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ugust 21, 2011
奔雷:臥龍躍馬終黃土
即使對世界歷史不熟悉的人,也一定聽過亞歷山大這如雷貫耳的名字。他十幾年內打下廣大的江山,卻英雄氣短,讓後代羨慕之餘,又不勝唏噓。不論是羅馬皇帝、鄂圖曼帝國的蘇丹、甚至莎士比亞筆下的亨利五世,都把亞歷山大美化為最卓越的將領。後代作家也不時把亞歷山大塑造成文武雙全、雄姿英發、才氣縱橫的大人物。實際上,對他的老師亞里斯多德而言,亞歷山大是個不成材的學生,學不到他所教導的皮毛;對他的父親腓力二世而言,亞歷山大是個急躁衝動的少年,戰場上勇猛,作為政客也不遜色,但治國之道卻似乎無所領會。
腓力二世本人也是疆場上的傑出人物,不過在政治上他猶勝一籌。當時希臘先是雅典和斯巴達內戰,後來希臘東半部的底比斯聯盟又與斯巴達抗衡。這讓腓力有機可乘,大力往東南兩面拓展馬其頓地盤(他攻下東邊色雷斯的軍事要塞,改稱為腓力比Philippi,連同附近的金礦產地都半借半搶地佔領),西邊又和伊利里亞的鄰國結親(結親後卻又強攻,讓勢力範圍達到亞德里亞海上)。他的著眼點不是要短期獲得,而是從經濟上穩定本土。雖然有些做法不盡光明磊落,大多數希臘城鎮仍然認為馬其頓是抵禦波斯的最強後盾。
然而公元前336年,腓力被自己親衛行刺而死。他生前敵人不少,究竟背後主謀是誰,連史學家也不知道。總之,亞歷山大十八歲登基。鄰國可能欺他年幼,色雷斯、伊利里亞紛紛想獨立,底比斯、雅典也出現反抗馬其頓的行動。亞歷山大可不是虎父犬子,當年腓力領兵時,未成年的亞歷山大已頗有功勞,現在立刻發動閃電攻勢,東西南三面打擊叛軍,又率騎兵直指底比斯。底比斯人尚未集結同盟,城裡已經被斬了六千,亞歷山大還利用周圍與它不合的城邦瓜分底比斯,將倖存的城民賣為奴隸,懲前毖後。希臘各城邦遂不敢再有異動。
不過亞歷山大進入希臘境內,還有一件重要事:不知他是對阿波羅的神官威逼利誘,還是真的這麼有魅力,居然讓神官營造一份神諭,聲稱亞歷山大是無堅不摧、戰無不勝的人。對一個君王,名聲是最大的本錢,也是最大的號召。由此可見亞歷山大這時早已野心勃勃地為奪天下做準備。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世上的哲學家根本沒有統一的看法。既有人以對世界的終極關懷為目標,自也有人相信究極的自我實現才是真諦。其實不只亞歷山大,絕大部分人都寧可挑選後者——與其去看遙遠的理想未來,還不如在有限的時間內登峰造極。即使兩者都能人死留名,後世也不在乎你天長地久,只在乎你曾經擁有。
到底亞歷山大是怎樣打天下?當時波斯帝國難以征服希臘,但是仍然嚴守歐亞交界的拜占庭(後來的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既然平定希臘,就有餘力引兵向東,藉口是要報一百五十年前希波戰爭的一箭之仇。希臘兵力不算弱,而馬其頓在腓力的整治下,更有上選的一千八百貴族披甲騎兵,和驍勇的馬其頓步兵。這些步兵比以前的重裝步兵有效,因為所有人都配備劍、弓、矛,連騎兵也可以隨時化為馬弓部隊,按照戰場需要改變陣法,配合任何兵種來指揮,不再各自分隊,難以應變。更正確地說,新的步兵出現,舊的重裝步兵就開始被淘汰了。只是波斯帝國還不明白這一點,自從希波戰爭以來,仍一直沿用重裝的希臘傭兵,從未進步。何況步兵的守禦力再怎麼強,也強不過騎兵的閃電攻勢,而亞歷山大最擅長的,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的破入法。
波斯看似實力雄厚,其實它巨大的版圖也是它最大的弱點:從阿富汗到利比亞,大多行省還是以自治為主。巴比倫、呂底亞、腓尼基、埃及等地會服庸波斯帝國之下,只因懾於早期皇帝的威勢,而在波斯統治之下也不算被壓榨,至於各地的效忠程度倒很弱。現在波斯的向心力已不如從前,若是改朝換代,對這些地區而言也沒必要誓死效命;一旦亞歷山大突破拜占庭,勢如破竹地‘解放’各個附庸地,整個波斯帝國就像脫線的毛衣,一下子開始分化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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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稱亞歷山大是天縱之才,不如稱他是機會創造的英雄。他的確是慧根聰敏,但也不算是出類拔萃;整個東征過程中畢竟有許多僥倖,才讓他能夠與天比高。公元前334年,他進入小亞細亞的第一戰,波斯駐兵本來是隔河對陣。亞歷山大只是叫騎兵提前從上游渡河,從側面攻擊而已,不知變通的波斯軍當然慘遭敗北。不過亞歷山大強硬的態度很快就浮現:波斯降兵中的希臘傭兵,他居然殺了三分之二,剩下的分發為奴隸送回馬其頓。這種不妥協的原則,說好聽是心理戰,杜絕其他希臘人去當傭兵,說難聽是他有極重的‘擋我者死’的心態,不論敵友都會殺(這到後期會日益明顯)。然而這凌厲萬鈞的第一戰,頓時打亂了波斯帝國的邊防。接下來亞歷山大用‘一役一郡’的攻法,專打各省首府——呂底亞省的撒狄、愛奧尼亞省的以弗所、卡里亞省的米利都(Miletus)、旁非利亞省的別家(Perga)、基利家省的大數(Tarsus)——洗劫各地作為戰爭資金。在弗呂家省的哥地斯,曾有一個無人能解的繩結(類似九連環),傳說解開的人會成為亞洲的統治者。亞歷山大到此,好勝心起,一劍劈斷繩結,算是解開了。這件事在軍中口耳相傳,想必讓迷信的人更加懾服。
其實波斯陸軍失利,海上可沒敗。要不是羅德島的海軍元帥在同一年猝死,亞歷山大是否能稱霸還很難說。
對大部分希臘殖民地,亞歷山大向他們承諾雅典式的民主,他們也就很快地見風轉舵。馬其頓所搶奪的金銀還有一部分送往雅典,因為自始至終,雅典對亞歷山大的東征一直投反對票,亞歷山大只好用錢叫他們閉嘴。可是他征服了整個土耳其,充其量不過是帶領所有軍隊一站一站往前攻奪,希臘在各個行省根本沒有駐兵。波斯皇帝看清楚了這弱點,若要擊潰亞歷山大的希臘軍,最好用大軍正面迎擊。假若亞歷山大迴避,不但會影響士氣,後方土耳其各行省也會重歸波斯,讓亞歷山大斷糧而敗;假若亞歷山大不迴避,就必須以四萬兵馬對抗十萬波斯大軍。
這是亞歷山大東征的第二年,他的野心是否實現,全看他在能不能贏這一役。波斯大軍比希臘部隊提早到戰場,更截斷亞歷山大回到基利家大數的退路。不過波斯為了要阻截亞歷山大的傳令,步兵佔據的地勢反而不良。亞歷山大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騎兵步兵陷入苦戰,竟只自己帶著一千八百貴族騎兵,闖進波斯步兵的劣勢,然後直搗黃龍,衝進波斯皇帝大本營。波斯皇帝招架不及,倉皇遁逃,十萬大軍頓時士氣全垮。戰場上波斯死了兩萬多人,希臘也折了七千,算不上是出奇制勝;不過波斯皇帝遁逃後,留下財物倒是讓希臘軍受用匪淺,而且還有人質可以談判交涉。
經此一役,波斯不敢小看亞歷山大。亞歷山大則開始標榜自己是傳說所預言,亞洲的統治者。波斯趕快退回兩河流域,再次招兵買馬。亞歷山大卻沒有立刻隨著搶攻巴比倫,這時波斯帝國西方富饒之地政局不穩,正好便宜行事。沿著敘利亞的海岸,他很快地兵下亞蘭、腓尼基、猶大各城市。大部分地區幾乎是‘從善如流’,開城歡迎,而腓尼基的海軍也‘識時務者為俊傑’,讓波斯失去地中海絕大部分的海軍。只有推羅一城因為宗教上與他有所衝突(亞歷山大硬是把當地神祗稱是希臘神話力士,還要自己來扮演節慶的主角),結果因為一件事上不願妥協,居然遭到亞歷山大屠城,八千人慘死刀下,兩千貴冑被釘十架。要說亞歷山大近乎歇斯底里,不如說他心態很不平衡:他自詡為神的化身,不願認同他身份的都免不了血光之災。
埃及的權貴聽說此事,全部用阿諛奉承的方式博取亞歷山大歡喜。這個‘亞洲的統治者’被尊為法老,太陽神之子,尼羅河港口改稱亞歷山大城,在盧克索神廟甚至連石壁浮雕都造好了,實在肉麻到極點。亞歷山大在埃及逗留不長,卻騰得出時間到沙漠中神明聖地,以‘天神宙斯下凡’的身份被祭司們膜拜。到底亞歷山大自己信不信這一套,不得而知,但他卻從此開始與‘凡人’保持距離。以希臘的傳統,國王和貴族騎士還是平起平坐,但是不管是埃及或中東,都沒有這麼平等的看法,波斯甚至皇后要覲見皇帝還要金杖免死。亞歷山大入境隨俗,有模有樣地提升自己地位,其餘軍兵並不認同(後來他聽說遙遠的地方居然有‘三跪九叩’的禮儀,也想如法炮製,士兵差點造反,只得作罷)。
西部江山摧枯拉朽地淪陷,波斯皇帝也開始緊張了。他向亞歷山大提出協議:幼發拉底河以西的地區全部劃歸希臘。對馬其頓將領而言,這已經很優厚了;希臘人本來就熟悉地中海,加上這地區富裕的地方實在不少,只要善加治理,肯定能自給自足,國度長久。亞歷山大卻回答:不夠。他既是神明化身,又被預言要當亞洲的統治者,怎能這樣就自滿?
公元前331年,談判破裂,波斯自然再次與亞歷山大交戰。這是亞歷山大東征過程中最險的一戰,敵人是自己五倍,交戰前夕亞歷山大甚至曾因驚恐而失態。但是到了戰場上,亞歷山大又恢復以往的傲氣,副將帶左翼,自己帶右翼,以矩形陣勢進攻。波斯人數多,卻沒有採取主動,甚至有點見招拆招,沒有事先計劃。看到亞歷山大的騎兵隊出陣,才要用包抄截住,不料左翼包抄成功,右翼卻露出空門;看到馬其頓陣勢中門打開,才打算取中路,不料波斯領隊為了救人質,居然放棄圍剿亞歷山大的機會。然而波斯畢竟人多勢眾,希臘以一抵五,險象環生。亞歷山大雖然又一次逼近波斯皇帝身邊,卻因為自己部隊告急而無法殺敵,到最後只能逼得波斯皇帝再次逃走。這次希臘損失幾百人,波斯卻喪生四萬人,軍力大挫,從此再也無法和亞歷山大唱對臺戲。
到此為止,亞歷山大的機運算是很不錯。接下來希臘的士兵享受了巴比倫的繁華,擄掠了書珊一百三十萬公斤的金銀財寶。在波斯首都的皇帝寢宮就搶了二十萬公斤的純金,百年經營的皇宮被焚毀成灰,整個城市幾個月內被軍兵亂民徹底搜刮一空,連後代考古學家都找不到當代的一塊金幣。不過搶歸搶,馬其頓的將領們再次問國王,是否應該見好就收?亞歷山大一樣回絕。波斯皇帝還在逃亡,波斯帝國的東部也還沒收歸版圖,除惡務盡,豈可就此住手?
一念之差,往往造就了一世的悲劇。亞歷山大對自己將領的諫言充耳不聞,繼續東征,但是接下來幾年征討的路,又艱苦又得不到報償。中亞的內陸河,本來就水源較少,更沒有類似西亞的大城市值得搶奪,何況希臘人對伊朗高原不熟悉,糧食不足、水土不服、思鄉情切的現象十分嚴重。亞歷山大東達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邊境(希臘稱Bactria,中國古稱大夏)。這時逃到此地的波斯皇帝已經被刺殺,阿富汗總督自立為波斯王。亞歷山大大概幾年來找不到宣洩的對手,乾脆酷刑處死這個篡位者。不過這個山嶺險阻的地區,實在讓亞歷山大沒輒,畢竟當地沒有真正的政府,只有部落和游擊手(之後印度的孔雀王朝、貴霜王朝、阿拉伯的大食帝國、蒙古的成吉思汗、英國、俄國、甚至今日的美國,都對這個棘手地方頭痛)。唯一能控制的方法,不是集體屠殺,就是大量駐兵。這對亞歷山大而言有困難,畢竟他打天下非靠希臘部隊不可。他最後只得用政治手段,娶了當地女子為妻,訓練當地人為部隊,叫一些倒霉的希臘步兵一齊駐守。
而這幾年也是亞歷山大和將領嚴重失和的時期。他有時杯弓蛇影,還唆使部隊刺殺自己心疑的大將。一個曾救過他性命的將領,被他在爛醉的烈怒中親手斬死。他不願回頭,也不聽部隊的意見,公元前327年希臘軍隊越過興都庫什山脈,進入印度河流域,大概在中亞無處洩憤,一到這地方就開始全村屠殺。印度對這突如其來的金鼓戰笳,尚不知要如何對付,亞歷山大終於又有機會大捷。只是天意弄人,在印度河流域碰到希臘從未見過的季風豪雨,一連七十幾天的傾盆大雨,讓希臘軍兵士氣全失。大雨過後,亞歷山大想再接再厲,士兵幾乎暴動。亞歷山大只好‘順天應人’地改道回家。沿著印度河南下,少不了又是一番屠殺,可惜亞歷山大沿河駐守的士兵,不多久都被印度人消滅殆盡,亞歷山大自己也被土著毒箭射傷,僥倖未死。公元前325年大軍到印度洋河口,又碰到更可怕的問題——來接應的船艦只能載少部分人,剩下的都要橫過伊朗南部的莫克蘭沙漠,六十天內沒有一根水草。對士兵而言,這段路猶如煉獄,不知倒斃多少人。雖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但是功敗垂成的,也一樣是萬骨枯。
回到兩河流域,亞歷山大已經有點意興蕭條,可是真正的問題才開始。當年向他投誠的波斯總督,只希望希臘人蝗蟲過境後永遠不要回來,對亞歷山大的軍兵本來就沒好感。至於從馬其頓派來經管各省各城的新總督,既然國王不在,綱紀敗壞,貪污重稅,暴力壓榨,自是不在話下。換言之,亞歷山大打下的江山,已經完全失去了基本政治體系,而大肆擄掠之下,整個波斯帝國早已元氣大傷,半個世紀難以復原。亞歷山大沒有他父親腓力的治理能力,也沒有財政策略,只是繼續沿用恐怖政策,不服者斬,要不然就是強迫軍官們去娶波斯的貴族女子,希望能拉攏關係。這簡直是火上加油,波斯人認為亞歷山大只是在利用他們,而希臘人壓根就不想變成波斯人。更糟的是,這十年東征,有些士兵年紀也大了,無法再上戰場,亞歷山大居然要他們回馬其頓,另外挑選青年加入軍伍。對士兵而言,這又是一種侮辱,沒有利用價值就可以拋棄麼?大家立時抗議。亞歷山大不勝其煩,斬了一批,換波斯人擔任士官,問題仍沒有解決,最後只好分發一些擄掠的金銀,讓萬餘老兵衣錦還鄉。
其他的政策也不得要領。為了籠絡波斯境內的希臘人,亞歷山大竟然宣布,流落異邦的希臘子民都可以回鄉,以前產業也全部歸還。這對希臘境內各城邦,實在是浩劫;一堆人回到家鄉爭權奪利,哪還能有安寧日子過?希臘人原本認為東征的版圖可以發揚文化,促進貿易;現在才知道,對這個野心比天高的國王,自己完全被犧牲也無所謂。後來亞歷山大一離世,所有希臘民眾都大舉反抗馬其頓。
亞歷山大本人還不死心,又想南征阿拉伯,特別叫人擴建港口、訓練兵馬。只是他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飲酒作樂,不再像以前豪氣萬千。一個與他出生入死的摯友逝世,他哭得死去活來,其實不知是為朋友哭,還是為自己壯志未酬而哭?亞歷山大越覺得登天無路,反而越用虛偽誇大來掩飾自己。在巴比倫鑄造的金幣,他的形像還附加閃電,強調自己是天神宙斯之子,更說是天雷讓母親懷胎(不知他父親腓力作何感想)。在公共場所,他總是戴公牛角為飾。他要希臘城邦公認自己是神不是人,又叫人雕自己塑像,身體卻改為完美身段(根據記載,他其實不高也不壯,和拿破崙有得比)。為了表現年輕,他一直不留鬍鬚。可是不管怎麼誇大,他終究是喝酒而死,死時只有三十二歲。
對於他英年早逝的解釋很多,有人喜歡風花雪月的故事,有人認為是被毒殺,也有人推論是戰場舊傷復發、酗酒過量等等。有個不實的謠傳,說他死前叫人棺材開洞,兩手外露,意喻江山再大,死也是空手。這是妄加的典故,亞歷山大可沒那種哲學家的素養,會做這種事。他連‘醉臥沙場君莫笑’的感嘆也不會有,畢竟他只顧短暫的榮耀,從未想過長遠的事。說他志大才疏,未免過分,但是他喜歡勝利,不喜歡建造萬世基業,也是事實。他只是消滅波斯帝國,而不是建立新的帝國,也不曾把希臘文化傳播到中東。甚至可以說馬其頓也毀在他手上,因為他一死,將領立刻割據互戟,拼得魚死網破,十年內演變成‘四分天下’之勢。奪取埃及的將軍托勒密(Ptolemy I Soter)為了稱帝,還搶了亞歷山大的靈柩到埃及去;而馬其頓自己,先是皇室一一被殺,然後又被希臘和色雷斯侵略,三十年內易主多次,飽受無妄之災。一切天下大亂,終歸是亞歷山大的‘究極自我實現’所造成。
《尉缭子》說:“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亞歷山大一生有如電光石火,他打下了五百五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全沒治理,最後又消失得無影無踪。或許,氣短的仍是英雄,但是英雄,仍是不稱職的國王。
同一時期,馬其頓的西邊,一個不到一萬平方公里的小共和國,卻會建立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帝國。
Thursday, August 4, 2011
晨曦:知也無涯
十二因緣,以痴為本。痴者,眾罪之源;智慧,眾行之本。先當斷痴,然後意定。
——釋迦牟尼Siddhārtha Gautama(c.564 - c.484 BC)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551 - 479 BC)
我不能教人任何事;我只能讓他們自己去想。
——蘇格拉底Socrates(469 - 399 BC)
那是個文化史上大放異彩的時代。古世界傳播不便,卻幾乎在同時(尤其是公元前600至300年間),世界上北緯30度左右的古文明地帶——中國、印度、中東、希臘——都各自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文化思想。
德國哲學家Karl Jaspers稱這段時期為‘軸心時代’,尤其推崇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三人。其實,重要人物何止三人?孔子對中國的重要性,用一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就可知道。不過在他之前還有老子,之後還有百家爭鳴,春秋戰國的學術界可說是異常熱鬧。釋迦牟尼創始佛教,講求眾生平等,但是同時代的笩駄摩那(Mahavira)創辦耆那教(Jainism),提倡非暴力,又有無名氏寫了奧義書(Upanishads),那時代追求真理的人也非少數。蘇格拉底的詭辯十分有名,但是他之前已有不少著名哲學家(包括數學家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學派),而他的學生柏拉圖青出於藍,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又集大成,當代風雲人物不勝枚舉。再加上巴比倫的學說紛雜,米底的拜火教遍傳四方,猶太先知們對傳統宗教重新定位,同時代學者真是人才濟濟。
有人認為人才是說有就有,說無就無。這種看法從歷史而言倒是站不住腳。人才並不是想要就有;不論一個人是何等天才,沒有機會和其他天才切磋,仍然不會迸發出智慧的光芒。孟子的‘余豈好辯’,是在不斷的辯論中闡揚真理;三國時代群英問世,是在‘既生瑜何生亮’的挑戰中留名青史;工業革命,是歐洲各國相互較勁的成果;矽谷的高科技,是無數頂尖頭腦競爭而來。《禮記》說:“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沒有環境因素,人才絕不可能誕生。
但是要切磋,其他因素總得先具備:第一、這塊土地上必須有先進的文明。一無所有的蠻荒之地,絕不可能一步登天,衍生超越性的智慧;能達到自我觀察之前,整個社會總要先有充分的宇宙觀,對萬事有所解釋,才能再進一步提出問題。第二、廣大地區必須有共通的語言文化。黃河流域這一點大致成形;北印度的梵文也在幾世紀中逐漸普及;中東的亞蘭文比各民族的語言文字更廣用;波斯沿用了米底文字,後來又輾轉使用以攔和亞蘭文;而希臘文在各個流散的殖民地都被採用。第三,必須有交通作為先決條件。車馬舟船的普及,在沒有大眾媒體的時代,是開拓視野的第一步。孔子周遊列國,一方面是希望找機會實行政治主張,一方面也為了考察當時世界的改變;釋迦牟尼四處拜訪苦行僧,上下求索真理;柏拉圖遊遍義大利、西西里、埃及、迦太基,比對各地不同的理念傳統。不過,倘若沒有需求,交通方面又如何上軌道?荒郊野外的羊腸小徑,千頃碧波的孤舟一葉,都不足以讓學者安全到達目的地,更休提做文化探討了。第四、必須有相當水準的經濟貿易。農工商具備,士人才有用武之地,否則三餐不濟的時代,誰會去探索學術上的疑難?更重要的是,經濟有了基礎,才能讓不同階層的人都來從事文明工作,否則若只有上層子弟能讀書,再怎麼思考也很難突破金玉錦繡之類的沙龍閒談。孔子有教無類,七十二門生貧富兼容;釋迦牟尼提倡眾生平等,耆那教甚至無分男女,扭轉了當時印度的傳統;希臘主張學術不分貴賤,著名的哲學家當中有商人、醫師、工匠、甚至演員;猶大的先知中甚至有農夫。
當然,萬事起頭難,第一代的路程也最艱苦。接下來有學院、講師,學生比較不需要長途跋涉,但是師門傳承之下,也可能有一代不如一代的現象。除非像亞里斯多德,完全否定老師柏拉圖的‘形式’理論,而主張知識是透過經驗觀察所獲得的概念,否則一般學徒只是慕名而來,自己沒有獨立意見,再怎麼切磋琢磨,也達不到舉一反三的效果。另一種可能,是像巴比倫集帝國賢士於一堂。不過如此一來,切磋的機會是有,卻很難精益求精,琢磨出更寶貴的智慧。畢竟學院是皇帝私有,總會迎合皇帝喜好;這樣的學說即使名噪一時,也經不起歷史篩選。第三種可能,就是在教育人口密度高的地區,同時存在好幾種學派,而且每個學派都別樹一幟,互不相讓。中國、印度、希臘的軸心文明,都是從這模式演變而來。
而這些學派所留下最獨特的,也最引人入勝的,可能還是它的問答方式,又稱辯證法。論語有不少學生問老師的對話;佛教的禪修也常是師生討論;蘇格拉底對話錄幾乎是長篇對辯;舊約聖經最後的先知書,一樣以提問題作為釋疑(許多拉比文學也是)。各家各派的答覆,有些機智,有些詰問,有些另有深意,有些甚至無理取鬧,但不可否認,這比以前單方向的傳道授業進步多了。
儘管如此,這幾種文明的進化,相似程度倒很有限。比方,它們對知識的追求有顯著不同:佛教主張頓悟,儒家主張博學,希臘主張啟發。比方,它們產生的文化系統還是有大體上的差異:希臘是本質性的哲學,以色列是人性化的宗教,巴比倫是包羅萬象的玄學,印度是超越塵世的形而上學,中國則是百家各自提倡實用主義。然而促使它們產生的政治因素,卻又有幾分類似——它們都是在一個舊時代將亡,一個新時代又尚未來到的前夕誕生的。
換句話說,它們都是黑夜中的第一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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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出埃及記和青銅文明崩壞以來,到此時已經有七八世紀。這段時間世界各地都有王朝,填補權力真空,穩定社會亂象。中國的周朝填補了殷商之後的政治缺口,但到這時已經天子有名無實。孔子所期望的,是周朝起初的治世。他說:“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這種嚮往,正也因為春秋戰國的亂象,讓至聖先師痛心疾首,才會去追求古代的和諧。老子其實也針對這問題提出政見:“無為,則無不治。”韓非說:“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墨子開頭第一句話:“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其他如名家說‘以正名實而化天下’,兵家說‘存亡之道,不可不察’,這麼多人都費盡心力在為亂世尋求出路,實在也令人敬仰。
別的地方也不遑多讓。巴勒斯坦的大衛王朝已經提過。印度半島自從雅利安人入侵後,也曾有吠陀文明,但是到釋迦牟尼的時代,已經分裂為部落族群各自為政(《中阿含經》稱之為‘十六大國’,其他典籍用‘英雄時代’來形容,但是可想而知是長期戰亂的紛擾歲月),直到公元前261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Ashoka)東征西討,才又有統一印度的帝國。中東的亞述走了,接下來的迦勒底、巴比倫、以攔、和亞述舊部爭相奪權,埃及、阿拉伯、西徐亞、呂底亞、米底又各據勢力,在波斯未統一之前,同樣是多難之秋。希臘戰勝波斯,本應可以產生相對的民族國家,但是抗戰完畢不久,又演變成雅典和斯巴達爭奪領導,歷時431-404BC,戰得兩敗俱傷;蘇格拉底曾參與此戰役,或許正因為厭倦了這無止息的血腥,才使他追根究底地質問各學派,把這些智者自以為是的無知,赤裸裸地呈現在眾人面前(後來因樹敵太多,被賜毒酒而亡)。他弟子柏拉圖對老師的死感到灰心,因此寫了《理想國》留待未來的哲學家皇帝。亞里斯多德認為單有哲學理念還不夠,其他邏輯、科學、醫學、音樂、美學、文學、修辭學、政治學也一樣重要。
所謂‘亂世’,指的並不是你砍我殺的兇殘,而是社會無知、無序、失控、蠻惡、近利、弱肉強食等現象。思想家踏過了不同的泥土,見識過不同的風俗習慣,卻找不到一塊土地能作為人性的模範。他們自己何嘗不希望駐留在一個和諧安寧的家園?何嘗不希望能享受一個真善美的所在?然而他們都看不到未來的治世,只見到無盡的黑夜。
這對於一個文化人是很沮喪的事,但也因為每個思想家都心裡有數,在有生之年見不到黎明,所以只能把眼光放得更遠。因此這些文化都產生了“終極關懷的覺醒”。
基督教神學家Paul Tillich被認為是最先使用終極關懷這詞。所謂終極關懷,是源於人的存在有限,而又期盼無限,以達到永恆的一種精神渴望。這與一般宗教並無兩樣,但是哲學家由觀察人生所引發的問題,往往與宗教推演出的答案起衝突。在這以前,人類知識有限,經驗也有限,天子就是龍,法老就是太陽神之子,婆羅門就是最上層不可侵犯的社會階級;可是到了軸心時代,大環境已經不再能接受這種愚昧無知,何況認識的世界越廣,就越會對本來接受的‘真理’產生懷疑:人是什麼?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活著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世界的規則是什麼?宇宙循環是有原因,還是無目的地進行?動植物的生態與人類相近,為什麼他們沒有智慧?生老病死,是善是惡?攻伐交戰,能獲得什麼?我的敵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該死?我所效忠的又是誰?他們又為什麼該被服從?為什麼不是‘人生而平等’?既然人生過程中充滿了習俗、社會傳統、道德倫理、甚至原本宗教的掩飾面具,那麼最好的生活方式應該如何?對於這類生命本源和死亡價值的探索,就成為終極性思考。
或者,終極關懷就是在悲天憫人的理念為前提之下,尋求新的解釋。論語的‘子不語怪力亂神’,因為以往的神話毫無說服力。佛家說眾生皆苦,徹底解脫才能入涅槃,也是因為傳統制度束縛之下,人只有永世的困惑。猶大的先知從以賽亞開始,不講求諸多獻祭,而要求社會做到公義憐憫,仍然是因為幾百年來的習俗,說一套做一套,無法為人民帶來幸福。尋覓哲理到了終極,才能返璞歸真,正視人生價值,也才能把這最根本的理念呈現在世人眼前。
可惜的是,這種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對那些時代都太早了。有的被世俗瑣碎的禮教重重包覆,有的被標新立異的學說搶盡風頭,有的被盲目逐流的門生頂禮膜拜,有的甚至被固守傳統的激進派辱罵逼迫。這實在與思想家的終極關懷天差地遠。偉大的理念,留下的是什麼?更可惜的是,後世也鮮少能撥雲見日,重尋先哲當年的探索。柏拉圖曾做過解釋:一群人住在山洞中,洞壁上映出外面世界的事物,這些人也以為映在壁上的,是不可更改的真理。有一天,其中一個人走到外面,發現外界的事物,比洞壁上的更真實。他回去告訴人,卻沒有一個相信他,不是扭曲他的形容,就是視他為異己。雅典的成名大哲,尚且嘆息曲高和寡、知音幾人,別的思想家也有相同的苦惱。佛陀有多次幾乎被親戚暗殺。孔子自比為美玉一塊,等待識貨之人。以賽亞書甚至感嘆地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能從一些信條經典中,了解起初的宗旨:也許是濟世,也許是度人,也許是倡導忠孝信誠的德行,也許是教導修身養性的藝術,也許是訓練未來明君的課程,也許是幫助改變天下的動力。《淮南子·氾論訓》說:“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文明的演進,就像千百條來自不同源頭的江河,但最後都歸入大海;各人做的事不同,但都為了求能更好地治理社會。金庸的武俠小說曾引過波斯明教傳入中土的史料,其中有教徒念誦的經文:“焚我殘軀,熊熊聖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喜樂悲愁,皆歸塵土。憐我世人,憂患實多。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這種大仁大義的胸襟,可說是拜火教發祥時的哲人心聲。我們即使不認同它的教義,也不能不被它的博愛精神感動。
只是,再崇高的精神,也難以改變歷史。孔子逝世後三百多年間,社會日益動盪,甚至曾有禁書令出現;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卻也不免用儒學壟斷天下思想。釋迦牟尼在沙羅雙樹下入滅後,三百年內佛教在印度從未取得優勢,印度以外的地區更沒聽說過;阿育王殺戮百萬,建立強權後,才宣布佛教為國教,傳播海外;但他倡導正法,有一半也是出於統治需要。波斯的亞達薛西雖然崇尚拜火教,但說穿了,一個君王要的不是超越塵世的終極關懷,而是招撫萬人的管理方針。哲學理想到頭來還是被當成工具,無法掙脫世界的濫用。
現實,卻也是歷史。
而在希臘,另一個起落無常的時代即將接踵而至。公元前343年,亞里斯多德受聘到希臘北方教書。他的學生之一,就是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Alex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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