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浩劫背後

由於勞役過重，以色列民向神求救，神便派遣摩西，向法老要求讓以色列百姓離開。法老自然不肯，神因此藉摩西在埃及降了十大災害，尼羅河水變血，蛙蟆侵宅，蝨蟲劇增，人畜病蔓，雷雹交加，飢蝗湧至，暗無天日，最後還擊殺全埃及每家的長子，固執的法老不得已才讓以色列人離境，但是他們還沒走到紅海邊法老又領兵追殺，神叫摩西杖擊海面，居然水分左右，讓以色列人走乾地過海，埃及追兵見狀也馳戰車下海，結果被海水吞噬全軍覆沒，九死一生逃脫埃及的以色列民因而歡呼感念神對他們的救贖，猶太教從此萌芽。

我個人不很喜歡讀舊約聖經的出埃及記，雖然看了會感到熱血澎湃，會為邪不勝正而歡呼，但轉念一想仍舊問題百出。可能因為這裡描述的神，和之前之後都大不相同，既不是冥冥中引領選民，也不是善意鞭策犯錯的子民，而是用各樣神蹟災害加諸於人或環境，藉此讓以色列人敬畏。當然，對一個四百多年寄居外地而被同化的民族，這樣的作為可能是必要的，而既然要拯救選民，也勢必要讓埃及帝國崩潰，以免後患，可是若讀者不是站在以色列人的立場，就多少會為埃及感到不平，想想這外來的游牧民族何能何德，居然有大能的神拯救他們，（而他們自己後來反而動輒棄神事偶像，未免忘恩負義），再則法老雖是心硬，埃及人民可也是受害者，前面說過全埃及大肆建設，其實埃及普通人也一樣淪為苦工奴隸，他們不過是謹守國無道默足以容的中庸哲學罷了。那麼若說神造萬物，對這兩個民族同是天涯淪落人，為何一個青眼有加，一個雪上加霜？

相信這樣的問題許多人都問過，不過還有一個更常問的疑點：這些天災太匪夷所思，影響又太劇烈，到底記載是真是假？

到目前為止考古學家沒有發現過任何有關出埃及記的證明，舊約聖經以外的文獻固然沒有，地層學也找不到禾穀畜骸，甚或紅海濱沙層異常的跡象。這一方面是出埃及記沒寫法老的名字，考古都把探查鎖定在‘王中之王’拉美西斯二世的輝煌時期，自是一無所獲。但是到拉美西斯三世，卻的確有過天昏地暗的史實，植物生長欠佳，飢荒災情慘重，民不聊生，接二連三的奴隸暴動等等，唯一差別是當時日光不足的現象長達二十年之久，有學者假設這可能是火山爆發引起大量火山灰烏雲蔽日，但是古代曾爆發的火山卻又沒有一座能大約符合年表，到最後大家對當時天災的由來依然莫衷一是。再而，全埃及當時約三百萬人，包括埃及、利比亞、努比亞、和西亞人四個最大族群，其他零星民族不算，而以色列人不過是西亞人當中一部分，若出埃及記數字可靠，當時一走就是兩百萬人，高達全國三分之二，這麼多的人口早該取得埃及帝國的主導權，又何必往巴勒斯坦去自立門戶？

既然資料不足，那就算了，反正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再多的辯證反駁、折中論點也是枉然，眾說紛紜言人人殊，越聽越睏，乾脆來攪混水，再加一個鮮有人知的歷史疑難：當時代瓦解的並不只是埃及，其實整個古文明世界在西元前一千兩百年左右都突然遭受時代衝擊，今稱青銅時代的崩壞。比方，土耳其的赫梯文明，和埃及簽和平條約後不久就消失無踪，兩河流域的巴比倫（加喜特王國）和亞述也都先後被取代，印度河流域持續八百年的王朝突然斷層，和接下來的吠陀文化幾乎毫無關聯，而希臘的邁錫尼文明也在這時垮台，甚至我們若看西漢劉歆所記年表，商末周初改朝換代約公元前1122年，距其他文明的隕落也幾乎同時。一個文明倒塌不足為奇，桀紂之輩亡國，自有英主問世，但一大堆同時代文明一起倒霉，總不能全部歸咎這些皇上奢淫兇殘弱智無能，（連子貢都認為商紂並非一般人傳說的暴君），亡國若非人為，必有天殃者也，埃及的災變也許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只是，若說古世界的破壞乃天災所為，那這全盤性的毀滅，是天理，天意，還是天譴？

* * * * *

提到希臘的邁錫尼文明可能大家面面相覷，但提到特洛伊戰爭，木馬屠城的故事卻無人不曉。荷馬史詩說世上最美的女人被特洛伊王子搶走，引發希臘各城派兵將船隊橫跨愛琴海向特洛伊宣戰，一戰十年，英雄百出，最後由智將奧德修斯造大型木馬，傳言希臘人因瘟疫退兵，這木馬就是獻海神求息怒，特洛伊人歡喜之餘將木馬拉進城，慶祝整日，到夜晚四下無人，藏在木馬內的希臘士兵悄悄鑽出，開城門放火造亂，裡應外合下特洛伊終於滅亡。

今天史學家已發現特洛伊遺跡，當年戰爭應是不假，但是荷馬史詩增加不少渲染，就像三國演義並非三國歷史，木馬屠城也是出於文人假想。更值得注意的是，希臘雖稱戰勝，其實兩敗俱傷，特洛伊被焚，愛琴海西的希臘各城市也難以自保，不久蠻族開始佔據克里特島、斯巴達、哥林多等地，盛極一時的邁錫尼文明竟招架不住，像骨牌般倒得一枚不剩，希臘從此陷入長達四百年的黑暗期，到荷馬的時代已無從辨認特洛伊在何處，更不知英雄傳說可信度有多高。

不過歷史不詳，一方面是因記載失散，一方面也因文字改變。今日西方各種語言的字母都起於希臘字母，但是這些字母是由海上的腓尼基人所創文字衍生，邁錫尼文化並不是用這些字母，（它本身有兩百多字母，其中有部分像日文的五十音，但還有百餘字代表意義，遠比後來的希臘字母複雜）。不止是邁錫尼，青銅時代滅亡前，兩河流域流通的是楔形文字，埃及使用的是象形文字，可是古世界進入全面黑暗期，這些文字也都同遭沒頂，黑暗期後大約西元前八世紀的世界，簡單的腓尼基文字已演化為希臘字母、古希伯來文字、南阿拉伯文字、和古亞蘭文字（古亞蘭文是現代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的鼻祖，在阿拉伯帝國未興起之前一直是西亞最普及的文字），簡化的梵文開始為印度人廣用，商朝的甲骨文鐘鼎文也演變成周朝的大篆（又叫石鼓文）。

文字能被推廣使用，和文化軍力宗教都不相關，腓尼基人重商不重文，自己有值得廣用的文字卻盡量用他人的文字貿易。相反地，亞蘭人除了盤踞敘利亞一帶，並沒有突出的文化，連貿易都沒有以色列人富，但是他們提倡二十二個簡單符號，能勝任六百多個楔形文字的工作，這對社會改進教育普及有莫大影響，以前只有貴族才識字，所有資訊也都被難辨的記號封死了，現在換成凡人可用的文字，豈不方便？同時代的文字進化中，希臘文二十四字母，梵文三十六字母，也是把過去繁多的字體篩選改良。中國雖然沒有這麼做，但是大篆字體結構均稱，線條完整，形趨方正，開始擺脫象形的拘束，既沒有甲骨文大小不一錯綜複雜的麻煩，自能補足民間傳播溝通上的需要。

但對近東古文明世界，這文字改革還只是一半的故事。其實當時兩個不同語言系統正在爭奪未來，一是閃族語系，一是印歐語系，地中海這邊，閃族的腓尼基殖民帝國正和滲透全歐洲的印歐語言角逐天下，土耳其北方，印歐語系的弗呂加人填補了閃族赫梯帝國留下的空位，高加索山下，印歐語系的亞美尼亞人取代了閃族的烏加里特人，兩河流域東，閃族的亞述阿卡德語言與印歐語系的米底語言還在長期抗戰，波斯灣一帶，非閃族語系的蘇美爾文早已作古，閃族的巴比倫文和印歐語系的波斯文也仍在較量高下，（波斯語言其實才剛繞過中亞踏上伊朗高原，他們的語言祖先仍將繼續徘徊烏克蘭和西伯利亞南方長達兩千年）。

意大利人文學家Lorenzo Valla說，要拋開語言的枷鎖比要掙脫暴政蠻軍還難。學過不同語言的人大概都會有同感。處於板蕩中的兩河流域往往官方語言一套，民間語言一套，偏偏兩河流域的識字率又比同代文化要高，（舊約聖經傳說的巴別塔就是巴比倫），那麼在這語言文字的比賽中，人們為何捨棄傳統語言文字，反而崇尚新的系統？

或者，把出埃及記、青銅文明崩壞、特洛伊戰爭、文字、語言等因素加在一起，我們看到了什麼？

的確，那是個天災人禍，兵荒馬亂的年代，但人也在窮途末路中覺醒。為偉大的法老劬勞效命，目的是什麼？攻打特洛伊十年的無主孤魂，得到了什麼？青銅矛尖對鐵甲戰車，自誇什麼？無知的蟻民任由難辨文字擺佈，無口的村婦任由高官巫蠱剝削，謊言貪婪淫靡驕奢到處有，欺壓凌虐凍餓離散見不盡，人存在的價值又是什麼？自比為神的君王領導，在日月無光草枯水竭的王國中還要擺足架勢，向這種人忠誠什麼？階級之分永遠是擠不穿的厚牆，再怎麼學語言文字，向自己肯定什麼？古世界的天地在淌血，留下當奴隸做什麼？古世界的浮華在煙消雲散，逞強當英雄做什麼？

積壓的怒火終於爆發，燎原的烈焰席捲天下，有人說是替天行道，有人聲援奴隸解放，有人倡導眾生平等，有人占卜國運已盡，號召種種各有信眾，可是古文明各王國還有一口氣在，怎能任憑戎夷舉戈，屬民造反，勞工風波？於是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向鞏固自我的既得利益者開戰了。但是打蛋容易生蛋難，要亂簡單，要治卻要花上百倍功夫，三國時代全中國人口頓減十分之七，青銅末年的西方世界大概也荼毒甚劇，遺下幾百年的黑暗，一方面是棄絕傳統，一方面也是乏人傳承，中國改朝換代後常有所謂‘無為’之治，實可解為‘無能為力’。這是令人哀悼的下場，因為覺醒的人一下子又面對沒有未來的昏暗，剛認同的價值觀又再次被否決，勢必陷入更深的困惑。

在這種狀況下能打破困惑重新領路的，也許只有宗教了：魏晉南北朝有佛教，羅馬亡國之際有天主教，青銅文明走到山窮水盡也一樣，真的是‘天’無絕人之路。

伊朗北方的米底人（又稱瑪代，曾和波斯齊名），留下記錄不多，但是西元前十一世紀米底卻有瑣羅亞斯德，在文明黑暗期點了一盞明燈，就是拜火教。拜火教最重要的教義，闡釋光和暗、善和惡、真理和虛假、天堂和地獄，都在人心中不斷爭鬥，拜火，其實也在追求光明和真理。距他千里之外，摩西也在西奈曠野向以色列人頒布十誡，要百姓盡心愛神，還要愛鄰舍如己。兩個宗教一東一西，如同沉睡在燦爛輝煌中的世界，到漫漫長夜終於張開雙眼，在喧囂塵世中沉寂了數百年的人生哲思，終於再次尋獲答案。

而這個答案，仍然要人到曠野中體驗，底比斯的巍巍神廟，邁錫尼的磊磊城牆，巴比倫的浩浩皇都，給人的只是臉上貼金的自大，和暫時的安全感，將會黑暗的天下仍要來臨。離開了文明，看破了唯我獨尊的謊言，才會追尋肉眼未見的真理，經歷了生不如死的勞役，才會嚮往博愛精神的社會，度過了天崩地裂的浩劫，才會停止永無止盡的貪念，轉而求神眷顧求神引領。

我們不是要肯定天災，但是我們也不需要視患難為天譴，畢竟，災難可以洗滌人心，也可以潔淨世界。

荀子《天論篇》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若增加農桑生產而節省日常用度，那麼天是不能使人貧困的；若養生之道完備而行動適合時宜，那麼天是不能使人生病的；若做事依循禮義而沒有絲毫差錯，那麼天是不能使人罹禍的。但是相反的話，水災旱災還沒到來人就飢餓，大寒大暑還未逼近人就生病，祅怪還沒出現人就不祥，又怎能埋怨上天？用荀子的觀點再往前推，天災正是要篩選世人有備無備，疾病正是要考驗世人健康狀況。不過荀子只考慮規律的天行，正常的歷史，碰上這般文明史上的劇變，再多的準備再健康的生活也是枉然，人只能說天意弄人，哭笑不得。但話說回來，若不是天意，能在亂世中留命的又有幾人？

考古家曾在埃及發現一份紙草，上面詩詞記了無盡的哀嘆：尼羅河水氾濫，卻無人種田，沒有人知道天下將如何...窮人推倒有勢力的人，火燒城牆，盜竊無數...瘟疫全地，血腥到處，死人被葬河水裡...河成了血，人還是照喝...上埃及變為廢墟，死的都是貴族...工匠沒了，牛羊失散，無人趕集，沒田的人成了地主，借糧的人成了發糧的人...人說，我恨不得死了，孩童說，我恨不得不要被生下來...大家問，食物的味道，還記得麼？憤怒的人說，神在那裡？

沒有人能證明這裡提到的是否和出埃及記有關，但是絕望的聲音，更顯天災人禍的悲劇。看到後面怨恨的質問，實在有如尼采說“神死了”的觀感。可是神真的死了麼？其實神並沒有死，神是在孕育一個更好的未來，更長進的世界。同樣是飽受憂患歷盡滄桑的時代，摩西五經的第一句卻是“起初神創造天地”，今天有不少人為這句話的科學性爭執不休，但是遙想當年古世界盡毀的殘局，倒要對這句話隱含的意義刮目相看了，埃及這邊是心冷到活不下去，反而離開埃及的這邊在述說一種充滿盼望的人生觀，有盼望不代表旅途平順，但是面對艱辛的前程，寄望的人遠比絕望的人有可能達到目的地。

摩西面前的海水分開了，以色列人也踏上坎坷之路，他們背後的埃及將逐漸黯淡，他們卻將走入歷史新的一頁。

興衰：湮滅的輝煌

舊約聖經說以色列人寄居埃及四百三十年，很可惜，這幾世紀的民族史卻是一片空白。既沒有記載，那就來看看埃及這一邊。談西方文明總會提到埃及，但是埃及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它的歷史又是如何？英國浪漫派詩人雪萊，1817年曾寫名著Ozymandias：

我見到一位從古國來的遠客
告訴我，沙漠裡矗立著兩柱石像的巨腿
腿旁，半沈在沙裡，有一張殘缺的臉
眉頭深鎖，嘴角翹起，儼然浮現藐視的冷笑
可見得當初雕匠對君王觀察很深
所以無生命的鏤刻上，表情直傳至今
似乎雕刻的手要諷刺已作古的暴君心意
像座下依稀殘留兩行字：
“吾乃奧西曼達斯，王中之王
眾霸主，看我豐功偉業，也當黯然失色！”
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留下
環繞這巨大遺蹟的，卻是空無一物
只有萬里平沙綿延到天際

這首詩當時還曾經引起歐洲對埃及的考古熱。究竟奧西曼達斯是誰？一般史學家公認是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西元前十三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帝王，然而在他之後的埃及只有走下坡，內憂外患幾個世紀，向亞述巴比倫稱臣幾個世紀，被波斯吞併幾個世紀，希臘軍閥羅馬鐵騎統治下幾個世紀，阿拉伯、額圖曼帝國掌控下幾個世紀，千百年來已經見不到古埃及文明的原本面貌。今天世界對這文化先祖的認識還是十九世紀以來歐洲考古家挖掘發現的，最具代表性的人面獅身像在1925年全部從萬里平沙中呈現，可說整整挖了一百多年才出土。

要了解文化必須先了解歷史，而要了解歷史也須先了解地理。其實埃及是得天獨厚的魚米之鄉，富饒之地，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曾寫道，埃及是尼羅河的贈禮，最早的埃及人稱這地方為黑地，因為尼羅河連年氾濫都會帶來肥沃的黑土，而這份黑土贈禮孕育了不止是埃及，還包括地中海其他文化，羅馬帝國一向強調誰能掌控埃及誰就能掌控羅馬城，畢竟埃及是全帝國的糧倉。當然，長江黃河恒河印度河以及中東兩河流域也都是“大河文明”，不過埃及比起其他地方還有地理環境的優勢，北邊是風浪滔天的地中海，南邊尼羅河上游有六七片山勢險阻的瀑布，西邊是只有駱駝能走的薩哈拉沙漠，東邊除了西奈半島一小部分之外，又是難以橫渡的紅海，只要守住西奈，自可趁早建立一統大業，無後顧之憂，不像兩河流域四方受敵，（東有山林野人，南有沙漠游民，北有土耳其的赫梯文化，西方又有巴勒斯坦部族），不像印度西北不斷受雅利安人攻擊，直到公元前四世紀才出現帝國，甚或像中國的中原地帶，三山五嶽易分難和，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天下還要修長城，築驛道，遷萬姓充屯邊地，謫罪犯戌守疆防，實是守成不宜。埃及人在五千兩百年前就開始建金字塔，比任何文明要早，最重要因素是帝國統一，文化水平已奠定基礎，又能管制大隊勞工無數資源，自能創造不朽的巨陵來紀念霸業。

然而如此霸業，為何回歸塵土？是人為錯誤？還是時不我與？或是因為任何帝國皆無法避免合久必分的命運，埃及也不例外？

* * * * *

公元前三世紀的埃及祭司Manetho把埃及歷史劃分成三十個王朝，又整理成幾個時期：古王朝，第一中間期，中王朝，第二中間期，新王朝，最後沒落消失。古王朝是大家最熟悉的，著名的金字塔和人面獅身像都是古王朝時期的產物。到了公元前二十二世紀，也是蘇美爾人最活躍的時期，埃及卻陷入歷時百年的黑暗時期，也就是第一中間期。中間期過後，埃及恢復中王朝的一統，這時代不像古王朝耗資動眾造金字塔，較典型的巨建倒是方尖碑，狹長的碑體四方刻上紀念文字，尖頂上以金包裹，耀眼如日，還可像日晷一般用以計時。中王朝最後被喜克索斯人推翻，這就是是第二中間期，而雅各全家到埃及也是這外族統治的時代。

那麼，我們大概可以把接下來幾世紀的歷史分成四個一百年來看待。

第一個一百年，是喜克索斯人的時代，雖然曾有約瑟的治理，再來卻後繼無人，這個外族王朝只有百年之久，經歷三十年拉鋸戰，埃及終於在公元前十六世紀再次統一，是為新王朝，在三十王朝中這是第十八。

第二個一百年，是十八王朝的鼎盛期。可能因為外族統治的恥辱，加上新官上任三把火，中興的埃及很快地向蘇丹（當時稱努比亞）、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進軍，一時帝國幅員達到史上最廣，北達幼發拉底河，南至尼羅河第四瀑布，為了奪取敘利亞的主權，還曾和土耳其的赫梯人征戰多年。許多史上有名的埃及君王都出於十八王朝，其中包括史上唯一的女法老赫雀瑟（Hatshepsut），她大力推廣貿易，甚至商業遠達紅海畔的衣索比亞，當然也有許多驍勇善戰的法老。但是除了領土之外，這時代的法老子嗣並不多，也因此積極培育繼承人，有的是入贅的女婿成為法老，有的是父子一起掌管全國，等兒子長大了父親自動退位，但是無論是哪種形態傳位，延續的王朝卻不曾中斷，國力一直保持在最高峰，代代法老都執政二十年以上，也都葬在帝王谷。

第三個一百年，是埃及在傳統和新文化之間的選擇。十八王朝末期出現了法老阿肯那頓(Akhenaten)，他帶動宗教革命，主張擯斥萬神，獨拜太陽神，並且特地為太陽神建立新首都，但是他大概也知道強行推動宗教改革恐怕會人心不服，所以對傳統崇拜仍相當縱容。由於除舊立新，這時埃及的藝術也有突破性改變，不再是從前的死板雕刻，而是創出自然的動態風韻，法老的皇后Nefertiti是當代美人，古時一座頭像保存至今還是栩栩如生，這種新的藝術以後還會影響到未來希臘雕塑。可是阿肯那頓到了晚年卻變本加厲要全國接受新宗教，甚至記載其他神明的典籍都被銷毀，造成許多人不滿。他死後埃及發生嚴重瘟疫（可能是最早的瘧疾或小兒麻痺，他兒子，亦即下任法老圖坦卡蒙(Tutankhamun)，金面具下的木乃伊其實雙腿不便，終生宿疾苦纏，十九歲被弒），原本建造的新首都也因瘟疫而廢棄，人民更認為是改革觸怒了古埃及諸神，於是罷黜獨一神觀，再次回到泛神論的世界，新的藝術文化也跟著胎死腹中。

阿肯那頓的改革還有另一個負面影響，過度重視宗教，反而連經濟軍事外交都忽略了。圖坦卡蒙雖努力恢復邦交，但是體弱多病的他實在無力回天，十八王朝的最後兩任法老，一個是攝政親王，一個是將軍篡位，其實和皇室早無血緣關係，而後又被當朝宰相取而代之，開創十九王朝。

第四個一百年，是讓人讀起來很困惑的時代，埃及這時輝煌如日中天，但是仔細觀察又覺得問題重重。十九王朝的始皇帝登基不到兩年就駕崩，他兒子重振軍威，曾和土耳其赫梯人交戰再奪敘利亞西境，卻未果而返。他在位十一年逝世，埃及帝國這時還未達十八王朝的版圖，富強程度也不及十八王朝初年，感覺上倒像是法老急著向各國各族展示君臨天下的威信，也積極像前朝一樣大興土木重建古都底比斯（Thebes，今稱盧克索Luxor）。

而接下來繼位的第三代領導人，就是前面詩中提到的‘王中之王’，拉美西斯二世。

拉美西斯二世活到九十多歲，在位長達66年，比他自己許多兒子還長壽。他登基不久就開始平定南方努比亞，西方利比亞的動亂，第二年海上出現海盜，法老遣兵埋伏，在尼羅河河口海戰大勝，有些投降的海盜還曾擔任埃及衛兵。接下來他對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四度用兵，一方面當然為了重奪父王十年前無法佔據的敘利亞一帶，一方面也是要和赫梯文明較個高下，作戰準備曾經達到每週鑄造兵器千只，盾牌千面，戰車百餘輛，軍力號稱十萬，在當時全埃及人口約三百萬，如此增兵絕非小數字，不過大軍到敘利亞卻遭土耳其偷襲，拉美西斯最後敗中求勝，折損兵力不少，自己逃回埃及後還吹噓是大獲全勝，底比斯的神殿牆上刻的說他孤身殺敵無數，可謂君主提升地位的一貫伎倆。過幾年後他回原地雪恥，這次軍隊由死海北上，攻破耶路撒冷和大馬士革，也增加駐兵。第四次總算恢復百年前的國土，只是勝利與否都毫無意義，雙方都無法決定性地擊敗對方，最後法老在位二十一年時兩國簽和平條約。

歷史上許多和平條約實為妥協，對埃及而言，好戰不知歸，早已軍心渙散國庫難撐，對土耳其而言，已經有其他敵人虎視眈眈，豈可鷸蚌相爭，讓亞述和巴比倫有機可趁？結果，原先搶得你死我活的敘利亞西境，休戰後反而落入未來海上帝國腓尼基人的手掌，巴勒斯坦也漸漸被海盜入侵，後來人稱非利士人(Philistines)。雖然名義上還是埃及領土，其實二十年戰役已種下分崩離析的禍根。

除了戰爭，拉美西斯對建設也是不遺餘力。若說古王朝建金字塔，中王朝造方尖碑，那新王朝最典型的建築就是寺廟殿宇，從十八王朝以來代代法老都有巨建，而殿宇之宏偉壯觀，費時耗資，可媲美任何金字塔。也許有人會認為這些建設是揮霍，但是適度的建設其實可以宣揚國威，可以帶動經濟，可以鼓舞民心，也可以提倡文化，歐洲有大教堂，印度有泰姬陵，中國有雕廊畫棟亭台樓閣，建設本身並非百害無一利。

不過超量的建設就大有問題了。拉美西斯在位時，埃及自尼羅河三角一直到努比亞，到處有他的‘業績’，就算不是他建的國家遺產也都被他刻上印記，底比斯西側有紀念他自己的神廟，尺寸比往昔的宮殿都要氣派，努比亞的納塞湖畔有兩座龐大的天然石鑿廟宇，在皇后谷為原配髮妻闢建美崙美奐的陵寢，帝王谷中最大的墳墓曾葬了他52個兒子，另有一百多墓室未曾使用，前朝靠近西奈的夏宮被他開發成不下底比斯的大都會，一方面補給軍隊一方面也為自己建更雄偉的夏宮，（舊約聖經中以色列人被迫奴役建造的，就是這個都城，1995年在尼羅河三角洲東緣的農田下被發現，根據地層掃描，碩大的皇宮還附帶動物園，戰車停放的軍營也佔地驚人）。他有生之年幾乎讓全埃及改頭換面，讓自己的形象永不磨滅地留在石頭上，有時還剷除前代的刻記，重新叫人把自己豐功偉業刻得更深，大概是不想讓後代也來剷除自己這堆刻記。對他來說藝術就是政治宣傳，他留下大批紀念碑來顯揚戰勝外敵的事蹟，為自己設立的巨像比任何法老都要多，而且動輒超過千噸，最大的立於孟菲斯(Memphis，今天開羅以南)，由整塊紅色大理石雕成，由南埃及運到尼羅河下游，單單這份工程就要上萬人搬運，可能畢生興建太多宮殿廟宇，普通石材普通大小普通造價已經看不起眼，非得要做得更有看頭，雕像才配得上尊貴的他。

這一連串建設令人瞠目結舌，也讓人覺得自大成狂，比起十八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其實功業有所不及，唯一能誇口的只是長壽，可以統治三十年的法老寥寥無幾，通常掌權超過三十年的在埃及都會由‘人’蛻變成‘神’，統治66年，那就已經昇華到眾神之首了。既是神，下面阿諛諂媚的也多，越令人飄飄然不可一世，他所領導的百姓沒有他高齡，可能一生只知道這個法老，何況他為埃及帶來和平強盛富庶，民眾感念還來不及，有誰會去質問他的作為是否讓帝國元氣大傷？是和平，還是疲憊厭戰？是強盛，還是操縱媒體？是富庶，還是奴役萬民？

王中之王，背後竟是個沒有未來的埃及。

商業暢銷作家Jim Collins曾寫道，成功會使人盲目，當每個人都稱讚你的領導能力，當各方文獻，甚至你的敵人對手都把你捧得高高在上，你豈知你已踏上下滑的陡坡？畢竟月滿必缺，每個人每個機構組織無論再怎麼偉大，都會因時間改變而不再維持於頂點，只是下坡的路就像疾病一樣，早期難診易治，到病入膏肓時已是易診難治，五死五生。有人能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有人卻是能力喪失之後還必須繼續演‘天才’的角色。一個國家也是如此，有的已經外強中乾卻不能不繼續飾演大風起兮雲飛揚，四海縱橫奔無疆的泱泱大國，既滑稽又可悲的丑角。

再看許多國家興亡公司成敗的例子，也能見到相似的劇本：

一、成功生驕傲。一個國家鼎盛時期會有慣性，就算領導者做了錯誤抉擇也無傷大雅，更常見的是領導者臉上貼金，把不是自己功勞的事蹟，浴血沙場的勝利，甚至百代難見的豐收都盡稱為自己英明睿智的統治。連領導身邊的人也視成功為理所當然，歌功頌德有之，共享榮華有之，自認輔佐皇上如諸葛再世的也不乏其人，到最後已經沒有人問國家為何強盛，公司為何興隆，既然事在人為，就算天塌下來又有甚好怕的？

二、貪求‘更多’。自認是精英的，總帶有極度自信，既覺凡事無往不利，那何不做得更大更廣更隆重更有成長空間？要封王封侯領紅利之前，總要先提升自己的價值，讓領導者肯定，而領導者要建紀念碑之前更會努力誇飾成就。公司可能會挑戰未知的市場，帝國可能會進軍未定的蠻荒，殊不知蠻荒地帶易攻難守，軍糧難至，百年前落後的土著可能已學用新的武器，百年前險阻的荒野可能已採用騾馬交通。當然，對貪求的人這些都不是問題，前人失敗是因好大喜功過度輕敵，螢燭之火也敢與日月爭光，別人做不到，自己未嘗不可。

三、否定風險危機。內部的危險訊號已開始增加，但是外在的成功還是強得可以解釋內部‘暫時’的不定，農作欠收只是週期性變化，勞工不滿比起往昔根本不算什麼，政策本身是不會錯的。這樣一來，利想得多弊想得少，自可把問題都歸結於外在條件。許多大公司的最高效率小組，其實口號多資料少，非但看不見眼底下的弊病，還會積極慫恿董事長倍增賭金，讓公司不計結果地擴大風險。

四、溺水抓稻草。累積的問題越來越多，機構組織下坡的路也越來越陡，這時領導者又如何處理？有許多危急時的反應，會使問題更惡化。很多人不去問興衰的緣由而只是想找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針：新宰相，新內閣，長袖善舞的代言人，譁眾取寵的政策，換血的改組，制度的重審，大型建設，大軍出征，大肆編列預算，大宗企業國有化，這些方針也許剛開始有效，但是往往藥力減退後副作用仍持續良久，而領導者又會不耐煩地實施下一個‘錦囊妙計’，沒有冷靜的判斷求生存，只有焦灼的自掘墳墓。

五、坐以待斃。溺水中亂抓的越多，越是消耗體力，整個系統也崩潰得越快，到最後公司財政紊亂，全國人心思變，領導者也會完全放棄稱雄的展望，有的總裁毫不掩飾地公飽私囊蟬過別枝，有的霸主感慨萬千地引歌垓下自刎烏江，反正大勢已去，還裝腔作勢什麼？天要我死，非我作戰不力之過。真正能不惜顏面東山再起的勾踐可沒幾人，自尊越強的越不肯低頭，也越可能犧牲部下倒閉企業，火燒宮殿斷送江山。

拉美西斯二世沒有看到帝國的末日，甚至在他以後還有九位法老沿用他名字，無非想重造英雄傳說，但是輝煌過去了，偉大的帝王死後一百五十年全埃及動盪不停，自己兒子為王位相殘，尼羅河氾濫又不如從前，再加外敵侵擾內臣貪污民不聊生，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帝國日落，也是手難遮天。

到了二十王朝的拉美西斯三世，埃及終於發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勞工風波。