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建過鐵路，讓它運作，/讓它與時間賽跑。
我曾建過鐵路，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我曾建過大樓，高及太陽，/挑磚接鉚混石灰。
我曾建過大樓，現在建完了，/兄弟，能施捨一毛錢麼？
——美國1930年代歌謠
1929年經濟大蕭條，華爾街富豪跳樓的史實，一向是政治、經濟、社會學家所關注的主題；尤其每當經濟不穩定時，更連小市民們都努力鑽研這段歷史，尋找自救之道。可是一次世界大戰後不過11年，為何世界從希望再度跌入絕望？這段過程卻很少看到分析。假若經濟問題是疾病，許多人似乎沒有‘預防勝於治療’的概念，反而是幫社會改善問題，幫經濟起死回生的政治家成了偉人。
這十年多，對世界大半國家而言並不好過。首先，戰敗的德國扛了大筆債務，它的通貨膨脹、經濟蕭條或許還容易理解——1923年德國通膨率達到每月3250000%，到年底前居然出現一兆馬克對一美元的驚人匯率。當然，印鈔票並不是為了還債，因為所有債權國都只要黃金，不要馬克；這些鈔票其實是為了補德國金融流量的缺口，政府不得不做醜事。不過這筆爛帳很快又造成更多副作用，中產階級一夕變窮人，公司行號相繼倒閉，結果惡性循環。類似現象，奧匈帝國分家後債務未償，所以奧地利與匈牙利也分別出現1426%與98%的月通膨率。但沒有債務的地方，對通膨同樣沒有免疫力。從德國獨立出來的波蘭，三年通膨仍高達988233%的可怕數字。意大利和東南歐也都面臨通膨、失業、食物短缺、罷工、激進分子暴動的問題。
淺顯地說，戰爭造成大家互不信任，而經濟與貿易又最需要信任做基礎。戰敗國和戰績不良的地區，會缺乏合作對象，資金也比較短缺，更使經濟難以復蘇。這是很不公平的現象，卻也是歷史慣例。
但是戰勝國的處境未必有利；同時期英法兩國，經濟仍萎靡不振。很多學者說是無法從德國獲得賠款，這理由對戰爭破壞不多的英國未免牽強，畢竟重建中的法國經濟其實還比英國好，1927年甚至成為世界最大儲金國；但戰後十年，法國經濟實無重大變化，而英國的經濟成長幾乎都發生在加拿大、澳洲等地區，英國本土卻幾乎沒成長。這倒是政策問題了。法國在大戰期間犧牲人口太多，戰後失業率可說沒有，甚至不少外籍人民到法國謀生；然而這十多年發展的幾乎都是農業，貿易也是極端保守（所以才儲存大量黃金）。一開始農業恢復，不必再倚賴南美洲的食物進口，經濟成長還算可觀；但這只是彌補戰期所失，時間一久，成長率又回到零。英國可耕地沒有法國多，自從工業革命以來都靠出口業補貼經濟；偏偏戰後許多國家缺錢，英國貨品銷路甚慘，停擺的工業也迫使許多英國資金外流，結果近二十年不景氣。
再看革命後的蘇俄，曾一段時間實施新經濟政策使農業起色，但不久也負成長，直到1928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 Ио́сиф Ста́лин)才廢除政策。其他西班牙、中南美、非洲、中東國家，經濟落人一等，但是遇到歐洲蕭條也同受連累。像西非、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大戰期間靠農作出口稍有成長，戰後又因食物價格暴跌，導致農民欠債，外資撤離、經濟窘迫，種下未來社會不安定的隱憂。中國這段時間正值五四運動、北洋軍閥割據、蔣介石北伐等事，經濟難以起色。日本則正碰到產業上的瓶頸，表面上突飛猛進，實際上這都是國家撐腰的工業。明治維新以來，政府鼓勵的不少是機械軍事類的重工業；可是這時連英國工業出口都有困難，自己要維持經濟成長，又該如何？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世界各國所遇到的經濟問題也不盡相同。
整個世界似乎只有美國蒸蒸日上，美國也自認為是鶴立雞群的佼佼者，甚至標榜是自己勤儉美德、奮鬥精神的成果。可惜這是很自欺的態度——越是自以為穩若泰山，越會把許多人一齊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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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媒體對1920年代的描繪，總是紙醉金迷的消費。實際上這種生活只限於少數華爾街大亨；大部分民眾根本還不知道電影、香檳、時裝毛皮首飾，甚至好萊塢的泳裝選美都聳人聽聞。但這也不代表他們消費方面沒有改變；大戰後的美國已經達到相當工業水準，民眾買屋買車、買收音機、買家電，逐漸成為家庭必要。何況除掉這些消費，整個社會仍剩很多錢，而這些錢通常還是存銀行為主。以美國而言，一次世界大戰前總存額是174億美金，到1928年已經高達527億；儘管利息不多，畢竟‘寧靜致遠’也無所謂。
然而存款比起貸款，又顯得微不足道了。貸款做什麼？做投資。
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政府為了確保軍需，特地將麥價從一桶八十角，提高到一桶兩美金。這雖然促使農民努力耕耘，卻更鼓勵投機商炒作農地，賣給這些增產報國的農民。戰後農地銷路不佳，建商又慫恿各地政府要加強建設，提供新市街給汽車行走，開闢住宅區給新移民。人口移動，是投資者最高興的事：從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多了60萬南歐移民，35萬東歐移民，20萬拉丁美洲移民，還有大批美國南部遷徙的黑人。這些人幾乎都搬入大都市，市長們為了救濟低收入戶，又必須借錢行‘仁政’，讓投資者加倍受惠。都市逐漸變成貧民區，郊區的房市自然漲價，佛羅里達的海濱別墅也快速增值。佛羅里達房市泡沫後，加州房價炒作又成了市場新遊戲。等加州房價開始下跌，投資者已經往股市大量塞錢。1925年佛羅里達的房產總值是四百萬美金，1926年洛杉磯房市總值卻高達兩億美金，1929年前九個月內，投入股市的金額竟有85億，盡是銀行貸款。當年全美國貨幣總流通量也沒這麼多，聯邦預算才320億，出借給歐洲同盟的則有110億。換言之，只要還有新的賭場讓人流連忘返，大家都還相信美國是與眾不同的國家，不會碰到歐洲的經濟問題。儘管有人警告，銀行破產率已經連年增加（1900年代每年約90家，1922年367家，1929年691家），投資者只當耳邊風。
這就是為什麼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二），股市重挫150億，整個月來損失500億，會讓人恐慌到六神無主。單這些損失就相當於銀行總存額，其他房市、公司、政府的債務更是難以承擔。那年公司破產26355家，銀行倒閉1352家，次年又倒28285家公司，2294家銀行。全國土地產大跌三分之一，失業人口高達25%。而出借給歐洲的，短時間又不可能還，究竟該怎麼辦？
恐懼會對人產生許多副作用：第一、過度自信會突然轉為自尊破滅，對未來無法猜測，更感到死亡的陰影逐步逼近。精神力弱的容易崩潰；而精神力強的也要分心照料別人，加倍負擔。第二、再怎麼不信神的人，到了困難瓶頸，也難免覺得是天譴，是神在管教自己道德淪喪。1920年代的繁榮，從此被描述為貪婪糜爛的虛假世界，聲色犬馬的狂歡、酒池肉林的縱慾、放高利貸、上層壓榨下層。伍爾夫（Thomas Wolfe）寫的《無家可歸》、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的《憤怒的葡萄》、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喧嘩與騷動》、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都影射了這種負面社會觀，也都對經濟蕭條寄予一種既值得同情，卻又是因果報應的看法。
但最可怕的還是第三種副作用。一般民眾對失業潦倒、飢餓受凍，最直接的反應還是求助政府；而萬一政府不幫助，仍會出現官逼民反的行為。1930年初，加州有些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士兵，因為失業，希望政府能讓他們提早領退休費養家。政府這時救經濟都來不及了，如何讓人領錢？可是士兵們被婉拒，卻不肯罷休，搭鐵路逐步行乞到華盛頓首府，沿途更增加了許多生活拮据的民眾，還有一些惟恐天下不亂的肇事分子，聲勢浩大地在首府市郊公園向政府哀求抗議。胡佛總統(Herbert Hoover)仍然不批准，而且宣告這些人應該立刻遣散，不得擾亂公園附近居民生活。雙方都不肯讓步，最後仍然起衝突，總統只好請陸軍的麥克阿瑟將軍(Douglas MacArthur)出面鎮壓。人民是遣散了，政府的民調也從此跌到谷底。
為了不再讓民眾抗爭重演，接下來政府只好盡量低調，任何離譜的法案，假若能短期幫助人民，都照單全收。經濟蕭條不久，聯邦最高稅率居然從25%升到63%，公司也被課重稅，有錢人乾脆工廠關閉不做了，遭殃的反而是員工。1930年有兩個議員想譁眾取寵，提議增加進口關稅，保障美國自己的工業。聽到消息，許多經濟學家都大罵無知，連汽車大王福特都搖頭稱他們是經濟白痴；但一般小市民聽到政客說可以減低失業，仍是到處響應。那年法案一通過，果然世界所有地區，包括第三世界國家，都一齊增加進口關稅，一下子更引發全球工業幾乎停頓，各國工人被裁、公司倒閉的現象慘不忍睹，英法等盟國幾乎與美國斷交。1932年那兩個議員都難看地落選下台，但是他們所造成的遺害卻還要花十多年逐步消解。
或許我們今天讀歷史已經猜到：假若當年大家不是飲鴆止渴，也許1932年經濟就會開始恢復了。不幸的是，許多人不明白‘一動不如一靜’，總是病急亂投醫，以火救火，最後病症反而越來越惡化。然而身歷其境的，又有幾人能坐懷不亂？一個醫師不做治療，怎麼向家屬交代？一個政客不立新法，豈不是要被媒體說是無能廢材、姑息問題？何況多數政客家境不差，更會遭民眾唾棄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結果大家拼命救經濟，實際效果如何？1930年紐約鼓勵讓失業的人擺路邊攤，幾天後到處都有人賣蘋果賣報紙，反而讓街上的店鋪難以經營；剛開始還有好心婦女會可憐窮人，後來被一堆爭相兜售的人嚇怕了，還有誰敢買？到頭來整疊報紙、整籃蘋果賣不掉，連報商果農都虧本；那年冬天，路邊攤一個也不剩，倒是本來還有人光顧的店面，因顧客迴避而倒了近半。
胡佛總統1932年落選，取代他的是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美國人簡稱FDR)。儘管他家境富裕，由於他個人雙腿不便，對一般平民也比較同情。他參選是打著‘願與人民共渡困境’的旗幟，以壓倒性票數當選；接任後羅斯福也不負眾望，百日內行新政，再怎麼浪費錢也要幫助人民。然而這些新政真正生效的並不多，最重要的只有聯邦存款保險(FDIC)、田納西河谷管理(TVA)、以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三項。其他法案雖然刺激經濟，卻無法持久，徒然勞民傷財而已；甚至到今日還有經濟學家苛責羅斯福的新政，前幾年似乎一切上軌道，卻是治表不治根，1937年起美國經濟又再度蕭條。當然，這未必全是他經濟政策失敗；1935年開始，美國中西部嚴重乾旱，沙塵暴使許多農民流離失所，約有350萬人不得不遷徙他鄉。羅斯福最奇特的一點是，無論經濟好壞，民眾都支持他、信任他，甚至到1940年大選，已經當選兩任總統的他，居然在民眾激昂的歡呼聲中三度參選，而且仍是高票當選。
可能大家在懼怕中最需要的，就是能仰賴的避風港。歐美西方是基督教國家，但除了神，世人也需要值得倚靠的領導人。比起那時代其他國家人民的領袖們：蘇俄的史達林是喜怒不定的人，英國的Neville Chamberlain是不敢在德國太歲頭上動土，法國的Albert François Lebrun是因為各黨不合才立一個最沒有政治威脅的人當總統，意大利的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簡直是黑手黨獨攬天下。或許美國人民相信羅斯福，並不荒謬，因為他確實與人民共同努力，一點一滴在改善國家經濟。
不過，美國獨善其身就夠了麼？救得了經濟，別處是否會出漏洞？
文豪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1935年寫道：“一個管理不當的國家，第一劑萬靈丹是印鈔票，第二劑是發動戰爭。兩者都能帶來短時間的富強。兩者都會導致長時間的毀滅。偏偏政治經濟的機會主義者都喜歡躲在這兩者之下。”他的前半段話已是不堪回首的歷史，後半段預言竟又不幸言中。。。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