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神曲》的但丁，其實對拉丁文、希臘文都有很深的造詣，可是整部大作卻是用佛羅倫斯的意大利方言（托斯卡納語）。但丁早在1305年就對意大利文做了預言：“這是新太陽。舊太陽已經無法照亮人類。”他很清楚，一般民眾永遠無法學會拉丁文，所以他親自證實，即使平日說的語言，也能昇華為美妙詩詞、經典文章。在但丁之後，意大利文成為學者文人的驕傲，連21世紀的意大利人都讀得懂八百年前寫的《神曲》；從來沒有作家對一個現代語言影響這麼深巨。
‘文藝復興’當然是後代冠上的名稱，今天對這段歷史的研究簡直數算不完，單是探討藝術方面就有多少大學圖書館滿滿的論文。不過文藝復興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是否專指意大利的發展？這些問題都沒有定論。讀文化史總有錯覺，似乎中世紀後產生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後又銜接巴洛克時期、浪漫時期；實際上大部分時期並非劃分這麼絕對，往往相互重疊，逐步演化。何況文藝復興要說是從多那太羅(Donatello)的雕刻開始也可以，說從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建築開始也可以，甚至說從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的科學發明開始也無不可。連到了文藝復興盛期，像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這等名家都還不斷為後代創造嶄新標準。
廣義地說，文化上的復興並不罕見。古埃及有中王朝與新王朝的復興，基本上都是把早期的輝煌加以發揚光大。波斯是重新塑造古代蘇美爾、亞述、巴比倫的傳統，又引進中亞、埃及、迦南地的文明。希臘的黃金時期過後，亞歷山大的將領們各自瓜分土地，卻也致力把希臘式的建築藝術、學術思想，帶到各地；而羅馬繼承了希臘的傳統，縱算沒有突破，一樣是推廣文化，從不列顛群島到摩洛哥到猶太地到高加索山，到處可見文明極致。猶太人在巴格達孕育第二次文化蛻變；回教文明則在西班牙開創第二春。查理曼大帝是復興拉丁文化，鼓勵舊學，只是火候未到；神聖羅馬帝國也在重新發展古羅馬，同樣不成氣候。中世紀末的學者又開始鑽研古希臘哲學典籍，但是除了哥德式建築，其他文藝發展倒很有限。中國是每隔一段時間就除舊迎新，再隔一段時間又懷念往日經典，在文化交替中不斷增加新色彩。
這些自然都可稱為‘文藝復興’，只是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總不太相似。埃及新王朝的盧克索神殿造得比古王朝的金字塔懾人，羅馬競技場建得比雅典的帕德嫩神廟豪華，可是這畢竟是帝國的作風。的確，文化必須有經濟為前提，但‘有錢能使鬼推磨’，沒錢時又如何？從雅典民主到馬其頓帝國再到羅馬治世，經濟規模一直不斷擴張，相對社會可以花在藝術建築方面的閒錢也增加了；然而西羅馬滅亡前已經通貨膨脹驚人，要建築早期的豪宅也有困難；滅亡後更是經濟衰退，文化倒流。中世紀無論怎麼努力興建，就是達不到古羅馬的高標準。十字軍東征時期，英國已經可以建造希臘式的迴廊，也就是說工匠手藝足以媲美古人，只是不可能像古羅馬在建築業上的消費額多，到最後只建過一處仿古的陵寢，其餘不是高聳參天的教堂，就是粗糙普通的中世紀瓦屋土堡。這兩者差別未免太大，顯然貴族與平民的文化水平並非一齊提升。
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也是靠經濟開始。意大利北方的佛羅倫斯、熱那亞、米蘭、威尼斯，都已經在商業上有相當水準，才請得起良工巧匠。但是這些地方的發展卻常是整條街、整塊廣場、整片市容的改進。也就是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整個社會共襄盛舉，並非貴族專利。鵰鶚騰空，雀鳥一樣也有機會展翅飛翔。
到底兩種發展有什麼不同？文藝復興的契機又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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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個角度來想：羅馬的輝煌雖然建立在希臘的智慧創造上，它的建築始終是靠勞力，而不是靠腦力。哈德良長城、碉堡、驛道、水利建設、議院、市政廳，全部是靠徵召人民或是外族奴隸建造的。由於羅馬帝國百戰百勝，自然不愁勞工不夠；然而這卻使羅馬的工程技術缺乏創新改良的必要，石牆越築越厚，磚壘越造越高。羅馬政府還怕用新技術會造成失業，人民會暴動。到最後羅馬帝國經濟最繁榮時，科技只比古代雅典進步沒多少；連軍事方面，羅馬海軍都沒採用希臘發明的風帆，寧可耗用大量奴隸划軍艦。這種思維上的劃地自限，使整個社會故步自封；等到經濟不行了，更導致技術退化。
中世紀卻因為人口頓減，加上基督教的影響，所以奴隸有限，連流動工人也很罕見。要像古羅馬造大型建築的，幾乎都不了了之。英國國王愛德華一世想在威爾斯新建宏偉的城堡，當地工人卻已被教會徵去建教堂，而後因人手不足，工資額外昂貴，城堡還沒建一半就快國庫透支。法國也一樣。再加上黑死病席捲歐洲，許多建築計劃根本找不到足夠的人力完工。
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末期創造了許多節省人力的改良。有的發明很簡單，卻很實用，比方今日工地仍使用的獨輪車，或是讓馬馱運更有效的韁繩。由於中世紀的武士盔甲重，歐洲馴養的馬也必須力大；而有這些馬，更替代以前的耕牛，農民再把以前木造的犁換成鐵製，使生產力大增。馬車也開始採用性能更佳的輪子，增強承載重量。陸運變得方便，甚至比河運便宜，每年也增建道路橋樑，讓馬車方便載貨。水車磨坊是遠古的發明，但羅馬卻一直用奴隸或驢子做這類粗重工作；這一方面也是羅馬不願用鐵替代木製輪軸。中世紀卻用大量鑄鐵（含碳量2%以上的合金，堅固似鋼）做各種工具器械。十二世紀英國已有五千多座水車，荷蘭更有八千多座風車，打穀磨麥，甚至用於抽水，把窪地變成可耕地。後來風車的帆也被應用在船業：十三世紀北海一帶首次產生不靠人力划的真正帆船，十四世紀葡萄牙又將它改良為兩桅或三桅的多層帆船，還可載幾百噸物資，足以遠渡重洋，前往羅馬鼎盛時期的划槳艦隊永遠達不到的世界（這些以後再談。）產業改革還讓歐洲內外貿易每一代不斷加倍。儘管流通的貿易也有壞處——比方貧民窟增加，黑死病播散等等——不過歷史證明，連黑死病都無法遏止整個歐洲創造財富的速度，反而因人口不足，使許多人更想辦法節省人力。同時也因商業突飛猛進，使歐洲的銀行業、保險業普及，會計學的複式簿記更在此時問世。換言之，這時代歐洲的經濟已經超越有史以來的總金額。有了錢，才有文藝。
不過錢並非平均分配；大部分資產都集中在北意大利（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或是萊茵河流域（法國東北、比利時、荷蘭、到德國西北的平原區）。這兩區自然成為工匠手藝最競爭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結論，之前發生在歐洲的三項要素，終於演化為文藝復興的芽孢：哥德式建築讓歐洲培養製造技術，馬可波羅讓歐洲追求繁榮富裕，戰爭飢荒瘟疫讓歐洲改變產業模式。水到渠成，才有文化事業的開端。坦白講，世界大部分地區在復興文化，都是官方從上面推動；歐洲的文藝復興卻是在沒有達官貴人干擾下先行開始，後來才有教皇國王紛紛請名藝術家為自己設計教堂宮殿。否則貴族錢再多也只當銅臭，有何藝術可言？
以印刷為例來分析：羅馬帝國著作不少，但很少有大量流通的文書；他們不是沒有釘裝的牛皮紙書籍，卻因傳統習慣而一直用卷軸。真正開始採用釘裝書的反而是早期基督徒，方便攜帶閱讀，也方便轉抄。十字軍東征後，紙張取代了牛皮紙，十三世紀連造紙都是用水車，成為平民都買得起的產品，一大張尚且不到一毛錢。這一點是東西社會很大的不同：中國與中東都有造紙技術，但價格不菲，又時時有‘洛陽紙貴’的現象，反而是歐洲因為紙張便宜，使識字率大幅上升，更讓活字印刷立刻廣用。德國首次印聖經不算，當時萊茵河地區每個城市都出現印刷廠，有的提供翻譯的希臘羅馬名作，有的出版當代文人的著述，甚至有教會人士寫靈修叢書，三十年間連續加印99版，簡直是世上第一遭出現‘暢銷書’。這麼多書籍問世，市場競爭下，印刷自也越來越精美，連封面都有專業畫家設計。意大利的印刷業還特別制定清晰易讀的字體，就是今日所有報紙、電腦通用的‘羅馬字體’與‘斜體’。公元1500年的威尼斯就有150家印刷公司，英國、匈牙利、波蘭、西班牙等地區也都有自己的廠商刊行。沒有印刷術之前，歐洲最大的皇家圖書館根本收藏不到幾百本書；印刷開始不到半世紀，整個歐洲已有九億本精裝書，市面上甚至有彩印廣告，推銷本季新書。
這樣看來，文藝復興其實是技術、經濟、與人類才智的結合。而這三者最重要的還是那些文化上的天才。但丁的作品是寫在便宜的紙上，之後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英國喬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則是用簡單木版印刷在紙上。這些通俗的民間故事，與但丁的天堂地獄景象，倒有異曲同工之妙：印刷本來就是應大眾消費而產生，而內容也必須是大家有辦法理解的事物。更好的是，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取代了不再廣用的拉丁文，這讓沒有錢入私塾求學的平民也可以看書。再往後發展，法國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巨人傳》，英國莎士比亞的劇作，西班牙塞萬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的《唐吉訶德》，已經是活字印刷的機器展品，內容更是從故事中反映社會，無論諷刺、感嘆、震驚、懸疑、悲憫，都要拿捏的更具體，卻又不令人嫌造作。這一方面代表當時讀者已經很進步，能體會作者筆下的思維，一方面也印證文藝復興的名人，都是多才多藝之士。
薄伽丘做過行政官、外交官、朝臣、參謀，也是博聞好古的學者，意大利從北到南許多修道院中，封藏千年的希臘羅馬文物地圖，都是他第一個去重新發掘。（不知修道院的僧侶呆守陳年宿貨，如入寶山而空手回，有何感想？）他還把古代的神祗編輯成百科全書，使讀聖經的人方便參考；當時這差點讓他被教會除名，但後來許多畫家都從他描述的神話構想嶄新作品。繼承薄伽丘的，是人文主義之父彼特拉克(Petrarch)，他作的詩幾乎都成為意大利的歌謠，連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都是模仿他。彼特拉克特別去造訪東羅馬帝國塵封已久的圖書館，又到處旅遊增廣見聞，還在比利時發現兩篇失傳的羅馬議員演講稿。見到古羅馬文物，他也努力學習漂亮工整的字體，用黑藍紅三色墨水分別書寫內容、標題、註解，毅力可媲美藝術家；意大利的活字印刷有部分就是觀摩他的字跡。歐洲的‘黑暗時期’一詞是彼特拉克首創，而為了教人走出黑暗，他提倡古代教育——文法、修辭學、哲學、歷史——作為必修學科。長期以來教會一直覺得這些是浪費時間，所以只重神學；但這不僅否定基礎，更因‘學生不能高過老師’的傳統教條，使師生關係一向不佳。人文主義剛好相反，許多新學院是為熱愛古代智慧結晶而出現，大家彼此都是亦師亦友，無所謂等級區分。有人甚至認為這時代懂希臘文比懂拉丁文更值得，因為希臘社會比羅馬平等，學術思想也更自由。
實際上人文主義學家在傳統大學中被排擠得很厲害，但他們在北意大利的政壇卻如魚得水，所以對社會的影響反而比大學教授們可觀。他們文辭好，辯才強，又有獨樹一格的思考判斷力，是執政者最渴求的能臣。在他們協助下，北意大利的政治外交，民生經濟，甚至軍事戰力都已達相當水準。由於他們對希臘羅馬學得多，自也仿效古典流行，穿著風雅，庭院良巧，連為國王舉辦喪禮都如古羅馬權貴，還寫出不錯的宮廷小說、政治理論。他們擔任太子教師，更培養許多未來領導有過人的文藝辨賞能力，才有下一階段更偉大的驚世作品出現。
《神曲》中，但丁稱古羅馬詩豪維吉爾是他的引路人，然而只能引他走過地獄，卻不能為他展示天堂。這已經暗示，文藝復興是走在前人路上，可是到達古人的範疇，還要獨闢蹊徑，否則一樣停留在地獄的邊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人要超越過去，而不是複製往昔。
也許這就是文藝復興與其他文化重建的最大差別。羅馬的文化事業是錢堆砌出來的，中世紀則是邯鄲學步，希望能用仿古肯定自己；只有佛羅倫斯等地，是徹底實踐古人的精神，自己尋求不斷進化，顛覆傳統，突破常識。他們沒有復興拉丁文，卻復興羅馬文學；他們沒有追求希臘的百家爭鳴，卻讓幾千家印刷廠桃李爭輝。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是要東施效顰，模仿古羅馬的氣派。他們知道自己不是泱泱大國，也沒必要把國家改造成文化巨人——他們只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讓自己看得更遠而已。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