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障：高壁堅壘

對英國熟悉的人應該都知道，英格蘭北邊還不到蘇格蘭的地區，有一道‘哈德良長城’。這長城以北，古代是皮克特人（Picts，十一世紀後與其他民族同化為蘇格蘭人。）公元122年起，羅馬皇帝哈德良為了增強不列顛地方的防禦，特別在天然火山岩斷層上，築造了120公里長的牆，高度不等，估計約三尺到六尺，厚度也差不多。這和中國的萬里長城當然不能相比，何況將近兩千年的風殘冰蝕之下，連碉堡都已不見踪影，也沒有無聊的政府官員去興修遺跡以作為觀光景點，所以可看到的部分絲毫不起眼。但是偶爾到此憑弔滄桑，感悟生命的英國人倒還不少。儘管事隔境遷，這畢竟是他們歷史：一段比傳說的亞瑟王還要早的回憶。

羅馬對英國的造就，大半在蠻族入侵時被磨損、掩埋、遺忘乾淨了，只剩下幾處岩石為記。不過羅馬的軍事遺跡並不只在英國；沿著大西洋到法國、西班牙、地中海、北非海岸、埃及、猶太、兩河流域、亞美尼亞、黑海、多瑙河、奧地利、日耳曼、再到法德邊界的萊茵河，到處有羅馬的軍事基地(Castra，小的碉堡稱Castellum，名詞後來演變為歐洲的‘城堡’Castle)。這等於是把整個帝國全部圈起來，總長比今天美國本土的邊界加海岸線還要長。單從這角度來看，羅馬建立的‘屏障’系統是空前絕後的大企劃案，連八千八百多公里的長城都要甘拜下風。

古今中外用這種方式防衛的國家實在寥寥無幾，而客觀地說，邊疆防禦一向是不划算的工作。世上很多疆界只用山川分隔，頂多再加石牌為記；這要比真的防守界線來的方便多了。畢竟任何疆土最長的路線一定是外緣，若要派兵鎮守整條線，勢必要耗費太多人力，國家反而中空。對照歷史，一個國家至少要發展出正規軍，才有防守邊界的能力；不過即使有了常備軍，大部分帝國還是認為邊緣防守的投資報酬率太低：守方要克服各個方向來的襲擊，攻方卻可以集中火力針對一點。換言之，戰爭的先機都握在進擊的人手上，若要防得滴水不入，鎮守的人肯定還要多花錢，用厚牆、碉樓、烽火、驛道來增強防禦，平衡戰力。

相反地，若要從帝國內部做防禦，就不需要浪費太多錢。平時若有維持治安的衛兵，容易控制，容易訓練，緊急時再增兵就行了；只要敵人侵犯的速度沒有招兵買馬的速度快，對一個國家而言已經很足夠。戰國兵書《六韜》寫著：“凡兵之道，莫過於一。一者，能獨往獨來。”中央控制的軍力，可以專一對抗進襲的敵人，所以即使是防守也容易掌握先機。也因此歷史上大部分國家，都把軍防設在首都和邊界之間，省時省力又對戰略有效；而首都與邊界的距離越短，往往也代表軍隊的機動力越強。

羅馬的邊防，可說是打破一貫的傳統，以前沒人嘗試，以後也沒人尾隨。何況連它自己都是靠“其疾如風、侵略如火、動如雷霆”的軍事武力建立龐大的帝國，為什麼從公元一世紀開始，它卻選擇了“其徐如林、不動如山”的守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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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長城常被視為‘限隔華夷’的壁壘，二十世紀冷戰的鐵幕常被視為富裕與貧窮的分界線，對立的情形只是用牆壁暫緩，而兩邊也不時出現緊張狀況。但這兩者與羅馬的防衛系統都不怎麼像， 因為從第一世紀到帝國中期，羅馬境外實際上並沒有真正危險的敵人，不需要帝國如此整兵待戰。有人甚至認為，若非羅馬自己強大得足以傲視洪宇，這些皇帝們怎麼敢放棄中央，專守邊緣？這種想法未免小家子氣；羅馬本錢再多，還是很重實際的民族。與其貶低它揮霍無度，不如正經地討論，這樣的邊界，對整個羅馬有什麼益處？

第一、確實界定的領土。史書上多的是浮誇的辭藻，連年征戰、窮兵黷武得來的零星土地，記載卻會說是番邦臣服、四海歸心，最後擁有多大的版圖也是紙上談兵。十萬大軍‘到此一遊’，結果戰事過後一切依舊。要知道大部分的‘界石’都是在無人之地，雙方各劃出一道沒有利用價值的空白間隔，作為井河不犯的證明。但是既沒有防守，國家對這片土地也不具主權；游牧民族越界求生存，盜賊搶匪過境打家劫舍，又怎麼在乎幾塊石頭擺在哪裡？反正你管不著，領土自然失效。羅馬的領土卻不然，不只有明確的範圍，也有安全保障。這比起空口無憑的疆土有意義有價值。

第二、境內不必全副武裝。意大利半島上的羅馬城，除了共和初期曾經建城牆，之後八百多年都沒有牆（同時期羅馬已經擴張三倍），人民卻沒有因而缺乏安全感。這也不難理解：既然整個帝國有軍事力量如牆環繞，首尾相援，自己又何必再築牆？不只羅馬，當時許多大城市都採用‘開放式’發展，連城門都不存在。這種無需畏懼的心態，與後來歐洲黑暗時期的悲觀，截然相反。歐洲中古時代，每座城要建城牆，每棟教堂要設高塔，每個要塞要築堡壘，每個人要學習使用弓箭刀刃。然而，借用霍布斯的形容，中古時代的人仍然活得“孤獨、貧困、污穢、野蠻、短暫。”

第三、經濟發展到疆界。假若沒有守備，敵人一入侵，邊界的農村全都會遭到不幸，而戰事又在自己的領土上展開，徒增傷亡損失。羅馬帝國則不然；既然有銅牆鐵壁一般的防衛，距離邊界半里的農村，也和羅馬城一樣安全，人民自然可以放心地耕作貿易，遷徙旅行，追求工藝學術。更重要的是，羅馬的軍營人口不少，又設在邊界附近，只要兩邊關係友好，在一個有安全保障的地區產生市集，是再也自然不過的了。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境內的羅馬基地，後來幾乎都成為重要城市，而多瑙河畔的經濟發展，也要歸功於帝國軍隊的鎮守。

這些益處，並不是羅馬起初預見的。公元一世紀畢竟有幾任皇帝是活在猜忌和恐懼中，他們怕外敵，更怕將領掌權太大，取代自己（之前維斯帕先就是例子）。既然皇帝要名正言順地把軍隊調到邊境，哪還會去理性地考慮花費和獲益？而後代也延續傳統，讓本來的突發奇想，轉換成完整的防禦系統。接下來的皇帝做了經濟改革，使整個帝國足以負擔這麼龐大的軍事耗費。哈德良個人喜歡挑戰新的建設，包括羅馬城裡的宮殿、議會廳、澡堂、陵寢等等；他在英國造的長城其實並不比原先的軍事基地有用，但是到第二世紀，羅馬已經主觀認為，不防守的邊界不合乎羅馬體制，只有落後文明才會不懂得鎮守邊疆。

當然，既然軍隊要長期鎮守，他們挑的地理環境也一定要值得居住發展，不會淪落為只有礦工、獵戶、山賊出沒的不毛之地，反而因為軍隊鋪路造橋，讓帝國境內的人跟著往新開發的土地買地建家園，甚至造成世界最早的大型農耕。今日許多國家的界線只是地圖上的政治，根本沒有考量當地處不來的民族或宗教團體；羅馬對疆界倒很花心思，而軍隊也多半重視紀律。儘管也會與外族起衝突（比方之前的猶太戰爭），次數和規模實際上都要比以前的希臘軍閥、中東各帝國來得輕微，羅馬與各民族的同化也十分常見。一個完全不必設防的世界當然更好，但是世人既然達不到這理想，一個嚴謹清楚、有效有紀律的屏障，不可否認比較能造益人類。

不過這必須要前線永遠守得住。

安全的代價並不只是人力物力財力。軍事基地再宏偉繁榮，也比不上帝國內部新建設的光彩奪目，何況要建造這整環的防衛，恐怕碉堡很難造到預期的強度。然而皇帝總不能辜負人民的期望；軍事防守不足的地方，往往會用外交或征討來彌補。而友善的鄰舍或是新征來的土地，又會使本來的軍營變得多餘。再者，即使是最堅固的岩石砌成碉堡，也承受不了時間的摧殘；從第三世紀起，軍事維修的耗費常常讓帝國透支，到最後連維修工作都不再進行。何況梧桐一葉落，即使“羅馬的和平”維持了四個多世紀，這道邊界的防衛終究是種下了衰亡的禍根。長期的保障，人民反而不思進取，甚至在安逸中怠惰。後代皇帝一直認為邊界固若金湯，堅不可摧，殊不知軍隊已經缺乏戰鬥經驗，而軍事戰略也幾世紀沒有突破改良。極度自信，只有騙自己，騙不到敵人。

再說，鎮守邊疆的士兵生活也不好過：埃及人被派到日耳曼，英國人被派到羅馬尼亞，西班牙人被派到猶太地，離鄉背井的士兵或許會在新的環境生根，但一輩子見不到家鄉，何嘗不痛苦？

坦白講，帝國大部分民眾，根本不了解國家所做的軍事保衛有多辛苦；他們甚至不再重視社會秩序，只想讓政府給予他們一切。由於羅馬城自己糧食不夠，從共和時代就必須進口大量穀類，為了討好人民，不負責任的政客一直強迫政府供應麵包給窮人；結果每次農作欠收，羅馬城裡的窮人就更多。凱撒、奧古斯都、以及歷代英明的皇帝，都想防微杜漸，廢除這種籠絡人心的小恩小惠，無奈人民不願放棄既得利益，皇帝頂多只能把救濟人數限定十五萬人以下。一個四十萬人的羅馬城居然有八分之三是‘貧民’，萬一產生暴動怎麼辦？也難怪政客們都努力提供娛樂，讓人民轉移注意力。羅馬的鬥獸場、競技場、賽馬場，都在此時產生，政客出場時也順便發麵包，讓人民歡呼大聲一點。當代諷刺家Juvenal說：“以前人曾經嚮往官階地位功勳偉業，今天的人只等候兩件事：麵包與馬戲。”

用政治的眼光來看，這種‘娛樂’也是一道牆，藉以防範民眾威脅政府。可是與邊境的屏障不同，它只是擋住上漲的河水不潰堤，卻沒有真正改善人民生活。娛樂本身沒有什麼不對，但是玩物喪志就不可取了，何況當時羅馬城裡的各色娛樂，意在擾民，動機不純，反而像是給人民餵毒，讓他們永遠不長進。一個政府有保衛人民的義務，但人民也有參與社會、保持公德的義務。即使競技場裡歡聲震天，假若整個帝國已經‘萬馬齊喑究可哀’，那麼見始知終，還有什麼值得看的？

或許，就在羅馬漸漸失去秩序時，一個被逼迫、被鄙視、被送到競技場屠殺的宗教，卻保住了羅馬淪喪的秩序、精神、道德。也因此往後的文明歷史上，它仍要扮演重要角色。。。

傷痛：國破家亡

一切慘劇，都已經有長期的鋪路。

新約聖經裡一段不起眼的呼籲：“要為萬人懇求禱告；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這句話背後暗藏了許多警惕，因為自從羅馬統治以來，猶太人為了表示效忠，每年都以羅馬皇帝的名義，在耶路撒冷聖殿向神獻平安祭。然而公元66年，耶路撒冷主戰派與主和派的紛爭已達白熱化；那時守衛聖殿的一個年輕祭司堅決主張，不能再任由其他民族進出聖殿，而猶太人也不接受他們的獻祭。坦白講，這種挑動民族情緒的‘志士’幾乎都是坐井觀天之輩，若在平時也沒人會理會他們。但是那年並不尋常，迦南地農作欠收，加上羅馬對全帝國加重賦稅；猶太人平時就已經逃稅，這時繳不出稅款，差點聖殿物品被充公。於是在宗教、經濟、政治三面衝突之下，猶太的奮銳黨一下子佔上風，旋即將那些服從羅馬的猶太人一一處理掉。先是主和派許多人被殺（包括那個挑動民反的年輕祭司親手弒父），然後耶路撒冷許多富人被打死，或是房屋被縱火燒死。動亂一發不可收拾，連那時掌管耶路撒冷的亞基帕二世（Agrippa II，希律王的曾孫），都趕緊棄城逃到加利利，甚至耶路撒冷使徒教會還大半遷移到約旦河東避禍。

主戰派的人一掌權，立刻向駐紮在耶路撒冷西側的羅馬軍營挑戰。這軍營約六百人，對羅馬帝國而言根本不算大，主要只為了名義上控制猶太行省；實際上派任猶太的省長根本不住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地中海畔的該撒利亞(Caesarea)，至於羅馬的亞洲大本營則是在敘利亞的安提阿。但是既然耶路撒冷內亂了，駐紮的軍兵總不能坐視不管——沒想到耶路撒冷的叛亂如暴焰沖霄，羅馬軍兵反被困在碉堡內。八月底，軍營的羅馬兵放下兵刃投降，只求退離猶太境界；一般而言‘降者不殺’，料不到奮銳黨人出爾反爾，居然把手無寸鐵的人殺個乾淨。這下子不只是耶路撒冷城民擔心羅馬報復，連祭司們都怕神要降天災懲罰了。

果然，一個月後正值猶太人的住棚節，羅馬大軍由敘利亞省長帶領，從敘利亞浩蕩南下，沿途燒殺擄掠無數，很顯然要對整個猶太行省施行‘連坐法’。不過猶太人也料到羅馬要來，再次組織突擊隊偷襲羅馬前鋒，雙方各有勝負。到這緊張時刻，亞基帕王還希望兩邊能化干戈為玉帛，特地請有民望的兩位長老做調停工作；無奈奮銳黨人已經殺紅了眼，乾脆連調停的人一齊宰了。和平的最後一線機會也斷了，戰爭更不可能得到一絲一毫的遏制。

敘利亞省長也不囉嗦，軍隊橫掃到耶路撒冷東北。初世紀的耶路撒冷範圍不小，除了尼希米時代所建的舊城牆，和希律王修建的聖殿山之外，整個北邊都是新興地區，新城甚至有古城三四倍大。然而羅馬軍隊一抵達耶路撒冷，就放火焚燒新城，然後羅馬大軍踏著一片焦土，分兩頭進攻古城和聖殿山。古城由於千百年來戰事不斷，城牆建得特別紮實，尤其‘大衛之塔’用巨岩建成，內部再用鐵條增強，上方可站百餘箭手，有利城牆防守；聖殿山倒比較危險，羅馬軍在盾牌掩護之下，已經可以破壞外牆地基，甚至火攻正門。可是勝利在望之際，敘利亞省長突然毫無理由地停戰了。文獻記載不詳；初世紀歷史家認為賄賂的可能性很大，不過猶太人行賄的對象多半是猶太行省省長。結果羅馬軍本來可以勝得漂亮，竟因為軍隊被調走一半，軍糧也不見了，最後這次戰役草草收兵。

塞翁得馬，焉知非禍？倘若敘利亞省長當日速戰速決，或許對猶太人還比較好；因為羅馬平定帝國各地的叛亂，倒很少會趕盡殺絕。可惜這一次對付耶路撒冷，戰事中斷，敘利亞省長只能領兵往地中海，由海路回家。偏偏猶太的主戰派又趁這時偷襲羅馬軍隊，一路上越死越多，最後羅馬折損五千多士兵、五百騎兵、物資裝甲、以及所有投石機、破城錘等器械。敘利亞省長氣得七竅生煙，回到自己屬地後沒半年就病死了。猶太叛軍聽到消息，自是興奮鼓舞，接下來更是煉鐵鑄劍，訓練青壯，好不忙碌。

只是羅馬受此暗算侮辱，豈有不報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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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衛靈公》說：“小不忍則亂大謀。”接管巴勒斯坦軍防的統帥是維斯帕先（Vespasian，後來成為羅馬皇帝）。維斯帕先一生很傳奇，無論司令官、財務官、營造官、大法官、行政官、總督都當過，參與的戰役更是遍及日耳曼、不列顛、阿非利加（北非與突尼西亞）、利比亞、埃及、克里特等地。公元67年他被調來鎮壓猶太地時，已是身經百戰的老將。不過正因為他經驗豐富，才沒有貿然出兵。畢竟，一）雖然耶路撒冷戰役對羅馬損失不大，但是風聲一傳開，連埃及和敘利亞的猶太裔都趁機騷動；更怕的是萬一羅馬軍隊再次大規模征討猶太叛民，東方兩河流域的安息帝國搞不好要‘黃雀在後’。二）猶太人正士氣高昂，羅馬如果太急進，不但達不到遏止叛亂的效果，反而自己會死傷慘重；事有輕重緩急，先要處理的是耶路撒冷以外的猶太義軍，至於直搗核心的二次交鋒，還是再忍耐一下。三）羅馬這時的皇帝尼祿，是以殘暴出名的人，典籍中常提到他火燒羅馬城以助作詩歌唱（這是杜撰），或是活捉基督徒在院子裡當蠟燭燃燒（這倒是史實），甚至長年因自己疑心病而酷刑殺戮直諫之士、立功之臣（這也是史實。他有嚴重鉛中毒跡象，精神失常。）總之，尼祿對整個帝國是禍非福，連羅馬城裡都有想暗殺皇帝的政黨，其餘反他的將領亦不少。坦白講，有這樣德薄才鲜的人當皇帝，帝國不反也難。

維斯帕先會被任命，其實也是因為皇帝不信任當時敘利亞副將，才另派名氣不大的維斯帕先。還有一半是陷害，因為那時交給他管的三個軍團根本都是新徵的菜鳥，出陣也是徒然——勝，權臣有功；敗，將軍有責。不過維斯帕先擔任統帥正好；他的判斷力不輸一流軍事家，而他的忍耐力更勝過當時任何貴族、政客、將軍。維斯帕先不打沒把握的仗，所以雖然皇帝要求快刀斬亂麻，他卻利用時間邊進攻邊練兵，一旦出兵都必有萬全準備。他以腓尼基為據點，兩年之間用消化戰逐步打擊猶太陣營：67年先徹底控制加利利、撒瑪利亞、以法蓮山地，68年由他兒子提圖斯（Titus，後來也是皇帝）率兵從埃及東征加薩、以土買、死海一帶，真證明‘強將手下無弱兵’。倘若一切順利，68年耶路撒冷大概就要投降了。

不巧的是公元68年六月，皇帝尼祿居然自殺；他這時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完全喪失基本判斷力，死不足惜。問題是，皇帝死了，整個羅馬無人繼位，一年之內居然出了四個皇帝。更糟的是，羅馬一亂，遠在巴勒斯坦的維斯帕先也就無權去平反，整個戰局又陷入膠著。公元69年七月，軍隊推舉維斯帕先當皇帝，他也義不容辭，領兵回意大利對抗那些靠關係攬權的人，終於讓整個羅馬帝國恢復統一。由於他各方面經驗老到，帝國行政、財務、司法很快地上軌道。維斯帕先更對所有文武官員重新考核，短時間內使民心歸附。軍人出身的他不愛鋪張浪費，甚至靴子也自己脫，沒叫奴隸做；這還讓一大堆貴族議論紛紛。

只是羅馬未穩定之前，猶太戰役自要暫停了。對猶太人而言，羅馬軍不進攻，似乎就等於他們自己服輸。既然羅馬舉白旗，猶太人立刻又開始窩裡反，用的恰是起義鍛造的刀劍，抗敵訓練的精兵。整個耶路撒冷分成三派；最早挑起紛爭的年輕祭司，反而被奮銳黨政敵砍死；其他的革命領袖，大家爭著做王。那時猶太地區新鑄銀幣上刻的是‘以色列’開國元年，市面上已經感受不到戰爭的壓力，考古學家甚至發現文書登記拍賣尚未收復的‘失土’，大有‘發財趁早’的投機心態。

人類可以遺忘戰爭，戰爭卻永遠不會遺棄人類。

公元70年春，羅馬再次向耶路撒冷動兵，這次是皇帝的兒子提圖斯親自領隊。羅馬政局既已穩固，要降服猶太人自是十拿九穩；不過新皇帝維斯帕先目的，並不只要打敗耶路撒冷而已，更要向整個帝國宣告：羅馬的忍耐是有限的。眨眼間，前幾年拖泥帶水的慢動作，竟變成雷霆萬鈞的快節奏，而這才是羅馬真正的實力。

戰局逆轉，猶太人一時還未進入狀況。那年逾越節，男女老少都到耶路撒冷慶祝，忽然羅馬包圍全城；人民驚魂落魄之餘，只好隨便挑一個政客帶頭。不過選誰都沒用。提圖斯為了殺雞儆猴，圍城時還多加一道防守牆，徹底斷絕物資運輸。猶太人四面楚歌，又陷入嚴重飢荒，餓死的幾乎都是老弱婦孺，還有的吃自己家人求生。逃離耶路撒冷的也一樣遭羅馬軍釘十架示眾，甚至用各樣不雅姿勢被釘死。提圖斯在耶路撒冷東邊的橄欖山，親眼視察城內是否有倒戈的跡象，無奈圍城十五天，猶太叛軍誓死不降。四月底，投石機開始由北門進攻，四年前被焚燒的新城又一次經歷火劫；猶太人本來建立第二道牆以備羅馬大舉來犯，結果五天之內這道牆也被攻破了，只好全體撤入古城和聖殿山。但是逾越節時期城裡人就已經夠多了，這時滿街都是飢餓難民，連叛軍都難以維持生計。

提圖斯認為懲罰夠了，還指示部隊不要濫殺。可能羅馬人一向敬神，他也許不想毀聖殿而遭天譴。但是他留手，猶太義軍偏偏又出敢死隊，與羅馬士兵折騰四天才被消滅。這下子提圖斯也惱了：難道這群蠻族真的沒有自知之明，非要大開殺戒才行？一計不成，他再用心理戰，趁發士兵薪餉時故意讓他們在城牆前擺陣示威，又叫投降的主和派人士向城裡的人忠言相勸（不過換來的只有‘叛國賊’的叫罵，和糞水淋頭的答謝。）當然，這也是聲東擊西；不到兩週，羅馬已經造好四隊攻城天梯，再三週又加四隊，只是由於古城較難進攻，主力幾乎全部襲擊防守較差的聖殿山。不知哪天半夜，破城錐打穿了牆，羅馬兵像洪水般闖入城內，才發現猶太人又築了一道內牆。臨時造的牆當然不夠堅固，但是到聖殿外牆的上山道路遍布碎石瓦礫，滯礙難行，打頭陣的絕對會死於非命。

這時已是六月底，提圖斯對猶太人作戰的應變能力也很佩服，不過到這程度，已經顯得計窮智極了。他用重賞讓一隊敘利亞人做先鋒，雖然折損不少，但是仍幫助羅馬軍佔領先機。猶太人這時已經執意要與聖殿共生死，以一擋百；提圖斯倒也不想硬碰硬，乾脆再讓叛軍餓倒累斃幾天。七月，聖殿被天梯攻破；次日，大火焚燒內院，羅馬軍隊順火勢擄掠屠殺，無人倖免。本來餓得走不動的人，這時驚慌要逃，不是死在劍下就是命喪火裡，滿地焦屍，羅馬軍甚至要爬過成堆的死人去追趕逃亡者。有些祭司要投降，已經太晚了，提圖斯說：“祭司該與聖殿共存亡。”將他們全部處斬。接著耶路撒冷古城外側被攻城車，內部被火箭雙面夾攻。城破後，還有小撮猶太人死守角落，最後仍是集體陣亡。到八月，整個耶路撒冷已經重回羅馬帝國掌控，提圖斯為了獎勵將士的英勇，還任他們姦淫擄掠一天，然後次日大火燒盡耶路撒冷，只剩最高的幾個守望塔沒被毀。

經此一役，猶太人真的是家破人離，從此連在巴勒斯坦都失去了歸屬。後來公元115年與132年，沒有國土的猶太人又二度、三度向羅馬挑戰，換來的卻只有幾十萬人喪命，甚至被賣為奴。而那時的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由於對手難纏，戰勝後乾脆把耶路撒冷改為羅馬殖民地，禁止猶太人進出。

《史記》說：“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猶太人雖然不是懦夫，但是他們為了政治、宗教、文化、傳統，屢次和羅馬作對，說起來也可悲。所謂‘作繭自縛’，吐絲越多，就越把自己局限在沒有出路的困境中，到最後只成為歷史慘痛的借鏡。

然而亞伯拉罕以來的這條路，並沒有斷絕。猶太人的獨一神觀信仰，基督教也肩負了；猶太人的人文理念，還會在基督教中繼續流傳下去。更重要的是，神並沒有拋棄猶太人，畢竟有一天基督教也會變質，而到了那一天，執著的猶太人還會再次改變世界。只是當中幾世紀，他們‘山河破碎風飄絮’，流浪四方，不斷被鄙視迫害，與死無異。

滿腔熱淚，洗不去百代的傷悲。亡國了兩次，也心痛了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