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歷史,錯誤多如汪洋,只偶爾有幾處朦朧的真理可找。奧古斯丁是理想主義者,然而他所期待的世界並沒有出現。眾所皆知,西羅馬滅亡後取代而起的,不是神的國度,而是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Middle Ages),也通稱歐洲黑暗時期。所謂的黑暗,指的是文化的失落、學術的遺忘、傳統的銷毀。從蘇格拉底時代八百多年來,希臘學術的繁盛,居然在中世紀消失得一乾二淨,甚至到文藝復興時歐洲才又重新認識古希臘的學術巔峰之作。一個人走錯路,沒什麼奇怪的;但一大群人類集體墮落,究竟怎麼了?
--- Cesare de Beccaria,意大利法學家(1738 - 1794)
歷史上文明消失通常是長期影響,短期發生的知識退化並不常見。但也正因它罕見,所以總在人心留下深刻烙印。中國的焚書坑儒(和近代的文革)、埃及亞歷山大的博物館被毀、中東巴格達的圖書館被蒙古帝國燒盡、中美洲阿茲特克文明自毀歷史文獻、意大利的‘虛榮之火’、西班牙的宗教判決、德國納粹焚書,都是令人髮指的事蹟。其他禁書的法令,比方許多共產國家嚴禁宗教文物,許多基督教國家排斥‘不道德’的作品(百年前還包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許多回教國家抵制西方思想等等,一樣是文明的枷鎖。只是和文明的火葬相比,已經小巫見大巫了。
那麼,難道羅馬末期的人特別厭惡知識?難道哥德人、日耳曼人、匈人都見不得別人好,恨不得根除一切希臘文的學術?其實不盡然。對於這類的文化‘致命傷’,我們很難特別歸咎於一項原因。政治的改變,會讓固有的傳統消失;經濟的衰退,會使原先有能力送孩子上學的父母放棄計劃;戰爭會造成人口頓減,間接讓文化傳承後繼無力;若是語言不通,人要溝通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時間去體會詩詞、話劇、演說、辯論的精華;若是生活背景相差懸殊,人要學習磨麥、製輪、造橋、煉鋼就有困難了,哪有閒暇去理解什麼三角函數、原子理論、邏輯矛盾、共和政體?
更重要的是,文化流傳並不是自發的現象,孔子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個人所修習的尚且如此,何況是千百年累積、千萬人傳承的文化?問題是,亂世中要傳遞文化並不簡單:一方面學生分心,學得也少;二方面政治壓力大,蠻族國王們自己大字不識,對那些文縐縐的討論難免反感;三方面社會頻頻出現‘學術無用論’的說法,即使知識份子再努力,也無法與時代巨流抗衡。當時在東哥德王國統治下,曾有學者Boethius努力留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文獻,自己也為哲學、科學、數學、天文、幾何、音樂等科目做一些整理。可惜他被誣告處死,後來也沒有其他學者繼承遺志;天主教封他為殉道聖徒,然而他的作品在黑暗時期的教會中未曾流傳,文藝復興時代他才被尊稱是‘最後的羅馬人’。這種讚揚實在令人汗顏,即使後代推崇他勇氣可嘉,一樣沒意義,畢竟到此時文明已經斷層千年之久。
不過一般西方歷史學家認為,整個歐洲封閉的最關鍵原因,卻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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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很常說一句‘Sapientiam sapientum perdam’(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這句話出自舊約聖經,原是預言猶大的毀滅;到新約時代使徒保羅又引申為神的道勝過世上的智慧;然而從此教會裡卻不斷有人以偏概全,認為除了基督教,其他文化都不值一哂。
這種扭曲的想法大概每個宗教都有,只是份量問題。剛開始發展的信仰,是在逼迫中成長,所以擯斥其他思想也不無道理:既可算是宗教上的‘保護政策’,也可以安慰患難中的信徒。可惜到了君士坦丁鼓勵基督教時,本來被藐視的信仰現在終於合法,許多基督徒反而自大起來。我管你是名聞遐邇的學者,只要你不認同我,你就是在鼓吹‘人的智慧’,阻擋神的道。結果宗教的自由竟變成縱虎出匣,不只是偏激的主教慫恿信徒焚燒非宗教書籍,連教會裡也為了神觀不合而拼命拉攏皇帝做靠山——成王敗寇,贏的是國教,政府還免除稅收;輸的是異端,所有典籍盡皆銷毀。君士坦丁之後,不同皇帝偏向不同教派。暴力之下,幾乎每個教派都有失喪的斷簡殘篇,連天主教的教父作品都大半失傳。
爭真理,爭到最後,怎麼大家一起野蠻?
奧古斯丁儘管遠居北非,但他寫作廣傳,影響範圍龐大,恐怕也難以獨善其身。他的意見往往被天主教用來攻擊東方各教派,他自己也不排斥這種‘品牌推銷’增加知名度,只是他絕不用希臘文做教義辯論,算是一種消極應付。對於大部分信徒,奧古斯丁建議不要太好奇,太追根究底地探討教義,否則恐怕會迷失自己。沒想到他的話被斷章取義地說是不要對其他學問好奇;中世紀神學家更變本加厲地認為,對世界的好奇,就是出於魔鬼的引誘。這個結論未免下得太離譜,而更離譜的是,走上了歪路,居然也沒有人敢質疑。
希臘從軸心時代開始,一直不斷精益求精、青出於藍,這和他們對知識學問的看法有關。埃及、巴比倫的文明往往著重權威,學生沒有資格反駁老師所教的;希臘卻不認為個人的智慧足以囊括一切學問,即使老師也可能出錯。敢不敢承認錯誤,實事求是,就是學術探討的首要課程。因此學生必須先了解老師的觀念,再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見解剖析,甚至推翻突破老師的論點。希臘文化並不像中東注重傳統、羅馬強調秩序。辯論在雅典社會中不止被容許,還被鼓勵。這種教育制度說亂確實很亂,但假使柏拉圖一百個學生中,出了一個亞里斯多德,那總比訓練一大批只會朗誦‘詩云子曰’的跟班有進步的可能。諾貝爾醫學獎得主Albert Szent-Györgyi曾講過:“發現,在於看了大家所看過的事物,卻想出沒有人想過的疑問。”唐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而毀於隨。”就算是博古通今的學派,若只因襲前人,不另出機樞,早晚會被埋葬。
初世紀基督教受到希臘文化影響,倒沒有劃地自限的態度。他們雖有保羅書信,但信徒並不因此認為保羅已經是最具權威的啟蒙導師。的確,保羅的書信有許多重要觀點,但是他演繹歸納類推反證的手法,其實還不夠慎密,比起希臘的學術論文,或羅馬的演說修辭,都稱不上一流。第二世紀的教父作品縱使駁雜不純,品質不一,畢竟是提出自己額外的見解,而不是一如既往地重述使徒遺訓,辯證方面也比保羅細心得多。他們會做出聖靈論、嗣子論、三一論的假設,其實仍然是根據福音書再進一步分析。柏拉圖主義本來就教人可以用理性去分析世上絕對的‘善’(也稱為‘道’logos,Λόγος),早期的基督教又把這觀念昇華成‘新柏拉圖主義’:從使徒約翰提出‘道成肉身’的觀點以來,基督徒中的知識份子也竭力用理性探討耶穌的本質。
然而見解的分歧,並不是教會願意接受的現象。希臘學者們對真理的研討很客觀,論事不論人,而且也願意承認自己的推理還不夠充分,甚至兩邊可能都有錯誤,足以相互學習。許多教會人士卻沒有這番雅量,畢竟人討論宗教時都難免感情用事,即使自知辯不過人也要義正詞嚴。希臘文化從不認為真理必須捍衛,因為真理像艷陽光芒萬丈,無法遮掩;宗教人士卻要拼命捍衛真理,因為真理是靠自己傳播,沒有妥協的餘地。
或許每個宗教都會面對這種排外的心態,但是倘若信徒清心寡欲,倒也不影響其他文化發展。偏偏四世紀末的基督教被升格成國教,相對地教皇們也認為有救全世界靈魂的神聖使命,更有主宰信徒奉獻與國家稅收的‘重責大任’。金融政治對教會的腐蝕性多強,不需多言;但現實永遠是不留情面的。有權的教派,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更攻擊其他政敵是魔鬼的工人。奧古斯丁的老師安波羅修,雖然善於管理教會,但他也是不擇手段的野心家,為了把天主教的‘正確性’普及全帝國,連煽動、媒體、造勢、操縱輿論都敢做。他的目標達到了;更好的是,西羅馬教會裡的知識份子被他批鬥倒了,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文盲信徒,多半也不諳拉丁文,要控制、要洗腦、要敲詐都容易得多。
但比起別人,安波羅修已經很正派了;其餘做盡醜事的大有人在:之前提過,東羅馬有主教以皇帝為靠山,大肆搶劫其他教派的教堂;亞歷山大有主教慫恿信徒去殺人焚書。希臘、土耳其到中東各地的阿波羅神廟,一一被打碎,改建成教堂。中世紀基督教傳入歐洲各蠻族的領域,伴隨的也是籠絡酋長、狐假虎威的強逼政策,信奉傳統宗教的都會殺頭。有傳說今天德國的椒鹽卷餅(Pretzel)其實本來是圓的,日耳曼人原是做來祭拜太陽;但為了怕基督教懲罰,才改為今天的形狀。而這些只是中世紀初期的現象;越進入黑暗時期,假借宗教名義行惡的越多。
美國恐怖作家H. P. Lovecraft寫道:“把一群有極度強烈宗教情操的人聚集在一起,保證會出現犯罪、變態、瘋狂等黑暗病例。”從歷史看來,此話不假。
更極端,也更複雜的心理情結是:第五世紀的基督教開始歧視猶太人,甚至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西方基督教界中還有很多人抱持‘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耶穌本來就是猶太人,基督教也在巴勒斯坦誕生,為什麼從第五世紀開始,教會卻一面接受舊約聖經,一面又勸皇帝廢除猶太籍官員、禁止猶太教傳播、甚至褫奪猶太人的羅馬公民戶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