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世界大部分地區都有政府規定每週工作40小時的制度。這是對勞工的保障，但這法律卻是誕生在1936年六月七日的法國巴黎，還是為了遏止經濟危機、社會動盪，當時法國總理布鲁姆（Léon Blum）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安民政策。在這之前也有一些地區或大公司自己設40小時的規矩，但像這樣全國實施的新制度，在當時可是創舉。那天法國的勞工團體和工會紛紛慶祝這劃時代的工業進步，還聲稱這制度幾乎可媲美十三世紀英國削減皇室權力的大憲章。
宣傳歸宣傳，那時代的法國經濟簡直是一片災難。暴動、罷工、法西斯黨羽滲透等社會亂象不斷。1929年以來的經濟大蕭條，對法國的影響有點不同，畢竟一次世界大戰歐洲人口驟減，法國在大蕭條起初幾年並沒有面對類似美國的嚴重失業。但也因為這樣，法國政府對自己的經濟制度一直過度自信，倒閉的公司就任他倒閉，甚至為了讓貨幣法郎超越美金英鎊而強制高利率。結果等到法國1934年出現大幅失業、人民貧困時，法國政府居然應付得措手不及。
當然，美國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在想辦法運用失業人口，所以才有胡佛水壩、田納西河谷管理、和紐約市的林肯隧道。但政府大力花錢，未必能刺激經濟，甚至90%以上都失敗告終。除了前面幾個成功特例，其餘一大堆有名無實的建設，連政府文獻都不好意思記載。
而法國卻連這一點都辦不到。美國是四年選總統一次，羅斯福至少可以大力推行新政；法國卻是自從經濟蕭條以來，各個政黨幾乎不斷上台下台、得勢失勢。很多總理來來去去，坐高位三回四回都不在話下。布魯姆的前六任總理，激進黨的肖當（Camille Chautemps）任期只有兩個月多就被告貪污，1934年一月底被迫退位；共產黨的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也只坐了一星期就又因為警民對峙死亡15人而被迫請辭；激進黨的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是之前法國總統，1931年才卸任，這時又被推舉出來，希望能藉著他力挽狂瀾——結果他對所有公務人員減薪3%，讓通貨緊縮更嚴重（他任內居然物價下跌15%），失業率更慘，民眾怒火更爆炸，連公務員都不信任政府，四面楚歌之下，最後杜梅格只待了九個月就又換人。
再來是弗朗丹（Pierre-Étienne Flandin），他是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又有從商經驗，算是實事求是的人，大多數政客都希望他能重修政府信譽——偏偏他提出的辦法是‘無為而治’，理念不錯，卻不能短期生效。六個月後民眾失去耐心，弗朗丹也失去職位。但人民的耐性仍然不見改善，下一個總理布依松（Fernand Bouisson）也遭殃及池魚，六天就擋不住民眾壓力而卸任。
到這時候（1935年六月）法國的經濟已經比大蕭條初還惡化，病入膏肓之下，譁眾取寵的政客也越得勢。接下來是賴伐爾（Pierre Laval），他曾是1931年的法國總理，還曾與美國前總統胡佛有交情，很多人自然希望他能帶動國際的同步成長。然而賴伐爾本人根本是政治變色龍，表面上是社會黨，卻也拉攏右派，現在看到民怨滔天，他趁機又借勢呼風喚雨一番。他這時候的策略是每種都做一點：政府經費也削減一點，與商業也妥協一點，都市的租金也控制調低一點，甚至不惜動用政府權力打破一些民間契約和政府債券的協定。結果一個月後（1935年七月14日）法國到處有示威遊行，主要是激進黨、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左派人士參與，但同時也有許多右派的人同時出動，兩邊還成立後來的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為什麼兩邊都在抗議？原因也很簡單，假若現有的契約協定都被政府強制廢除，那還有幾個人敢再把資金借貸出去？最後整個金融制度只會變得更空乏，經濟萎靡也難以起色。賴伐爾眼看兩邊不討好，趕快又把之前的政令撤回；但他已經失去公信力，苟延殘喘幾個月，還是被迫下台。（注：後來法國被德國佔領時，賴伐爾乾脆直接叛向納粹黨，還在希特勒支持下出任法蘭西領地總理.1944年法國收復失土，賴伐爾被新政府以叛國罪槍斃。）
下一任總理薩羅（Albert Sarraut）也難以有所作為。其實從經濟大蕭條以來國庫一直虧空，政府自保都有困難了，哪還能挽救大眾？到1936年四月選舉，薩羅終於被人民陣線的布魯姆取代。
人民陣線的布魯姆能夠上台，最主要還是他選舉時大力鼓吹，要提高勞工薪資。那年參選者人滿為患，他居然以57%高票當選，連帶人民陣線都獲得法國眾議院三分之二的席位。不過即使選舉大勝，法國仍是警民衝突不斷，甚至選舉後幾天，法國南北都還在罷工暴動。許多勞工並不相信政府能解決問題，所以擅自做主地霸占工廠，連老闆找來的臨時人手也無法開工，更惡性暴力威脅老闆無法裁員重聘。工會人士則是任憑這些員工肇事，好讓選舉勝利直接落實工人的口袋。
當然，大部分工人並不是要把老闆送上斷頭台，更不希望毀掉工廠，否則就自斷財路了。其實一般工人不是對工業對老闆有怨言，真正不滿的是經濟蕭條沒改善，家家財政拮据，而隨時都還會面臨失業的壓力，不想失業的就只好被迫加班或減薪。根據記載，這段罷工期間許多工人一樣細心維修廠房機械，只等待罷工潮過後就可以重回崗位。然而在有心人的利用下，全法國的勞工問題卻越演越烈，選舉後一個月內居然出現一萬兩千起勞工事件，估計有超過三百萬法國工人參與。
在這背景下，每週40小時的新制度出現了，其他對工人的妥協還包括每年兩週的有薪假等等福利。這讓所有工人額手稱慶，畢竟錢多了有誰不高興？布魯姆和其他改革人士還一廂情願地認為，反正失業人口這麼多，每週只工作40小時，剛好可以讓更多人填補工廠需要的員工。不過對公司工廠老闆而言，這簡直是噩耗，40小時薪資不減，原本的薄利也變虧損了，所以違法的公司自是多如牛毛。問題是，這等於直接挑戰布魯姆政權，於是從1936年12月到1937年五月，布魯姆一直強制執行工業新法。只是越執行，經營不下去的工廠卻越來越多，1937年法國經濟已經大出血，最後連布魯姆自己都執政不到一年被轟下台。
每個快失去權勢的領導都會想盡辦法‘延長壽命’；布魯姆也不例外。他為了掩飾經濟退步的真相，居然連政府急需的經費都刪減。這包括軍事費用——法國後來在二次世界大戰對德國毫無招架之力，追根究底是自己挖東牆補西牆，連帶資深有能力的一戰將領也都被迫退休，亡國的日子還會久麼？
布魯姆下台後，法國政治仍然換湯不換藥，接下來又是肖當上任（這已經是他第三次做總理）。八個月後肖當又是因為貪污而自己辭職，再換布魯姆回來坐寶座，不過他的第二次總理任期連一個月都不到，再換達拉第（他也第三次做總理，這次至少待了將近兩年）。不論怎麼重新包裝重新銷售，法國的經濟一直惡性循環。而這時1938年，希特勒的威脅全歐洲皆知，法國卻已經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軍事實力可以對敵了。
偏偏在德國虎視眈眈下，法國還不斷在為勞工法內鬥。1938年十月，眾議院賦予達拉第總理絕對權力，也就是不必經過立法就可以號令全國執行法律。他們本來的意思是要總理像之前幾次戰爭一樣，趕快穩定內政，然後全力面對德國。可是被授予絕對權力後十三天，達拉第的內閣提出42條法令，要加稅，要砍政府支出，更要廢除每週40小時的勞工福利，改為每週48小時。一時全民大嘩，連議院裡的盟友都立時與總理劃清界限。十一月全法國又開始到處罷工，打的正是捍衛40小時權益、維護勞工尊嚴等等口號。原本要幫助失業人口的新政，現在卻成了招兵買馬的政治商標，群眾甚至對這個一年前都不存在的權益，感到欺人太甚的憤怒。至於經濟是否許可，已經沒幾個人在意了。
那時內閣中有一人曾感慨說：“我們以前就算換內閣也不隨便換政策，現在卻政策換個不停，這在歷史上實在太不尋常。法國人已經週休兩天還不滿意，而納粹德國是日以繼夜地製造武器，還怎麼比？”
政策換了，經濟還是低靡。而法國經濟差，也是德國入侵的誘因。一個國家無法解決長期蕭條，會讓民眾彼此失去向心力。正常經濟狀況下，老闆員工、地域文化語言的隔閡都可以接納。經濟動盪時，卻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再小的勞資糾紛都鬧成示威活動，再小的加稅都釀成全國對首都眾叛親離。1930年法國生產總值是4.4億法郎，1937年最低達到3.7億（7年下滑16%），1938年勉強恢復近4億。任何面臨經濟反轉的領導，都會特別強調從最低點已經拉回多少，免得臉上無光。達拉第總理也不外乎如此。但是對民眾而言，和最低點比較有什麼用？怎麼不和蕭條前的經濟比？甚至假若經濟不蕭條而是穩定成長，現在的生產總值又應該是多少？政府鍍金的垃圾數據，不看也罷。
1939年九月，德國進攻波蘭，終於讓法國開始有危機意識。然而一直到1940年五月10日，德軍繞過馬奇諾防線，閃電攻入荷蘭、比利時、法國之前，法國政府一直自顧不暇，還談什麼對敵？1940年三月達拉第自己下台，理由是他沒有盡到保護同盟國芬蘭的責任，實際上法國自己也沒有兵力，救得了誰？接任總理的是國防部長雷諾（Paul Reynaud），他是這段悲劇的終結人物，因為他很清楚法國經濟軍事，不打仗都撐得辛苦，要戰只會送死，所以根本不支持軍事行動。問題是你一個堂堂國防部長卻懦弱到主和不主戰，法國當然士氣更衰。五月16日法國東北部失陷，接下來幾乎一天一省被吞噬，六月10日法國政府緊急撤離巴黎，六月14日巴黎被德軍佔領，六月25日，法國領土全失，前後僅7週。（注：法國淪陷後，雷諾被內奸逮捕出賣，關在德國監獄直到二戰結束。）
一個時代的政治和社會因素，往往決定了國家的經濟命運。法國經濟大蕭條的那段日子，就好比一個病人找醫師看病，卻又嫌湯藥太難喝，寧可去找個開糖水當處方的庸醫，結果病勢越發嚴重，一怒之下又繼續找其他醫師，繼續喝糖水特效藥，最後幾乎整死自己。經濟蕭條並不是最大的問題，真正的隱患是沒有遠見，沒有對症下藥的政策，才造成更不穩定的社會，而不安的社會又導致更多朝令夕改的政策。
蘇洵寫過：“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法國沒賄敵，但自毀經濟，一樣致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