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September 18, 2011
風暴:復國雄心
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其實猶太人排斥希臘文化,宗教固然是很大的關鍵,但是還有另一個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當年的政局。亞歷山大之後的軍閥勢力各自瓜分土地,巴勒斯坦偏是兵家必爭之地;後來埃及、土耳其、兩河流域逐漸演變成三國,巴勒斯坦夾在中間,仍一直有不同的國王宣稱這是他的領土,割地、劃界、侵略、休戰等層出不窮。舉例說明:亞歷山大剛死,立刻有將領自封為巴勒斯坦王;公元前300年左右,猶大地方被佔領成為土耳其的屬地;接下來五十年,猶大又被埃及的托勒密王國兼併;之後耶路撒冷再轉手成為西亞的塞琉古王國(Seleucid Empire,亞歷山大的另一將領)的地盤,但是南方的以東(猶大的世仇)還是埃及的附庸國,猶大等於是兩國‘禮尚往來’的擋箭牌;其後埃及和西亞連年交戰,猶大不論是作為殺戮前線,或是兵備補給根據地,都只有任人擺佈的餘地,敢怒不敢言。不過既然爭戰的任何一邊都是希臘人當王,猶太人對希臘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
這一點,在遠離戰場的其他地帶,就沒那麼明顯。考古學家在敘利亞靠近幼發拉底河的一處,發現遺跡中存留猶太教的會堂,甚至有希臘式的壁畫(雖然內容是聖經故事);顯然在沒有兵荒馬亂的地方,猶太人還是很能接受希臘文化,不致於會到‘不共戴天’的程度。
然而在耶路撒冷,猶太人對希臘人可是痛恨到極點。只不過,感到種族關係惡劣的,並非唯獨猶太人——希臘人也覺得當地的這個古老民族冥頑不化、駕馭困難、無法融合。這時波斯帝國已經被滅,連帶先前的省長制度也作廢了,耶路撒冷基本上大祭司又成為精神領袖,順便管理民事。沒有回到猶大地方的以色列人可能比較入境隨俗。真正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卻有兩派持相對看法:現實派認為寄人籬下,自當傾向希臘文化,免得無端生事;但是法利賽人帶頭的保守派,則過度執著於摩西律法,甚至強調除了自己的宗教法之外,絕不接受外來的希臘法規。結果大部分的猶太人民與希臘文化難以妥協,連稅收都盡量逃避(摩西律法的十一捐,卻極盡本事地奉獻)。
除此之外,希臘人認為在各地設置國王的雕像,可以縮短人民與領導的距離。這對於一個千里疆界的帝國而言是絕對必要的。更好的方法,是把國王雕像與希臘眾神並立,讓人在敬神的同時也產生愛國心。可是猶太人偏偏不要任何雕像,有幾次希臘人要在耶路撒冷設立皇帝像,都遭到嚴重抗議。塞琉古王朝的前幾任皇帝,對這強硬的態度倒也無所謂,反正他們一樣也不會立埃及托勒密的國王塑像。不幸的是,這段時間塞琉古王國的國勢一直走下坡,雖然和埃及拉鋸戰沒輸,但其他中亞、高加索、加拉太(Galatia)等許多邊緣地區都相繼獨立。到了安條克四世(Antiochus IV Epiphanes)上任為王,他為了中興,竟下令國內各城市一定要設立雕像。猶大地區有不服者麼?簡單,把大祭司換人就好了嘛。
一段風暴,就從這麼離譜的政治低氣壓釀成。那時新上任的大祭司賄賂得官,受寵若驚、‘感恩戴德’之餘,居然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裡增設皇帝安條克的雕像,同時也禁止許多摩西律法的傳統,如割禮、安息日等等。幾百年來波斯的省長都不敢如此搞破壞,他居然不到一年內顛覆了所有傳統。
阿諛奉承的方式,古今中外相去無幾。《淮南子·說山訓》提過:“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大祭司這種無恥的做法,不知惹惱了多少保守派的人。不久塞琉古帝國與埃及爭戰失利,保守派趁機捉了所有‘崇洋媚外’的猶太人,全部由聖殿的外牆上拋下去活活摔死,連皇帝塑像也砸得粉碎。安條克在戰場上不得意,後方猶太人又出問題,他乾脆領兵回頭下馬威,在耶路撒冷不分黑白地濫殺萬餘人。其中還包括有村莊,因為謹守安息日而不肯拿武器,結果全村被屠,無人倖免,甚至受過割禮的嬰兒都被吊死在母親屍身上。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雖然是特例,但也已經充分反映希臘對猶太人的嚴重種族歧視。
‘士可殺不可辱’。猶太人一怒之下,竟引發了世上有史以來第一次宗教戰爭。
* * * * *
稱它是宗教戰爭,實不為過,因為希臘人自始至終無法明白,這些欠缺組織的猶太民兵,毫無勝算地攻擊強勢的希臘軍兵,也一再地傷亡慘重,為什麼他們還總是不斷地拋頭顱灑熱血?剛開始他們只是零星的反抗行動,也旋即被撲滅,但不久就有革命的代表人物出現,就是馬加比家族(Maccabees)。
馬加比書一般視為舊約聖經的旁經,但是它畢竟也是猶太歷史的一部分。不過‘馬加比’並非真正名字,而是家族中的三兒子猶大奮勇打擊希臘軍,被人稱為‘鐵鎚’,亦即猶大·馬加比(Judas Maccabeus)。至於他們加入起義,其實也純屬偶然。最早是身為猶大祭司的父親瑪他提亞(Mattathias)被強迫獻祭給希臘的天神宙斯。當時因為有希臘兵在場,若不向希臘神明獻祭,恐怕全村要被屠殺。為了避免血肉橫飛,所以一個年輕人乾脆自告奮勇要代表全村獻祭。這樣做是對是錯?歷史沒有答案,總之,當天瑪他提亞大發雷霆,一刀殺了這個猶太人的叛徒,然後呼籲所有在場的猶太人一不做二不休,連這些希臘兵都刺死。村莊本來並不是要造反,但這下子被逼上梁山,揭竿起義也勢在必為。公元前167年,瑪他提亞公然領導百姓對抗塞琉古王朝。
不過他們反抗可不是沒有代價。瑪他提亞不到一年就逝世,他有五個兒子,到起義結束時只剩二兒子西門。三兒子猶大·馬加比雖然善於游擊戰,但一開始他們的目的可不是要大動干戈,而只是要懲治尾隨希臘文化的猶太人。他們的所作所為包括剷除希臘式的地方祭壇,要求猶太人全部接受割禮,並強迫一切作壁上觀的人民加入宗教戰爭的行列。雖然這種威逼方式不盡光明磊落,但是造反聲勢浩大,‘民變’發展得如此迅速,倒也讓希臘人瞠目結舌。塞琉古王朝尚未擬定對抗策略,整個耶路撒冷已經被叛民奪取。公元前164年12月14日,猶太人讓聖殿重新歸神為聖,這是今天猶太人點燈節(Hanukkah חֲנֻכָּה)的由來。
顏面掃地的塞琉古皇帝,自是不肯善罷。安條克立刻集合附近所有能差遣的部隊,在耶路撒冷西北11公里的以馬忤斯(Emmaus)安營,準備大舉進攻。只是他並沒有認真對待猶大的叛亂,畢竟根據情報,義兵人數只有三千,而他大部分軍力之前剛被埃及擊敗,這時還在養精蓄銳,何況王國東方的伊朗一帶也有兵亂,不能置之不理,所以真正派去以馬忤斯的只有五千多人。可見在皇帝心目中,猶太人只是一群烏合之眾,遇到紀律嚴整的希臘軍,勢必抱頭鼠竄。可惜他錯了,猶大·馬加比本來就沒打算要一對一正面迎擊。他的目標不是要為宗教慷慨犧牲,而是要為民族取得勝利。當時他在耶路撒冷城北,以馬忤斯以東駐紮,這是希臘軍早就猜到的;但是駐紮是誘餌,真正的兵力卻隱藏在以馬忤斯南方的山丘。希臘軍五千人進攻猶太人的營帳時,居然不見一人;心知不妙時,背後自己的大營已經烈焰熊熊,黑煙沖天。結果希臘兵士氣盡失,趕回本營時又被偷襲,戰死三千多人;猶太人卻幾乎毫髮無傷。
戰爭勝利,猶太人固然欣喜若狂,希臘卻也看清了一點:要平定猶大地區,非長期抗戰不可,因為對手是用游擊戰成功。基本上,游擊是在兵力不足的先決條件下,比較有轉機的戰術,可是也只適合短時間取勝;僵持太久,不但藏頭露尾,顧此失彼,還會物資補給困難,將領士卒更多有死傷。後來馬加比家族幾乎全數戰死,只剩一人,證明游擊戰術仍然有所不足。不過,那已經是幾年後回顧才看得清楚;當時所有革命義士滿腔熱血,其他什麼也不顧了。
話說回來,這宗教戰爭既已如火如荼地展開,自也會衍生另一層政治意義。畢竟猶太人並不希望永遠受異族統治;他們深切希望大衛的子孫,有朝一日會再恢復王國。馬加比家族當然不是大衛的後代,甚至應該不是猶大支派(按摩西五經,只有利未人才能當祭司)。可是既然猶大·馬加比為他們贏得寶貴的自主權,在百姓眼中,這個民族英雄已經和記載裡的大衛重疊在一起,將來要復興皇室,捨他其誰?
猶大·馬加比本人倒沒有這份野心。他被推舉為新任大祭司,但是他任職期間根本只為戰爭而忙。既然耶路撒冷獲得獨立,其他約旦河東地區、北邊的加利利也紛紛加入反抗希臘的行列,而這些地方都需要他去助陣。約旦河戰役之後,他又往南進軍,收復猶大的舊都希伯倫(之前已被以東人佔領),往西突擊,打到地中海沿岸。想來有偉大的英雄鼎力相助,許多起義的人都會比較有信心。
不過力分則弱,希臘軍再次駐兵於耶路撒冷以北的碉堡,還準備了五萬軍兵,三十頭大象,迫使猶大·馬加比不得不帶兵回防(皇帝安條克卻未能親臨,那時北方亞美尼亞也同時搞獨立)。先前希臘的‘長期作戰’策略,這時終於派上用場,希臘軍更仿效當年以馬忤斯的戰術,不直接攻猶太叛軍,而是繞道突襲耶路撒冷外郊。猶大兵雖然佔領有利的高地,卻因為人數只有兩萬,加上要搶救耶路撒冷,結果被攻得措手不及,屍橫遍野。猶大·馬加比自己也負傷,被送回耶路撒冷避難,算是出山以來第一次嚴重受挫。他的四弟為了向義軍顯示這些大象也殺得死,自告奮勇刺死一頭大象,自己卻也被倒下的大象壓斃,壯烈犧牲(後來羅馬時代猶太的地下革命組織奮銳黨,常以他為榜樣激勵同伴)。
希臘人可沒因為叛軍退兵就住手,接下來他們圍攻耶路撒冷,讓他們沒有喘息餘地。猶太人的確在軍備戰略方面略遜一籌,這時城裡的問題頻頻曝光。眼看耶路撒冷即將覆亡時,偏偏天意注定,居然哨兵傳來安條克在亞美尼亞病逝的消息。這下子穩操勝券的陣仗,霎時變得毫無意義。圍攻耶路撒冷的將軍不得已,在公元前163年與猶太人簽定和平條約,等於間接承認猶太人的自主權。
整段風暴假若就這樣落幕,大概就不必再有無謂犧牲了。可惜耶路撒冷並沒有這麼幸運。之前猶大·馬加比只擔任臨時大祭司,本來是希望獲得自主後另選賢能;現在卻演變成有許多人爭著當領導。而安條克皇帝的繼任人,上台不久又被篡位,之前簽定的和平條約也因此失效。接下來幾年,耶路撒冷內亂不止,外患不息。‘鐵鎚’再強,也強不過永無止盡的任務;到最後只得滿身傷痕,滿腔憂心。
公元前160年,猶大·馬加比在第四次與希臘爭戰中壯烈犧牲,跟隨他的部隊也全體陣亡。
‘風蕭蕭兮易水寒’。難道赤膽忠心的人,真願意‘出師未捷身先死’,或是‘仰天長嘯,壯懷激烈’麼?
英雄死了,猶太人哀慟之餘,居然不再窩裡反,萬眾一心地對抗塞琉古王國的進攻。然而少了軍事能人,猶太人接下來二十年可說是步步艱難。這和一般歷史小說/電影的煽情結局不太一樣;一個偉人的犧牲,並不足以帶來決定性勝利,多半幾年後起義失敗,犧牲的烈士還要被冠上賊寇之名。不過這時起義成敗仍屬天意,因為希臘一方除了要征討猶大地區,也要防範王國各地的獨立。這其實有一部分是因為先前安條克的‘強制希臘化’政策,現在被各民族積極‘報復’,反受其害。整個塞琉古王朝實已有外強中乾的現象。
當然,猶大一方也不好過。要投入這麼長時間的獨立戰爭,豈能不元氣大傷?雖然大部分巴勒斯坦地方終於擺脫希臘統轄,獲得獨立,猶太人也在公元前140年建立第二王朝,但是這時青壯一輩已經死了太多,難以維持相當的武力自保。毀滅性的風暴,到此時只剩下斜風細雨。鷸蚌相爭,到最後雙方都疲累已極。
也因此,從來不和希臘文化妥協的猶太人,到頭來還是求助於地中海彼岸的另一個強權——羅馬。。。
Saturday, September 3, 2011
浮雲:生命再省思
亞歷山大短暫的雄圖霸業,對於當代的希臘哲學家,可說是極大的打擊。這有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內心深處,仍把馬其頓視為希臘的一部分;既有如此英雄人物光芒四射,也間接證明希臘的文化果然是世界一流。儘管亞歷山大死後,大家拼命和馬其頓劃清界限,其實心裡還是會有‘恨鐵不成鋼’的遺憾。英雄的失敗,繼而衍生文化上的自我否定。
然而這種否定,從亞歷山大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原先古希臘的哲學(比方自由、民主、公民權益等觀念)是為城邦文明而創的,但是個人主義抬頭後,城邦已經逐漸沒落,先前的理念也不敷使用。到了軍閥瓜分天下時,整個希臘社會更發展成一種涵蓋世界的大都會文明:一個廣大、陌生、複雜、混沌、分裂、毫無人性的多元化社會。各地來的觀念思想,不斷衝擊希臘固有的政治文化體系。官僚取代了人民的自主權;人只是個數字,對社會的義務只是繳稅服役,再也沒有重要性可言。蘇格拉底的人生探討,柏拉圖的理想國,亞里斯多德的道德論,這時已經成了無稽之談。為了面對不同的背景,新的學說勢必要針對一個人在這種環境下,如何生存,如何適應。人所要的不是萬物的本質、辯證的辭藻、政體的完善,而是精神的治療、心靈的慰藉、生命的指引。
也因此,這個時代孕育出兩種答案,就是斯多亞學派(Stoicism)和以彼古羅學派(Epicureanism)。
斯多亞學派的主張是,人的一切負面情緒都是由錯誤判斷而來,所以人若要自由,就要保持堅定的意志,不受物質世界左右。對他們來說,道德是人類最崇高的知識;自我約束則是培養道德、抑制負面情緒的不二法門。一個人若能有澄澈的思維,不被世俗偏見所沾染,不憤怒、不貪婪、不嫉妒,就是有美德。後來的學派思想甚至認為,只要有品德,人生自然可以得到滿足。這樣的哲學在希臘的文化界,可算是承先啟後,所以上流社會無不尾隨;甚至瓜分亞歷山大帝國的每個軍閥,都聲稱是斯多亞學派的門生。
以彼古羅學派所提倡的恰恰相反。它在中下階級社會中最為廣傳,因為它認為快樂才是人生最大的善;但是快樂並不是由迷信、宣傳、教條而來,而是要認識世界,也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慾望,才能得到心裡的寧靜,進而能夠不憂不懼,不必受肉體上無謂的痛苦。最大的快樂是來自知識、朋友、以及適度的生活。剛開始以彼古羅學派是柏拉圖哲學的勁敵,不過很快地,它與斯多亞學派席捲整個希臘世界的思想,反而變成兩個新學派分庭抗禮。後來使徒保羅在雅典,還特地和這兩學派的人辯論過。
問題是,一種學說廣傳後,難保不變質。普通人不明事理,對這兩派的膚淺理解,自然變成享樂主義和禁慾主義。食色性也,天下會有幾個白痴想去禁慾?當然是選擇享樂的人多。不過這一來,誤解的思想反而在整個希臘大都會文明中迅速傳播。希臘社會對於男女之事本來就很開放,兩個世紀的商業繁榮下,飲食也算講究;現在既有學說主張快樂至上,這時的希臘人豈有不盡情享受的理由?還可以想像,希臘的這種風氣肯定會傳染給各地,讓異族年輕人與他們沆瀣一氣,醉生夢死。這對各民族老成持重、保守傳統的人而言,實在看不順眼。猶太人稱這縱情享樂的風氣為“Apikorsim”,雖是翻譯的名詞,卻帶有很強的蔑義,連帶泛指所有恬不知恥的裸體雕像、衣不蔽體的飄逸服飾等等。(新約時代的猶太基督徒,仍對希臘式的婦女服飾有意見。)
只是,不喜歡以彼古羅享樂主義的人,又容易迎合斯多亞學派的道德至上論,甚至走火入魔地用道德規範來控制整個社會。猶太人深怕自己族人也和希臘同流合污,於是有心之士開始強調,猶太人應該與世隔絕、分別為聖,所有人都該生活得像祭司一樣。這些人漸漸被稱為法利賽人(Pharisees,就是分別的意思)。他們用意或許不錯,執行上卻過度強調人定的規條,例如怎樣洗手,怎樣吃飯,甚至在猶太人所守的安息日什麼事可行不可行。換句話說,希臘的同化是一種極端,但為了抗拒極端,許多人偏又走上另一種極端。
而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居然出現了第三種答案,就是舊約聖經最常被引用的一卷:傳道書(Ecclesiastes,希伯來文為 קֹהֶלֶת Qoheleth)。
* * * * *
沒有人知道傳道書是誰寫的。傳統認為是所羅門,但是馬丁路德曾指出它的作者應該不是所羅門,只是假借名義著述;後來學者更由它的語法、文辭、波斯文借詞,推論應該是西元前三世紀的寫作。西元前200年以後的旁經、拉比文學、歷史文獻,甚至希臘辯論,都曾引用過傳道書的內容,但之前卻完全沒有。可是一本無名氏的作品,在當時居然還被翻譯為新埃及文、亞蘭文、阿拉伯文、希臘文,實在不可小覷。(後來因無法辨認正版,校訂時反而囊括各版本,使內容變得重複。)
到底傳道書說了什麼?作者開門見山就寫下:“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這只是起頭,接下來逐步分析,自然現象永遠不斷地重複,人類世代興替,也一樣不被紀念。追求知識再多,仍屬虛空;享樂無限,也毫無益處。努力積蓄,卻要歸於不認識的人;做盡善事,卻未必安享天年。英明賢能的國王,尚且得不到後代尊敬;而獲得尊榮的人,也不一定得享長壽。智慧可以拯救一城,但是有智慧的人還是會被遺忘。書中有不少一針見血的至理名言,例如:“快跑的未必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而最重要的是,死亡無人能免,義人惡人都是一樣,智的愚的都是如此,潔淨的和不獻祭的都沒有差別;人的一生,其實和走獸也差不多,到陰間什麼也沒有。傳道書寫到最後,結論仍是:“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
這是很悲觀消極的看法,既坦白又逆耳。有人說傳道書像佛教的哲理,這大概是只讀一遍的初步感受,因為乍看之下消極,實際上卻絕非作壁上觀,與世無爭。尤其對於當時的兩大學派,傳道書的言詞有如當頭棒喝。不論斯多亞學派或是以彼古羅學派,都是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進而探討人生的價值觀。傳道書則徹底打翻這種看法,直接深入核心,糾正當代的謬誤:人生如浮雲,沒有價值可言。
不過這不是答案,而是開場白。
更淺顯地說,傳道書沒有否定任何一方。人可以追求享樂,因為這是‘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份’,也可以追求智慧,因為智慧可以護庇一個人,更可以追求美德,因為美名如同香膏芬芳。然而人若一味地追求什麼,所獲得的未必是期盼的——享樂不一定滿足,智慧不一定被肯定,美德不一定能善有善報。換言之,作者不是要取代其他學派,而是集合了各家說法,棄瑕取用,然後再加入自己的主見,結果反而化腐朽為神奇。有一段話寫得很耐人尋味:
不要行義過分,也不要過於自逞智慧,何必自取敗亡呢?用當時猶太人的看法,法利賽人的道德規範是‘義’,希臘式的享樂主義是‘惡’。傳道書認為這兩種態度都不可取,卻建議一個人必須走在這兩種極端之間,畢竟人就應該這樣生活。其實只要有點常理邏輯的人,都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但是在一個文化普及、思想澎湃的時代,‘常理’反而不常見了。
不要行惡過分,也不要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
你持守這個為美,那個也不要鬆手;因為敬畏神的人,必從這兩樣出來。
甚至從宗教教義而言,傳道書也不認同以前的猶太教神觀。以往的見解是,好事壞事全出於神的喜悅憤怒,所以天災人禍必須祭神認罪,而財富則是神賜福的最佳證明;傳道書卻承認,從始至終,神的作為人不能參透,好事壞事一併存在,是要叫人查不出身後有什麼事。這種觀念對信仰虔誠的猶太人當然難以接受,難道自己長久以來敬拜的神,對於世間善惡好壞如此不看重?難道天下真的毫無公義可言?難道神會如此善變、反覆無常,隨時突發奇想就賜福降災給人類?
其實這種看法也是出於希臘。蘇格拉底對話裡已經有許多類似的哲學討論,只不過古希臘的泛神論本來就已式微,這樣的觀點恰好將傳統宗教觀劃上句號。猶太人對根深蒂固的宗教是存有‘與民族共存亡’的情緒,雖然傳道書盡量避免希臘文的用語,在神觀上仍然備受攻擊。今日它被公認是猶太智慧文明的一部分,當年它卻被斥為不成體統的逆書,雖然很有影響力,卻到大約公元二世紀初才被編入七十士譯本,算是舊約聖經中最後,也最受爭議的一卷。
縱算如此,對於許多不在乎門戶之見的讀者,傳道書的論述反而點破迷惘。儘管神對人的一生會審問,但是生命的目標,絕不能只受限於宗教的賞罰;人的存在,也不能只畏縮於難以測度的天意之下。再仔細想,作者並不是要與傳統猶太教做出壁壘分明的對比,而是要讀者明白虛空是什麼。一個人必須先了解世界的規則,再誠實地觀察,世上還是有不按照規則的實例存在,最後才能看透世界的虛空。沒有規則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是犯規並不代表規則盡失;若是人能先認清虛空的可能性,反而不會執著於規則,結果對世界產生期望落差後,不斷地怨天尤人。
換句話說,傳道書給予的是一種坦誠對話,不能因為內容太難聽就想閉目掩耳。敬神,固然重要,但是生命的意義,卻是要個人親手創造。既然神會讓好事壞事臨到人,人也就必須用努力來積蓄資產,以備不時之需;可是名高見妒,財多遭殃,人又需要用智慧來避免禍患;不過聰明才智,在真正災難中是沒有用的,唯有平時的道德善行能讓人願意施予援手;而道德的人生仍不代表能快樂,人還是應享受自己勞碌所得的福,與所愛的人一同快活度日。畢竟天下萬物都有定期,有生有死,有得有失,樂往哀來,毀而復建。總結了所有的虛空,作者最坦誠的建言,是希望人能進能退,榮而不辱,樂而不淫,富而無憂,老而無懼,因為神所引導的路,正是要人過一種完整平衡的生活。
當然,傳道書並沒有把這明確的總結寫下來,而是用虛空作尾音,讓讀者感慨之餘,再去抽絲剝繭,尋索生命之道。附上了解答,一般人會讀得草率,不假思索地把答案當作天經地義。無解的問題,卻會讓勇於思考的人再三推敲,進而對人生有更昇華的省思。
那麼為什麼這許多其他的哲學理念,卻捨本逐末地倡導偏頗的論調?或許這些思想家、哲學家、宗教領導,都太著重理論,導致他們無視人類的現實生活。或者說,他們已經缺乏前代的終極關懷精神。他們所愛的,是自己的偉論,不是人類。雖然同樣辯詞滔滔,卻是口惠而實不至,越要賜予人類新的價值觀,卻越使人變得畸形。再加上過度理想化,許多學說已經純粹成為坐井觀天的產物。
千百年來,多少學派已經消聲匿跡,新的哲理又取而代之,世人也仍舊追東逐西,時而按圖索驥地尋求出塵修為,時而抱殘守缺地堅守宗教傳統,時而高歌‘今朝有酒今朝醉’。只是,千百年來,仍然很少有像傳道書一般的著作,讓讀者感到如此心靈激盪,思潮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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