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December 20, 2014

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三)


70年代的美國,剛好站在石油危機、經濟滯漲、越戰失敗、政府債券到期等各種問題的交界點;加上1978年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更讓美國對自己信心崩潰。這並不偶然:越自負的人,其實越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所以一旦失去錢所建立的心理支撐,反而變得極端自卑。

究竟這時代經濟有多壞?1975年通膨9.1%,1980年通膨13%,官方數據尚且如此,民間實際數據恐怕更慘。不過失業率一樣觸目驚心,1982年平均10.8%,賓州一帶甚至高達18.7%,是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記錄。之前的經濟緊縮,公司會暫時裁員,等經濟復甦又趕快徵人,所以衰退後仍可重振。現在不同的是:政府所鼓勵的退休福利、最低薪資、平等招聘制度,已經迫使很多工廠外移,不繼續留在美國製造,否則就是學日本用機械取代人力;換言之,即使經濟復甦,工作機會可能也回不來了。所以70年代的衰退,洛杉磯、亞特蘭大的外郊工業區一下子變成鬼鎮。洛杉磯還算幸運,爭取到舉辦1984年奧運的機會,也能趁機廣告吸引國際資金,所以儘管工業負成長,服務業、娛樂業依然可以彌補所失。其他地方就可憐了:沒工作的亞特蘭大,接下來十幾年人口頓減五分之一,紐澤西到伊利諾的中西部各州更是從此被譏為‘鐵鏽地帶’。再加上政府在60年代花錢如流水,這時反倒資金不足,推動的教育、醫療業都已受損,科技業更不在話下。1972年登陸月球的阿波羅計劃告停,1975年越戰熄火,各大國防工業只好用武器外銷來維生;偏偏這些軍火賣給外國,又導致領導者濫殺人民,整個中東與非洲陷入長時間獨裁、暴動、革命的惡性循環。美國遭世界各國非議,自然要趕快立法‘懲治’業者。結果大的國防公司倖存;小公司無法應付官僚刁難,終究只能任人併購,或是關門大吉。

這就是70年代的現實。但即使美國從繁榮的夢想中被驚醒,所得到的教訓仍是片面的。第一、很多政府顧委們認為,美國嬰兒潮之後人口成長明顯減退,而消費和人口總是成正比,所以沒有人口成長就會蕭條。之前社會擔心人口爆炸而鼓勵節育,這時反而開始用福利、稅法、補助等各種奇怪措施,希望人民不要孩子生太少。當然,養育孩子的消費很可觀,責任心重的人不敢輕忽,至少會等到經濟許可才計劃家庭;但許多只生不育的父母,這時乾脆靠生孩子養活自己,反而造成社會問題。何況經濟沒改善,有良心的父母要如何消費養孩子?政府沒答案,倒是各大銀行從1975年開始發行通用的Visa等信用卡,積極說服民眾欠債不算罪過,也奠定日後窮者益窮的畸形社會。

第二、70年代哈佛的經濟學家提出新理論:歐美各國已經步入‘後工業社會’,所以也不需要經濟價值低的傳統產業,更不需要工廠、工會、藍領階級等社會副產品;只要有服務業、娛樂業、金融業、研發創造、和靠知識賺錢的行業,一樣能讓國家繼續繁榮。話是很動聽,政客尤其喜歡這種理想答案:社會的損失並不是政策問題,而是成長的必然現象,所以我們更要鼓勵高等教育,讓民眾都成為文化人,才能保持經濟穩健——或者用商品比喻,別人賣廉價爛貨,我們只賣高檔名牌就夠了。但講難聽點,學者鼓吹高等教育,畢竟有幾分自我推銷;再說象牙塔裡的人多半唱高調,身邊圍繞的又都是知識份子,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大部分人並非才智之士,創造力也不足以賺錢。鼓勵大家靠腦袋吃飯,到最後只有頂尖人才致富,其他人依然要做打雜般的低薪服務業。但整個社會受到這種崇高理想‘薰陶’,也開始好高騖遠,冀望進大公司飛黃騰達,到好萊塢一夕成名,在華爾街財源滾滾;結果大家藐視農村土臭、工廠黑手,辛勞的父母還叫孩子別像自己一樣沒出息,再怎麼貸款也要去讀大學。今日高學歷高失業率的現象,幾十年前已種下禍根。

但是辛苦的工作總得有人做,如何填補額缺?這就是為什麼從70年代末,歐美各國,甚至長期排外的澳洲,都突然開放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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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州生產的蔬果,幾乎佔全美國產量之半,但大部分種植者都是西班牙裔,有的鄉鎮甚至90%是墨西哥人。不只農村,建築、園藝、清潔、醫療看護、廚房打雜、工廠運作、汽車維修等工作,墨西哥裔佔的比例相當高。雖然他們集中加州德州,只佔全美國11%人口(不包括非法居留),但估計不需高中學歷的工作,竟有22%是西班牙裔從事。

50、60年代移民美國的人很少,因為二戰後世界各地都需要大量民眾重建,而且冷戰時西方封鎖共黨國家,自也排斥東歐亞洲的新移民。不難想像,這段期間出生外國的美國人只佔5.4%,父母其中之一是外國人的也只有13.4%,算是二十世紀最低的數字。除了墨西哥還有人進美國,移民局比起今日簡直門可羅雀,每年25萬人申請移民,幾乎不需排隊。1955年自由女神像旁的移管局埃利斯島關閉,改建為博物館。

由於進美國的人有限,管理不難,社會也比較強調同化。到美國本土的新移民,必須努力學英文、習慣新生活;申請美國公民就必須徹底放棄海外一切,不能藕斷絲連。那段時間非法偷渡的中國人,被捉到遣送回國的很多。美國聲稱是民族‘熔爐’,但熔不進來的人,一樣會像雜質般被撈掉。然而隨著時間改變,越多的新移民不願入境隨俗,熔合的效果也越差。民族、語言、宗教、文化、階層、教育水平,即使在美國人之間都很難達到和諧,何況外來移民?有不少研究分析提到,一個地方人口成分越雜,睦鄰關係就越弱,團體的向心力也式微;畢竟大家物以類聚,即使能包容吃鯨魚肉、拜大象神婦女蒙頭的種族,也不代表心裡沒有隔閡。

最重要的是,移民還分好幾種。70年代技術移民佔了所有移民70%,表示除非在美國有人聘請,否則拿綠卡的機會不高。要在美國工作,就不能與世隔絕,頂多是靠唐人街韓國城等新移民落腳處,暫時同鄉互助一下。這確實對語文能力不足的人壓力很大,可是既然社會對移民進來的人要求高,就算非技術移民也都努力在美國爭出頭。比方世界最大的半導體公司英特爾(Intel),創辦人之一Andrew Grove是匈牙利移民,1957年到美國時連英文都不會講,居然還刻苦求學,獲得伯克萊博士,從此在科技界貢獻非凡。然而從70年代以來的移民人數連年增加,儘管偶爾也有值得欽佩的人才,大部分新移民團體卻成為罪惡溫床。加州有四分之一的監獄囚犯是墨西哥新移民,而走私毒品的有三分之一是非法移民。2012年數據顯示,有七千多個非法移民,犯刑法卻因身份問題無法起訴;這些人尚未被遣送回國前,竟又被警察逮捕一萬六千次,其中約兩千起是謀殺強暴等重罪。或許墨西哥裔在美國農工業是必要的,但合法移民有繳稅的義務,也就會注重社會安全;非法移民卻因不想被捉而走在法律邊緣,所以更容易與幫派毒梟牽連上,也更讓警方棘手。

不過合法移民難道就沒問題?聯邦從70年代開始放寬親屬移民,所謂親屬移民原指配偶或子女,這時則延伸到父母兄弟姐妹祖孫等親戚關係。歐美社會以小家庭為主,世界卻有不少人注重大家族體系;雖然法律通容是為移民方便,卻也造成‘一人移民十人入境’的連鎖反應。正確地說,不論是技術移民或是農工需要而移民,申辦者都以年輕人居多;商業社會畢竟現實,篩選有用的人口,倒沒什麼不對。可是親屬移民卻往往不是美國社會所需要的人,年長者來等領福利金,青少年來接受免費教育,孕婦來待產順便申辦政府贍養,這對整個社會純粹是增加負擔。聯邦有些機構估計,每個非法移民一生會獲得五萬美金的各樣福利,但合法移民即使繳稅,平均所獲福利卻更多。美國人領救濟的佔人口22%,新移民領救濟的卻佔37%,加州的西班牙裔甚至有48%靠政府養。也就是說以整體看來,移民對經濟影響還是不樂觀。

這當中最大弊病,就是技術移民日漸式微。美國鼓吹移民的人,往往以矽谷科技人才為模範,再用中加州農業人口為佐證,呼籲民眾必須大開移民之門。可惜2011年獲得親屬移民的,佔總移民人數65%,而技術移民竟不到13%(共139000人,已經比70年代少了幾萬),還有11%是難民,另有五萬人是靠抽籤獲得移民身份。不難想像,技術移民對經濟有幫助,其他幾項卻是對政客拉票有幫助。幾十年聯邦政策下,獲益最多的始終是譁眾取寵之輩。

還有一層弊病:沒放寬親屬移民之前,赴美生子的實在不多,因為即使孩子有身份,自己仍是非法居留,美國甚至會強迫拆散母子,將嬰兒轉交別人領養;但政策一改,‘拋錨嬰兒’頓時大增。反正孩子是公民,自己辦身份的期間政府就沒資格刁難。美國甚至從1983年起,每隔幾年就有特赦,讓大批非法父母合法化。1986年又加改革法案,希望特赦後,公司行號就不必再請非法移民工作。政府法令有時實在愚蠢到讓人不敢恭維。越赦,走法律漏洞的人就越多,今日美國甚至有幾百萬人等總統下旨讓自己合法,幾乎視法律為無物;排隊的人被拒門外,不排隊的人卻吃香喝辣,這點立法的人責無旁貸。

亞裔當然也喜歡辦親屬移民,不過一方面早期亞洲移民要遠渡重洋,終歸是冒風險,所以到美國求發展的,多少會發奮圖強,不敢丟臉回家鄉遭人白眼;墨西哥就比較沒距離差,所以西班牙裔也比較沒上進心。洛杉磯學區有73%學生是西班牙裔,他們高中畢業率居然只有40%,畢業的也只有22%達到能進大學的成績標準。孩子以翹課為榮,高中女生竟然每一千人有95個未成年懷孕,比黑人青少年還高(65/1000,白人是27/1000,亞裔只有17/1000)。其實就算成年人,西班牙裔未婚生子領救濟的比例也超過黑人。這和一般政客辯解的‘天主教文化較著重家庭’幾乎背道而馳;正由於家庭維繫力強,天主教又反對墮胎,所以生下孩子反而會倚賴親人幫忙照顧,結果很多墨西哥裔根本不知道孩子的爸是誰,就算知道也不確定他是在做雜工還是在坐監獄。美國的西班牙裔在近三十年人口膨脹三倍,可是如此繁衍,下一代仍舊落後其他移民;更因為沒有學歷文憑,語言也照樣有障礙,結果下一代仍繼續做低薪勞工。

同樣的現象在英法德國也可見到。原先經濟穩定時引進廉價勞工,到了80年代反而因經濟衰退,原先的勞工又變成新的一群靠領福利的階層。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中東和非洲來的移民,一旦抵達歐洲幸福的天堂,難道還能叫他們回政變暴動宗教戰亂的祖國麼?至少歐洲的親屬移民比較嚴,沒有美國的‘孕婦團’現象,但是只要各州各郡沒權利選擇如何分配福利救濟,民眾終歸只能養一群自己不想要的移民。歐美各國和澳洲近年來出現不少排外人士,德國甚至有新納粹黨,其實也是因為見不到移民政策的益處,大家對外來人士變得偏激。

那麼美國是否真的沒有新移民不行?以社會現狀來看,確實如此。假若沒有非法墨西哥裔當廉價勞工,食物價格肯定上漲,其他方面也可想而知;但需要勞工的老闆們,未必能找到吃苦耐勞的年輕人去從事,畢竟很多人寧可領失業救濟也不想自貶身份。讀了大學,是為了回家啃老麼?是為了在咖啡店賺最低薪資麼?是為了創作藝術等人發掘麼?而移民來的勞工,又是否真覺得自己是國家的一份子?或只是被經濟剝削的一群人?

所謂‘好了傷疤忘了疼’,從二戰以來政府每十年採取新方針改善經濟、指揮經濟、刺激經濟,更多的建設,更多的福利,更多的移民,得到的成就卻比不上製造的問題多。也可以說,我們製造了問題,然後在解決這些問題途中,又衍生更複雜的問題。十七世紀英國有牧師曾說:“愚者的天堂,便是智者的地獄。”當大家把衡量經濟成長當作目標,衡量本身就失去了意義。偏偏人只擔心股市不上漲,看不到繁華下的隱憂。

每一代人都把問題歸諸於上代,這是歷史的鐵則。可是‘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假若不想同樣被下一代譴責,又該怎樣解決問題?

Sunday, December 7, 2014

更多:無近憂必有遠慮(二)

50年代的經濟刺激,到60年代又逐漸乏力。之前的大型建設,已經帶動了房市與商圈發展;但到了60年代,郊區房價大漲,第一批嬰兒潮人口也正值青少年,開始和現有職員搶工作。由於年輕人不計較薪資高低又願意加班,公司工廠自然樂得僱用年輕人來降低成本;這無形中威脅到資深員工的生存,也因此這段期間工會勢力不斷擴充。

參與工會的人,多半要求加薪減時,遂有今日最低薪資每週40小時的固定工作制度。站在現代社會的立場,這當然值得感謝;不過反過來說,公司既要付一定酬勞,就會少請經驗不足的年輕人,而既不能強迫加班,用不用年輕人都沒差。換言之,工會這些要求,對資深職員反而有利。可惜工會所提出的加薪條件,公司未必能答應,畢竟生產獲利盈虧很難說。之前十多年歐洲日本經濟都尚待萌芽,美國企業可算是一支獨秀;現在卻出現了許多國際競爭對手。既然環境變了,假若沒賺錢還要加薪,豈不破產?然而在工會示威罷工、輿論交相攻擊下,老闆董事們又不能不採取行動,最後只好用福利代替薪水:我們沒辦法為員工加薪,但我們可以提供建保退休金。這種商業術語翻譯出來,意思就是‘寅吃卯糧’:今天沒有錢,用二三十年後的錢開空頭支票也行。

問題是,一家公司開始提供福利,其他公司的員工就會抗爭得更激烈。為什麼他們的老闆可以提供退休金,我們的老闆居然如此吝嗇?媒體和政客們也趁機炒熱話題,動輒搬出一些窮苦職員、黑人員工家庭的辛酸故事,賺取社會同情。這幾乎等於和工會沆瀣一氣,對產業界聯手施壓。最後產業界投降,開始縮減工廠、關閉公司分行,結果只讓需要工作的人更找不到工作,轉而走上街頭惹是生非。60年代美國經濟動搖,有一半是自找的;不過凡出現突如其來的人口膨脹,就會一下子把社會結構撐垮。這現象後來在東亞、印度、中東、非洲都可見到,美國只是第一個病例而已。

當時總統甘乃迪(John F. Kennedy),面對經濟瓶頸,哪能不管?尤其從二戰到現在,在顧委會的指揮下,經濟一直不斷成長,豈可到自己就碰壁?那不是太失面子?因此他提出民權改革,強調美國並不能只讓有錢人在工作、醫療方面有保障,而是要讓所有人都能安心。然而很多人對甘乃迪的評價是:他出身富豪之家,對社會問題的了解其實很膚淺,對改革也往往是逢場作戲。比方1962年他頒布行政特令,讓聯邦政府職員也能自組工會;這對於沒有裁員壓力的政府機構實在不必要。1963年他慫恿國會通過精神病患醫療改革法案,最後卻只讓患者家屬自行處理,醫院反而要增加負責婚姻問題諮詢、或是協助輔導青少年叛逆、未婚媽媽、酒精依賴等問題。這段期間甘乃迪最希望能通過的是醫療法案(Medicare),可是對很多人而言,這種由政府承包的建保法案,聽起來實在很像共產制度,所以朝野內外反對聲浪也不小。當時名演員雷根(Ronald Reagan,後來的總統)是美國醫學會的代言人,還特別呼籲民眾:“你們假若不寫信給國會議員們反對這建保計劃,它肯定會通過,隨之而來的還會有更多的聯邦法案,侵占我們每一項自由...直到有一天我們醒來,才發現我們在扛社會主義的重擔。假若你不採取行動,我不採取行動,有一天我們只能告訴子孫,美國曾經是個自由的地方。”這斬釘截鐵的言辭,甚至讓甘乃迪自己的民主黨內陣腳大亂,很多評論家還預測總統沒把握連任了。

誰也沒想到,1963年11月22日,甘乃迪在德州達拉斯被槍擊頭頸,未到急診室已不治死亡。噩耗之餘,人民對總統頓時改觀,媒體將他捧為烈士,各國政要、工會領袖、黑人民運代表紛紛對他的社會改革‘感恩戴德’。大家愛屋及烏,連他的改革法案都一併認同。1965年國會高票通過醫療法案;1966年已經有近兩千萬人加入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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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甘乃迪上位的是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他出身農莊,家境比起甘乃迪簡直是天壤之別;現在甘乃迪的建保遺志仍在,但民眾只景仰前總統,卻看不到自己,未免讓詹森不是滋味。也因此他利用這時機推出兩個響亮口號:“消滅貧窮”和“偉大社會”,等於是把甘乃迪的改革再擴大十倍。

這種做法可看出,詹森不太有自知之明。甘乃迪雖然出身豪門,卻很得群眾人緣,所以才成為美國年紀最輕的總統;詹森是天生的政客,但他跋扈粗暴、講話帶刺,擅長要挾有權勢的人,所以其他政客對他的評價不佳,一般民眾也覺得他欠缺親和力。詹森的行政措施包括1964年的食物券法案經濟機會法(就是政府保障就業機會平等)、16-24歲年輕人的就業訓練、國內的和平義工隊、1965年的社會安全法改革中小學教育法案、貧窮戶法律援助低收入戶補助政策低收入戶醫保、美國年長者法案(提供營養、介護、療養院安寧病房等福利)。或者可說,他所實施的正是理想的‘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諷刺的是,他立了這麼多有益社會的法令,理應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然而詹森在美國近代史上居然沒什麼名氣,不只今日許多美國中學生對他名字瞠目不識,就連知道名字的也認為他是差勁的總統。1968年詹森是在自己民主黨人士的勸告下,放棄競選連任——他們的理由是越戰讓民眾支持率降低,對詹森不利;其實美國的反戰情緒要到1970年才達到最高點,那麼1968年詹森面對眾叛親離,原因何在?

答案很簡單:政府要做好人好事,往往適得其反,有時甚至揠苗助長,讓民眾失望。

有些法案確實造福民眾,但再好的法案也必須有適當的人去執行。而不好的法案可能只會治表不治根,到最後民眾對政府的信賴也降低了。何況國土廣大,要實施法令就倍加困難,因為首府的美意,未必適用於千里外的鄉鎮。比方美國60年代還有很多童工,小型農場請不起人,家裡孩子都必須從小幫忙;即使都市裡送報紙送牛奶修剪花草的,也幾乎都是十幾歲的孩子。但是中小學教育的實施,卻一方面讓很多農夫店主失去幫手,二方面強迫許多不想上學的孩子接受義務教育;接著自然有不讀書的孩子在學校搗蛋,影響其他人學習,更嚴重的自組不良幫派,學校只好懲罰壞孩子,不然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既然政府提供義務教育,也相對要向人民證明政策效果彰顯,所以又增加了多層官僚,終年審核學校教師;可惜這只造成學校以通過審核為目標,以考績升學率為基準,以種族比例為著眼點,以更多的學生課外活動為校方爭取政府資金。至於學生有沒有在學習?反正政府考試過關就夠了。儘管這數十年來社會增加了一大堆教師校長督學的工作,教育的素質卻不斷下降,甚至今日很多大學畢業生還缺乏基礎語文能力。

再看工作保障。由於60年代工會活動、女權運動、黑人暴動頻繁,聯邦開始下令公司聘人不可憑膚色性別年齡篩選。公平的用意當然是好的,但公平要怎麼衡量?這才是困難處。政府機關既然不可能重審各公司收到的履歷表,更不可能分析聘人條件,最後只會用職員的膚色性別年齡比例,斷定是否有歧視問題。假若員工30%是女性,就會遭人非議:難道女人才幹不如男人?還是你們只請年輕貌美的小姐當秘書做廣告?假若員工當中黑人比例少,輿論攻擊就更劇烈。面對政府和員工雙面夾攻,公司只好增加用人,還刻意把女性或少數民族升為主管階級,以顯示自己是‘一視同仁’。可是增加人員不一定增加效率,反而因為管理階層逐漸官僚而終日開會,薪水福利退休金的支出也更沉重;有些能力強的下屬被‘公平’地派任到一堆沒本事又愛搞政治的經理手下工作,心裡不快,工作勢必打折扣。公司獲利能力不如從前,更會惡性循環地砍研發資金、降價促銷大熱賣、或併購新潮的小公司。當日本歐洲企業正打入國際市場時,美國企業界經理對員工比例竟然高達1:7或1:4,這等於注定要在弱肉強食的競爭中被淘汰。強調工作保障,結果只讓十年後美國經濟加倍蕭條。當政府機關自鳴得意時,官員們可能正在抱薪救火。

醫療法案的弊病更多,因為支出更龐大。今日美國政府用在醫療的錢,約佔生產毛額的18%,這還不包括公司提供員工家庭建保,或是個人選擇購買保險。但民眾健康並未相對改善。沒有醫療保障之前,人一方面怕生病看不起醫師,所以多少會存一點錢以備不時之需,二方面怕治療昂貴,所以很多人不敢隨便就醫,更不敢拿自己身體開玩笑。不過有了保障,不必擔心自掏腰包,看病的人當然也變多了。美國醫學會在60年代極力反對醫療法案,主要是因為社會還沒有足夠的醫療人員應付市場需求,到最後政府連庸醫都發資格證;這簡直是把病人當實驗鼠看待,對社會也是醫療浪費。當然,醫療浪費是不分年齡的,但由於年紀大的人需要的醫療服務多,卻未必具備醫學常識,所以一旦不肖醫師推薦更昂貴的治療,自也欣然接受;至於藥有沒有效,誰來負責?

然而比起年長者,嬰兒潮的年輕人對醫療的威脅更大。他們是歷史上第一批不缺醫療服務的人,但也因不愁醫保,暴飲暴食、運動傷害、刺青身體穿洞、吸毒、性氾濫、未婚生育的現象,都在十年內倍增。諮詢心理醫師的居然短期內漲了六倍。1969年起有三十州將飲酒合法年齡降到18歲,愛滋病(AIDS)也同在這期間蔓延社會。年輕人多半不為長遠著想,或者考慮不夠遠,總覺得自己畢竟時間很多,復原很快,加上醫療進步,感染性病也不過是吃抗生素幾週,酒醉駕車也不過是拿拐杖幾個月,有什麼好擔心的?

一言蔽之,改善社會,反而讓社會變得更糟。政客只計算第一步,卻不考慮社會的複雜性,第二步、第三步接踵而至,自己又該如何招架?再說,改變可不是免費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許多人反因增稅而頭痛,聯邦也只得拼命賣債券做緩兵之計。

但另一邊,政府向人民開了空頭支票,不兌現還會挨罵,有些人是排隊領福利的等待時間太久而埋怨政府,甚至有些人是一邊享受政府提供的福利,一邊罵政府做得太少。這是所有慈善者都會遇到的矛盾:第一次幫助,受益者是感激不盡;第二次幫助,是期待有收穫;第三次幫助,是所得在預料之中;第四次幫助,是認為有得到的權利;第五次幫助,受益者已經是完全依賴的心理。不斷的給予,會讓施受兩方的關係變質,越救援就傷害越重。

不過傷害再重,只要是自己卸任調任後才爆發問題,就可以讓別人去收拾爛攤子。在詹森任內,美國國防經費大增,對就業率和科技發展當然很有幫助;但政府人員的退休金與聯邦承諾人民的福利,更是漲幅驚人。畢竟比起人民福祉,聯邦法令的首要目的還是鞏固執政者的權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在民主國家,法令就是得民心的工具。對一個就業壓力大的時代,不管法案是否對民眾有幫助,能製造工作機會才是先決條件;第二層是回饋那些提供政治獻金的團體,包括聯邦人士的工會,因此法案寫得越複雜,就越有撈油水的管道,各單位各階層雨露均霑,此可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第三則是製造媒體爭相拍攝、記者諛詞連連的機會,只為了要讓觀眾感動到自行飛蛾撲火。反正民眾意見分歧,注意力也有限,所以真要替國家省錢、替人民擔憂長遠的法案,肯定遭唾棄。這也是為什麼成功的政客,多半是短視近利之輩——只有他們才最會迎合多數投票人的期望。

1961年美國艾森豪總統將職位轉交給甘乃迪那天,曾語重心長地告誡民眾:“當我們注視未來時,我們要避免只為今天活,甚至為我們自己的方便和快捷,掠奪明天的寶貴資源。一旦我們抵押子孫的財產,他們的政治和精神傳承也必蕩然無存。”

他的忠告,甘乃迪沒聽見,詹森也沒聽見,一般民眾更沒聽見。幾十年後這個‘有福同享’的國家,仍在繼續‘有禍同當’。。。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