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April 28, 2012

封閉:知識的退化(一)

                    人類的歷史,錯誤多如汪洋,只偶爾有幾處朦朧的真理可找。
                                                    --- Cesare de Beccaria,意大利法學家(1738 - 1794)
奧古斯丁是理想主義者,然而他所期待的世界並沒有出現。眾所皆知,西羅馬滅亡後取代而起的,不是神的國度,而是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Middle Ages),也通稱歐洲黑暗時期。所謂的黑暗,指的是文化的失落、學術的遺忘、傳統的銷毀。從蘇格拉底時代八百多年來,希臘學術的繁盛,居然在中世紀消失得一乾二淨,甚至到文藝復興時歐洲才又重新認識古希臘的學術巔峰之作。一個人走錯路,沒什麼奇怪的;但一大群人類集體墮落,究竟怎麼了?

歷史上文明消失通常是長期影響,短期發生的知識退化並不常見。但也正因它罕見,所以總在人心留下深刻烙印。中國的焚書坑儒(和近代的文革)、埃及亞歷山大的博物館被毀、中東巴格達圖書館被蒙古帝國燒盡、中美洲阿茲特克文明自毀歷史文獻、意大利的‘虛榮之火’、西班牙的宗教判決、德國納粹焚書,都是令人髮指的事蹟。其他禁書的法令,比方許多共產國家嚴禁宗教文物,許多基督教國家排斥‘不道德’的作品(百年前還包括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許多回教國家抵制西方思想等等,一樣是文明的枷鎖。只是和文明的火葬相比,已經小巫見大巫了。

那麼,難道羅馬末期的人特別厭惡知識?難道哥德人、日耳曼人、匈人都見不得別人好,恨不得根除一切希臘文的學術?其實不盡然。對於這類的文化‘致命傷’,我們很難特別歸咎於一項原因。政治的改變,會讓固有的傳統消失;經濟的衰退,會使原先有能力送孩子上學的父母放棄計劃;戰爭會造成人口頓減,間接讓文化傳承後繼無力;若是語言不通,人要溝通都來不及了,根本沒時間去體會詩詞、話劇、演說、辯論的精華;若是生活背景相差懸殊,人要學習磨麥、製輪、造橋、煉鋼就有困難了,哪有閒暇去理解什麼三角函數、原子理論、邏輯矛盾、共和政體?

更重要的是,文化流傳並不是自發的現象,孔子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個人所修習的尚且如此,何況是千百年累積、千萬人傳承的文化?問題是,亂世中要傳遞文化並不簡單:一方面學生分心,學得也少;二方面政治壓力大,蠻族國王們自己大字不識,對那些文縐縐的討論難免反感;三方面社會頻頻出現‘學術無用論’的說法,即使知識份子再努力,也無法與時代巨流抗衡。當時在東哥德王國統治下,曾有學者Boethius努力留下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人的文獻,自己也為哲學、科學、數學、天文、幾何、音樂等科目做一些整理。可惜他被誣告處死,後來也沒有其他學者繼承遺志;天主教封他為殉道聖徒,然而他的作品在黑暗時期的教會中未曾流傳,文藝復興時代他才被尊稱是‘最後的羅馬人’。這種讚揚實在令人汗顏,即使後代推崇他勇氣可嘉,一樣沒意義,畢竟到此時文明已經斷層千年之久。

不過一般西方歷史學家認為,整個歐洲封閉的最關鍵原因,卻是基督教。

* * * * *

中世紀很常說一句‘Sapientiam sapientum perdam’(我要滅絕智慧人的智慧)。這句話出自舊約聖經,原是預言猶大的毀滅;到新約時代使徒保羅又引申為神的道勝過世上的智慧;然而從此教會裡卻不斷有人以偏概全,認為除了基督教,其他文化都不值一哂。

這種扭曲的想法大概每個宗教都有,只是份量問題。剛開始發展的信仰,是在逼迫中成長,所以擯斥其他思想也不無道理:既可算是宗教上的‘保護政策’,也可以安慰患難中的信徒。可惜到了君士坦丁鼓勵基督教時,本來被藐視的信仰現在終於合法,許多基督徒反而自大起來。我管你是名聞遐邇的學者,只要你不認同我,你就是在鼓吹‘人的智慧’,阻擋神的道。結果宗教的自由竟變成縱虎出匣,不只是偏激的主教慫恿信徒焚燒非宗教書籍,連教會裡也為了神觀不合而拼命拉攏皇帝做靠山——成王敗寇,贏的是國教,政府還免除稅收;輸的是異端,所有典籍盡皆銷毀。君士坦丁之後,不同皇帝偏向不同教派。暴力之下,幾乎每個教派都有失喪的斷簡殘篇,連天主教的教父作品都大半失傳。

爭真理,爭到最後,怎麼大家一起野蠻?

奧古斯丁儘管遠居北非,但他寫作廣傳,影響範圍龐大,恐怕也難以獨善其身。他的意見往往被天主教用來攻擊東方各教派,他自己也不排斥這種‘品牌推銷’增加知名度,只是他絕不用希臘文做教義辯論,算是一種消極應付。對於大部分信徒,奧古斯丁建議不要太好奇,太追根究底地探討教義,否則恐怕會迷失自己。沒想到他的話被斷章取義地說是不要對其他學問好奇;中世紀神學家更變本加厲地認為,對世界的好奇,就是出於魔鬼的引誘。這個結論未免下得太離譜,而更離譜的是,走上了歪路,居然也沒有人敢質疑。

希臘從軸心時代開始,一直不斷精益求精、青出於藍,這和他們對知識學問的看法有關。埃及、巴比倫的文明往往著重權威,學生沒有資格反駁老師所教的;希臘卻不認為個人的智慧足以囊括一切學問,即使老師也可能出錯。敢不敢承認錯誤,實事求是,就是學術探討的首要課程。因此學生必須先了解老師的觀念,再進一步提出自己的見解剖析,甚至推翻突破老師的論點。希臘文化並不像中東注重傳統、羅馬強調秩序。辯論在雅典社會中不止被容許,還被鼓勵。這種教育制度說亂確實很亂,但假使柏拉圖一百個學生中,出了一個亞里斯多德,那總比訓練一大批只會朗誦‘詩云子曰’的跟班有進步的可能。諾貝爾醫學獎得主Albert Szent-Györgyi曾講過:“發現,在於看了大家所看過的事物,卻想出沒有人想過的疑問。”唐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而毀於隨。”就算是博古通今的學派,若只因襲前人,不另出機樞,早晚會被埋葬。

初世紀基督教受到希臘文化影響,倒沒有劃地自限的態度。他們雖有保羅書信,但信徒並不因此認為保羅已經是最具權威的啟蒙導師。的確,保羅的書信有許多重要觀點,但是他演繹歸納類推反證的手法,其實還不夠慎密,比起希臘的學術論文,或羅馬的演說修辭,都稱不上一流。第二世紀的教父作品縱使駁雜不純,品質不一,畢竟是提出自己額外的見解,而不是一如既往地重述使徒遺訓,辯證方面也比保羅細心得多。他們會做出聖靈論、嗣子論、三一論的假設,其實仍然是根據福音書再進一步分析。柏拉圖主義本來就教人可以用理性去分析世上絕對的‘善’(也稱為‘道’logos,Λόγος),早期的基督教又把這觀念昇華成‘新柏拉圖主義’:從使徒約翰提出‘道成肉身’的觀點以來,基督徒中的知識份子也竭力用理性探討耶穌的本質。

然而見解的分歧,並不是教會願意接受的現象。希臘學者們對真理的研討很客觀,論事不論人,而且也願意承認自己的推理還不夠充分,甚至兩邊可能都有錯誤,足以相互學習。許多教會人士卻沒有這番雅量,畢竟人討論宗教時都難免感情用事,即使自知辯不過人也要義正詞嚴。希臘文化從不認為真理必須捍衛,因為真理像艷陽光芒萬丈,無法遮掩;宗教人士卻要拼命捍衛真理,因為真理是靠自己傳播,沒有妥協的餘地。

或許每個宗教都會面對這種排外的心態,但是倘若信徒清心寡欲,倒也不影響其他文化發展。偏偏四世紀末的基督教被升格成國教,相對地教皇們也認為有救全世界靈魂的神聖使命,更有主宰信徒奉獻與國家稅收的‘重責大任’。金融政治對教會的腐蝕性多強,不需多言;但現實永遠是不留情面的。有權的教派,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更攻擊其他政敵是魔鬼的工人。奧古斯丁的老師安波羅修,雖然善於管理教會,但他也是不擇手段的野心家,為了把天主教的‘正確性’普及全帝國,連煽動、媒體、造勢、操縱輿論都敢做。他的目標達到了;更好的是,西羅馬教會裡的知識份子被他批鬥倒了,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文盲信徒,多半也不諳拉丁文,要控制、要洗腦、要敲詐都容易得多。

但比起別人,安波羅修已經很正派了;其餘做盡醜事的大有人在:之前提過,東羅馬有主教以皇帝為靠山,大肆搶劫其他教派的教堂;亞歷山大有主教慫恿信徒去殺人焚書。希臘、土耳其到中東各地的阿波羅神廟,一一被打碎,改建成教堂。中世紀基督教傳入歐洲各蠻族的領域,伴隨的也是籠絡酋長、狐假虎威的強逼政策,信奉傳統宗教的都會殺頭。有傳說今天德國的椒鹽卷餅(Pretzel)其實本來是圓的,日耳曼人原是做來祭拜太陽;但為了怕基督教懲罰,才改為今天的形狀。而這些只是中世紀初期的現象;越進入黑暗時期,假借宗教名義行惡的越多。

美國恐怖作家H. P. Lovecraft寫道:“把一群有極度強烈宗教情操的人聚集在一起,保證會出現犯罪、變態、瘋狂等黑暗病例。”從歷史看來,此話不假。

更極端,也更複雜的心理情結是:第五世紀的基督教開始歧視猶太人,甚至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西方基督教界中還有很多人抱持‘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耶穌本來就是猶太人,基督教也在巴勒斯坦誕生,為什麼從第五世紀開始,教會卻一面接受舊約聖經,一面又勸皇帝廢除猶太籍官員、禁止猶太教傳播、甚至褫奪猶太人的羅馬公民戶籍?

(待續)

Saturday, April 7, 2012

幕垂:明日如何?

                    晉風日已頹,窮途方慟哭。
                                                        ---李白《古風》
羅馬衰亡史還要補充幾點:

一、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為什麼當時還會被中亞草原的民族趕往多瑙河?哥德人的背後是匈人(Huns),今天匈牙利人的一部分祖先,當時分佈中亞到西伯利亞之間。有人認為匈人就是中國史上的‘匈奴’,但從兩地遺跡的基因鑑定並不能證實。中國北匈奴西遷,比歐洲匈人出現早了280年。有些匈奴部落講的是突厥語系;而匈牙利話只與俄國烏拉山語系有淵源,與天山瀚海一帶的民族語言毫無聯繫。兩者關係是否只是名稱接近而已,尚無定論。不過正式講起來,中亞的游牧民族並沒有很明確的分界,一個民族之內也往往沒有直接的血統關係。有的只是語言相同,活動範圍相近,有的甚至沒有酋長,所以很難用今日的角度分析。歐洲對匈人的記載:1)他們精於騎獵,2)他們會用刀劃俘虜敵人的臉,讓刀疤終身不去,3)他們把生肉放在大腿與馬背之間壓軟了吃,4)他們不願住房屋——匈人不像哥德人東西稀少,便於遷徙,而是他們根本居住在馬背上、出生在馬車裡——對匈人而言,進入土造的地方,猶如進入墳墓。這和後代蒙古人、韃靼人的習慣幾乎沒兩樣。未來蒙古軍事武力如何,當年匈人想必也不弱。

二、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君士坦丁堡怎麼還撐得住?這其實有軟硬兩面:東羅馬先引進阿拉伯的傭兵來對付哥德人,以毒攻毒,一時倒也沒有落敗。等到哥德人士氣冷卻一點,東羅馬皇帝又特別向哥德人招安,讓他們當羅馬的士卒將領,給他們薪俸反比一般士兵還高。這固然可以讓戰爭停止,但是其他士兵心理總會不平;而哥德人摸清楚羅馬脾性之後,更開始腳踏兩條船:今天穿亞麻長袍與大臣們平起平坐,明天又換上獸皮襲擊帝國重鎮。西哥德王國的首任國王Alaric就是如此:他懶得替皇帝戍邊,自己帶哥德人洗劫了希臘半島上雅典、斯巴達、哥林多等地,結果懦弱的皇帝不但沒有派人討伐,反而派他擔任巴爾幹半島西部行省總司令。公元410年,‘總司令’又明知故犯,再度帶領哥德人攻陷羅馬城。儘管後來西羅馬的軍隊重新收復羅馬,整個帝國已經元氣大傷;之後到滅亡,羅馬也不再是西方的首都

三、既然哥德人如此強悍,何以歷史上名聲不響亮?這問題比較複雜,因為羅馬對那時代記載有限,但是它很像中國的五胡亂華時代:百餘年間北方各族問鼎中原,在華夏各地建立數十個大小強弱不等的國家,間而破壞了中原的政治經濟架構。西方也一樣。本位主義的羅馬人不喜歡去了解其他民族,敘述不詳;然而歷史學最常用的,是德文的Völkerwanderung(民族大遷徙)一字,因為那時除了哥德人和匈人,還有盎格魯人薩克森人朱特人移往不列顛群島;法蘭克人遷入法國;蘇維滙人搬到西班牙、葡萄牙;弗里斯人到荷蘭;勃艮第人到丹麥;倫巴第人到奧地利;斯拉夫人到俄國;格皮德人摩爾多瓦阿瓦爾人到波蘭;阿蘭人到羅馬尼亞;保加爾人到保加利亞;日耳曼人建立大小邦國;汪達爾人流動各地,甚至從西歐轉至北非發展。加上東羅馬有阿拉伯、兩河流域、埃及的其他民族,到公元700年以後,連東羅馬帝國都只剩下希臘與土耳其的部分地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時代,已經徹底結束了,繼而取代的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的局面。

美國哈德遜畫派名家Thomas Cole曾繪五幅油畫:《蠻荒》《田園》《全盛》《毀滅》《衰亡》,共稱《帝國的歷程》,用的就是羅馬的經過。山水不改,物是人非。這是很令人感傷的閉幕式,尤其羅馬再三被摧殘,到最後大家都不忍再看。公元476年西羅馬消失時,歷史僅剩抽噎啜泣,嗚咽無聲。

不過,有人會因為惆悵的夕陽而黯然神傷,卻也有人因為羅馬的終結而心靈覺醒。

* * * * *

四世紀末的教會,出現了許多偉大的神父;他們幾乎都是知識份子,也致力把基督教的哲學基礎做總整理。哈德良堡戰役後不久,耶柔米(St. Jerome)花了二十多年完成拉丁文通俗聖經譯本(Vulgate,武加大譯本),讓不識希臘文的信徒也可以聽懂;法國的馬丁(St. Martin of Tours)在修道院與主教的工作之間徘徊,讓想追求清修的人有地方可去;南意大利的本尼狄克(St. Benedict of Nursia)創立了西方修道院制度的第一份標準;土耳其的三位重要神父St. Basil of Caesarea, St. Gregory of Nyssa, St. Gregory of Nazianzus)結合了教會中的神觀探討與柏拉圖式的分析,卻不因哲學而忽視了救恩;君士坦丁堡的主教St. John Chrysostom為新舊約的釋經學做了相當貢獻,讓白紙黑字變得生活化、個人化;米蘭的主教安波羅修(St. Ambrose)則是當代著名的拉丁教父,他既有管理教會的才能,又曾接受律師教育,因此把修辭、辯證的演講方式活用在講道中。

一個時代會出現這麼多基督教學者,並不偶然。這些人不是因基督教被定為國教而大發熱心,畢竟政府公定某個宗教,反而會讓這個宗教安於故俗,溺於舊聞,停止長進。這時代的基督教卻完全相反:他們會有不懈的熱忱,正因為羅馬在走下坡。猶太人是亡國後才編定舊約聖經;但是羅馬尚未淪亡,基督教已經開始探索明日將如何。一個時代要過去了,他們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他們能做些什麼?別人還在萎糜不振時,他們已經把心志活力投入基督教文化的發揚光大。基督教甚至在為整個帝國重定坐標。

而這些知識分子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奧古斯丁是北非行省希波的主教。這不算什麼崇高地位;基督教尚未成為羅馬國教前,單單北非行省就有七百位主教。但是奧古斯丁的著作倒令人咋舌;他自己估計寫過九十三本書(還少算了二十多本),三百多封書信給其他教會,另有五百多篇平時講道被記錄下來廣為流傳(他一生大約講道八千多次)。當年曾有人驚嘆:“以奧古斯丁讀書之多,很難想像他還有時間寫作,而他寫這麼多,更難想像有人能全部讀完。”當然,若只是以量取勝,就不值一提了,不過奧古斯丁是融合了初世紀以來的作品,再加上個人的見解,終而創出‘集大成’的論述。可以說從使徒保羅以來,他應該是對基督教影響最深的人。

歷史對奧古斯丁偏見很深,而且總來自沒讀過他作品的人。他的《懺悔錄》(Confessiones)可說是西方歷史上第一本自傳,然而許多不學無術的人根本不了解,拉丁文Confiteri的意思是‘見證’而不是‘懺悔’;換言之,這本書是他的《見證集》,內容包括他人生的一部分,還有絕大部分是以天地萬物來見證神的偉大。稱之為懺悔錄已經很誤導了,後來竟有人加油添醋,說他年輕時代生活放蕩淫亂,接受主之後才改邪歸正;其實根本亂講。奧古斯丁從小博聞強記,愛好羅馬文物,尤其對古羅馬演講家悠然神往;他十一歲就到學院深造,十七歲去迦太基專攻修辭學。他真正讓母親難過的,大概只有他比較不認同天主教,而是認同靈智派學說;即使這一點也不能說是道德淪喪。學院中多的是不檢點的年輕人,奧古斯丁卻沒說自己真的有不良記錄;他和一個女子共度十三年,生有一子,雖不是結婚,倒也不是亂搞關係。羅馬對社會等級一向分得很嚴,他們可能不能正式結婚,但這種非婚姻的‘婚姻’當時教會仍然承認。何況奧古斯丁的興趣是在學術方面,不是在放縱情慾;他之後到羅馬、米蘭等地深造,甚至在安波羅修之下繼續鑽研講道學。對他而言,真理是沒有止境的追逐,他也樂此不疲。這一點從他的自傳應該很清楚,偏偏膚淺的人拼命要無中生有,想入非非,從平凡無奇的記錄中惡意渲染。

然而奧古斯丁對當代最大的衝擊不是他的自傳,而是《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那時羅馬帝國面對危亡,很多羅馬人開始認為從君士坦丁起,整個帝國就是因為信奉基督教,捨本忘祖,才會危機四伏;也就是說,基督教是導致衰敗的罪魁禍首。一般人不辨菽麥,會相信這種誤解也不為怪,但是要如何扭轉這種看法卻不容易。難道要說是神在考驗羅馬帝國,最後必定否極泰來?公元413年奧古斯丁寫此書,並沒有用安慰的方式,而是開門見山地強調:羅馬本身不是永恆的,它道德的衰退本來就會自取其禍。但是世界有兩個極端:一個是地上之城,一個則是神的城。羅馬會毀滅,歷史早已註定,畢竟它已經朽木不可雕;然而另一個城卻是真金不怕火煉。

這種看法在當日也不算別出機杼,今天更是了無新意,為什麼一本書會有如此影響?真正肇因可能是當時教會的政治化,讓奧古斯丁都感到失望。基督教既已成為羅馬國教,教會與帝國關係也日漸扭曲,主教們各自藉用政治關係為自己添加利益、剷除對手、謀職升遷。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並不是在向信徒解釋歷史的宿命,而是在說服自己:神與世俗並沒有合作的必要;人民或許先入為主,認為羅馬帝國是歷史唯一的贏家,但是歷史之前是什麼?之後又是什麼?

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奧古斯丁把羅馬的歷史重新審視:世上的國度,即使文明再高,仍舊是不完美的。古羅馬詩人自稱羅馬是為了天神的正義而創設的;奧古斯丁卻不甘示弱地引歷史強調,羅馬從起初就是稔惡藏奸的所在——凡是世俗的機構都不可能達到完全正義。當然,羅馬有知識文化,也有殘酷不仁;有明哲皇帝,也有宵小之輩;有教會發揚光大,也有道德醜惡面;它不是地上之城‘巴比倫’,也不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任何文明都有人的污穢,而會被毀滅的也是這份自私貪婪惡毒。他把救贖論推演至全人類世界,結論是:最後審判就是在為社會去蕪存菁,留下真正神的國度。

他所說的是神的國度,不是教會。他有生之年曾經多次用犀利的言辭,斥責羅馬教皇所寵信的人所講的‘偉論’。要分析教義並沒什麼不對,但是有權力的人往往強迫所有人接受他們的意見;這是奧古斯丁最反感的部分。基督教的教義本來就不容易消化,大家見解不同,才需要圍在一張桌子徹底地討論,不是麼?可惜他直言並不能改變任何事,儘管他的著作能影響許多主教,對教會政治卻沒有幫助。一個天昏地暗的時代,不止整個帝國進入癌症末期,連教會也在枯槁。美國神學家Reinhold Niebuhr說:“文明死亡之前總是拼命向自己證明自己多麼永恆不垂,甚至為了證明自己有多堅強,反而破壞了社會秩序。”

那時代的信徒,其實都認清了這現象;有的逃避,有的獨善其身。但是羅馬滅亡的前後,居然還有許多神父在牧養信徒之餘,又積極地留下自己的心血,以待來人。即使不能改變世界,也不能卑劣地度過短短一生。奧古斯丁的講道中有句勸慰:“人總說:時代惡劣,時代艱困。但我們應該努力好好地活,因為我們就是時代——我們如何,時代就如何。”

也許能做到這一點的人不多,不過這確實是每個人在亂世中所能追求的目標。或許世界的枷鎖太多了:土地財產的保障、社會的安定、宗教的權威。人給自己多重緊箍,以為這就是生命的意義,到最後只是自欺欺人的假象,在蠻族的侵襲之下根本經不起考驗。唯有拋開這些世俗的枷鎖,人才能返璞歸真。奧古斯丁沒有祈禱國家不滅亡,只祈禱自己能明白神在歷史中要做什麼。他的作品也許對後代而言都太過深奧,但是至少他個人已經找到了人生的呼召,也找到了回家的途徑。

他,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