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談到‘帝國’這名詞，大家無不皺眉，有的甚至會激昂地謾罵外國的蠻橫作為。然而帝國自古以來一直存在，連中國都曾是泱泱帝國，為何世界對這名詞如此反感？
其實許多人不滿的不是帝國，而是帝國主義。只要有皇帝就有帝國，但帝國主義卻與皇帝無關。一般歷史定論，帝國主義的崛起是從1870年代開始，歐洲列強瓜分非洲，又迫使中國門戶洞開（日本也有份）；英國當時已經佔領印度，還與俄國在波斯、中東等地展開‘大博弈’。當然，歐洲各國有國王，算是帝國，不過民主的美國，也在威爾遜總統時代指染墨西哥、中美洲，更在1898年把夏威夷劃為特別行政區。由於這發生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盛行後，自有人怪罪達爾文。
可是再廣義地看，十九世紀末出現的，不只是逐鹿天下的強國，也包括各行各業的大集團、大公司。有的是國營企業，包括許多國家的央行制度都始於此。有的是小公司急速擴展，比方德國西門子電子公司（Siemens）、法國興業銀行（Société Générale）、英國匯豐銀行（HSBC）、路透社（Reuters，新聞）、戴比爾斯鑽石公司(De Beers)、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雀巢（Nestlé，世界上最大食品製造商）、美國寶僑公司（Procter & Gamble，全球最大日用品公司之一）、花旗銀行（Citi）、輝瑞製藥（Pfizer）、杜邦(DuPont，今日世界第三大化工）、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曾為四大投資銀行之一）等等。有的是新興產業，包括貝爾電話公司（1877年，後來被AT&T合併）、愛迪生照明公司（1880年，今日通用電氣）、西屋電子公司（Westinghouse， 1886年）、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1886年，醫療用品）、可口可樂（1886年）、德國戴姆勒汽車公司（1890年，今日賓士公司的前身）、日本株式會社（1890年）、法國萊雅（L'Oréal，1909年，世界最大化妝品公司）等等。還有很多靠鐵路業與政治瓜葛大撈一筆，包括加州史丹福（Leland Stanford）、賓州梅隆（Andrew W. Mellon），至今姓名仍高掛大學匾額上。但最著名的，也最富甲一方的，莫過於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銀行大亨摩根（J. P. Morgan）這些人。
為什麼同時代會產生這麼多大國、大公司、大財團？有人認為這些公司是‘先天下之勞而勞’，所以才會‘先天下之富而富’。這種看法對於鼓勵產業很有幫助，卻未必屬實；商業史上有不少例子，最早開拓市場的人，很少成為最後的贏家。其他有人相信一個關鍵性因素、一個別人沒有的條件，就可以讓一家小公司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巨富，一個歐洲國家成為世界性帝國。曾有人做比方，華爾街就是最早利用電話傳遞投資情報、管理營運，才能在金融業如此亨通；英國就是因為有連續射擊的來福槍，才能在非洲如此佔優勢。這種誇大廣告，可信度很低；事實上，愛迪生並不是最早發明電燈的人，福特並不是最早發明汽車的人，萊特兄弟並不是最早發明飛機的人——他們固然是英才，但在廣闊的世界上有許多平行發展的地區，實不足奇。像槍械炸彈的進步，當代幾乎每個國家都採用，根本算不得是獨特的優勢條件；同樣地，電報電話的普及，也是大西洋兩岸每個公司都趕快引進的，難道大家發展都一樣好？
還有人覺得歐美各國科技經濟軍事上勝過他人，亞洲非洲只是利字當頭，不得不折腰；這觀念似乎純粹是為帝國主義圓場，因為破綻實在太多；中國被歐美列強蠶食鯨吞，人民日益排外，甚至導致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這已經不能硬稱是為利益低頭了。波蘭小說家Joseph Conrad寫《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1899年）描述非洲剛果河運送象牙的景象，包括貿易站的惡劣情況、調度混亂、零件散落、無謂的操勞工作，鎖鏈下的黑人可能要工作到死，不服者處決，因而貿易站外全是土著頭顱；但白人也厭惡這裡的工作，效率低、怨言多，有的因離鄉太遠而另結新歡，有的發瘋，有的死於瘧疾。顯而易見，這樣的殖民地，對雙方都不是很值得的投資。除了執政者在地圖上耀武揚威，其餘人根本見不到絲毫利益。
那是什麼造就了這些時代巨業？《史記》說：“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這話用來說人度量大，當然很對，用來做負面解釋，也無不可。真正暴富的行家，不論是政府特權、市場施壓、合法詐騙、投機取巧、偷梁換柱、籠絡靠山、收買官員、討好媒體、套交情拉關係、造謠打垮對手，只要有利的都不必拒絕。真正得勢的國家手段也一樣，不論是籠絡靠山、收買官員、殺一儆百、荼毒人民、金融外交、拉攏同盟、製造利己謊言、弄虛作假讓殖民地與自己同仇敵愾，凡是有用的計策都不必嫌棄。
古人云：‘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真是既矛盾又一針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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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與古代帝國最大的不同，在於管轄的人少，割據地的人也不能算是國民。中國漢朝人口六千萬，單是控制西域、鎮守北疆，就至少動用幾十萬人；畢竟匈奴人數三十萬，沒有相當武力抗衡，自己努力累積的成果都會遭殃。羅馬在凱撒時代人口五千萬，為了統治北非到多瑙河，也耗了幾十萬人；沒有這麼多人駐兵西亞、埃及、不列顛、日耳曼地區，羅馬本土始終無法心安。可是十九世紀的帝國，要控制世界未必要相等人數：清朝中國人口四億，真正在華洋人卻只有五萬，即使義和團‘扶清滅洋’所屠害的外國傳教士約兩百人，也不到遠渡來華的一成。印度當時人口將近三億，卻由不到八萬英國人掌管。非洲情況更嚴重，1900年人口大約1.2億人，卻到處由歐洲人購地置產，因此今天南非尚有8.7% 白人。然而來開墾的荷蘭、法國、德國移民，照樣對虎視眈眈的大英帝國存強烈反感，遂有後來的波爾戰爭（Boer Wars）。實際上英國移民到肯亞、坦尚尼亞、辛巴威的人也與政府官員軍士有摩擦，但他們比起當地黑人處境已經好太多了。十九世紀的種族歧視很嚴重，有部分也在於管理階層與當地人民，數量相差太懸殊，若不用階級分隔，根本無法掌控這些土地。
當然，大公司的營運也一樣操縱於少部分人手上；這在今日司空見慣，在十九世紀還很不尋常。1871年成立的摩根銀行，到1900年已經掌控了美國八千萬人的資產，自己銀行僱員卻僅是幾百人（就算到21世紀銀行職員仍只兩萬多）。身為投資銀行，它不必在各鄉鎮設分行運紙鈔，單是在華爾街交涉一筆生意，都比其他殷勤生意人撈的多。標準石油與美國鋼鐵算是有實質產品的公司，也只各有五萬多員工，其中九成以上還是低薪工人；然而它們真正獲利的方式並非生產石油鋼鐵，而是壟斷市場後減產漲價。那年代靠鐵路致富的，全是由政府給予特權，因此由加州運到東部的貨櫃，在每州州界都要被刁難改變火車節數，間接給鐵路老闆製造賺錢機會。
而特權，就要靠關係。美國鐵路四大家，史丹福曾任加州議員，要立法鞏固自己權益是易如反掌；不過其他人能爭取到太平洋鐵路建築權，肯定也與國會瓜葛菲淺。聯合太平洋鐵路(Union Pacific)至今是全美最大鐵路網，在十九世紀還曾爆發多次賄賂醜聞；反正官商勾結再嚴重，民眾對這現象還不是搖頭嘆息，一籌莫展？據說第一條橫貫鐵路竣工時，兩家大公司的老闆一齊到猶他州慶祝，還象徵性地打最後一樁鋼釘，結果兩個老闆連鐵鎚都不會拿，最後還得工頭自己敲釘了事。或許老闆的工作是公關，是廣告，是拉生意，但假若一個老闆只懂得陪法官州長喝香檳打高爾夫，卻對自己員工視而不見，下層民眾又怎能不討厭這些大老闆？
1870年代媒體給這些人冠上‘強盜爵士’(robber baron)這名詞，意思是他們搶大錢，過著紙醉金迷、不食煙火的貴族生活。用這詞自然有煽動群眾不滿的意圖，但再怎麼加油添醋，仍有幾分屬實。那時代工廠裡為養家加班的、受傷殘廢、操勞倒斃的大有人在。德國勞工與老闆對立得很嚴重，法國則是用懶散作為行動抗議，俄國甚至要拿伏特加酒慰勞員工才能達到預期業績，顯然這時代巨型公司多半不得人緣。為了減低人民反感，許多大老闆拼命捐錢興學做慈善（雖然慈善費一樣可扣稅），意思是他們也回饋社會，並非只取不給。這招轉移注意力的攻略倒很有效，縱算你‘不義而富且貴’，只要建球場、辦醫院、設圖書館、成立老人中心，多少能博得世人原諒。連福特汽車都大膽地把員工薪水加到每天五塊錢，說好聽是讓生產線人員買得起汽車；拆穿了，加薪的真相是為了防範員工流失，更為了讓社會媒體標榜自己是誠實道德的好公司。這一來就算家族裡有五人名列世界首富，也沒人覺得他們驕奢過分。
帝國之間套交情的手法雷同：英法兩國為了不讓別人漁翁得利，自己先結盟，英國佔領埃及到東非到南非，法國則割據北非與西非。俄國與法國同盟，則是為了左右包圍中歐的德國，如此自己要佔中亞、蒙古、滿州，才不致腹背受敵。德國與奧匈帝國聯盟，所以奧地利可以無後顧之憂地併吞巴爾幹半島，甚至一度控制黑海樞紐。然而德國會與奧地利聯手，也是為了搶奪非洲。鐵血將軍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還執政時，曾強烈反對德國參與世界爭奪賽，畢竟德國沒有海軍基礎；一旦他下台，其他人還是積極建立海軍，在非洲查德、喀麥隆、太平洋的新幾內亞、薩摩群島、中國山東青島劃分一席之地。比別人晚出手，是它吃虧的地方，因此佔領的土地價值不如人；不過晚出手，總比不出手來得有面子。但它既然要指染遠洋地帶，自然得與鄰國建交，免遭背後偷襲。日本則是精打細算，看時勢挑選邦交國，因此自己基礎還沒打穩，就先不打草驚蛇；等到俄國來到朝鮮半島，便藉機挑戰。日俄戰爭敵遠我近，實在大有勝算，勝利後更連滿州一齊沒收。後來它也看時勢佔領德國的山東地盤，英國的上海租界，還趁天下大亂時兼併印尼與中南半島。所有帝國主義者，大概屬它最高竿。
商人講究本小利大；帝國主義著重的，則是用最少的兵力，分到最大一杯羹。
儘管如此，這種靠關係、憑手段佔據天下的方法，仍少了古代帝國的重要條件：民心所向。古代帝國耗資用大軍壓境來懾服小國，讓他們自知不敵而投降；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沒興趣浪費人力物力財力，要填補這縫隙，方法有兩種：第一是洗腦；不論帝國或是公司財團，要龐大，就要用故事加深民眾的認同。前面已經提過大老闆自抬身份、博得好感的廣告。但比起這類公關，更有效的則是標榜‘大，才是好’。大銀行不會讓你的錢血本無歸；大公司可以創造更好的產品造福你；大集團是國家興盛的根基；為大企業辦事職位比較穩定。相同地，帝國廣大富庶，也會讓殖民地的中產階級‘與有榮焉’，甚至不惜本錢要把孩子送到‘母國’栽培鍍金。再添加一些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藝、高明的科技、精銳的部隊、繁榮的港都、富麗的城堡，那這帝國會如此成功也不足為奇吧！被洗腦的人恐怕不會反問：這些動聽的故事，與瓜分天下有什麼相干？明人不做暗事，要佔別人便宜，何必還裝一副道貌儼然的模樣？
第二種方法則是極端暴力，讓別人再怎麼憎恨也不敢抵抗。1900年八國聯軍佔據北京，德國其實是最後抵達中國的部隊；然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發布的命令，卻是八國中最惡毒的：“記住：不要同情，不要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殺，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德軍也的確‘不負所望’，連聯軍其他國家都覺得太可怕而批評譴責。不過德國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兇殘暴虐；別人見不到時，英國法國自己在非洲未必那麼紳士；俄國在中亞未必手軟；就算自詡為正義的美國，在中美洲也不懂得客氣。商場上更多的是無法無天的例子：大企業用銀行無限的資本打垮小公司，然後賤價收購；或是藉法庭靠山，阻礙新產業問世，若有對手就派無賴去惡搞誣衊；甚至以空殼公司送對手訂單，讓小型業者自己上吊。曾有人問銀行大亨摩根是否反對競爭，他回答：“我喜歡一點點競爭。”心理學家Robert Hare判斷，許多公司總裁與暴力罪犯或虐待狂，性格相去無幾。這絕非無稽之談。今日華人、印度人、阿拉伯富商，一樣財大氣粗，用巨資強行收購世界性公司，炒作五大洲房產，美其名替非洲小國鋪路築橋、發電淨水，背後仍是在竭力奪取別人的礦產資源。
世上領導者並非各個黑心，生意人並非全是奸商；然而十商九奸，做皇帝的大部分野心勃勃。可惜這種不擇手段的‘捷徑’，短時間可以成名獲利，久了卻要玩火自焚。《史記》也補充一句：“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十九世紀的國際強權、企業壟斷，到了二十世紀初全出了問題：工會罷工抗爭頻頻；文人出書敘述工廠如屠場；華爾街摩根銀行入口被人放炸彈，死傷百餘；俄國罷黜沙皇的聲浪與日俱增；英國面臨愛爾蘭暴動；德國則出現馬克思（Karl Marx）的共產主義。不過內部危機還比不上外界改變：大公司被金融業靠山拋棄，大老闆遭國會議員背叛；美國政府擔心民調，開始對鐵路業、食品業增加法案管制，又強迫標準石油拆散，重罰鋼鐵業的共謀、電話公司的限價、保險業的圍標、新聞業的聯合抵制。之前的高爾夫同伴，現在竟連電話都不接。而列強之間你爭我奪，唯利是圖，更讓全世界的緊張關係急速惡化，隨時一觸即發。終於有一天，奧匈帝國的太子在南斯拉夫遭槍殺；所有利害休戚相關的諸國，頓時全投入火海。
一次世界大戰開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