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腦力激盪一下：假若你是歐洲中世紀的有錢貴族，但你既不願贊助十字軍東征，又不想開罪天主教，該怎麼做？
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就是捐款建築。十三世紀開始，歐洲各地建了許多美崙美奐的教堂，到今日仍是遊客絡繹不絕。法國巴黎聖母院、亞眠教堂、蘭斯教堂、沙特爾教堂；德國科隆大教堂、弗萊堡教堂、雷根斯堡教堂；英國西敏寺、坎特伯雷教堂、索爾茲伯里教堂、約克座堂；意大利米蘭大教堂、錫耶納教堂；西班牙巴塞隆納教堂、里昂教堂、布爾戈斯教堂；葡萄牙巴塔利亞修道院；其餘愛爾蘭、比利時、荷蘭、瑞士、丹麥、挪威、瑞典、芬蘭、波蘭、捷克、奧地利、匈牙利等地，這種不計成本、縷金雕玉的教堂，多得令人咂舌。那時代人對這種新造型沒什麼名稱，後代藝術史卻給它起名為‘哥德式建築’。‘哥德’這名字含有貶義，代表民智未開的低落文明；然而‘哥德式建築’卻是琉光璀璨，讓歐洲人永遠自豪的無價之寶。
但新的建築文化會出現，並不是模仿回教文明。哥德式建築採用的，其實是結合歐洲幾百年來早就存在的尖形拱門、肋狀拱形、屋頂飛拱設計。這些造型都是為了解決建築物的承壓問題而發明，但是發明之後，卻讓新的建築物不再受傳統高度和跨度的限制。到了這時代，設計師又刻意展現教堂的高聳峭拔；扶壁支架不做在室內，而是加在教堂外面，不致擋住視線。挑高也有助於視覺延伸，可讓心靈穩定、舒緩減壓，使教堂多一分安寧感。可是假若加高了建築卻灰暗陰森，豈不破壞美感？為了空間照明，建築師們充分使用彩色玻璃製造大面積花窗。彩色玻璃自古代腓尼基、羅馬就有，但兩者卻都沒有玻璃窗，反倒是歐洲與中東各自開竅，分別發明窗戶藝術。花窗工業那時在敘利亞、巴勒斯坦一帶鼎盛，在法國也不遑多讓；今日哥德式教堂與中東清真寺裡，多半還鑲嵌近千年的玻璃，歷久彌新，叫人不得不佩服古人才智。不過輕盈美觀的拱廊、浮雕繁複的門柱、精巧細緻的玫瑰窗柳葉窗，在中東就看不到了。
為什麼歐洲會突然迸出這麼卓越的藝術水準？原因不少。經濟水準夠高，當然是必要條件，但歷史上一樣有‘衣食足卻不知榮辱’的國家。城市文明的普及也是重要因素，畢竟每個城市都想增加特色，與眾不同；可是追求獨特只是城主虛榮，大半民眾潛意識裡，有沒有特色實無差別。執政者鼓勵文化，也不可或缺，然而之前查理曼大帝、法蘭克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們，都曾大筆‘投資’於文化工作，卻難以生根萌芽。十三世紀的材料科學、工匠技術堪稱一流；不過同時代的拜占庭、羅馬一帶，工匠更多材料更美，卻從未建過類似的教堂城堡，連著名的比薩斜塔都只是延續羅馬式建築，不算突破。現代許多藝術家講求創新超越、自我解脫、塑造個性，這固然也是藝術的前提，不過若沒有讓世界認同的價值，稀奇古怪的創作又怎麼經得起時間考驗？何況教堂是許多人進出的場所，假如主教看得皺眉，信徒避之若浼，設計師這碗飯也不用吃了。
比較可接受的觀點是：歐洲自東征起，開始接觸外面世界，因此必須給自己一個定位；十字軍失敗後，大家心理受激，於是突然開始翻動自己塵封已久的文化遺產。尤其是西羅馬滅亡前後的哲學經典，在這段期間奠定了學術主義的基礎。等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作品重新譯成拉丁文，終於使得歐洲思想、科技、藝術、文化、學術各方面突飛猛進。這種看法有幾分說服力，但也有很大漏洞：不是每個受刺激的人都能奮發圖強，有的會更作繭自縛、劃地自限。
事實證明，十二世紀開始，歐洲知識份子邁向光明，腳下卻還有更多的天主教反對勢力，拼命要把這些人拉回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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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反對，是‘唯獨聖經’的主張。今日基督教各教派仍認為聖經是所有教義的唯一來源，因此稱為唯獨聖經；但在中古時代，天主教說唯獨聖經，意思卻是只有聖經該被尊重，聖經以外的著作都不可取，也不可過目。結果大家不斷地貶低世界其他學問，甚至除了一本聖經翻得滾瓜爛熟，其他著作卻從未讀過。
然而自從歐洲產生大學之後，許多學者並不全盤認同這種固步自封的態度，相對提出‘文化無祖國’的看法，尤其對回教、猶太教的法學、醫學文獻特別有興趣。他們很願意去讀十世紀波斯大哲伊本·西那(Ibn Sina)、十二世紀西班牙回教學者阿維洛伊（Averroës）的作品，去探討埃及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Moses Maimonides）的典籍。在北法國，最有名的聖經權威居然是猶太裔的拉希（Rashi），連基督教的學生也不時向他求教亞蘭文；拉希自己倒很喜歡基督教的詩頌音樂，還曾把希伯來民謠與法國聖詠彼此互相傳授。他的著作影響了後來巴黎神學院的利爾（Nicolas de Lyre），而利爾的寫作又影響了後來德國的馬丁路德。
這並不是‘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因為同時代歐洲學者出名的也不少。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倫（Anselm）被稱為最後的教父，是繼五世紀的奧古斯丁之後最有邏輯思考力的理學家。赫爾斯（Alexander Hales）是中世紀最早開始引用希臘亞里斯多德的學者；他引經據典很多，連同時代別人沒聽過的學者，都是經他介紹。奧坎（William of Occam）是牛津與巴黎大學的名人，最著名的是強調：‘可以簡單的，就不要用複雜的方式做’；這種看法至今在數學推演、科學研究、和電腦軟體設計都常提到。西班牙的馬迪（Ramón Martí）曾被派去向猶太人做宗教批鬥，但他卻提出報告說，猶太教的塔木德不但不是邪書，反而證明基督教的真理，所以不應燒毀；以當年西班牙宗教荼毒的瘋狂，單是講這句話就要相當勇氣。波拿文西（Bonaventura）認為經學討論意義不大，探討人的心思意念倒比較重要。培根（Roger Bacon；十六世紀文藝復興另有一個培根）向西歐學術界重新強調觀察的重要性，不是經由對典籍的辯論，而是通過實驗來證明真理。阿奎那（Thomas Aquinas）認為自然與神學並不衝突，還曾說：“沒有任何智慧是可以不經由感覺而獲得的。”他也是中世紀歐洲第一個講‘盡信書不如無書’，第一個講‘獨學無友，則孤陋寡聞’的人。
只是，天主教對這些新觀念又會如何對待？安瑟倫曾被流放兩次，其他人也曾被貶官；波拿文西被明昇暗降，乾脆自己辭職；培根被囚禁而終；奧坎差點被賜死，後來放棄哲學，只寫政治。阿奎那是奔波勞碌而病死，一說是被毒死，死後還被天主教唾棄五十年；為此，但丁的《神曲》特地替他抱不平。其他有的被教皇施壓，要用他們的口才推銷十字軍東征；不服從教會的自然革職，但服從的也等於是教皇走狗，從此被學術界鄙視。有的屈服於威逼利誘，為了保住教會職位而三緘其口，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從1210到1277年，巴黎大學許多名學者被下禁令，十三、十四世紀天主教頒布的‘異端譴責’前後居然多達十六次。根據文獻，1277年的譴責包括禁讀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回教、猶太教、以及這些新學派的作品，不從者要被教會除名。這種集權手段幾乎扼殺了那時的文化發展，也使文藝復興延後兩三世紀。
就像西元初世紀，法利賽人為了捍衛猶太教的真理而逼迫基督徒，這時天主教一樣為了捍衛傳統而撲殺新學派。然而新的思想並沒有滅亡；學者們不再開口見喉，明目張膽地挑戰權威，只能用矯飾掩蓋對學術的辯證。這成為‘惡魔代言人’一詞的由來，因為學者要避諱天主教的禁諭，幾乎都用這種開場白：“我是虔誠的僕人，當然不會這麼想，但假若我是魔鬼的手下，豈不是會問...?”天主教對這種迎合粉飾的辦法倒也沒轍，畢竟大家沒有公然叛教，說話方式又夠圓滑，勉強算是循規蹈矩；儘管對討論內容有所懷疑，要怎麼捉把柄？尚書說：“滿招損，謙受益。”即使是造作，也比撞得頭破血流來得有用。
第二類反對，是‘人性本惡’的思維。基督教對罪惡源自祖先的看法根深蒂固，所以一向注重懺悔赦罪、教條約束；不過許多讀過希臘羅馬回教著作的人，已經開始認為後天比先天重要。阿奎那贊同人出生時如‘白板’，沒有與生俱來的心智，而是逐漸由感官和經驗而來，所以教育勝於懲罰。法國聖伯納（Bernard of Clairvaux）是首倡靈修的人，他標榜民眾教育，今日許多傳統教派每週按年曆朗誦聖經片段，幾年循環一次，就是從聖伯納傳下的方針。
偏偏連這麼基本的觀念，當時天主教也不讓步。之前提過，擅自讀經的有罪，一般民眾只會背三十字長的聖母經，其中拉丁文意思更是一竅不通。不知道，教就好了，何必讓信徒永遠無知？很顯然天主教界的上層人士，表面上說神愛世人，其實自己根本不把小老百姓當人看待；無知正好利用，無知不會對自己權力產生威脅，無知就不致揭發自己惡行。不過這種藐視，卻總是用罪來敷衍，反正人民是硬頸項，悖逆，觸犯神，生老病死是活該，因為他們生於罪惡，理當死於罪惡。
那到底宗教人士對自己約束多少？很可悲，天主教這時也是苛以待己。先前因為修道院藏污納垢，所以十一世紀教會反而變本加厲，全面禁止聖職人員與感情有染。換言之，要從事聖工，就不能結婚，否則教會也有權力使婚姻無效。然而這並不只是主教、修道院長的必備條件；那時牛津、劍橋、巴黎大學等地都還與天主教關連甚深，因此大學教授們也都被迫獨身。有的學校對院士在校外撫養‘妾室’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假若醜聞傳開，大家卻又毫不留情地處分院士。
而這種畸形倫理也造就許多悲劇。當時巴黎大學著名學者阿伯拉（Pierre Abélard）結交一位才女，可說是天作之合，不幸戀情曝光，阿伯拉居然慘遭閹割，戀人也被迫進入修女院，從此兩人牛郎織女，到死無法相見。倒是法國民眾很同情這對碧人，還特別將他們死後同葬。這是一種無聲的消極抗議，卻也是最真誠的心靈支援。人就是人，何必把七情六欲都冠為罪孽？天主教大概也知道做得過火，後來對於聖職人員的‘處分’都盡量低調。十六世紀初馬丁路德改教，首先就贊同聖職人員可以結婚，自己也以身作則，還特別引新約聖經，讓已婚的教會人士不必離婚。歐洲各大學開始不限制教授的私事，更認為結婚的人比較不會風流，不致污穢大學聲譽。
論語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雖然十二、三世紀對人性否定，至少後世從這些偏激的行動中省思，從不人道的政策中領悟仁愛，從錯誤中找出正確的方向。黑暗中有許多人都盡量明哲保身，但是保住了自己，下一代還是繼續活在黑暗中，何時了結？要邁向光明，就不能屈於權勢；不管是熱心倡導新思想的學者，咄咄逼人的辯士，不恥下問的大學生，按部就班的改革家，甚至用行動表明心意的民眾，大家都在為光明而奮鬥。湯顯祖寫：“風雨隱寒岩。”易經說：“明夷利艱貞。”或許世界會笑他們是‘笨牛’，不自量力，但是笨牛自有它存在的意義，因為世界將要轉變，而這些不畏艱難的小人物，正是締造光明的原動力。
不過縱算有心，也未必成事。其實十三世紀能出現文化改變，還要歸功於地理。由於阿爾卑斯山的阻隔，使英法德地區與意大利天主教保持距離。西歐的封建制度弊端不少，但各地自治的結果，卻讓大家習慣‘自己動手做’，不需等國王教皇許可。倫敦、巴黎的大學能夠形成新學派，中世紀最早建的意大利波隆納大學卻望塵莫及。法國人民敢抒發自己心聲，意大利人民卻不敢。哥德式建築在英法德三處發揚光大，意大利、希臘卻延續古羅馬建築傳統，甚至到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北方才產生幾棟哥德式教堂，顯然接受程度很慢。可以肯定，哥德式教堂也是天主教的第三類反對；它沒有強烈干涉，自己意大利卻不准興建；古羅馬有千年的建築美學，何必仿效法國新流行？梵蒂岡有千年的神學傳統，何必再做什麼新研究？
若把歐洲地圖劃分哥德式教堂存在不存在的地區，這條線就已經預示將來新教與天主教範圍的分水嶺。沒有十二、三世紀的人與黑暗搏鬥，宗教改革是永遠不會出現的。
世上沒有一步登天的發展，卻有聚沙成塔的奇蹟。今日我們站在仰之彌高的教堂裡，聆聽優雅聖樂飄揚時，也應該知道：人，正在不斷的挫折中成熟；光明，正在不斷的探索中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