己，才趕快見風轉舵，加入協約國；然而它仍被德軍打得落花流水。整個歐洲似乎只剩英德兩國在比賽誰先攤牌認輸。奇怪的是，美國本來不想攪這趟渾水，連自己商船被擊沉都不敢吭聲；不知怎麼，英國情報局這年獲悉德國正慫恿墨西哥政府反美，因而全美國民眾大嘩，總統在1917年表態加入英法。這是官方解釋，實際上墨西哥在當年國際局勢中微不足道，就算與德國建交，也不見得能影響美國；何況壕溝戰目前以德國佔優勢，哪需要墨西哥加入？換言之，英國這情報，時間點太巧了；協約國已經要窮途末路，怎麼就突然出現生力軍，改寫戰局？

只是美軍1917年加入，卻一直到1918年才真的上陣。美國將軍剛到歐洲，立刻與法國將領們不合，原因是法國只想把美國部隊推上前線去做替死鬼，根本沒有所謂的戰略。為此，美國一直不願載運百萬大軍到歐陸，而是將他們留在美洲訓練；畢竟士兵新徵，武器裝備也不足，這麼青的部隊能有什麼用？西點軍校更蒐集資料，分析歐洲戰事，努力找出如何破解德軍的方法。戰爭，決不能像法國‘視死如歸’，德國也真如願以償地讓它血流成渠。要戰，就一定要贏。

價值觀的改變，加上英國的技術突破與美國的部隊訓練，終於打破了僵局。之前三年屍橫遍野的壕溝，不到36小時內就被美軍跨越了；之前觸目驚心的德國轟炸隊，現在一一成了英美戰鬥機飛行員立功授勳的籌碼。儘管如此，美軍損失也不小，統計約二十萬人，但這種損失比起英軍傷殘三百萬、法軍傷殘六百萬、德軍七百萬、奧匈帝國五百五十萬、土耳其四百萬、俄國逾八百萬，又顯得好太多了。諷刺的是，1918年11月9日德國也發生共黨革命，不到兩天佔領政府，普魯士帝國結束，取而代之的是魏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11月11日上午11時，德國新政府宣告休戰。

一場無緣無故發動的世界戰爭，打得無天無日、無了無休，最後竟又這樣無影無形地結束。

然而一次世界大戰再怎麼無意義，卻塑造了未來世界，甚至影響至今。因為戰爭，俄國共黨得勢，也從此教育栽培了二十世紀一批共產國家領導人物。因為戰爭，普魯士帝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俄羅斯帝國都消失了，帝國主義被罵為各國窮兵黷武的背後主謀，之後大家只設總統、總理。因為戰爭，大家變得更猜忌，從原先的世界貿易變成關稅重重，靠出口業的國家都面臨工業倒閉的危機。因為戰爭，德國被罰承擔三百三十億賠償費，結果使得中歐陷入經濟蕭條，一個曾經參戰過的潦倒畫家，竟走上政壇，成立德國納粹黨（Nazi）。戰爭解決了一堆問題，又製造了另一堆新問題。

1919年巴黎和會中，多國元首都說這是以戰止戰。他們成立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以求世界保持和平；殊不知大家仍是在重蹈百年前拿破崙之後的覆轍。

也許，人類期盼的並不多，只希望未來好好安全地活下去。這樣計劃，可以麼？

巨業：一本萬利？

今日談到‘帝國’這名詞，大家無不皺眉，有的甚至會激昂地謾罵外國的蠻橫作為。然而帝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連中國都曾是泱泱帝國，為何世界對這名詞如此反感？

其實許多人不滿的不是帝國，而是帝國主義。只要有皇帝就有帝國，但帝國主義卻與皇帝無關。一般歷史定論，帝國主義的崛起是從1870年代開始，歐洲列強瓜分非洲，又迫使中國門戶洞開（日本也有份）；英國當時已經佔領印度，還與俄國在波斯、中東等地展開‘大博弈’。當然，歐洲各國有國王，算是帝國，不過民主的美國，也在威爾遜總統時代指染墨西哥、中美洲，更在1898年把夏威夷劃為特別行政區。由於這發生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盛行後，自有人怪罪達爾文。

可是再廣義地看，十九世紀末出現的，不只是逐鹿天下的強國，也包括各行各業的大集團、大公司。有的是國營企業，包括許多國家的央行制度都始於此。有的是小公司急速擴展，比方德國西門子電子公司（Siemens）、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英國匯豐銀行（HSBC）、路透社（Reuters，新聞）、戴比爾斯鑽石公司(De Beers)、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雀巢（Nestlé，世界上最大食品製造商）、美國寶僑公司（Procter & Gamble，全球最大日用品公司之一）、花旗銀行（Citi）、輝瑞製藥（Pfizer）、杜邦(DuPont，今日世界第三大化工）、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曾為四大投資銀行之一）等等。有的是新興產業，包括貝爾電話公司（1877年，後來被AT&T合併）、愛迪生照明公司（1880年，今日通用電氣）、西屋電子公司（Westinghouse， 1886年）、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1886年，醫療用品）、可口可樂（1886年）、德國戴姆勒汽車公司（1890年，今日賓士公司的前身）、日本株式會社（1890年）、法國萊雅（L'Oréal，1909年，世界最大化妝品公司）等等。還有很多靠鐵路業與政治瓜葛大撈一筆，包括加州史丹福（Leland Stanford）、賓州梅隆（Andrew W. Mellon），至今姓名仍高掛大學匾額上。但最著名的，也最富甲一方的，莫過於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銀行大亨摩根（J. P. Morgan）這些人。

為什麼同時代會產生這麼多大國、大公司、大財團？有人認為這些公司是‘先天下之勞而勞’，所以才會‘先天下之富而富’。這種看法對於鼓勵產業很有幫助，卻未必屬實；商業史上有不少例子，最早開拓市場的人，很少成為最後的贏家。其他有人相信一個關鍵性因素、一個別人沒有的條件，就可以讓一家小公司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巨富，一個歐洲國家成為世界性帝國。曾有人做比方，華爾街就是最早利用電話傳遞投資情報、管理營運，才能在金融業如此亨通；英國就是因為有連續射擊的來福槍，才能在非洲如此佔優勢。這種誇大廣告，可信度很低；事實上，愛迪生並不是最早發明電燈的人，福特並不是最早發明汽車的人，萊特兄弟並不是最早發明飛機的人——他們固然是英才，但在廣闊的世界上有許多平行發展的地區，實不足奇。像槍械炸彈的進步，當代幾乎每個國家都採用，根本算不得是獨特的優勢條件；同樣地，電報電話的普及，也是大西洋兩岸每個公司都趕快引進的，難道大家發展都一樣好？

還有人覺得歐美各國科技經濟軍事上勝過他人，亞洲非洲只是利字當頭，不得不折腰；這觀念似乎純粹是為帝國主義圓場，因為破綻實在太多；中國被歐美列強蠶食鯨吞，人民日益排外，甚至導致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這已經不能硬稱是為利益低頭了。波蘭小說家Joseph Conrad寫《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899年）描述非洲剛果河運送象牙的景象，包括貿易站的惡劣情況、調度混亂、零件散落、無謂的操勞工作，鎖鏈下的黑人可能要工作到死，不服者處決，因而貿易站外全是土著頭顱；但白人也厭惡這裡的工作，效率低、怨言多，有的因離鄉太遠而另結新歡，有的發瘋，有的死於瘧疾。顯而易見，這樣的殖民地，對雙方都不是很值得的投資。除了執政者在地圖上耀武揚威，其餘人根本見不到絲毫利益。

那是什麼造就了這些時代巨業？《史記》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這話用來說人度量大，當然很對，用來做負面解釋，也無不可。真正暴富的行家，不論是政府特權、市場施壓、合法詐騙、投機取巧、偷梁換柱、籠絡靠山、收買官員、討好媒體、套交情拉關係、造謠打垮對手，只要有利的都不必拒絕。真正得勢的國家手段也一樣，不論是籠絡靠山、收買官員、殺一儆百、荼毒人民、金融外交、拉攏同盟、製造利己謊言、弄虛作假讓殖民地與自己同仇敵愾，凡是有用的計策都不必嫌棄。

古人云：‘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真是既矛盾又一針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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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與古代帝國最大的不同，在於管轄的人少，割據地的人也不能算是國民。中國漢朝人口六千萬，單是控制西域、鎮守北疆，就至少動用幾十萬人；畢竟匈奴人數三十萬，沒有相當武力抗衡，自己努力累積的成果都會遭殃。羅馬在凱撒時代人口五千萬，為了統治北非到多瑙河，也耗了幾十萬人；沒有這麼多人駐兵西亞、埃及、不列顛、日耳曼地區，羅馬本土始終無法心安。可是十九世紀的帝國，要控制世界未必要相等人數：清朝中國人口四億，真正在華洋人卻只有五萬，即使義和團‘扶清滅洋’所屠害的外國傳教士約兩百人，也不到遠渡來華的一成。印度當時人口將近三億，卻由不到八萬英國人掌管。非洲情況更嚴重，1900年人口大約1.2億人，卻到處由歐洲人購地置產，因此今天南非尚有8.7% 白人。然而來開墾的荷蘭、法國、德國移民，照樣對虎視眈眈的大英帝國存強烈反感，遂有後來的波爾戰爭（Boer Wars）。實際上英國移民到肯亞、坦尚尼亞、辛巴威的人也與政府官員軍士有摩擦，但他們比起當地黑人處境已經好太多了。十九世紀的種族歧視很嚴重，有部分也在於管理階層與當地人民，數量相差太懸殊，若不用階級分隔，根本無法掌控這些土地。

當然，大公司的營運也一樣操縱於少部分人手上；這在今日司空見慣，在十九世紀還很不尋常。1871年成立的摩根銀行，到1900年已經掌控了美國八千萬人的資產，自己銀行僱員卻僅是幾百人（就算到21世紀銀行職員仍只兩萬多）。身為投資銀行，它不必在各鄉鎮設分行運紙鈔，單是在華爾街交涉一筆生意，都比其他殷勤生意人撈的多。標準石油與美國鋼鐵算是有實質產品的公司，也只各有五萬多員工，其中九成以上還是低薪工人；然而它們真正獲利的方式並非生產石油鋼鐵，而是壟斷市場後減產漲價。那年代靠鐵路致富的，全是由政府給予特權，因此由加州運到東部的貨櫃，在每州州界都要被刁難改變火車節數，間接給鐵路老闆製造賺錢機會。

而特權，就要靠關係。美國鐵路四大家，史丹福曾任加州議員，要立法鞏固自己權益是易如反掌；不過其他人能爭取到太平洋鐵路建築權，肯定也與國會瓜葛菲淺。聯合太平洋鐵路(Union Pacific)至今是全美最大鐵路網，在十九世紀還曾爆發多次賄賂醜聞；反正官商勾結再嚴重，民眾對這現象還不是搖頭嘆息，一籌莫展？據說第一條橫貫鐵路竣工時，兩家大公司的老闆一齊到猶他州慶祝，還象徵性地打最後一樁鋼釘，結果兩個老闆連鐵鎚都不會拿，最後還得工頭自己敲釘了事。或許老闆的工作是公關，是廣告，是拉生意，但假若一個老闆只懂得陪法官州長喝香檳打高爾夫，卻對自己員工視而不見，下層民眾又怎能不討厭這些大老闆？

1870年代媒體給這些人冠上‘強盜爵士’(robber baron)這名詞，意思是他們搶大錢，過著紙醉金迷、不食煙火的貴族生活。用這詞自然有煽動群眾不滿的意圖，但再怎麼加油添醋，仍有幾分屬實。那時代工廠裡為養家加班的、受傷殘廢、操勞倒斃的大有人在。德國勞工與老闆對立得很嚴重，法國則是用懶散作為行動抗議，俄國甚至要拿伏特加酒慰勞員工才能達到預期業績，顯然這時代巨型公司多半不得人緣。為了減低人民反感，許多大老闆拼命捐錢興學做慈善（雖然慈善費一樣可扣稅），意思是他們也回饋社會，並非只取不給。這招轉移注意力的攻略倒很有效，縱算你‘不義而富且貴’，只要建球場、辦醫院、設圖書館、成立老人中心，多少能博得世人原諒。連福特汽車都大膽地把員工薪水加到每天五塊錢，說好聽是讓生產線人員買得起汽車；拆穿了，加薪的真相是為了防範員工流失，更為了讓社會媒體標榜自己是誠實道德的好公司。這一來就算家族裡有五人名列世界首富，也沒人覺得他們驕奢過分。

帝國之間套交情的手法雷同：英法兩國為了不讓別人漁翁得利，自己先結盟，英國佔領埃及到東非到南非，法國則割據北非與西非。俄國與法國同盟，則是為了左右包圍中歐的德國，如此自己要佔中亞、蒙古、滿州，才不致腹背受敵。德國與奧匈帝國聯盟，所以奧地利可以無後顧之憂地併吞巴爾幹半島，甚至一度控制黑海樞紐。然而德國會與奧地利聯手，也是為了搶奪非洲。鐵血將軍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還執政時，曾強烈反對德國參與世界爭奪賽，畢竟德國沒有海軍基礎；一旦他下台，其他人還是積極建立海軍，在非洲查德、喀麥隆、太平洋的新幾內亞、薩摩群島、中國山東青島劃分一席之地。比別人晚出手，是它吃虧的地方，因此佔領的土地價值不如人；不過晚出手，總比不出手來得有面子。但它既然要指染遠洋地帶，自然得與鄰國建交，免遭背後偷襲。日本則是精打細算，看時勢挑選邦交國，因此自己基礎還沒打穩，就先不打草驚蛇；等到俄國來到朝鮮半島，便藉機挑戰。日俄戰爭敵遠我近，實在大有勝算，勝利後更連滿州一齊沒收。後來它也看時勢佔領德國的山東地盤，英國的上海租界，還趁天下大亂時兼併印尼與中南半島。所有帝國主義者，大概屬它最高竿。

商人講究本小利大；帝國主義著重的，則是用最少的兵力，分到最大一杯羹。

儘管如此，這種靠關係、憑手段佔據天下的方法，仍少了古代帝國的重要條件：民心所向。古代帝國耗資用大軍壓境來懾服小國，讓他們自知不敵而投降；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沒興趣浪費人力物力財力，要填補這縫隙，方法有兩種：第一是洗腦；不論帝國或是公司財團，要龐大，就要用故事加深民眾的認同。前面已經提過大老闆自抬身份、博得好感的廣告。但比起這類公關，更有效的則是標榜‘大，才是好’。大銀行不會讓你的錢血本無歸；大公司可以創造更好的產品造福你；大集團是國家興盛的根基；為大企業辦事職位比較穩定。相同地，帝國廣大富庶，也會讓殖民地的中產階級‘與有榮焉’，甚至不惜本錢要把孩子送到‘母國’栽培鍍金。再添加一些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藝、高明的科技、精銳的部隊、繁榮的港都、富麗的城堡，那這帝國會如此成功也不足為奇吧！被洗腦的人恐怕不會反問：這些動聽的故事，與瓜分天下有什麼相干？明人不做暗事，要佔別人便宜，何必還裝一副道貌儼然的模樣？

第二種方法則是極端暴力，讓別人再怎麼憎恨也不敢抵抗。1900年八國聯軍佔據北京，德國其實是最後抵達中國的部隊；然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發布的命令，卻是八國中最惡毒的：“記住：不要同情，不要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殺，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德軍也的確‘不負所望’，連聯軍其他國家都覺得太可怕而批評譴責。不過德國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兇殘暴虐；別人見不到時，英國法國自己在非洲未必那麼紳士；俄國在中亞未必手軟；就算自詡為正義的美國，在中美洲也不懂得客氣。商場上更多的是無法無天的例子：大企業用銀行無限的資本打垮小公司，然後賤價收購；或是藉法庭靠山，阻礙新產業問世，若有對手就派無賴去惡搞誣衊；甚至以空殼公司送對手訂單，讓小型業者自己上吊。曾有人問銀行大亨摩根是否反對競爭，他回答：“我喜歡一點點競爭。”心理學家Robert Hare判斷，許多公司總裁與暴力罪犯或虐待狂，性格相去無幾。這絕非無稽之談。今日華人、印度人、阿拉伯富商，一樣財大氣粗，用巨資強行收購世界性公司，炒作五大洲房產，美其名替非洲小國鋪路築橋、發電淨水，背後仍是在竭力奪取別人的礦產資源。

世上領導者並非各個黑心，生意人並非全是奸商；然而十商九奸，做皇帝的大部分野心勃勃。可惜這種不擇手段的‘捷徑’，短時間可以成名獲利，久了卻要玩火自焚。《史記》也補充一句：“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十九世紀的國際強權、企業壟斷，到了二十世紀初全出了問題：工會罷工抗爭頻頻；文人出書敘述工廠如屠場；華爾街摩根銀行入口被人放炸彈，死傷百餘；俄國罷黜沙皇的聲浪與日俱增；英國面臨愛爾蘭暴動；德國則出現馬克思（Karl Marx）的共產主義。不過內部危機還比不上外界改變：大公司被金融業靠山拋棄，大老闆遭國會議員背叛；美國政府擔心民調，開始對鐵路業、食品業增加法案管制，又強迫標準石油拆散，重罰鋼鐵業的共謀、電話公司的限價、保險業的圍標、新聞業的聯合抵制。之前的高爾夫同伴，現在竟連電話都不接。而列強之間你爭我奪，唯利是圖，更讓全世界的緊張關係急速惡化，隨時一觸即發。終於有一天，奧匈帝國的太子在南斯拉夫遭槍殺；所有利害休戚相關的諸國，頓時全投入火海。

一次世界大戰開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