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難，行路難，走在人生道上，很多人都有像李白一樣的感慨，卻仍抱一絲希望能衝破艱難實踐理想。以色列人四百多年未曾離開過埃及，現在前途漫漫，也得靠那微毫信心往前跨步，希望有一天能到達‘迦南’這傳說流奶與蜜之地。或許言過其詞，但是對畜牧人而言，牛乳羊乳都象徵財富，而蜂蜜在沒有大量生產精製蔗糖的從前，更是只有上層社會才能享受的美食，要如此美化一個祖先落腳過的土地，實在是因巴勒斯坦地區沒有其他資源，埃及南方努比亞盛產黃金，土耳其北方弗呂家甚至有國王點石成金的神話，巴勒斯坦倒是什麼也沒有，充其量是要用辛苦的汗水換取農作的果實。不過那也無所謂，正因為曾是奴隸，衣溫飯飽之際能有更好的物質生活就不錯了，可食的奶與蜜比不可食的黃金更實用，對走貧瘠曠野路的人也更有吸引力。
多岐路，今安在？
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掛雲帆濟滄海。
但是行路難，帶領萬眾一同行路更難，過了紅海的以色列人歡呼歌頌，但是接下來面對黃沙遍野還是抱怨連連。舊約聖經說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眾人。這話也許不全對，可是若說是勝過世上眾領導者，大概不為過，想想許多父母教養孩子會失去耐性，而摩西要教養的，是比孩子還難帶的百萬民眾。
剛從壓制生活中解放出來的人民，其實心智尚未成熟，一下子獲得自由，種種貪婪虛張作賤報復的瑣碎心態也往往立刻浮現表面，埃及接下來還有幾次勞工暴動，最後利比亞人殘殺埃及貴族，大肆擄掠商賈火燒宮庭，可是亡國容易建國難，會釀成後來的黑暗時期，這些被解放的人民責無旁貸。楚漢相爭時代人民掙脫了秦始皇的極端政策，卻任憑項羽帶領他們坑兵屠城，到咸陽更燒殺掠奪，能帶走的全塞口袋，不能帶走的全部付之一炬。歐洲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吸引無數貧民加入陣容以搏出頭，但是戰爭要錢，教皇又不像各國國庫充實，結果第四次東征的饑民疲兵乾脆中東也不去了，自作主張攻打君士坦丁堡，火燒三天，萬餘人家破人亡，城中保存的希臘羅馬古物被破壞殆盡，連教堂的金飾銀杯都席捲回家，從此天主教和東正教永無和好之日。法國大革命時期有志之士原本對未來的共和積極籌劃，但是暴民卻不斷把看不順眼的人，包括有理想有遠見的人，全部送上斷頭台，造成一時的恐怖政治。俄國1917年的十月革命為時不過兩週，但是社會民主工黨所成立的政府大多是靠不識字的人民擁戴，革命成功後許多佃農奪良田自己分配，還用槍尖威脅上流社會人士自寫罪狀，銀行資產教堂積蓄全部沒收充公，外債拒絕償付，但是除了莫斯科之外大多數地區並不響應革命，結果工黨和全國演變成三方內戰，混亂達五年之久，各方都死了百萬人以上。
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其實也如履薄冰，暴躁的百姓動輒因沒水喝要用石頭打死他，其他問題，比如民眾領袖造反，游牧騎兵偷襲，都比不上失控的亂民危險。歷史上有許多記載會讓人認為是封建專制，但這畢竟是今日思想文化發達的社會觀，（還加上錯誤認知和媒體混淆視聽），亂世用重典，雖然一樣會有誤判冤獄、政府越權的狀況，假若混沌險惡中真有善體民意的賢君，恐怕被煽動的群眾要欺到頭上都無以阻擋，還談什麼治國？春秋早期有制禮作樂的周公，曾因攝政面對朝中朝外流言，後來又討平三監，說霸道也可以，但是為一己利益亂國者眾，再加上民智未開，風雨飄搖中要鞏固國家根基談何容易？
但不論是周公或是摩西，他們政治手段都算高明，可是又都是用心良苦的導師。若沒有忍辱負重的周公，春秋時代社會水平恐怕到孔子也未必能百家爭鳴。而若沒有春風化雨的摩西，以色列民這顆種子恐怕永遠不會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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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的出生和離世都是個謎，他雖然帶以色列人到約旦河，自己卻沒有進迦南地，甚至連百姓都不知道他被葬在何處，因此避免了後代的盲目祭拜。至於他的出生，舊約聖經說是匿藏數月之後被放在箱子隨尼羅河水漂盪，而後法老的女兒看到撿起，領養為孩子，因為從水裡拉上來，故稱摩西。這典故很令人質疑，希伯來文‘摩西’固然有這意義，埃及文中‘摩西’（Mose）的意思只是‘兒子’，像拉美西斯（Ramesses是希臘譯文，埃及文為Ra-Mose）顧名思義就是太陽神的兒子。換言之，加入這典故的人或許是不懂埃及話的後人，否則在出埃及的群眾前如此強加解釋，反讓可信度打折扣。
不過名字並不重要，摩西受過埃及教育應當沒錯，他的埃及話說得要比希伯來話流利，在法老面前可以振振有詞，向以色列人傳話卻常要借重祭司亞倫的口。儘管如此，摩西對以色列人的影響並沒有語言障礙，他所實施的‘再教育’，從民生到教戰包含甚廣，這對文化水平還未上軌道的剛解放奴隸，實在有必要。尤其是法律，這種觀念對奴隸而言太陌生了，主人的要求就是不可拒抗的天則，不服從的是掌嘴還是打斷腿，生死任意。現在一下子獲得自由，頓時失去約束力，人是否還知道每日諸事可為不可為？若是社會惡化到‘無法無天’，暴民囂張地亂砍亂鬥姦淫擄掠，那這百萬群眾一天就瓦解了，還到得了迦南地？
《管子·牧民》篇說過：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摩西對過紅海的以色列人，也是用最基本的方式傳授生活法則，十誡的後半段都是禁戒：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偽證陷害人等等，湊合十條律例大概是便於記憶，但是明白犯什麼法該受處置，人民才不用時時提心吊膽，防備鄰舍來危害自己。秦朝末期農民戰爭中，劉邦入咸陽，廢除了秦的苛法嚴刑，只保留「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三條，這就是後世稱頌的‘約法三章’，而三條法令又立刻指出犯法應得的懲罰。摩西的十誡沒有特別提到犯罪相對的懲治，但是他所頒布的宗教法，最讓人記得的還是那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就是說，不同民族對平等的看法其實相去不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哲理，在此提升為法律實用版。
然而十誡所提倡的道德標準，要比劉邦的約法三章想得更深幾步。殺人偷竊之外，為什麼要加上不可姦淫、不可偽證、當孝敬父母這些條文？
法國啟蒙時期，提倡政府三權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 de Montesquieu)認為法律的精神始於理性，物質世界有自己的定律，各種動物有自己的規則，人所訂定的法律也應該是適合需要而創設，所以理性也用於辨別法律合宜與否。若用這眼光來分析，倒可以想想古今法典創制的背景因素。東方社會在黃土上紮根，產業一代傳一代，自然對孝道極為重視，不孝的不能繼承田產。曠野中尋路的人可沒這麼優待，寸步維艱，老弱婦孺其實走得最慢，也最難照料，而所有家當牛羊又都在身邊同行，萬一年輕人自私自利，棄年長父母不顧，任他們在荒原中餓死渴死，這些產業還不是照樣繼承？道德典範的約束力量，不見得有宗教法律來得實際。漢朝桓寬的《鹽鐵論》有云：“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人的劣根性不可能只用禮儀來美化，哲學家提倡的可能是永遠達不到的大同境界，反而不如走法律路線的人真正對症下藥。
相同地，東方社會固定，人往往從出生到入土都在同鄉鎮中，人不多，當然人情也沒有大群人眾複雜。曠野中幾百萬人倒是流動性大，今天認識的鄰居可能明天落後隊尾，若是彼此控告偷東西，甚至告殺人，其他同隊的人也很難分辨到底誰強詞奪理。按摩西五經，若有原告指控被告，兩人都要站在神和祭司面前，若是誣告，不但要等價償還，還要向被告多付五分之一的賠罪，然後也要獻公牛一頭為祭，這用今天的看法也很有道理，信口開河讓別人麻煩，被告當然要向你理賠，膽敢浪費法官的時間，國家當然要向你多課稅。
更特別的是猶太法律對姦淫的看法。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有慾望就可能有過失，可是有過失，不同文明懲戒方式卻大不相同。中國傳統對男人三妻四妾不認為有錯，女人不貞卻強迫要吊樑自盡。印度婆羅門教的摩奴法典也認為男人再怎樣放蕩，妻子仍應敬丈夫為神明，反過來若妻子不忠於丈夫，要分屍任狗咬食。羅馬人認為男人姦淫有罪，但只限於外遇是有夫之婦，如果是未婚女子或是女奴，則不算有罪。總而言之，世上許多古文化還是強調男尊女卑。
摩西所定的法則，是破天荒的頭一遭對女性地位肯定，不是刻意抬舉，而是一視同仁，有罪的，男女都要受罰。當然，男人平均體能上佔優勢，若是用強還是會達到目的，所以條文上又加了補充，若是郊外無人處發生姦案，要治死男子，女子可判無罪，若是臨近有人而女子沒有求救，則兩人同罪。會產生這樣的法律觀念，其實仍然和環境背景有關：世上男女各一半，曠野路是人人要走，男人走的女人孩子也要走，男人扛東西女人孩子也得扛，男人趕牛羊女人也一樣，並不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夫妻都要打水覓食，男女都要分工合作。至於其他事項，降天災分紅海在乎神不在乎人，作戰勝利也是如此，參戰的雖是男人，可不能自誇勞苦功高，因而藐視未參戰的女人。
或者說，困苦的環境使人真正了解平等，畢竟人在過於舒適平坦的環境中容易歧視有求於己的人。一個百廢待興時代白手起家的創業者，比較會謝天，也比較會用財產回饋社會，而一個工商發達時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佼佼家，卻比較會上媒體自吹自擂，也比較會拼命給自己分紅。
猶太人在西奈沙漠中，學到了男女平等這種理性態度，而基督教延續了猶太律法的傳統，也強調一夫一妻，平等關係。可是直到今日，西方文化傳入第三世界國家幾百年後，還有很多重男輕女，三從四德，納妾，干涉寡婦婚姻的習慣根深蒂固。回教國家對姦淫看法更極端，輕則鞭打百下，重則用石頭打死，按照可蘭經男女都該死，可是實際上死的幾乎都是女性，也不見得真的有犯姦淫罪，只要丈夫懷疑就可以定罪，最常見的是家族男性成員為維護名聲殺死無辜婦女，即所謂‘名譽殺害’，據聯合國統計，每年為此被殺的女性高達五千人以上。到這種程度簡直是性變態的假冒為善了，作賤婦女以補償個人自卑心態，已經很要不得，再要打死溺死一個女性家人，社會還如此縱容，不得不懷疑這些回教國家的‘法律’是否紙上談兵而已？
這其實也是法治的最大考驗。曾有歐美學者大談國家強盛是在於憲法完美，一個非洲來的聽眾不服氣地說：那又怎樣？我自己國家的法律，不也寫得很漂亮？
漂亮的法典若沒有實施，仍然只是廢紙一疊。比如說，今日有很多殺人犯該送電椅，卻因家人哭訴或人權鬥士抗議而不處刑，甚至還有的請律師雄辯而宣判無罪，其他貪污案奸商案最後也不了了之，酒醉車禍等事件更不在話下，這樣的作為可說是扯法律的後腿。一般上法庭的，至少會有一人因判決而對法官不滿，但這不因此否定法官的必要，同樣地，有很多人不願繳交通罰單的錢，但如果不繳罰款也無所謂，以後一定更會交通大亂，到最後膽大的還會開坦克上街橫行無阻。縱有大公無私的包拯，也要有衙役侍候虎頭鍘，扮凶神惡煞作盡醜事。沒有執行的法律，就沒有保障人民的力量，冠冕堂皇的理念，終歸只是金玉其外。
摩西在西奈山下公佈十誡傳述律法，也得擔任法官和刑部，他才剛傳述十誡，百姓已經自己造金牛犢來拜，摩西立時叫身邊的利未人，去殺了這些拜牛犢的人，一天死了數千人。女先知米利暗曾藉故用言辭攻擊摩西，舊約聖經說神懲罰她生大痲瘋（皮膚病的一種），結果她被限制一週內身體不潔淨不可留在營內。祭司亞倫的兩個兒子擅自獻祭，結果被神的火燒死，這還是發生在公佈律法後不久，雖然懲罰直接到令人顫慄，可是對執行法律卻十分必要。戰國時代秦孝公求賢募才，曾有商鞅變法圖強，但他面臨的頭一件事就是太子犯法，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不准向太子下手而對太子的兩位老師用刑。商鞅算是殘酷，但他這句話點出了實行律例的瓶頸，上位者不服從這一套法律，底下民眾又怎能服？結果還沒開始執法就告失敗，還沒開始實行就自毀民望，剩下的變法圖強也成了泡影。摩西很清楚這點，所以他不能只罰以色列民不罰祭司，甚至罰祭司還得昭示萬眾，因為實施法律在於平等，但是更重要的是讓人民確認法律之前的平等，讓人民看到天子犯法的確是與庶民同罪。
不過領導、授戒、行政、司法重擔加於一身，還怎能帶領百姓前行？一次摩西的岳父從米甸曠野（今阿拉伯西北，紅海東側）來拜訪他，看到他從早到晚判案不完，立刻告訴他不能這麼做，法律絕不能只建於一人身上，一定要教百姓自己五十成數，各家各族先判定是非，疑難雜症再請示摩西。摩西沒有像雅各或約瑟事必親恭的態度，聽到這建議，立刻從各家各族選出可倚賴的長老，教導他們法律，得以監督百姓。這提案對後來的曠野路途有莫大幫助，不只讓摩西騰出時間做更重要的事，也同時讓人民自己去學習體會法律的精神，要如何學習？一切在於親身實踐。
雖然如此，許多一開始良好的法治都會經過時間而變質，過度重視法律的實踐，反而會由天下為公慢慢轉化為苛政猛於虎，就像後來以色列中宗教狂熱的法利賽人，為了吃飯洗手獻祭安息日的細節嚴加規定，甚至連一般民眾都無法做到，他們自認為是對神盡職，殊不知這樣做完全扭曲了法律的精神。摩西的律法要人敬神愛人，不是要把重擔加註於人，連規則中都可看到網開一面的細節，比方因貧窮委為奴僕，工作幾十年可以恢復自由身，這是避免讓人世世為奴，永無翻身之日。而在迦南地設立的‘逃城’也是如此。所謂逃城就是失誤殺人可以尋求的庇護，假若失手導致別人死亡，家族恐怕會群起攻之，報復難免，若是逃到這城，由祭司判定是誤殺，則家族不可再追究，可是殺人犯也終生不可離開逃城，（若祭司判是蓄意殺人，照常由家族處分。）其實這可算是猶太文化最早的監獄，誤殺縱算不必一命償一命，仍然要負責，仍然要終生離家，但是保留犯人性命不趕盡殺絕，卻是理性的真髓。
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和諧，若法令能為人著想，倒減少了許多人際衝突的戾氣。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古代無數律令不復存在，而今日西方基督教徒仍研讀摩西五經，畢竟它的人性思想已跨越時代，讓古世界許多嚴刑峻法都難見項背。
西奈山下，以色列人上了民智初開的第一課。而在他們到達迦南之前，還有其他課要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