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人文主義者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在1498年造訪英國，對於各地教會珍藏的‘聖徒遺物’看得皺眉頭。有一次教堂外的乞丐拿一只破草鞋，說是某某聖徒生前穿的，要給朝聖者親吻。伊拉斯謨立刻不留情地說：“難道我們無憑無據就要膜拜每一只爛鞋子麼？那教會怎麼不連古聖徒的痰還是便壺，都留下來給人親吻？”
這話幸好是十五世紀末講的，否則他大概會像之前反對教會的人一般沒好下場。十四世紀英國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翻譯英文聖經，同時也抨擊教皇權力和教會腐化問題，然而雖然他在世期間有許多貴族及平民支持，但死後仍遭掘屍焚燒，連作品都一併銷毀。十五世紀捷克的胡斯(Jan Hus)曾把威克里夫的作品譯為捷克語，讓信徒能廣泛接觸神學思想；可惜身為布拉格大學校長的他，竟被羅馬天主教革除教籍，幾年後甚至被處火刑而死。他的死還曾引發波希米亞第一次宗教內戰。【注：今日國際最大的聖經翻譯協會，就以威克里夫為名，而胡斯也一直是捷克的民族英雄。】
換言之，歐洲是先有改教運動的先驅，才有1517年馬丁路德號召的新教運動。這當中還有幾件要素不可缺：第一、東羅馬帝國滅亡，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兼併巴爾幹半島。這等於是說，連自耶穌以來傳承最久的古羅馬，都徹底消失了，大家心理上不產生疑懼也很難。第二、天主教內訌，許多人爭做教皇，甚至教廷分裂，羅馬一派，法國南部一派。這讓天主教自己聲望嚴重受損，民眾支持程度也大不如從前。第三、民間出現以行乞修道士為主的教流，雖然做法偏激，倒是被天主教認同的派系，尤其創始人亞西西的方濟(San Francesco d'Assisi)自甘貧窮、照顧痲瘋，被尊為聖人。然而方濟會的貧窮，無形中突顯了天主教駟馬高蓋、親疏貴賤的行徑；而他們類似耶穌野地傳教的方法，更讓鄉村各地人民覺得教義和現實似乎不協調。第四、文藝復興的印刷問世、學術普及，讓小老百姓知識水準提升，以前的教規、念珠、香爐、紫煙、甚至傳統的地獄恐嚇，都已經不管用了。與其去教堂看程序繁複的儀式，還不如聽一則簡單的聖經比喻故事；如果上教堂參加彌撒只為了枯燥的念經點蠟燭吃餅乾，那不去也罷。
講得更難聽，將近一千年來，教會已經成為上層人士的專屬俱樂部。許多主教，是專為皇室或某些大家族祈福的；許多神父司職，是貴冑子弟養尊處優、營私舞弊的所在；許多聖職人員，是把教會派系當作政治跳板。但是真正牧養眾多下層人群的，卻是教會中最卑微的‘弟兄’(Friar)，而他們的薪俸也直接由人民來，並非從富豪奉獻、修道院田產賺取。這些弟兄大半橫僿不文，沒受過多少教育，所以只能講最粗淺的聖經故事，但他們時常用經驗幫人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有錢的教堂會設‘告解室’讓信徒不必露臉就可向神父懺悔；窮鄉僻壤不可能有這些設施，信徒除了向教會弟兄面對面談信仰狀況，也把疑難雜症都拿來諮詢，舉凡夫妻失和、鄰居糾紛、牲口有病、借貸遺產等麻煩，全由教會弟兄負責。縱算無法全部解決，牧養的人畢竟幫助穩定民心，讓群眾不會覺得‘神愛世人’純是謊言。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天主教問題雖多，社會卻未曾離棄神。
然而時代不斷改變之下，教育普及，連窮人都開始識字了，社會的穩定也漸漸出現裂痕。善心的弟兄無法再與邏輯修辭無懈可擊的學士相比，畢竟很多人寧願去聽深入探討的講道，否則要聽缺頭少尾的聖經故事，何不自己看正文？其實這現象也反映於教堂格局：中世紀教堂一定以十架前的祭壇為重心，十五世紀以後的教堂卻一定在祭壇前側有講台，祭壇反而重要性居次。不過各鄉鎮的弟兄們總咽不下這口氣，往往批評這些學士們標新立異，與神的道不合；學士們則諷刺這些弟兄們，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天主教，是食古不化的頑固守舊派，連聖經說什麼都不知道，憑什麼嚷神的道？
可想而知，十五世紀末，雙方針鋒相對已為時不短；但是馬丁路德一旦張貼了九十五條論綱，宗教爭論突然變成全歐洲炙熱的關注焦點。猶如炎夏高空的冷熱空氣層破口，瞬間造成橫掃平原的嚴重龍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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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馬丁路德提到什麼，會讓教會紛爭星火燎原？公元1517年初，教皇為了修建聖彼得大教堂，籌措資金不夠，特別派人到德國一帶販賣贖罪券。贖罪券其實從十字軍東征就開始發售，天主教的解釋是：耶穌雖然赦免了罪，但是人還會不斷犯錯，所以需要教會‘贖罪’。這種謬論，說穿了只是斂財而已，一直被有識之士所譏笑，許多國王也反對自己人民被教會變相抽稅；但民間仍十分盛行，到十五世紀更有人替死者買贖罪券。天主教也很懂得‘奇貨可居’的生財之道，所以平時不隨便發行，一旦上市肯定售罄；有的主教是花很多錢討來職位，贖罪券的收入，當然得先抽成回饋自己。不過1517年北德國的薩克森公爵禁止人民買贖罪券，很多人卻踴躍到鄰近國家搶購，甚至出現黑市拍賣的離譜現象。結果德國各地教會，有民眾到了固定的告解認罪時竟然拿出贖罪券，說是接下來幾個月不必神父麻煩了。馬丁路德當年35歲，一怒之下，覺得整個天主教簡直是詐騙集團，難道耶穌白白賜給人類的恩典，居然要任憑教皇濫用麼？所以他提出這些論綱，就是要挑釁高層主教們，來個公眾辯論，讓虔誠的信徒知道教會是多麼貪婪腐敗。
那天他寫的是拉丁文，又把親手複寫的文件寄給德國兩位負責販賣贖罪券的主教。可是不到兩周，全德國大小教會都出現傳抄的副本；不到兩個月，歐洲各大學已經傳閱了他的宣戰書；1518年一月已經出現譯為德文的印刷本。假若沒有印刷問世，改革大概會像之前宗教運動，熱鬧一陣子又被撲滅；但印刷卻讓宗教改革的呼聲響徹整個北方。很多對天主教不滿的知識分子，甚至討厭教會干政的皇室貴族，都聲援或加入改革的行列。
天主教這時還慢條斯理地姑息對待，三年後才因為改革勢大，草草寫了回覆馬丁路德的反駁。到這程度，馬丁路德也知道，要公眾辯論是不可能了，接下來教會肯定判他是異端，直接處死。果然，不久就有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特別召開的會議，發表訓令要馬丁路德收回四十一條論綱，以及所有批評教會的著作。由於是皇帝親自召見，不出席於禮不合，出席卻多半有生命之憂；薩克森公國的侯爵一向支持馬丁路德，還特別向他保證，絕不讓意外發生。於是在會議上，馬丁路德斬釘截鐵地重申：已經被教會承認的著作，他不會收回；那些攻擊教會弊病及謊言的著作，他也拒絕收回，否則宿疾仍會繼續荼毒信徒；至於其他人身攻擊，他對銳利的言辭道歉，但對討論的教義並不收回，除非對方能證明這些討論是違反聖經。在不斷指責中，馬丁路德堅決強調，他仍相信權威，只不過信的不是教會的權威，而是聖經的權威。
或許這就是宗教改革的分水嶺。要傳統，還是要真理？要妥協，還是要樹敵？
古今中外每個有心改變世界的人，都必須做抉擇。北宋王安石在《答司馬諫議書》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不洶洶然？”當然，他太理想化，又有點‘捨我其誰’的自負，做出來的未必符合實際。馬丁路德也一樣；他在會議上毫不讓步，自以為是中流砥柱，到頭來只讓天主教除名、焚書、下逮捕令。那時還是改革派的貴族特別保護，否則他大概要‘出師未捷身先死’，也不必提新教了。
正值此時，德國發生民變，許多老百姓打著反對宗教的口號，到處殺人搶錢，甚至有人要用馬丁路德被逼迫為由，藉機號召暴民。馬丁路德不服從教會，但他畢竟還識大體，立刻寫信要民眾放下武器，因為暴動對抗政府，並非基督徒所該有的行為。這一點讓許多人民失望，甚至從原來的改革派轉往其他激進團體；可是德國的政治人物卻對馬丁路德刮目相看：這個人不是只愛上台作秀，金玉其外的輕浮學子，而是真正有原則的基督工人。別國的熱心分子也陸續來訪，最有名應該是瑞士的慈運理(Huldrych Zwingli)。
慈運理是蘇黎士(Zürich)的牧師，也一樣反對天主教的贖罪券、聖母瑪利亞、和聖徒崇拜的傳統。他與馬丁路德暢談後，真有相見恨晚的感覺，於是兩人決意聯手建立屬於耶穌的教會。馬丁路德在北德國已經引用新詩歌、德文聖經，並簡化教會陳設，慈運理也在瑞士採用改良的聖餐儀式，讓信徒可以感受到神，而不是聽一堆不懂的拉丁文。慈運理不愛出頭，所以不像馬丁路德直接對抗天主教，但他在當地辦宗教維新，仍面對瑞士的新舊兩派鬥爭。與其兩人各自孤軍奮戰，何不協力為新教鋪路？
理論上這是最佳方針，可是兩人竟又因為聖餐禮教義的細節而起爭執，最後達不到共識，還是沒有互相支援。兩年後，瑞士有五個省份向慈運理宣戰，導致他受傷而死；馬丁路德一方則是更努力與皇親公爵們拉關係，以求自保。這種保守的態度讓北歐各國國王都接受，但很多下層人民卻看不順眼，紛紛再成立自己的教派；德國的再洗禮派（後來衍生為浸信會），就主張不能和政治人物有瓜葛，所以特別得到人民響應。也有些人認為不論贏的是馬丁路德或是天主教，自己都沒有決定宗教的主權，所以乾脆由本地創辦新教派。活躍於日內瓦和法國的克爾文(Jean Calvin)，成為第二波宗教改革的代表性人物，英國也產生了國教（後來稱為聖公宗），蘇格蘭出現了長老會，荷蘭建立了改革教會，連匈牙利都有自己教派，將馬丁路德與克爾文的教義揉合，截長補短。
會發生這樣的破裂，大概不是馬丁路德預見的結果。但這是很殘酷的歷史悖論。還記得古代以色列分為南北兩國麼？南國標榜大衛王朝的正統性，北國卻不斷有血腥篡位。新教成立也一樣：天主教面對壓力，就更強調自己由彼得保羅延續的傳承，而改教人士卻越走越散。不論出發點是善是惡，是為人民或為自己，一旦開創前例，以後的人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再分家解體。即使馬丁路德的動機純正，目標崇高，新教改革還是落入‘化整為零’的局面。《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對這時代的單純信徒而言，他們已經分不出真理是什麼，更不知道路該怎麼走。對積極改革的人而言，他們也迷惘了，難道自己為宗教奉獻一生，竟只是獨斷專行，不是出於神的旨意？
同樣的現象在十八、十九、二十世紀都再浮現，許多人為了一點教義差別，斷然絕交，分道揚鑣，歧岔越來越多。神，究竟在哪裡？
二十世紀初美國記者作家H. L. Mencken寫過：“人類每個問題總會有簡單的解決方法——乾淨利落，貌似有理，卻是錯誤的。”用今天角度來看，馬丁路德的教會與天主教很明顯不同，但新教各教派之間差別實在不大；而且他們所爭執的，經常是兩種論點並存於聖經上，難道只由於‘因信得救’或‘預定得救’的觀念不合，就要搞得不歡而散？一般小老百姓豈會明白這群神學家在嚷什麼？可惜這就是人性的悲哀：我們認為是敵人的，往往不是直接威脅到我們的，而是某些人刻畫為‘對我們可能不利’的，實際上這些‘敵人’根本與我們無關痛癢。但是大家既然不關注真正能造成傷害的敵人，只去看假想敵和自己的差別，這些差別很快也成為‘威脅’的代名詞。“為什麼絕不可以和那群人來往？”“因為他們與我們不同啊！還需要其他理由麼？”古羅馬人因猶太人不吃豬肉，就把他們視為異類；英法百年戰爭時，英國罵法國人是吃青蛙那種噁心東西的下流畜生；宗教革命時，德國譏刺意大利天主教徒吃蒜頭太多，全身體臭，意大利則反諷德國新教徒是吃血黑香腸的悖逆叛徒（因為聖經禁止吃血）。人本來就都有不同，然而只由於先入為主，又不加溝通，一氣之下劃清界限，結果我們身邊無處不是敵人。
或許那時代天主教的分裂是必然趨向；儘管沒有馬丁路德，一樣有其他熱忱人士會帶動改革。或許馬丁路德沒有別的方式，能讓天主教自我反省；除非他寸步不讓，否則宗教界永遠是姑息態度。但是改革的崎嶇路，卻是他一生最辛勞的考驗；他到晚年健康狀況越差，脾氣也越暴躁，連他同工都私下認為他出言不遜，尖酸刻薄。這已經反映了他自己‘擇善固執’，與別人起摩擦的性格，是宗教改革的契機，也是成立新教七零八落的敗因。人生在世，會遇到障礙並非總是別人的錯，有時絆倒自己的樹幹，偏偏就是自己早年播的種。
至少馬丁路德和慈運理都是誠心為真道奔波的人，並無心使宗教政治化、軍事化。下一代新教領袖們，卻已經要把宗教之爭搬到戰場上。北方捍衛新教的領袖是克爾文教派，而南方鼓吹天主教收復‘失地’的，則是西班牙的耶穌會教士(Jesuits)。接下來將近兩世紀，有半個世界陷入不停的宗教戰爭中。馬丁路德若死後有知，是否哭笑不得？
人類在自己小土堆上互相造成的傷害，遠比自然界帶給他們的傷害還大。
---伏爾泰(Voltaire，法國思想之父，1694-1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