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規矩進了會堂，站起來要念聖經。有人把先知以賽亞的書交給他，他就打開，找到一處寫著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穌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眾人都稱讚他，並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路加福音四章16-22節》

現代人對這段記載大概沒什麼感覺，畢竟大家都受過教育，讀幾個字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好吧，古代識字率低，但一個鄉村總也有一兩個看得懂聖經的人，不是麼？其實這倒未必有想像的簡單。歐洲中世紀普遍識字率也不高，但是主日崇拜還是要讀經，聖經又是拉丁文寫的，所以假若村裡的教堂有人造訪，牧師可能會先詢問訪客，是否能讀拉丁文，可否幫忙念一段經文。畢竟一般教堂只有一點殘缺的新約聖經，而牧師能看得懂的也只有少部分，剩下不懂的胡亂念一下，或者把自己背得滾瓜爛熟的段落背誦一遍，反正沒人懂拉丁文，儀式做個樣子就夠了。

耶穌當時狀況和這種有點類似，唯一差別是，雖然猶太地區共通用亞蘭文，以前的希伯來文大家還是聽得懂，只是看得懂的人比起希臘文或拉丁文又更少了。既然別人請他念，耶穌也不推辭；可是他直接翻開不常翻閱的經節，也沒怎麼吃力就讀了出來，這行動就算是普通管理會堂的人恐怕都難以辦到。大家原先並沒有寄望這週聚會有什麼特別，聽到這段聖經卻愣了，然後稱讚他，有一部分或許是因為他所讀的內容，但其實更多是出於這種能‘觀讀’的人實在不多，一個木匠的孩子居然有這種讀書水準，我們以前怎麼從來不知道？

哦，再加一個細節：當時的希伯來文還沒有標點符號，甚至一個字一個字之間都沒有空隙。對沒受過教育的人來說，這要怎麼認？

看看下面這張圖，左邊是希伯來文，中間是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右邊是拉丁文武加大譯本的同一段經節，這是做考古文獻的人從原版拷貝，並排對照的。可是右邊拉丁文版每個字之間還有空隙，句子停頓處還加一點（後來的句號偏下，早期的句號卻在文字正中間），希臘文版的就沒有，左邊的希伯來文更沒有（那些兩點三點的符號都是發音，而不是標點）。

這種寫法在中文或許不是大問題，畢竟中文每個字獨立，不太需要分割。可是印歐語系用的都是字母，一個字到哪裡結束，並不好認。用前面引到的以賽亞書，英文NIV版本為例，下面哪一種寫法方便讀？

THESPIRITOFTHELORDISONMEBECAUSEHEHASANOINTEDMETOPROCLAIMGOODNEWSTOTHEPOOR

The Spirit of the Lord is on me,
    because he has anointed me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

就算第一種也可以讀懂，讀得卻要慢很多，畢竟單字分割錯了，恐怕連讀音都會出問題，意思更容易混淆。做希伯來文考古的人，往往要把原本文獻重抄在乾淨的紙上，再逐一分辨每個字斷在哪裡；紙上留的空白代表文獻破損的部分，而不是單字語句的停頓。有時因為翻譯有誤，後代還要猜測原文的意思究竟是‘五千人’還是‘五頭牛’。

既然現代人書看得多，尚且不易分析，耶穌那時代要隨便拿起舊約聖經來讀，還第一次就讀通，更是高難度了。有學識的人並不認為這種寫法是文化的缺陷，反而藉機輕視嘲笑讀不懂的平民。中國沒出現標點符號以前，也有類似的狀況。晉朝何休的《春秋公羊注疏序》記敘：“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其可閔笑也,不可勝記也。”顯然文人相輕，上流士子往往以譏諷讀錯句子的人為樂，好鞏固自尊心，樹立自己高人一等的形象。

很奇怪的是，添加空白的句法，希臘早在西元前五世紀就有了，可是這僅限於民間使用，比方經商、記賬等等。話劇劇本也會用空白和標點，甚至大小寫字體，來指示演員聲音語調如何表達。其他標點符號也早就問世，包括逗號、冒號、句號，雖然起先只用在劇本語詞的停頓、呼吸換氣，卻讓讀的人一目了然，不至於讀得結結巴巴。（注：現代的問號和驚嘆號是十二世紀後才發明的，但不代表以前不存在同樣用途的記號。）

然而上流社會幾乎對這種‘發明’不屑一顧。到西元前四世紀，埃及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館館長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面對整個書庫難以閱讀的文獻感到厭煩了，也大力提倡每個單字之間添加空白，每個句子添加逗號句號。可惜大學者的號召並沒有得到社會的普遍響應，反而是政客、律師、名流強調，要培養演說家的天賦，就不能讓書籍太容易讀。底下的知識階層也跟著附庸風雅，不顧原則只顧套關係，結果可以造福人類的改變居然胎死腹中。

曾有人調侃說：“見面不說實話的是做生意的，彼此看不起的是搞藝術的，相互吹捧的是當官的。”溢美之詞過於氾濫，無原則的歌功頌德比比皆是，而批評話卻是少之又少。

離譜的是，這種‘零空白’的典籍居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藝術（拉丁文稱Scriptio continua，見下圖），甚至到中世紀還有希臘文拉丁文沿用這種寫法。原本第二世紀的拉丁文典籍還有用點來分隔單字，到第四世紀居然也又消失了，換成書寫工整美觀卻讀不順暢的篇幅。

中世紀文獻是由神父們傳抄，往往把字體寫得很美觀，甚至開頭的大寫還繪畫得非常藝術，可是章節中的錯字也不斷抄錯下去，甚至寫得不知所云。用中文來做比方，草書書法藝術價值固然很高，但假若整個社會都用草書狂野寫作經史子集百家雜學，天下有多少人能看得懂，又有多少人能發現筆誤？

猶太人比起很多民族重視教育，識字率已經高很多，但為什麼他們會長時間重視‘口述傳承’，甚至強迫孩子從小把摩西五經倒背如流，有一部分也是因為文字沒有標點符號，實在很難唸。結果雖然訓練記憶，一代代下來卻也導致大家只重視摩西五經的權威，缺乏其他文獻流傳。要不是被擄到巴比倫才開始整理其他舊約經典，恐怕連剩下的文化都背不出來了。然而整理完舊約聖經，大家還是繼續只重視這些經典的背誦，結果宗教用希伯來文，平時講亞蘭文，開始出現文化脫節。再到希臘羅馬時代，要不是先有七十士譯本，後有基督教問世，使徒保羅開始用希臘文闡明教義，其他宗教界仍然固守希伯來文的死背傳統。猶太人滅國後，許多以色列人在歐洲、埃及、中東設立學院，用的已經是當地文字語言，儘管拉比還是強調希伯來文傳承的重要性，它卻早已出現斷層。近代歐美許多猶太人，還是只會背少部分摩西五經，平日生活僅用英文德文波蘭文。（俄國的猶太人用的是意第緒語言Yiddish，基本上是混合亞蘭話、斯拉夫語系、條頓語系、和羅曼語系，卻用希伯來字母書寫的一種奇怪產物。至少它已經採用空白和標點符號，不再是以往難唸的經，用起來也沒有以前希伯來文困難。）今日猶太人復國後大力推行使用希伯來文，但這幾乎是不到一世紀的現象，主要還是聯合國在全世界標榜所有民族各有特長，不能斷送文化。當然，新的希伯來文也有了空白和標點；這種‘白話文運動’在全世界已經是時勢所趨。

拉丁文也一樣。羅馬時代強調的‘零空白’文體，到西羅馬帝國滅亡後已經沒有吸引力了。六世紀的基督教徒又重新拾起前代的單字空白和標點符號，只是他們不敢用在拉丁文上，而是開始把法蘭克民族、日耳曼民族、哥德民族的語言寫成通俗可讀的東西。這對於蠻族願意接受基督教有很直接的影響：畢竟再怎麼野蠻的酋長，也希望有人能將自己名列青史，更希望是可以粗略看得懂的字，免得自己不識一丁，被神父亂寫還沾沾自喜。長時間下來，歐洲的蠻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民間廣用之後，拉丁文當然也斷層了，除了宗教人士和官方文獻，有誰願意讀？等到十世紀以後天主教內憂外患，影響力大減，才願意在拉丁文中加入空白和標點；但這時候歐洲世界已經不需要拉丁文了。

許多發明來自民間，知識分子卻棄若蔽席，甚或自詡為文化傳承人，假若不是自己人發明的東西，就視為下賤低俗，極力排擠刪除。《論語·里仁》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人因為鄙視窮人，也不願被人看輕，所以把差的穿著飲食當作恥辱，連帶把普通人用的都視為不堪入目的文化。這是人類天性，不值得奇怪。可是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普通人的文化的確有很多鄙俗下流的成分，但是金子的總會發光，時間的篩選總會把值得的留下，倒也不需要‘文化警察’來全面否定。

更正確來說，知識分子的文化總是落後半步。當讀書人還在寫長篇漢賦時，民間已經流行五言七言詩了；當讀書人還在講究平仄對仗工整時，民間已經在唱菩薩蠻、相見歡；當讀書人還在自賞風花雪月時，民間已經在聽章回小說了。現代企管學行銷的，幾乎都強調要努力抓住群眾的喜好來廣告，不要自己覺得好的就一廂情願地推銷；無論新聞媒體音樂藝術，失民心則失天下，天下失則生計失。歐洲宮廷的假髮被廣用的洗髮精淘汰了，京劇戲曲被連續劇塵封了，耗資昂貴的大型歌劇被便宜好創的流行歌掩埋了，現代餐廳已經不用稀奇珍饈為招牌，連活跳海鮮水箱都被急速冷凍冰箱取代了。創造，固然需要皇室或大型財團的贊助，但文化的改變似乎都是從價格開始，而最重視物有所值的一定是薪水階層的平民，而不是搞文化交流會的知識分子。

也因此每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要感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古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就發悶騷地說：“我們不如先祖，而我們子孫又比我們腐敗。”這種話從一個躋身權貴的宮廷文人出口，實在有點無病呻吟的味道，偏偏皇帝奧古斯都(Augustus)對他推崇之至。對知識分子而言，我不認同的文化改變就是社會的腐朽、文明的變質，小老百姓接觸的文化沒我多，自然也沒資格提出文化貢獻。換言之，我才有捍衛文化精神、推動文化進步的使命，我才是文明的主人。這種心態在政治宗教界也很普遍，而且知識分子僅僅彼此詬病，越是自封為正統的政客教宗，越會演出‘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人’的黨派大清洗、宗教逼迫等事件。

耶穌面對當時猶太人的逼迫，曾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的。”套用耶穌的話，文化是為人創的；人不是為文化造的。

『神成就了何等的事啊！』

1844年五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為了示範一項新科技，在臨時搭建的臺座打出了舊約民數記中一句話的21個字: "what hath god wrought!"（神成就了何等的事啊！）大約一秒之後，40英哩外的巴爾的摩收到了訊息，並記錄在紙條上。從那時開始，整個世界徹底改變了。

電報其實早在1837年就被發明了，但它的問世，可說是劃時代的改變。儘管這時代距離我們太遙遠，我們熟悉的許多東西卻都在十九世紀誕生，人類文明比起之前簡直日新月異。當然，這時代並不是美國領先，畢竟科技發展不能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而十九世紀初的美國，其實連工業都剛起步而已。那時的紐約紡織廠還在做英國的廉價代工，和後來中國紡織商做歐美代工差不多。相比之下，歐洲已經有科技基礎和人才的國家，科技問世自然比較多：意大利有1800年的電池，德國有1804年的嗎啡麻醉止痛藥，英國有1814年的蒸汽火車，法國有1829的縫紉機，比較晚的比如奧地利1846年出現消毒藥水，瑞典1867年出現炸藥，科技發展上大概與美國差不多。十九世紀上半美國改良過其他國家發明的東西，卻還沒有獨創性；但自從發明電報以後，居然有一連串科技都出自這個工業還在逐漸上軌道的國家：電梯是1852年發明，加特林機關槍1861年，打字機1867年，電話1876年，電燈1879年，照相機1888年。昔日的便宜勞工已經逐步進化為敢於嘗試的創業家。

美國歷史通常稱十九世紀上半為‘傑克森時代’，但傑克森總統本人除了反對建立央行，強制喬遷印第安人造成許多瘟疫死亡，還有大力把佛羅里達州併入美國之外，似乎沒有任何工商教育方面建樹的政績（注：今日佛羅里達最大城市Jacksonville就是以傑克森命名，二十塊錢美金鈔票上也印著他的肖像）。傑克森時代其實是一種美國人破而後立的精神，若要定義這個新世界幾百萬人，可以說大家分散各地，在每個家庭小工廠中不斷搞出新奇的產物。每天幾乎都有奇怪的東西上市：補衣服的工具、保護帽子的材料、改善房屋暖爐的設備、新廚具、新洗潔用品。比起傑克森而言，電報的發明者摩斯(Samuel Morse)應該更具代表性，畢竟電報成了整個十九世紀最突破、最革命、最劃時代的發明，連鐵路都沒有它影響力大。

怎麼說？鐵路的好處，凡是參觀的人都看得出來；電報的影響，卻不是第一眼就知道的。

通訊的需求自古就有，但旗幟鐘樓的有效範圍太低，而烽火狼煙的報訊用途不廣，因為費用昂貴，內容有限，又不能有其他通訊同步進行。寫信、印刷和報紙的傳訊當然不限內容，可是速度終歸受限於馬車輪船鐵路的運輸，再快再貴的交通也無法把一份訊息一天之內從紐約傳到首府。然而電報卻做到了‘天涯若比鄰’的奇蹟。而一旦市場需求增加，纜線延伸到新地區，電報站林立之後又會相互競爭降低費用，而許多發明家還會創造更先進的產品——後來的貝爾的電話問世，就以‘有聲電報’開始廣告；再後來馬可尼發明無線電電報，從此通訊普及戰場、輪船、高山沙漠蠻瘴之地、最後幾乎家家戶戶都用收音機。

當然，十九世紀掌握通訊的政府官僚主要是郵局。美國一開國就有聯邦法律承諾信件傳遞，連再小的村莊都會設置郵局，所以那時郵局聘人比其他政府機關加起來還多，郵局在政府的權勢也最大。假若當時有政府工會，大概總統議員們都要盡力去討好郵局。而1830年代美國已經有許多人提倡解放奴隸，還組織社群大力投書美國南方，有的挑釁地主與黑奴間的關係，有的申訴人類生而自由的道德理念。信寄多了，平均郵費也變便宜了，飛向南部的宣傳單幾乎多如候鳥，南部社會無疑面臨改革的壓力。為了這問題，有很多南方人強行掃蕩郵局信件，集中焚燒，甚至南方的議員們要求郵局監控郵件，杜絕任何會引發社會動亂的文件。說穿了就是想把郵局當自己的槍來使喚。1835年南卡羅萊納州有暴徒闖進最大郵局焚燒解放郵件，當時的聯邦郵政總長居然不聞不問，傑克森總統算是默認可以不公平對待信件。那年國會通過了最可恥的‘閉嘴規則’，也讓北部議員們不能為解放組織的人說情。這等於是要全面扼殺解放黑奴的社會運動。解放組織可不願意就此認輸；他們自己創設了一家新的郵遞公司，短時間內甚至經營得有聲有色，然而最後還是被政府強制關閉。

不過這段期間因為郵政競爭，郵費幾乎和英國一樣便宜。英國當時人口比美國多，又不像美國地廣人稀，傳送郵件的成本自然比較低；美國居然也達到英國的一封信兩分錢的郵費，簡直是賠錢都要送件的競爭市場了。也因為這樣，報紙和雜誌的通行量大幅增加，本來無法訂閱周刊的人，現在也能享受。從1832年到1836年，單單是紐約市的每日報紙流通量就由一萬八千份狂飆到六萬份，甚至遠自芝加哥、亞特蘭大的早報，也能隔幾天後出現在紐約書店。英國人喜歡讀書，美國人卻喜歡讀報紙，甚至是那時全世界報紙讀最多的人。儘管大部分這些‘一分幣’報紙流通量不超過四千份，它們所造就的新聞市場卻導致大都會小鄉鎮，事無鉅細，皆有刊登。

而這市場也改變了以往的報社。最早的報紙要麼是中央政府補貼，要麼是靠大量廣告賣錢。但全世界的資訊傳遞量增加後，新聞業立刻變成炙手可熱的競爭市場。美國報業有句話說：“會流血就會領先銷量。”傑克森時代其實是除了美國南北戰爭以外，最動亂的時期，單是1830到1850年就有一千兩百起民眾暴動事件，肇事原因大小不一。1831年維吉尼亞有個黑奴自稱神啟示他打倒白人地主，共殺了六十多人，最後他與一百多信徒皆被處死。1837年紐約工人因為薪資太低，飢餓到集體暴動去搶商店的麵粉，為時僅一天，卻讓紐約市所有商家人心惶惶，市政府急徵兩百個警察。當年的紐約凡人報，除了各種商品、店鋪新開張、吉屋出租、徵人廣告，還有德州與墨西哥遠在天邊的戰爭之外，人民最關心的還是身邊有什麼大小瑣事發生；凡有火災、搶劫、兇殺、暴動等重大事件，那幾天的報紙一定全國暢銷。（注：德州1836年從墨西哥獨立，但墨西哥不承認，雙方不停開火到1946年，最後德州加入美國聯邦。）

當然也有一些團體不為金錢做出版活動。十九世紀美國出現的宗教團體特別多，其中怪力亂神、走火入魔、後來被指為異端排擠的也不少（1849年居然有個教派把電報當神來膜拜，實在匪夷所思）。比方摩門教今日無人不知，但當年類似的教派簡直浩如煙海，大多數都會擇地建村發展。不管有沒有被打壓，宗教團體多半不希望被世俗的報紙污染，所以自己出版報紙是常有的事。

然而真正的改變還未到來。1843年美國國會正在考慮摩斯的提議，最後撥款三萬美金（換算將近是2019年的一百萬美金），試建一個電磁波傳訊站。摩斯本人並不是科技出身，他之前教過藝術，也曾是失敗的畫家；不過他最早設計的電碼，居然到二十一世紀還廣為人知，應用數學和電子學的信息理論都會提到摩斯電碼，倒也證明他並非泛泛之輩。

1843年設的第一條電報線，很可惜失敗了，因為電線埋在地下，絕緣效果太差（最早的塑膠1862年才發明，而電線常用的PVC塑膠還要到1872年問世）。摩斯與他的合夥人不死心，第二次是用木樁電線桿架設電報線，這次還沒建完，國會就等不及要實驗。於是在摩斯完成實驗後，巴爾的摩立刻傳回當天報紙大標題：某某人榮獲政黨提名成為總統參選人。一小時十五分鐘後巴爾的摩的報紙也經由馬車送到首府，標題和內容竟與電報一字不差。這實驗結果雖然令人驚嘆，但大家更看好的是：連還沒完工的電報線都這麼厲害，哪個城市不想趕快動手建傳訊站？幾週內立刻有大量投資客湧入巴爾的摩，要觀摩學習、簽約合作。或許市長也有心誇耀‘政績’，還刻意讓旗下的報紙，將電報的技術詳細公佈，包括如何用變流設備驅動紙條記錄，如何解碼等等。很快市面上也出現小冊，教人如何選擇新的電碼，免得紐約到費城的商業訊息全被競爭對手讀了，還可以每天挑不同的電碼使用，甚至每十個字就換碼，保證安全可靠。

儘管如此，誰設電報，誰就擁有開放訊息大門的鑰匙，亦即大權在握，所以很多報紙還是呼籲電報科技應該由國家管制，以免造成社會混亂、國家動盪。巴爾的摩的愛國者報說，政府有‘孕育新科技的使命’，紐約的傳令報說，政府應該全額贊助摩斯電報的全國建設，背後意思其實就是認為政府應該掌管所有電報傳遞。國會本身也持同樣態度，希望電報建設可以讓中央集權更堅固。但是大家表面上都說是為了商業利益、政府有效率、促進州與州之間的合作等等。

不過反對的聲音也不小；尤其很多北方人對郵政的‘獨裁’親身體驗過，也因此他們警告，這麼重要的科技假若被有權有勢的人壟斷，等於是掌控資訊流通，間接主宰民眾。摩斯還在建第一條電報線時，輿論就已經紛紛謠傳紐約賄賂政府，最先得到批准，在秘密建電報線連通費城，讓最富有的人提前股票交易。費城的羚羊報更大肆責備，證券交易不是應該公開買賣麼？倘若只有大戶有秘密保障，電報不就是助紂為虐了？這並不是捕風捉影；最早的電報1837年發明，而紐約和費城之間確實1840年就有人投資建設實驗站，這甚至稱不上是新聞，只是尚未成功，輿論譴責也不熱烈。現在真的有電報成功了，大家豈會坐視不管？當然，已經出生的科技不能裝回蛋殼裡，那只有讓大家都有權利自己建設電報才公平了。

面對這些‘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的憤怒，傑克森總統畢竟要讓步。只是新科技的發展，根本不是當時傑克森總統預料得到的。或者說，就算他預料得到，也無力阻攔。

當然，對南部黑奴州而言，假若電報可以私營，就會打破之前郵政焚燒解放郵件的監控，而原本在聯邦政府話語權最大的郵局，也突然失勢了。既然南方不能叫聯邦政府幫自己的忙，那只能自己更變本加厲地立法限制州內的學術界、社交生活、地主們的活動，以求保障奴隸制度。南部世家甚至集結盟友，讓南方幾州的電報全部州立；沒有州政府許可，連電線都不准私牽。那時紐奧良的共和報甚至危言聳聽地說，假若州政府不管制電報，紐約的大企業一定會壟斷市場，然後對電報收高價，謔詐南方老百姓的血汗錢。他們打著‘禁止壟斷’的口號，做的卻完全是壟斷的行為；一方面說政府才能做到絕對公平，不受金融公司轄制，一方面卻讓自己人靠關係靠紅包發牌照，無形中壓制中小企業的成長，使南方經濟競爭遠不如北方，連帶南方的貨品都比北方昂貴。

可是限制得越多，民眾也越反感。物價差距本來就是小老百姓最敏感的事，其他比如新聞傳播速度別人慢，凡事全靠馬車鐵路傳遞，不合乎標準的報紙全被列為違禁品（標準當然是南方政客的狗腿們定的），也使大批知識份子不滿。一般人沒錢上大學，所以當時學院都是教貴冑子弟；南方一旦開始針對學術界，許多有能力的地主嘴上不說，卻開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方就學，這也導致北方出現許多名校。雖然‘常春藤’之名要到1930年代才有，但這些傳統的宗教學校卻在十九世紀初突變為一流大學，與南部壓制學術不無關係。此消彼長，時間久了可以不受影響麼？

很諷刺地，支持黑奴制度的南方人想要保有白人至上的體系，最後卻連白人的言論自由、經濟自由、政治自由、集會自由等等全都拋棄了。

其實假若當時傑克森總統立刻強制電報國有，很可能美國的科技時代不會那麼快來臨，甚至黑奴時代會延續更久。只是國會討論了老半天，卻也說不出電報對國家有什麼實質利益，非要投資國營不可，所以最後還是放任民營。

當時還有另一個社會變動，大約是1830年代紐約年輕人發起的，包括哈德遜畫派名家科爾、杜蘭、詩人懷特曼、《紅字》作者霍桑、《白鯨記》作者梅維爾，還有不少報社編輯人物都名列其中。他們算是民主黨的分支，卻又因為偏激主張工人權利、廢除奴隸、郵政民營，而與民主黨劃清界限，甚至幾次聚眾挑戰民主黨紐約總部。身為年輕人，他們對國家社會仍抱有浪漫與熱忱，也相信自由至上的信條，結果過度天真地相信政客的謊言。而身為年輕人，他們也最懂得利用新科技，所以電報一問世，幾乎同時有無數年輕人用電報發揮文采，支持某某政客，鼓吹美好的未來，抨擊迂腐的思想。這幾乎與二十世紀中國的報社影響輿論，今日年輕人利用臉書、推特左右政見沒兩樣。

問題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1844年懷特曼與當時幾千年輕人，幾乎是親手把美國第十一任總統波爾克推上寶座，結果總統一上台就拋棄年輕人，轉而討好保守派，甚至不惜為南方地主發兵打墨西哥。懷特曼等人全傻了，他們想再次利用電報和輿論的力量打壓總統，但是很快地一個個被報社解僱。新聞業者這時也學到經營的新花招，就是不斷尋找未經世事、滿腹理想的年輕人，繼續為後來的墨西哥戰爭、南北戰爭做傳銷。更重要的是，既然有電報，就不需要有那麼多獨立報社；幾年之內報紙業被大戶併吞，一小群‘名筆’就可以譁眾取寵，主宰政壇社論。表面上他們是如魚得水地抒發自己的激昂政見，背地裡他們根本只能揣測報社主辦人的意思去寫，一旦寫的不合格恐怕就會被封殺；高知名度的工作，代價卻是沒有工作保障，這也是一種悲哀。

相反地，那時也有學者消極地預測，一旦整個橫跨美國的報社成為主辦人的‘一言堂’，社會固然思想和諧了，卻也變得單調了。新的年輕筆者不斷地頌揚電報的偉大，甚至相信有朝一日美國和英國文化會融成一體，世界再也不會有文化代溝。事實與他們的預期恰好相反；1860年林肯獲選總統，接下來四年南北戰爭，正代表世界之大，各個地區很難同化。新科技的問世，或許會改善許多民生不便，或許會將潛伏的問題抬出水面，但科技本身並不會改變人的本質，就如電報並不能讓天下人想法一致。正確地說，大家為了不希望與別人雷同，反而努力標榜自己的特色，每個地方更積極發展自己的賣點。學術界更是沒有新發展就不值得出版，沒有新想法就不值得招聘。雖然標新立異不一定好，但是一萬個點子裡總會有幾個值得的。這是人所追求的自由，連政府、報社、金融、科技都無法控制。

或許也可以說，傑克森時代最大的缺點，就是認為獨立革命時代所追求的‘人生而自由’已經不需要了，政府可以更妥善地為大家決定安排最完善的社會。結果聯邦寧可焚燒郵件，州政府寧可限制電報，新聞業寧可對民眾洗腦，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無知。一個嚮往地方獨立自治的年輕共和國，差點淪落為典型的‘興衰敗亡’史。要不是南北內戰迫使思想撞擊，讓固執的人去接受不同理念的人存在，說不定美國早就重蹈歐洲許多帝國的後塵。

今日電報已經被更新的科技取代了，但是大家對社交網站是否影響整個社會，依然有些質疑，有些謹慎，有些恐懼。世界不斷改變，南方的棉花田沒有了黑奴，橫貫鐵路連通了舊金山，兩次大戰來了又走了，經濟瘋狂了又蕭條了，收音機被電視取代，電視又被網路佔走影響力，電話更演變成‘一機在手，天下我有’的日用品。但是不論如何改變，人類未來還是必然經歷社會動盪，必然有墨守成規的人怕自己的世界會毀滅，因而想扼殺科技掌控社會，而最後世界也必然沿著新路線存活下去。

人世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唐·孟浩然

連教皇都無法壟斷的市場

(圖：荷蘭的羊毛紡織業，1595年繪）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 ——《韓非子》

先看看我們身上穿的衣服。顏色對現代紡織技術根本不困難，所以我們大概無法想像紫色衣服會特別昂貴。其實在自然界中紫色顏料並不罕見，只不過植物的花青素會氧化失色，能維持長久不變色的礦石，許多都對人體有害。陶瓷的藍紫色釉藥，主要成分是石英、氧化鋁；這些在春秋時代還沒有大量開採的技術。西方古代用的藍色是矽酸鈣銅，又稱埃及藍；紫色是一種骨螺貝殼做的染料，又稱推羅紫；兩者顧名思義就是埃及和腓尼基人獨占的市場。所以為什麼紫色衣服會成為奢侈品，甚至威脅經濟？材料珍稀，市場自然就容易壟斷。

不過染料只是一小部分，紡織還牽扯一種重要材料：礬石（或寫為矾石）。礬石是硫酸鋁鉀鹽，常見的明礬就是礬石的一種。現代需求主要是煉鋁（英文的鋁Aluminum就是由礬石Alum而來）、淨水、除臭、止血、皮革加工等。但在古代礬石最重要的用途卻是紡織，是讓染料與布料纖維‘咬合’的必須成分，不然一件衣服洗一次顏色就‘紅塵逝水’，還有人要買麼？

問題是，礬石礦幾乎都出自火山沉積地區，產地有限。中國最大的產地是浙江溫州一帶，佔全中國儲量80%，也難怪江南絲綢業自古興盛，畢竟近水樓台先得月。至於西方，意大利維蘇威火山是今日最大產區之一，但很奇怪，一直到歐洲中世紀都還沒有人知道它的存在。那時最大的礬石產地卻是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高原。

當然，可以用作咬合劑的並非只有礬石，可是對於毛料大部分效果都不好，偏偏歐洲氣候不適合棉花種植，連亞麻都只有希臘和東歐能生產，所以有很長的歷史歐洲幾乎全靠羊毛紡織。這就使得礬石的經濟價值更穩若泰山。十五世紀意大利有冶金學家曾寫：“礬石對毛料業，猶如麵包對人類一般重要。”

這句話雖然就事論事，但背後也隱藏了一份無奈。因為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佔領，東羅馬帝國滅亡，不只是對歐洲宗教蒙羞、軍事上倍增威脅，更重要的是土耳其的原材料更難獲得。當時礬石礦從土耳其礦坑中挖出來，會直接窯燒，然後重複加水，直到變成濃稠液狀，可以去除雜質，重新結晶成為可外銷的礬石。作為貿易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商人對提純的礬石有相當的要求，但他們終歸有辦法確保品質，不會轉售糟粕給業者，而紡織業也能順利每年購買礬石，不至於承受材料價波動而倒閉。但是東羅馬帝國滅亡後，原本進貨渠道一下子斷了，市面上礬石頓時售罄。土耳其霸占市場，自然大幅漲價，還連年調價；買了等於間接作為土耳其軍事侵略的資金，不買的話自己又要喝西北風。

就在這段時間，一個叫卡斯特羅（Giovanni de Castro）的意大利人在羅馬附近的托法山脈發現一些白色礦物。或許是意外發現，或許他對火山地質已有相當的知識，但不可否認的是，卡斯特羅家族的人脈夠嗆——他自己的義父就是當時教皇庇護二世(Pius II)。卡斯特羅發現這些白色礦物後，很快就找人鑑定，然後火速寫信給自己的教皇義父說：“我今天獻給您一個可以碾壓土耳其的勝利。他們的礬石每年從基督徒手中奪走三十萬金幣，而我已經在羅馬附近七座山上發現足夠七個世界用的礬石產量。一旦開採，您可以提供全歐洲的需求，更可以把礦石的獲利從土耳其人手裡搶回來，成為我們戰爭的動力。”

托法山脈的礬石發現，幾乎奇蹟似地救了天主教一命。它的品質不但比土耳其的礦石高，提煉的雜質少，更重要的是這附近完全是教皇的天下，不需要低聲下氣地巴結什麼國王貴族世家，可以全權開採冶煉外銷。庇護二世立刻批准，然後大刀闊斧地把所有礬石的獲利都轉為對土耳其的聖戰經費。稱它是聖戰經費，意思就是不准歐洲再買土耳其的礬石，否則就是資敵叛教。這是天主教對礬石市場壟斷掌控的第一步。

短期內教廷嚐到高價礬石的甜頭，就開始千方百計要壟斷市場，接下來便是公然用教會名義來幫自己賺錢，還要擺一副道貌儼然的假象。這種‘當婊子立牌坊’的行徑實在讓人詬病，不過天主教勢力不小，礬石又掌控在他手中，誰敢說話？

只是這並非絕對掌控。雖然明面上大家不敢買土耳其礬石，黑市上照樣會交易。1464年教皇庇護二世病逝，保羅二世(Paul II)繼任為教皇。他上任後立刻頒布，任何被發現走私土耳其礬石的，會從教會除名，財產充公。那時礬石市場最大的中間商是佛羅倫斯共和國的美第奇銀行，分行遍布全歐洲，背後還是歐洲首富的美第奇家族。教皇的這政策，倒有點打壓美第奇家族的味道，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但是政策一旦實施起來，美第奇銀行不得不抬價，靠近羅馬的紡織廠還能去送禮官說，殺價商量，意大利以外的紡織業可就難熬了。尤其英國和弗蘭德斯(今日比利時北部)當時的紡織工業已經發展到相當的規模，競爭多到薄利多銷，怎麼可能花錢買昂貴的礬石？所以業者就算背負除名抄家的危險，也仍然繼續向土耳其購買礬石。

教皇眼看硬手段無效，又採取軟式外交。保羅二世差人到英國和弗蘭德斯地區，與兩地國王談判，願意承諾礬石的利潤與國王分贓，只要拒買非教廷出品的礬石，並交出犯人給教廷查懲就行。英國的愛德華四世(Edward IV)根本不甩教皇的這點利誘。紡織業一直是英國國庫的命脈，業者也一直都憎惡教皇的勢力，大老遠伸到英國土地上。愛德華可沒笨到要出賣國家產業，遭人民唾棄。

倒是弗蘭德斯的查理公爵（又稱大膽查理，Karel de Stoute）比較好講話，當即同意教皇的分紅條件，查禁所有經過意大利和西班牙其他貿易商進口的土耳其礬石。可是一開始查禁，弗蘭德斯的紡織業大怒，認為公爵串通外人對付本地產業，還在省城焚燒羊毛，鬧事鬧得讓查理公爵趕快撤回成令，甚至公然反抗教皇，承認只要是從基督教徒手中買賣的所有礬石都不犯法。（注：稱他大膽查理，其實是諷刺他優柔寡斷，朝令夕改。他後來出兵瑞士，被自己僱傭兵出賣而戰死。）

面對紡織業軟硬不吃，羅馬教廷居然還不切實際地希望用別的辦法打壓市場，賣天價礬石，更希望不引起顧客反感。好吧，你死要錢，其他人也可以來搶錢，既然羅馬附近能找到礬石，難道別處找不到？意大利半島上多的是死火山，誰說只有教皇能獨享市場厚利？

皇天不負苦心人，在眾多創業者挖掘下，終於發現那不勒斯附近，也就是古代維蘇威火山的超大礬石礦區。別的零星地方，礦產沒有維蘇威火山豐富，但加起來也很可觀。換言之，教廷為了打壓土耳其礬石，反而製造了更多基督教區的競爭對手。

1470年面對市場競爭，教皇終於與那不勒斯國王簽定合約，全歐洲只准賣這兩地的‘官鹽’，其他‘私鹽’一律禁止。既然成立了這種‘壟斷聯盟’，雙方自然要配合產量和售價，還要同意派人互相監視礦區、加工、倉庫、貨運等等，以防範其中一方違約私售。兩者都有對方的倉庫鑰匙，方便抽查，還要保證所有交易只能現款不能餘帳，不能以物易物，甚至不能預訂一年以上的貨，免得有心人用通貨緊縮多出售礬石。違約者除了要賠對方契約上的價差，還要多付相當於幾個月利潤的罰款。

講難聽點，這麼瑣碎的條款，這麼複雜的管理，純粹是因為雙方根本互不信任，演變為今日商業教科書上典型的‘非合作性串通’。但是再怎麼成功地串通，土耳其的礬石仍不斷流入歐洲市場，而歐洲還在積極開發新礬石礦坑。到1474年居然礬石產量過剩，價格大跌，還讓當年教宗忍痛砍50%利潤來促銷。

但是單單那二十年，已經讓天主教富得流油。有估計，僅僅那段期間礬石的暴利，就足夠建五棟聖彼得大教堂（梵蒂岡的教宗聖殿）。賺錢多，外人會嫉妒，自己天主教內部也會出叛徒。作業人員收了好處，私鹽也能蓋章認定是官鹽。有些離羅馬比較遠的神父，甚至自己做莊出售私鹽。這個問題天主教怎麼解決？我們或許可以從另一件事來分析：

德國的馬丁路德在1517年提出九十五條論綱抨擊天主教，其中最轟動的應該是贖罪券的部分。贖罪券幾乎什麼罪都可以原諒，除非是殺害主教、神父等聖職人員的大罪。但是教宗利奧十世(Leo X)卻特別加了一種不可原諒的罪行，就是私販礬石的重罪。這條例其實話中有話：倘若神父販賣私鹽，也會變成萬惡不赦的罪人，所以殺害私販礬石的神父，贖罪券反而有效。意思相信大家已經夠明白了——天主教不必去解決內部叛徒，只借刀殺人，讓別人舉報剷除那些對自己不忠心的主教神父。私鹽販賣的錢搶來之後，天主教只抽取贖罪券的部分，剩下就當殺人的佣金，完全是雙贏的結果。到這種程度，天主教已經是為壟斷市場而不擇手段了。

然而再怎麼獨霸市場，一山還有一山高。打破這個市場的，竟是比私鹽更微不足道的‘人工鹽’。

其實資深採礦的人都知道，有黃鐵礦的地方也會有一些礬石礦，只是兩者混雜不純，無法單獨提煉。可是大約15世紀中期，卻被意外發現一個匪夷所思的提純方法。或許原先是有礦工對著礦坑牆壁撒尿，結果化學作用後竟出現另一種礬石結晶——硫酸鋁銨。這種利用阿摩尼亞（氨）的礬石製造法，不只是廢物利用，造價便宜，純度居然還比天然礬石更好，而用在紡織染料的效果與天然礬石的硫酸鋁鉀也不遑多讓。

剛開始礦工們只是把這種人工礬石當作私鹽偷偷出售賺錢，真正製造過程卻不透露。但是紙包不住火，在文藝復興的帶動下，這知識還是在英國和弗蘭德斯傳開了。等到新教的英國與天主教的西班牙戰爭時，英國的約克郡礦業已經能提供全國紡織廠所需的人工礬石，再也不需要向土耳其、羅馬教廷、美第奇銀行、那不勒斯王國、或是其他商家進口礬石。這狀況恰似當年教皇擔心幾十萬金幣外流，會讓土耳其軍力更盛，現在英國也很諷刺地杜絕金幣外流，以免天主教軍力增長。其後英國戰勝西班牙，代表教皇更無權強迫購買礬石；當年紡織業發達的地區，後來全都成為新教地區，可想而知那時業者有多痛恨天主教的市場壟斷。

至此，羅馬教廷盛極一時的礬石產業，徹底失勢，從此慢慢被歷史遺忘。

也許新教能繼續發展下去，五月花號能開向美國，工業革命能在英國紮根，都有一部分要感謝那個小小的化學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